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不生娃，都是国家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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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不生娃，都是国家惹的祸 

原创 2017-07-13 山冰沁 世界说

世 界 说

  山冰沁 

发自  日本  札幌

2016年日本新生儿人数首度跌破100万，创下从1899年开始实施人口调查以来的新低。同时，每五年发布一次的人口普查报告显示，日本总人口开始出现负成长。

摊开历年数据，日本的年出生人口在战前基本保持平稳，战后，从战场归来的人们生儿育女，造就了第一次婴儿潮（1947-1949年），年出生人口在1949年达到高峰。这些孩子成年后，又造就了第二次婴儿潮（1971-1974年），但此后年出生人口基本逐年递减。

△ 出生数及总和生育率的年变化（来源：日本厚生劳动省官网）。顺便一提，日本第二次婴儿潮中的1966年，为何出生率会突然一落千丈？作者在文末解释。

同样令人担忧的还有“总和生育率”，亦即该国每位妇女一生的平均生育子女数。

理论上，如果总和生育率等于2.0，则可以达到平衡的世代更替。但考量到实际生活中的各种意外，一般认为，能维持人口长期稳定的总和生育率在2.08左右。

日本战前最后一次统计的总和生育率是1940年的4.12，到了战后第二次婴儿潮的70年代，数值开始向2.1推移，在1974年跌破了2.08 。2015年的数字是1.45。

2010年，日本人口的自然增加率正式进入负值。纵然有外国移入人口，2016年公布的人口普查结果确认，日本总人口已呈负成长。

日本人晚婚又晚育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过去40年，日本女性和男性的生育年龄逐年攀升。从1975年到2015年之间，女性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平均年龄从25.7岁推迟30.7岁，男性则是从28.3岁推迟到32.7岁。

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报告，2015年日本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龄是30.7、29.1岁。和1987年相比，男性推迟了两岁半，女性推迟了3.8岁。男女婚前交往期间从2.5年上升到4.3年。

经济压力是日本男女不愿结婚的主因。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同一份报告显示，结婚资金压力是最多18至34岁受访者公认的结婚障碍，男性和女性同意此项的比率都超过四成，婚后住处、职涯考量是另外两项主要的障碍。

值得注意的是，近20多年，因“不擅长与异性交往”而维持单身的男性和女性比率都在上升，因“父母或亲戚不同意”的比率则减少。

不仅晚婚成为惯常，日本人婚后至生育第一胎之间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在1980年是平均0.80年，到了2015年已经变成了平均2.41年。哪怕是结婚以后，日本人也不愿因过早拥有孩子而打乱自己的事业与自由。

不生娃，因为什么顾虑？

日本政府为遏制少子化操碎了心，却似乎没有对症下药。

2015年度，厚生劳动省扩大了不妊（不孕不育）治疗的补助程度。由于不妊治疗在日本并没有被纳入国民健康保险的范畴，日本政府对于夫妻收入少于73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4万元余）、体外受精困难的未满43周岁的夫妇进行不妊治疗的经济补助。

其实不妊治疗补助自2004年就已经开始了，但日本父母更担心的是孩子出生后的养育成本问题。

早在2010年底，致力于制药行业的日本持田Health Care株式会社对日本男女在妊娠、生产、育儿方面的担忧做过一次调查。

结果显示，日本男女最担忧的是“育儿费用的负担”，尤其是女性。日本在上世纪泡沫经济以后，高昂的育儿费与教育费对年轻夫妇构成了巨大挑战，抚育儿女显得捉襟见肘。这也是现今的经济形势下个体小家庭无可奈何的事。

△ 日本男女在遇到妊娠、生产、育儿时最担忧的事（来源：日本持田Health Care株式会社、日本数据可视化网站 “ガベージニュース”）

此外，“没有自己的自由时间”、“很难与工作齐头并进”、“无法进入托儿所/托儿所太少”也成为女性较为担忧的情况。

事实上，没有自由时间与很难兼顾工作，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托儿所匮乏所引起的。

日本有个词语叫“待机儿童”，专指那些因为托儿所人手不足或满员导致无法入读的儿童。据日本内阁府儿童育成会资料，近6年来，每年都有超过2万名的待机儿童。

2016年2月，有位家长由于自己的孩子被“待机”，愤然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下“进托儿所落选，日本去死！”，控诉政府对托儿所投入少，拿着国民的税金在少子化问题上无所作为，立刻引发社会热议。

日本全国小规模保育协议会理事长、东京都内13所小规模认证托儿所的经营者，驹崎弘树向媒体分析待机儿童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原因。

首先，预算壁垒。日本大多数职业都奉行持证上岗，托儿所从业人员对应的是“保育士”资格证。政府规定每个托儿所开张都必须满足招有一定数目的保育士，否则视为违法。待机儿童集中的城市恰恰又是保育士匮乏的地区。但保育士平均待遇较其他产业偏低，政府无法改善保育士的待遇处境，便导致许多托儿所招不满员工而无法开张。

其次， 很多地方政府另外针对托儿所订立了繁复的规矩，如东京都杉并区规定小规模认证的托儿所所长必须有连续六年的托儿所业务经验，中间哪怕只有半年育儿休假都不可以。

第三，条件壁垒。出于安全考虑，托儿所需要两个方向的避难路，满足新耐震标准等等，需要符合很多条件。满足这些要求以后，又要周边居民不抱怨、要满足作为托儿所可能支付的房价，又因为日本多数人每日通勤，还要保证车站到托儿所的距离不是很遥远等等。

日本政府若再不出手清扫托儿所开张的障碍，恐怕不只是待机儿童的现实问题无法得到妥善解决，许多于个人自由、工作事业中脱身不得的年轻夫妇也可能将抱着怀疑的态度继续“丁克”（不婚不生）下去，毕竟孩子生下来如果不放进托儿所，又该由谁来带呢？日本的公公婆婆们可没有给儿女带孩子的传统呀。

备注：顺便一提，日本第二次婴儿潮中的1966年，为何出生率会突然一落千丈？因为迷信。1966年是丙午年，日本依据中国的五行学说，认为丙午年出生的女性会非常“强硬”，有克夫或克自己家的倾向。上推60年，1906年，出生率也异常地低，只有4%。目前已经有好奇的日本人在网上提问：下一个丙午年——2026年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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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余佩桦 秦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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