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雨》｜翁乃强：在老北京，人们这样看展、买房、谈恋爱

源济

翁乃强：在老北京，人们这样看展、买房、谈恋爱
社会百态发布：2017-02-27  腾讯网

摄影家翁乃强1951年从印度尼西亚回到北京，在北京居住了60多年。当上摄影记者之后，如果没有出差采访任务，他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挎着两台照相机，骑上一辆自行车，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拍摄：长安街巨大宣传画下骑车的人、老字号瑞蚨祥、内联升，蔬菜集市、西直门的蜂窝煤厂、鼓楼的冬储大白菜发放站、肉联厂……北京是一个相当特别的城市，如果说这个国家是一列快速行驶的列车，这座城市无疑就是列车的车头，所有的颠簸、侧倾、左转弯、右转弯、加速、急刹，都会在这座城市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也都会在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中留下印记。本组图片由腾讯谷雨和中国国家地理-图书联合出品。


   
作者 | 杨磊
中国国家地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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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景山、北海和鼓楼位于北京城的中心位置，景山中峰的万春亭虽然只有不到50米高，却可以南瞰故宫，北望鼓楼，西观北海。图为1964年，景山万春亭南侧正在清理积雪的工作人员。这场景和林语堂在《北平的冬天》中的文字很有同感：“一夜北风寒，大雪纷纷落，那景致有得瞧的。但是有几个人能有谢道韫女士那样从容吟雪的福分。所有的人都被那砭人肌肤的朔风吹得缩头缩脑，各自忙着做各自的事。”




20世纪60年代，北京市民做饭、取暖都离不开煤，尤其到了冬天，煤更是不可或缺。那时候蜂窝煤还属于稀罕产品，一般家庭都烧煤球炉子。煤厂为了方便群众，冬天会派工人把煤球送到居民家里。




在冬天储藏大白菜可以说是20世纪老北京人冬天必做的一件大事。北方的冬天寒冷，当时还没有蔬菜种植大棚，因此冬季蔬菜比较匮乏，土豆、白菜、萝卜就是市民们过冬的主要菜品。大白菜易于储存，价格便宜，是冬日里居民饭桌上的重要蔬菜。那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在门口、楼道、地窖储藏几百斤大白菜。由于购买人群和购买量都极大，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白菜由公社、大队、街道统一安排购销，一到采购时间就家家户户齐齐出动。




1965年，“背篓商店”的职工赶着毛驴、背着货物送货上门。“背篓商店”是北京市原房山县（今房山区）周口店供销合作社的一个分销点。因地处山区，交通不便，黄山店公社的居民买东西很不方便，而这个分销社是黄山店公社范围内唯一的一家分销点。针对这种情况，分销社的负责人王砚香想出了用背篓送货上门的办法，带领职工常年背着背篓上山卖货，同时也收购一些农产品，被群众们亲切地称为“背篓商店”。




1966年，北京东长安街的大字报和人们购买油印小报的场景。




1967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学生在历史博物馆门口张贴的巨幅宣传画。




1967年，长安街上市民早晨上班的车流。




1971年，故宫重新对外开放，围观的市民。




20世纪70年代，北京故宫城墙下的剃头师傅和他的老主顾。




20世纪70年代，北京街头卖蝈蝈的小贩，自行车上挂满了蝈蝈笼子。买蝈蝈玩是当时孩子们的童年乐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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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东单菜市场，市民在春节前夕购买活禽。在那时的北京，只有在重大节日前夕，才有活禽供应。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里氏7.8级地震，一夜之间城市成为废墟，伤亡惨重。这次地震波及范围甚广，北京亦震感强烈。北京王府井饮食服务部在中山公园为市民提供食物，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伙食的价格不超过3角钱。




