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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源济

[人世间] 人间有味 | “食物故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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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2-24 01:0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带着一坛泡菜,我从南走到北 | 人间有味

 黄小邪 人间theLivings  2021-12-24 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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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嫁的女人,一边是老公孩子,一边是父母亲人,从选择远嫁的那一刻,就注定会被这种不能兼顾两边的矛盾拉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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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golo




人间有味丨连载


1


2008年大学毕业以后,我跟着男友去到他的家乡天津。
我老家在重庆,从小生长在一个和谐有爱的大家庭里,长辈慈爱,都对我们俩的事表示支持。在他们看来,自己喜欢比什么都重要,“现在交通那么发达,想家的话,坐两个小时飞机就回来了嘛”。
大家族里兄弟姐妹众多,我是其中最小、最任性的一个,做决定只凭热情与直觉。这次为了爱情去天津,我没有考虑太多,内心只有着强大的自信:家里人都喜欢我,到了北方,还怕跟婆家处不来吗?
我还是想得简单了。
婚前,我们住在男友的姥姥家,平日里的饭菜丰盛,但毕竟不是我熟悉的川渝味道,日子一长,难免不习惯。有时实在忍不住,我会在半夜爬起来偷偷泡一碗酸辣粉吃。那时网购还不发达,北方超市里的方便面口味选择都有限,毫不夸张地说,一个货架便可分出南北。
不习惯的远不止饭菜。跟一个陌生的家庭相处本就不易,再加上南北生活习惯不同、与老人沟通有障碍,矛盾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说起来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桌上若有一只烧鸡,那鸡腿永远是男友的。我并不是馋鸡腿,只是觉得若换作他在我家,长辈断然不会把这鸡腿先给我。
男友却不懂我生气的点,还笑我小孩子气。后来,我们又因琐事争吵,我急了:“你记着,如果我们两个散了,不是因为我们感情的问题,而是这些屁大的小事!”
我闷闷地哭,嗓子憋得生疼,男友站在门口半天没说话。当我准备订机票回去时,他小声求我别走。其实我也不是真心要走,只是做样子发泄一下。我是为了爱情来的,如今爱情还在,我凭什么要走。
于是,我开始学炒菜,从最简单的酸辣土豆丝开始。我把土豆丝切成了土豆条,起锅时油放少了,且油温过高,土豆条便在锅底糊成一团。没有老家的泡椒水,我便放醋,还是北方的那种甜口醋。
看着自己炒出来的“菜”,我突然想哭。小时候我在外面受了委屈,第一时间就要回家跟父母告状,而现在怕父母担心,也怕别人多心,连眼泪都要憋回去。
人生第一次,我明白了为什么离家在外的人都是报喜不报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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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年底,我回家时提出要学做泡菜,说以后就可以在天津自己做了。我妈有些感慨:“明明还是个小孩子,明明还记得你背着书包上学的样子,怎么转眼就要成家了呢?”爸爸倒觉得没什么:“那小鹰长大了老鹰还要逼着飞呢,我相信妹儿没得问题。”
在我们老家,泡菜坛子算是一种家当——有什么比拥有一个自己的泡菜坛子更像成家的标志呢?几乎每个川渝房子里都会有一个甚至多个泡菜坛子,有带水的,也有做干腌菜的。坛子里面可放大兜萝卜、盐菜、渣辣子。大兜萝卜应该就是北方的疙瘩头,也就是芥菜疙瘩。在我们这里,它可以当咸菜,也可以炖紫阳鸡;盐菜一般是用萝卜叶子制作,也可以是芥菜叶,江浙有梅菜扣肉,重庆有盐菜扣肉;渣辣子是剁碎的辣椒加玉米面拌匀发酵,酸辣咸俱全,炒来拌饭或蒸肉都蛮好。
爸妈决定带我回乡下买坛子——他们认为,只有在农村集市上才能买到最正宗、最好用的坛子,哪怕它们跟城里超市里的坛子看起来都差不多。
住在乡下的二姨父听说我们的来意,自告奋勇揽下了挑坛子的任务,他略带一丝骄傲地说:“我给你挑一个好的,我这里还有老水,给你倒半坛带起走,保证你绝对做得好泡菜。”
“老水”是泡了很多年的酸水。一般来说,泡菜坛子里装有姜、大蒜、红辣椒、嫩花椒这些打底泡菜。夏天的豇豆、黄瓜,冬天的萝卜、包菜,都是坛子里的常客。人们每年往自家坛子里续添新食材,老的又不会完全捞干净。就这样,酸水一年年留存下来,因为种类多、发酵时间长,味道不但不复杂,反而会散发出一种层次丰富的酸香。
就如品酒、品香的人能够说出前调后调,会做泡菜的人,也能尝出老水的各种香味。入嘴先酸,在觉得太酸之前,花椒的香味便冲淡了酸度。此时的花椒香并不会让人舌头发麻,仔细一抿,反而会有丝回甜——那是大蒜久泡之后的味道。
这些年,胖胖的二姨父一直留在老家,开过酒厂、办过养猪厂,家里常年有一群帮工做事。每天吃饭,他家都像办酒席一样热闹,人多、餐具多,食材多、连泡菜坛子也比一般人家多。他最擅长搜索新鲜少见的食材,就连家里用的水,也是他架管子从山上引下来的泉水。按他的想法:菜好、水好,那老水坛子自然也是他的最好。
那天,二姨父带我去看他的藏货。阴凉的小屋里,大大小小的坛子足有七八个,最大的是老水坛子,几乎有我大腿那么高。见我发出了“哇塞”的艳羡,二姨父便高兴地去集市上买坛子了。



2


赶集的日子,熙熙攘攘的人群背着背篓挤来挤去。一会儿的功夫,二姨父就抱了一个小小的、圆圆胖胖的坛子回来了。他说我嫁到北方,婆家人不见得吃得惯重庆的泡菜,我吃不了多少,小小的一个足矣,“你看这个小坛子好乖嘛,好适合你嘛”。
二姨父利索地收拾坛子,我爸妈笑眯眯地在一旁围观。只见他把小坛子弄干净,便打开老水坛子的盖子,但没有着急拿勺子舀,而是先凑近坛口,眯着眼朝里望了望,皱着鼻子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他扭头,神神秘秘地冲我招手:“你来闻,你来闻——”
我凑过去猛吸一口,一股老水的酸香直冲鼻底,差点呛到。二姨父哈哈大笑,才开始舀老水,顺便将一些外形完整的老泡菜放进小坛子里。他一边加,一边叮嘱:“等到了那边,你就可以直接加菜进去。最好先买点嫩姜和辣子,洗干净晾干,一定要晾干哈,晾干了再放进去。水少了就加水,凉白开就行。隔段时间就尝尝味道,酸了加盐,咸了加冰糖,个人根据个人的口味来。”
我爸妈在一旁试了半天,才插上一句话:“要是水里起了白毛(方言念一声),就加点白酒,或者用茴香在水里扫一扫。”
那一趟回天津,我坐了30多个小时的长途汽车——一个怕碰、怕摔还装着半坛气味浓烈的酸水的坛子,坐飞机肯定别想;坐火车,光过安检就够人受的——除了乘坐长途汽车亲自护送这个原浆坛子,我想不到更好的方法。
“愣个远带个泡菜坛子走,你才耐得烦哦。”老家的朋友们都打趣我,“难道天津还没有卖坛子的地方?”
我并不确定天津有没有这样的坛子卖,只是一门心思地想带点家里的东西过去。22岁的我除了一坛家乡味,实在想不到能用什么来抚慰自己的思乡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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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天津,我在水龙头底下,用流水细细地冲洗着要用的菜。
记得小时候,大人们做泡菜还十分不方便,那时家家户户的水龙头下面几乎都是一口大水缸,流水洗菜不太好实现,都是把菜放在盆里洗。
洗菜盆可以拿来装炸酥肉、炸丸子、炸扣肉。家里人多的,还会直接拿盆来拌凉菜。但这个盆,最好别装做泡菜要用的材料,因为泡菜坛子怕油,沾了油的菜入了坛,清亮的老水就会变成浑浊的黄汤。所以,很多人家都有一个“泡菜专用盆”。
当然,也有人不管用什么盆,都能保证坛子里的水永远清亮,比如我的二舅母。
二舅母是典型的重庆美人,她五官精致、皮肤白皙,就好像被雾气浸润的山茶花,美得出挑却又和蔼可亲,说话做事都斯文。她会将捞出来的酸萝卜切成1厘米左右的小丁,再浇上香油、辣椒油、味精拌均匀,盛到一个小碟子里。而我们那里大多数人家的主妇,只会将酸萝卜切成几大块就端上桌。
二舅是从山里走出去的穷小子,二舅母是市里的姑娘,俩人在大学相识,是学生会主席和校花的“完美组合”。虽然二舅母从不嫌弃丈夫农村的出身,对他的亲戚也蛮好,但她的生活习惯跟我们老家人还是不一样。
比如对泡菜、腊肉这些腌制食品,二舅母并不赞成经常吃。每次老家人去市里要给他们带一些,二舅母都拒绝:“不要不要,我们吃得很少。”其实二舅很想吃,但为了照顾二舅母的口味,也渐渐不吃了。
我到市里念书时,二舅母常叫我去她家吃饭。我每次去,桌上总会多出腊肉、香肠、泡椒土豆片之类的重口味的菜。二舅舅会笑嘻嘻地说:“这是你来才做这么多哟。”
说起来,我要离开重庆去天津的消息,除了爸妈以外,二舅母是最早知道的长辈。毕业前,我去她家吃饭时说起这件事,二舅母很赞成:“年轻人就是该出去走走,都留在重庆干什么,去远处看看。”
我的家乡靠着长江,空气湿润,地势狭窄,人们之间的联系也充满了一种又黏又紧密的味道。走在大街上,只要停下来聊几句,似乎都能跟身边擦肩而过的陌生人找出共同好友甚至亲戚。这种人际关系虽然跟本地食物一样火辣热烈,但也少了一份空间感。
出去走走,是除了爱情以外,让我选择远嫁的一个原因。



