叶兆言：《东吴的天空》

源济

叶兆言：公元211年，孙权无意中种下的一棵树苗 

原创 2017-09-04 叶兆言 大家

文 | 叶兆言

南京的城市历史，应该从三国时代的东吴开始。为什么呢，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这个城市的记录才算有点靠谱。在此之前，当然也会有文字记录，也会有各式各样考古发现，然而更多的还是一些传说。说起来好像寻根求源，好像来头也不算小，其实都是七零八碎的东拼西凑。

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所谓更为遥远的考古发现，不过说说而已，有时候也是为写文章而写文章，当不了真。

▲文伯仁（明）《金陵十八景册》之石头城

譬如南京汤山的古猿人，譬如以市区鼓楼岗北阴阳营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原始村落，譬如被称为湖熟文化的秦淮河流域密集原始聚落。还有楚国在今天六合设置的棠邑，据考证是南京有历史记载的最早地方建置。吴王夫差在朝天宫一带修筑的冶城，越国灭吴后在中华门外长干里筑的越城。公元前333年，楚威王熊商于石头城建了金陵邑，金陵之名便源于此。这些记载说起来都似乎言之有理，无一不显得太空洞，都太像传说，像虚无缥缈的九州禹迹一样，你说有就有，说没有也不碍什么事，反正是让人看不见摸不着。

很显然，要描述南京历史，要展现南京文化，要给这个悠久的城市竖碑立传，最合适的方法，最恰当的形容，就是应该从三国开始。从三国的东吴开始说起，早一点或晚一点，或许都不太合适。

换句话说，南京的城市历史，与东吴的孙权有着非常重要关系。有时候，历史就是英雄创造，唯心史观也好，唯物史观也罢，反正这位叫孙权的好汉横空出世，与南京关系非同寻常，他的想法决定了南京命运，他的个人意志促使了这个城市诞生。中国人有句俗话，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为什么呢，《水浒》里教唆了太多反叛，小孩子看了会生不安分之心，会忍不住捣乱。老不看《三国》，在三国演义故事中，隐含着太多政治，有太多心机，明白了《三国演义》，基本上也就无师自通地学会玩政治，就懂得了险恶的权术。

▲电视剧《三国》中的孙权（张博饰演）

三国时期很像中国历史上的战国，七雄秦楚韩魏燕赵齐，一会儿合纵，一会儿连横。往好里说希望国家统一，往不好里说，就是谁都野心勃勃地想吞并天下。对于老百姓来说，身处在这样的时代，注定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七雄或者三国，都是天下大乱，都是老百姓遭殃。都是你打我，我打他，他又打你，一场战争接着一场战争。不管怎么说，秦始皇的一统天下，多少是件好事，起码老百姓感到安生了。然而秦始皇刚死，天下又开始混乱，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陈胜吴广不足为训，最后能够站出来争夺天下的，只有项羽和刘邦。好在楚汉相争的混乱局面很快结束，秦汉从此并称，暴秦一结束，汉继承了大统，中国又一次统一。然后汉再分裂成西汉和东汉，到东汉末年，天下又再次大乱，然后呢，然后便是我们正在说的三国。

为什么叙说南京这个城市，最好是从三国开始，因为在三国之前，这个城市真的没什么太大名气，它实在是太不起眼。

在三国之前，以江苏境内的城市为例，南京没有苏州的名气大，更不如徐州，比它历史悠久的城市，掰手指数数可以有一串。在三国之前，南京甚至都不应该称之为城市，虽然它已经有了一连串的地名，譬如冶城，譬如越城，譬如金陵邑，又譬如秦汉时期的秣陵。然而规模都太小，更像是一些村庄，称之为一个城市十分勉强。真相其实很简单，如果不是三国的东吴在此定都，如果不是孙权在此做了皇帝，南京显然不可能有后来的历史。

南京这个城市就是在三国时期发展起来，说它诞生于三国，不仅没什么大错，而且可以给人比较直观的印象，毕竟男孩子们玩的一款最流行游戏就叫三国。功盖三分国，遗恨失吞吴，三国的故事老百姓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大家多少都会知道一些。

譬如《三国演义》第一次写到南京，是在第十五回，回目是“太史慈酣斗小霸王，孙伯符大战严白虎”，这时候，还没有孙权的什么事，出场露脸的是他哥哥小霸王孙策，也就是回目上的“孙伯符”。这时候，三国还不是三国，还处在群雄纷争时代，曹操还没有完全成气候，还在与吕布激战。刘备还在四处挂单，孙权还是小弟弟，他哥哥孙策刚与自己同岁的周瑜结交。

▲《三国志》游戏中的孙策

孙策还兵复攻秣陵，亲到城壕边，招谕薛礼投降。城上暗放一冷箭，正中孙策左腿，翻身落马，众将急救起，还营拔箭，以金疮药傅之。策令军中诈称主将中箭身死。军中举哀。拔寨齐起。葬礼听知孙策已死，连夜起城内之军，与骁将张英、陈横杀出城来追之。忽然伏兵四起，孙策当先出马，高声大叫曰：“孙郎在此！”众军皆惊，尽弃枪习，拜于地下。策令休杀一人。张英拨马回走，被陈武一枪刺死。陈横被蒋钦一箭射死。薛礼死于乱军中。策入秣陵，安辑居民；移兵至泾县来捉太史慈。

这时候的南京还叫秣陵，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城，很不起眼。秦朝实行郡县制，把全国分为36郡，一个郡又有很多县。秦朝所置的秣陵，还有江乘和丹杨，这三个县的县治都在今天南京地区。秣陵管辖的范围为宁镇山脉以南，在横山以北，在茅山以西，这一片区域最初隶属鄣郡，后来又一度改属会稽郡。

小霸王孙策拿下秣陵，立刻移兵到泾县，说明他心目中根本没觉得南京有多重要。在征服江东的过程中，秣陵只是孙策拿下的无数地盘之一。

如果继续以《三国演义》这块敲门砖来叙说南京，我们会发现，在三国鼎立之前，南京这个微不足道的区域，基本上不如群雄法眼。不止是南京，整个长江以南，都不是显得很重要。孙策和孙权兄弟的家业来自父亲孙坚，他们是江南吴郡富春人，一开始打天下，却都是在北方发展，都是带着自己的子弟兵去北方作战。吴郡富春只是孙氏的龙兴之地，208年，也就是建安十三年，孙权由吴郡迁徙治所到镇江，拉开了向西部发展的序幕，当时的镇江还叫京口。所谓“迁徙治所”，就是把办公地点从苏州一带移到镇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根据唐人许嵩的《建康实录》记载，目的就是为了要与曹操打一大仗。

这一仗就是著名的赤壁大战，这时候，曹操已经统一了北方，气势汹汹地准备南下，打算统一全中国。这时候，处于劣势的孙权和刘备联手，在赤壁打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仗。本来要打赤壁大战，与南京没有一点关系。与镇江也没有太大关系，这时候，镇江虽然是吴国的治所，吴国的军队并不在此，决战地点不在此，它的总指挥官孙权也不在此。打了赤壁大战，情况完全不一样。赤壁一战奠定了三国的格局，这一仗打完，三国开始鼎足，镇江也正式成为东吴的中心。或者换句话说，镇江成了东吴的福地，因为孙权在将治所迁到此地的当年，便打了一场决定自己命运的大胜仗，东吴从此有了建国基础。

镇江距南京只有六十公里，有山有水，有江有河，与南京相比，进可攻退可守，地势优点完全不比南京差。自从东吴定都南京，也就是定都金陵，虎踞龙盘这样的夸张形容，多少年来就没有过离开过。平心而论，在长江中下游，沿江流域类似这样的地形数不胜数，然而东吴偏偏是在最后，选定了南京。

从吴郡搬到京口，不过经历了短短三年时间，也就是赤壁大战之后的第三年，孙权又一次迁徙了治所，这一次是把他的指挥部继续西移，移到了秣陵，并为秣陵改了一个名字，移到了南京的石头城下。关于这次迁治，《三国演义》中是这么描述的：

却说孙夫人回吴，具说张飞、赵云杀了周善，截江夺了阿斗。孙权大怒曰：“今吾妹已归，与彼不亲，杀周善之仇，如何不报！”唤集文武，商议起军攻取荆州。正商议调兵，忽报曹操起军四十万来报赤壁之仇。孙权大惊，且按下荆州，商议拒敌曹操。人报长史张纮辞疾回家，今已病故，有哀书上呈。权拆视之，书中劝孙权迁居秣陵，言秣陵山川有帝王之气，可速迁于此，以为万世之业。孙权览书大哭，谓众官曰：“张子纲劝吾迁居秣陵，吾如何不从！”即命迁治建业，筑石头城。

至此古城南京开始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建业”，非常励志的两个字。打赤壁大战时，孙权只有二十六岁，决定迁治南京，也还没到三十岁。迁治南京体现的是他打算继续西进的决心，北面的曹操不可不防，西面的西蜀同样不能不防，不仅要防，而且要进一步图谋，要先西进，然后再迂回北上。

当初孙策中箭身亡前，曾拉着弟弟孙权的手，语重心长地说，若论打仗，冲锋陷阵弟不如兄，若论知人善用，运筹帷幄，兄不如弟。裴松的《三国志》上是这么写的：

呼权佩以印绶，谓曰“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基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至夜卒，时年二十六。

《三国演义》上描述也差不多，只不过是多了一句话：

卿宜念父兄创业之艰难，善自图之！

▲孙策与孙权的权力交接，图源《三国志》游戏

这说明孙策临死前，对弟弟孙权还是有些不放心。孙策死时二十六岁，孙权打赤壁大战时，也是二十六岁。事实证明，吴主孙权要比他哥哥厉害得多，对于局势的判断，很有着自己的独到眼光。《三国演义》第二十九回，“小霸王怒斩于吉，碧眼儿坐领江东”，写小霸王孙策之死，读起来有些荒唐，完全是小说家的笔墨，关于碧眼儿孙权的一段描写，非常到位：

孙权生得方颐大口，碧眼紫髯。昔汉使刘琬入吴，见孙家诸昆仲，因语人曰：“吾遍观孙氏兄弟，虽各才气秀达，然皆禄祚不终。惟仲谋形貌奇伟，骨格非常，乃大贵之表，又亨高寿，众皆不及也。”

▲《历代帝王图》中的孙权形象

孙权字仲谋，活了七十一岁，十八岁即位，在位时间很长。他听从了谋臣张纮的遗言，在公元211年迁徙治所南京。这个迁治在操作上颇有些随意，有些心血来潮，而且还有很多后人的附会杜撰。事实上，当时的东吴迁治，基本上就是把指挥部临时挪个地方。为了打赤壁大战，东吴的治所从吴郡迁往镇江，现在，为了要继续西进，指挥部再往西走，就必须转移到了南京。

事实上，孙权后来更看中的地方，还得往西，那就是武昌，不是武汉三镇的武昌，而是今天的鄂州。孙权甚至还看中过湖北的公安，这地方更往西，离荆州已经不远了。

公元211年，孙权把他的指挥部移到了南京。这次迁治的重大意义，就像种树一样，长成大树虽然是后来的事情，然而恰恰就是在这一年，南京这棵小树苗被孙权在无意中种下了。

所以说是无意中种下，是孙权自己也没有想到，南京这个临时据点，这个临时的指挥部，一旦被确定下来，仿佛注入了魔法一样，从此就会变得无限神奇。从此，南京的历史开始了，从此，要想做出什么改变，要想继续挪一个窝，再也不像过去那么容易。南京这棵小树苗，在211年开始成活，它开始扎根，它的根须开始向下向深处进发，渐渐根深柢固，终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题图：南京，石头城遗址公园

【作者简介】 

叶兆言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著有《花煞》《烛光舞会》等。

源济

叶兆言：被“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打破的历史禁忌 

原创 2017-09-12 叶兆言 大家

《东吴的天空》草稿之二

文 | 叶兆言

龙盘虎踞也好，帝王之气也罢，有意无意中，二十九岁的孙权突然决定把他的治所，把他的总指挥部暂时寄放在南京。后人总是很喜欢提到诸葛亮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一句，无非“钟阜龙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刘宋的裴松之给《三国志》作注，谈到张纮时，有这么一段：

江表传曰：纮谓权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为金陵。地势冈阜连石头，访问故老，云昔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冈，改名秣陵。今处所具存，地有其气，天之所命，宜为都邑。”权善其议，未能从也。后刘备之东，宿于秣陵，周观地形，亦劝权都之。权曰：“智者意同。”遂都焉。

这个记载与《三国演义》小有差别，所谓“权善其议，未能从也”，就是吴主孙权觉得张纮的话很有道理，但是并没有完全听进去。他只是把治所迁徙至此，他的军事指挥部仍然还是可以随时移动。后来刘备来了，又这么如此说了一番，孙权说了一句“智者意同”，就同意了刘皇叔的话，就决定定都南京了，裴松之的下一段注又说：