1977年，北京长安街西单路口，牧羊的农民正赶着羊送去屠宰厂。




“内联升”始创于1853年（清咸丰三年），由天津武清县赵廷创建。内联升最初是专门为皇亲国戚和文武官员制作朝靴的鞋店。“内”指大内，“联升”具有官运亨通的寓意，因此很得当时官员的青睐。内联升的千层底布鞋继承了民间传统手工艺，材料和工艺要求高，工序复杂，讲究手法、力度，只有经验丰富的师傅才能制作出舒适的布鞋。1977年，内联升恢复了老字号，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服务。




内联升雇用了京郊的农民来制作布鞋的鞋底，图为妇女们正在搓麻绳、纳鞋底。




20世纪70年代末期，晚上在广场谈恋爱的年轻人。小雨中，恋人们撑着伞偎依在一起。




20世纪70年代末期，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附近，长椅上谈恋爱的年轻人。




改革开放后，市民们的业余生活丰富起来。图为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跳集体舞的年轻人。




20世纪80年代，北京在春秋季节常会有沙尘暴。图为一位女士系着纱巾防尘。




改革开放后，市民们开始有了个人形象追求，越来越在意个人的衣着、发型。图为20世纪80年代，西单的一家理发店向行人展示新发型的照片，招徕生意。




20世纪80年代初的“换房会”。当时所有职工都是由单位统一分配住房，市民们为了解决上下班路远、夫妻分居、孩子上学等问题，在民间开始了“换房”活动。图为市民将自家房屋的情况写在纸板上，以便来换房的人了解。




早市是京城百姓生活的一大特色。20世纪80年代初期，早市开始逐渐活跃起来。早市起初是为解决市民购买蔬菜水果方便，以及安置个体就业而设，后来逐渐扩大到售卖各种日用百货。早市一般设在皇城根附近或人口密集的街区，自天蒙蒙亮就开始，一直到中午前闭市。图为清晨，小贩们蹬三轮车载着新鲜的蔬菜到早市出售，早市背靠紫禁城，面对筒子河，老北京的生活情趣尽显无余。




北京城在翁乃强的镜头中就是聚光灯照射下的一个大舞台，同一个地点、跨越了30年的影像，观看之后给人强烈的震撼——从手举“红宝书”的游行人群到青年们的翩翩起舞；从雨夜在广场谈恋爱的青年男女到换房大会。无论历史如何激荡，都有一个身影，举着照相机在旁观记录着眼前的一切。图为20世纪80年代初，在广场上游玩的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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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彩色的中国：跨越30年的影像历史》一书出版，本书历经2年的策划、选图、出版等过程，从80岁高龄的摄影家翁乃强数万张底片中精选出445张照片，配以老先生亲口讲述的照片背后的故事来构成，所有的关注点均放在百姓的日常生活、工作，用生活细节呈现历史变迁。2017年2月，《彩色的中国：跨越30年的影像历史》一书出版，本书历经2年的策划、选图、出版等过程，从80岁高龄的摄影家翁乃强数万张底片中精选出445张照片，配以老先生亲口讲述的照片背后的故事来构成，所有的关注点均放在百姓的日常生活、工作，用生活细节呈现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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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聚光灯照射下的大舞台
文/杨磊

翁乃强1951年从印度尼西亚回到北京，在北京居住了60多年。当上摄影记者之后，如果没有出差采访任务，他们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挎着两台照相机，骑上一辆自行车，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拍摄。那时候的他有着摄影的紧迫感，他把所有精力都用在了记录重大事件、记录历史的进程在个人和群体人群中的体现，以及寻找可以拍摄的题材上：天安门和长安街上的群众队列、在长安街巨大的宣传画下骑车的人、国家乒乓球队训练和“乒乓外交”的系列比赛。还有老字号瑞蚨祥、内联升，蔬菜集市、西直门的蜂窝煤厂、鼓楼的冬储大白菜发放站、肉联厂、王府井的邮票公司……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翁乃强在天安门广场拍摄了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记录了这段对于很多人来说刻骨铭心的历史。这些作品也让翁乃强步入了一个摄影师最为辉煌的岁月。当时年轻的他一定想不到，他拍摄的这些作品在今天能够作为历史的一部分、作为文物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永久收藏，即使没有任何“捐赠仪式”，没有锦旗、条幅，没有各界精英在场见证。翁乃强说，“我的作品最终就是要留下，给国家留下这段历史。”