3


2011年,我和男友结婚,成立了自己的小家庭。婚房在一处老楼上,没有电梯,老公就将我俩的东西一趟趟地运到7楼,我则拿着两块抹布左右开弓,打扫整理。
因为婚前有合住的经验,我们的新婚生活直接跳过了磨合期,一上来便是踏实与满足。这时,我来天津已经3年了,学会了妥协,更学会了理解。我开始明白,每个家庭都会存在各种各样的小矛盾,并不会因为嫁得远近而有所不同,只有互相体谅,日子才能往下过。
我的厨艺也渐渐有了进步,酸辣土豆丝也炒得像模像样了。我的生活就像那个被加入了萝卜、豆角等各种菜的小坛子,经由时间的沉淀、调整,慢慢发酵出了自己喜欢的味道。
可是,当我过着安逸的小日子时,家里的糟心事却接连发生。
2014年,二舅母生了场大病。表姐们怕她有心理负担,更怕二舅知道后受不了,便隐瞒了病情。亲戚们都暗自有种默契,好像只要不戳破,这件事就不是真的一样。
1年后,我怀孕了,也许是激素影响,我情绪特别不稳,总想家,胎稳后便回了趟重庆。本来不想在二舅母家吃饭,怕她太累,但她那天精神很好,坚持留我。她做了好几个菜,桌上还有一小碟油辣子拌泡菜,但她嘱咐我要少吃这个,多吃青椒炒鸡蛋,“有维生素和蛋白质,又很清淡”。
她说起自己的女儿,“你姐姐在日本怀孕时,什么都能自己做,你也要一样,离得远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她教我孩子出生后不要亲嘴和脸蛋,要亲就亲头,“喏,就像我这样”,她做了个假装抱着孩子亲脑袋的动作。
可等我带着孩子再回重庆时,二舅母已经不能抱着孩子亲了。那次相见,我知道是最后一面了,就想让孩子跟二舅母拉拉手。可二舅母却连连拒绝:“不拉手,不拉手,我是病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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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的一个早晨,我在家族群里看到了二舅母离开的消息。
爷爷奶奶去世的时候我还小,看着长辈们冷静地操办丧事,迎来送往,我心里还有一丝不满:大人都这么心狠的吗?为什么都不哭呢?如果我爸爸妈妈没了,我就哭死了。不,我想都不敢想。不光爸妈,所有的长辈,我都不敢想他们有一天会离开。
因为远嫁,我回重庆的时间并不多,即使回去,跟所有人也都是匆匆相聚,很少再有坐下来安静聊天的时候。那个“想家就坐飞机回”的想法,终究被现实打败了。
长大后,需要我参加的葬礼,都在我触不到的南方。我不想去,也去不了。像我这种因为一点小事就要伤春悲秋的人,远嫁似乎也是好事,因为坏消息是从手机里传来的,总比直接面对要好过一些。
二舅母走后,二舅爆发出对泡菜、腊肉、腊肠空前的热情。我不禁想起之前每次跟二舅母聊天,都会惊讶她那么温柔优雅的人说起“如何擦洗泡菜坛子”这种琐事,也跟我们一样劲头十足。
这样的时候,以后不再有了。我懒懒地躺着,不愿起床,只觉心中憋闷,眼中酸涩,呆呆地流了一场泪。



4


生活就像一首曲子演奏到了离别章节,一键开启,不再停下。我妈60岁生日的时候,大家都调侃:“最小的妹妹都60了,接下来,老同志们就该轮流走了。”
没多久,二姨父查出了白血病。得知这个消息,我不敢打电话给二姨父——如果大家面对面,或许还能用笑脸和拥抱去化解一下悲伤,但通过电话,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于是,我妈每隔一段时间便跟我说说二姨父的病情:住院了,化疗了,找中医了……
从我记事起,我家跟二姨家就走得很近,二姨父曾说我是他家的“老幺”。每天上学路过他家,我都要进去打个招呼,哪怕他家没人,我也要进去转一圈。放假的时候,有一半时间几乎“长”在他家,夏天跟哥哥姐姐们在楼顶搭凉板睡觉,冬天挤在二姨父自制的大铁炉子旁烤火。
2018年夏天我回重庆的时候,二姨父的身体已经恢复了很多。我想带孩子去老家看他,我爸也要跟着去。他和二姨父的关系一直很铁,二姨父生病后,他嘴上不说,但我们都知道他舍不得他。
以前回老家,二姨父都要张罗大家吃喝,掉到水塘里淹死的野猪、下雨后最早冒出的菌子、赶集日在山路上拦下的土鸡蛋……凡是他觉得新鲜的东西,都要拿出来招待我们。
可这次,二姨父明显精力不济了,我们也都不提病的事,只拿些旁的事情来打岔。怕影响二姨父休息,住了两天后,我们一家便准备回城。那天下午,我和孩子在二楼客房睡午觉,就听见楼下传来别人问候我爸的声音:“三爸好久回来的呢?”
我没有听到爸爸回话,十几秒后,我妈冲上来,颤着声音大喊:“快点走,我们回城,你爸不好得很。”
一瞬间,我的脑子是懵的,下意识抱起了未睡醒的孩子快速下楼。此时,楼下已经围了一群人,我爸面部扭曲地坐在人群之中。二姨父大声安排表哥把车开过来,又招呼邻居帮忙把我爸抬上车。我还没来得及哭,便被众人推上了车。
车在山路上飞驰,我紧紧搂着女儿,2岁多的小人也被吓到,蜷在我的怀里一声不吭。我妈想哭又不敢哭,时不时将目光投向前排的爸爸,希望看到他缓过来的迹象。
到了医院,二姨父的女婿、外孙女都在急诊等着了。他们接到二姨父的指令,全家齐上阵,第一时间赶到医院,联系好了医生和护士。
经过检查,爸爸是脑梗塞。万幸的是,血管堵塞得并不严重,医生判断是血液将脱落的斑块冲开了。如果不是这样,可能还没等到医院,他就死在路上了。
虽然之前也经历过生死离别,但这一次,我却发自内心地感到害怕。我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我的长辈们却在一天天地老去,越来越接近死亡。
这天正好是六一儿童节,从来不想长大的我,却无比庆幸自己是个能扛事的成年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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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顿好爸爸,已经是晚上10点多,我妈留在医院照顾,我抱着女儿回去休息。女儿蜷在我的怀里,迷迷糊糊,从下午到晚上,她一声没哭。我不禁想,我的女儿已经会感知大人的情绪了么?还是我爸爸传递给我,我又传递给她的血缘亲情,让她即使没怎么跟姥爷相处,也知道心疼姥爷,不给大人添乱?
回到家,我已经累得不想动了,很想洗个热水澡赶紧躺下,可是不行,我要给女儿热奶、洗澡,再哄睡。忙完孩子以后,我坐到沙发上缓了缓,突然大哭出来。
我庆幸,这一次我在家。我后怕,如果爸爸救不回来怎么办?我更担心,将来如果再出现这样的事,我远在天津,怎么来得及?
这几年,我学会了很多以前看来高难度的家乡菜,也能保证坛子里的酸水一直处于干净透亮的状态,但我却无法保证家里每一次出事我都在场。
远嫁的女人,一边是老公孩子,一边是父母亲人,从选择远嫁的那一刻,就注定会被这种不能兼顾两边的矛盾拉扯。我已经回不去了,除了自己调节,别无选择。



