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雨》｜翁乃强：从红卫兵到恢复高考，历史从未如此鲜活

源济

翁乃强：从红卫兵到恢复高考，历史从未如此鲜活
2017-02-22  腾讯网

摄影家翁乃强最著名的作品，是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珍贵影像，但作为一名时代记录者，这些照片只是他所记录的历史的冰山一角。谷雨推送的本组照片，拍摄时间从1964年到1990年，横跨三十年。翁乃强以独特的视角选取了被很多摄影师忽略的细节与生活琐事，聚焦于巨变年代中普通人的生活状态与生产场景。青年时代的翁乃强和他的摄影告诉我们：历史并不只是冷冰冰的数字和年表，而是充满色彩和情感的个体故事。本组图片由腾讯和中国国家地理-图书联合出品。

   
作者 | 杨磊
中国国家地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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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山西昔阳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在实行农业合作化后，通过开山修筑梯田等劳动，使一个贫穷的小山村实现了粮食产量增加7倍的巨大进步。1963年，毛泽东批示“农业学大寨”，号召全国人民学习大寨精神，此后全国农村兴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图为从各地到大寨来参观和学习的人们。




1966年，串联学生在水利工地上向农民宣传毛泽东思想。




1968年，广东珠江工厂送青年工人参军。




20世纪50—70年代，先后有数万名知识青年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怀着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豪情壮志，来到北大荒地区。他们开垦荒地、改造沼泽，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把荒无人烟、条件恶劣的北大荒建设成了良田千里的北大仓。而开发北大荒的这段时光，也成为这些知青们终生难以忘怀的岁月。翁乃强于1968年开始，跟随知青到达北大荒报道他们的生活，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图为知青自己动手盖房子。




1970年，云南峨山彝族自治县，知识青年与农民一起挑着担子、扛着锄头下地劳动。




1971年，秋收时节的劳作间隙，宣传队员表演数来宝。




1971年，山东渔民聚在船上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




1958年，大连獐子岛，以文淑珍为代表的几位女性冲破传统观念，毅然出海捕鱼。她们努力学习航海技术，取得了出众的业绩。1962年，她们的渔船被命名为“三八”号，文淑珍成为当地的第一位女船长。1971年，“三八”号渔船接到海事指挥部通知后，赶赴黄海，捕获了大量对虾，创造了当时对虾捕捞的高产纪录。对虾的出口是当时我们国家获取外汇的重要途径之一。




陈家沟位于河南省焦作市温县距县城5公里的清风岭中，全体村民自幼练习太极拳，起初是为了防御土匪，后来这个传统延续下来，不断创新和发展，形成了太极拳的一个重要支派，称为“陈氏太极拳”。这组图片摄于20世纪70年代。




西塘镇属浙江嘉善，是古代吴越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是我国历史文化名镇。西塘河网密集，河道交错，桥梁繁多，民居依水而建。船对于西塘小镇的居民来说，如同公共汽车一般，是人们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这组西塘水乡的照片拍摄于20世纪70年代，完整记录了西塘当时的社会生活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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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浙江嘉兴的绣娘正在做绣花鞋面。




20世纪70年代末的广州，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人们的视野变得开阔，想法越来越多元化。随着经济的复苏，市场变得日益活跃，票证制度、定量供给制度的取消使物质商品丰富，整个城市透出蓬勃的生机。图为拥在柜台前选购商品的顾客。




上班时间，广州海珠桥上的车流。




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电视机开始走进人们的家庭，带来了更多信息和外面世界的面貌。图为一位市民把刚刚购买的彩色电视机放到自行车后座上拉回家。




20世纪70年代的上海，在外滩晨练的市民。




20世纪60—80年代，人们的阅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每个人手捧“红宝书”、排队购买《毛主席语录》、亲友结婚时用《毛选》作为礼物馈赠，到改革开放后，人们对知识、文化生活的渴求井喷似的爆发。尤其是1977年，中断了10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消息传出，人们积极学习文化知识，备战高考的热情高涨。知识、科学、文化的价值被重新认可，国家终于开始进入了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图为广东图书馆，读者在认真学习。




