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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叶兆言:1970年3月28日,那场成为我人生伏笔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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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25 05:48 A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叶兆言:1970年3月28日,那场成为我人生伏笔的灾难 

 2017-05-25 叶兆言 大家


文 | 叶兆言


1970年3月28日星期六,这一天下午,本来不用去学校,我们的班主任突然决定,让同学们下午还是到学校去一趟。这个决定让班主任后悔不已,对于我来说,却是人生中是最糟糕最黑暗的一天,我们去了学校,因为不上课,到学校也没事干,大家都在操场上玩。男生的玩无非是模仿打仗,我们接受这样的教育实在太多了,地上随手捡起石块,扔过来扔过去,嘴里喊着冲杀的口号。



一块小石头砸中了我的左眼,我捂着眼睛坐在了地上。一开始,大家并没觉得有多严重,接下来发现有些不对劲。一位工宣队正好路过,喊了一辆三轮车,赶紧把我送往鼓楼医院。到了医院,这样那样,便上了手术台。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已到了手术台上,还听见医生在商量,在争论,然后就是做手术,一边做,一边讨论。


 资料图,图文无关


接下来两天,双眼都被蒙住了,躺病床上。这时候,父母都在干校,我没有重新和邻居老大爷一起生活,而是寄养在另一家邻居阿姨家。出了这样的事,负责照顾的邻居阿姨很是着急,学校也通知了父母单位留守在南京的造反派领导,由他们打电话去干校。那时候通讯很不方便,七转八转,接通了干校,已经变成我把别人的眼睛打瞎了。造反派把我父母叫去狠狠地训了一顿,甚至用到了阶级报复和存心破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词。


父亲匆匆往南京赶,准备来处理这件伤害事件,到了南京后,才知道受伤的是自己孩子,立刻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他所担心的事情都不存在,于是匆匆到医院看了一一眼,便又回干校。具体细节也记不太清楚,反正他回干校,将母亲换来照顾我。两天以后,第一次换药,打开纱布,用电筒照了照,一位有经验的女医生连声叹气,嘀咕了一句什么,就到一旁商量去了。商量的结果,再次上手术台,由这位医生亲自主刀,再缝合两针。


后来才知道,第一次缝合手术没做好。当时医院里也闹革命搞运动,专家和好医生都靠边站,医护工的界限完全模糊,给我做手术的人根本没什么资质。一般人印象中,到了医院,穿上白大褂就是医生,当时情况就这样,护士认为自己也有两只手,动不动也敢上手术台。这大约是为了实战需要,反正我再一次躺在手术台上,是那位有经验的女医生在主刀,一边做,一边解释为什么那样不对,为什么这样更好。时也势也,命也运也,今天重新回想,大约也只能含恨含冤,怀疑是一次医疗事故,反正病人到医院,交给医生,以后的事都身不由己,不得不听天由命。


母亲从干校赶往医院前,造反派头目再次训话,说你到了南京,不许乱说乱动,不许提任何不合理的要求。与父亲一样,母亲事实上也是在心里感到庆幸,庆幸只是自家人受到了伤害,不是我们伤害了别人。往者不可谏,这件事从头至尾,没有过一分钱赔偿,发生也就发生了,既是一件事,又不是一件事。母亲在医院里只陪了很短时间,一周多一些,当时两个眼睛都被蒙着,必须要有人照顾,很快变成捂一只眼睛,我已能照顾自己,母亲就又返回干校。


当时还不太明白,自己一只眼睛就这么瞎了,就这么永远看不见了。医生打开纱布,用电筒在眼前晃,问能不能看见。回答说能,于是病历上写了两个字“光感”。再用手指在你眼前晃动,似乎又有一些感觉,进一步伸出手指让数数,这个已经分辨不清。我毕竟还是个十三岁的孩子,还有一只眼睛能看见,也不太明白后果有多严重,仍然可以无忧无虑。那一阵子,正是深挖五一六最激烈的阶段,常有人割喉自杀。鼓楼医院的眼科与五官科是同一个大病房,一个病房里住着五六十号人。今天的人已很难想象那样的大病房,一张床挨着一张床,这情景只能在电影上看见。


