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芳：诺奖得主阿罗在94岁那一年干了些什么

源济

李华芳：诺奖得主阿罗在94岁那一年干了些什么 

原创 2017-05-17 李华芳 大家

文 | 李华芳

当你老了，你会怎样度过人生的最后一段旅途呢？不同的人当然会有不同的答案。我这里记录一下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在生命的最后一年的工作，一来纪念阿罗的杰出成就；二来希望不仅能时时提醒自己，也给大家提供点思路。

2017年2月，天才经济学家阿罗离开了我们。这里提到的阿罗的工作，都是指他在2016年完成或发表的文稿。2016年，阿罗先在BioScience与合作者发表了《气候变化的挑战和预测实践的阻力》，然后在Science与合作者发表《社会规范作为解决方案》，并完成了一篇工作论文《信息和创新扩散：以美国药品业为例》，为《埃尔加科斯指南》一书写了一章《展望科斯企业理论》，还出版了《伦理学与经济学：阿罗访谈录》。

▍ 1. 气候变化

2016年4月，阿罗等人发表了《气候变化的挑战和实践预知能力的障碍》一文，他们指出尽管科学界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表明气候变化，并且警示了气候变化将会带来的恶劣后果，但公众并没有完全确信，政府在这方面的作为也乏善可陈。

为什么会这样呢？明明科学上显而易见的东西，公众为什么不接受呢？而且为什么政府不接受科学家的意见，果断采取措施呢？而且科学家们现在更不能理解的是，美国的川普政府甚至取消了与气候变化研究相关的经费支出，科学什么时候又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呢？

传统的经济学解释当然就是利益集团。大的石油公司可以从否认气候变化中获得好处，最直接的就是不用接受对自己产品的相应监管，成本自然就没有那么高，可以卖出更多的产品。而政府通常是短视的，如果从大的石油公司征税获得的好处很大，那么政府就不会那么关心远期的问题。很多政治家经常采用“拖”字诀，背后的原因也是短期利益远远超过长期。而且往往长期都不是自己的责任了，也就更没有动力去推进长期上有好处但短期内收益受损的政策。

当然传统的经济学只是提供了部分解释。阿罗等认为政府和公众在面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时进展缓慢，还有很大一个原因与人们的心理有关：对未来可见的气候威胁，人们未能有效利用他们的预知能力来辨别、诊断、计划并最终采取必要措施来防止气候变化。在阿罗等人看来，这种“预知力”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为了美好未来而在当下采用最佳策略的能力。

但是人类心理认知上的一些局限导致预知力无法起作用。一是短视，重当下而轻未来，所以就算应对气候变化能获得长期的收益，人们也不愿意在当下就马上行动起来；二是搭便车心态，认为其他人会为此努力，自己搭便车就好，这就导致人们很难采取集体行动对抗气候变化。

公共政策的主要功能就是促成人们运用他们的预知力。具体到应对气候变化上，比如公共政策在通过“适应人心”的举措让人们节约能源，有不少成功的案例。阿罗等特别提到“推一把”的重要性和社会规范可能起到的重要作用。

▲ 民众在白宫抗议川普政府取消与气候变化研究相关的经费支出

▍ 2. 社会规范

那么社会规范能解集体行动困局吗？这是阿罗和合作者2016年10月在Science上发表文章《社会规范作为解决方案》要回答的问题。

当前人类社会面临诸多难题，例如气候变化和抗生素问题。大家也知道解决这些问题人人都能受益，但是没有一个人足够强的激励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单凭一个人的力量，也难以解决这些问题。靠正式制度例如法律和国际条约也不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有没有什么其他办法能提供解决方案呢？

阿罗等人指出非正式的制度，例如社会规范，大有用武之地。只是要满足几个条件：首先，社会性难题的解决有没有有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的意思是能够使得社会难题从恶性循环转向良性循环；其次，如果转折点不存在，公共政策能不能创造一个转折点出来？最后，公共政策能不能助推一把，使得整个系统跃过转折点？

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的工作表明社会规范有助于一定规模的公共事务的自主治理，其背后的推论是：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条件下，不一定需要政府介入，社会能通过一定的机制实现自治。

但阿罗等举了个例子，认为社会规范甚至可以解决更大范围的问题。这个例子是中国取消女性裹小脚。有很多原因促成了“以小脚为美”的社会风气的整体转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新式女性接受教育。这样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讲，促进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就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选项。

要使社会整体跃过转折点，从而解决具体的社会难题，需要首先改变人们的预期。阿罗等人认为在社会之中，人们的行为受到他人对自己的预期的影响。自己的行为要考虑会不会被他人接受，而大家都这么想，又互相影响，就产生了所谓的社会反馈，促成了社会规范的形成和自我强化。