献帝春秋云：刘备至京，谓孙权曰：“吴去此数百里，即有警急，赴救为难，将军无意屯京乎？”权曰：“秣陵有小江百余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当移据之。”备曰：“芜湖近濡须，亦佳也。”权曰：“吾欲图徐州，宜近下也。”

《三国志》属于正史，正史中也有很多不靠谱的地方，而且它太简略，是二十四史中最不像正史的一部。后人读《三国志》，常常会把裴松之的注附带着一起读。裴松之在孙权逝世的一百二十年后出生，他对历史颇有研究，在为什么定都南京这个问题上，觉得孙权“欲窥徐州，贪秣陵近下，非其理也”。

南京当时还叫秣陵，对话中的“京”，是指京口，也就是今天的镇江。南京与镇江，与安徽的芜湖，与安徽的马鞍山，山川地形，未必就有多大的区别。这几个地方相距并不遥远，真要想图一个“北侵利便”，进攻徐州，侵犯曹操，说穿了都差不多，况且如果是从镇江出发去徐州，或许还可以更接近一些。

孙权生于公元182年，那时候，西方的古罗马帝国正在由盛转衰，野蛮的日尔曼部落突破了多瑙河防线，开始侵入罗马边境。孙权两岁时，对东汉产生致命打击的黄巾起义爆发了，一个叫张角的太平道士，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搅得华夏大地鸡飞狗跳，乱象丛生。

黄巾起义是促使东汉灭亡的导火线，也是三国时代的序幕。三国的好汉，基本上都是靠清剿黄巾起义军起家，刘备比孙权大了二十一岁，曹操比孙权大了二十七岁，他们其实并不是同一辈人，两位可以说都是孙权的父辈。

要不是黄巾起义，就不会有三国的故事，也可能就没有南京的故事。孙权的这一份家业从父兄那里继承，而孙权父兄的家底，与曹操和刘备一样，都是从清剿黄巾军开始。黄巾军在，大家一起清剿，黄巾军没有了，清剿过黄巾军的军阀，又开始互相清剿。

因此三国鼎足，不仅与赤壁大战有关，而且和黄巾起义互为因果。黄巾起义造成了乱世英雄起四方，拥兵自重群雄割据成为常态。当时社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不停地走马换将，你方唱罢我登台。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只有争来争去的地盘，只有用来看家的根据地。龙盘虎踞从来都是说说而已，事实上，大家都不把“治所”看得很重，曹操便说过这样的话：

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

孙权显然也很赞成曹操的观点，他最初只是迁治南京，既没有想到会再也离不开这里，更不会想到还要在这里建都。事实上，他不止一次做过迁徙治所的努力，一度又曾迁治武昌，后来又不得不再迁了回来。孙权亲手栽下了南京这棵树苗，最后把自己也埋在了这里。黄龙元年，也就是公元229年，孙权正式称帝，史称“吴大帝”或“吴太祖”。

▲《三国志》游戏中的孙权形象

值得强调的一点，孙权并不是在南京称帝，而是在当时的武昌今天的鄂州，他在那里定都，在那里广告天下，宣布自己要做皇帝，改年号为黄龙元年。就在做了皇帝的当年，他把首都又迁回了南京。

事实的真相是，南京的这个“首都”，从一开始就是从别的地方迁过来。称帝前孙权只是“吴王”，从权力上来看，“吴王”和“吴帝”也没太大差别，殊不知一旦称帝，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变化。在中国文化中，一字之差，天壤之别。需要再特别强调的是，南京作为六朝古都的历史，正是从这一年才正式开始计算。为什么呢，因为必须从孙权当皇帝的时候开始，才能列入正史，才算名正言顺。

三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段，在此之前，教课书上写着“夏商周”，写着“春秋和战国”，写着“秦汉”，总的发展趋势，就是从统一走向分裂，从分裂走向统一。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不管怎么说，秦灭六国是大势所趋。秦始皇被称为天下第一皇帝，这个第一，自封也好，别人尊称也好，如果没有后来的生乱，没有后来的异姓改朝换代，一个接着一个继续，大家真习惯了，也顺理成章，就像英国或日本的王室那样，千秋万代传承下来。

皇帝轮流做绝对是后来人的想法，在三国之前，大家心目中皇帝是法定的，人们不会去争那个帝位。

三国以后在南京编撰的幼儿教课书《千字文》，开始颠覆人的三观，开始灌输改朝换代思想。龙师火帝，鸟官人皇，始制文字，乃服衣裳，推位让国，有虞陶唐，吊民伐罪，周发殷汤。好像改朝换代已经天经地义，好像只要有那个可能，谁都可以当上皇帝。所谓“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

《西游记》里孙悟空大闹天宫，闹得天翻地覆，他的豪言就是请玉皇大帝让路，把皇帝老儿的宝座乖乖地交出来：

常言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只教他搬出去，将天宫让於我，便罢了。

《三国演义》七十八回里很有意思的一段：

却说曹操自杀华佗之后，病势愈重，又忧吴蜀之事。正虑间，近臣忽奏东吴遣使上书。操取书拆视之，略曰：“臣孙权久知天命已归王上，伏望早正大位，遣将剿灭刘备，扫平两川，臣即率群下纳土归降矣。”

操观毕大笑，出示群臣曰：“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

侍中陈群等奏曰：“汉室久已衰微，殿下功德巍巍，生灵仰望。今孙权称臣归命，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殿下宜应天顺人，早正大位。”

操笑曰：“吾事汉多年，虽有功德及民，然位至于王，名爵已极，何敢更有他望？苟天命在孤，孤为周文王矣。”

这个故事耐人寻味。考察三国鼎足前历史，基本上就是军阀混战，打过来打过去。三国能够鼎足，是混战打出来的局面，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孙权的父亲孙坚和哥哥孙策，都是能征善战的骁勇之士，出生入死，都是打仗的命，注定了马革裹尸的悲壮。孙权与父兄的区别在于，他不只是一支军队的首领，还是一个国家的领袖。

说三国鼎立前的群雄，都想争着当皇帝是不真实的，大家的理想境界也不过就是称王称霸，不过是希望官做得越大越好，自己管辖的地盘越大越好，然而真到了三国时期，情况就不一样。这时候，孙权早已羽翼丰满，成了一块曹操啃不动的硬骨头。这时候，以南京为中心的东吴疆域已经很大，已经有了足以称帝的资本。

赤壁大战以后，三国鼎立之势形成。公元219年，孙权为了夺回荆州，与蜀国交战，杀了关羽，然后掉过身来，写信向曹操俯首称臣，劝曹操当皇帝。此时的孙权还不到四十岁，正是年富力强之际，而曹操已六十多岁，再过一年便要离开人世。

这时候，应该年轻气盛的人不年轻气盛，应该寿终正寝的老朽也不老朽，正是三国时期最典型的政治气候。曹操火眼金睛，一眼看透了孙权的用心，没有中计，根本没当回事，说孙权这小子没安什么好心，他这是想把我放在炉火上烧烤。

为什么说这个细节值得玩味，曹操为什么不敢称帝，因为在他心目中，称王称霸可以，称帝不是闹着玩的事。他所处的文化背景，篡夺皇位意味着大逆不道。所谓乱臣贼子死有余辜，董卓拥兵自重，废汉少帝，改立汉献帝，因此招惹众怒，身败而名裂。袁术以自己名字应谶言“代汉者当涂高”，称帝于寿春，结果立刻众叛亲离，同样是身败名裂。

“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这种观点是后人根据前人历史，尤其是三国以后的历史加工出来，不管怎么说，曹操当时还是很忌讳，不想就这么坏了规矩，他觉得这个规矩不能破坏，起码不能在他的手上破坏。

谁来做这个皇帝，此乃帝王家事，本来与老百姓没有一毛钱关系。秦始皇当了皇帝，很快死了，天下没有不老的长生药。秦始皇一死，天下就立刻大乱，就出现了陈胜和吴广。陈胜吴广只是捣捣乱，却给后人带来无尽麻烦，造成了十分严重后果。他们留下最有影响的是那句“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不安分的后人又将这句话加工，翻译成了无法无天的“造反有理”。很显然，在老百姓心目中，一旦存下这些念头，一旦接受这些观点，天下想不乱也要乱了。

自古汉贼不两立，王室不偏安。多少年来，曹操的罪名至多也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公元219年，在南京的孙权给曹操写信，希望他废除汉室，干脆做了皇帝算了。孙权不惜低头服小，近乎肉麻地讨好，拍马屁。然而曹操不想上当，他大权在握，称不称帝不过是个形式，称了帝会有很多预想不到的麻烦。劝人当皇帝都是没安什么好心，过去是这样，将来还这样。

为什么一再强调强调这段历史很重要，为什么曹操没有听孙权的话，为什么曹操会把众人的奉承吹捧当作耳边风。有时候，形式这玩意非常重要，若以手中掌握的权力而论，曹操这个丞相远比儿皇帝汉献帝更有实权。曹丞相最终并没要皇帝的这个名份，他不想坏了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不想留下千古骂名，他知道真要是那样，后果会很严重。

那句传说中的名言，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事实上并不是曹操说的。他从来没说过这么厚颜无耻的话，被追封为皇帝，追封为魏太祖，那是后来的事，曹操儿子曹丕干的。说白了，孙权讨好北方的曹操，希望曹操称帝，是三国时代群雄各种玩心机玩阴谋的生动体现。曹操的诗很有意境，他的散文并不多，《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有一句话写得挺妙，反驳别人说他想篡位，掷地有声：

“设使天下无有孤，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军师联盟》中于和伟饰演的暮年曹操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在南京为王的孙权绝非等闲之辈，他“屈身忍辱，任才尚计”，能够像勾践一样没有下限，敢不要脸，所以才能立足南京，“成鼎峙之业”。曹操不肯称帝，他不称帝，蜀汉的刘皇叔刘备，也不好意思厚着脸皮登基，作为晚辈的孙权当然更不敢冒昧。

大家都有贼心没贼胆，规矩最后被曹操的儿子给破坏，在孙权劝曹操称帝的第二年，曹操死了。他老人家一死，古老的禁忌似乎也没了，继承魏王的曹丕胁迫汉献帝退位，自己做了皇帝，改国号为魏，改年号为黄初。

曹丕称帝，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大家都开始不要脸，刘备立刻迫不及待，也不再当什么刘皇叔，赶紧在四川称帝。刘备在称帝的第三年逝世，好歹过一把皇帝瘾。曹丕呢，当皇帝时间也不长，刘备死后不久，年纪轻轻便死了。

在南京的孙权，自然也就要称帝。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他为什么不弄个皇帝当着玩玩呢。

【作者简介】 

叶兆言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著名作家，主要作品有《花煞》等。

源济

叶兆言：公元229年的一场称帝秀 

原创 2017-09-20 叶兆言 大家

文 | 叶兆言

孙权在曹丕称帝后的第九年，才不急不慢地在武昌正式称帝，这时候，距离他劝曹操称帝已整整十年。

这时候，诸葛亮与司马懿正在斗智斗狠，孙权的老对手曹操和刘备都已经不在人世，曹丕也死了。论资历，年轻的曹丕就是不死，也玩不过孙权，虽然他们岁数相差并不大，只相差了五岁。

曹丕称帝后，孙权立刻又玩老一套，遣使请求成为魏的藩属，曹丕十分高兴地封孙权为吴王，然而他很快就发现孙权并非真心归附。很显然，孙权的臣服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他还有自己的一大堆麻烦要解决，事实上曹丕和刘备的相继称帝，孙权心中也很窃喜，谁还不想当皇帝呢，谁不愿意成为天子呢，他只是不着急，先从容地把年号给改了，改成了黄武。

年号在封建时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年号是黄初元年。公元221年，刘备称帝，年号是章武元年。公元222年，孙权并没有称帝，但是他已经不愿意再使用别人的年号。至此，三国再也不像过去那样，说建安多少年，而是各用各的年号纪事。建安时代彻底结束。

我们说到黄初三年，说到章武二年，说到黄武元年，它们其实都是同一年。规矩还是规矩，规矩已经不成规矩，规矩被彻底地破坏了。如果说过去的三国，还只是形式上的各自为政，现在它们已是地地道道的三个国家，三个帝国。

为什么孙权迟迟不敢称帝，为什么在武昌称帝之后的同一年，他又赶紧把首都迁到南京，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有些事情，定下来就定下来，定下来就再也不会改变。反正南京人挺高兴，转眼就成了首都人民，何乐不为。南京从此开始了六朝的历史，偶然性永远是重要的，或许两相比较，进行了反复的掂量，孙权还是觉得建业比武昌更为重要。

