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雨》｜沈绮颖：纪实摄影要找的故事就在“后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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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绮颖：纪实摄影要找的故事就在“后院”
2017-01-20  腾讯网

作为一名纪实摄影师，沈绮颖的名字背后有一系列的荣誉。她的代表作《一个尘肺病家庭的爱与绝望》、《北京地下的蜗居世界》展现了中国底层社会的现状，令人震撼。出生在新加坡的华侨家庭，她为什么选择成为纪实摄影师、选择常驻中国、选择记录那些被人忽略的苦难现实？本文通过对沈绮颖的一次专访，走进她的光影世界。


   
作者 | 夏偲婉
谷雨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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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绮颖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沈绮颖有着一份漂亮的履历。她曾是新加坡《海峡时报》海外特派记者，在《海峡时报》的支持下完成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进修学习。2011年，她决定放弃《海峡时报》海外特派记者岗位，成为一名全职摄影记者。同年，沈绮颖被誉满全球的VII图片社导师项目选中。在这一项目中，她接受了英国摄影师马库斯·布里斯戴尔（Marcus Bleasdale）长达三年的督导培训。2014年，她成为了VII图片社的正式成员，并获得了新加坡女性杂志《她的世界》（Her World）颁布“最具成就年轻女性”奖。

从文字记者转向独立摄影师，沈绮颖一方面实现了自己年少时的愿望，拥有了大多数人眼中羡慕不已的“做自己想做的事”的自由。另一方面她也面临着没有经济、医疗保障的生活，以及家人的不理解。

沈绮颖十几岁的时候把玩母亲的相机，开始喜欢上摄影。18岁时，她去《海峡时报》的摄影组实习了九个月，做出今后要成为一名纪实摄影师的决定。然而，从英国留学回来后，由于报社的安排，沈绮颖一直困于文字记者的岗位，在那九年，她不断地申请回到摄影组。最终，沈绮颖意识到，要成为摄影师，只能辞掉工作。

沈绮颖也坦言，自己是幸运的，因为在她刚刚从文字转向摄影后六个月，VII图片社开始接受并代理沈绮颖的作品。这五年来，沈绮颖一直与图片社保持着合作关系，她说，“能和一些很有名气、非常认真的国际摄影师一起，教课也好，拍一个大题也好，讨论一些行业里的事情也好，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VII官网上有一张世界地图，18名社员分散于世界各个不同的国家，而在位置极为明显的中国北京，闪烁着沈绮颖的名字。

沈绮颖与中国的缘分源于她学术上的兴趣。沈绮颖在高中时对中国中国近代史萌生了求知欲，本科与硕士课程研究的也是那个时期的中国历史与外交关系。1999年，沈绮颖想要看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的庆典，第一次来到了北京。到如今，这种学术性的兴趣演化成了她的一次又一次拍摄实践。2007年以来，沈绮颖开始常驻北京，拍摄了一些反映中国社会问题的故事。

沈绮颖与中国的缘分还可以溯源到她的祖父沈焕盛。沈焕盛原是北马华校校长，兼任左翼报纸《怡保日报》的主编。日本占领期间他参加抗日活动，和平后他写文章反对殖民统治。1948年英政府宣布在马来西亚实行紧急法令，他被扣留后就遭驱逐出境。到了祖居地广东梅县，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游击队，解放前夕他不幸被国民党军队抓到而遭处决。当年他只有38岁，留下了妻子和五名孩子在马来西亚。

几年前，沈绮颖的母亲给她看了一张祖父沈焕盛脖子上挂着一个照相机的照片。她当时感到非常惊讶，在此之前她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家族里有过一名摄影师，而沈绮颖的父亲也从未和她提过沈焕盛。2011年，沈绮颖到了广东浩上村寻根，看到了她祖父的墓耸立着一座6尺高的纪念碑。随后她展开了《根：一个孙女迟到的追寻》(Roots) 这个项目。

