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地上捡到一个盲童

源济

在工地上捡到一个盲童 

2017-08-11 刘墨闻 全民故事计划

“

我知道她骗我，但是我还是跟着来了。我知道我吃不上蛋糕，但是我不知道我会丢。

一

四年前我在深圳的一个建筑工地实习，地点在郊区的一片玉米地旁，设施环境不是很好，烈日暴晒之下，实习刚到的几个人都开始脱皮。那时同来的一个哥们每天都要跑到我面前，问我他的纹身是不是变浅了，我说没有，哪会那么容易变浅，说完他又在纹身处撕下一块皮，接着紧张地问：“现在呢？现在浅了吗？”

早上我们几个实习生争先恐后地奔出彩钢的工棚，如果公厕满员了，就得多跑几百米在一片灰茫茫的芦苇丛里解决。纹身哥虽然一身连环画，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理科男，他按照芦苇荡的面积给每个人规划了的“领地”，大家都必须在自己的封地内，有规划地“施肥”，不得觊觎他人领土。那时我们几个总是议论着等实习差不多结束以后，芦苇地就再无下脚之地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床很潮，有时候腰会受不了，导致睡眠质量很差。有时候还会有工人在深夜回来，有的是刚收工，有的是出去找“快活”了。偶尔碰到几个工友和我们搭茬聊天，也会在一起闲扯几句。一个年纪大点的工友问纹身哥大学里学的啥，纹身哥随口答说学的土木。老工友一愣，咂咂嘴问道：“土木？管风水的么？”我们几个哭笑不得。

值得庆幸的是工地的伙食还算不错，这里的“不错”并不是说它有多丰盛，而是味道可口。做饭的是兰姨，远远从背影看过去，身材和女童无异，身高只有将近一米五，瘦弱的病态让人总是担心她的健康，黝黑的皮肤裂开一道道纹，很少笑，走路一歪一扭。传说兰姨是包工头薛老大在外面捡回来的，也有人说兰姨是薛老大的远房亲戚，因为精神方面有问题，找不到工作，只能在这里务工。

 

按道理讲薛老大应该算善良，但是他也有过埋怨的时候。经常打发工人只用一句话：“开发商不给我钱，我也没有办法。”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头上还包着绷带的大爷追着薛老大屁股后面要钱，薛老大左拐右拐进了彩钢房堵住门不出去，大爷没招，索性跪在了地上一下下地磕头，直到被旁边的人扶起来拉远后，薛老大才从里面走出来，也跪在地上用力地磕了几下头，说：“还给你，还给你了。”

 

二

 

工地上每天都有热闹看，年纪小点的跟着年纪大点的工人学，喝酒打牌找乐子，偶尔拿年纪大的人开涮。胡晓军是我们同棚住着的一个小伙子，也是工地里的刺儿头，那年刚满二十岁。仗着年轻身体好，到处惹事，逢人便讲他爸妈给大哥盖房娶媳妇，一分钱也没给他留，和父母闹了一场后就出来自己赚钱。白天灰头土脸的开叉车干活，晚上打扮得溜光水滑出去骗女孩子。

同棚下的苗叔是个老实人，工资发下来就放在胸前的背心口袋里，再交到医院去。苗叔的大儿子生病住院，缴费窗口像一只血盆大口的怪兽。每次苗叔战战兢兢地把钱送到嘴边，它一小阵风就把食物吸了进去，不给人一点留恋，每个月定点的那一天，苗叔就去那里给儿子领取一些时间。

有一次工地的薪水迟发了很久，医院收不到钱差点把苗叔儿子请出医院。补交完费用后，医生催促苗叔快些给儿子做手术，否则机会不多了。出了医务室苗叔莫名地开始头晕眼花，他坐在医院的台阶上喘气，他一遍遍问自己机会不多了是什么意思，直到他呼吸越来越急促，急得哭出了声，哭尽了力气，才觉得身子缓过来一点，站起来慢悠悠地往外走。