有一种说法，东吴匆匆建都武昌，主要目标是为了针对刘备的蜀汉，为了继续西进，而定都南京，则是为抗击北方的曹操，为了能够准备北上。因此东吴最终选择南京，说明孙权的心腹大患，仍然还是曹魏。这个判断未必准确，事实真相大家都知道，等到孙权定都南京，曹操早死了，刘备也死了好几年，甚至比孙权小五岁的曹丕，也在三年前一命呜呼。很显然，西进或者北上，都不是孙权选择南京的直接理由。

不管怎么说，公元229年对于南京来说，还是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性。毕竟定都与此前211年的迁治，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意义，迁治说到底，终究还是个临时据点，是指挥部搬一个家，正式定都却代表着一个帝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包括军事中心，都正式集中在了此地。内容虽然重要，形式也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南京成为东吴的首善之地，战争并没有完全停止，也暂时不会停止。事实上，三国之间的战争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自从东吴的孙权定都南京，经济建设不得不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毕竟经济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打仗离开不了经济，和平也离不开经济，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写得很漂亮，慷慨陈词大义凛然，然而恰恰就是为了壮怀激烈的北伐，蜀汉穷兵黩武，蜀汉先军政治，经济上早已经是一塌糊涂。

孙权定都南京时，正是诸葛亮北伐喊得最响亮之际，而蜀汉最后率先灭亡，与经济崩溃不能说没有关系。纯从经济生产的水平考量，三国中的东吴，可以说是经济基础最为薄弱。司马迁《史记》中记录秦汉时期的GDP排名，古代传下来的九州中，名列第一的是雍州，排在最后的是扬州。大家都知道，秦国能够统一天下，首先是拿下了蜀地益州，有了四川这个大粮仓，横扫六国指日可待。拥有雍州的曹魏，拥有益州的蜀汉，自然条件比处在以南京为中心的扬州之东吴，要好太多太多。

况且三国时期，各国都还有些自己的问题必须要解决，蜀汉的诸葛亮“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七擒七纵孟获。魏国的曹操也要跟境内的少数民族打交道，要清剿和安抚匈奴和乌桓。东吴面临的最大问题则是“山越”，《三国志﹒吴书》中经常会出现这两个字。关于这个山越，说法不一，如果用百度上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江南地区越人部落占山为王武装势力的统称”。有学者认为三国时期的山越，为古百越部落后人，为了不纳王租而占山为王，平时也劳动耕作，和平民百姓并无异别，翦伯赞先生《中国史纲要》认为：

山越人是秦汉时期南方越人的后裔，散布在长江以南今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等省境内。

▲三国地图中山越的位置

总之，山越主要是存在东吴境内，就在南京附近。以建业为中心的东吴，要想维护国家的稳定，如何解决山越问题，必然会成为重中之重。

看三国时的东吴地图就可以明白，山越活动的区域与东吴的中心地带几乎重叠，就盘踞在首都南京周围。如果不能很好的解决这个山越问题，东吴也不可能太平。有一种观点就认为，三国中东吴最后称帝，显然还与山越作乱有关，“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辞魏氏”。也就是说，因为受到山越的掣肘，攘外必须安内，孙权不得不屈身事魏。再换句话说，南京地区若不太平，整个东吴也不会太平。

公元229年，孙权在自己的称帝宣言中，强调规矩是被曹氏父子破坏，他现在只是不得不当这个皇帝。“汉家堙替，不能存救，亦何心而竞乎”，但是群臣都在说这是“天命符瑞”，天意不可违，一请再请三请，于是孙权就登基了：

▲《三国演义》连环画中群臣劝进及孙权登基剧情

汉享国二十有四世，历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气数终，禄祚运尽，普天弛绝，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夺神器，丕子叡继世作慝，淫名乱制。

权畏天命，不敢不从，谨择元日，登坛燎祭，即皇帝位。

孙权是个十分谨慎的人，都玩到了这个份上，还要继续客套，继续装模作样，继续作秀。当然，他既然做了皇帝，就要有一点皇帝的样子，就要大赦天下，就要封皇后立太子，“内外文武百司皆即位行赏，边军征防各赐勋五转，鳏寡孤独量给谷帛，百姓并免今年租赋，天下赐酺五日”。

南京被称之为南京，那是非常后来的事情。必须要记住的是，三国时的南京叫“建业”。单从字面上来理解，作为东吴首都的名字，武昌二字，多少还有一些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意思。建业就不一样，建业中多少有了一些和平建设的愿景，意味着这个城市的定位，要文武双修。这个解释当然也有些勉强，有些玩拆字先生的把戏，然而正是从229年开始，南京这艘驶向未来的航船，终于开始扬帆起程。

孙权在南京一共做了23年皇帝，这期间，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广修水利，大兴屯田。在他领导下，原本落后的江南经济，有了明显好转。于是“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很好地解决了军粮和民食，国家实力开始增强。《建康实录》上开始有一些喜气洋洋的记录，黄龙三年夏五月，“建业有野蚕为茧，大如鸟卵”。农桑是根本，有了农桑，东吴的青瓷制造业，造船业，冶铸业都有较大程度提高。

比较起来，孙权绝对还是个节俭的皇帝，没有因为南京已经是首都，就大兴土木。他反对铺张浪费，不喜欢豪华奢侈，建业这两个字始终饱含着励志，南京城在最初的建设中，完全可以称得上兢兢业业。

一般的说法，南京城建设仿造了阖闾大城。左思的《吴都赋》有这样的句子，“起寝庙于武昌，作离宫于建业，阐阖闾之所营，采夫差之遗法。”仔细想一想，肯定又是文人的想当然。当时并没有人知道阖闾大城在什么地方，几千年来都只是在传说，在猜测。有人说在苏州，有人在无锡，最新的考古发现，又说是在常州武进区的雪堰镇。有时候，历史实在没办法当真，既然谁也说不清楚阖闾大城是什么模样，当时的南京又如何根据传说去仿造。

因此东吴时南京城所谓的仿造，所谓阖闾所营夫差遗法，都不过是为了字句对仗工整，为了遣词漂亮，只能是说说而已，唐朝李善解释左思的词义：

阖闾造吴城郭宫室，其子夫差嗣，增崇侈靡。孙权移都建业，皆学之。故曰“阐阖闾之所营，采夫差之遗法”。

不管怎么说，吴王夫差都是亡了国的，被一个叫句践的人卧薪尝胆打败了。亡国之君必定会被安上一大堆罪名，侈靡两个字用他身上怎么都合适，什么样的过错都可以是他的。吴越春秋时代的吴国都城到底有多大，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文字记录，《越绝书》上便说：

吴郭周匝六十八里六十步，大城周匝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沙门八，陆门八，其有二楼。名门者，车船并入。昌门今见在，铜柱石填地。大城中有小城，周十二里，亦有水陆门，皆阖闾宫，在高平里。

多少里多少步，这是古人的一种计算方式。阖闾时期建造的“吴城”，《越绝书》上提到的“吴郭”，因为都有一个吴字，后人弄不好就会和孙权的东吴混淆，忽视了它们之间有着七八百年的时差，此吴非彼吴，是两码事，文明程度完全不一样。

公元229年东吴开始定都的南京城，简明扼要地说，显然不应该是阖闾大城的样子。左思的《吴都赋》虽然也说南京城“通门二八，水道陆衢”，但是当时的建业远没有传说中阖闾大城的规模，这一点不容置疑。

南京作为东吴的首都，在一开始，就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那么完美那么豪华。首先，它多多少少地还是有些匆忙，有些急就章。根据《建康实录》记载，孙权定都的南京，“都城周二十里一十九步”，这个数字显然要比传说中的阖闾大城“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小得多，有专家甚至对“二十里十九步”都持怀疑态度，很显然，古城南京在一开始并不是以大取胜，与豪华和漂亮没有一点关系。

至于东吴时期的首都南京主城究竟在什么位置，基本上是两种说法，一是根据上世纪三十年代朱偰先生的《金陵古籍图考》，将城宫的北沿，定位在今天珠江路以北的东南大学附近。二是根据后来的考古发现，城址似乎还应该往南移，应该是在大行宫附近。这样一来，当时的南京城，就要比原来认定的规模，又小了很多。

东汉末年有过两个郗俭，一位是益州刺史，一位是东吴的左台御史。公元240年，注重兴修水利的孙权派郗俭指挥开凿京城河道，其中有一道潮沟，成为孙吴苑城的北界，而今天南京珠江路南侧的河道，基本上就是当年的潮沟遗迹。

争论的焦点其实就是，如果城址限定在珠江路以南，同时“东皆不出青溪”，西为运渎，那么都城“周二十里一十九步”便有些奇怪，便解释不太清楚。好在近年来的大规模城市建设，为了盖摩天高楼，要深挖地基，顺带也引起了一些新的考古发现。新的考古发现证实，孙吴时期的建业城确实不像大家想得那么大，它甚至比我们想象的小，可能还要再小一些。

在孙权定都南京之前，南京的老百姓大多沿秦淮河而居，主要是生活在淮水南岸的大小长干。孙权在南京定都，最初利用的只是他哥哥孙策的将军府，他哥哥早就死了，这个将军府也是死后追封的，其实就是一个远离居民区的大兵营。也就是说，在一开始，孙氏政权只是在秦淮河之北六七里外的空旷地带，匆匆建设了几座宫殿和苑囿。

▲孙吴都建业图

可以这么说，这便是南京作为首都的雏形。孙吴建业城的总体规划，主次分明，宫城区，宫苑区，官署区，市场区和居民区，都是相对独立，显得特别安静。秦淮河以北是几座不起眼的宫殿，是官署和苑囿区，而秦淮河两岸，特别是南岸，是民居和集市。这种独特的多点布局，多宫制的形式，突破了《周礼》上前朝后市的基本格局，对后来东晋以及南朝的建康城，产生了重要影响。

题图：《军师联盟》中丁海峰饰演的孙权

源济

叶兆言：“红尘昼昏，中逵泥泞”写尽了昔日南京的繁华 

原创 2017-10-11 叶兆言 大家

黄龙元年十月，也就是公元229年的十月，迁都南京的孙权，搬进了“建业太初宫居之”。太初宫不是一个什么了不得的宫殿，它很简陋，原先只是一个兵营。具体位置，大约在今天南京洪武路与中山东路的交汇，或南或北，两种说法并称。到了赤乌十年，也就是247年春，太初宫年久失修，木柱朽腐，不得不加以重建，于是孙权又搬进了南宫，所谓南宫，就是太子宫。

东吴时太子宫在南面，所以叫南宫。267年，孙权不在了，长眠在紫金山一个小山坡上。经过几番折腾，经过孙亮和孙休，皇位落到后主孙皓手里，他此时已当了三年皇帝。孙皓的这个皇位来得也不容易，他爹孙和是废太子，被废被杀，孙皓这孙子当得也不容易，他是带着一股怨气来当皇帝的。

跟他爷爷不一样，孙皓喜欢弄点事情出来。刚开当皇帝，还很发愤图强，很励志，“抚恤人民”，“开仓振贫”，“减省宫女”，颇有点政迹。渐渐就不太像话，开始摆谱了，开始对自己的住处感到不满意，开始大兴土木，开始大摆皇帝威风。到了这年“夏六月，起新宫于太初之东”。新宫又称昭明宫，太初宫西有太子西园，还有冶城和石头城，又进一步“开城北渠，引后湖水激流入宫内，巡绕堂殿”，结果自然就是史书上记载的“穷极伎巧，功费万倍”。

孙吴时期的南京，由多所不同性质的宫城垒构而成，虽然在《建康实录》中，也述及到一条都城轴线，从苑城南门经宣阳门至朱雀门，因为只是后代文献，与“都城周二十一里十九步”的记录一样，并不确切。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都，建业城还有待于逐步完善，《世说新语》上就有这样的故事：

宣武移镇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谓王东亭曰：“丞相初营建．无所因承，而制置纡曲，方此为劣。”东亭曰：“此丞相乃所以为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国，若使阡陌条畅，则一览而尽；故纡余娄曲，若不可测。”

这里说的宣武是东晋的桓温，王东亭则是写《伯远帖》的王珣。这段对话为研究者所重视，被认为是早期南京城形制不规整而且御道纡曲的证据。东吴亡于280年，东晋从317年开始，相差只有三四十年。很显然，东晋时期南京城的不规正，不是想象中那样横平竖直，恰恰是孙吴多宫制的生动写照。东晋对于东吴自然会有继承关系，孙吴的多宫建筑风格，很难一下子全部消除，因此东晋虽然是从西晋演变过来，已经有了大量的北方元素，它的新都不像中原都市那样“街衢平直，研陌条畅”，也就在情理之中。