5


爸爸出院后,二姨父进城来探望。看着大难不死的连襟,二姨父露出心有余悸的表情,说:“你那天要是死在我们家了,那就只有在我们家办丧事了。”
我爸说:“那也是,你家大。”
他们说话从来都是这样直接。二姨父这个壮汉突然温柔地说:“你还是要注意呢,搞这一次好黑人(吓人)哦。”
我爸觉得好笑:“你个人还病着,还担心我啊。”
二姨父一脸的理所应当:“那是哈,虽然我身体也不好,但我也还是担心你啊。”
因为这次脑梗塞,我爸终于意识到了饮食清淡的重要性,但二姨父开始吃不下东西了。2019年清明节前夕,我接到二姨父病重的消息,立马买了当晚飞重庆的机票。大家提前约好,不告诉二姨父真相,怕刺激到他。
进屋后,躺在床上的二姨父看见我们几个兄弟姐妹,觉得惊讶:“你们怎么都回来了?”
我回答道:“我回来帮爸爸办房子的事,哥他们几个正好有个老家的项目要考察,便一起回来看看。”
二姨父已经瘦脱了相,躺在床上,窗帘的阴影笼罩在他身上,越发衬得他暮气沉沉。虽然声音很小,但他还是很有说话的劲头:“你的腊肉吃完没有?还要蜂糖不?”
“腊肉还有,就是有点干了。蜂糖不要,还是你之前给我的那一罐。”我笑着回应他。
他“哦”了一声,立马又追问:“我这还有香肠,你走的时候带几截。”他将视线投向我背后的哥哥们:“你们都带点,我还有风肝哎,也蛮好吃。”
按我妈在电话里说的,二姨父应该没有两天了,可当我们都赶回去,他的精神状态又让人觉得不至于此。我们晚辈们商量,既然他状态好了,那还是将他送回城里的医院,再求医生试试。
走之前,年轻的子侄孙辈们一起守了他一晚上。初春的老家还很冷,大家围着烤火炉取暖。我坐在二姨父的床边,看他没睡着,估计是身上疼,便给他捏捏手。
窗外是老家的大山,在深夜的黑幕里显现出朦朦胧胧的轮廓,静谧又亲切。大人孩子都已经困得东倒西歪,看着满满当当一屋子人,我突然有些恍惚。
小时候,我们一大家子常常约好一起去看外公。孩子们跑得快,便称呼自己是“龙头”,女性长辈们跟在孩子的后面,便是“龙身”,而男性长辈们边抽烟边聊天,往往走得最慢,落在最后只能当“龙尾巴”。
到了外公家,几大桌子人一起吃饭。不管桌上有八盘九碗,角落总会有一小碗泡菜。吃甜吃油,最后都免不了来一口酸萝卜或者酸菜鼓鼓解腻。
已经有多久,我们没有这么多人聚在一起了?还是说,已经有多久,我没有回来和大家聚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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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挂念孩子,我想先回趟天津,把家里的事处理完再回重庆。可还没等我办完事,家族群里就宣布二姨父离开的消息。
据说二姨父的遗体被送回老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街边竟还站了两三百人等着。二姨父的葬礼办得体面而盛大,漫天的烟花、拥挤的人群、热闹的乐队……参加葬礼的人,光吃饭的就坐了210桌,这还只是其中一晚上。
姐姐安慰我,说我毕竟还是回来见到了他最后一面。我也只有这样想了。这几年,我渐渐理解了大人不哭的缘由——不哭,是因为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成年人的眼泪都在心里,虽然没有眼泪,心却酸疼。
我不断想起二姨父当年来天津参加我的婚礼时说的那句话:“我肯定要来天津的哈,以后说起你在天津,我总要晓得你的屋在哪条街上,晓得你的门朝哪方开撒。”
我赶不上二姨父葬礼,爸妈安慰我,让我干脆等过年再回。没想到,2020年春节,新冠疫情爆发了。



6


我爸爱看新闻,早就从某些蛛丝马迹里发现了不对劲。当一些老人还需要劝说才愿意戴口罩的时候,我爸妈已经攒了一大堆口罩,甚至连哥嫂家的都备出来了。
我们家对于年节的仪式感颇为重视,但这年春节,爸妈却主动要求我们都不要回家。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仪式感能大过安全。
他俩很节俭,见我们不在,又把准备好的年货收进冰箱。我和哥都不赞同,说我们已经回不去了,“如果你们再吃得简单,那这个年还有什么意思呢?”
妈妈表示她会做点泡椒凤爪吃吃——说起来好笑,她第一次做泡椒凤爪的时候还以为鸡爪和蔬菜一样,可以用泡菜坛子里的酸水直接泡生的,结果浪费了一大盆材料。现在再做泡椒凤爪,我妈已经驾轻就熟,时间将她从一个“菜鸟”变成了厨房高手。
我们一家留在天津,以前在家等着过年的我,在为人妻母后,也学着操持起过年的事情来。通过爸妈的远程指挥,我将过年必备的炸酥肉、炸扣肉、炸豆腐圆子,一一复刻了出来。
视频的时候,大家都表现得很高兴。不管是父母还是子女,都有了让对方放心的能力。
只是年还没过完,爸妈家同小区就出现了湖北回来的确诊病例,本来爸妈每天还可以戴着口罩去河边公园转一转,这下只能待在家里。家族群里,长辈和小辈都纷纷表示关心和担忧,但爸妈很乐观,给大家展示社区送去的菜,报告家里消毒物品的存量。
因为隔离,他们没法给我寄年货了。现在,我的泡菜坛子里已经很丰富,也很少再出现过酸过咸的情况,但腊肉香肠这类家乡味要用柏树枝熏上十天半个月,我在大城市生活,根本没有条件。
他们跟我商量,等年后疫情缓解了,就带着香肠腊肉到天津来看我。但年后他们没有来,也不放心我带着孩子回去,我们就一次又一次地约定:“等缓缓再说。”
然后一次又一次,我们互相推翻对方的行程,一年就过去了。


------

2020年末,全国各地已经渐渐恢复正常,只要做好防护,回重庆是完全可行的。但我又有些担心,万一遇到突发状况,我们一家三口被隔离了该怎么办?我和孩子好请假,可老公的工作不允许十几天不到岗,我们冒不起这个风险。

爸爸打来电话说:“我想了下,过年你们还是别回来了。春运到底还是人多,再说过年放假也就那么几天……”

妈在旁边大声补充:“等过完年,我和你爸过来多住几天。”

因为“多住几天”这句话,我答应了他们的安排,但我内心深处觉得自己有些自私。以前我盼着回家,说走就走,现在却会权衡利弊——而回家这件事,怎么能权衡呢?