当社会从十年浩劫中走出，高考恢复后，大批知识青年开始积极备考，各地的图书馆、教室都坐满了学习的人们。尤其是1977、1978这两年高考，集中了全国被十年浩劫耽误的众多考生，年龄跨度极大。而正是这两届大学生，为国家输送了大量骨干人才。图为北京五中参加高考的学生。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女排的鼎盛时期，主教练袁伟民和郎平、孙晋芳、陈招娣等队员为中国女排赢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这同时也是中国三大球项目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图为女排夺取“四连冠”的消息激动人心，北京市民来到广场挥舞着国旗，表达激动的心情。




20世纪80年代初，秦始皇陵边，陕西西安市郊的妇女出售手工缝制的虎头帽和挂件。1966—1976年的10年间，中国考古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完成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考古发现——殷墟、长沙马王堆汉墓、秦始皇陵兵马俑、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金缕玉衣、武威雷台汉墓铜器马踏飞燕等。




翁乃强的作品横跨60年代、70年代、80年代，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位眼光独具的摄影家如何在上世纪中国产生巨大变化的几十年，将个人视角和观看方式融入到国家、社会的进化之中，用细节和百姓的形象、故事，表达自己对于社会的理解。




2017年2月，《彩色的中国：跨越30年的影像历史》一书出版，本书历经2年的策划、选图、出版、审核、申请等过程，从80岁高龄的摄影家翁乃强数万张底片中精选出445张照片，配以老先生亲口讲述的照片背后的故事来构成，时间跨度为1964—1995年这个中国社会变革最为迅速的时间截面。所有的关注点均放在百姓的日常生活、工作，用生活细节呈现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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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岁高龄的翁乃强亲口讲述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
文/杨磊

整理和挑选翁乃强的底片，一开始的时候，就像一段段时空穿越之旅——翁乃强平静地打开藏在书柜、衣柜、底片柜、床下面的各种容器：400英尺胶片片盒、幻灯片整理箱、柯达散叶片片盒、乐凯的老相纸夹，将那些尘封多年的底片和照片摊在床上、地上、桌子上。旁边的缝纫机上放着落满灰尘的两台20世纪50年代德国产的徕兹放大机，旁观着这些重见天日的底片被摊开，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胶片的味道。

翁乃强所为人熟知的作品，主要是20世纪60-70年代在天安门广场，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时期拍摄的作品，这些作品也是我国为数不多的，直接记录那个历史事件的彩色影像。但事实上，这些精彩的摄影作品只占他的照片的很小比例，甚至还不到冰山的一角。评价一位摄影师、分析一位摄影师的作品，仅仅靠发表的几张名作肯定是不够的，翁乃强如此坦诚直率，竟然开放了他的“底片库”，让编辑能够饱览几乎他的全部作品，这真的是难得贴近历史、贴近一位摄影家的机会。

翁乃强是一位“时代的影像记录者”，这主要归功于三个因素。首先，他是从海外归国的华侨，父母都是电影人，从小就接触摄影，所以有一定的基础和客观记录的摄影观念，而且他自觉地、有意识地要将当时的社会生活完整地记录下来，他认为摄影最重要的功能和作用就是记录客观环境、时代和人们的生产生活、精神面貌。所以他不像当时国内的很多专业摄影记者——由于主观客观的各种条条框框，终究只能拍摄任务规定的内容——而是时刻带着“摄影眼”，看到有趣的、有意义的、有时代特征的人物、场景、细节，就全部都拍摄下来。

第二个因素是工作和家庭环境给他带来的。在那个年代，就有着难以想象的优势，这得以让他按照他的摄影理念坚持下去。翁乃强曾经说过，他在当时从来不会吝惜底片，绝大多数时候，就像现在用手机或者数码相机一样拍照——生活在现代的年轻人，其实很难想象“摄影”这个活动在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是一种多么难、多么昂贵的事情：摄影技术本身就是一道门槛；相机不是一般家庭能够拥有和使用的，多数城市的富裕家庭最多一年拍一两张全家福；即使是以摄影为生的专业记者，就算是拍摄黑白胶片，也多半要数着张数拍。因为胶卷很贵，35mm胶卷只有36张（120胶卷只有12张），后期冲洗也是既麻烦又昂贵。