在广东省梅县的沈焕盛烈士纪念碑。广东，2011

在沈绮颖看来，祖父那一代人在新中国建起来后，对社会公正抱满了希望，认为终有一天这个国家可以建立起人人平等的社会。而如今，中国、美国以及新加坡都是贫富悬殊非常复杂的社会。沈绮颖的作品《一个尘肺病家庭的爱与绝望》讲述了尘肺病患者何全贵的故事，而《北京地下的蜗居世界》记录在北京像服务员、理发师、职员等为了省钱而住在地下室的北漂的生活常态。这两部作品从宏观来说，都是贫富悬殊的反映。

在北京西部的地下室中的最大的一间房子里，25岁的季兰兰（音译）与她3岁的女儿正在玩游戏。季兰兰已经在这里住了四年了。《北京地下的蜗居世界》，北京，2011

这一次，沈绮颖将镜头从社会底层别人的故事转向了自身，从以往的纪实摄影转向了以自己家族史为出发点，涉及众多人物的有关马来亚抗英左派的历史。关于家族史的拍摄沈绮颖计划在一年以内完成，但具体的实施还取决于沈绮颖右手的恢复。

“但我只后悔了一下子，我还是觉得这种生活充满挑战”

沈绮颖的右手是在去年于图们的一次拍摄中受伤的。2015年5月31日她受法国《世界报》所托，到中朝边境的图们经济开发区做采访时，坐在汽车里朝一群朝鲜女工拍了几张照片，引发她们强烈的反应。朝鲜女工们粗暴地抢夺她的相机，导致她右手大拇指的韧带被撕裂，右臂骨头和神经也受损伤。18个月以来，她已经做了两次手术，照目前的恢复状况，可能还需要第三次手术。

这一次受伤对沈绮颖影响很大。摄影师不免在拍摄过程中遇上一些小事故，在此之前，沈绮颖也被中国中年男子扯过推过骂过，甚至被警察叫上车审查。而这次右手的受伤，让沈绮颖有一年多的时间不能拍照，对她造成了时间和经济损失，乃至精神上的伤害。第一次手术后，由于《世界报》不再负责沈绮颖的后续医疗问题，她在极其低落和压力巨大的情况下，第一次后悔放弃单位的医疗保障、成为自由摄影师的选择。

“但我只后悔了一下子。我还是觉得这种生活充满挑战，也很充实。”她说。

渡船上的一名年轻女子在使用手机。农村地区手机网络的普及和手机的推广是缅甸最显著的变化之一。《缅甸的春天》，缅甸，2012

沈绮颖个子不高，瘦小的身材却流露出中国古代的侠客之气，这或许来源于她强烈的自觉意识。在她十七、八岁的时候，似乎就与生俱来地萌生出“I have to be a useful person”的念头。沈绮颖成长在一个安分守己的保守家庭，母亲是办公室职员，父亲是老师。由于沈绮颖的祖父因政治而死，她的父亲成为了一个遵循着儒家思想而过分小心翼翼的人。他时常教导沈绮颖：“做人要脚踏实地，别人没走过的路你不要去走”。每每这个时候，沈绮颖都会特别反感地反驳：“老爸，我是记者哎，不走别人没走过的路，这怎么可能呢？”

“一个女孩子不用读那么多书，读到一个阶段，当一个老师，生两个小孩，买个房，买个车就OK了”。面对持这种观点的父亲，已经38岁，但没有结婚、没有小孩、没有固定工作的沈绮颖依然有着压力。父亲不能理解，自己的女儿手里握着两个名牌大学的文凭，是一个怀抱着各种国际大奖的优秀记者，为什么要辞掉很好的工作，如今生活没有保障，还伤了眼睛断了手。他甚至都无法向别人解释自己的女儿究竟在做一份怎样的工作。他一边不理解自己女儿的选择，一边在朋友谈起沈绮颖的作品和荣誉时又默默自豪。天下父母的心思，大抵都是相似的。

