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捕》剧照
有时，我认为自己应该去看他并说“非常感谢你！多亏了你，这是我的家人”。但是真的——我犹豫了，说“现在我很幸福而你却有麻烦”，让我良心上过意不去。
1938年11月的一个夜晚，一个名叫埃里希·比利格的14岁男孩偷偷穿过奥地利的边境线，进入了瑞士。如他所愿，这是10天前匆忙计划的旅程的最后一站。
11月9日至10日，纳粹突击队在维也纳的大街小巷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的暴乱，比利格和全维也纳的犹太人不是躲在家里，就是躲在别处。这场被称为“水晶之夜”的有组织的大屠杀，使奥地利首都沦为了充斥着恐惧和暴力的混乱之地，数以百计犹太人的商铺遭到了肆意毁坏，几十座神庙被烧毁，大量百姓伤的伤，死的死。
阿道夫·希特勒在3月时曾在维也纳的英雄广场，向欢呼雀跃的大批追随者当面宣布统一奥地利和德国的计划。如今，奥地利的店面支离破碎，犹太教堂余火未息，统一计划对犹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已经相当清楚了。
埃里希·比利格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几个月前，他的父亲被抓去了慕尼黑附近的达豪集中营；他哥哥赫伯特自从名字上了盖世太保（德国纳粹秘密警察）的抓捕名单以后，就逃去了苏黎世。水晶之夜以后，比利格的母亲把她这个最小的儿子送上了开往阿尔塔奇的火车，那座小镇离瑞士边境不远，比利格到达后躲在一个废弃的棚屋内，思忖着自己如何能够抵达苏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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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同其他国家一样不希望吸收大量犹太难民。这一年7月，在日内瓦湖畔的皇家大酒店举行的埃维昂会议上，来自32个国家的代表们齐聚一堂，商讨如何帮助逃离纳粹迫害的犹太难民摆脱困境。与会的各国政要纷纷表达了对犹太难民的同情，但是没有人承诺愿意接纳更多难民。
与美国等其他国家不同的是，瑞士没有根据国籍来设定吸收移民数量的上限，但它有一项法令，要求奥地利移民提前准备好入境签证，但是瑞士驻维也纳领事馆按规定只能向“雅利安”血统的犹太人发放这种签证。
因为没有这种血统，比利格只能另找出路。一天夜里，他和两位在阿尔塔奇认识的犹太人，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一名号称自己知道这么一条路线的奥地利宪兵。
这名宪兵收取了他们所有的钱以后，带着他们穿过一个森林，来到了一块由细长的小溪环绕的空地，国境线对面的村民们把这条小溪称为旧莱茵河。浩荡的河流从阿尔卑斯山上奔流而下，延伸至此沿着瑞奥两国的边境蜿蜒流淌，汇入博登湖后逐渐缩小为一条可以轻易渡过的狭窄溪流。那名宪兵指着它说：“好了，那里就是边境，现在你们可以去那一边了。”
三名逃亡的犹太人涉水蹚过及膝的溪水，沿着一条小径来到了一片空地，然后静悄悄地顺着他们认为畅通无阻的一条路继续前行。走了很远以后，突然身后一阵犬吠刺破了寂静，守夜的警卫们发现他们了。
几小时后，曙光漏过赤杨树洒下来，逐渐照亮周围村庄的山丘和牧场，瑞士当局在确认了比利格没有入境签证后将他送回了奥地利。
