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舒：什么时候不过妇女节了，妇女节才有了意义

源济

什么时候不过妇女节了，妇女节才有了意义 

原创 2016-03-08 李舒 山河小岁月

在读到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之前，我对她是没那么感冒的。

这篇文章毁了丁玲的前途，不过，要是没有这篇文章，也许人们对丁玲的评价，只会停留在她早年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和中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这篇文章写于1942年的延安，那时候的延安，男女比例为八比一，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的女学生们在河边洗脚，对岸挤满了傻傻看着的男同胞，他们有了一个统一的称呼——河防司令。

△1942年，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生合影，左起沈玉玲、曲岩、赵军、杜国芳、侯波（侯波摄）

河防司令们只有傻傻看着的权利，那时候，组织上要为首长们优先挑选。1937年，参加过长征的22岁女生王定国被安排给54岁的谢觉哉，组织告诉她这是一项庄严神圣的革命任务，王定国爽快应答：“保证完成任务！”

△谢觉哉和王定国夫妇

同一年，于若木第一次见到了陈云。陈云的身体不好，组织上考虑要派人照料。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邓洁就到陕北公学5队去挑人。5队是女生队，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女青年，很多在这个队。组织上挑了于若木，她是共产党员，政治上可靠。过了一个月，两个人结婚了，他们相差14岁。

△陈云夫妇

老红军张富华时任胶东军区某团政治部主任，他和好友、军区司令许世友在窗前看女兵连出操，许世友问：“你看上哪一个？”张指着一高个美女：“我要那匹大洋马！”次日，组织谈话，三言两语，相差16岁的两个人就结婚了。顺便一说，这两个人后来生了一个叫张宁的女儿，成为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在回忆录里说，妈妈当年去延安，是为了逃避包办婚姻。

△张宁的全家福

组织的眼光不错，王定国和于若木在婚后真的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更多的延安女同志，面临着要孩子还是要事业的选择。李锐的前妻范元甄在日记里回忆，邓颖超知道她结婚的消息，第一句话是：“别有孩子啊！”怀孕之后，她决定去医院打胎，医生不同意，说要有“组织批准”。范元甄觉得想不通，打完胎之后，大家对她的态度也很差，都说“可惜了”。

萧军在1942年的日记中记着：

延安现在正流行生孩子和结婚的问题。有些男女先有了性关系才结婚，生孩子。政府消费大，为了人道又不能打胎，医生每打一次胎，就感到工作情绪的灰冷……

近来为了萧劲光底离婚，朱宝庭的结婚，郭化若底离婚等，这几乎成了近来新闻底高超。

这固然是男人们受难的世纪，更是女人们受难的世纪。

丁玲在这种背景下，写下了《三八节有感》这篇文章。几乎每一年“三八节”，我都会想起这篇文章。七十年后的今天，再读此文，还是不落后：

 “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器重，不需要非凡的被提出呢?

年年都有这一天。每年在这一天的时候，几乎是全世界的处所都开着会，检阅着她们的队伍。延安虽说这两年不如前年热烈，但似乎总有几个人在那里忙着。而且必定有大会，有演说的，有通电，有文章发表。

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它处所的妇女幸福的。甚至有很多人都在嫉羡的说：“为什么小米把女同志吃得那么红胖?”女同志在医院，在休养所，在门诊部都占着很大的比例，却似乎并没有使人惊异，然而延安的女同志却仍不能免除那种荣幸：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最能作为有爱好的问题被谈起。而且各种各样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应得的诽议。这些责难似乎都是严重而确当的。

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重，而不会使人满足的。她们不能同一个男同志比较接近，更不能同几个都接近。她们被画家们讽刺：“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诗人们也说：“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没有艺术家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俏丽的情人的。”

然而她们也在某种场合凝听着这样的训词：“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但女人总是要结婚的。(不结婚更有罪恶，她将更多的被作为制作假话的对象，永远被污蔑。)

不是骑马的就是穿草鞋的，不是艺术家就是总务科长。她们都得生小孩。小孩也有各自的命运：有的被细羊毛线和花绒布包着，抱在保姆的怀里，有的被没有洗净的布片包着，扔在床头啼哭，而妈妈和爸爸都在大嚼着孩子的津贴，(每月25元，价值二斤半猪肉)，要是没有这笔津贴，也许他们根本就尝不到肉味。

然而女同志究竟应当嫁谁呢，事实是这样，被逼着带孩子的必定可以得到公开的讽刺：“回到家庭了的娜拉。”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的流传着，然而只要她走到那里，那里就会热烈，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们的眼睛都会望着她。这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主义思想也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说也无关。然而这都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说，而且在做着的现实。

离婚的问题也是一样。大抵在结婚的时候，有三个条件是必须注重到的。一、政治上纯粹不纯粹，二、年纪相貌差不多，三、彼此有无赞助。虽说这三个条件几乎是人人具备(公开的汉奸这里是没有的。而所谓赞助也可以说到鞋袜的缝补，甚至女性的安慰)，但却必定堂皇的考虑到。而离婚的口实，必定是女同志的落后。

