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舒：在杨步伟32岁的时候，你敢叫她剩女吗？

源济

在杨步伟32岁的时候，你敢叫她剩女吗？ 

原创 2016-03-21 李舒 山河小岁月

到南京出差，去新街口办事。办完事出来，死活打不到车，瞥了一样，忽然发现，这里是延龄巷和淮海路交汇处。

1897年6月，杨步伟全家搬到这里，一百三十间大房子，连油漆还没来得及上完，因为曾祖母病重，他们急急忙忙地搬进来，为的是要让曾祖母死在自己的房子里。

现在当然什么也看不到了，车水马龙和旁边一家又一家的快捷酒店，完全看不出一百多年前的样子——据说唯一还留着金陵刻印处的一点痕迹，创办人是杨步伟的祖父杨仁山。

太阳射手座上升处女座的杨步伟对自己的评价是“一个普通道地的中国女人”。实际上，她的人生简直开了挂。

她从小敢说话。先生教她《论语》，当读到“割不正不食”时，她批评孔子浪费：“他只吃方方正正的肉，那谁吃他割下来的零零碎碎的边边呢。”16岁那年，杨步伟参加南京旅宁学堂考试，入学考试作文题为“女子读书之益”，她写道：“女子者，国民之母也。”

她连黎元洪都不害怕。1895年，杨步伟的生父负责南京狮子山、幕府山炮台工程的施工管理。此时正在两江总督张之洞门下的黎元洪，因为负责工程翻译和书记，吃住都在杨家。下雪天，杨步伟捏个小雪人放在黎元洪的被子里。黎元洪和她闹着玩，拿尺子在她手心打了五下，说她放的雪人弄湿了他的被子。杨步伟竟抢过尺子，在黎元洪的屁股上还了五下，说“你有什么凭据可以说是我做的，也许是你自己睡梦尿了不知道呢”。

△黎元洪后来和杨步伟成了忘年交

连拒绝订婚，杨步伟也和别的女子不一样——主动写信给未婚夫。家里要她嫁给指腹为婚的二表弟。她不干，坚决要退婚，还自己拟了一封退婚信：“日后难得翁姑之意，反贻父母之羞。既有懊悔于将来，不如挽回于现在。”家里被她闹得鸡犬不宁，父亲气得表示“不嫁就处死”。最后还是开明的祖父出面支持，因为他喜欢杨步伟的退婚信：“传弟，你是成人了，证明你是配有自主权的了。因为又按古礼，又不得罪二表弟，又成全他母子日后免伤感情。我知道你将来对于自己的事情，对于帮人家的事情，都会弄得好的。”

△杨步伟祖父杨占山居士

杨步伟后来留学日本，在东京帝大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个女医学博士。毕业后的杨步伟在北京绒线胡同和李贯中合开了一所“森仁妇产科医院”，她俩以前的学医同学林贯虹早死，这三人的姓都是木部，三木成森，其中一人已故，只存二人，所以称“仁”，这就是“森仁医院”名字的由来。

这样的女子，莫说在当时少见，放在现在，亦算得上称奇。

1920年，杨步伟31岁了。她没想过结婚，也看不上身边的男人。

直到9月18日，上帝给她安排了一个。杨步伟收到邀请，参加一个饭局，她和同事李贯中一同前往。饭局中有一个陌生人，是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新近回到清华教书。这位博士在饭局中非常活跃，讲了无数笑话，还唱了苏格兰民谣《Annie laurie》，最后，还带着照相机自告奋勇为大伙拍照。

这个陌生人，叫赵元任，中国著名语言学家。一般人更熟悉的可能是，他是《教我如何不想她》的作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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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赵在日记上说：“这两位大夫是百分之百的开通。”而杨步伟回忆起初见赵元任，则有趣地说：“赵元任荡啊荡的就来了。”

很多年之后，我们再回忆这次聚会，忽然回过味来，赵元任似乎对杨步伟一见钟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那天，一向对女士羞涩的赵先生，为什么那么活跃。

赵元任对杨步伟展开了追求，他的追求方法很简单：找理由，天天来。

要不和朋友一起来，要不自己来，来了也没事，聊聊天吃吃糖炒栗子，杨步伟很忙，没空陪他聊天，他就和李贯中聊。剥糖炒栗子的时候，赵元任殷勤地给杨步伟也剥，可惜女博士并不领情，因为她一吃栗子就胃痛，于是攒在手心里，出来给护士吃了。

后来，各种借口都用完，赵元任仍旧来得次数太勤，连他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于是说：“以后不能常来了。”第二天，却又讪讪地来了，一脚还踢翻了院内一盆黄菊花，花盆也破碎了（为此，赵元任每年要赔杨步伟一盆菊花，至终不辍）。杨步伟见了好笑。赵元任尴尬自语：“说不来了，又来了。”

不解风情的杨步伟没有察觉出赵元任的动机，但她看到赵元任一来，女伴李贯中显得特别兴奋，总爱找个理由脱开医务上的事，陪赵聊天。杨步伟看出女伴的心思，一心想要撮合他俩，可是赵元任却“不接翎子”，总是拉着她俩一块聊天。