为了更加方便地辨别出“非雅利安血统”的难民，瑞士当局敦促德国在犹太人的文件上盖上特殊的标记，纳粹奉命在犹太人的护照上盖上一个大大的鲜红的“J”。新政策规定，自1938年8月19日起，凡是穿越瑞士边境却没有有效文件的人一律禁止入境，“没有例外”。
正是这个“没有例外”的政策导致埃里希·比利格偷偷穿过莱茵河被抓到后，没有受到瑞士的欢迎。但它没有浇灭比利格再试一次的决心，就在第二天晚上，两名瑞士引路人帮他引开边境守卫的注意力，他再次涉水穿过了小溪，然后那两位引路人把他带到了一个隐蔽的小屋里，让他吃完饭睡了一觉，还帮他把被水浸湿的鞋和衣服在炉子上烘干。
第二天早晨，比利格挤进那两位引路人的卡车后面的载货箱，他们用一块防水布盖住他，然后开车到了离边境约20英里远的圣加伦市。他们在市中心附近的一座教堂边的大楼前停车，这座楼是犹太救济署的总部。
比利格爬出了卡车，被带到楼里见该署的署长，这位署长衣冠楚楚，戴副眼镜，名叫西德尼·德赖富斯。
不多久，来了一位警官，他身穿笔挺的警服，戴着无边的夹鼻眼镜，眼镜的金属链子被塞到他的耳套后边。比利格以前从未见过这么精巧的设计，所以不会转眼就忘，尤其是因为这位戴着别致耳套的警官审问了他几分钟并且考虑了他的选择以后，告诉他他可以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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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格鲁宁格是圣加伦市警察局的指挥官，该市位于瑞士东北部，在博登湖畔和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脉最北端的阿彭策尔山峰之间的一个高原上。格鲁宁格遇见比利格时47岁，他肤色苍白，其貌不扬，有着一双灰绿色的眼睛，紧闭着双唇，他的背景让人很难理解为何他会不惜违反政策，置自己的职业生涯于危险之中。
格鲁宁格于1891年出生在一个中产商人家庭，他家在圣加伦市经营着一家小雪茄店。少年时期，他的学习成绩平平，却是个早熟的运动健将，最令他骄傲的成就不是来自课堂，而是来自绿茵场上（后来他所效力的足球队赢得了瑞士国内联赛的冠军）。“一战”期间，他曾在瑞士军队效忠。
后来到了1919年，一位富有影响力的顾客来到他父母的雪茄店里，向他们透露圣加伦市的警局有一个职位空缺，很快就会招聘一个副队长，对有军衔的年轻男子来说是个理想的职位。此时，格鲁宁格已经获得了教育文凭，然后搬到了相邻的奥镇，成为当地一所小学的教员，在那里他与同事爱丽丝·费德勒相识，随后订了婚。在母亲的再三催促下，格鲁宁格申请了警局的那个工作，在70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最终获得了这个职位。在圣加伦市定居下来后不久，这对新婚小夫妻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露丝。
过了几年，格鲁宁格晋升为警长，他的地位和职责也随之上升了。他很快发现自己要保证来访圣加伦州的外国高官显贵的安全，其中包括裕仁天皇。在这一时期的一个阴冷的冬日拍摄于圣马格雷滕镇的一张照片里，格鲁宁格站在裕仁天皇的右侧，头戴警帽，鼻梁上架着无框眼镜。他放平肩膀，脸上没有笑容，制服上直至翻领的纽扣全系上了。他是一个恪尽职守的中层公务员，乍一眼可能被误认为是一位一丝不苟的检察官，所以他不太会让很快将席卷整个欧洲的道德大难题妨碍到他的工作职责，然而后来真的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与奥地利接壤的圣加伦省在19世纪因其蓬勃的绣花产业而闻名。1936年，志愿者们取道此地进入西班牙，加入西班牙内战的共和派阵营。无政府组织者、共产党人和乔治·奥威尔等作家涌入了对抗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的洪流，佛朗哥的补给和军火来自墨索里尼掌权的意大利和希特勒掌权的德国。然而，带领志愿者们穿过瑞士边境线的网络是非法的，格鲁宁格试图阻断它，因此不时与盖世太保成员约瑟夫·史瑞德会面。
