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共享单车应该拒绝与个人征信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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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远举：共享单车应该拒绝与个人征信挂钩 

原创 2017-05-23 刘远举 大家

文 | 刘远举

共享单车的出现，给老百姓带来的方便，无需多言。但与此同时，共享单车也遭遇了一部分市民的素质陷阱。有人为了方便自己骑乘，将自行车放到了小区甚至搬到了家中；有人刻意喷改解锁二维码，目的在于只有自己知道这辆车的二维码，独占用车；更有极端者，故意损毁自行车，让一些单车支离破碎。

为了应对这些情况，共享单车付出了更多的成本，比如，设计得比普通自行车更坚固，推高了车身成本；同时也降低了消费者体验，比如取消车篮；还付出了更多的运营成本，运营人员需要到居民楼中寻找被藏匿到使用者家中的自行车，甚至需要到物业部门调看监控视频来确定单车停放在哪一层哪一户。这些成本最终会转嫁到全体消费者头上，最终导致消费者面对更高的价格，更差的体验。实质上，就变为了“好人”因为“坏人”而多付费，“好人”因为“坏人”而更加不方便。这是不公平的。共享单车企业没有太好的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企业可以根据使用信息拒绝那些风险较大的客户，给出半小时100元的惩罚性价格，但那些不诚信的消费者无非再另外选择一家同样的公司。

最近，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部委，起草了《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指导意见》提出，对于用户不文明行为和违法违规行为，记入信用记录，对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

信用机制，有积极的一面。

交通部的征求意见中的信用机制，已经在有些地区开始实行。从5月15日起，南京实施共享单车信用共享机制，交警部门与8家共享单车企业建立共享单车用户的信用共享数据，一旦骑车人被列为交通违法失信人员，各共享单车平台均对其停止注册、使用。

共享单车失信，不管是在道路上违反交通法规，或图自己方便停在小区，或为了自己一个人用把共享单车藏起来、加锁等，都是违背契约、违背公德的。这种发生在公共场所，针对他人财物的行为，不属于隐私范围，是可以被公开批评的。南京此次实施的措施，是警方向共享单车企业提供违法者信息，本质上这是向全社会公布信息，是合理合法的。

从企业角度来看，在市场中，不管是大公司，还是小个体，或者消费者，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消费者有拒绝一个公司的权利，反过来，公司也有拒绝特定消费者的权利，或给那些更有诚信的人一个更低价格、或更方便的使用方法，比如免押金。那么，共享单车企业，依据这些信息，判断出这些消费者带来的风险较大，拒绝他们使用自己的产品，也是合理的经营判断。

所以，各共享单车平台对有违法行为，或者缺乏公德的人，均对其停止注册、使用，可以看做企业达成一致行动联盟，共同拒绝违法者。这是企业间的价格联盟，信用联盟，而并非道德档案。结成这种信用联盟后，比起一家企业单独行动，对不诚信、违法行为的制约变大了。

不过，这种信用联盟是节制的、温和的。考虑到企业对利润的追求，这种拒绝很可能并不是终身制，而是有一定时效。这种信用联盟有可能变得更大，但无论如何，都是基于企业自主选择的，而企业的选择，都会从企业经营角度考虑必要性。比如，有人使用单车是有缺乏公德的行为，那么，在租赁汽车的时候，企业也会相应收取更多押金，或者提高价格。这是有必要的。但是，不会有企业因为有人使用单车的时候违法，而调高其买外卖的费用。所以，这种企业间的信用联盟，通过价格机制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劝导用户更加诚实守信，比起政府的征信机制更节制、更温和、实际上也更高效。

但是，一旦信用记录超过企业间的信用联盟时，就很可能会出现不节制的情况，扩大为道德档案。

南京的办法，还规定了骑车人的车驾管业务也将停办，并且纳入市民征信系统。而征信系统，大至不能贷款，不能买房，小到不能坐飞机。由于征信系统并非企业间的平等联盟，就不会像企业的信用联盟那样，有基于利润的节制。

共享单车企业，不应该企图从中受到额外的法律保护。

共享单车失信行为，发生于共享单车公司与消费者之间，本质上是民事主体之间的行为。共享单车企业在法律上是一家普通的租赁企业，虽然其经营行为发生在公共场所，但也不能称之为公共财产，也不因共享两字沾上特殊的色彩。这就意味着，政府对待共享单车应该像对待私人的自行车、饭店的盒饭、水果摊的水果一样，依法提供同等的保护。

实际上，不要超过法律的保护，依法获得平等待遇，才是共享单车长远发展的真正保障。这是因为，共享单车在法律上不受特殊对待，意味着共享单车与私人自行车有一样的法律地位，不会因为共享二字享受更多的保护，也同样不因为规模巨大，有共享的称号，就承担额外的义务与责任。

实际上，真正困扰共享单车企业的，正是这些额外的义务。最近，北京市交通委指出“关于共享单车的停放，无论在居住区或是其它社会公共区域，本应遵循与普通自行车停放区域和要求相一致的原则。共享单车运营企业和承租人均应承担各自的规范停放责任”。

一辆车是居民的财产，还是公司的财产，居民是买一辆自行车还是租一辆自行车？从城市出行的角度，这些车的法律属性并没有区别。所以，北京交通委的表态积极的一面在于，明确了共享单车在法律上的地位和居民的普通自行车是一样的。在依法治国的当下，这当然应该是管理共享单车的根本出发点。

但是，如果把这段话中的共享单车换做其他东西，不难发现其问题——“关于烟头的丢弃，无论在居住区或是其它社会公共区域，本应遵循与其他生活垃圾丢弃区域和要求相一致的原则。卷烟厂和吸烟人均应承担各自的规范丢弃的责任”。卷烟厂应该为城市随处乱扔的烟头负责吗？显然，在现实中，要求卷烟厂为城市乱扔的烟头是荒谬的，也是不现实的，因为香烟已经在消费者个体手中。

一辆乱停的共享单车，违规者是消费者，处罚也应该针对的是乱停的消费者。当然，根据相关条例，相关管理执法部门，可以收缴乱停放的自行车，但违规责任，仍然是消费者的。比如，如果要缴纳罚款才能领车，这笔钱不应该由企业来出。正确的、符合法律逻辑的办法是，相关管理部追究责任人，平台根据政府要求提供责任人的数据，再辅以摄像头的方式确定证据，最后，向个人发出违规的通知。这才是严格符合法治思维的违规处理方式。不过，在现实中，要求共享单车为消费者乱停放的车负责，在很多人看来却是天经地义的。

所以，如果共享单车想得到法律额外的保护，显然，也要为此付出额外的代价。

本文原标题《共享单车应该拒绝征信系统》

【作者简介】 

刘远举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