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中国商人”系列

源济

李伯重：历史上饱受歧视的中国商人 

原创 2017-05-05 李伯重 大家

文 | 李伯重

今天商人处于最高的地位。现在到饭馆吃饭，服务员全喊你“老板”。当我第一次被人称为“老板”的时候，感到非常奇怪，因为我和“老板”完全沾不上边。后来才理解了，在中国，称你为“老板”，是表示尊敬你。由此可见，在今天的中国，商人地位非常高，但是古代并不是这样。中国商人经历了长期而曲折的历程，才走到今天，成为社会的骄子。这个历程是怎样走过了的呢？这里就和大家谈谈。

▍一、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商人

“商人”这个称谓，可能因系商朝人而得名，有如后世华人在汉时被称为“汉人”，在唐时被称为“唐人”。今天我们说的商人，就是英文中的merchant。依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贩卖商品从中获取利润的人”。在英文世界中，几部最权威的词典对 merchant的解释也与此大同小异。但是在近代以前，商人或者merchant这个概念包括一些什么内容？却向来不很清楚。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依照李埏先生的总结，商人包括四种人：（1）从事商品交换的人；（2）既从事商品生产也从事商品交换的人；（3）从事服务性行业致富的人；（4）经营高利贷的子钱家（高利贷者）。

朱瑞熙先生则认为在宋代，“由于商利所在，人们趋之若鹜，从事贸易的不仅有单纯的商人，还有各级封建官府、各级官员、宗室、僧尼、举人、地主以及手工业主，甚至还有一部分农民”。因此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商人，与今天的商人是有所不同的。在欧洲历史上，这种情况也同样存在。在英国，一直到了16世纪，字典里也还没有对merchant的明确的界定，大商人、小商人、小贩、手工艺人都叫商人。所以“商人”的概念，在古代和在今天是有差别的。这里我们谈的商人，是专门从事商品贩卖的人。

▲ 《清明上河图》局部

中国古人对商人的分类，大致分成行商和坐贾两类。南宋末黄震为“商贾”下的定义就是：“行者为商，坐者为贾，凡开店铺及贩卖者皆是”。用今天的话来说，行商是贩运商，一般是经营规模较大的商人，因为要把一批货物从这个地方贩运到另外一个较远的地方，运输成本很高，没有一定的规模，就不能获利。坐贾是本地的零售商，在本地开店做买卖，小规模也可以。因此大体来说，行商经营规模较大，财力较为雄厚，因此是商人的中坚。中国古代说到商人时，主要就是指行商。

在中国，商人这个职业群体出现很早，而最早为商人的情况进行记载的人是司马迁。在他的巨著《史记》中，第129篇《货殖列传》是一篇列叙商界人物的传记。而在《货殖列传》中的商人都是行商，而没有坐贾。

▲ 司马迁

司马迁为商人立传的做法，在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因此《货殖列传》在二十四史中也是一篇独一无二的文献。我去年在韩国高丽大学开会，会上有韩国学者讲到，朝鲜李朝（1392年-1910年）是一个高度崇尚儒学的朝代，在很多方面做的比明朝中国还要更加彻底。李朝把儒学典籍奉为经典，为二十四史之首《史记》在朝鲜也享有崇高地位，读书人都要读。但是李朝政府却将《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删掉了，因此朝鲜的《史记》只有129篇，而不是130篇。为什么要删？因为李朝统治者觉得按照儒家思想，商业是“末业”，商人是地位低下的“末民”。而《货殖列传》却不仅为商人立传，而且还歌颂商人，有违儒家信念，所以不能让读书人读。

李朝统治者的这种想法并不难以理解，因为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期内的主流看法。《汉书·食货志下》说：“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奇羡，则官富实而末民困” 。颜师古注释说：“末，谓工商之业也”。也就是说，《汉书》中说到的“末民”就是从事工商业（特别是商业）的人。由于商人的这种低贱的社会地位，当然他们不配载入史册，流芳千古了。

▍二、“末民”与“崇本抑末”

钱穆先生说：中国传统社会是由士、农、工、商组成的“四民社会”。 所谓四民，就是士、农、工、商四种人。《汉书·食货志》说：“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用今天的话来说，士是受过教育的人，居于首位。农是农民，位居第二，工是工匠，位居第三，而第四才是商，居于末位。