1939年4月3日，佛朗哥宣告在西班牙内战中取胜已经两天了，希特勒宣布德国将吞并奥地利已过去了一年，格鲁宁格走进圣加伦市修道院的院子里，大步走向通往二楼他的办公室的大门。一位名叫安东·施奈德的新警官正在那里等他。施奈德说：“警官，你从今往后无权再来这里了。”格鲁宁格一脸困惑地问道：“当真？”他不知道把他剔除出警队的报告已经在瑞士官员间流传开来了。
撰写报告的人是古斯塔夫·斯图德，他一头白发，戴着一副深色边框的眼镜，为了回应海因里希·罗思蒙德针对有关仍有难民进入圣加伦市的报告提出的疑问，他展开了调查，旨在查出为何那么多犹太人在瑞士的身份文件都显示他们是在1938年8月19日新限制政策生效以前进入瑞士的。
在质问下，犹太救济署署长西德尼·德赖富斯承认，有位警长某天早晨来到他的办公室，指使他给新政策生效后进入瑞士的犹太人伪造文件上的日期，后来这位警长还多次出现。成百犹太难民获得了留在瑞士的“特殊许可”。斯图德指证保罗·格鲁宁格就是那位警长。
成为斯图德的调查对象的格鲁宁格很快被勒令上交警服。一个月后，格鲁宁格被撤职，并被通知刑事调查正在进行中。1940年的秋天，他站在一组法官面前受审，法官们宣判他违背就职誓约，给21个非法进入瑞士的难民安排伪造文件，此外还伪造了118份调查表。
法院宣判：“这样暗藏猫腻的做法威胁到了必要的信任、当局的声誉和下属的可靠性。”格鲁宁格被判处支付300瑞士法郎的罚款，外加1013法郎用以支付此案的调查费用。他没有上诉，可能是因为他觉得法院的判决不及他违反法律的严重程度。
许多年以后，曾负责看守瑞奥边境这一片区域的一名巡警吐露了他对以前这位长官的看法，大多警官跟他看法一致。他这样评价格鲁宁格：“在我眼里，他违反了法律。一个人既然当了官员，就不能随便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如果从巴塞尔至马丁斯堡的人都像格鲁宁格一样，我不知道瑞士人会怎么说。”
外交官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曾写道：“你是一名领事馆的官员，外交生涯的最初几年刚刚展开，你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成为一名大使。你的桌上有两个橡皮印章。如果用了印着‘核准’的那个印章，那么你对面的这个人就可以进入你的国家……如果你用了印着‘驳回’的那个印章，那么在你面前申请签证的这个人可能会死或者被关进监狱—仅仅因为这个人是犹太人。”
从《纽伦堡法案》通过到“二战”结束，无数在检查站、领事馆和边防哨所任职的官员都面对过这种两难的困境。他们要做的抉择很不容易。
究竟是什么让保罗·格鲁宁格甘愿承受其他官员在相同情况下会小心翼翼地避免的风险？为了见一个可能知道答案的人，一天早上，我坐火车从苏黎世到与奥地利接壤的宁静小镇赫尔堡。
到达火车站后不久，一位年迈的女士出现在了站台的另一头，她小心翼翼地缓步向我走来，身边跟了一条威尔士梗，她告诉我等一下会用拴狗链牵着它走。这位女士名叫露丝·鲁多那。她身形矮小，驼背弓腰，嘴角边蚀刻着错综复杂的皱纹，银白色的刘海遮住了她淡灰绿色的眼睛—跟她父亲一样的眼睛。