事情就发生在苗叔刚出医院门口。

那天晚上收工后，我们在棚子里吃花生，打牌，其他人继续干活，或者出去干活。苗叔战战兢兢地在工棚门口徘徊，大家发现了他，也并未觉得奇怪，他平常时也是踌躇不定，对所有人都客气，保留最原始的谦恭，被生活打磨得又惶恐又敬畏。

 

有人招呼着苗叔进来，他扭捏着一闪身，后面站着一个带着眼罩的孩子。整个工棚就这样静了下来，屋里的人都望向了他，这让本来就不善于成为焦点的苗叔更加尴尬，手足无措地摸索着。

 

三

 

孩子是苗叔路上捡的，眼睛有问题，什么也看不见。摘下眼罩只有空空的眼神，一点光也感觉不到，与失明无异，苗叔看他在报刊亭边上又冷又饿，便先带了回来。一圈人围上来问东问西，孩子有一句便答一句。孩子大名叫曾帅，是跟着妈妈到城里医院看眼病的。问起孩子是如何与妈妈走散的，孩子说过几天是自己生日，妈妈要买个大蛋糕给他，让他医院门口的报刊亭等，结果等了快一天妈妈也没有回来。

所有人咋舌互相看，有人急着说八成是妈妈出了事，有人说或许是他妈故意丢了他。孩子抢着还嘴：“我妈妈没不要我，她是去给我买蛋糕了，还要给我过生日。”

胡晓军听见扑过来问：“你妈还说什么了？”

孩子说：“她说白天看完病，就带我去游乐园玩，然后就去饭店点菜吃，还能吃蛋糕。然后我就来了，本来我不想来的。”

胡晓军越听越起劲，他一边笑一边问：“你为什么不想来啊？”

孩子说：“我知道她骗我，但是我还是跟着来了。我知道我吃不上蛋糕，但是我不知道我会丢。”

听完这句话胡晓军愣住了，工棚里的人也都愣住了，我们盯着围在中间的盲孩，此起披伏的交接着彼此的目光，这样望了一会后都略带歉意地散开了。苗叔抢着大家散开的功夫说：“就住一晚，明天带他去派出所，找他妈妈。”

没有人说话，胡晓军抽出一块席子来，铺在苗叔旁边的床位上，小孩小心翼翼地坐在床沿边上，竖起的耳朵四处收声。胡晓军径直走过去，掰开孩子的手塞了一块巧克力。

盲孩接过晓军的巧克力，用鼻子闻了闻，晓军又把巧克力夺回去，扒开皮送到孩子嘴边，孩子拿过来舔舔，竟然静悄悄地，微微地，笑了那么一下。

这一笑好像化开了大家的一些歉意，原本小心翼翼看向这里的人又放松下来，开始互相攀谈。深夜后各自回房，灯光暗下，只留一个孩子干坐着，我躺下以后又起身出门放水，透过窗户看见孩子缓慢地挪动着身子，小心地躺下蜷缩着身子，只盖了被子的一角。

第二天上午的活干到一半，就看见苗叔带着孩子战战兢兢的又回来了，围上去一圈人问，苗叔说派出所根本没孩子的资料，是黑户，根本没办法联系到孩子的父母，派出所建议苗叔把孩子送到收容所去，便打发他出来了，他绕着派出所转了几圈，就又带着孩子回了工地。

苗叔又开始发愁，在工地待着始终不是办法，如果让薛老大知道了，肯定会把孩子赶走。他一整天都心不在焉地干活，惹得大家一直在提醒着他做工的细节。

 

四

 

漫长的一天又结束了，晚上苗叔同村的老乡语重心长地劝他：“工地确实不是孩子应该待的地方，尽快把孩子送走吧，我们自身难保，何来搭救别人呢。”

苗叔口口声声答应了下来，却还是独自打算着，四处游走的目光出卖了他，我在一旁看着，胡晓军一反常态，他低声问孩子饿不饿，想不想吃东西。孩子把头埋得很深，整个身体像是落了一层霜，一动不动，随后大家四散去了。