除夕夜,我们一家三口在公婆家吃完团圆饭,就回家守岁。时钟转过零点,老公和孩子便都撑不住去睡了,留我一个人在客厅。远处时不时传来几声稀稀落落的鞭炮声,提醒着我又一年过去了。

记得结婚第一年的那个除夕,也是大家都睡了,留我一个人醒着。那时的我觉得老公不够体贴,让我太过孤单。不过到了现在,我已经不那么想了,只会边看电视边琢磨是不是要给自己下碗面。

房间里传出轻微的鼾声,我走进厨房,迅速打开坛子,捞出泡椒、泡姜,炒一份酸辣土豆丝。水开后下面,再捞起来浇上土豆丝拌匀。

尝上一口,还是忍不住感慨,最抚慰人心的还得是从小吃惯了的食物啊。



7


今年4月,我爸妈终于来天津了。上一次他们来,还是2016年我生孩子的时候。
本来说好,让他们提前把要带的东西寄过来,路上就可以轻松些。谁知他们从家里寄了几箱橙子、腊肉、香肠过来以后,又随身带了满满一大箱子米花、苕粉、泡椒鸡爪、卤牛肉……
已经两年未见,我们却好像从未分开。一进屋,爸妈顾不上旅途劳累,就忙活开了。我爸收拾行李,将吃的东西按保存期限分别放到阳台、冰箱里。我妈蹲在我的泡菜坛子旁边,惊呼:“哎呀,你这个坛子沿也太脏了,你是不是都不洗啊?”
我反驳说洗了,但北方风沙大,开窗家里容易落灰。我妈卷起袖子准备清理坛子,“你要是洗得勤,风沙再大坛子也不会脏啊”。打开盖以后,她稍微满意了一点,说坛子里还行,没有白毛,闻起来也香。
用坛子的情况来判断一个人的生活质量,是我妈朴素的标准。不管你是谁,坛子都弄不干净,那别的事估计也办不利索。这倒有点“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意思了。
虽然平日也视频,可我还是问了家里的情况。两年没回去,大家一切都好,再提起离开的人也都是云淡风轻。年少时不敢去想的事情,年少时以为的撕心裂肺,都成了人生的朝露,不需人劝休涕泪,都随时光消散了。
晚上,我下厨做了一桌菜,想给爸妈换换口味,做的几乎都是天津菜。尤其是熬鱼,我自觉味道不错,极力推荐,他们却没怎么动筷。
我妈说:“鱼做得挺好的,只是我们吃不惯。还好,你现在习惯了。”
是的,我习惯了,甚至还能数出一大堆天津的美食。但如果让我在重庆的酸菜鱼和天津的家熬带鱼当中选一个,我应该还是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只是不知道我的女儿,将来会怎么选择呢?
编辑 | 罗诗如    运营 | 梨梨     实习 | 刘畅


黄 小 邪

85后斜杠老母亲,

写字、卖货、愉快地吃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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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29 09:56 PM | 显示全部楼层

人生如米糕,开没开花掀了锅盖才知道 | 人间有味

 索文 人间theLivings  2022-01-29 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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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糕出锅了,个个是开口笑的形状,雪白开花的小胖子,氤氲着米香。

一口咬下,顾不上外婆的呼喊,吸着凉气嚼着,初嚼软糯,细嚼回甘,又嫩又甜,恰似猪八戒吃人参果,三口两口,一个米糕便下了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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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golo




游走在街巷的胖子美食家丨连载



前几日,张文在超市看到米糕了,这种东西长沙的超市里常见,但纯白色,无镶嵌,小碗大小,个个蒸到开花的原味米糕还是不多的。张文买了两个,回家路上就忍不住打开吃。米糕是冷的,软归软、糯归糯,白糖放得有点多,甜得发腻。记忆里其他的味道,因为冷,似是被锁住,发散不出来。
那天是圣诞节,下着大雪,张文在搬家,重回茶园坡,东西都搬得差不多了,人也累得够呛,想着去超市买些食材做饭吃,大雪天出门,棉衣裹紧,超市离家不远,走着去。
一路上都是雀跃着玩雪的人,南方雪少,下一场便多些年味,腊月快到了,昨日在电话里跟父亲说了接他来长沙过年,父亲很开心,一迭声地问要准备些什么。“被褥床单都备了新的,年货也在准备了,”张文一一盘点,“要不您写副春联吧。”父亲连声说好。
超市里出来,雪仍在下,张文拿出个米糕咬了一口,冷,食无味。他玩心起,举起来看,与雪一般颜色,雪悠悠扬扬地下落,落到米糕的绽口上,似给那花又镶上一层边。
“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张文想起两句诗,嘿嘿地笑了。
那天夜里,张文做了一场悠长的梦,飘飘扬扬的雪花从现实一直飘进了梦中,飘在旧时七里桥的天空,刚刚刷过腻子的老屋与雪融成一片,只有黑的檐与棕的柱,袅袅炊烟从烟囱中逆着雪花升起,漫散于阴郁的天空,西边厨下,幼小的张文从火灶后抬起头,望着灶台上蒸汽弥漫间外婆黄瘦的脸,她花白的短发梳得精致,用头箍箍着,掀开锅盖看了看,眉眼笑到弯,“文妹仔啊,米糕快好了咧——”



1


张文第一次吃米糕,便是在外婆家。

彼时的张文只五六岁大,那也是在一场初雪过后,外婆在长沙的堂侄女带着丈夫回乡省亲,外婆特地蒸了米糕。
外婆家有三兄妹,上头一个哥哥,下头一个妹妹,哥哥比两个妹妹大许多,解放前,便被家里派着在长沙做生意,公私合营前某年春上得急病死了。哥哥留下一个女儿,卫校毕业后进了卫生系统,找了个外省来湘的医生做老公。因幼时多得两个姑姑关照,虽在省城,平日里也殷勤,一些稀罕物件或吃穿用度上的小礼物,自己不便来,总托人搭到县里。
张文从小就知道自己在长沙有这么个亲戚,名唤辉姨。他也从她那里得了不少好处,譬如有一件黄色豹子纹的小毛大衣,便是这位辉姨托人从长沙带来的,穿上身,毛茸茸的,很暖和,张文很喜欢。
那是上个世纪八三、八四前后,一家人将辉姨回乡做一件大事来办,提前小半个月,就开始做预备,专门腾出一间厢房,床单、褥子都换了新的,又下厨做小食,玉兰片、薯片、小麻花、炒花生,家里的坛坛罐罐装满了,预定要来的前一天,外婆又将在城里上班的张文的母亲喊回乡。
“我崽冇犯事吧?”母亲着急上火地赶来。
“不是啊,我记得你辉姐喜欢吃米糕,你来帮我做。”外婆笑呵呵地说。
“娘老子唉,我都没有吃过咧。”母亲又好气、又好笑。
外婆笑而不语,母亲放软了声气,“救了您的命诶,怎么招呼都不为过的。”说罢,便撂了手上的包,去淘米。
米是用的当年新打的粳米,洗好后,用表哥挑来的山泉水泡,泡上半昼,小磨来碾,外婆用小勺舀着米往磨眼里倒,母亲推着磨,与外婆开玩笑,“队上的人喊我做骆驼呢,今天骆驼做驴用了。”
磨出酽稠的一大盆米浆,撒上白糖、些许酵母又搅拌,盆子放在灶台上,盖上篱盆醒发几十分钟,再分成十几个小碗,每个碗中倾半碗,撒上晒干的桂花,灶上的水已经烧开了,小碗放入锅中,隔水蒸。
米糕出锅了,个个是开口笑的形状,雪白开花的小胖子,氤氲着米香,张文负责烧火,其实是一直守在灶间,等着开锅之际尝鲜,锅盖一掀,他便抢了一个,为了不烫手,他还很鸡贼地将手在冷水里泡了泡,米糕连碗拿到手,筷子挑着吃,一口咬下,顾不上外婆的呼喊,吸着凉气嚼着,初嚼软糯,细嚼回甘,又嫩又甜,恰似猪八戒吃人参果,三口两口,一个米糕便下了肚,张文眼睛又往灶上睃。
“文妹仔,有咧,紧着你吃,今天是做了试味的。”外婆站在灶边,用勺沿着碗边将米糕一个个抠下,堆到大碗里,一边碎碎念着,“不要急,小孩子有吃在后,莫烫着了,烫了舌头长不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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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在浏阳的西边,因此浏阳人管去长沙叫“下长沙”,却不知道长沙人管不管来浏阳叫“上浏阳”。
那天夜里,母亲便在七里桥住了,与外婆挤一床,张文心里欢喜,也要挤着她们一起睡,母女俩讲悄悄话,张文听了满耳朵。
“我做姑娘的时候喜欢吃米糕,那时候你大伯带你辉姐回乡,你外公叫人做过的。”外婆说,“你辉姐也喜欢吃。”
母亲吃吃地笑,“我没赶上好日子呢。”
“现在的日子也不难过啊,比以前好多了。时运有高低,命数天注定。”外婆嗔道,“就说我这病,放在以前早死了,我是运气好呢。”
“辉姨我没见过吧?”张文听了半天听不明白,自顾小声地搭话。
外婆和母亲都不响了,半晌母亲才翻过身,像只熊一样地抱住张文,“还没睡呢,要打屁股。”张文不作声了。
母亲给张文掖了掖被子,轻声说,“你见过的啊,三岁时你被水豆腐呛了气喉,我们带你下长沙就是找的她,在她家住了几天,你不记得了。”母亲又嘱咐,“人来了你要喊人啊,她对我们家很好的。”
“这样啊。”张文喃喃说,“好啊。”
夜很静,已经入冬了,屋外只有风声,那年的冬天特别冷,树木都秃了枝丫,屋檐下冰棱子挂得老长,张文想着,明天早上要大表哥摘一根下来,蘸白糖吃。