露丝·鲁多那是保罗·格鲁宁格的女儿。她已经87岁了，住在离火车站几个街区外的一套公寓里。她的狗在前面带路，我们跟在后面慢慢走到了那个公寓。露丝的家陈设简朴，略显过时，房间里有一个枫木色的木箱，一张灰色的软沙发，白色的墙上装饰着平淡无奇的风景画。她端出一壶咖啡，倒了两杯放到托盘上，然后开始谈论她的父亲，他在她17岁那一年，从一个受人尊敬的权威人物沦为了一个偷偷伪造文件的人。
她喝着咖啡，并没有吐露太多。她告诉我她的父亲是一个“普通”人，喜欢周末带她去远足，还喜欢星期天与他的朋友们踢足球。他在一个教堂的唱诗班里唱歌，很喜欢弹钢琴。他按自己的喜好阅读，但不至于会让人把他误解成具有破坏性思想的人。
他与圣加伦州的一个脾气火爆的工会成员是朋友，那人名叫瓦伦汀·吉尔，他是在另一个保守的州担任州议员的唯一一个社会主义者。露丝透露，她的父亲显得谨慎一些，他是中右翼的瑞士激进党的成员，一直都让自己远离争议，把政见都埋在心里。她说：“他对时事感兴趣，但仅此而已。”
我想，也许她的父亲不是受到政治的指引，而是由信念驱使。他让我想起另一个勇敢违规的官员，他是葡萄牙总领事，名叫阿里斯提德·德·苏萨·曼德斯。1940年纳粹肆虐比利时、荷兰、法国，犹太人逃难出来寻找避难所，当时正在波尔多工作的曼德斯直接无视葡萄牙统治者明确发布的严禁收纳难民的规定，开始给犹太难民签发过境签证。曼德斯因此被召回葡萄牙，因“公务员必须服从命令，不得产生质疑”的规定被撤职，但是身为虔诚的天主教徒的他并不后悔，他宣称：“如果我不得不违抗命令，我宁愿和上帝一起对抗人类，也不要与人类一起对抗上帝。”
鉴于保罗·格鲁宁格是教堂唱诗班的成员，而且圣加伦市有欧洲最古老的修道院（这座城市就是以17世纪时在周边农村传教并最终在这里定居下来的一位传教士的名字命名的），我很想知道他是否与曼德斯的想法相似。露丝告诉我：“我们是新教徒。”但她补充说，除了偶尔去教堂以外，在家里他们很少表达对宗教的虔诚。她说：“再说一遍，我们很普通。”
来赫尔堡之前的几天，我去见了瑞士记者兼历史学家斯蒂芬·凯乐。他在瑞士档案馆查资料，希望可以查出是否如一直以来的传言所说，格鲁宁格之所以主导协助犹太人进入瑞士，不是因为高尚的原则，而是因为不太崇高的原因——特别是钱和性方面的好处。
凯乐不但没有立即排除掉这些指控的可能性，反而告诉我他怀疑这些说法是真的，不仅是因为众所周知，很多帮助犹太人非法跨过瑞士边境的走私者确实向他们索要了报酬，而且鉴于这件事风险极大，所以要回报也不足为奇。
遗憾的是，瑞士档案馆的许多文件都丢失了。凯乐又想到也许一些格鲁宁格救过的难民还活着。他很快在布鲁塞尔找到了这么一个人，她是克拉拉·霍赫贝格女士，记录她的那份文件里隐约有些不当性行为的影子。有一次她亲吻了格鲁宁格的脸颊，格鲁宁格后来探访过她。
凯乐问到格鲁宁格是否占过她便宜，霍赫贝格听后脸上充满了羞耻窘迫的表情，她愤怒地告诉凯乐：“我这辈子只和一个男人睡过——这个人就是我的丈夫！”凯乐回忆道：“这种谣言对她来说绝对是丑闻。”凯乐先后找了几十个格鲁宁格曾搭救过的人。他们的说法都一样：这位来自圣加伦市的警长没有索要过任何东西。
后来凯乐把他的发现集结成书出版了，书名为《有违人道：格鲁宁格事件》，书中记载了凯乐眼中真正的丑闻：一个人拒绝执行如今许多瑞士人以之为耻的政策，却因此失去了工作，而且从来没有得到正式的道歉。
格鲁宁格沦落得确实很快也很戏剧化，他几乎一夜之间从接待外国权贵的官员陡然变得一贫如洗。1939年8月，他被停职几个月后，奉命上交他的制服，然后接受了心理检查，以确认他是否精神错乱（为他做检查的医生没找到任何他精神不正常的证据），此后，他申请了开当铺的执照，但是被拒绝了。他的退休福利也减损了一些。