我是最认为一个女人自己不进步而还要拖住她的丈夫为可耻的，可是让我们看一看她们是如何落后的。她们在没有结婚前都抱着有凌云的志向，和刻苦的奋斗生活，她们在生理的请求和“彼此赞助”的蜜语之下结婚了，于是她们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她们也唯恐有“落后”的危险，她们四方奔走，厚颜的请求托儿所收留她们的孩子，请求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静静的去吃着坠胎的药。而她们听着这样的答复：“带孩子不是工作吗?你们只贪图舒适，好高骛远，你们到底做过一些什么了不起的政治工作?既然这样怕生孩子，生了又不肯负责，谁叫你们结婚呢?”于是她们不能免除“落后”的命运。

一个有了工作能力的女人，而还能就义自己的事业去作为一个贤妻良母的时候，未始不被人所歌颂，但在十多年之后，她必定也逃不出“落后”的悲剧。即使在今天以我一个女人去看，这些“落后”分子，也实在不是一个可爱的女人。她们的皮肤在开始有折绉，头发在稀疏，生活的疲惫篡夺她们最后的一点爱娇。她们处于这样的悲运，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在旧的社会里，她们或许会被称为可怜，薄命，然而在今天，却是自作孽、活该。不是听说法律上还在争辩着离婚只须一方提出，或者必须双方批准的问题么?离婚大约多半都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那必定有更不道德的事，那完整该女人受咒骂。

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毛病，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反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情绪，(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有幸与不幸，不管仍在孤苦奋斗或卷入庸俗，)这在对于来到延安的女同志说来更不冤枉，所以我是拿着很大的宽容来看一切被沦为女犯的人的。而且我更盼望男子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毛病看得与社会有接洽些。少发空议论，多谈实际的问题，使理论与实际不脱节，在每个共产党员的修身上都对自己负责些就好了。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对女同志们，尤其是在延安的女同志有些小小的企望。而且勉励着自己。勉励着友爱。

世界上从没有无能的人，有资格去获取一切的。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我不必说大家都懂的。而且，必定在今天会有人演说的：“首先取得我们的政权”的大话，我只说作为一个阵线中的一员(无产阶级也好，抗战也好，妇女也好)，天天所必须注重的事项。

第一、不要让自己生病。无节制的生活，有时会感到浪漫，有诗意，可爱，然而对今天环境不合适。没有一个人能比你自己还会爱你的生命些。没有什么东西比今天失去健康更不幸些。只有它同你最亲近，好好注重它，爱护它。

第二、使自己兴奋。只有兴奋里面才有青春，才有活力，才感到生命饱满，才感到能担受一切磨难，才有前途，才有享受。这种兴奋不是生活的满足，而是生活的战斗和进取。所以必须天天都做点有意义的工作，都必须读点书，都能有东西给别人，游惰只使人感到生命的空白，疲软，枯萎。

第三、用头脑。最好养好成一种习惯。纠正不作思考，随波逐流的弊病。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最好想想这话是否正确?这事是否处理的得当，不违反自己作人的原则，是否自己可以负责。只有这样才不会有懊悔。这就是叫通过理性，这，才不会上当，被一切甜蜜所蒙蔽，被小利所诱，才不会糟践热情，糟践生命，而免除烦恼。

第四、下吃苦的决心，保持到底。生为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就要有认定就义一切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而不是在月下弹琴，花前吟诗。假如没有最大的决心，必定会在中途停歇下来。不悲苦，即堕落。而这种支撑下去的力量却必须在“有恒”中来养成。没有大的抱负的人是难于有这种不贪便宜，不图舒适的坚忍的。而这种抱负只有真正为人类，而非为己的人才会有。

　　1942年3月8日三八节凌晨

1942年3月8日下午，在八路军大礼堂举行延安各界纪念妇女节大会，丁玲被台下的女同志们叫嚷，要求她上台发言。丁玲自己回忆说，她是第三个发言的，前面两个女同志都发了牢骚，所以她一上去就说：“我不想讲话。你们两个讲话，等着吧，你们一定要倒霉的。”结果，“她俩倒霉了，当然我也倒霉了。”（丁玲《谈写作》1982年）

一个月之后，重庆的《新华日报》经过周恩来建议，转载了这篇文章，但删掉了前半部分对延安的批评。周恩来在1943年回到延安时，告诉丁玲，是邓颖超的意见，要发表，只能做一些删减，保留着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

还是引来了大麻烦。

延安的高干学习会上，有人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后面竟有人骂起领袖来，那不行！”

贺龙对丁玲说：“丁玲，你是我的老乡呵，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碍？值得这样挖苦？”

还有人把丁玲的这篇《三八节有感》和当时已经被批的体无完肤的《野百合花》相提并论。

最后，还是毛泽东救了丁玲，虽然她的文章里，有很明显讽刺江青的意味。他把丁玲找去谈了一次话，说：“你看我的文章，先说他们做了很多工作，主要是有成绩的，是好的，然后我再批评缺点。这篇文章就没一点肯定人家，好像是人家一直就不好，这就不对了。”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高级技术干部会议上讲话

然后，毛泽东在会上说，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是不一样的，“《三八节有感》对我们党对我们干部有批评，但也有积极的建议，我们要不同地看待它们。”

因为这句话，丁玲终于躲过了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