▲ 安阳妇好墓出土玉人

早在周朝，就已有 “四民”划分。《管子·小匡》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这句话的意思是：“四民”是社会构成的基石，但“四民”必须“分业定居”，各种人都有自己的地位，甚至住都不能住在一起。各种人的身份是世代相传的，“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子之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国语·齐语》）。只有这样，社会才会井然有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情况大致就是这样。

在“四民”中，商的地位最低的。这是因为在商朝，工商业均为王室、公室、官府所有，私人是没有的。王室、公室、官府占有善技艺和善经商的奴隶，用以生产各种产品和到方国部落间去进行贸易。西周代商，“因于殷礼”，工商业的状况大体因仍旧贯，未有多大改变。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的人社会地位都很低下（其中许多是奴隶和俘虏），人身依附于官府，由官府养活，所以叫做“工商食官”。王玉哲先生称西周手工业工人为“工奴”、商人为“商奴”，并说：“工商皂隶，不知迁业”，他们的工作和身份都是世袭的，没有自由。因此，工商业者处于卑贱的地位，受到人们的鄙夷。

到了春秋时期，才开始有普通人做商业。大家知道，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分为很多大大小小的国家，各自的人口和资源都有限，一个国家不能什么都生产，所以需要有跨国贸易。于是就有一些商人应运而生，做这种买卖，商业也开始发达起来。这时的各个国家要竞争，都要吸引外国的东西来，所以对于商业的政策也放宽了。这个时候出现了很多自由经商的商人，其中最有名的是孔子的学生子贡和越国大臣范蠡。

▲ 子贡

子贡的名字叫端木赐，孔子周游列国都是靠他资助的。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复国之后，看到勾践这个人内心歹毒，再在下去会有杀身之祸，就跑掉了，化名为鸱夷子皮去经商。他经商非常成功，三次成巨富，又三散家财。他后来定居在定陶，自号陶朱公。他辑录了他的老师计然关于经商的言论，参以自己见解，写成一本书，名叫《计然书》（也叫《计然策》），成为后来商家的宝典。过去商人家里都贴一副对联，说是“陶朱事业，端木生涯”。就是表示对子贡和范蠡的尊崇，两个人也被商人尊为中国的商业之神。

▲ 民间的范蠡塑像

在这个商业繁荣的时期，商人也出现了分化。人们看到有两种不同的商人，一种是良商、诚贾，一种是佞商、贪贾。越是到后来，后一种商人就越多，商人的形象就变得越来越坏。

秦汉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就要打击商人。汉高帝下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汉惠帝和吕后时，虽然放松了抑商的法律，但是商人的子孙还是不能做官（“虽驰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到武帝，狂风暴雨般的打击忽焉降临到商人头上。盐铁等大宗商品的生产收归官府经营；“算缗”（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和“告缗（举报商人偷税漏税）令”的施行，弄得“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

汉武帝时实行了一整套打击商人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在政治上抑制商人，商人不得“仕宦为吏”；商人被编入特殊的户籍（市籍），不能享有农民的许多权利；在社会地位上贬低商人，商人不得“衣丝乘车”；在经济上，从生产、流通、价格、市场、税收等方面限制商人活动（进行盐铁国营，均输平准，五均六管），国家设立市长、市令管理市场；禁止商人购买土地（“贾人有市籍，及家属皆勿得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货”） ；等等。此外还开展打击商人的政治运动，其中在杨可“告缗”（举报商人偷税漏税）的运动中，政府没收商人“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是”，商人“中家以上大抵破（产）”。汉武帝还施行“七科谪”，把七种人作为罪犯编入军队去戍边。这七种人是 “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壻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籍七。凡七科也”。即是指犯了罪的官吏、杀人犯、入赘的女婿、在籍商人、曾做过商人的人、父母做过商人的人、祖父母做过商人的人。其中四种人是对商人的，可见在皇帝眼中，商人家庭出身的人等同于罪犯。

▲ 东汉集市画像砖

汉朝灭亡以后，这种观念和政策持续了下来。晋朝规定：“非命士以上，不得乘车马于都城百里之内。金银锦绣，工商、皂隶、妇女不得服之，犯者弃市”。“市侩卖者”必须在额头上贴着写有自己姓名的标志及“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这些规定的意思是，首都百里之内，不是官员的人（包括商人）都不能乘马；商人不能穿金戴银，不能穿丝绸，犯禁的就要“弃市”，也就是就是拉到菜市口砍头示众。在街上卖东西的商人，必须在额头上写上自己的姓名，而且还要一只脚穿白靴子，一只脚穿黑靴子，被迫向社会公示其低贱的身份。

