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要到美国读书?”这是大一时,我被美国人问到最多次的问题。连跨州读书都认为是“巨大决定”的美国人,自然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会有人跑到上万里外,每年只能回一次两次家,用不是自己的母语完成整个大学教育。
很多起安全事件让我感到自己身边危机四伏。在去美国之前南加大有两位留学生遇害,那时候我以为这只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但大一时发生了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大三在荷兰交换的时候德国也出现了难民性侵女性的案件,之后还有布鲁塞尔恐怖袭击。每一次大规模安全问题爆发的时候,自己都在不远的地方,家长自然很担心。一贯不太过问我去哪里旅游的父母都开始要求我每天必须用语音随便说几句话报平安。
我所在学校的附近,是一个“治安良好”区域,但是平均一个月还是会收到几封来自学校的邮件,内容多是学生报案学校附近有人骚扰女生,呼吁大家结伴出行,不要在天黑以后在外面独自逗留。
在那么多的恐袭、留学生国外遇难的悲剧接连发生后,我时刻都在担心下一个会不会就是我。整个留学阶段都在安全问题上如履薄冰,在路上看到不讲道理的车不敢按喇叭,怕他们下车掏出枪把我崩了。甚至就在上周,波士顿市区在响大炮庆祝某个节日的时候,听到炮声的我以为是袭击来了,不要命一般躲进地铁站,后来才发现是虚惊一场。
后来,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是——“美国这么不安全,为什么还要去读书?”
最现实的答案是,因为已经开始了,就没有退路。但即便再让我选择一次,我还是会选择去美国上学。
在大三观摩海牙国际法庭对战犯审判的时候,我能够做到在期末论文中批判地分析国际法庭的低效造成的资源浪费,而不是一味地歌颂国际法的公平和高大上;在大四跟着议员实习的时候,我能看出极低的立法通过率(每年7000个修正案只有约200个能够写入法律)的背后有民主的弊端,而不是一味笃信民主至上。
这样的教育给了我从知识和硬技能,到思维和心态的全面培养,让我觉得,我对于未来人生的挑战已经摩拳擦掌。
在“女孩子最重要的就是找个好人家”和“女博士是个贬义词”的观点仍然盛行的社会下,我很感激父母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女孩子而减少了在教育上对我的投入。他们支持我上法学院的决定,也鼓励我可以在法学院之后再读一个博士。我也很感激父母没有因为国外不安全而选择将我绑在他们的身边来保护我,而是放手让我自己去外面闯,只是叮嘱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