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舒：既然没有爱了，那就谈钱吧！

源济

既然没有爱了，那就谈钱吧！ 

原创 2016-02-15 李舒 山河小岁月

在台北的时候，遇到一位前辈，说起蒋碧微张道藩的往事。两个人说着说着，从夕阳西下说到月上柳梢头，有点“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意味。

蒋碧微的墓，在阳明山第一公墓。我去过一次，很难找，还是多亏她和徐悲鸿的儿子伯阳写的文章，我才在那山坡上找到——最高一排，上面写着“蒋碧微女士之墓”，有一束花，好像是很久之前放的，已经枯萎了。倒是墓有宿草，郁郁葱葱，是一片灰中的清新之绿。

没有写儿女，没有写朋友，什么也没有，只有她自己的名字——蒋碧微。

这名字是徐悲鸿给起的，她的本名叫蒋棠珍。

△蒋碧微

她的情人张道藩，亦埋在阳明山。她出版回忆录《我与悲鸿》和《我与道藩》，全台湾都震惊，当时张道藩已是立法院院长，有这样的花边新闻，实在耸人听闻。

据说，张道藩曾经在蒋碧微要出书之前，找人劝阻。那人对蒋说，张道藩的寿命也来日无多了，你等他身后再出书吧。蒋碧微的回答是：“黄泉路上无老少，也许我比他早死。”

我佩服极了她。

因她做的这些事，一般人都没有勇气。

对徐悲鸿，因为爱，她敢私奔；因为爱，她敢吃苦；她也一再挽救过和徐悲鸿的婚姻；然而发现不爱了，她也敢彻底斩断，绝不回头。

对张道藩，因为爱，她甘愿和他同居三十年；也因为爱，她愿意放手，因为张道藩的妻子始终不能离婚。在《我与道藩》里，蒋碧微把这段分手说得风轻云淡，不过外界传闻，分手实属无奈。一位媒体的前辈曾经告诉我，她在蒋张分手后曾经见过蒋，“她的心情郁结，我们都知道是为了什么，只好劝她，长痛不如短痛。”她那样骄傲的人，三十年的恩怨，如何一笔勾销。写一部回忆录，倒也快意恩仇。

据说，张道藩劝说蒋碧微不成后，曾经上阳明山晋见蒋介石总裁，坦承“私生活出了问题”。蒋介石立即表示：“人人都有私生活，我也有。”张道藩听了，心上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张道藩一生为人正直，当然不愿私生活被后人议论。然而他不知道，若是没有蒋碧微的回忆录，张道藩这个名字，真的要被人遗忘了。

△蒋碧微和张道藩

蒋碧微的自传，在大陆很长时间都得不到流传。我们所能知道的徐悲鸿故事，是他后来的妻子廖静文发的通稿。

爱国画家徐悲鸿，为了偿还前妻的离婚画债，弄坏了身体。中华民族失去了一位好儿子，人民失去了一位好画家。这位前妻出身封建家庭，喜好奢侈，生活败坏，是国民党反动派张道藩的情妇。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知道的故事，大致如此。

不过看了蒋碧微的回忆录，爱国画家的形象变得丰富起来了。

蒋碧微确实做了张道藩的情人，她从不否认。丈夫已经出轨，接受追求者的爱，这是蒋碧微的个人选择。她并不为耻，而是大大方方的写出来。徐悲鸿去世之后，廖静文也曾经在北戴河疗养时，和当地的一位军人相恋。后来两人结婚，还生了儿子——10年之后又离异了。这也没什么，不过廖静文特别忌讳这段，不允许记者写后一段婚姻，和军人所生的儿子送去了国外，她再次以徐悲鸿的遗孀自居——我觉得大可不必如此。

不过，历史就是这样令人着迷，每个人都各执一词，实在有趣。

比如说蒋碧微和徐悲鸿的离婚事件。

1944年2月9日，徐悲鸿在《贵阳日报》上刊登了一则声明：“徐悲鸿与蒋碧微女士因意志不合，断绝同居关系，已历八年。中经亲友调解，蒋女士坚持己见，破镜已难重圆。此后徐悲鸿一切，与蒋女士毫不相涉。兹恐社会未尽深知，特此声明。”

这不是徐悲鸿第一次刊登这样的声明。1938年7月31日，他在《广西日报》上也刊登过一则“徐悲鸿启事”：“鄙人与蒋碧微女士久已脱离同居关系，彼在社会上的一切事业概由其个人负责。”

两次声明简直如出一辙，目的却各不相同。

1938年时，徐悲鸿正与学生孙多慈热恋；1944年，徐悲鸿急急刊登声明，乃是为了三天后和廖静文结婚。无怪乎他的女儿在看到声明后，给父亲写信说：“爸爸，为什么您每次追求一个女人，就要登报跟妈妈脱离一次关系。假如您要追求十个女人，您是不是要登十次报呢？”

声明中的女主角蒋碧微女士对于这两则声明的心态亦很不一样。1938年，她觉得受到了奇耻大辱，当年舍弃家庭和徐悲鸿私奔，为他生儿育女，助他事业有成，结果因为爱上了小甜心女学生，就被冠上“同居”两个字，简直刺眼刺心。