2


夜里停雪了,白天又下起来,老屋建在坡上,坡下的田间小路都披上了一层雪衣,辉姨与姨爹是迎着雪走进张文的视野的,一个大高个,穿着黑大衣、戴了顶帽子和外公走在前头,身后跟着个苗条的妇人,穿着毛昵外套,一只小脸裹进了围巾里,后头还跟着两个小孩,看上去比张文要大,再后头,是拿行李的舅舅们,在雪地里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
张文猴急地跑进厨房里给外婆报信,外婆、母亲一早起来磨米浆,足足磨了三大盆,家里的白糖拌到第二盆就没了,外婆翻着厨柜,找出一小瓶糖精。而此刻,厨房里的米糕已经蒸了两笼了,小碗的、大盆要切的,米香四溢。可今日不比昨日,客人没吃,不能动手,张文引着外婆、母亲出来迎客,自己站在最前头,很狗腿地对着那两位他虽见过却着实不记得了的贵客大喊,“辉姨!姨爹!”
小小巧巧的妇人在堂屋坐定,偎着火盆,贵客来了先上酒,外公拿出了珍藏的白酒,桌前一应小食琳琅满目,正中是一盆仍冒着热气的米糕,姨爹在外公的劝说下拿起了杯子,闻了闻,抿上一口,蹦出一句夸赞,却是普通话,大家话着家常,都是辉姨在说,姨爹坐在一旁,笑眯眯地。
母亲说姨爹钻研学术熬成了大龄青年,三十多岁还打单身,直到遇着了辉姨,才结了婚,二人相差着十岁的年纪,可他在辉姨面前,却温驯得像个孩子。末了,辉姨将张文唤到跟前,拉进怀里,“这么大了,上学了吧。”辉姨脸色白润、透明得小血管都似乎看得见,大大的眼睛,小小的唇,身上有一股好闻的香气,张文望着她,有些紧张,一时连对米糕的念想都没有那么强烈了,也忘了回答。
“已经上小学了,一年一期,在城南。”母亲在一旁答应着,望着张文皱了皱眉。
“陪哥哥、姐姐们去玩一玩啊。”辉姨轻声说,放开了张文,张文如蒙大赦,桌上摸了个米糕,便冲出门去。 
那一整天,张文都跟在哥哥姐姐们后头,像个跟屁虫,大舅家三个孩子,加上辉姨家的锋哥和丹姐。锋哥、丹姐生于七十年代初期,比张文的大表哥只小一两岁,上着初中。张文是老幺,最受照顾。
锋哥、丹姐一下就与张文玩熟了,没有一点客人的觉悟,很会照顾人,大表哥领着他们去爬山,丹姐会推一推锋哥,“小孩子别摔了啊,你背着他。”哥哥会听话地俯下身,让张文趴上去。最让张文吃惊的是,他们都是一口流利的浏阳话,“我妈在家里只说浏阳话,长沙话、普通话都是在外头学的。”锋哥说,“我爸都听得懂了,他只不会说。”
那天的迎客宴,特别丰盛,菜多到桌子都摆不下了,屋外的雪仍下着,屋内却热气腾腾的。张文这些小孩子另设一桌,饶是如此,因为坐不下,大人们也站了许多,母亲就是端着碗站着吃的。大家起劲地敬酒,奉承着远道而来的客人,姨爹喝醉了,脸红红的,拘谨放开了,话就多了起来,普通话里间或夹着一两句乡音,大家听不懂,需要辉姨在一旁翻译。
外公也喝开了,他年轻时闯过江湖,帮着家里管过广州的钱庄,南腔北调都懂一些,端着酒杯趴着姨爹的肩,反复说着一句话,“浏阳女婿,谢谢你,救了你姑姑的命,你是我们家的守护神。”
这件事情,张文常听母亲说,十多年前,外婆得了一场了不得的大病,就是这位姨爹找了专家给治好的。饭桌上,姨爹对这件事情倒并不是很在意,酒意上头,他像报履历一般回溯着过往辉煌——
出生于福建漳州,50年代厦门医士学校毕业,分配到了长沙宁乡县人民医院,50年代末,获组织推荐,到湘雅医学院进修5年,之后参与湖区抗疫,作为血防医疗组成员转战了整个西南洞庭湖区。
“毛主席的诗有写,‘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所以新中国要把血吸虫病防治写进制度,我亲眼所见,这个病流行,满村都是大肚子,”姨爹啧着嘴摇头,“巨脾症太多了,一天十多台手术,到后来,一打开就知道从哪里下刀了。”旁人道他辛苦,他很认真地摇头,“国家培养了我,我要在岗位上做到死的。”
彼时张文尚幼,听了满耳朵的不明白,巨脾症是什么,他连脾字怎么写都不知道,打开又是什么意思?他只关心外婆,望着外婆枯瘦的、笑眯眯的脸,总有些不放心,拉着母亲问,“外婆的病真的好了没?姨爹在这里,再让他看一看啊。”
“好了啊,这里都挖掉了呢,”母亲比划着,指了指胸前,又说,“当时这个病在城里是个大新闻呢,那年月,没几个人得癌症咯。”
餐桌上,辉姨吃得并不多,一个米糕,她细细地嚼着,脸上带着笑,吃完了,便不肯再吃第二个了。“你小时候喜欢吃的。”外婆一再地劝,她也不伸筷子,“肯定是喜欢的,那时候多小啊,真的都记不得了,”辉姨微微笑着说,“姑姑,我少吃点,留个念想,下回还要来的啊。”
张文掐着指头算,算不清爽,他不知道辉姨的年纪,却算出来解放至今已三十多年,想来辉姨到外婆家吃米糕的时候,怕也是个两三岁的小姑娘吧。
米糕吃多了也胀肚子,可张文停不了嘴,不小心吃了好多,吃到最后一块,是苦的,张文哇哇吐了。