对于父亲的不理解，沈绮颖有生气过，但又随即说服了自己，“他们是很担心我在做什么，我会不会有一些危险，他们会很担心经济保障。我们也得理解父母那一代，他们就是要养家糊口，把小孩养大，没有说要去追求什么理想，我妈妈有时候也会说，‘你很幸运，你有能力去实现个人理想’，他们那一代人没有这个空间和机会，我们也只能说，我们希望一代比一代人更有选择（的空间）。”

就这样，沈绮颖选择了这种“充满挑战，也很充实”的生活。

时代在进步，个人选择也变得多样，但这并不意味着选择不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这就是沈绮颖所说的“sacrifice”（牺牲）。她同龄的朋友，大都开始买房买车买包养小孩，开始享受生活，而对于这些，沈绮颖直言她自己没办法要，也许她也不想要。在她看来，这辈子自己只有“写文字”和“拍图片”这两个技能，她“sacrifice”了常人所认为的“闲适生活”，换取了最大的自由，并将这种“自由”托付给了摄影，打定心思要将这一项潜能发挥到最好的境界。

沈绮颖

摄影对于沈绮颖来说，更像一种修行。在这场修行上，她有着“择一物，终其生”的莫大勇气。“生命很短暂，我要怎么去用我在世上的这个时间。”她用最为天真的逻辑去思索这个问题，当意识到一个人的精力、时间、能力的有限性，而精神的分散会削弱作品的水平时，她开始抛开一切，以类似于“匠人”的态度，纯粹地投入到摄影中。“一件事情要做的很好的时候，你不能掺杂其他的事情去做。”她很坚定地这样说。

“我能不去介入吗？不然他就死了”

2011年，尘肺病在中国引发广泛关注。沈绮颖起初是要与两个中国的文字记者一同做一个关于尘肺病的选题，但由于没有申请到合适的基金，两位记者就此放弃了。沈绮颖不甘心，觉得尘肺病还是要拍。她翻阅了大量的资料，看到彭博社一篇关于金价的稿子中，提到了何全贵的故事。沈绮颖立即联系了作者范文欣，范文欣将何全贵的联系方式和住址给了沈绮颖，告诉她通过何全贵这个线人，可以联系到很多当地的尘肺病患者。

然而在沈绮颖与何全贵及其妻子见面后，沈绮颖意识到，何全贵就是她想拍摄的对象。他虽然没有上过学，但却是一个对人生有着自己的思索而性情敏感的人。他喜欢音乐，把玩乐器，闲暇时与妻子一起唱歌。何全贵鲜明的性格与他们夫妻间的淳朴感情，打动了沈绮颖。她决定就拍何全贵，而这一拍，就一直拍到了他过世。

何全贵曾在秦岭山脉的非法金矿里做过七年矿工，挖掘号称“全中国最便宜的黄金”，为此，他遭受了十年尘肺病的折磨。他曾说：“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去金矿里干活……如果我死于工伤，那样会死得快一些，痛一下也就过去了。但是得了这种病，真是生不能生，死不能死。”

何全贵当时已是矽肺病晚期。矽肺病是尘肺病的一种，在中国患者达数百万人。患者因为常年累月地进行爆破飞石的作业，吸入大量矽尘导致肺部硬化，最终生命衰竭。国有企业矿工由于能够享受医保，及时搬离恶劣环境，通常可以活到60-80岁，然而像何全贵这样没有保障的矿工，通常只能存活2-3年。他能活10年已经是个奇迹。

因为超乎常人想象的病痛，极低的生活质量，以及家庭责任的巨大压力，何全贵曾不止一次试图自杀过。有一次正月十五，何全贵半夜自杀未遂，被妻子发现后，痛苦地仰头坐在床上，这一切正好被沈绮颖撞上，她悲切地按下快门记录下这饱满的哀伤。