他自尊心强，不愿意请求帮助，但不难预见一个贪污丑闻缠身的落魄前警长的就业前景十分暗淡。格鲁宁格开始打零工，贩卖过雨衣、贺卡，有段时间甚至还卖过动物饲料。尽管一些瑞士籍犹太人暗中借给他钱，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小心地跟他保持距离，生怕自己正直守法的好公民形象因为他而染上污点。
因为没有稳定收入，所以格鲁宁格和妻子爱丽丝回到奥镇与爱丽丝的父母同住。后来，人们不时可以看到格鲁宁格在当地一位他认识的人开的饭店里用餐，他喝着苹果酒，大力地嚼着花生，这些都是菜单上最便宜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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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格鲁宁格于1972年去世，三十年来他不断地寻找稳定的工作，却徒劳无功，即便在他去世以后，谣言之网仍然缠着他的名声，无法摆脱。有人传言称他不仅和难民有不正当关系，而且与一些造成难民痛苦的人也有不正当关系。
传播这些言论的是圣加伦市的警察，格鲁宁格被定罪后，他们掌握了他的电话线路，还派密探去追踪他，像热衷于纸牌游戏般的想找出他的见不得人的行径。后来有一份警方报告提出他“模糊的财务状况”很可疑，另一份报告根据“他喜欢吹嘘自己与外国权贵，甚至盖世太保的官员的交情”这一传闻提出了疑问。
斯蒂芬·凯乐出版的书平息了这些传言。格鲁宁格在盖世太保发现他帮助了一些犹太难民往瑞士转移钱财以后，被列上了他们的黑名单。格鲁宁格还给一些有亲戚成功进入了瑞士但仍身处在达豪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写信，并给予他们入境许可。
尽管凯乐在写书时避开探讨驱使这位看似规避风险的保守警长做出如此壮举的动机，但他的确自有一套看法。凯乐告诉我，让格鲁宁格与众不同的，显然不是热衷反抗的脾气，而是别的东西。他说：“你知道，从瑞士边境署的管理角度看，格鲁宁格犯了大错。因为他没有做任何阻拦。难民来找他，可以直接站到他办公室门口，有时甚至跪下来向他求救。他从未想过让自己回避那些人。”
“其他警局的长官不是这么做的。他们委派下属。做决定的是他们自己，但把责任转嫁给他人。”
瑞士导演理查德·丁朵还根据凯乐的书拍摄了一部电影，其中大部分场景是在判格鲁宁格有罪的四周镶木板的法庭里拍摄的。这部纪实电影重演了当时的审讯，出现了原本没被请来参加审讯的一些目击者——那些被格鲁宁格拯救的人。
我与其中一位目击者见了面，这位老人相貌出众，面庞俊朗，眉毛浓密，有一头蓬松的波浪银发。他是维也纳人，14岁时目睹了水晶之夜之后，追随他哥哥的脚步逃离了维也纳。这位银发男子就是埃里希·比利格。他逃离奥地利已将近七十年了。
我问他关于这段经历还记得什么。“什么都记得。”他说道，然后微微前倾，语气变得充满感激又略有困惑，他给我讲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只有在笑自己运气好和找合适的英语单词时才会停下来。他的英语相当好，因为他过去在美国工作过几年。
当他讲到与保罗·格鲁宁格相遇的场景时，他回忆起了格鲁宁格的一个与众不同的外表特征。“他有一样东西我以前从未见过——在他眼镜后面有两条链子挂在耳朵后面。”他回忆道，深深一笑，脸上皱纹明显。
我们交谈了不到十分钟，比利格告诉我，格鲁宁格把他送到了位于迪波德绍的难民营，后来认为那里不适合他这个年纪的男孩，所以又把他送到了一户瑞士人家里，他们在战争期间给他提供了庇护。比利格与这家人相处得很融洽，与这家人的其中一个女儿尤为要好，后来这位姑娘成了他的妻子。他们一同抚养了三个孩子。
