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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荡寇风云:戚继光每打10个倭寇,就有7个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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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30 05:29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荡寇风云:戚继光每打10个倭寇,就有7个是中国人 

2017-05-30 班布尔汗 香港凤凰周刊

文 | 班布尔汗 编辑 | 陈祥 新媒体编辑 | 吴如加

曾发于《凤凰周刊》第570期

原标题为“《抗倭英雄戚继光》背后的历史 独特的民族英雄之路”,有删减。

 

中国历史上名将英雄辈出,但反映他们的影视剧少得可怜。近些年来,古装剧虽占了不少份额,但集中在宫斗、权谋,少有战场英雄出场的机会。5月27日上映的《荡寇风云》,将抗倭英雄戚继光搬上了荧幕。


在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将中,戚继光是少数几个未被拿掉民族英雄桂冠的人物,因为他是抗倭英雄。倭是什么?日本人。抗日神剧称雄的时代,戚继光既是古代名将,又身兼抗日英雄,而且平生未尝一败,作为题材实在绝佳。


《荡寇风云》中战争场面的特效颇有可观处,但戚继光被塑造得更像一个武侠人物,而非一个军事家。纯粹的故事适合于电影,终究和真实历史有很大差距,本文算是对《荡寇风云》背景的补充。



海禁政策是倭寇的根源


大众所熟知的倭寇,是14到16世纪肆虐于朝鲜与中国沿海的海盗集团。“倭”虽是日本人,倭寇却全非日本之寇。14至15世纪的倭寇,算得上货真价实的“倭”寇,虽然其中有很多被称为“禾尺”、 “才人”的朝鲜人,但日本人是绝对主力。到了16世纪,倭寇的成分发生很大变化,日本人不过十之一二,主力已经是中国人,甚至包括当时在中国东南沿海从事走私活动的葡萄牙、西班牙人。


这时候的倭寇已经如日本史学家田中健夫所言,不再是中国或日本的问题,而是“东亚史或世界史上”的问题了。


倭寇始于元朝。14世纪中叶,日本进入了“南北朝”战乱时期,国乱没规矩,大量大名和武士到国外去劫掠发财。日本南北朝从1336年(至元二年)开始,到1350年(至正十年)时,朝鲜和中国沿海便倭寇肆虐。此时无论元朝还是朝鲜的高丽王朝,都进入了乱世,国内一片混乱,两国自然都无力抵御倭寇。


待到日本结束南北朝,中国明朝代替元朝,朝鲜也由李氏朝鲜代替了王氏高丽,三国都由乱入治,倭寇再无舞台。日本为缓和与明朝的关系,严厉禁止倭寇。


明朝在沿海地区构筑了75座城池,对倭寇严防死守。李氏朝鲜更是发动了“己亥东征”,直接攻入了日本对马岛。倭寇屡遭重创,在国内又被严禁,终于在1419年后陷入沉寂。

明朝中断了宋元以来的自由海外贸易,民间“片板不许下海”,只允许官方的勘合贸易存在。勘合贸易足以应付海外使团,而民间的贸易需求因为大乱方定、人口尚未恢复、工商业衰颓不振,只要有小规模走私便可满足。百年之间,海疆较为平静。


嘉靖年间,倭寇突然大兴,且规模时间都远超前次,被称为“嘉靖大倭患”。


△《荡寇风云》中的倭寇形象

 

明朝严禁民间海外贸易,可从宋元以来,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的百姓早已“以海为田”,即靠贸易维持生计,所谓“田不供食,以海为生,以洋舶为家者十而九也”。明代中期,人口滋生,原本就多山少田的沿海地区人口压力加重,更需要入海求食。


正德、嘉靖年间,明朝承平日久,工商业发展迅速,尤其江南地区的丝绸、瓷器、棉布生产呈井喷趋势。与之相对的,海外市场对中国的商品有着旺盛的需求量。


仅以日本为例,“大抵日本所须(需),皆产自中国,如室必布席,杭之长安织也;妇女必须脂粉,漆扇朱工必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饶(州)之瓷器;湖(州)之丝绵,漳(州)之纱缉,松(江)之棉布,尤为彼国所重。”


人口增长、贸易需求增长,走私规模便日益扩大。沿海各省无论富户贫民都趋之若鹜,“富者征货,固得捆载归来,贫者为佣,亦博升米自给”。嘉靖年间,海上走私贸易逐渐走向集团化。先后有许栋、李光头等巨头,王直崛起后,更是形成了统一化。


