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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分享] 李舒:过一个鲁迅式的除夕?还是胡适一样的春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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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12 10:00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过一个鲁迅式的除夕?还是胡适一样的春节呢? 

 2016-02-07 李舒 山河小岁月

中国人过年,图的是个热闹,一大家子无论在何地奔波,到了过年时节,总是聚在一起,吃一顿,喝几盅,仿佛一年来的陌生和隔阂,都在这几天当中,以一种近乎虚伪的客套结束,剩下的倒是亲亲热热,来年开春,各奔前程,走在路上,即使见面,似乎是可以不打招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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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在过年上曾经折腾了一阵子。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宣布废除旧历,但老百姓们才不管这一套,继续只过传统新年。有鉴于此,1913年7月,继任大总统的袁世凯采取了折中的方法,批准以每年旧历正月初一为“春节”,并同意春节仍旧放假,这也就是“春节”一词的来历。



△民国时的大年初一


前几年,我特别烦过年,一堆工作被迫堆积(并不是消失了),每天都很无聊的吃吃吃,还要接受平时根本不来往的七大姑八大姨的质询。


不知道年轻时的鲁迅是不是也这样想。


(一)


年轻时的鲁迅,最不喜过年。


1917年的除夕夜,住在北京城南绍兴会馆的鲁迅当天的活动是:“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


这时的他,绝对不会想到,十八年后,1935年除夕夜,鲁迅在给黄源的信里说:“今年爆竹声好像比去年多,可见复古之盛。十多年前,我看见人家过旧历年,是反对的,现在却心平气和,觉得倒还热闹,还买了一批花炮,明夜要放了。”


1927年的这个春节,鲁迅忽然变了。他一反常态应邀去同事家共吃年夜饭,还忙中偷闲游公园,逛花市,享受一点节日的快乐。


原来,这个春节,他有了他的“害马”——许广平女士。



△鲁迅和许广平


彼时,他和许广平正在热恋中,大年二十九(1月31日)夜晚,鲁迅甚至愿意和许广平、孙伏园一起“秉烛夜游”逛迎春花市。大年初三(2月4日),他俩还去游玩了越秀公园,也许因为过于兴奋,鲁迅从高处跳下,被土堆绊了一下,跌伤了脚,只好坐车返回。许广平因为担心鲁迅饮食不习惯,还亲送食物到大钟楼鲁迅住屋。据鲁迅日记,节前三天(1月30日)“广平来并赠土鲮鱼六尾”,年初一(2月2 日)“广平来并赠食品四种”……恋爱中的小细节,琐碎而甜蜜。


1927年10月3日,鲁迅与许广平来到了上海,他在上海过了9次春节,生命中的最后9次。


9个春节的过法,各有不同,大体上可分三段。刚来的时候似乎因为很忙,于是便“随随便便的度过”。1928年的春节(1月23日),是鲁迅与许广平组建家庭、和胞弟周建人一家在上海团聚的第一个春节。


这一年的主题词是:看电影。除了“同三弟及广平游市”并逛书店,以及与友人往来应酬(招饮、拜年)外,鲁迅和家人接连看了三场电影:20日“晚同蕴如、晔儿、三弟及广平往明星戏院观电影《海鹰》”。21日“晚观电影,同去六人”。22日“旧历除夕也,夜同三弟及广平往民(明)星戏院观电影《疯人院》”。


鲁迅寓居上海10年,看电影109次(场)。看电影,最多的同伴是许广平和周建人。过年这几天,他居然异乎寻常地邀上周建人全家(包括周建人后来娶的夫人王蕴如和两个幼小的女儿)共同看,也算是对过年的一种尊重?



△鲁迅和许广平在广州时期


1929年春节,许广平怀孕了。我们的周树人君温柔无比的送了礼物,8日在书店“得《草花模样》一部,赠广平”,过年期间,他教许广平日语,并且描绘“草花模样”的日文休闲画册送给爱妻。除夕当晚,鲁迅邀来柔石和周建人一家,同吃年夜饭,柔石在日记里说:“今天是旧历十二月三十日。……从吃夜饭起,一直就坐在周先生那里。夜饭的菜是好的,鸡肉都有,并叫我喝了两杯外国酒。饭后的谈天,我们四人,(还有建人先生同许先生)什么都谈,文学,哲学,风俗,习惯,同回想、希望,精神是愉悦的。”