3


刚上完小学一年一期的张文,并不知道读书有那么多的快乐辰光,一个月的寒假过后,过几个月,又到了时长两个月的暑期。他最开心时,便是父母糟心的时候,父母要上班,长时间地放他一个人在家也不是办法,七里桥的外婆家,胡家巷的大外婆家,浏阳师范的姨外婆家,都是寄养的去处。母亲提着小食,让张文背着个小书包便送去了。在师范的姨外婆家,张文第二次吃到了米糕。
姨外婆是外婆的妹妹,彼时刚退休不久,姨外公较她略长,还未退休,儿女都参加工作住出去了,老两口老来清闲,而对张文的母亲来说,退没退休有什么关系,他们两口子不单都是教师,而且他们也过暑假。
张文初去,便将姨外公订的《奥秘》杂志翻得七七八八,埃及金字塔、尼斯湖水怪、百慕大三角看得他心驰神往。姨外公瘦瘦高高的,秃顶,戴着瓶底厚的眼镜,足不出户,整天坐在书桌前,看书或写教案。但其实他也闲不住,暑期没得书教便来教张文,姨外公教的是历史,先教他背朝代表,整日里“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背熟了,才开始上正课,却是从三皇五帝开始,讲了好几天的神话故事,才到启建夏朝,到后来,张文不耐听了,偷偷跑出去,去后山疯玩,从泥地里抠出各式各样的石子,珍而重之地收起来。惹得姨外公满山找他,可他那几近半瞎的视力,若不是张文主动应答,姨外公是找不见他的。
那个姐姐是中午来的,在暑期过半的某一天,姐姐瘦瘦小小,着一件灰布短衫,脚下踏一双草鞋,一身汗,背着一个很大的卖冰棍的泡沫箱子,“还剩几根,给你吃呀。”姐姐弯下腰,眉眼清秀,带着笑,她掀开箱盖,拿出一根绿豆冰,伸到张文面前,眉间的汗滴到冰棒包纸上,啪啪地响,张文愣住了,看姐姐从箱里拿出一包东西,塞在姨外公的手上。
那是一包米糕,姐姐是姨外公的学生,已经毕业了,住在浏阳永和,那天早上家里做了米糕,想送老师尝鲜,天热,怕米糕变馊,索性借了邻居家的冰棒箱,去镇上磷矿冰厂批了一箱绿豆冰,冰上米糕,搭上西行的小火车,那架火车没个准,走走停停,冰棒便在车上卖,生意好,却不敢全卖了,留几根在箱里,蓄着些冰气儿。这天中午能到县城,真真不算延误。姐姐送完米糕便转身离开,姨外公在后头喊,喊不住。
那天中午,两个人就吃米糕了,姨外公也没热一下,冰冷地端上桌。米糕没放糖,却嵌了红枣,张文喜它凉丝丝的带着清甜,吃了好几块。姨外婆傍晚回来的,累了,伺候爷俩晚餐,一窝蒸,一碗蒸鸡蛋,一碗蒸茄子,米糕全蒸上,他们家也没冰箱,放到明天全馊了,得赶紧吃完,那天晚餐,张文吃到噎,听姨外公、姨外婆二人闲话,大约能知道,姨外公的学生为什么会大老远地送米糕,师范学生是公费的,学费全免,杂费书费有助学金(助学金制度1955年开始,1987年被奖学金及贷学金制度取代),家庭困难的,便在这上头打主意,省下助学金贴补家里,自己吃糠咽菜,小意过日。姨外公看不得自己的得意门生这样,家里的钱、粮票拿出来贴补,倒让自己过得紧抠抠。
那日晚餐,姨外婆戏谑姨外公不认得钱,只管散。又拿出张5元大票,遮住数字让他猜。姨外公举着双手告饶,“那是我运气好,”姨外公瞪大眼睛,认真地说,“娶了个老婆不计较。”
那一天,借着怕馊的名义,张文在临睡前将那些米糕全吃完了,胀得半夜睡不着,在床上翻来覆去。被姨外婆拎着起来,到院子里走消,“你以为你是橡皮肚子噢。”姨外婆又好气又好笑,陪着他一起走了好久。
而以后,若非不得已,张文不再愿意去师范,他不想上历史课了,除了开始的神话故事,他总觉得故事太少,年份太多,公元前与公元后,稍一说差,便间隔了几百年,于是姨外公的历史课,结束在第二年的暑假,刚刚教完战国七雄,姨外公告诉他,“齐楚秦燕赵魏韩,在地图上的位置是东南西北占中央”。到“占中央”时,姨外公伸长手臂,从上至下划,神情笃定,犹如一个挥斥方遒的将军。
可那时候,张文并不觉得珍贵,他只觉得聒噪。



4


再吃到米糕,已经是一年后了。张文一家住的单位房,前院有个防空洞,在平地上凸起一人多高的砖砌包水泥的洞口,某一天不知打哪运来一车竹子,就堆在洞旁,院子里几个胆大的孩子便爬上洞的顶端往下跳,跳到竹堆上,轻巧连跳,再落到地上。他们怂恿着张文也跳,张文小胖子不认怂,爬上洞顶便往下蹦,脚卡进竹子缝中,身子前倾,只听“咔嚓”一声响,张文疼得死去活来。
虽然在县医院已经做了正骨,但家里人还是不放心,父母带着张文去了长沙,住进了辉姨家,各项检查都做了,姨爹拿着片子请了几个骨科专家会审,都说接得好,张文的父母才放下心来。
检查那几日,张文住在辉姨家,好吃好住地将养着,辉姨家住医院宿舍,两室一厅的楼房,平素两口子一间,丹姐一间,阳台遮上也做一间房,给锋哥住,张文来了,怕碰着伤处,丹姐的房间便归了他,丹姐去了阳台上,母亲跟辉姨睡,父亲、姨爹、锋哥三个男子汉便在客厅里打地铺,姨爹提议说去招待所开房间住,辉姨不让,“妹妹来了,让她住在外头可不行。”辉姨说得斩钉截铁。
锋哥上高中了,唇上长了胡子,个头一下蹿了起来,与姨爹一般高了,张文去做检查,都是锋哥背着去,“我俚屋里的小胖子,”锋哥用浏阳话调侃张文,“你莫太胖哒,我背不起。”
某天中午,辉姨去食堂打饭,意外地打回来一盆米糕,褐红色晶晶亮,上头嵌着芝麻,张文吃了一个,清甜糯软还粘牙,还能拉丝,母亲说那是糯米粉做的,“省城就是不一样,这东西可金贵。”母亲啧啧称叹。辉姨也挺喜欢,“这食堂的厨师也性情咧,做什么没个准的,我们也很少买到。”她也吃了好几个。
“你也喜欢啊,”母亲见辉姨吃不少,倒想起当年旧事,“那年你回乡,我妈做的米糕,你怎么就只吃一个呢?装文吗?”(装文:浏阳土话,指装文静,多为戏言
辉姨眯着眼睛,她似不记得了,手拈着米糕想了好一会儿,“那个啊,那个是苦的,承姑姑的情,吐又吐不得,我费老大劲咽了。”辉姨吃吃笑了。
“那次我也吃到苦的了。”张文在一旁接话,“我吐了。”他得意洋洋的。
“呀”地一声,母亲一拍腿,“我们做到后来没糖了,拌的糖精,也没试味。那东西拌多了就苦啦。”
“那是我运气好啊,偏就吃到了。”辉姨仍在笑,伸手拍了拍张文的头,“我们运气都好呢。”


------
运气好的张文就是这么长大的,有父辈、母辈的小心呵护,还有祖辈的隔代亲。
他就像一张白纸,由这些亲人填上颜色,那些颜色基调温暖,主题鲜明却各带情绪,如同长辈们的所教的诗一般,大外婆是“眼看春又去、翠辇不曾过”的忧郁,外婆是“宝鼎茶闲烟尚绿,幽窗棋罢指犹凉”的淡然,姨外公则是“五片六片七八片,散入芦花都不见”的洒脱与虚无。在与他们相处的过程中,张文敏感地察觉到,他们不见得有多如意,但他们总想表达快乐。
而米糕作为一样家常食物,在张文的人生中,总是或有或无,它的存在感与某些记忆相连,与它的清淡口感一样,那些记忆也是清淡的,没有不惦记,有也还可以。