所以，无论对于摄影师还是民众来说，“摄影”这个活动并不是随意的、私人化的，而是一种充满“仪式感”的活动。在这样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很少的摄影师会拍摄非任务规定的、随意的、个人视角的影像。

但是翁乃强所工作的《人民中国》杂志负责对日本的媒体宣传工作，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摄影器材、胶片几乎可以达到充足供应，翁乃强甚至还常用珍贵的、我们国家用外汇购买的柯达彩色反转片来拍摄。他的同辈摄影师李振盛曾经说过，那时候买一卷反转片的钱能买二三十个黑白胶卷，或者三五个彩色胶卷。另外，由于翁乃强的家里是搞电影的，所以父母、亲朋好友经常几百英尺地给他寄胶片来，支持他的摄影工作。这些条件促成了他记录身边生活细节的习惯。我们才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能看到那么多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他们的笑容、他们的忧郁、她们的羞涩、他们的勤劳。

第三，翁乃强曾经学习过9年的绘画，但后来发现他的价值观和兴趣点在于记录，所以他很开心地当起了摄影记者，怀着浪漫、单纯的事业热情，骑着自行车穿过北京的大街小巷，自己申请各种专题的采访拍摄，还跟随年轻学生一起重走长征路，和知识青年一起上山下乡。翁乃强说，绘画带给他的是解决“内容和形式的问题”，也就是先把美的呈现问题解决掉，但是他最在意的是“记录”，而摄影无疑是更快速、更客观的手段。翁乃强认为：当我想表达、想创作的时候，可以去画画；想记录时代的变迁，所以从事摄影。

在今天，当读者和翁乃强都能够以历史的眼光看待他那些照片的内容、视角、价值观，以辩证的思维思考那过去的几十年，中国是如何走过来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照片事实上还是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一个铁的事实是，翁乃强绝对不是时代的觉悟者，他并不是“被关在铁屋子里第一个醒来的人”。他说：“我要是当时就知道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那就比毛主席还伟大了，你说是不是？”但他有着坚定的摄影信念：尊重客观真实、实事求是、不强加于人，现场抓拍。这个看似简单的信念，这种即使被非理性的环境所环绕但依然保持独立思考的品质，在当时的年代是难能可贵的，因为有人会说这是“资产阶级新闻观”。

翁乃强是个温和、宽容的人，但同时也是坚定的人。于是，我们在今天得以看到，在那么一个整齐划一的、大一统的年代，在众多“高大全、洪光亮”形象的背后，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大时代规则缝隙中，依然有那么多充满个性的家国细节。出现在他的镜头里的人们，并不是都有着整齐划一的表情，并不是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样枯燥而苦难地活着。我们能看到一个个活生生的面孔，他们的苦恼、羞涩、自信、快乐，那些单纯的神情。我们能看到一种平和、安静的生活，孩子们享受着物质匮乏时代力所能及的快乐。我们能看到一群充满力量和信心的劳动者，还有手工艺者专注的面容，以及其他与金钱、地位、无关的快乐。

“时钟停摆，时光照样流逝”。当初看翁乃强底片的历史穿越感消失殆尽之后，这些表情和面孔，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久久挥之不去，他们的面庞就像从历史深处射出来的箭弩，穿过几十年的历史洞穴，直接到达观看者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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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翁乃强

翁乃强，中国著名摄影家、画家，“四月影会”重要成员，中央美术学院摄影专业奠基人。翁乃强祖籍福建龙岩，1936年7月出生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一个爱国华侨的家庭。父亲翁福林曾开过照相馆、广告公司和电影公司。翁乃强酷爱美术，从12岁开始就向侨报《生活报》的摄影记者周昌平学习摄影。1964～1990年，翁乃强在《人民中国》日文版杂志社工作，先后任美术编辑、摄影记者、图片部主任、编委、主任记者、总编助理，发表了大量的摄影作品、插画，出版了很多摄影、美术画册。1980年，翁乃强先后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1986年，作为创会会员加入了中国华侨摄影学会，并任副会长、荣誉高级会士。1990年，调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筹建摄影工作室。1996年，作为创会会员加入世界华人摄影学会，任会员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2003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