1931和1932年,鲁迅的春节过得惊心动魄。和他来往密切的柔石在1931年年初遇害,鲁迅也受到了牵连,在内山完造的协助下,鲁迅在1月20日,“下午偕广平携海婴并许媪移居花园庄”,开始他在上海的又一次避难生活。春节(2月17日)就是在旅馆的一问狭窄小屋(原为工友所住)里度过的。大年三十,他和夫人许广平“托王蕴如制肴三种”,从家里带到旅馆,“于晚食之”,算是除夕的晚餐。当时正好蒋径三造访,鲁迅“因留之同饭”,这是一顿特别的年夜饭。



△鲁迅一家


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队在上海发动 “一二八”淞沪战争,鲁迅所住的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突陷火线中,血刃塞途,飞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经内山完造建议,鲁迅一家和周建人家小、女工……共十口人,挤在内山书店的楼上。2月4日除夕前一天,鲁迅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的暴行。6日(春节),因所避居的北四川路内山书店处在战区之内,很不安全,又在内山完造帮助下,“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店,十人一室,席地而卧”。大年初一,鲁迅带领家人(“一无所携,只自身及妇竖共三人耳”)就这样在东藏西躲、再次搬迁中,度过了他一生中最糟糕的春节。


也许是浮萍飘零,1933至1936年,鲁迅对待过年的态度有了质的飞跃。变化始于1933年春节。这一年,鲁迅终于可以在自己家中过年,他在日记中感慨:“盖如此度岁,不能得者已二年矣。”为庆贺“旧历除夕”,由夫人“治少许肴”,特地邀来同在拉摩斯公寓寄住的冯雪峰,和自己一家人同吃年夜饭。他要和这位亲密战友,同享难得的节日欢娱,同辞旧岁。



△鲁迅和冯雪峰一家合影


这一年除夕的主题词是:放鞭炮。年夜饭后,鲁迅“又买花爆十余,与海婴同登屋顶燃放之”,以这种方式,和爱子在嬉戏中迎接新年。他带着四岁的海婴,爬上公寓四楼楼顶,一连放了十多种烟花爆竹,这确实非同寻常。这是因为,“过年过节”是“孩子们所盼望的”,而对他们来说,“一年中最高兴的时节,自然要数除夕了”。可是,此前接连两年,海婴都随父母在逃难中过年,幼小的心灵饱尝了惊恐和不安。此番带孩子尽情尽兴燃放花炮,自是一种补偿。


燃放烟花爆竹,是过年的一项重要娱乐活动。鲁迅对爆竹,本是不感兴趣,乃至厌恶的。他曾明确表示否定:“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在居留北京的14年里,他一再以讽刺的笔调写爆竹,如:“爆竹毕毕剥剥地都祀过财神了”,“坐听着远远近近的爆竹声,知道灶君先生们都在陆续上天,向玉皇大帝讲他的东家的坏话去了”,“爆竹毕剥砰确的放起来,据说这算是过年”。对燃放爆竹的弊端,他也有切身感受:“旧除夕也,夜爆竹大作,失眠。” 


1926年8月,他离京去厦门大学任教。在当年双十节(民国时期的国庆节),他听到庆祝仪式上的爆竹声,感受大不相同。他写信告诉许广平:“今天是双十节,却使我欢喜非常,我因为听北京过年的鞭爆听厌了,对鞭爆有了恶感,这回才觉得却也好听。”




在上海的最后几年,每逢春节,他都要带孩子们(海婴,以及周建人的女儿)燃放烟花爆竹,热热闹闹,让自己和孩子们高兴。周海婴回忆:“到了春节要燃放花炮、烟花”,“当时我们都不敢点,父亲(鲁迅)也不插手,因为有建人叔叔在。焰火压轴戏是一个‘花筒’,小碗直径,半尺多高。点燃时喷出一蓬二米高的银花,一分钟便熄灭了。我们带着余兴未尽的依恋,在父母‘明年再买!’的许诺中下楼。”


鲁迅生命的最后两年(1935年、1936年),他和“过年”这件事彻底和解了。1936年新年、春节期间,鲁迅居然写了六封和过年有关的信,他会给母亲写信说:“上海这几天颇冷,大有过年景象,这里也还是阴历十二月底像过年。”他也会邀请萧军“在旧历年内,邀些人吃一回饭”。大年初六,他邀请黄源“往陶陶居夜饭,并邀胡风、周文二君,广平亦携海婴去”。这是他与友人并爱妻爱子一起,最后的春节聚餐。