唐朝建立后，政府严格规定“士农工商，四人各业……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商人本人不得做官，即使是远房亲戚有经商的人，也没有做官的资格（“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已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及风疾、使酒，皆不得入仕”）。此外，在衣着的质量、颜色、车乘和丧葬等方面，商人受到歧视。商人常常被称为“贱类”、“下人”，与部曲、奴婢等贱民的地位相差无几。

宋朝对商人比较宽容，但是政府对各阶层的服饰和交通工具的规定中，商人仍然被排在“工”之后，作为社会下层来对待的。商人乘轿也不能超过标准。宋初明令禁止商人参加考试，后有所松动，但也有明确限制：“凡命士应举，谓之厅试。所属先以名闻，得旨而后解。既集，什伍相保。不许有大逆人缌麻以上亲，及诸不孝、不悌、隐匿、工商异类、僧道归俗之徒。”

▲ 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中的人物，穿棉布衣服的大丝绸商沈一石

这种“贱商”的观念，一直到明朝还可以看到。明太祖朱元璋规定商人只能穿最粗的丝织品，但农民却可以穿好的丝绸。不过农民家只要一个人做商人，全家都不准穿丝绸。到了正德元年，皇帝还重申禁止商人和仆役、倡优、贱民等类人穿貂皮。

题图为长安西市模型

【作者简介】 

李伯重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中国经济史学家。

源济

李伯重：商人在古代为什么会受歧视 

原创 2017-05-22 李伯重 大家

编者按：本文为李伯重先生的中国商人系列第二篇，第一篇请见：《历史上饱受歧视的中国商人》

文 | 李伯重

▍为什么会“贱商”

为什么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很长一段时期中，商人被置于社会底层，被主流社会和国家歧视呢？

在世界历史上，“贱商”的现象并只存在于中国。在欧洲历史上，商人地位也很低下。早在希腊—罗马时代，柏拉图就批评商人说：“一有机会赢利，他们就会设法牟取暴利。这就是各种商业和小贩名声不好，被社会轻视的原因”。亚里士多德也说：“（商人）在交易中损害他人的财货以谋取自己的利益，这是不合自然而是应该受到指责的”。西塞罗更加指责说：零售商和各类小商贩都是卑贱的、无耻的，因为他们“不编造一大堆彻头彻尾的谎话就捞不到好处”。

到了中世纪，商人受到主流社会的歧视，往往只有犹太人等被排除于主流社会之外的族群才做商人。这些人被挤到社会的边缘，即如马克思所言，他们“只存在于古代世界的空隙中，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欧洲中世纪多次展开迫害犹太人的运动，一直发展到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这些都与中世纪“贱商”传统有关。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贱商”，一个主要原因是意识形态。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一个基本点是关于“义利之辨”，也就是人们应当追求公义还是私利的问题。孔子本人就很少说“利”（“孔子罕言利”），而且还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也就是说，讲究公义的人是君子，而讲究私利的人是小人。

孟子比孔子更进一步，坚持一切行动以“义”为准绳。梁惠王向他请教怎么才能对梁国（即魏国）有利，他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又说“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就是说，如果把仁义放后面，利益放前面，那问题就大了。所以在孔子、孟子那个时代，儒家就已认为商人就是求私利而不顾公义。到了之后，儒家更进一步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荀子说：“为事利，争货财，唯利之见，是贾盗之勇也”，明确把商人说成是唯利是图的人了。

中国和西欧传统社会中对商人的这些看法对不对呢？从一个方面来看，是对的。商人进行经营，一定要讲利，不讲利不能成为商人，这个是古今中外都相同的。的确，作为职业特点，商人的本性就是求利。在对利润的追求的驱动之下，商人常常是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去追求发财。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登宁的话说：“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阻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

商人是资本的化身，这段话可以说是商人本性的绝好写照。在没有制度的制约和自身自律的时候，商人要赚钱的本性，就会表现为唯利是图。恩格斯说：“商业就是一种合法的欺诈。” 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由此出发，我们来看看中国古代商人是否如此。