夜里我没怎么睡，眼前总是出现那孩子低着头的样子，那沉着的安静像是飘荡无力的浮萍，被命运捉弄后展现出让人难过的，麻木地服从。孩子是这样，苗叔也经常这样，或许这里的人，或许我见过的许多人，他，他们，我们，都有过这样的表情。

第二天一早，孩子就起不来床了，摸一下额头，烫得手一颤。我和纹身哥抱着孩子往医院走，苗叔想跟着又不敢跟着，等到我们走出工地找车的时候，苗叔又满头大汗地跑出来跟上我们。到了医院大夫说是普通的感冒，只是孩子体弱，需要多注意防寒，应该是晚上睡觉不注意的缘故。当然也可能是工棚环境差的原因，我暗自想。

打完针也吃了药，我们三个人前后一列回到工地。大家都想着等孩子痊愈以后再做打算，可是老天爷似乎总喜欢和我们开玩笑，接下来的两天阵雨连连，工地的活干一会停一会。孩子感冒总是反复，我和纹身哥分别带着他去了两次医院。

第二次我背着盲孩从医院往回走时在心里盘算，公安局那边还是没有孩子妈妈的消息，孩子眼睛的情况医院也在等具体的结果，没有一样东西是我们可以真实握在手里的。想到这我有些懊恼，叹了一声，孩子听见了从我背上起来，在我耳边吹了一口气。软软的，也暖和。我笑了，他也跟着笑了。

笑声停止后安静了一会，他忽然问我：“感冒这次还会回来吗？”

我像是被什么揪住了一样，佯装镇定地答说：“应该不会回来了。”

“那妈妈呢？”孩子又问。

我顿了一下，不知道怎么答，心里有东西被提起来，许多话吐不出，也咽不下。只能装作没听清，快步地往前走。

 

五

 

我们回去的第二天太阳就出来了，天气格外的好，阳光把工地烤得水汽四溢。薛老大在各个房间里叫人，事情一下子就败露了。

在脚架上干活的苗叔慌慌张张地顺下来，又慌慌张张地摸到工棚边上，还没等他要冲进工棚解释，就看见薛老大护着孩子出来了。在众人的注视中，他把孩子带进厨房交给了兰姨。然后就把苗叔叫到了工棚里攀谈起来。可是没过多久，棚子里就爆发出激烈的争吵，两个人像是要把房顶掀起来一样，最终小小的棚子没有困住两头野兽，他们从屋里奔了出来。 

一个是薛老大，他的愤怒里带着许多惊讶，惶恐地面对着从未有过的抗拒。一个是苗叔，他的愤怒含着更多的是委屈和悲壮，反击回去的每一句话都带着充沛的破音。他朝着对手的方向喊：“我大儿子还在家病着，我没用，治不好他了，但我想帮这孩子找到他妈。我现在别的什么也办不到，我只是想帮帮他，他实现了，我就感觉好像我也实现了，我这么说你不懂，因为你不是我，你不是我。”

我很难相信这话是从苗叔口中说出来的，人们都惊了一小会儿，不知道如何收场。最后平稳了气息的薛老大回到厨房抱着孩子走出了工地，苗叔紧紧地跟在了后面。到了傍晚，两个人气喘吁吁地回来了，薛老大坐在工棚前一边拿着毛巾擦脸一边说：“该做的我们也尽力了，就到这吧。”

苗叔也放下了争论的气势，安静地蹲坐在人群中央，很长时间不说话。在人群快要散开的时候，苗叔又开口把大家拽了回来。

 “今天好像是娃娃生日，我想给娃过个生日，就在工地，算还他个愿。”    

薛老大喘了一口大气，巴掌拍腿上说：“行，生日得过。”他把孩子从屋里哄出来，抱在自己大腿上问：“告诉伯伯，生日你想咋过。”

