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舒：上海女人究竟应该什么样？

源济

上海女人究竟应该什么样？ 

原创 2017-07-11 李舒 山河小岁月

上海人民的宽容度其实很大。

在春晚舞台上，巩汉林数十年如一日的用兰花指翘舌音走路娘炮说话计较的鸡贼腔调冒充上海人，上海人民毅然哈哈一笑了之。

在祖国大地，对于上海人最大的夸奖是“你不像个上海人”，上海人民也笑而不语。

唯一一次引来不满情绪的是《渴望》。“举国皆哀刘慧芳，举国皆骂王沪生，万众皆叹宋大成”的氛围里，一个如假包换的北京爷们儿，为什么要取名叫王沪生，上海人民想不通，你们北京的事儿，能不能不要扯到我们上海人头上。所以，当年《渴望》剧组来上海演出，主持人报“刘慧芳”凯丽和“刘妈妈”韩影的名字，台下掌声一片，报到“王沪生”孙松时，死一般的寂静！

所以，《我的前半生》演了七八集，马伊琍演的中产阶级全职太太穿着迷之审美在大商场里哇啦哇啦怀疑老公和实习生搞外遇的时候，连我的朋友孟静老师都看不下去了，跟我说，上海女人难道是这样的吗？

▲真的，我到现在也不太懂这两双鞋到底好看在哪里

上海人民仍然不响。

我不想讨论这部剧是否符合亦舒原著，也不想说为什么把原本自尊自爱的女主角要改编成现在听不懂好话坏话会穿七浦路买来的粉色皱褶蝴蝶结上面还有线头没剪掉的裙子对老公说“我好看吗”的大妈，更不想提及后面还会有的女主和闺蜜抢男朋友的戏码（所以我到现在还不确定是不是编剧搞了一台大戏，女主其实是大反派），我只想讨论一个问题——

罗子君，像一个上海女人吗？

上海女人有一百样面孔。在大街上穿着睡衣上街的是上海女人，把自己做的大衣穿出秀场风格的也是上海女人，她们可以凶如猛虎，也可以嗲如小猫，她们不像北京女性那样关心国家大事，不过，她们对于家庭生活中的所有细节无所不精。

有人说，上海女人只会两样，要么“作”，要么“嗲”。其实，上海女人最厉害的是有决断力。弄堂女儿把“家政”当成一门学问，邻舍隔壁姊妹道里，只要闻一闻味道，就知道“谁家姆妈”今天的葱烧大排稍微少了点火候，油煎带鱼买的数量有多少，谁家今天请客，谁家回了娘家冷锅冷灶。到了困难岁月，平时再娇滴滴的嗲妹妹，再养尊处优的资本家太太，为了全家人的餐桌，一下子挺身而出，成为起早摸黑冲锋陷阵的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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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过的故事里，上海女人很多很多。

张爱玲是上海女人。她人生最大的冒险，是在战后，去温州城里寻夫。到了那里，胡兰成已经和范秀美同居，先还瞒着张爱玲，直至有一日，两个人在床上躺着说话，胡兰成肚子疼，一直没有说，直到一会儿范秀美来了，胡兰成一见，立刻诉说自己身上不舒服。范秀美劝慰道：“等会儿中午喝杯热茶，就会好的。”张爱玲一下子恍然大悟，知道范秀美和胡的关系非比寻常。而她做的最情绪化的事情，不过是在给范画画时，画到嘴巴，忽然停笔。胡兰成问及时，她回答：“我画着画着，只觉她的眉眼神情，她的嘴，越来越像你，心里好一惊动，一阵难受，就再也画不下去了！”

后来，范秀美去上海流产，胡兰成给张爱玲写了一张条子，托青芸带范秀美找她：“看毛病，资助一点。”张爱玲二话没说，拿了一只镯子出来：“当掉，给伊做手术”。

这是上海女人的气度，女人不为难女人。

盛佩玉是上海女人。她曾经在结婚前，和丈夫约法三章：“不可另有女人（玩女人）；不可吸烟；不可赌钱。”结果，邵洵美和美国作家项美丽相爱，一票人等着看盛佩玉如何发怒，赶走洋小三。盛佩玉主张两人立刻结婚，以妾的礼数相待，送给项美丽一对玉镯。

她的这个举动，原因很简单——她看见了项美丽的那份爱。1937年8月14日，日本入侵上海，邵洵美带着家人逃出杨树浦大宅，由于行动仓促，财产没能带走。这时，邵洵美的弟弟又投敌做了汉奸，可能随时会告诉日本人，邵洵美在日占区有一个印刷厂处于日占区。根据当时的情形，日本人是一定会没收印刷厂的。关键时刻，项美丽出马，凭外国侨民身份，弄到一张特别通行证，雇了一辆卡车和10个俄国搬运工，亲自举着美国国旗押车，把邵洵美的印刷机和书籍衣物抢救出来。

盛佩玉的这份宽容，邵洵美感激在心。后来，项美丽到重庆采访宋氏三姐妹，她让邵洵美也来重庆和她汇合，邵洵美的回信是：

 