因此，要促使社会跃过一个转折点，公共政策有一个很重要的着眼点，就是要改变人们的预期。阿罗等人随后还有一句精彩的评语，大意是改变预期，而不是改变人的价值观。

社会大部分人采用的人生策略几乎都是随大流，但大流怎么产生，就需要社会上有一小群人其言行举止能迅速扩散，被大众模仿。这类人的言行举止扩散越快，感染力越强，就越容易推动社会跃过一个转折点。而在这一小群人中，阿罗等人同时还强调“榜样”的力量，或者说领军人物的作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无非是因为榜样影响的那一群人的行为，一开始被认为“出奇”，但不断收到正面的反馈，渐渐变成了社会“正常”的行为。

▍ 3. 信息问题

但是阿罗为什么要关心这个“转折点”的问题呢？其实背后还是因为信息经济学。除了阿罗1963年在信息经济学开山之作《不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外，信息如何扩散，能导致政策灵活转变，然后公众参与合作，共同创造更好的政策结果，也很重要。

信息如何影响创新呢？这是阿罗等2016年7月的工作论文《信息和创新扩散：以美国药品业为例》的主要内容。这篇文章主要是用数据证实了医生如果多接触药品信息的话，会对药品行业的创新有积极的作用。具体而言，通过对13万医生开出的处方和药品信息的研究，发现使用药品信息数据库检索的医生，不光是开出的药品种类比其他的医生要多，而且开出新药品的几率也要多。

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才能在医疗卫生体系或者更小一点到一家医院层面，让医生更快更便捷更容易得接触和获得相关的药品信息。这种企业管理层面的问题，在很长时间里被经济学界忽视。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1937年发表《企业的性质》一文，提了一个启发无数后来人的问题：如果市场价格机制真的如此有效，为什么企业内部不通过价格而通过命令来安排生产配置资源？

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价格机制本身并不是免费的，尤其是发现和处理价格信息是有成本的。阿罗在回顾和展望科斯企业理论的时候 （是的，阿罗还为《埃尔加科斯指南》一书写了一章《展望科斯企业理论》），重点讨论了企业内部因为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交流问题，以及为什么未来的研究者要注意这个问题。阿罗的问题是：企业内部的信息交流和企业与市场主体的外部信息交流到底有什么不同？何以导致企业内部不能像市场间主体一样采用价格机制？上级命令下级这种做法和人的激励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政策制定和经济运行可以从科斯的企业理论中学到什么？

阿罗提醒我们注意，目前对企业内交流信息的研究是有假定条件的。首先是在企业内，信息，至少是部分信息，会被反复多次传递，这会降低交流的成本；其次，企业内的个人没有动机去扭曲或者隐藏信息。反复传递的信息最终会促成独特的企业文化，不仅能帮助企业降低企业内部的沟通和交流成本，还能帮助提高企业内员工的人力资本的“企业专用性”。企业文化发展得好，能提高员工的专用性人力资本和忠诚度，后者往往有利于企业发展。当然，注重企业文化也不是没有成本的。阿罗指出下一步企业应该考虑到底怎么重复传递自身的信息才能降低沟通成本，促成企业文化，提高员工忠诚度。

阿罗认为科斯的企业理论另一个隐含的假设是下级会毫无保留的听从上级的命令，不会可以扭曲和隐瞒信息，但这个假设与真实情况相去甚远。员工很可能出工不出力，贪小便宜，挖公司的墙角等，这些问题普遍发生在“委托-代理”的各个环节。更进一步的，上下级命令式管理要有效，背后还有一个假设是上级或者企业总部需要知道所有的信息，这样才能给企业内的每一个人都发布详细的指令。

但正如科斯指出的那样，给每个人写详细指令的成本同样太高。并且企业往往将决策权交给拥有信息优势的个体，就算是直接面对顾客的客户经理也有一定的自主权。细心的读者已经知道这里面的问题不完全合约和激励是否兼容的问题。哈特和霍姆斯特罗姆对合约的研究获得了201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赫维茨，马斯金和迈耶森则因为对激励兼容问题的研究获得了200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如何激励团队中的个体，保持企业的整体竞争力，又是一个科斯企业理论长出来的大问题。