孩子拘谨又试探地轻轻说：“我想去游乐园，然后去饭店点菜吃，还想吃蛋糕。”

夕阳把整个工地照得发红，薛老大挠着头转圈看，饭店和蛋糕都好说，但这游乐园在市区里，再说那个点应该也关门了。胡晓军从人群中挤过来说我有办法，他小心翼翼地把孩子抱起来说：“哥哥带你去游乐场。”

他把孩子抱进货车，开车在工地里绕了几圈后又下来说：“游乐园到了，哥哥先带你玩碰碰车。”说完他把孩子放在自己的大腿上，自己坐上了工地的叉车，迎着风在工地里打转，每一次插到货物，他就喊一声“撞车喽”，孩子在大腿上震一下，也跟着笑，远处一群人笑呵呵地看着。

叉车停下来后，工地的其他人也开始忙活起来，几个人奔着升降机去了。一边跑一边朝胡晓军示意。胡晓军心领神会，抱着孩子说：“我们去玩摩天轮。”

升降机带着孩子，胡晓军和三两工人上去，在上面停了一会，下面的人仰着脑袋望着。 

把工地能玩的器械都玩了一遍后，孩子就饿了。人们围着孩子坐在工棚边上。薛老大朝着身后的兰姨喊：“点菜。”兰姨站在旁边拿着小本记着。我们又都回到自己的位置里忙起来，有人搬桌子，有人挪地方，胡晓军骑着摩托出去买蛋糕。

 

六

 

黑夜坠下来以后，工地里有人继续作业，工棚里一小撮人簇拥着孩子，一桌子菜簇拥着着雪白的蛋糕。所有人默默坐着不吭声，兰姨抱着孩子，沉默寡言的两个人互相用沉默彼此照应着。薛老大拿出火机，将蛋糕上的两三只蜡烛点着，门口的人把灯泡按掉，屋子里黑得只剩下烛火。

我余光扫过身边的工友，藏在黑暗之下他们的身体，让我无法辨别此刻大家聚拢的姿势，烛火却格外清晰地照得每个人的脸，棱角分明地凸显出生活刻下的痕迹，眼神木讷而又绵软，放松了警惕的他们瘫软着注视着孩子。

苗叔说吹蜡烛吧，我突兀地打断说：“吹之前许个愿望吧。”一圈人转来望着我。我抛开众人的目光期待地看着孩子，他点了一下头，然后开口说：“我的愿望是妈妈明天就能来接我”。

工棚静了一会儿，这个愿望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接。苗叔打圆场说：“这回吹吧。”孩子把脸探过去狠狠地吹了一口气，力道是够，但是方向歪了，他看不见蜡烛的具体位置。苗叔轻轻把着孩子的小脸送到烛光前面去，火苗照着他的脸，眼睛里也映照了一些烛光，闪烁着勃勃生机。我坐直了身子认真地看着这一幕，似乎他感受到了火苗的温度，几乎在那一瞬间，他笑了，比从胡晓军手里接过巧克力那一刻笑得还要开心，还要好看。

紧接着他静悄悄地吸气，小小的脸微微扬起，正要行使扑灭火苗的权利时，窗外忽然刮进来一阵风，将蜡烛全都灭掉了。

一瞬间，所有的气氛被黑暗吸纳进去，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把我们的惊讶也吞噬掉了，孩子眼里的光也熄灭，只能透过微弱的月光看见他微微扭转着脑袋，来探查身边的变化。没有人说话，这样的尴尬持续了一小会儿，我听见在胡晓军方向的黑暗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啜泣声。

我从工棚里走出来，远处的高楼影影绰绰，一盏盏家灯没有规律地排布着，不知道走了多久，我回过头再看那个棚子，却怎么也不敢再走回去。

那应该是孩子第一次过生日，我早该告诉他，愿望是不能说出来的，否则就不一定灵验了。

题图源自网络，原文标题《在深圳工地捡到的孩子》

作者刘墨闻，现为设计师

本文选自作者新书《特别不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