△蒋碧微

因为孙多慈父亲的极力反对，徐悲鸿没能把劈腿修成正果（要了解徐先生的这段感情，请戳爱送信物的民国版李晨），转而想吃回头草，和蒋碧微破镜重圆。

△孙多慈

在重庆，朋友们曾经帮助徐悲鸿回到蒋碧微家里，一抬眼，看见厅内挂着的，便是他1938年的这则声明，裱在镜框里，旁边写着“碧微座右铭”。

那时，徐悲鸿便知道，回头草，吃不得了。

1944年，蒋碧微已和张道藩成为秘密情侣，看到这则启事，她只有一个念头：

既然没有爱了，那就谈钱吧。

徐悲鸿当时的委托律师是平正法律事务所的当家律师沈钧儒，蒋碧微请的律师是端木恺，他是留学密歇根大学的法学博士，当时正担任国家总动员会议副秘书长、代理秘书长。蒋碧微的要求是赡养费一百万，徐悲鸿画作一百幅，另有徐悲鸿收藏的古画（古画数额一说为四十幅）。

△徐悲鸿画的蒋碧微（素描）

这个数字被多个传记资料、文献和后人口述回忆提及，徐悲鸿的遗孀廖静文也认同。她曾经在回忆录中着重指出，“为了还清她索要的画债，悲鸿当时日夜作画，他习惯站着作画，不久就高血压与肾炎并发，病危住院了，我睡在地板上照顾了他四个月才出院。”

不过，我后来在嘉德春拍的书信中，找到过一组蒋碧薇、沈钧儒、端木恺等人关于徐蒋离婚事宜的书信。首次披露了一些不被人所知的细节。

从书信中可知，两人协商离婚的分歧，一为画作数量，二为子女赡养。在画作数量方面，徐悲鸿不同意蒋碧微提出的一百幅，最初仅愿意出三十幅。1944年7月3日，沈钧儒给端木恺写信，告知徐悲鸿同意由三十幅升为五十幅，但赡养费仍旧只肯出三十万元现金，这似乎是徐悲鸿的最后底线，因为沈钧儒在信中说“敬希转商蒋女士鄙意并宜使悲鸿先生易于办到，方能期此事早得解决也。”

△蒋碧微为离婚事宜的书信

7月19日，徐悲鸿的得意门生张安治给蒋碧微写信。有趣的是，虽然那时徐悲鸿早已和廖静文结婚，他仍把蒋称为“师母”。张安治说，那天“适廖静文进城，即与师面谈”。徐悲鸿这时倒同意把赡养费增加至一百万，却又坚持只肯拿出三十幅画作。张再三劝说，徐悲鸿才同意把画作数量加至五十幅。

张安治和徐悲鸿的关系很好，我曾见数封徐悲鸿给张的信札，绝无敷衍，聊的都是心腹之事，连和孙多慈的事情都告诉张：“慈三四月无信，忽然又多极其缠绵悱恻之书，我已无心于此无聊之事，我亦不再与之书，听之而已。”翻译过来就是，“孙多慈忽然又给我写情书了，我已经无心于此，不过是看看而已。”

△1941年摄于重庆沙坪坝，前排右起为廖静文、徐悲鸿、张葳、郁风，后排左一为张安治，后排右一为黄苗子。

除了画作数量，徐悲鸿和蒋碧微在子女赡养方面也有不同意见。时值中日开战，徐悲鸿表示自己的收入不稳定，无法提出对子女教育费的定额，希望由双方律师代为协商。徐悲鸿的律师沈钧儒就先行打听当时教育费行情，代为拟出每年约四十到五十万元。这个结果获得了蒋碧微方面的同意。

△沈钧儒写给蒋碧微的书信

谁知道，徐悲鸿听到后居然反悔，说拿不出这笔钱，沈钧儒只好给蒋碧微写信。九月，蒋碧微在给端木恺信中谈及徐悲鸿“出尔反尔”，并表示不管这件事是否是沈钧儒自作主张，已经具有法律效应，如果取消，“岂不等于儿戏乎？”这件事导致离婚谈判一度停滞不前。

1945年抗战胜利，蒋碧微希望尽快结束和徐悲鸿的离婚谈判，在子女赡养方面妥协，同意徐悲鸿按月支付女儿徐丽丽的赡养费（那时他们的儿子徐伯阳已经弃学投军）。

由此可见，之前我们所见的资料中，所谓徐悲鸿最终同意了蒋碧微一百幅画和古画若干的要求是不确切的，至少在这些书信中，古画从来没有成为讨论议题。蒋碧微回忆录中的许多细节，也在书信中得到了印证。1945年12月，两人终于离婚，蒋碧微回忆说，那一天，“徐先生到得很早……手里拎着一只重庆流行的粗布口袋，那里面盛着一百万块钱和一卷不曾裱过的画，自始至终，他一直低着头。”

 

对于蒋碧微，我只有一件事没想到。我以为她是狮子座，结果居然是金牛。  

也对，喜欢谈钱，这确实是金牛座会做出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