“你要活下来，你要帮助像你一样的病人”，沈绮颖反复地劝何全贵，鼓励他坚强面对一切，不断给予他一种生命的成就感，让何全贵意识到自己活着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何氏夫妇将沈绮颖当成救命恩人。这一点不夸张。在沈绮颖认识何全贵六个月后的一天早上，沈绮颖接到了他妻子的电话，她在电话里慌慌张张地说：“何全贵要死了，你必须救救他！”

当时他的肺泡已经破裂，对肺部造成了压力。医生在他的胸腔上切开一个小口，把一根塑料管插到他右边的肺腔里，通过按压把肺里的空气排出来。《一个尘肺病家庭的爱与绝望》，河南/陕西，2011-2013

沈绮颖马上从北京飞到何全贵的家乡，把他带到医院动了手术。手术后一周，沈绮颖一直陪在何全贵的病床旁，和他的家人一同照看他、开导他。她还联系公益组织“大爱清尘”，为何全贵筹集了一万块的手术费。沈绮颖还通过facebook给何全贵筹了一台笔记本，这台笔记本也成为何全贵与外界联系的最主要工具。

何全贵突然犯病所引发的一系列后续，改变了沈绮颖与何全贵一家人的关系。她意识到，与何家的故事开始了，她的拍摄也可以开始了。

毫无疑问，沈绮颖的出现改变了这个备受病痛折磨的家庭，甚至可以说，沈绮颖将何全贵的生命走向引向了另外一条路，她改变了何全贵的故事。“我能不去介入吗？不然他就死了。”沈绮颖因为这种介入被不少人问过：从职业操守上而言，这个故事是不是有问题？因为影影绰绰地，沈绮颖的身影也浮现在这组照片的背后。对于这种争议，沈绮颖很是坦然，“当你在能改变一个人的生命、生死的情况下，你不去做出一个选择，不帮助这个人的时候，你能不去做吗，你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你还做什么纪实摄影师？你拍这个题是为了什么，你不可能说我要客观，我就拍自然的状态，让他死。那你改变了什么呢？”

沈绮颖坦言，她可能无法凭一组图片，去给600万名尘肺病人解决他们的健康和经济问题，但何全贵的图片故事确实发挥到了最直观的作用。《一个尘肺病家庭的爱与绝望》在腾讯图片发布后，两天内就筹到了10万，何全贵孩子的学费也被学校免掉，NGO组织的电话在那几周响个不停。传播效果很难被量化，沈绮颖也无法评判出这组图片故事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力量，究竟能够深入到什么样的层次。但是自此之后，沈绮颖与尘肺病、何全贵这两个名字紧紧地绑在一起。许多陌生人都会来问沈绮颖：何全贵去世后，他的家庭怎么样，尘肺病现在在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沈绮颖不奢求用一个图片故事改变现状，但她说想要从根本上扭转一件事情，只能从这个大海中的一点一滴去做。

有评论家曾这样批评萨尔加多，认为他利用处于极端困境的遭遇来对观众进行“情感勒索”。当被问到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时，沈绮颖笑了：“我们活着的世界，是很吵闹，很碎片化的一个世界。身为一个纪实摄影师，你的责任就是要拍出纪实效果很强、很震撼人的画面，这就是我们的社会责任，我并不觉得这是一种情感勒索。要是是我特意去摆拍一个东西，然后去拍，那你可以说我manipulate（支配）了你的情感，那是违背国际纪实图片职业操守的。要是我们社会就是如此，我只是老老实实地拍下来，那叫什么manipulation？那只是把一些平常人看不到、无法亲自去看的画面带到他们的面前，让他去看、去理解跟他阶级不一样的人是怎么活的。”

“做摄影的时候，心里要怀着一个比较大的理想”

纪实摄影师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把平常人看不到的画面呈现给社会，推动整个社会的思考和作为。可是如何去寻找这些边缘的故事呢？又该如何用图片来讲述这些故事？沈绮颖的态度很明确，一个摄影师要深入地拍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往往就在“后院”。