有一天夜里,接连送来了三位割喉的病人,那天值班的是一位漂亮女医生,她正好是五官科医生,在我们这个大病房,眼科医生和五官科医生轮流值大夜班。大家都叫她“勇奇”医生,究竟哪两个字不清楚,我能记住,因为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有个人物叫李勇奇。一晚上忙下来,年轻女医生接近了虚脱,然而必须要等查完病,与白班医生交接后才能离开。正式查房前,我听见她在和其他医生护士说笑,说自己累得实在吃不消,说这些人真笨,要死也不是这个死法,光割喉管有什么用,死又死不了,这么一刀下去,以后活着也难受。听病房里病人议论,说割喉的愈后生活质量会大打折扣。


查百度可以知道,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这个通知引发了大规模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从我所在的病房情况看,不难想象当时的运动有多激烈。资料显示,从1970年初至1974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约有300万人被打成五一六。


说起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一般人印象中,都以为只是当权派倒霉,只是知识分子吃苦,事实上,风水轮流转,无人可以幸免,造反派自身的苦难更为严重。我所知道的造反派,没有一个好下场,他们不只是在文革后才被当作三种人清算,早在1970年,就已经开始受罪。造反派是个模糊概念,它一直是以正面形象示人,造反派批判走资派,把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把地富反坏右不当人类,把同样是一起打天下的造反派战友,活生生地整成了五一六。


话题还是回到受伤的眼睛上,伤害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我不可能在医院里一直住下去。出院以后怎么办呢,这时候想到了去北京,祖父来信,让我赶快过去。北京家中,伯父的四个小孩全都上山下乡,伯父在河南干校,一个不小的四合院,就住着祖父,大伯母,大嫂,还有五岁的侄女儿。大伯母带着我继续去同仁医院治疗,当时改名叫“工农兵”医院,医院改名是文革中的时髦,北京的协和医院和南京的鼓楼医院,都改名叫“反帝医院”。手术后的治疗已没什么太大意义,为防止交叉感染,要往眼球上打针,很疼很难受,刚打完,天旋地转,人蹲在地上半天不肯起来。


与南京一样,首都要准备打仗的气氛也淡了许多,北京城基本上空了,只剩下老弱病残。姑姑也成了孤家寡人,姑父被关押,表姐在哈尔滨,住在木樨地那边,当时觉得很远。她喜欢摄影,有一架双镜头相机,带我去天安门照相,那年头,在这个神圣的地方留影,几乎是必须的。到了5月20日,祖父带我去动物园,对于这件事,我已没有什么印象。后来出版的祖父年谱,引用了一段写于21日给伯父的信:


昨天与兆言游动物园,园中几十大盆石榴方盛开,鲜红照眼,白孔雀翠绿孔雀都开屏,久不放下,至可赏玩。西部一个猴栏里全部猴子同时叫,前所未闻,果然如《水经注》所说的‘属引凄异’。


▲ 资料图:北京动物园老照片


很显然,我这个刚刚初一的孩子,对盛开的石榴,对白孔雀翠绿孔雀,对猴子的属引凄异,没有一点点感觉。印象最深的是大喇叭在广播,到处都是它铿锵有力的声音,就在那一天, 1970年5月20日,各界群众五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隆重集会,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拥护毛主席他老人家发表的五二0声明。那一天,毛主席又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站在他身边的还有林彪和周恩来,还有西哈努克亲王。有些词一遍遍往耳朵里灌,想不记住都不行,它们成了我们日后作文中的金句,动不动会冒出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


在北京待了好几个月,我的一只眼睛再也看不见。过去别人夸你,总喜欢说好明亮的一双眼睛。少年不识愁滋味,看不见就看不见吧, 1977年恢复高考,本来准备考理工科,到了报名,才知道体检不过关,于是改考文科。初审通过参加复试,最终被淘汰。接着考,考上了,因为考上中文系,跟在同学后面一起写小说,因为写小说,最后成了作家。换句话说,1970年3月28日那场灾难,为某个人日后成为一名作家,埋下了伏笔。


【作者简介】 

叶兆言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著名作家

发表于 2017-5-26 01:43 PM | 显示全部楼层
今天才知道他的眼睛是怎么回事。以前都不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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