阿罗指出，控制和激励问题可以衍生出去，用到大组织例如国家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用到小组织中的团队领导与下属的关系等。之所以控制和激励的不同形式在大大小小不同形态的组织中存在，而不是价格机制配置一切资源，是因为价格虽然包含了很多信息，但不是所有信息都蕴含在价格之中。现在我们理解科斯定理的时候，当然就需要意识到其背后隐含的假设。不过，阿罗从科斯的论述中得出一个推论，就资源配置方式而言，主要依靠市场加上企业内部靠非价格机制调配的模式，好过市场配置一切资源，也好过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

▲ 《信息经济学》/阿罗 著/何宝玉等 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 4. 他的凯旋

对学者来说，什么“伟大”也大不过在学术发展的历史上留下以自己命名的定理，更何况以阿罗命名的定理至少有两个。

“阿罗-德布鲁模型”证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性。这个证明对经济学的贡献，简直无法用语言来表述（所以才用了模型）。你很难想象没有地基的大厦，而阿罗-德布鲁模型就是经济学大厦的地基。更何况阿罗还提出了福利经济学第一和第二定理。我以前听黄有光老师讲，自阿罗以后福利经济学至少有三十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话可能只是听起来夸张了一点点而已，福利经济学因为效应函数人际比较合加总的问题，没有太大的进展，的确是实情。

而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又让多少经济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为之倾倒。阿罗简洁有力的证明在一个没有独裁的社会，如果个人能自由选择，选择不随选项增减而变化，并且如果群体内每个人都偏好A选择甚于B选择、社会就一致认定A好于B，这样一个社会是没有办法决定社会偏好的。换言之，社会偏好能形成，必然不符合“非独裁、自由选择、社会一致性”其中的一个或多个条件。

这些大家都耳熟能详，我也就不多说了。倒是想推荐一下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为阿罗访谈录写的一个序言，我觉得很好概括了阿罗的成就。森为2016年新出的《伦理学与经济学：阿罗访谈录》一书写了个序言，如果我没有弄错，这应该是阿罗生前的最后一本书了。森写的序言的题目是The Triumphs of Kenneth Arrow。Triumph不太好翻译，一般都说是成功啊，胜利啊，成就啊等等。我个人更加喜欢“凯旋”。

森是这么评价阿罗的，说阿罗的天才早在博士论文中就展现得淋漓尽致。1950年的博士论文，次年以《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出版，不仅改变了人们对政治和经济的认识，更奠定了阿罗作为一位杰出的社会思想家的地位。但重点是接下来的这一段评价：

阿罗为一系列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阿罗的贡献包括理性人，市场运行，风险与不确定，信息的作用，以及政府干预的得失。这些只是阿罗选择的上百个重要议题中的一部分，阿罗用杰出的阐释改变了人们的认识。

这本书尽管是一本谈话集，但阿罗的睿智在年岁的滋养下，道出来的东西反而更让人心有感触。例如阿罗说自己兴趣广泛，喜欢历史，东一榔头西一锤，念大学时不知道将来要干嘛。担心毕业找不到工作。虽然长于数学，但数学能当饭吃吗？而且自己也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成为大学教授。当然阿罗最后在数学系去学统计学，因为业界招聘统计学家。当然阿罗最后成了理论经济学家，是因为他觉得不管是应用性的经济学还是统计学，数字背后尚有真理待寻。

但上面的这段话，看似平常，却很打动我。我也兴趣广泛，靠的都是后天努力自我限制，勉强在一个行当里还算深入下去了。但说实话，尽管小时候写作文也写过将来想当一个老师，但十年之前也想不到自己真的要去做教授。

我就不继续引用了。森的序言并不长，但字字句句都是精妙总结。就像是提前写好的悼词。顶尖学者如森评价顶尖同行阿罗的工作，为什么好看，是因为同样作为顶尖学者，森完全明白要达到阿罗这样的高度，需要付出的是多大的“看不见的”努力。阿罗喜欢登山，有一回应邀去北卡做讲座，还专门提前一天到去登山。这或许部分解释了他的高寿。感谢阿罗把他登上智识高峰后看到的风景告诉了我们。不然凡人如吾辈，攀登再久怕也难以企及如此高峰。

森在序言最后说：阿罗用天才和慈悲致力于理解和解决折磨人心的问题，世界何其有幸能从中获益。这恰好应了诗人豪斯曼（A.E Housman）的诗句：两烦偷闲去，胸涌意不平（my two troubles they reave me of rest， the brain in my head and the heart in my breast）。

以上就是阿罗2016年的工作，是他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里的奉献。

这一年，阿罗94岁。

本文原标题《一个诺奖得主在94岁那一年的工作》

题图为肯尼思·阿罗（1921年8月23日－2017年2月21日）

【作者简介】 

李华芳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