5


在无数次母亲的描述里,张文三岁时被水豆腐呛了的那件事都无比凶险,据说呛了气喉,说不出话,先去的县医院,医生只说赶紧送长沙,医院没有车,母亲请托了朋友在县冷库开货车的哥哥,空车跑长沙,一路上眼见着张文的小脸渐渐发青,母亲六神无主,气往下坠,刚过蕉溪岭,便着急下车解手。“路太颠了,把水豆腐颠出来了。我在田埂后头听见你喊牛牛。屁股都没擦就跑出来了。”母亲笑眯眯地,“终究还是不放心啊,去了长沙,到你辉姨家住了两天,做了好多检查。”
成长的过程中,难免磕磕碰碰,小病小灾总有,母亲管那叫懵懂运。“长大了就好了。”母亲笃定地说。在某一次二人的闲聊中,母亲说漏了嘴,道出了张文出生后,母亲曾找人给他算过八字,批文中有一句“幼颠趾”,她认为张文幼时的那一次骨折,便是应验了此事。
张文想问问以后,母亲却连连摆手,“我没让他算了。”张文却不这么认为,时常打问,母亲总是搪塞过去,直到某次,张文已经工作了,再追问,“信命不必知命,知命……”母亲说话打了顿,望着长成大小伙的儿子,轻声地说:“米糕开没开花,掀了锅盖才知道。”
而那个憨憨的、只会钻研学问的姨爹,在从医的数十年里,一直是家族的守护神,外婆的癌症、母亲的癌症,家族众人的各类病痛,都是找的他。他在上世纪末退休转而返聘,一直是省城三甲医院的肝胆胰专家,许多难度大的手术,都需要他临场指导,不必捉刀,打开看一看,他便可以指导出下刀的最佳位置。
某一年,张文的兄弟花皮家遇着了难事,花皮岳父突然发病,转氨酶极高,甲乙丙丁戊肝全验了,都不是,眼看着情况一天天变差,花皮打电话找张文,“家里都要搭灵棚了,还有没有得救咯,兄弟想想办法。”
张文带着花皮连夜到了辉姨家,姨爹迅速地将可以订成一本书的检查结果都看了一遍,拍着那一摞纸,摇着头笑,“换个思路啊,考虑肝中毒,治疗方向是不一样的。”花皮的岳父转到长沙住院到康复,只用了不到十天的时间。从昏迷中苏醒后,岳父自己坦白,前一阵子做活太累了,上山采了些草药、买了只牛蹄熬膏吃,哪知吃出病来了。
花皮岳父出院时,找到张文的姨爹千恩万谢,姨爹摆了摆手,“我运气好,你这种情况看过一些。”他说得轻描淡写。
到得后来,张文才渐渐察觉,这些长辈们所共有的一套哲学——人生中的错失与苦处都是正常,成就与安稳则是“运气好”。而随着时间推移,他对这套说辞的认知逐步深入。
外婆去世于本世纪初,她自上世纪70年代癌症手术后,没有再复发,母亲说她是要操心的事情太多,令她无心顾及自己的带病之躯,“忙着忙着就忘了”。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清醒的时候,她曾经给母亲勘误,她说那时候,并不是得癌症的少,而是确诊的少,很多人病得不清不楚,死得不明不白,自己不但确诊,还得到了治疗,确实是很幸运了;姨爹走于2016年,头一天还在坐诊,第二天在睡梦中突发脑溢血,他果然实现了当初的诺言;辉姨是隔年走的,据锋哥说,在辉姨生前,他们家庭始终维持着一个传统,在家只说浏阳话。
温柔的人有温和的一生,他们智慧而内敛,他们历苦难、知苦难,却早已放下了心中的不平,顺应造化,坦然面对命运。他们知道源于事实层面的嘲讽总轻松过曲径通幽的自怜,要乐天知命地让自己活得舒展。就像酽稠的米浆在炉火的蒸腾下沥干水分,变得蓬松柔软,甚至开出花来。
与这些长辈们长久地相处,耳濡目染,张文也被他们着了色,洇染了几分相似,到得中年,在一地鸡毛中,开始笑对生活,学着遇到问题换一个方向思考,譬如非虚构写得太悲伤,就改写虚构的换换脑子;学着不那么忧郁与敏感,学着隐忍与自嘲。譬如每看到雪,他的头脑里总蹦出这一首诗,“天地一笼统,井上大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
而许多年前的那一次追问过后,张文没有再问过母亲自己的命数,初时仍有好奇,后来却是敬畏,母亲走了以后,他越发有这种感觉,他也大致能猜出,那一次询问中,母亲未说完的话——“信命不必知命,知命不必认命”。
说到底,还是不知道的好。



尾声


圣诞节的一场雪过后,长沙再没有下过雪,张文搬回了茶园坡,家里养了两只小奶猫,一公一母,姐弟俩,姐姐大方、胆子大,弟弟娇憨、胆子特别小,他与太太让儿子给猫取名,儿子想了半天,给姐姐取名叫“日出”,弟弟的名字就叫“日落”。原本儿子想取名叫波比艾斯,张文愣了半天,问那是什么东西?十岁的儿子望着张文,轻叹了一口气,取了这两个老父亲能听懂的名字。
腊八那天,张文起了个大早,给家里人做米糕,工序他都会,豆浆机也能磨米浆,科技让一切都变得容易。隔水蒸出三个小碗,里头是纯白、蓬松、开花的米糕,没有放糖,温水化开一勺蜂蜜给他们作蘸料。
仍是糯糯软软的滋味,蒸汽逼出米香,蘸一点点蜂蜜,便吃出一口清甜。儿子拿勺舀着吃,舀着舀着有些不耐,直接上手,他也喜欢的,“爸爸这不是馒头啊?”儿子问。
“这是米糕,”张文笑着回答,“爸爸做的米糕有魔法,吃了就会运气好。”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编辑 | 沈燕妮    运营 | 梨梨



索 文

现居长沙,一个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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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2-28 03:37 PM | 显示全部楼层

回家,和妈妈一起卤一碗皮皮虾 | 人间有味

 四时 人间theLivings  2022-02-25 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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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着那个女孩的身影,我心里五味杂陈,不仅是女儿对妈妈的爱,更多的是20多岁的我对当年20多岁的她的一份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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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golo




人间有味丨连载



去年7月的一天,妹妹带妈妈来我们姐妹仨租住的房子里。进门还没放下行李,妈妈就翻出一袋被酱油泡得乌漆麻黑的东西,颇为得意地朝我挑眉。
“卤虾姑啊!”我咧嘴笑。
“对呀!我今天下午在家里卤的,还加了南姜,可好吃了。”
“大热天的,叫我走路去买瓶醋。为了这个,还差点赶不上高铁呢!”妹妹在一旁高声嚷嚷,装作不满的样子。
“别听你妹瞎说。我还带了红酒啊,快开出来醒一醒,等会儿喝。”妈妈边说边走进厨房,开始忙活起来。
潮汕话里,“卤”即腌制,“虾姑”即皮皮虾。生腌皮皮虾,虽不及牛肉火锅闻名,甚至有些本地人都不敢入口,但于我而言却比任何潮汕美食来得更有家的味道。准确地说,是妈妈亲手卤的一碗“虾姑”,比任何山珍海味都让我念念不忘。



1


我出生在潮汕家庭,上有兄姐,下有弟妹,排行老三。刚刚认识的朋友常总会惊叹说“这也太幸福了”,可其实作为middle child(中间孩子),我常被爸妈遗忘在角落里,既不若长子得重视,也不如幼子受疼爱。
我跟兄姐年龄相仿,一起上下学,但他俩长期同年同班,朝夕相处,感情自然好些,又都长得可爱乖巧,个性开朗活泼,打小就受长辈和老师喜欢。我却性格内向,既不漂亮,也不聪明,跟在他们身边就像丑小鸭。小时候,我们一起跟爸妈出去聚餐,叔叔阿姨们对着他俩一顿猛夸,对我却欲言又止。
比如,会有叔叔对着姐姐说:“这浓眉大眼,一看就是哥的女儿,聪明漂亮,以后肯定是个大美女!”转头却对着我讪笑:“这姑娘不太像你俩啊。虽然长得不出色,但比较安静能吃,也好,让人省心。”
后来,这种聚会的场合也逐渐没有我的份了。
弟妹出生后,爸妈的重心随之转移,愈加无暇顾及我。我妄图效仿电视剧和作文书里的情节得到他们的关注,尤其是妈妈的关注——爸爸常年忙生意,家事也管得很少。不过,我那些把戏过于拙劣,常以可笑的结局收场。比如偷穿姐姐表演裙,再用妈妈的口红在额头点上小红花,最后因弄坏口红被一顿暴打;用红色水彩笔写封“遗书”,放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大家发现后当着我面一顿爆笑;攒着零花钱给妈妈买生日礼物,不仅被她训斥“乱花钱”,礼物也被随手扔进杂物柜里……每次挨完训,我都缩进被窝里小声哼唱“改编”歌曲,“世上只有妈妈坏,有妈的孩子像根草”,一遍又一遍,眼泪鼻涕糊一脸,在门外兄弟姐妹的嬉闹声中睡着。
9岁那年,我和哥哥争吵,去找妈妈告状,被正忙得焦头烂额的她一顿呵斥。我又气又难过,灵光一闪,想起书中小朋友离家出走的情节,结局都是“着急的家长四处奔波,终于寻回负气出走的孩子,十分内疚自责,从此对孩子的关心就多一些了”,于是动了离家出走的念头。
我也不敢跑远,午饭时分便到家附近的小店躲着。没多久,妈妈骑着自行车找上门来,脸色极为难看,一边给老板道谢,一边使劲拽着我往外走。我深知事态严重,大气不敢出。捱到家,妈妈把门一摔,劈头盖脸地训我,骂我翅膀硬了,只会给她添麻烦,“好噶哩唔学,掂掂物措有噶无噶(好的就不学,天天搞一些有的没的)……”训了足足一小时,还勒令我原地罚站,不准吃饭。
全程我都没有还嘴,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不是意识到自己错了,而是感到委屈:为什么不先问问我是不是被哥哥欺负了?为什么我做什么都不对?难道我真走了,妈妈也无所谓?为什么她不是书里那种温柔可亲的母亲?原来,在这个家,我就是多余的存在。
那天妈妈的责骂,以及哥哥姐姐在一旁的偷笑,让我多年难以释怀。自那以后,我不再尝试引起大家的关注,性格逐渐变得更加内向。兄弟姐妹嬉闹时,我就待在一旁静静地看,从不参与。甚至很长一段时间,我晚上常被噩梦惊醒,醒来后便盯着天花板发呆,一遍又一遍回想那些委屈,眼泪止不住地溢出。我愈发敏感,开始学着“察言观色”,去做“少惹事”的孩子。长辈们逐渐夸我性子内敛,我却对家人产生了隔阂,对妈妈产生了更深的怨恨,如坚冰覆盖在心上。