事实上，在东吴的南京城中，因为有太初宫，有苑城，有昭明宫，有太子西园，还有太子南宫。这几处宫苑之间，显然不可能存在着明确的中轴线，多少有些七零八落。加上孙权一直崇尚简朴，在城市建设上缺少创新和想象，基本上也是能凑乎就凑乎。孙吴时期的都城建业，在总体格局上，除了“江南地促”，不能和当时北方的中原相比，应该还与中国古代都城的“多宫制”传统有关。

明《金陵古今图考》中的《东吴都建邺图》

多宫制属于中世纪之前的筑城风格，譬如汉长安古城，就是典型的多宫制都城，城内大部分空间都被名称各异的宫殿占据，不同功能的宫殿，分布在都城的不同部位，它并没有像后来的魏晋，以及更后来的明清皇城那样，把主要建筑都集中在一个大的宫城之中。又譬如东汉的洛阳城，能够确认的独立宫殿区，至少也有南宫北宫和永安宫，这种形制无疑都还属于多宫制。

因此，与后来的皇城相比，建业城对古代的继承更多，它更传统更古老，同时也相对陈旧和落后。东吴时期的南京城，在某种意义上，既代表着一个新的南方都市诞生，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古代都城的最后绝唱。很显然，就都城的设计而言，在城市规划和建筑风格上，它已经远远落后于北方的曹魏。

想象一下东吴时期的建筑材料吧，那年头，青砖已烧制出来了，显然还是很珍贵，非常珍贵，只能用在沟墟的关键位置，用于墓穴，用于皇宫的殿基和墙基，用于水井和水道。最常见的城市建筑应该还是夯土墙，应该是茅草棚，所谓城墙，可能有，更可能没有，真要有，也就是一些象征性的竹篱笆。东吴时的南京城，因为后来左思《吴都赋》近乎浪漫的吹嘘，过于诗意，一直处在一种失真的状态。

南京城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文化，就是说的比实际更好，描写得比真实更精彩。从一开始，就离开不了艺术加工。左思把东吴时期的南京写得太漂亮，这个太漂亮有两层意思，一是文章确实漂亮华丽，因为写得漂亮华丽，“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顷刻之间就洛阳纸贵。据说原来每刀千文的纸，一下子便涨到两千文，涨到了三千文，即使这样也仍然倾销一空，大家只好到外地去买纸。有了左思的《吴都赋》，别人都不敢再写同样的文字，文章也怕货比货，那些已完成的描写当时南京的文字，因为左思《吴都赋》太有名，结果被完全淹没，没有人再去提及它们。

然而文章太漂亮的另一层意思，过于夸张和渲染，真实的南京城，当时肯定没有那么文明，没有那么传奇，没那么牛B：

于是乎长鲸吞航，修鲵吐浪。跃龙腾蛇，鲛鲻琵琶。王鲔鯸鲐，鮣龟鱕䱜。乌贼拥剑，𪓟鼊鲭鳄。

仅凭以上《吴都赋》中的这些文字，你根本感觉不出当时南京城可能会有的模样。你很可能被它吓唬住了，惊呆了，接下来文字稍稍好理解一些，开始有一点形状，有点货真价实：

抗神龙之华殿，施荣楯而捷猎。崇临海之崔巍，饰赤乌之韡晔。东西胶葛，南北峥嵘。房栊对櫎，连阁相经。阍闼谲诡，异出奇名。左称弯碕，右号临硎。雕栾镂楶，青琐丹楹。图以云气，画以仙灵。虽兹宅之夸丽，曾未足以少宁。思比屋于倾宫，毕结瑶而构琼。高闱有闶，洞门方轨。朱阙双立，驰道如砥。树以青槐，亘以绿水。玄荫眈眈，清流亹亹。列寺七里，侠栋阳路。屯营栉比，解署棊布。横塘查下，邑屋隆夸。长干延属，飞甍舛互。

即使这样，仍然华而不实，仍然空话连篇，所谓传颂千古的好文章，有时候也禁不起仔细琢磨认真研究。好文章有时候就是人云亦云，大家都说好，便没人敢说不好。《吴都赋》确实是描写早期南京最经典的一篇文章，你可以不喜欢它的文风，但是后人说起南京的往日繁华，几乎不可能绕开它，不是直接引用文字，便是间接转述它的叙事。《吴都赋》中有两句话常常被人拿来介绍当时的南京，虽然还是夸张，还是不太真实，却写出了当时南京繁华的神韵。

挥袖风飘而红尘昼昏，流汗霢霂而中逵泥泞。

自古“繁华”二字，后边喜欢再加一个字“梦”。繁华常常就是梦，就是春梦，就是空想。历史是真实，有时候也只是想象。不妨想象这样的情景，大家挥一挥袖子，立刻尘土飞扬，刮起了沙尘暴，这得要多少人。天气太热了，男男女女都在流汗，汗珠滴在地上，仿佛，刚下过一场雷阵雨，地面上顿时泥泞滋积。写尽了昔日繁华，为东吴时期南京城，留下了一条最好的注解。

关于左思在什么时候写下了这篇《吴都赋》，时间上还有些争议，《晋书·左思传》和《世说新语》两者的说法并不一致。古人看法不同，今人的看法也不同，傅璇琮先生考证，《三都赋》成于太康元年，也就是公元280年，吴国灭亡之前。杭州大学姜亮夫先生则认为应该作于291年，这时候东吴已亡国，已经不复存在。一部并不是特别真实的《吴都赋》，最后能够如此引人注目，充分说明了文学作品可能会有的巨大力量。

南京六朝博物馆

当年南京城的相对繁华，其实还是有案可稽，三国时期总是在打仗，孙吴立国之后，在南京定都，对“强兵足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早在黄武五年，也就是公元226年春，定都南京的三年之前，孙权曾下过军令，说“军兴日久，民离农畔，父子夫妇不能相恤，孤甚愍之，今北虏缩窜，方外无事，其下州郡，有以宽息”。意思就是趁着战事休整，赶快发展经济，赶快休养民生。具体做法就是在其统治辖区内，尤其是在京师建业周围，广泛推行屯田，增加财政收入，保障军粮供给。

后三国时代要相对和平一些，连年战乱，三国都在劳民伤财，都觉得有些吃不消，都意识到了休养的重要。随着孙吴推行屯田制，建业地区的农田水利事业，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今天南京江宁区湖熟镇，置典农都尉，在高淳区固城镇，置屯田都尉。都尉一职在秦汉以前，属于中高级武官，到了汉以后，变化很大，典农都尉和屯田都尉，相当于后来的县令和县长。

不管怎么说，在中国古代，一千条一万条，粮食都是根本，粮食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也迎刃而解。有了充裕的粮食供给，以南京为首都的东吴，北与曹魏抗衡，西和蜀汉争雄，同时又有效地剿抚山越，开始变得越来越强大。这充分说明，三国时期，不止是打仗，不止是争夺地盘，经济建设同样重要。

东吴时期的南京居民，主要分布在南京城南，建业南五里有山岗，其间平地，正好适合吏民杂处。又有大长干和小长干，大长干在城东，小长干在城西，也就是说，秦淮河以南长干里一带，贵族和平民聚居，富人和穷人同处。今天的东西干长巷，想必就是当年长干里留下的印记。必须强调的是，南京城里现在并没有长干巷，只有东干长巷和西干长巷，这两条巷子紧挨着历史上的大小长干。为什么叫干长巷，而不是古名称的长干巷，有诸多解释，并没有定论。

当时南京的交易市场，分布在人口稠密交通便利之处，主要集中在秦淮河两岸。《景定建康志·疆域》关于“市镇”有这么一句话： 

吴大帝立大市在建初寺前，其寺亦名大寺市。

相对于“大市”，自然还会有小市，市场的活跃程度，往往最能充分体现一个城市活力。东吴时的南京，有了大市和小市，建业城变得十分热闹：

于是乐只衎而欢饫无匮，都辇殷而四奥来暨。水浮陆行，方舟结驷。唱棹转毂，昧旦永日。开市朝而并纳，横闤闠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并都鄙而为一。士女伫眙，商贾骈坒。紵衣絺服，杂沓傱萃。轻舆按辔以经隧，楼船举颿而过肆。果布辐凑而常然，致远流离与珂珬。䌖贿纷纭，器用万端。金镒磊砢，珠琲阑干。桃笙象簟，韬于筒中；蕉葛升越，弱于罗纨。㒊譶泶㺒，交贸相竞。喧哗喤呷，芬葩荫映。

粗粗地瞅一眼以上《吴都赋》中的华丽文字，你根本不用完全明白字面意思。仅仅靠猜想，你就能够感觉到扑面而来的古代繁华。那种热闹和热烈气氛，一幅又一幅凝固了的古典油画。“登东歌，操南音”，“荆艳楚舞，吴愉越吟”。东吴曾有过那么一段非常美好的日子，那时候，南京的天空是晴朗的，南京的空气是甜蜜的。有一点歌舞升平，有一点繁花似锦，这显然是一个崭新的城市，在当时甚至都可以算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店肆林立，百货齐全，不但有本地的土特产，还汇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南北货。士女商贾，纷至沓来， 投入市场的手工业商品，有锦绫绢麻，有酒盐醋酱，有车，有砖瓦，有棺椁，有铁器铜器木器。秦淮河北岸除了大市，小市十余处同样精彩纷呈，谷市，牛马市，纱市，盐市，还有花市鸟市。沿江码头上停满了商船，来自长江中上游，来自闽广，来自海外。此情此景，真所谓北货和南客，西鹣而东鲽，无远不至，要什么有什么。

源济

叶兆言：赤乌群集前殿 

原创 2017-10-23 叶兆言 大家

《东吴的天空》草稿之五

东汉末年，南方有一首童谣悄悄流传：

黄金车，班兰儿。开阊门，出天子。

童谣往往代表民意，更可能是伪造的民意。这首民谣显然南京人编的，虽然说的是苏州。苏州人都知道，阊门是姑苏的西城门，据传吴王夫差所建。打不打开阊门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传递的这个“出天子”信息。与孙悟空“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相比，可以说异曲同工，只不过一个自己大言不惭说出来，一个借用了小孩子的嘴巴。

毫无疑问，这童谣别有用心，目的就是要为孙权当皇帝造舆论，就是想拍马屁，扰乱人心。谣言传了千遍万遍，极有可能成为真理。当初孙策中箭身亡，临死前，关照刚刚十八岁的弟弟，要他“举贤任能，各尽基心，以保江东”，又说“卿宜念父兄创业之艰难，善自图之”。很显然，当哥哥的不放心，群雄纷争，虎狼当道，弟弟孙权能死守住江东，已相当不错。

毫无疑问，孙权比他父亲和哥哥厉害得多，取得的成绩也大得多。不仅守住江东，而且把东吴折腾成了一个国家。三国的头领都不是等闲之辈，与曹操和刘备相比，年轻的孙权占有年龄优势。

《赤壁》中的孙权剧照

公元207年，刘备还是个玩空手道的家伙，占据的地方小得可怜，孙权的地盘也不大。看当时地图，刘表和刘璋控制的区域，都要大于东吴。经过赤壁之战，孙权的版图大了许多，再下来，刘备入蜀取代刘璋，孙权拿下荆州，东吴的领土面积比曹魏小，比蜀汉大了差不多一倍。最大时，北至辽东，南到广州和夷州，通常的说法，古夷州就是今天的台湾。

野心勃勃的孙权从没真正放弃过并吞刘备的想法，这个美好愿景是周瑜帮他设计，就是西进西进再西进，像后来司马氏的做法一样，先找机会灭了蜀汉，再绕道北伐，最后一统天下。千万不要以为孙权领导的吴人不强悍，南方人柔弱是后来的事，三国时期的吴人，依然保持着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的那种野性。那时候，今日徐州和山东曲阜一带的鲁人，还都是很斯文，还都是地道的儒家风范。

吴人尚武是有着历史传统，历史上的吴越春秋，斗得就是一个狠字，吴王金戈越王剑，吴人轻生死，重信义，好鬼神，英勇无比。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差不多九百年后，北宋在金人的进攻下灭亡了，流亡在江南的辛弃疾回首三国往事，写下了这首著名的《登京口北固亭有怀》，盛赞孙权的有勇有谋。孙权掌控东吴五十多年，在南京做了二十多年皇帝，在这二十多年，曹操不在了，刘备也不在了，然而他并没有抓住机会，趁机西进或北伐，灭了蜀汉和曹魏，这其中很重要原因，既与建业越来越安逸的生活有关，也与孙权年龄有关，毕竟孙仲谋不再是风流倜傥的青春少年。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有这么一段，讲述三国东吴吕蒙听从其主孙权劝告，认真读书学习，终于成为一代名将：

初，权谓吕蒙曰：“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蒙辞以军中多务。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学。及鲁肃过寻阳，与蒙论议，大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肃遂拜蒙母，结友而别。