北京是一个相当特别的城市，如果说这个国家是一列快速行驶的列车，这座城市无疑就是列车的车头，所有的颠簸、动荡、侧倾、左转、右转、加速、急刹，都会在这座城市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也都会在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中留下印记，会给这座城市的人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尤其在20世纪60-80年代这个经历了历史巨变的年代中。

在那个年代，人们普遍有着参与政治的巨大热情，而且很乐于表达自己的情绪和观点。如果说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那么天安门就是这个中心的心脏地带。市民们表达思想、情绪的主要场所就是天安门。翁乃强的家原来就在王府井的校尉胡同。一有什么事，他就背着相机跑到天安门广场去，在那里一蹲就是一天，能拍摄到各种各样有趣的事件和人物，这种守株待兔的拍摄策略，就像“围点打援”的战术一样。所以，在今天我们能够看到1966年的国庆节群众游行、群众庆祝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和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号上天、群众悼念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逝世、群众欢庆打倒“四人帮”、群众欢庆女排取得四连冠……的这些场景。

在这30年中，翁乃强在拍摄辉煌的大场面的同时，依然关注身边的场景、普通的市民生活——清晨在城墙边晨练和打太极拳、剃头的师傅和顾客，冬季的送煤工、市民用自行车驮回家上百斤的冬储大白菜，孩子们带着大头娃娃跳舞、在胡同口买蝈蝈。这些照片都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还有60年代的北海公园和景山公园，在冬季被大雪覆盖，散发出一种平静和寒冷的调子，在鼓楼东大街，冒着寒风骑车上班的人，这场景和林语堂在《北平的冬天》中的文字很有通感：“一夜北风寒，大雪纷纷落，那景致有得瞧的。但是有几个人能有谢道韫女士那样从容吟雪的福分。所有的人都被那砭人肌肤的朔风吹得缩头缩脑，各自忙着做各自的事。”

天安门和北京城在翁老的镜头中就是聚光灯照射下的一个大舞台，同一个地点、跨越了30年的影像，观看之后给人强烈的震撼——从手举红宝书的游行人群到青年们的翩翩起舞；从庄严的天门城楼下整齐的群众列队到观礼台下第一家个体商店开业和雨夜在广场谈恋爱的青年男女；从长安街上举着向日葵的人到中山公园的相亲大会、换房大会。

翁乃强的摄影和绘画作品中有很多人物题材，这缘于在他的摄影生涯中，有不少能够和文艺、摄影、电影、美术、科学、音乐等领域的人物有长时间生活、共事或者采访的机会。在《人民中国》工作的时期，翁乃强负责杂志中文艺、科学人物栏目的采访和拍摄。

而翁乃强拍摄最多、感情最深的莫过于美术界的艺术家们：吴作人和肖淑芳、艾中信、刘海粟、叶浅予、钱绍武、黄永玉、刘焕章、刘开渠、张汀、司徒兆光……翁乃强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多年后回到美院任教授，参与创办美院的摄影系，而且很多美术大师都是他的老师和同事，所以在这个范畴内，翁乃强的摄影有一种直接的“在场”性，他能够以极其平实的视角切入这些艺术大家的工作和生活，拍摄他们的艺术创作过程和生活场景。这些美术、雕塑、版画艺术家在翁乃强镜头前保持了极其真实、自然的状态。而且我们能够从他的作品中看到很有趣的细节：黄永玉叼着标志性的烟斗，司徒兆光在公园里众多游人的围观下专注地创作雕塑，刘焕章在杂乱的工作室中醉心于作品的造型，当然还有翁乃强的老师在画他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