(二)


鲁迅的过年历程像过山车,胡适的过年则一直没什么变化,他似乎沉浸在无趣的饭局之中。


1934年,当鲁迅兴奋地和海婴大放三天爆竹的时候,胡适则徜徉在一个又一个饭局中:“午饭在欧美同学会,有两局:一面是孟和、孟真为袁守和饯行;一面是余上沅约梁实秋吃饭,并有今甫、一多、吴世昌、陈梦家、公超、林伯遵众人”,“晚上到美国使馆吃晚饭”。等到回到家中,胡适却发现“家中过年的客还在打牌,我打了四圈,就去睡了。他们打牌守岁,直到天明”。




△胡适


许多人在一起会寂寞,一个人过年,更寂寞。这点,郁达夫最有体会。1927年1月14日,天气晴朗温暖如春,郁达夫要去拜访他的同乡孙百刚,孙百刚是郁达夫带日本留学的同学,两个人四天之前在内山书店买书的时候,偶然碰上了。一大清早,郁达夫喜滋滋地换上妻子孙荃刚刚给他寄来的冬衣,心里十分地感激妻子,他还念叨着说要赶快做一篇小说,卖几个钱寄给她来做过年的开销,可是就在几个小时之后,在孙百刚家里,郁达夫遇见了一位美丽大方的女士,郁达夫感到惊为天人,他在当天的日记当中这样写道:在那里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


这一年的除夕,郁达夫一个人在沧洲旅馆订了一间房间,当晚,他的一些朋友陆续来旅馆洗澡,旅馆的经理对此非常不满,郁达夫却不管,他只要热闹,不想要一个人寂寞地过年。第二天,他又跑去和女太太们“打牌打到天明”,当然,这一年新年的主题词,是“想念王映霞女士”。



△郁达夫和王映霞


1941年时的蒋委员长也过了这样一个寂寞的年,因为和宋美龄吵架,圣诞、新年和春节,宋美龄都留在香港没有回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本夕为旧历除夕,孤单过年,世界如此孤居之大元帅,恐只此一人耳。”


(三)


1949年,1月28日,又是一个农历除夕。


这一天的胡适日记一字未写,只贴上了一张中共宣布的“战犯名单”简报。蒋介石、李宗仁等民国政要赫然在列。


同一天,蒋介石在奉化溪口老家度过了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春节。这次的春节,委员长过得十分用心。


大年三十,蒋介石在武岭学校礼堂举行除夕盛宴,慰劳驻扎在浙江溪口的警卫部队团以上军官,他向大家祝贺新春之后说:“诸位,家贫出孝子,国难出良将。党国之命运关乎诸位之荣辱,民众之生息!当我们走上坡路时,别人跟着我们跑,这不稀奇;而我们走下坡路时,你们从各地费了不少周折,来到我们跟前,这才是最难得的啊!”他两眼含泪,继续说:“反共不会孤立,美国必然会出兵干涉。上海有汤司令守卫,只要我们守住长江,守住上海,美国不可能不出兵。即使往最坏处打,也能打出个隔江而治的结局。来来,大家举杯,为我们反共大业的最后胜利干杯!”

除夕夜,委员长“全家在报本堂团聚度岁,饮屠苏酒,吃辞年饭,犹有古风”。吃过年夜饭后,蒋介石还从溪口请了几个京剧名流来唱堂会。1月29日大年初一一早,蒋氏父子便去宁波城内蒋家宋朝祖基金紫庙祭祖,接着又回溪口宗祠及大、二、三、四房祖堂祭祖。大年初一下午,蒋介石独自“在慈庵读书散步”,晚上“溪口五十里内乡人,纷纷组织灯会,锣鼓彻天,龙灯漫舞”。大年初二,在侍卫的簇拥下,蒋介石身穿黑袍,来到武山庙抽签,只见是“中下”签。签上写的是“大意失荆州,关公走麦城”。他又求一签,上写“困居长坂坡,失陷落凤城”,下注“出师不利,丧妻失偶,早求退路”。



△蒋介石晚年在台湾


据蒋经国日记说,“自民国二年以来,三十六年间,父亲在家度岁,此为第一次”,“我们能于此良辰佳节,得庆团圆之乐,殊为难得”。《大公报》说得更加明白:“旧历新年祭祖一定不是好兆头,他似乎预感到,这一去,怕就是与祖宗的永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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