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早：中国最早的国文教科书是怎么编出来的

源济

杨早：中国最早的国文教科书是怎么编出来的 

原创 2017-08-10 杨早 大家

文 | 杨早

中国有规模成套的教科书，始自商务印书馆张元济主持，1904年开始出版的《最新教科书》。这套教科书，仅初、高小就有11门32种156册，是当时我国小学教科书课目最完备的一套课，从1904年一直发行到1911年底，发行量占全国课本份额的80%，是我国第一套完整的中小学教科书。对此，编者之一蒋维乔很自得地表示：“凡各书局所编之教科书及学部国定之教科书，大率皆模仿此书之体裁，故在彼一时期，能完成教科书之使命者，舍《最新》外，固罔有能当之无愧者也。”

不过这套教科书很难说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从商务印书馆独立出来创办中华书局的陆费逵即指出，这套书是以日本明治三十七年（1904）的教科书为蓝本编纂而成。是故该套教科书每一本的扉页，除了标明编纂者外，都会附署以四名校订者：

日本前文部省图书审查官 小谷重

日本前高等师范学校教授 长尾槙太郎

福建长乐 高凤谦

浙江海盐 张元济

在1904年，有两位日本资深校订者，还是一种权威性的保障。到了民国元年，民族意识勃发，商务印书馆因为有日资参股备受对手指责，这种名目就不便打出来了。

各门教科书中，最难编的是《国文教科书》，因其没有办法模仿欧美与日本的教科书，“无成法可依附也”。而社会上又特别重视《国文》这一门课。正因为这样，各书局编纂教科书，都把《国文教科书》拿来做门面。

社会上为什么特别重视国文课？因为国文课承载的，并不单单是语言文字的教学，而是一门综合教材。来看看《最新国文教科书》的《缘起》是怎么说的：

凡关于立身（如私德、公德及饮食、衣服、言语、动作、卫生、体操等）、居家（如孝亲、敬长、慈幼及洒扫、应对等）、处世（如交友、待人接物及爱国等），以至事物浅近之理由（如天文、地理、地文、动物、植物、矿物、生理、化学及历史、政法、武备等），与治生之所不可缺者（如农业、工业、商业及书信、帐簿、契约、钱币等），皆萃于此书。其有为吾国之特色（如开化最早，人口最多及古圣贤之嘉言懿行等），则极力表章之；吾国之弊俗（如拘忌、迷信及缠足、鸦片等），则极力矫正之，以期社会进步之进步改良。

《最新国文教科书》的内容涉及了国文、历史、修身、自然、地理、政治等科目。这一点，从书里很多课文，在日后的课本里，都能无缝转移到《历史》《修身》《自然》《地理》等教材中，可以明见。

陆费逵批评这套《最新教科书》有三大毛病：一，程度太深。二，分量太多。三，各科欠联络，前后欠衔接。然而他创办的中华书局抢先推出的《中华国文教科书》，采用的却是单纯的“范文汇编”，既无注疏评点，也无习题设计。所以虽然大打民国牌，抢了市场先机，风行一时，但据说“不旋踵而就自然消灭”，并没有太长的生命力。

倒是商务印书馆，虽然失了先手，但赶上了另一个契机：南京政府教育部改革学制，将初小五年、高小四年、中学四年改为初小四年、高小三年、中学三年。因此商务印书馆的确可以乘机适应新学制，将《最新教科书》的程度调低，分量减少。

比如《最新国文教科书》初小第一册第一课，只有八个单纯的汉字：天，地，日，月，山，水，土，木。第二课才出现家庭图景，要学的是四个字“父，母，子，女”。

而《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初小第一册第一课，则是一幅“三代同堂图”，有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刚上小学的哥哥，小一两岁的妹妹，以及尚在襁褓之中的小弟弟。这一张当时中国的典型家庭结构画像，要讲的只有一个字“人”。这在当时，被称为“从天到人”的转变。1915年中华书局出版《新制单级国文教科书》，初小第一课也是《人》。

到了1917年《商务国语教科书》出版，第一课变成了配图的“入学”，第二、三课则要学的是“敬师”与“爱同学”。语文课本一开始讲述学校情况与道德法则，似乎成了新的惯例。

1920年1月，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北洋政府教育部命令全国国民学校一、二年纪国文教材改用语体文，即白话文。教科书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如商务印书馆1920年出版的《新法国语教科书》，前四册都是白话文，从第五册开始出现文言文。当时比较有创意的做法，是将白话文与文言文并置，如第六册第23课、第24课是同一个故事：