每一个时代都不是一个缺乏故事的年代，尽管我们常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但存在太多往复而陈旧的故事，被禁锢在一个又一个漂流瓶中，不仅不为人所知，甚至永远痛苦地循环着。有一些年轻摄影师想要很快地拍一些作品脱颖而出，往往会到离自己家很远的地方去拍一个题，甚至是去战地拍摄。沈绮颖肯定了他们的出行的勇气，但她不明白，为什么非要一窝蜂地去战地呢？战地多了一个摄影师，他能拍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的作品呢？“我是没有搞清楚战地多一个‘我’有什么用，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不会去拍。”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也许也是不少摄影师愿意出走他乡，防止自己陷入固有的思维框架，选择拍摄他者的原因之一。但是沈绮颖认为，“他乡”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自己的思考。沈绮颖是一个摄影师，但更是一个思考者：“你每天回家的路上走的是马路的这一边，你为什么不能走马路的另外一边去看看你能看到什么东西呢？那是你应该给自己的挑战。”沈绮颖常驻北京，拍中国底层小人物的故事。她觉得远方的新鲜可能可以帮助一个摄影师获得视觉的新鲜感和冲击力，但是纪实摄影深入的前提在于理解。如何清醒地、跳出框架，以更大的格局拍摄周边你所了解甚至是理解的事物——是纪实摄影师应当思考的一个问题。

去年的荷赛奖，中国参赛者比例最高。身为评委之一，沈绮颖发现了7张在同一个茶馆拍摄的毛主席像的照片。看来不仅外国人喜欢拍摄中国带有强烈政治隐喻标签的画面，中国人自己也开始拍摄。当被问到“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不是一种中国参赛者对于国外口味的迎合、以方便获奖”的时候，沈绮颖回答说：“我也不知道，但我看到的那些都不是好作品。”

在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当选议员的两年里，缅甸发生了迅速变化，仰光和其他城市表现得尤为明显。《缅甸的春天》，缅甸，2012

目前，国际上的摄影比赛门槛都很低。沈绮颖在去年11月的连州国际摄影展上就谈到过“参赛拿奖”这种心态。如果是为了拿奖而做摄影，如果是为了出名而去战地，纪实摄影的意义何在？就像段煜婷在连州说的：“这些都是反摄影精神的。”沈绮颖作为一个摄影路上的修行者，她常说，做摄影的时候，心里要怀着一个比较大的理想。

而事实上，沈绮颖与何全贵一家的故事以及何全贵的离世，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说自己需要稍作休息，从这类深入记录灵魂与内心的纪实故事中走出来，在生产与呈现两个方面，都尝试一些不同的形式。目前，沈绮颖正在做一系列新的摄影作品，关于马来西亚左派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历史。她认为，这能更多地唤醒对于历史的情感，而不是拍摄某一特定瞬间或交汇。

那么对于沈绮颖来说，摄影究竟是什么？在她的心里，摄影的微妙与伟大在于，它能捕捉到时间、人生和光的交错。而她也一直怀揣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自我表达欲以及发现美欣赏美的心态，去捕捉这些明暗交叉的瞬间。

沈绮颖，VII图片社常驻北京摄影师。作为第四代海外华侨，沈绮颖出生和成长在新加坡。2010年，她在纽约大学被马格南基金会授予“摄影与人权”奖学金。2013年，沈绮颖关于中国的金矿矿工的个人专题，最终入选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奖。同年被《图片地区新闻》评选为顶尖30位摄影新锐摄影师。2014年，入选《英国摄影期刊》2014年度值得关注的摄影师名单。她专注于地区性社会事件，并且自从2011年转为自由摄影师，先后为《时代》、《纽约时报》、《纽约客》等媒体拍摄专题图片以及多媒体视频。她的作品也被巴黎和纽约的艺术画廊、拍卖行、基金会展出和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