这个故事选入语文教材，中学生都很熟悉，除了要记住“吴下阿蒙”和“刮目相待”两个成语，大家更应该注意孙权的自述。吕蒙比孙权还大三岁，是孙吴的功臣，立下了赫赫战功，曾设计袭取荆州，击败关羽，让东吴领土面积大增。孙权与吕蒙交谈，不只是帝王和臣下对话，更有一种长者的语重心长，由此可见孙权当时心智有多成熟。“孤常读书”，潜台词是说“我比你更忙，也没耽误读书，你还有什么理由不读书呢”。

在南京称帝的孙权颇有一代明君风范，他曾下令，对东吴叛将的家属不再追杀，“督将亡叛而杀其妻子，是使妻去夫，子弃父，甚伤义教，自今勿杀也”。三国时期中国人口锐减，刑法严厉，对叛逃人员的处置一般都很残酷。通行办法是满门抄斩，罪及妻子，严重的还要灭族。

以魏国为例，有逃跑的“士”妻，刚嫁到夫家不久，便连坐被杀。具体到吴国也是这样，当时叛逃现象相当严重，叛逃者身份和地位各异，既有普通吏民和士卒，也有特殊地位的带兵将领。赤乌七年，也就是公元244年，孙权在南京颁布了对叛逃者家属不再杀头的诏书，从这一点，多少也可以看出他的仁慈之心。

南京城中吴人的野蛮性，正在慢慢销蚀。随着年龄增长，孙权也变得越来越儒雅，越来越好说话，当年为了要在赤壁与曹操打一仗，手下人出来劝阻，他拔出佩剑砍向面前的奏案，大声喝道：“诸官将有再言降操者，与此案同！”赤壁大战过后二十五年，公元233年，在南京称帝的孙权，又一次拔出刀来，要砍向面前的桌子，在他的皇宫中又一次火冒三丈：

时帝遗张弥、许晏应接公孙渊。

昭谏曰：“渊背魏惧讨，远来求援，非本意也。若渊改图，欲自明于魏，两使不返，取笑天下。”

帝不纳，昭切谏止之，帝横刀于膝上，大怒曰：“吴之士大夫入则拜朕，出则拜卿，朕之敬卿，亦为至矣。而数于众中折朕，失计何也？”

昭熟视帝面，良久进曰：“诚知言不见用，每竭愚衷者，诚以太后临崩，呼老臣于床下，遗诏顾命之耳。”

因即涕泣横流。帝投刀于地，与昭对泣。

《建康实录》中这一段文字十分传神，在《三国志》中差不多有一段同样记载。张昭字子布，吴国老臣，当年反对在赤壁抵抗曹操，领头的就是这位张昭。赤壁大战打赢了，所以求和的观点被证明是错误的，说明张昭当时完全站在不正确的一方。面对这样一个倚老卖老的家伙，孙权的表现出人意外，居然放下宝刀，收起了帝王架子，与臣子张昭对泣起来。

然而流泪归流泪，与当年准备抵抗曹操一样，这一次孙权仍然没听老臣张昭的意见，执意要派张弥和许晏出使辽东。张昭这老头脾气也倔，绝对不见风使舵，你当皇帝的不听我的话，便赌气不理皇上，不上班了。结果证明张昭的判断还是正确的，公孙渊果然翻云覆雨，背信弃义，出卖了东吴，杀了孙权派到辽东去的使者张弥和许晏。

昭忿言不见用，杜门称疾不朝，帝数召起，昭称疾笃。帝恨，塞起门，昭于内又自以土封之。帝后悔过，亲至门呼昭，昭犹称病。帝烧其门以恐之，昭更闭户。帝使人灭火，自责良久，昭诸子共扶昭起，载而还宫。

根据文献记载，张昭的宅子在大长干寺道西，就在秦淮河南面，正对瓦官寺门。江东谓山陇之间为“干”，于是便有大长干小长干东长干这些里巷。南京城南五里处有山冈，其间有一块平地，正好适合老百姓居住，张昭权位与名望都高，他居住的地方，肯定是南京当时除皇宫之外，最适宜定居的地块。在东吴时代，秦淮河南岸要比北岸更热闹，更有人气。

发生在张昭家门口的这一幕太有戏剧性，当了皇帝的孙权，竟然有那么大气量，竟然能容下张昭这样的倔强老头，是可忍，孰不可忍。其实孙权派特使接应辽东的公孙渊，封他为“燕王”，本来应该是一招策反的好棋，一旦布局成功，曹魏便处于腹背受敌的两难处境。没想到公孙渊说话根本不算数，毫无信义，让孙权的如意算盘，如张昭所说的那样成为笑柄。

不管怎么说，建业还不是孙权心目中的理想首都，选取南京多少有些不得已而为之。想当年，赤壁大战战罢，孙权迅速从镇江迁徙治所到南京，十八年后，公元229年，孙权在武昌称帝，又在当年立刻迁都回南京，这一进一退一西一东，充分体现了孙权的两种心态，一是积极进取，一是消极退保。

两种不同心态，必然产生两种不同的城市文化。事实上，自从迁徙治所到建业，南京的城市形象迅速改变，一方面，它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县城，发展壮大，令人难以置信地繁华起来，人口迅速增加，另一方面，它的战时前沿指挥所功能，很快也不复存在。很快，建业成了东吴的大后方，成了根据地的中心，吕蒙不再是昔日的吴下阿蒙，南京也不再是昔日的南京。江东大户纷纷迁入首善之都南京，渐渐地，这里已是豪门士族和富裕人家的天下，最初入驻此地的进取心，已经大打折扣。

要积极进取，就应该往西，就应该向西面发展，可是大家显然更喜欢建业，都不想离开南京。孙权肯定不止一次动过再次迁都武昌的念头，问题在于人心思定，民心所向，谁都想太平，都想太太平平，都想安安稳稳，都想“镇之以静”。“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老百姓齐声高唱着这样的民谣，宫廷里要议论国策，肯定也会用这条民谣来说事。豪门士族不愿离开建业，富裕人家不想离开，老百姓更不想离开。南京成了一棵扎了根的树，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都觉得建业日子挺好过，干吗还有搬家，干吗还要再去那个武昌呢。

渐渐地，孙权也就跟着大家一起死了心，天意既然如此，干脆待在南京不走。他也知道，建业的一派繁荣景象，并不意味着东吴的国力，有多么了不得的飞跃。前面已经说过，三国中，吴国的经济基础最为薄弱，况且强邻虎视，以守为攻是靠不住的，你不攻打别人，别人很可能时时惦记着要袭击你。曹丕称帝以后，孙权曾经很从容地问手下，“曹丕以成年即位，恐孤不能及也，诸卿以为如何”？

与老对手曹操打交道多年，孙权对比自己小五岁的曹丕还不是太熟悉，不知道对方会打出什么样的牌来。有个叫阚泽的大臣回答说，“不及十年，丕其没矣，大王勿忧也。”意思是说曹丕活不了十年，因为“以字言之，不十为丕”。孙权不太相信这样的胡说八道，事实却灵验了，曹丕称帝七年，一命呜呼。

公元237年，冬十二月，赤乌群集在南京的太初宫前殿。在孙权看来，这是个很好的吉兆，心情为之一振，于是大赦天下，并改年号为赤乌。孙权心情变得良好是有原因的，当初前线在打赤壁大战，距赤壁五百里外的东吴将士不知战果，翘首以待。黄昏时分，一群乌鸦从营前飞过，夕阳如血，乌鸦皆为赤色。领军将领立刻喜形于色，命令军士准备庆功，并速报孙权。众将士不解，领军将领说：“赤乌呈瑞，必有大捷。”果不其然，没过几日，赤壁大捷喜报传到。

孙权希望“赤乌群集前殿”的景象，能够给南京这城市带来好运，能够给东吴增添活力。这时候，在太初宫里当皇帝的孙权已五十五岁，早过了知天命之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皇帝。自汉武帝发明年号以后，皇帝动不动喜欢改个年号，每位皇帝平均得有好几个，最不像话的就是东汉末年，譬如公元189年这一年，就有四个年号，它们分别是光熹元年、昭宁元年、永汉元年，还有中平六年。不要说后人会弄不清楚，当时的人恐怕就已经犯糊涂。

赤乌十年，也就是公元247年，又增加了十岁的孙权，迁住南宫。事实上，孙权一直居住的太初宫规模比较小，他是二月份搬走了，同年三月，开始改建太初宫，动员了军队和地方上的力量，过了整整一年，至次年三月完工。因为国力还很薄弱，只好将武昌宫城的木材砖瓦拆除，用船沿着长江顺流而下，运到南京，《三国志·吴主传》上有记载：

二月，权适南宫。三月，改作太初宫，诸将及州郡皆义作。

同书注引的《江表传》也说：

权诏曰：“建业宫乃朕从京来所作将军府寺耳，材柱率细，皆以腐朽，常恐损坏。今未复西，可徙武昌宫材瓦，更缮治之。”有司奏言曰：“武昌宫已二十八岁，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更伐致。”权曰：“大禹以卑宫室为美，今军事未已，所在多赋，若更通伐，妨损农桑。徙武昌材瓦，自可用也。”

建业宫就是太初宫，赤乌十一年春三月，新的太初宫建成。《南京通史六朝卷》上记载，新太初宫周长三百丈，辟有八门，正殿是神龙殿，另有临海殿等。《建康实录》的记载则是“周回五百丈，正殿曰神龙，南面开五门正中曰公车门，东门曰昇贤门左掖门，西曰明阳门右掖门，正东曰苍龙门，正西曰白虎门，正北曰玄武门，起临海等殿”。周长三百丈也好，周长五百丈也罢，这时候，孙权已六十六岁，垂垂老矣，是一个依然还能想到节俭的老皇帝，完全没有了当年“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少年英雄气概。

孙吴都建业图

这时候，东吴的天空开始黯淡，大家熟知的那些风云人物，基本上离开人世。曹操和刘备的墓木已拱，周瑜和鲁肃不在了，关公和张飞不在了。曹丕曹植兄弟不在了，曹家天下被司马氏控制。诸葛亮也死了，扶不起的刘阿斗不可能有作为。三国作为一个时代还没结束，基本上也没什么好玩的事。南京这个城市的生机勃勃，也随着孙权的衰老，变得暮气沉沉。钟阜龙盘，石城虎踞，成为一句空话。这时候，孙权已没信心竞雄斗狠，已没气力再与魏国和蜀国争霸，他正在为自己的接班人操心，操不完的心。

与曹操和刘备相比，孙权在位时间太长。曹操死后，有曹丕接班，刘备死后，有阿斗继位。孙权的太子孙登三十三岁就死了，死在父亲之前，二儿子也早死，孙权不得不另立太子，立三子孙和为太子，立四子为鲁王。赤乌十三年夏五月，日至，熒惑入南斗，秋七月，犯魁第二星而东。

到了秋八月，南京周边的丹杨和句容，山崩水溢，凶相环绕。孙权废太子孙和，赐死四子孙霸，改立幼子孙亮为太子。继位问题，让南京原本晴朗的天空，弥漫着一种不祥之气。帝王的家事与老百姓无关，然而确确实实，又多多少少有着一点关系，甚至可以说太有关系。

年老志衰的孙权又一次改变年号，大赦天下，改为太元。公元251年，也就是太元元年八月，又一次大风狂雨，江海翻腾，平地水漫八尺。“风拔高树三千余株，石碑磋动，吴城两门瓦飞落”，《三国演义》上竟然是这么描述：

吴主先陵所种松柏，尽皆拔起，直飞到建业城南门外，倒卓于道上。

虽然改新年号不过一年，面对如此凶险恶兆，如此令人不安的暗示，孙权不得不再次更改年号，再次大赦，又改年号为神凤元年。英雄迟暮，真到了穷途末路，怎么改变都没用。大限日子到了，公元252年，“神凤元年三月，帝疾甚”，四月，“帝崩于内殿”。风光无限的孙权，享年七十一岁，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死了。他被埋葬在蒋陵，也就是南京城东梅花山上。历史终于告一段落，金陵有帝王之气的传说，靠着这位孙权大帝，有了开始，也即将结束。

接下来，龙盘或虎踞，东吴还在，南京还是首都，还续命二十多年，然而孙权大帝不在了，帝王之气必然变得黯淡，南京城的故事，也只能重新开始书写。

源济

叶兆言：孙吴灭亡，给南京留下两份哭笑不得的遗产 

原创 2017-11-06 叶兆言 大家

南京历史上的第一任皇帝孙权，埋葬在紫金山上，一千多年后，一个叫朱元璋的人也在南京当了皇帝，手下在城东为他修建陵墓，位置就在孙权墓附近。有大臣建议，将孙权的墓迁移走，朱元璋倒也很豪爽，说了一句：