人有用一杯酒送给门客的，许多门客见了，大家都说道，仅仅一杯酒，我们如何能全喝得着呢，不如大家都在地上画一条蛇，谁先画成，就给谁喝。

于是各人就画起来，不多时，一个人说道：“我的蛇画成了。”举起酒来要喝，忽又想道：“我还能给蛇添上脚。”等到画上脚，别人的蛇却已画成了。

于是第二画成的人，就将酒夺着喝尽，说道：“蛇本没有脚。现在你给他添上脚，这不是蛇了。”

人有遗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谓曰：“数人饮此，不足以徧，请遂画地为蛇，蛇先成者，独饮之。”

一人曰：“吾蛇先成。”奉酒而起曰：“吾能为之足。”及其为之足而后成。

人夺之酒而饮之曰：“蛇固无足，今为之足，是非蛇也。”

这种做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国文教科书的标配。1923年商务版《新法国语文教科书》，除了老编者庄俞等，还加入顾颉刚等新派学者，《编辑大要》中指出：“本书加入文言文，为的是：学生方面，稍微懂得文言文组织的方法，将来升入中学，学习文言文，可以不感困难，就是读文言文的报纸，也便利了。学校方面，有许多不能改用语体文教授的，固然可以把这书作一个绝好的过渡方法，就是改用了语体文，这书也很合用。”

有意思的是，与现在中小学课本里的文言文课文后附“白话译文”不同，当时教材的编排，总是语体文在前，文言文在后，编者的意思，语体文是日常使用的语言，文言文则是需要学习的书面语言，按照“从旧入新”“从具体入抽象”的原则，何者为先，不言而喻。

说到文言白话，多说两句。“如果一个人有了很好的文言功底，他写不好白话文，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的话，我们现在的人，是没有资格说的。因为文言与白话的教学与使用，是两套不同的体系。1999年王朔批评金庸，顺带地图炮捎上南方作家，说他们用的都是死语言。从某个角度看，他说的也没有错。鲁迅说甲学了文言文来做文言文，乙又学了文言文来读甲做的文言文，其实对于大部分人尤其是非北方方言区的人，学白话（普通话）又何尝不会经历类似的过程？1905年，已经在北京住了三代的《京话日报》主编彭翼仲，仍然在惭愧自己的白话不干净：

受文话的毒深了，一时很不容易改……我中国的言语不同，是第一件不好的事，不是替字母义塾吹嘴，要叫言语相同，非通行了新字母不成……唯独像我这类诗文入手的，仿佛染黑了的布一样，无论怎么洗，万万的是不能干净了，躲避了之乎者也，又遇见况且虽然，还要时常的露马脚，用点子陈谷子烂芝麻的成语……唯有《大公报》主人英敛之，和我们那位啙窳先生，瓜尔佳先生，演说的白话，是很干干净净的。

他后面提到的几位，都是旗人。有文化的旗人，同样是“诗文入手”，为什么他们演说白话，可以“干干净净”呐？因为他们从小说“京话”，很容易“我手写我口”，而对于非语言中心区的写作者，文言也好，白话也罢，都是通过教育习得，两种文体之间，其实没有什么通约性。文言好，白话也可能烂，像章太炎、严复这样的大师，也很难说他们能写出漂亮的白话文。

近世文言废而白话兴，以我之浅见，去除那些横加于其上的家国情怀，最重要的原因，是文言文过于套路化，说理言情，基本上都在典故里打转，难于再出新意。而面对西方的舶来学问，又难于精密地迻译。蔡元培从启蒙角度出发，称应当“应用文用白话，美文用文言”，后来的历史发展却恰恰相反，公文那一套“等因”“奉此”，用文言表达无碍，倒还显得堂皇；现代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繁复曲折，用文言哪里够？等到更激进的政府，将公文也改用白话，不也迅速地形成了一套公文腔？用不用文言，倒还在其次。

都说网络语言活泼，我倒觉得它已经在迅速地套路化，虽说新词层出不穷，表情包也花样翻新，但实质都是以多种套路，来代言复杂的事实与情绪，表郁闷但称“心塞”。抓狂必曰“挠墙”，社交媒体上的交流表达，正在千人一面化。类似的弊病，可以通过增加文言文教学改良否？我不太乐观。

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法，我还是服膺叶圣陶、丰子恺诸先生在1932年《开明国语课本》的“编辑要旨”里所说：

本书内容以儿童生活为中心，取材从儿童周围开始，随着儿童生活的进展，逐渐扩大到广大的社会。与社会、自然、艺术等科企图作充分的联络，但本身仍是文学的……本书尽量容纳儿童文学及日常生活上需要的各种文体词、句，语调力求与儿童切近，同时又和标准语吻合，适于儿童诵读与吟咏……本书图画与文字为有机的配合，图画不单是文学的说明，且可拓展儿童的想象，涵养儿童的美感。

【作者简介】 

杨早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知名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