某一天，赵元任对她俩说，罗素来华讲学，请他当翻译，他要到南方去接罗素。恰巧，李贯中也说要到南京去办事。杨步伟建议李贯中与赵元任结伴同行。赵元任不置可否，哼哼哈哈了半日，最终还是一个人去了南方。赵元任离京后，常打电话来问安，与李贯中、杨步伟两个人都要讲一番话，连写信寄风景小照都写两个人的名字，各有一份。李贯中对此很不满，常在杨步伟面前抱怨这位赵先生太小气，舍不得多花一张邮票钱。

这件事太好笑了，杨步伟以为自己是电灯泡，李贯中以为杨步伟是电灯泡，但只有赵元任觉得李贯中才是电灯泡。这样的日子过下去，连身为看客的我们都看不下去了。终于，赵元任的机会来了。

不自知的“电灯泡”李贯中要去南京，赵元任和杨步伟一同到车站为她送行。由车站回来的时候，赵元任突然向杨步伟提议，让各自的车夫回去，他俩步行回医院。杨步伟只觉得赵先生洋气，也无所谓，同意了。

回到医院，已到了吃午饭的时间，赵元任没有走的意思，杨步伟出于礼貌，只好请他吃饭。晚上罗素有场演讲，赵元任请杨步伟去听听。听完罗素演讲，赵元任又主动送杨步伟回医院，喝茶聊天。赵元任一坐下，似乎不想走，杨步伟又不好撵。杨步伟是个手脚不能闲的人，一边踩缝纫机，干这忙那，一边与他说话。

△晚年杨步伟

一聊聊到12点，赵元任不好意思再坐，临走时对杨步伟说了一句：“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杨步伟窃笑：这家伙真会捧人。她以为李贯中不在场，赵元任只是应酬自己一下而已。

第二天，“说不来又来”的赵元任找个了借口，又到医院转了一圈；第三天，还是不请自到，这一次，他还羞答答地问她，自己要不要辞掉清华的教职，搬进城与罗素同住，免得来回两头跑。杨步伟很诧异，觉得这问题太私人化了，自己和赵元任并没有这么深厚的交情。

赵元任终于搬进城与罗素同住，自己的房间一装上电话，第一个就打给杨步伟，一日数次。有时赵元任把话筒放在钢琴边，请杨步伟通过电话听他的演奏。一天两人饭后聊天，赵元任忘了给罗素当翻译的事，要迟到了，他拉着杨步伟匆匆赶入会堂。会堂里座无虚席，罗素干站在讲台上发愣，见赵元任与一位年轻女性跚跚来迟，低声对赵元任说：“Bad man，bad man!”（坏人，坏人!）杨步伟不好意思，听了一会儿便溜了。

李贯中要回北京了，赵元任与杨步伟一块去火车站接站，孰料失之交臂，没有接到。李贯中先回到医院，看到随后赶到的赵元任和杨步伟，恋爱中的姑娘总是敏感，当即觉得不对劲，向杨步伟大发雷霆，指责杨抢了她的人。

这时赵元任不得不以友好的口气给李贯中写了封长信，解释他的本意和最初的选择。李贯中听了大受打击，居然要住院疗养，和杨步伟的医院也合作不下去了，这让杨步伟非常尴尬。

摊牌的最后关头来了。赵元任在自己的自传里，充满深情地回忆了这个场景：

 

一天晚上，我打电话给韵卿（韵卿即杨步伟，作者注）问明天早上能不能去看她，她说可以，她会在家的。我说我要在中山公园西山坡上见她。七点钟她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山顶上等了。“你那么高啊，赵先生。”这是她说“早哇”的另一种方法。我走下山坡对她说：“杨大夫（我一直不敢叫她名字，除非在思想里），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我很佩服你待朋友那么好，可是我怕你可能伤害她，而对她没有好处。我愿意一切美好，不过我不能老让她误会。也许像我以前说的，我应该少来看你们，可是为什么我该——”我说了半句停止不说了，和她在公园里静静地走来走去，最后在“公理战胜碑”前停下来，她说：“对了，赵先生，你还是不要再来看我们吧。我想这样于你最好，于我也最好。”说了她就转身走开。“韵卿！”我亲切地叫她，她回过头来。“韵卿，”我又叫一声，“就那么算了吗？——我是说咱们？”我怕她会回答：“咱们？怎么叫咱们？”但是她未做声，向我走过来。

△赵元任和家人在一起弹钢琴

他们举办了中国第一个文明婚礼：先到当年定情的中山公园照张相，再向亲友发了一份结婚通知书：“赵元任博士和杨步伟女医士十分恭敬地对朋友们和亲戚们送呈这份临时的通知书，告诉诸位：他们两人在这信未到之先，已经在1921年6月1日下午三点钟，东经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在北京自主结婚。”并且声明：除了两个例外，贺礼绝对不收，例外一是书信、诗文，或音乐曲谱等，例外二是捐给中国科学社。” 事后因为真的退掉礼物而得罪了亲戚；最喜欢赵元任的姑妈送来的一个花篮也被退回了——因为既不是文字，又不是音乐作品。

通知书里的“东经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是赵元任的主意，他的天文学家朋友George van Biesbrook收到了英文通知书后，就在Yerkes观象台的“布勒登”牌子上贴出公示，所以他们的结婚又成了一种“天文现象”。

随后，新娘掌勺，四碟四碗家常菜，宴请证婚人胡适。吃完饭，新郎拿出结婚证书，大家签名，为了合法化，结婚证书上还贴了四角钱印花税。

这一年，杨步伟32岁，赵元任2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