孙权好歹也是条好汉，就让他在这替我看门吧。

这样的故事更像是一个传说，当然，很可能就是传说。朱皇帝是个不太讲理的人，天生一种山大王脾性。他的陵墓附近，原来肯定还有很多坟茔，有主的都迁走了，没主的自然毁掉。譬如宋朝的王安石墓就在附近，据记载，墓前曾有华表，有坟庵，两侧有树木拱抱。王安石的家人，除父亲王益和大哥王安仁葬牛首山外，生母吴氏，两个弟弟，儿子王雱都埋葬在此。明太祖眼里，王安石虽然两度为宰相，文章写得漂亮，还配不上替自己看门，朱也不想冒充什么文化人，在地下与书呆子为伍，统统迁走拉倒。

孙权墓所在的梅花山

朱元璋的天下，几乎是依葫芦画瓢，完全照搬了孙权大帝才得到。没当皇帝之前，朱元璋也是先称吴王，然后一会小心翼翼，一会大刀阔斧，终于一步步获得天下。他学习孙权，却比孙权幸运，成绩也更大，东吴只是空做了一统天下的美梦，大明王朝则进了一大步，如愿以偿地北伐成功。

与孙权一样，朱元璋也是活了七十一岁，也是在生前就死了太子，也是因为孙子没出息，导致南京失去了首都位置。朱元璋孙子的皇位，被叔叔朱棣夺走了，孙权的孙子孙皓干脆亡国，成为南京历史上第一位亡国皇帝。

对于南京人来说，结局都有些相似，都是首都不再，首善之都的旖旎风光戛然而止。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孙皓去洛阳当了归命侯。南京城的历史因为孙吴大帝开始，孙吴的王朝一旦不复存在，南京也就立刻成为一个废都。

公元280年，孙权离世的二十八年后，晋国大军兵临城下。关于这段历史，正史和野史都有精彩的记载，大差不差，只不过野史更好看，更好玩更传神，譬如《三国演义》：

却说晋兵克了牛渚，深入吴境。王濬遣人驰报捷音，晋主炎闻知大喜。贾充奏曰：“吾兵久劳于外，不服水土，必生疾病。宜召军还，再作后图。”张华曰：“今大兵已入其巢，吴人胆落，不出一月，孙皓必擒矣。若轻召还，前攻尽废，诚可惜也。”晋主未及应，贾充叱华曰：“汝不省天时地利，欲妄邀功绩，困弊士卒，虽斩汝不足以谢天下！”炎曰：“此是朕意，华但与朕同耳，何必争辩！”

这时候，三国到了真正的尾声。魏国的天下，经过和平演变，已到了司马氏手里。在《三国演义》这部小说中，司马懿被诸葛亮戏耍得厉害，事实上，老奸巨滑的司马懿，要论能力和智慧，并不比诸葛亮差。司马昭是司马懿的儿子，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正是在这个司马昭手上，蜀汉被消灭了。因此从形式上看，三国中最先死亡的是蜀汉，从内容上看，最先灭亡的是曹魏，因为魏国的江山，事实上早在司马氏掌握之中。

司马炎是司马懿的孙子，司马昭的儿子，他和曹丕一样，等老爹一死，干脆也不再玩什么虚的，直接让魏元帝曹奂禅让给自己，立国号晋，建都洛阳，成了晋武帝。蜀汉没了，曹魏也没了，东吴的末日自然也应该到了。

却说晋将王濬，扬帆而行，过三山，舟师曰：“风波甚急，船不能行；且待风势少息行之。”濬大怒，拔剑叱之曰：“吾目下欲取石头城，何言住耶！”遂擂鼓大进。吴将张象引从军请降。濬曰：“若是真降，便为前部立功。”象回本船，直至石头城下，叫开城门，接入晋兵。孙皓闻晋兵已入城，欲自刎。中书今胡冲、光禄勋薛莹奏曰：“陛下何不效安乐公刘禅乎？”皓从之，亦舆榇自缚，率诸文武，诣王濬军前归降。濬释其缚，焚其榇，以王礼待之。

唐人有诗叹曰：“西晋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旗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于是东吴四州，四十三郡，三百一十三县，户口五十二万三千，官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老幼二百三十万，米谷二百八十万斛，舟船五千余艘，后官五千余人，皆归大晋。

《三国演义》中引用的唐诗，与后来的流行版本略有不同，譬如“西晋”写成“王濬”，譬如“一片降旗”写成“一片降幡”。就意思而言，没有任何出入，总之一句话，孙皓降了，东吴完了。写到归降的场景，《建康实录》中一段文字更简洁更精彩：

后主以草缚，衔壁舁榇，见濬于军门。

用草绳将自己捆住，嘴上衔着象征国家权力的大印，扶着棺材，多么有趣和戏剧的画面。这样的画面，不要说是让南京人亲眼看见，就是在想象中回忆一下，也是情何以堪。从此说什么虎踞龙盘，说什么金陵王气，自从这位孙后主孙皓举手投降，跪在王濬脚下，石头城前上演过这样一幕戏，再吹牛都有些扯淡。

石头城

亡国皇帝永远是最倒霉的那个人，残暴多疑，粗暴骄盈，好酒色，荒淫，迷信，所有的脏水都可以往他身上泼。忠谏者诛，谗谀者进，亡国当然会有亡国原因，可是一旦真亡了国，基本上也没什么辩白机会。

孙皓被带离南京，带到洛阳的皇宫，登殿磕头，晋谒武帝司马炎，司马炎宽宏大量地赐坐，笑着说：

“朕设此座以待卿久矣。”

孙皓听了，竟然还敢这么回了一句：

“臣于南方，亦设此座以待陛下。”

翻译成大白话，晋武帝的意思是，“我这里早就给你留着位子”，孙皓的回答很突兀，意思是“我在南京本来也为你准备好了”。

《三国演义》和《建康实录》上都记载了这段对话，前一本书写于明朝，后一本写于唐朝，成书更早的《三国志》上并没有这段对话，由此可见，这段对话很可能是后人加工伪造，更可能是南京人自己编的故事，而且还参照了刘阿斗的“乐不思蜀”。

同样是亡国皇帝，东吴的孙皓与蜀汉的刘阿斗，完全不一样。在征服者眼里，蜀人“无携贰之心”，在孙皓身上，却还顽强地保持着吴人的野性，自己明明已经是阶下囚，嘴上还不太肯饶人。孙皓被武帝封为“归命侯”，有一天，武帝与手下大臣王济下棋，孙皓在侧，王济一边大大咧咧地下棋，一边心不在焉地问孙皓：

“我听说你当年惩罚手下，曾经将人的脸皮剥去，这到底是怎么弄的？”

孙皓听了，心里自是不爽，见王济此时双腿在棋盘下伸得很直，竟然戳在武帝面前，十分无礼，便冷冷地来了一句：

“人臣无礼于其君者，则剥之！”

王济听了直冒冷汗，赶紧将自己的脚缩回来。这个故事也充分说明了孙皓的桀骜不驯，亡国皇帝并不好当，老百姓难免会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想象，史家写书的时候，也难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加工。不妨分析一下刘阿斗的“乐不思蜀”，同样包含着今日川人的冷幽默成份在里面。这则故事《三国志》本文中并没有记载，裴松之注文中则引用了《汉晋春秋》上的一段文字：

司马文王与禅宴，为之作故蜀技，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喜笑自若。王谓贾充曰：“人之无情，乃可至于是乎！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而况姜维邪？”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他日，王问禅曰：“颇思蜀否？”禅曰：“此间乐，不思蜀。” 卻正闻之，求见禅曰：“若王后问，宜泣而答曰‘先人坟墓远在陇、蜀，乃心西悲，无日不思’，因闭其目。”会王复问，对如前，王曰：“何乃似卻正语邪！”禅惊视曰：“诚如尊命。”左右皆笑。

《三国演义》中的记录大同小异，只是更加传神，司马昭与刘禅的一问一答，更加戏剧。司马昭指责后主，说你荒淫无道，废贤失政，理宜诛戮。后主听了，面如土色，不知所为。司马昭又设宴款待，遂有“乐不思蜀”一幕。席间，后主起身更衣，卻正跟至厢下，好好地教导了刘阿斗一番，后主牢记再入席，酒将微醉，司马昭又问他：“颇思蜀否？”后主就把卻正的话复述了一遍，装着要哭的样子，又挤不出眼泪来，遂闭其目。司马昭说这话怎么像是卻正说的，后主听了大吃一惊，连忙睁开眼睛，说：

“确实如此，皇上怎么知道的？”

于是司马文王深喜后主诚实，喜欢他的傻，不再疑虑，后人有诗叹曰：

追欢作乐笑颜开，

不念危亡半点哀。

快乐异乡忘故国，

方知后主是庸才。

其实这样的故事，除了淳朴老百姓，谁也不会真相信。成王败寇，自古就是这样，刘阿斗装孙子，孙皓反唇相讥，都是性格使然，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做做样子罢了。失败者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既然被打败了，国家已经亡了，说什么都没用。

唐代赵蕤写过一本空前绝后的《反经》，专谈经邦济世的纵横之术，引经据典， 他分析了蜀汉和孙吴失败的原因，很简单，除了占据中原，在其他地方偏安，注定都是没有前途：

自古圣帝，爰逮汉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以兴洪业，其不由此，未有不颠覆者也。

事实上，刘阿斗足足当了四十年的皇帝，他并不是一个傻子，更不是个傻孩子，诸葛亮的辅佐也不过十一年，要知道蜀汉真正称帝，前后一共也就四十二年，阿斗好歹也坚持了四十年。孙皓当过十六年皇帝，是孙权死后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君主。他在位期间，与曹魏打过无数次恶仗，一度还曾迁都武昌，甚至亲率大军出征。

成王败寇，亡国了，孙皓没有像后来的明朝崇祯皇帝那样，推卸自己责任，说什么“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不管怎么说，孙皓还是一个有担当的君王，在给舅何植的信中写道：

昔大皇帝以神武之略，奋三千之卒，割据江南，席卷交广，开拓洪基，欲祚之万世。至孤末德，嗣守成绪，不能怀集黎元，多为咎阙，以违天度。闇昧之变，反谓之祥，致使南蛮逆乱，征讨未克。闻晋大众，远来临江，庶竭劳瘁，众皆摧退，而张悌不反，丧军过半。孤甚愧怅，于今无聊。得陶浚表云武昌以西，并复不守。不守者，非粮不足，非城不固，兵将背战耳。兵之背战，岂怨兵邪？孤之罪也。天文县变于上，士民愤叹于下，观此事势，危如累卵，吴祚终讫，何其局哉！天匪亡吴，孤所招也。

什么叫担当，这一番话就是，孙皓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不是没有粮草，不是城墙不够坚固，兵之厌战，民心涣散，孤之罪也，孤所招也。不怨人，也不怨天，只怪罪自己，只是一味自责，不停地认错，这是何等胸襟，这是多么不容易。

还是那句老话，江南人柔弱，应该是东晋南渡以后的事。在此之前，吴人本来是很强悍的，一片降幡出石头，孙吴的灭亡，给南京这个城市留下了两份哭笑不得的遗产，一是吴人不服输，明明被人家打败了，嘴还要硬，俗话说，鸭子死了嘴壳子硬。一是从此必须面对北方胜利者无尽的傲慢，我他妈天生就应该是王者，所谓王纲失道，群英并起，龙战虎争，终归真主，得中原者得天下，你们南京人不服也不行，不服也得服。

历史可以传承，文化就是历史。今天南京人性格中，常常会有不服输，不服输也得服，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南京人喜欢吃鸭子，南京板鸭南京盐水鸭南京烤鸭。南京人都是鸭子，死了，嘴壳子还硬。

【注】本文原标题为《一片降幡出石头》

源济

叶兆言：中原文化向江南的第一次大转移 

原创 2017-11-16 叶兆言 大家

东吴的灭亡对南京这个城市来说，显然是有严重后果。没有东吴就没有南京，现在东吴真的没了，被灭了，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南京老百姓当然无能为力，爱怎么办怎么办。过去的日子里，此处乃孙吴的首都，是首善之府，江东豪门士族都以居住此地为荣，甚至一些北方人士也开始在此定居，譬如孙吴的老臣张昭，他本是彭城人，也就是今天江苏的徐州人，传至他的曾孙张闾时，在《晋书》本传中，已经著籍为“丹杨人”。

又譬如薛综，江苏沛县人，其孙薛兼在《晋书》本传中，也成了“丹杨人”，而且已成为江东大姓，成为地道的“南京人”。现在改朝换代，他们又应该如何选择，何去何从。出路倒是现成，有两条，一条是回老家，从哪来，滚回哪里去，一条是追随孙后主孙皓，去洛阳寻找机会，继续捞个一官半职。