中国古代商人的座右铭《陶朱公商训》十二条，全是教人关于怎么做生意的，没有一条教商人要诚信，要为社会做奉献。在商人具体的行为方面，唐朝诗人元稹写的《估客乐》（“估客”就是商人），对当时的商人作了非常精彩的描写。他写道：“估客无往著，有利身则行。出门求火伴，入户辞父兄。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莫所避，求利无不营；火伴相勒缚，卖假莫卖诚；交关但交假，本生得失轻；自兹相将去，誓死意不更。亦解市头语，便无乡里情。……求珠驾沧海，采珠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炎州布火浣，蜀地锦织成；越婢脂肉滑，奚童眉眼明”。一个商人出发去外地做生意，向父兄告辞，父兄告诉他：你要“求利莫求名”，要“卖假莫卖诚”，到哪里都不要顾什么老乡情分。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到处去，放手大干了。你可以到湖南、湖北买珍珠，到西夏买好马，到西藏买鹦鹉，到东南亚买火浣布，到四川买织锦，到浙江买漂亮的女孩做丫鬟，到贵州、广西买少数民族的小孩做书童。由此可见，这些商人毫无道德约束，只要能赚钱，可以无所不为，无法无天。

由于他们没有道德自律和法定自律，只求赚钱，所以难怪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对他们这般厌恶和痛恨，统治者也“顺应民意”，对他们采取歧视政策，贬低他们，羞辱他们。如果一般老百姓都觉得商人不是坏人而是和我们一样的人，政府也没有必要把他们视为另类了。

▍商不再贱

到了宋朝，“贱商”的观念开始发生改变。北宋时，一些守旧人士依然坚持“贱商”的传统观念，如宋仁宗时大臣李靓依旧说：“所谓末者，工商也。”但是持这种观念的人越来越少了。到了南宋，许多人完全突破了旧观念，例如陈普卿和郑至道说：“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日工，曰商。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取爵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稽；工勤于技艺，则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也就是说，商业与士、农、工等行业一样是社会的“本业”，从事商业的商人当然也不再是“末民”了。所以南宋度宗时黄震说：“国家四民，士、农、工、商。”“士、农、工、商，各有一业，元不相干……同是一等齐民。” 士、农、工、商都是平等的。

不仅观念发生了改变，国家政策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宋代明文规定九类人“不得与士齿”，不准进人官学，其一为“工商杂类”。不过，商人既然在法律上取得了“齐民”的资格，而“齐民”最晚至唐代后期已经获得了入州县官学读书的权利。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下令说：“工商杂类有奇才异行者亦听取解”。也就是说，商人及其子弟中的“奇才异行者”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了。虽然这只是把门开了一条缝，但是门终究打开了。宋代商人及其子弟求学于地方官学的事例越来越多，说明这条缝在不断扩大。国家强加给商人的歧视性制度也在消退，以致宋朝有人说：“今之商贾富人车马器服，皆无制度”。

由于对商人的歧视减弱，开始出现“士商合流”的新趋势。清朝人沈直说：“封建之世，计口授田，处四民各异其所，贫富无甚相悬。周末兼并，而货殖之术以兴。魏晋后，崇尚门第，九品士庶之分，而杂流不与清班并，仕者禄秩既厚，有功者又有封邑之租，以遗子孙，故可不与小民争利。唐时封邑，始计邑给绢，而无实土。宋太宗乃尽收天下之利权归于官，于是士大夫始乃兼农桑之业，方得赡家，一切与古异矣。仕者既与小民争利，未仕者又必先有农桑之业，方得给朝夕，以专事进取。

▲ 清明上河图中的商人

于是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事益重，非兄老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沈直明确指出，宋代士人在科举中第和做官以前，必须经商谋利。因此他的结论是宋代“商之子方能为士”，换言之，即“天下之士多出于商”。

元朝的情况比较特殊。元朝政府鼓励经商，给予贵族和寺院僧侣经商免税特权，并对商人实现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不过这些政策主要是给蒙古贵族、大小官吏、色目商人和寺院僧侣的，他们纷纷从事商业活动，获取了丰厚的利润。因此在元朝，大商人的社会地位十分优越，但中小商人地位却十分低下，政府对他们管制严格，营运上没有自由。特别是汉人的普通商人，更是政府和官吏“鱼肉”的对象。

到了明朝，情况进一步发生变化。我想大家都听过王阳明这个名字。他是著名的哲学家，对中国商人形象的改变有巨大的贡献。王阳明学说的核心是“格物致良知”，也就是说每个人内心都有“良知”，商人、田夫、市民、村妇都有。致良知，就是使每个人内心心本来就有的良知，不为私欲所遮盖。不论你做什么工作，不论你是什么人，只要做到这一点就能成为圣人。由此出发，他说“满街都是圣人”，并且特别强调：“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 。这话可谓是石破天惊。你看从前商人必须一只脚穿白鞋、一只脚穿黑鞋的贱民，现在居然可以做圣人！所以说他打破了以前的观念，大大抬高了商人的地位。王阳明在明朝的影响非常大，甚至超过官方认可的朱熹。他在徽州特别受欢迎，因为徽州是商人最多的地方。他的弟子在那里宣称他的学说，受到民间的大力支持。