 要是我去了重庆，日本人知道后会找佩玉麻烦的。

这是上海女人的宽容，一切以大局为重。

郭婉莹是上海女人。1943年，她在医院生孩子，两天生不下来，丈夫却每天去俱乐部玩牌，深夜不归。最终，一个晚上，她在姐夫的陪同下，到一个年轻风流的寡妇家里，把丈夫找出来带回家。

解放后，丈夫成了右派，死了。她为丈夫还债，摆摊卖桃子、西瓜和鸡蛋咸鸭蛋。她对每个来买咸蛋的人保持微笑，告诉他们，哪一个咸蛋腌得更好，煮好打开，“一定可以出油”。她也帮大家挑选最甜的桃子。收工之后，她会选一只已经快要坏掉的桃子，咬一口：“甜的。”

她找了一块铁丝网，在煤球炉子上烤吐司，烤出来是酥酥脆脆的焦香；没有蒸锅，用铝饭盒和供应面粉，也可以做出有彼得堡风味的蛋糕——那些，是康同璧在她上学时教给她的：“有一天，你们没有烤箱的时候，会用得着。”她在黑暗油腻的楼道里，闻着吐司的香气，笑了，手里端着洋铁缸子，那是她的下午茶茶杯，也是她丈夫在监狱里的遗物。

这是上海女人的勇气，永远对生活充满热爱。

这三个人处理丈夫出轨的方式，需要放在那个时代进行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但她们身上，有着上海女人的共性，她们不能代表完全代表上海女人，但我心中，上海女人这个群体，始终因为有她们的存在，而变得更加立体。

* * *

有人要说了，以上三个上海女人，都属于上流社会，系出名门。黄浦江水养百种人，不可能每个都像她们这样有教养。

有教养，和出身并没有太大关系。

印象最深刻的上海女人，其实是从前吴江路上吴青餐厅的老板娘。老板娘好像并不姓吴，大家都叫她毛毛，毛毛的喉咙有点沙沙的，但是对你讲话，一句是一句，听在心里，是很“适意”的。我从没见过她和人吵架，无论是顾客还是伙计。去那里吃饭的客人，有的喜欢油爆虾脆一点，有的喜欢炒蛋滑一点，有的喜欢砂锅烫一点，只要去过一次，不必嘱咐，下次包你满意。有时候在吴青吃饭，到旁边东方快车叫客狮子头，也没见她生气。我做片子加班，弄到夜里，头昏脑涨，到吴青去吃饭，毛毛把菜端上来：“小姑娘，今朝切力伐，我帮侬迭碗汤热一热。”黑夜里，有这样一句话，真的很贴心。

马伊琍演的罗子君，这样的上海女人，到底有没有呢？我觉得是有的。但放在罗子君这样一个角色里，就很值得商榷。

好歹也是大学毕业进过外企的知识女性啊，怎么变成了这样一个巨婴？对人毫无礼貌、对家人刻薄、对闺密予取予求……这样一个女主，观众怎么可能对她产生同情怜惜？我的一位女友说得好，主角有缺点没关系，比如杨康，贪图富贵撒谎成性，但是人家对穆念慈专一啊；比如王熙凤，收受贿赂虐待死了尤二姐，观众们也不能完全讨厌她，因为人家同时也管理好大家族团结好大观园姐妹还会在过年讲笑话好不好？

另外，丈夫是咨询公司的PM（我记得PM拿不到这么多钱啊！），有一个上私立学校的娃，即使有保姆承担一部分家务，要做的事情也很多啊，怎么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时疑神疑鬼老公是否被勾引，即使要查，也不可能跑到丈夫公司去胡闹。

因为上海女人最大的优点，是知道分寸。

李大伟老师的《记忆里的上海女人》，写了这样一个故事：

倘若是上海女人，不吵不闹，绵里藏针。这是个身边故事，女的出差，因为天气，航班取消，只能回家，房门反锁，敲了老半天，男的总算开了条门缝，穿着睡衣，一脸惊讶。不得不让进门，做妻子的看到床单凌乱，什么都明白了，明白人此时只能躲在窗帘后面的晒台门外，抱着双臂瑟瑟发抖。做妻子的一声不响，慢吞吞地叠被子理被单，再从衣橱里拿出自己的东西，还是慢吞吞地叠，慢慢地理，一件一件，忽然想起鲁迅的描写——“我家的后院，一棵是枣树，另有一棵还是枣树”，极有耐心。晒台上的忍不住打喷嚏了，即便聋子也听到了，即便傻子也明白了，到了此时，做妻子依旧不点穿，提着箱子走了，给男人面子，也给自己面子，免去左邻右舍的谈资。过了些日子，协议离婚，然后出国。不吵不闹，这就是上海女人。

上海女人就是阿庆嫂，玩的是智斗，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她是我的朋友，他也是我的朋友，直到今天，她不会说他半个坏，根本就不会提到他，因为不值得一提，以沉默表示鄙视，以沉默表示涵养，这就是上海女人。打老婆不算男人，骂老公不算女人，这就是上海人的夫妻之道。

于无声处听惊雷，这句话实在太妙。按照这个标准，《我的前半生》里，吴越演的凌玲，虽然惹人恨，大概更像上海女人。

而马伊琍演的罗子君女士，抱歉，看到现在，还是忍不住对陈俊生说，好了好了，还是早点离开她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