回老家说容易，也不容易，你已经是一个南京的城里人，干吗还要回到乡间去呢。当然，东吴时期的城乡差别，跟今天完全不是一回事。去晋都洛阳追随孙皓，必须也得有那个资格，你得有那个名望。就算你有那个资格，就算你是那个名流大家，去北方，仍然还是“亡国之余”，还是丧家之犬。因此事实上，大多数人只能得过且过，混一天算一天，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和过去相比，东吴不在了，南京老百姓过日子还得一切照旧，太阳照样升起，大家还得像以前那样生活，只要还能活得下去。

胜利者照例要做些事，首先南京这个昔日的首善之地，原有的名称不能再保留，要改名，要拆分，像生日蛋糕那样切成几大块。已经不再是首都了，建业之名不能再用，还是恢复更以前的名字，叫秣陵。

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为显示至高无上的权威，曾经五次出巡。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出巡回归，路过金陵，几个陪同的术士见金陵山势峻秀，地形险要，就对秦始皇嘀咕了一句：“金陵有天子气。”秦始皇听了很不高兴，此地又不是天子脚下，怎么可以有王气，不就是想造反吗，立刻命人开凿方山，使淮水流贯金陵，把王气泄散，并将南京改为秣陵。“秣”是草料，意思是这里不配称作金陵，只能贬为牧马场。

南京又一次成了牧马场，连降几级，又变成了秣陵这样一个县级单位，仍隶属于丹阳郡。丹阳郡也被拆分，分丹阳南部为宣城郡。太康三年，也就是公元282年，孙吴亡国的第三年，又以秦淮河为界，把秣陵县一分为二，水北为建邺，水南为秣陵。也就是说，后来南京人说的城南，灯红酒绿的夫子庙一带，在当时是分裂的，成了两县交界之地。这还不行，秦淮河南面的秣陵还要继续拆分，差不多是以机场高速公路为标志，再切成两半，东面还叫秣陵，西南新设临江县，后来改为江宁。有传说是晋武帝南巡到过那里，慨叹“外江无事，宁静于此”，因此定名为江宁。

至此，好端端的一个南京，七零八落，范围已经小了许多。建业已不是原来的建业，秣陵也不是原来的秣陵，既是又不是，既不是又是。城区主要是集中在建邺，为什么又要从建业变成建邺，因为西晋当局不喜欢它包含的“建功立业”之义。改成了“邺”以后，不久又遇到麻烦，公元313年，西晋的最后一任皇帝司马邺在长安即位，为了避讳，建邺不得再不改名为建康。

从建业到建邺，从建邺到建康，从帝王之都，到寻常县邑，而且是被拆分成了三个县，南京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跌了又跌。以南京为中心的江东人士，他们所拥有的政治权势，也在一时之间化为乌有。虽然南京还是扬州治所的所在地，是丹阳郡或丹阳尹的治所，机关和衙门还留在这里，建业县或建康县，与孙吴时的建业相比，已经完全没有可比性。

到了公元307年，也就是永嘉元年，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一个叫作司马睿的人来到了南京，与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叫王导的山东琅邪人。

司马睿画像

这位司马睿要说也算是皇帝本家，沾的上一点龙脉，他的曾祖父是司马懿，晋文帝司马昭是他爷爷的哥哥，晋武帝司马炎是他堂伯。司马炎死后，西晋陷入到了混乱之中，政治环境动荡险恶，处于帝室疏族地位的司马睿无兵无权，为避免杀身之祸，他采取恭俭退让的生存方式，尽量让自己远离斗争的旋涡。

要想真正避开权力斗争很困难，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当时“八王之乱”，司马王爷们为了皇帝之位，你死我活，好在司马睿与他的助手王导脑袋清醒，终于摆脱了这些纠纷。王导是琅邪大族，与琅邪王司马睿是好搭档，两人便跑到南京来担任地方官，成为地方领导人，相当于出任当时的江苏省长和南京市长。十年之后，西晋在北方灭亡，司马睿在南京登基，成为东晋的开国皇帝，王导则成为了他的丞相。

当时南京的民间，对这位新来的统治者很不尊重。就算是他已经登基做了皇帝，仍然喜欢在背后说长道短，议论他的身世。那时候，有个“牛继马后”的谶语在悄悄流传，关于这个谶语，有两个解释，一个是“牛”与“刘”谐音，意味着姓刘的人最终将取代司马氏，结果恰恰也就是这样，五胡十六国中的前赵刘渊灭了西晋，东晋后来则为刘裕建立的宋所取代。

另一个是说司马睿的DNA有问题，说他不是司马氏家的骨血。据说司马懿早年就有代魏之心，有一本流传很广的谶书叫《玄石图》，上面记有“牛继马后”的预言，司马懿便请懂星象的管辂占卜子孙运势，占卜的结果与《玄石图》不差毫厘。

权倾天下的司马懿心里很不痛快，手下有个叫牛金的将领，为他出生入死，立下殊勋。司马懿忽有所触，想起“牛继马后”的预言，十分忌讳，怕牛金将来会对自己子孙不利，就派人请他赴宴，酒中下毒，将牛金毒死了。司马懿以为牛金已死，子孙便可高枕无忧坐享福贵。殊不知世事难以预料，司马懿的一个孙子司马觐袭封琅邪王，其妻夏侯氏被封为妃子，她为人很风流，没多久就与王府也叫牛金的一个小吏勾搭成奸，生下了司马睿。

唐朝房玄龄主编的《晋书·元帝纪》对司马睿的身世有记载：

元皇帝讳睿，字景文，宣帝曾孙，琅邪恭王觐之子也。咸宁二年生于洛阳，有神光之异，一室尽明，所藉藁如始刈。及长，白豪生于日角之左，隆准龙颜，目有精曜，顾眄炜如也。

然而在这篇传记的结尾处，又添这样一段：

初，玄石图有“牛继马后”，故宣帝深忌牛氏，遂为二榼，共一口，以贮酒焉，帝先饮佳者，而以毒酒鸩其将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亦有符云。

俗话说，著作不过廿四史，《晋书》在二十四史中排名第五，正史所言，按理应该铁板钉钉，绝非戏言，然而无论谁认真拜读过了，都会觉得有点不靠谱。东晋虽然也有一百年的历史，六朝中历史最长，却很难引起大家对朝廷的敬重。后人戏谑地称司马睿为牛睿，譬如明朝的李贽，就直称东晋为“南朝晋牛氏”，而不称司马氏。南京老百姓都是前朝的遗民，出于对孙吴的怀念，也希望司马睿并非皇族血脉，他们觉得真要是这样，多少也有些解恨。

历史书上习惯把东晋的南迁，称之为“衣冠南渡”。这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中原人口大迁移。对于南京这个城市来说，好的方面，它促进了文化交流，把中原文明带入了南方，引进了北方的先进生产力。不好的方面，就是傲慢的北方人反客为主，迅速成了这里的新主人。南方吴人和北方中原人士的对立，立刻变得严重起来，原有的矛盾开始激化。

既然北方人视吴人为亡国之民，动不动就是“吴人趑睢，屡作妖寇”，动不动就是“吴人轻锐，难安易动”。既然他们可以凭政治上文化上的心理优势，称江东的吴人为“貉子”，为南蛮，那么江东的吴人也完全可以嘲笑那些流离失所的北佬儿，称他们为伧父和伧鬼。吴人陆机赴洛阳谋求发展，听闻左思要作《三都赋》，便在与弟弟陆云的信中调侃，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口气真的很大，要把人家写的文章用来盖酒瓮，轻蔑之意跃然纸上。

《世说新语》中的记载也很有意思，同样是吴人的陆玩，去拜见丞相王导，王导好心以食物招待，没想到差点出了意外：

王公食以酪。陆还，遂病。明日，与王笺云：“昨食酪小过，通夜委顿。民虽吴人，几为伧鬼。”

酪为北方人钟爱的食品，陆玩吃这玩意得疾，肠胃不舒服，拉了肚子，竟然直接对北人王导称自己差一点成为“伧鬼”，吴人之自傲溢于言表。

傲慢注定要付出代价，南北交融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陆机最后惨死在北方，被夷三族，连带他无辜的弟弟陆云也一起遇难。陆氏兄弟可以说是吴人的杰出代表，是东吴丞相陆逊的孙子，陆机的《文赋》享有大名，是中国文学评论的祖师爷，他的书法作品《平复帖》书写于西晋，传世年代最早的名家法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件流传有序的法帖墨迹，有“法帖之祖”的美誉。

吕思勉先生的《两晋南北朝史》上提供了当时的一些民谣：

《五行志》云：武帝平吴后，江南有童谣曰：“局缩肉，数横目，中国当败吴当复。”又曰：“宫门柱，且当朽，吴当复。”在三十年后，又曰：“鸡鸣不拊翼，吴复不用力。”

“中国当败吴当复”，意思是说当时的吴人，根本不愿意把自己当作“中国人”。在他们眼里，中国和东吴是对立的，中原与江东是两个不同的区域，或者干脆就是两个国家。你若说当时的南京人是中国人，非跟你发急不可，因为这相当于你骂人是伧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动不动就是“汉贼不两立，王室不偏安”，骨子里都是以中原文化为正宗。孙权却不太在乎这一套，他根本就不太把中原的文化传统当回事。换句话说，那时候的南京人，完全还没什么“我的中国心”。

以祭天为例，孙权当初登基的时候，假模假样地也祭拜过一回，这以后，就懒得再进行祭天大礼。大臣为此有异议，觉得不符合规矩，不上路子，孙权便说：“郊祀当于土中，今非其所，于何施此？”意思就是祭天这种仪式，让中原的人去玩吧，居天地之中者为中国，跟我们这些处于边远地方的人没关系。大臣又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为家”来说服孙权，既然你已经即天子之位，就必须行祭祀告天之礼。孙权依然不予理睬，觉得这些玩意都是俗儒们的想法，“不可用也”，费那个事干什么，他犯不着非要去守那个中土文化的烂规矩。

孙权临死前，使有司传诏问神人请福，神人一本正经地占了一卦，十分肯定地说：

国之将兴，听之于人。

国之将亡，听之于神。

没人跟孙权解释这段话的真实含义，神神鬼鬼，信了也就信了，不信也就不信。反正接下来，孙权也死了，吴国也亡了。再接下来，是在南京支撑着中原文明的东晋时期。这时候，中国的中心，已经到了南京。六朝时代的南京，开始了历史上的第二个王朝。

如果说孙吴时代的定都建业，只是为南京这城市奠定了最初的基础，那么东晋时期的衣冠南渡，从本质上看，则是完成了一个更重要的任务，或者说是完成了一项重要使命，这就是把北方的中国，把一个失败了的中原王朝，拖儿带女地转移到了江东。把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文化，毫无保留地移植到了南方。

当然，东晋也顺便悄悄地干了一件事，把原来以南京为中心的吴地，把原本十分强悍和有点落后的吴文化，把北方人眼里的南蛮鴂舌之人，变成了大中国的一部分，变成了飘扬在中华文明里的一面旗帜。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源济

叶兆言：一个糊里糊涂上任的皇帝 

原创 2017-11-27 叶兆言 大家

公元307年，也就是永嘉元年，琅邪王司马睿与王导这两个北方佬携手来到南京。那时候，南京是个标准的废都，整座城市弥漫着一种失败和沮丧的情绪。南京人对两位北方客人的到来，完全无动于衷，司马睿和王导也没意识到，接下来会发生一系列事情，将远远超过他们的预期。

那时候，牛继马后的故事还没开始流传，司马睿刚开始担当的职务，说是市长省长并不准确，大约也就是相当于一个南京都督。南京这个城市已经大大地降了级别，可是扬州治所还在这。有必要解释一下历史上的扬州，长江流域有三个大州，从上往下数，最上游四川为益州，中游湖北为荆州，再下游区域就是扬州。前面已经说过，扬州这一片区域曾经很贫穷，因为贫穷，所以面积很大，大得远远超过我们想象，基本上是今天的华东地区。

司马睿像

管理这一区域的行政单位，也就是它的治所，在隋唐以前，一直都在南京。这地方因为穷，因为边远，算不上好地盘，六朝时开始有发展，渐渐就富庶了，成为暴发户。古诗“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这个扬州，就是指的南京。因此李白著名诗句“烟花三月下扬州”，不是狭义地指要去今天的苏北扬州城游山玩水，而是与乾隆老爷子下江南的意思差不多，也就是要去灯红酒绿的江南看看，要去访问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

司马睿主动要求到南京来上任，在此之前，他只是依附于比自己势力更大的东海王司马越，替司马越打工。这个司马越也是西晋宗室，按辈份应该是司马睿的堂叔，他是晋惠帝和晋怀帝时期的权臣，八王之乱的积极参与者，一度非常有权有势。司马越趁乱出兵占领了下邳，任命司马睿为平东将军，负责监督徐州诸军事，镇守下邳。