“五峰船主”王直与日本地方大名结成同盟,“籍倭奴为爪牙”,将大小走私集团悉数纳入麾下。


全盛时期,王直拥有大船500多艘,麾下有十万之众,雄霸海疆,“控制要害,三十六岛之夷,皆听指挥”,以至于“海上之寇非受直节制者不得自存”。连船坚炮利的葡萄牙商船,也“俱请五峰旗号,方敢海上行使”。


与此同时,嘉靖年间北方的边患日趋严重,北元蒙古铁骑连年南下,甚至曾包围过北京。


为了防卫京师,明朝增加军费开支,开始重复征税,农民租税负担达到极限,而东南沿海地区尤甚,亩出兵饷一分三厘,加上其他名目众多的赋役征发,沿海居民“膏血为之罄尽”。迫于生计,穷苦百姓大量下海加入走私集团,从而“亡命之徒,从附日众,自是倭船遍海为患”。


△《荡寇风云》中,准备巷战的倭寇

 

走私集团的坐大,自然对奉行海禁的明朝政府是一大刺激,朝廷先后任命朱纨、王抒、张经等干吏强化海禁政策。这些官员都是勇于任事的人,上任后严厉打击走私集团。一时间,走私集团遭到重创,众多港口被毁,李光头这样的巨头也被俘被杀。可是,海禁是制造倭寇之源,越严格越会让更多的人铤而走险,王直的队伍就是这样壮大的。


从1553年开始,“倭患”达到顶峰。倭寇的船队“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沿海各地烽烟四起,到处是“数百里间,焚屠殆遍”,“杀戮之惨,遍于郊野”的惨状。


初时的走私集团只是为了反抗朝廷不合理的海禁政策,为沿海百姓争得活命之路,但闹到这种情形,不但严重威胁了明朝东南的稳定,也给黎民百姓带来无穷苦难,先前的合理性荡然无存。


抗倭英雄戚继光,此时正式踏上了成为民族英雄的征途。


戚家军的胜利



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渚。其祖上跟随朱元璋建国有功,获得世袭军职,为登州卫指挥佥事。戚继光虽是“官N代”,但并不纨绔,自幼勤学文武艺。


1544年,年仅16岁的他承袭父职,开始自己的军旅生涯。27岁前,他都是在山东任职。山东沿海也有倭寇骚扰,但毕竟抗倭主战场不在这里,戚继光留下了“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名句,然并无用武之地。


1555年,戚继光调任浙江都司佥事,旋进参将,分守宁波、绍兴、台州(今临海)三府。他终于可以和最为肆虐的倭寇直接交锋了。然而,此时戚继光麾下都是卫所军,多年以来军户们“虽有屯田,而子粒不得入其口;虽有月粮,而升斗不得入其家;上虽有赏赐,而或不得给;虽战有首级,而不得为己功”。


这样的境况,自然是产生了无数“脆弱之兵”、“纨绔之将”,“平居则哨探不设,临阵则纪律无闻,上熙下恬”。结果戚继光南下的首战很不光彩,与俞大猷合攻岑港,久攻不下。最后虽攻克岑港,倭寇主力却未被尽歼。


深知军制弊端的戚继光只能独辟蹊径,创建新军。他遇到了有“倜傥非常之才”的上司胡宗宪,敢于打破陈规的胡宗宪给予戚继光大力支持。


几经考察,戚继光决定从浙江义乌招募新军。因为这里民风彪悍,人人尚武。


1558年,义乌发生本地八宝山矿山被盐商霸占事件,义乌乡民面对“素骁勇,能飞刀刺人”,且人数有千余人的恶霸队伍,竟然以数百人奋勇拼杀,将之击退,擒获首犯送官。


这样的战斗力和勇气让久经战阵的戚继光为之震撼,认为“若简练训习,即一旅可当三军”,于是先期招募四千人,后又先后招募二万余人,组成了“戚家军”。


有了好素质的士兵,还要研习新的战术。此时的倭寇大部分是中国人,但因有日本武士参与,其训练和作战方法都效仿日本武士,武器也十分精良。


△《荡寇风云》中,戚家军操练。

 

日本刀“犀利逼人,切玉若泥,吹芒断毛发”,明军的武器“短器难接,长器不捷,遭之者身多两断”,且倭寇大多武艺高强,作战之时“其人率横行疾斗,飘忽如风,常以单刀陷阵,五兵莫御”。面对这样的敌人,仅靠勇气是不足以与之相敌的。