“二战”期间，约2.5万名犹太人被拒绝进入瑞士；无数犹太人连试都不想试了。我问比利格在战争结束以后有没有联系过格鲁宁格来表达感谢，也许还可以带上他的孩子们让格鲁宁格看看自己后来过得多好。
他说：“有时，我认为自己应该去看他并说‘非常感谢你！多亏了你，这是我的家人’。但是真的——我犹豫了，说‘现在我很幸福而你却有麻烦’，让我良心上过意不去。我知道他有麻烦，报纸上写了，虽然不多，但我读到过。”他目光低垂，说：“我没勇气去。”
过了段时间，比利格给我寄了一些资料。第一份文件是一本护照的照片复印件——“护照号5396/39”。1938年由德国领事馆签发给埃里希·伊斯梅尔·比利格。护照上印着纳粹标志，旁边是一个字母“J”，还有一张表情略显困惑的深发男孩的黑白照片。这份资料里还有各种地图：一份瑞奥边境的俯瞰图；一份标记着比利格的亲戚途经或最终去处的手绘欧洲草图—达豪、布痕瓦尔德、特莱西恩施塔特。
另一份有关家族的纪念物是一份写于1942年8月31日的信的复印件。这封信是从戛纳寄到圣加伦市的，写信人是比利格的母亲，把两个儿子先后送到瑞士以后，她仍留在维也纳，因为她无法在等不到身在达豪集中营的丈夫的情况下就独自离开。最终她离开维也纳去了戛纳，1942年8月，又转移到了一个未知的地方。信的开头写道：“我亲爱的埃里希！”字迹很大，喜欢连笔打圈。
“在我离开之前，我要给你来自我心头最亲的吻，祝你一切顺利，愿亲爱的上帝继续保护你。妈妈给你许多温柔的吻，我一直很想你，在精神上拥抱你……他们暂且把我们带到里韦萨尔泰集中营里，我不知道接下来要带我们去哪里。”
另一份文件显示，比利格的母亲在第29批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人之列。这封字迹连笔打圈的信是比利格最后一次从母亲那里获得的消息。
斯蒂芬·凯乐的书出版以后，一些从未亲自感谢过格鲁宁格的难民获得了一次弥补的机会——来圣加伦市与曾经反对给格鲁宁格恢复名誉的政客们一起参加一个会议。他们的出现显然产生了强烈的效果。会议的安排人凯乐回忆道：“这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如果这些人跟你坐在同一张桌子对面，那抽象的事物也变得难以否认。”
因此，在1993年，即格鲁宁格被撤职45年以后，联邦司法和警察部发表了一段讲话，对保罗·格鲁宁格表示“感谢和尊敬”，并同意“按提出已久的请求恢复其政治名誉”。1995年，圣加伦州地方法院撤除了格鲁宁格“为了救人性命而倒填日期及伪造文件的犯罪性欺诈罪”。
13年后，在一个飘着毛毛细雨的秋日早晨，一场典礼在奥镇的一个小墓地举行。这个小镇坐落于氤氲着浓重雾气的群山环绕的峡谷里。在藤蔓覆盖的墙和最后一排墓碑之间，在一棵雨水打湿的苹果树下，十几个人聚集在保罗·格鲁宁格和他太太爱丽丝的墓前。在他们墓前的石碑上刻着现在看来不会引起争议的话：
“保罗·格鲁宁格在1938年至1939年拯救了数以百计的犹太人。”
译者：刘静雯
文中根据斯蒂芬·凯乐的书改编的电影为《铁蹄下的英雄》
另奉上一份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清单：https://www.douban.com/doulist/46040789/
狗仔卡
发表于 2017-6-17 01:1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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