随后司马越率军北上西进，争夺晋政府的最高统治权，司马睿留守在了下邳。身为北方大族琅邪王氏的王导，则是司马睿的最亲密战友，他们的关系“素相亲善”，今天的时髦话是好基友，同志加兄弟。天下已乱，王导倒是很清醒，他相信在宗室纷争形势下，以静制动，极有机会产生新的权力格局。

司马睿出镇下邳，也就是今天徐州属下的邳州，王导随任为安东司马。北方局势越来越混乱，王导便建议司马睿南渡，谋求独立地位，摆脱中央的控制。此时执掌西晋大权已是司马越，他也考虑到要扩大自己在南方的势力，一旦北方失守，为退据江南留条后路，因此同意了司马睿的移镇要求。所谓移镇，就是请求换个地方做官。

这时候，经过孙吴政权几十年的努力，南京已粗具规模，毫无悬念地成为东南第一城市。东吴灭亡后，南京城不死不活，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国家如果处在一个正常阶段，有一个很好的和平环境，南京大约是一点机会都不会有。北方的西晋政府会打压南京，要防范金陵的王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南京只不过西晋治下的一块属地，在和平年代，谁也想不到它还会有什么重要性，吴人强悍和轻锐，难安易动，屡作妖寇，能够“外江无事，宁静于此”，保持太太平平，这就很好了。

偏偏这时候的中国，正如王导判断的那样，不正常，不正常得离谱。西晋统一三国，本应该是个很强盛的王朝，可惜它根本不懂得抓住机会。堡垒往往首先从内部攻破，晋武帝司马炎死后，整个西晋再也没太平过。譬如八王之乱，都是司马氏，为了个鸟皇位，打过来打过去，杀得狗血喷头。越是离宫廷近的司马氏子弟，越是帝王的嫡系，越是手握兵权的王爷，闹腾得越厉害，你杀我，我杀他，他最后又杀你。死于非命的司马氏数不胜数，闹到临了，加上五胡的介入，像司马睿这样的远门旁支，反倒硕果仅存。

西晋的动乱是自己造成的，自己跟自己厮杀，自己跟自己血拼，最终必定会带来外人的介入。在后来的中国大历史中，明朝亡于清，就是这个原因，中国人向来喜欢内斗，汉人如此，不是汉人也如此。兄弟阋于墙，内斗自然会给外患提供机会，这个外患就是“五胡”，五胡十六国的五胡，所谓“五胡扛鼎，七庙隳尊”。

事实上，扰乱中原的远不止五个少数民族，五只是一个大概，包含了匈奴，羯，鲜卑，氐，羌，卢水胡，乌桓，巴人以及高句丽人。当时“能建邦命氏成为战国者”，确实是十六国，分别是成汉，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前凉，后燕，后秦，西秦，后凉，南凉，南燕，西凉，北凉，大夏，北燕。这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对于老百姓来说，没有什么比生活在这个时代更糟糕的事。

司马睿坐镇的南京，由于其特殊的地缘政治，给混乱不堪的北方，提供了一个逃生机会。永嘉年间南下逃往建邺的难民，蜂拥而至浩浩荡荡。永嘉四年，也就是公元310年5月，前赵刘渊的部下羯人石勒，攻打汲郡，南渡黄河，荥阳太守裴纯落荒而逃，直奔当时的南京。同年11月，氐族隗伯攻袭今湖北宜昌市东南的宜都，太守嵇晞逃命南京。第二年2月，石勒侵犯汝南，汝南王司马祐也不得不流亡南京。

北方局势在进一步恶化，石勒等人击溃了西晋的主力军，攻如潮水，势如破竹，《晋书．帝记第五》上有记载：

四月戊子，石勒追东海王越丧，及于东郡，将军钱端战死，军溃，太尉王衍、吏部尚书刘望、廷尉诸葛铨、尚书郑豫、武陵王澹等皆遇害，王公已下死者十余万人……

六月癸未，刘曜、王弥、石勒同寇洛川，王师频为贼所败，死者甚众。庚寅，司空荀籓、光禄大夫荀组奔轘辕，太子左率温几夜开广莫门奔小平津。丁酉，刘曜、王弥入京师。帝开华林园门，出河阴藕池，欲幸长安，为曜等所追及。曜等遂焚烧宫庙，逼辱妃后，吴王晏、竟陵王楙、尚书左仆射和郁、右仆射曹馥、尚书闾丘冲、袁粲、王绲、河南尹刘默等皆遇害，百官士庶死者三万余人。

在永嘉之乱中，西晋的王室人员大多数被杀，中原大乱，生灵涂炭，宗藩多绝，幸存下来的只有琅琊王司马睿，西阳王司马羕，南顿王司马宗，汝南王司马祐，彭城王司马纮，都慌不择路地逃命躲到江南来了，史称“五马渡江”。

在宗室所剩无几的情况下，先入一日为大，坐镇南京的司马睿地位迅速上升。机会说来就来，留在北方领导抗战的荀藩，在洛阳被攻陷后移檄州镇，也就是向各地发出最后通告，公推南京的琅邪王司马睿为盟主。接下来，到了316年，司马睿坐镇南京的第九个年头，刘曜长围长安，西晋最后一个皇帝愍帝无奈出降，西晋王朝彻底灭亡了。

第二年，司马睿在南京承制改元，即晋王位，年号为建武。东晋王朝正式开始，还是先小心翼翼称王，不敢僭位称帝，皇上愍帝还当着俘虏，人还活着。孤悬在北方的晋地方长官刘琨等一百八十人上书劝进，司马睿仍然不敢当皇帝，直到又过了一年，愍帝死讯传到江东，司马睿才正式登基，称晋元帝，改年号为太兴。

因此说到底，司马睿在南京当的这个东晋开国皇帝，有点出人意外，当得有点可怜巴巴。据说早在司马睿来南京前的太安年间，民间就传唱过这样的童谣：“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五位司马渡江是事实，一位司马当皇帝也是事实，然而这个生来就有点柔弱的琅邪王司马睿，似乎总是在怀疑自己的好运，总是没有挺直了腰杆做皇帝的勇气。

小心撑得万年船，当不当皇帝，他都是有点小心翼翼。因为有了五胡乱华，于是南京就有了“五马渡江开国处”的意外。真的是出人意外，司马睿糊里糊涂在这做了皇帝，南京也糊里糊涂再次成为首都。南京人想不明白，东吴亡国三十多年后，南京会又一次莫名其妙地成为首善之城。江南童谣说的“宫门柱，且莫朽，吴当复，在三十年后”，到了三十年后，“鸡鸣不拊翼，吴复不用力”，这些还真全都应验了。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有时候，太虚心了也不行。司马睿显然在宗室中受够了被冷落的气，他承继的琅邪国是个非常不起眼小国，在当时，因为是旁门远支，名望显然还不够大。若以小说《红楼梦》中姓贾为例，他在皇室司马氏的地位，也就和贾宝玉庶出的那个弟弟贾环差不多，在贾府中根本轮不到他说话。偏偏皇室中姓司马的有头有脸人物都死了，机会就到了他身上，结果就是一个大家都不会想到的小角色，出人意料地登基当了皇帝。

司马睿当了皇帝，立刻封王导为丞相，他知道没有这个王导，没有王导出谋划策，自己就不会有这个帝位。巧合的是，他们岁数正好一般大，两个同龄人都生于公元276年。司马睿做了东晋的男一号，作为开国皇帝，对王导的指示，对他的谆谆教导，百依百顺言听计从，你说了都算，你觉得行就行。王导也把自己当成了历史上的管仲和萧何，他知道东晋建立后，提高帝王威信至关重要。要提高司马睿的地位，仅仅靠王导的帮助还不够，还要请出一个名号更响亮的人，这个人就是王导的从兄王敦。

王导像

王敦是驸马爷，娶了司马炎的爱女襄城公主，与王导相比，这位王敦显然更有故事，名声也更大。譬如他当年娶襄城公主，晋武帝给他的陪嫁，嫁妆是其他公主的十倍，附带还赠送了一百多个陪嫁侍婢。永嘉年间天下大乱，王敦“以公主时侍婢百余人配给将士，金银宝物散之于众，单车还洛”，豪爽能够如此，世所震惊。搁在前朝，驸马爷王敦的声名，与王导相比，与司马睿相比，不知要大多少倍，他现在出来给司马睿捧场，意义不同寻常。

司马睿刚来南京，吴人野性尚存的南京老百姓，根本不把这位不起眼的小王爷放在心上。老百姓都不把他当回事，南方的士族也采取了观望态度。司马睿到南京已经一个多月，士族百姓都还没有人来登门拜谒，王导为此事很焦急，正赶上司马睿要出去观看禊祭，当时此地的一项民俗活动，王导便让司马睿乘舆，也就是坐在轿子上，安排了高规格的仪仗队敲锣打鼓，威风十足四处张扬。王导和王敦等有名的人物，则骑马跟在后面。

南京人最喜欢看热闹，也最吃这一套，当时的本土名人纪瞻和顾荣，见了这样的场景，感到很惊异。连人家驸马爷都跟在后面跑龙套，这位琅琊王司马睿显然不能轻视，于是一个跟着一个在道路左边行拜礼。这个拜礼行得十分讲究，是在为南京人作表率，既然他们这样的名人都已做出屈从的榜样，南京老百姓对司马睿立刻开始刮目相看，立刻与时俱进，《世说新语》上记录了一段有趣的对话：

元帝始过江，谓顾骠骑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荣跪对曰：“臣闻王者以天下为家，是以耿亳无定处，九鼎迁洛，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

顾骠骑就是前面说的江南名士南京名人顾荣，骠骑将军的名号是死后追赠，生前的职务是安东军司加散骑常侍。他很会安慰人，商代成汤迁国都到亳邑，祖乙又迁到耿邑，盘庚再迁回亳邑，从成汤到盘庚，共迁都五次，所以说“无定处”。这段对话显然有漏洞，司马睿当皇帝时，顾荣已离世，不可能称陛下。然而对话是后人写的，也没必要太当真，太计较措辞，毕竟映射出来的司马睿心态，非常接近真实。

虽然是开国皇帝，因为这个帝王位置有太多运气成份，司马睿总是显得底气不足，有一点窝囊。他在南京一共待了十五年，前十年是此地的最高地方长官，后五年当天子。从一个地方性省级大员，突然升格为最高中央领导，一下子适应不了也很正常。好在他的左右，有王导和王敦在扶持，这两个人一文一武，成了司马睿的重要助手。

真不知道应该如何给司马睿这个东晋的开国皇帝定位，有人觉得他的能力，甚至还不如孙吴的亡国皇帝孙皓。当时民间广泛流传着“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就是说东晋初期南京的政治生态，是由司马睿与两个姓王的人共同在掌握，司马睿不过是坐享其成。王导是文臣，出谋划策，想更多的是民生。王敦文武双全，恨不能党政军一起抓，因为司马睿无能，越来越不把他放在眼里。骄横的王敦早就看出这个皇帝不是很能干，不是昏庸，是绝对有无能，只要是假以时日，王敦注定可以成为新的曹操和司马昭。

资料图：东晋地图

在西晋时期，皇权还很厉害，士族和名士只是政治的装饰品，帝王是士族名士效忠的对象，皇权想除谁就除谁，要杀你就杀你。到了东晋，情况彻底改变，帝王变成了门阀政治的装饰品，皇帝成了傀儡，成了士族利用的工具，“主弱臣强”基本上变为常态。从“王与马，共天下”开始，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你方唱罢我登台，先后都执掌过东晋的大权，中央至地方的各级军政大权，也往往是由士族高门所掌控，所谓“号令威权多出强臣”。

“主弱臣强”对老百姓来说，也不完全是什么坏事。毕竟主太强大了，太容易独裁，太容易一个人说了算，在中国古代，指望出现古罗马帝国的元老院，出现大英帝国的上下议院来分摊权力不现实，主弱臣强起码互相有个牵制。况且司马睿再怎么孱弱，毕竟是皇室血统，这就好比《红楼梦》中的贾环，虽然庶出，再如何不济，人家也是姓贾的爷，是主子。驸马爷王敦他再厉害，能力再强，也是个外姓，也是臣，他要有异心，便是乱臣贼子。

司马睿生气时，也想除掉王敦，甚至亲自领兵作战，可是根本不是王敦的对手，《晋书﹒王敦》上是这么写的：

诸将与敦战，王师败绩。既入石头，拥兵不朝，放肆兵士劫掠内外。官省奔散，惟有侍中二人侍帝。帝脱戎衣，著朝服，顾而言曰：“欲得我处，但当早道，我自还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

司马睿与王敦摊了一次牌，想扳倒王敦，结果未能如愿，反弄得自己狼狈不堪，害得南京的老百姓跟着他遭难。司马睿恼羞成怒，便有了以上气急败坏的一通牢骚，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王敦真要想在这南京城里当皇帝，早跟我说啊，我可以把这劳什子皇位让给你，我还是当我的琅邪王去，何苦要让百姓跟着受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