戚继光采对全军进行重新整编。把长短不一的冷兵器配备在一个建制中,形成有机整体。这便是日后著名的“鸳鸯阵”。


所有士兵以队为单位进行严格训练,12人紧密合作,形成战斗集体。遇到倭寇“单刀陷阵”,12人各司其职,长短兵器一起使用,互为掩护,敌远有各式火器,挨近有狼铣、长枪,再近则有镜把、大刀。

△《荡寇风云》中,赵文卓所饰的戚继光率戚家军杀敌。

 

任你武艺高强、悍勇无畏,面对这样的阵势,也只有送死的份儿。戚家军的阵法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防御十分严密,永远保持己方以多打少的优势。


所谓“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再好的军队必须有充足的饷银补给,否则必定难以持久。


戚继光运气很好,上司胡宗宪吸取几位前任的教训,对把持朝政的严嵩极为巴结,又屡献祥瑞给痴迷道教的嘉靖皇帝,换得了便宜行事的权力,“东南帑藏,悉从调取”。戚家军后援无虞,无有后顾之忧。


兵士敢战,训练得法,粮饷充足,戚家军万事俱备,自可一鸣惊人了。


1561年5月,戚家军首战台州花街,斩倭308人,解救百姓5000余人。之后在白水洋三战三捷,歼倭344人,擒倭首5人,解救百姓千余人。这两场大战外还有陆战七捷、水战五捷,斩倭717人,沉倭舟十余艘,夺获贼舟21艘,解救3000余人,焚溺倭寇3000余人,取得了台州大捷。

 

之后至1566年,戚家军转战于浙江、福建,“飚发电举,屡摧大寇”,曾经不可一世,仅60余人便能横行数省威胁南京的倭寇,在戚家军面前几无还手之力。上峰岭之战,倭寇被歼2000人,戚家军仅阵亡3人;横屿之战,倭寇被歼千余,戚家军阵亡13人;牛田之战,倭寇被歼698人,戚家军无一人阵亡;仙游之战,倭寇被歼498人,戚家军阵亡24人;伤亡最大的林墩之战,倭寇被俘斩973人,戚家军也只伤亡69人。


戚继光组建戚家军抗倭之时,那位“五峰船主”王直已经被招抚后处死,其著名部下徐海、陈东等也相继受招抚而后内讧败死。大头领的凋零使得倭寇化整为零、遍地开花,以小股部队四处袭扰沿海,戚继光的战略战术则专门针对这种情况,故而屡战克捷,捷报频传。


1567年,新即位的隆庆皇帝终于放弃开国以来实行193年的海禁政策,准许民众到海外进行贸易。倭患始于海禁,如今那些以劫掠为乐的人被消灭殆尽,无奈“附寇”者有了生路,从此再无倭寇。


戚继光则奉调北上,成为蓟州总兵官,开始对战北元蒙古的草原骑兵。

身后留下兵家宝典


无论在南还是在北,戚继光一生事业均获成功,没有留下遗憾,且对后世影响甚深。


他所著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成为日后兵家宝典。中国兵书自古讲究谋略,对于研习者要求很高,而戚继光的兵书是纯技术类,上手容易,脚踏实地搬用。


近三百年后,清朝中兴名臣曾国藩及其麾下的湘军,便是完全照搬戚继光招兵、练兵、作战之法,竟以一帮书生带兵,平灭了肆虐南中国十余年的太平天国。


光芒背后总有阴影。1584年,戚继光被罢免了最后的职务——广东总兵官,度过贫病交加的四年退休生活后,于1588年黯然离世。


戚继光死后,朝廷没任何反应,直到两年后其长子戚祚国到北京请求恤典,才下诏予以祭葬,至于谥号,更是直到万历末年才赐给。

戚家军在戚继光去世后仍保持了一段强军风采,他们大量驻扎北方边墙,“九塞、五岭,满地浙兵”,使得“边备修饬,蓟门宴然”。


1592年的抗日援朝战争中,由戚继光老部下吴惟忠率领的浙兵大放异彩,让“南兵”成为日本、朝鲜人眼中的威武之师。


可惜,再好的军队也经不住时间的消磨。待到后金崛起,明朝面对生死存亡之际,曾经的貔貅之师除少部分还保有当年的风骨,大部也已衰败不堪。部队在一次次战斗中损失殆尽,终于泯灭无存,真应了戚继光曾作的诗句“国士死来今已尽,边机愁绝剑空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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