王阳明对古代的“四民”之说进行了新的解释，说这只是职业不同，背后的道理是一样的，也就是“百姓日用即道”，所以“四民异业而同道”。商人积极响应他的这种看法，提出“士商异术而同志”、“以营商为第一生业”、“良贾何负闳儒”等说法。王阳明的这种看法，不仅得到商人的认同，也得到一些士大夫的认同。

▲ 王阳明像

文坛领袖之一的李梦阳说：“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即商人和士人虽然谋生的方法不同，但是内心都是一样的，因此好的商人即使身在商场里，只要修高明之行，虽然获利，但是道德仍然可以高尚。思想解放的李贽，更在名著《焚书》中热情地赞颂当时的商业之风，说“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追求财与势是“秉赋之自然”，并说商贾“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所以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明朝后期一个大学者归有光也说：“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士与农商常相混”。这表明战国中期以后出现的“士、农、工、商”的传统顺序，到了明代也发生了变化。明朝人说“贾为厚利，儒为名高”，这意味着商已置于农、工之上而与士并列。

这些变化，导致传统的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义利观”的变化，商人的自信和自尊也加强了。明代商人编的一首《警世歌》说：“英雄岂论生身本，富贵谁云出处高。白屋也曾衣锦绣，未门饿殍奈如何？”也就是说，商人自己也不再自轻自贱，认为应当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

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不仅仅在人们观念中，而且也在社会实际中。明清时期，由于科举制度的改革，科举考试向各阶层人士开放。商人抓住这个机遇，把子弟送去读书，参加科举考试。《警世歌》教导商人说：“要好儿孙在读书，莫因秉性有贤愚。虽然不入青云伴，自与凡夫俗子殊”。由于商人大多有钱，子弟读得起书，受教育的机会比一般人多，通过科举做官的机会也更大，因此有越来越多的商人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队伍。到了十九世纪，沈垚说已经是“天下之士多出于商”了。除了考科举外，还可以通过捐纳得到官位。当政府需要钱的时候，商人可以通过捐钱来买官。

不仅如此，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到了明代后期，士大夫也不再把牟利视为不道德之事。明朝人董含说：“昔士大夫以清望为重，乡里富人，羞与为伍，有攀附者必峻绝之。今人崇尚财货，贿拥资厚者，反屈体降志，或订忘形之交，或结婚姻之雅，而窥其处心积虑，不过利我财耳，遂使此辈忘其本来，足高气扬，傲然自得”。这段话的意思是，过去士大夫看不起那些土豪，但是现在士大夫都崇尚财富，所以竭力去亲近、巴结有钱人，使得土豪们趾高气扬起来。商人有钱，所以也成为士大夫亲近、巴结的主要对象。

这样发展的结果，是商人和其他人之间的社会地位差别泯灭了。著名学者方行先生提出了“三位一体”理论，即在清朝，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种人逐渐合一了。这种“三位一体”成为一种很合理的理财方式。一个有钱的人，因为土地不会贬值，可以用一部分资金购买土地作为一种保险。再用一部分资金投入商业和金融业，以获取更高的回报。把这三者都结合起来，就能够有比较好的一种资产组合。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使得商人和地主之间界限消失了。

由于商人不再受社会歧视，相反受到许多人的追捧，所以到了明朝后期出现了“弃儒就贾”的现象，也就是说，年轻学子不再热衷考科举，而宁愿去从商。明代后期已有“宁站七尺柜台，不去衙门当差。生子有才可做商，不羡七品空堂皇”的说法。到了清代，情况更为严重，特别是在山西。一位大臣刘于义向雍正皇帝上奏折说：“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孙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以故士风卑靡”。雍正皇帝在朱批中也说：“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入营伍， 再下者方令读书”。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李伯重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经济史学家。https://mp.weixin.qq.com/&wx_fmt=gif); -webkit-touch-callout: none; -webkit-user-select: none; height: auto !important;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overflow-wrap: break-word !important; visibility: visible !important; width: auto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