2


妈妈是个70后,家里7个孩子,也排行老三。听外公外婆讲,妈妈性格要强,让人省心。她做事又好又快,既不像大孩子们喜欢使唤小的,也不跟着妹妹们一起偷懒撒娇。由于家里经济困难,念完三年级,妈妈便辍学跟着村里人去广州、深圳打零工。19岁她和爸爸订了婚,30岁不到已是5个孩子的母亲。
爸爸不太着家,管教我们的重任自然就压在妈妈身上。她对我们常展露出强势的一面,说一不二,极为严苛。不过,在那个大多数潮汕女孩被灌输“女子无才便是德,相夫教子才是首要任务”的年代,她从不重男轻女,给儿子们的有一分,便会努力给女儿们最少争取到九毫,且经常对着我们姐妹仨说:“女孩子一定要独立自主,不要依附于任何人。”
妈妈也一直以身作则。她并不算一个完全传统的潮汕家庭主妇,除相夫教子外,也随爸爸一起白手起家,共同打理服装厂生意。为了业务更好地开展,她不仅自学电脑,还自学了英语。我曾在她办公室发现一本被翻得皱皱巴巴的《汉英词典》。那些和外国客户签订的生产订单和服装色卡上的英文单词,都是她一个一个查询后翻译过来的。
工厂逐步被打理得有声有色,然而在厂里帮忙多年的堂哥突然辞职,私下挑拨离间,拉拢工人准备另起炉灶。面对虚情假意登门来致歉的伯伯,爸爸碍于兄弟情谊想就此作罢,妈妈却死活不同意,严辞细数多年来对堂哥的教导和扶持,声明往后与他们家不再往来,毫不留情面。同时,她一户一户地给工人们打电话,上门耐心解释和挽留。最终,厂子化险为夷。后来,我跟妈妈聊起这事,她神情淡漠却也语气坚决:“我们不主动欺负别人,但也绝不随便被别人欺负。”
因了这份决绝,在那个“男主外女主内”的环境里,叔叔伯伯们对妈妈却极为尊重,需要跟爸爸商量的事从不背着她讲,甚至经常征求她的意见。但她也极少主动发言,往往是在男人们争执不下时,先三言两语舒缓大家情绪,再说出自己的意见,总是一针见血。村里人在背后议论她,有些是真心称赞,说她头脑清醒,为人处世干脆利落,娶了她是爸爸的福气。也有人说她就像只母老虎,凡事爱出头,过于凶悍。
对于这些流言,妈妈也不在意。她每天起床打理好家务便赶去工厂上班,临近饭点又赶回家做饭。打我记事起,除了生大病,妈妈都会坚持亲自下厨。她厨艺好,半小时不到,既能整出荤素搭配、营养丰富的四菜一汤,还能保持用过的厨房干净整洁。
在爸妈异常忙碌的那些年,饭桌上是一天里最为温馨的时光。家里人多,众口难调,但大家基本都能在餐桌上找到自己喜欢的那道菜,爸爸喜欢吃红烧肉,姐姐喜欢吃鱼。我却偏爱小朋友不宜多吃的生腌血蛤、螃蟹、皮皮虾。生腌皮皮虾更是我的最爱,海鲜的鲜甜与酱油的咸香,混着小米椒的辣和白醋的酸,入口的瞬间,味蕾和心灵都得到了满足。家里除了我,只有妈妈也爱吃这道菜,但她不常做,做也是一小碗。我即便喜欢,但因为习惯等别人吃完再说,也很少吃得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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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的时光并不总有。
爸妈结婚早,性格都要强,免不了一地鸡毛,经常吵架。吵得频繁那些时日,我们过得胆战心惊,在家里多待一分钟都觉得窒息。我10岁那年暑假的一天,爸妈又争执起来,吵闹声越来越大,我捂紧耳朵也挡不住那些难堪的话。直到爸爸摔门而去,家里才陷入死寂。眼看天色已晚,我们却一直等不到妈妈回屋休息。
哥哥姐姐你推我阻之后,使唤我去院子里看看。我本不想去,又不敢拒绝,犹豫地鼓起勇气,一推开屋门便愣住了:妈妈背对着大门,独自倚着庭院的柱子,环抱着双腿,头朝着远处,一动不动,夜色中那瘦小的身板显得特别孤单。我走近,轻轻拍拍她肩膀,小声叫她。她猛地转过头来,一下子把我揽进怀里,把头埋在我肩膀上,像个小孩一样哭起来,话也不说,就是小声呜咽。
这让我手足无措,只觉得她勒得我喘不过气。好在没一会儿妈妈便收起眼泪,仿佛什么也没发生:“没啥事,回去睡,我就进去了。”
我张了张口,没能说出一句安慰的话,也没有回过神再去抱抱她,甚至也没有考虑是不是要留下来陪她,便转身回到屋里。“妈妈说等会儿就进来,让我们先睡。”一开口,我才发现自己带着哭腔。
我咬紧牙关把整个人埋进被子里,用尽力气才没能哭出声来。那一夜我一直无法入睡,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妈妈的背影,觉得跟那个严厉呵斥我丢脸惹事的她,像是同一个人,又好像不是。那个孤单、无助的妈妈,像极了那个躲在房间里偷偷哭泣的我。
那会儿的我还无法完全理解妈妈的隐忍与克制,但心里为此烦闷,比自己被训斥时还要更甚。原来,平日一板一眼教育我们不准哭哭啼啼的母亲,在工作上风风火火从不轻言认输的女老板,也是一个难受了会自己躲起来偷偷哭的“孩子”。
后来我从未对任何人提及那天的事情。也许在兄弟姐妹记忆中,那无非是爸妈寻常不过的一次争吵,但敏感的我却感受她藏在铠甲下的脆弱,感觉她也需要陪伴。我心里的冰也融化一些,对她不再只有怨恨与不解,也有无可名状的心疼。于是,我又开始尝试着接近她,甚至在她偶尔难过时,也思考如何做能让她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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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寄宿学校念书后,每周五下午都要搭校车回家,正碰上妈妈买菜做饭的时间。她有时接上我,就顺便去菜市场。一路上,我开始没话找话,尝试学着同学们欢欣雀跃的语气,跟她分享学校和朋友间的趣事,偶尔也会提及班里谁和谁又闹别扭了。
“做好自己的事情,不用图什么而跟谁好,不喜欢的同学也没必要讨厌,互相尊重,保持距离就好。”依旧是那么一板一眼,但我却莫名有点小欣喜,觉得妈妈不嫌弃我絮叨,甚至还会认真倾听、回应我了。夕阳将我们的身影拉得很长,那段路也温暖起来。
我仿佛吃到了糖,胆子也大了些。兄弟姐妹一般都不会进厨房,而那段时日,我总跟着妈妈进厨房,安静地在一旁打下手。她也慢慢习惯我的存在,自然地把刚用完的砧板递给我洗。不知何时起,她发现我也喜欢吃“卤虾姑”,买的频率高了不少。有买的那天,还会提前告诉我,让我看着她做。 
她“卤虾姑”的方法倒也不算特别。新鲜的皮皮虾用流水洗净后,用剪刀剪成拇指长的小段,控水沥干,丢进玻璃碗,倒上满满的白醋、酱油,再撒上切成丁的辣椒、香菜、葱花,搅一搅、拌一拌,再放进冰箱或阴凉处腌制一两个小时,让调料充分混合渗透。等到开饭时,端上餐桌,黄灿灿的虾膏、泛青的虾壳下染上酱油色的鲜肉,迫不及待地夹上一块放进嘴里,胃口一下子就开了,再就上一口白粥,别提多满足了。
后来爸爸说生腌不健康、不卫生,不让大家多吃。妈妈做的次数又少了些,偶尔有做,她总会等爸爸吃饱再端出来。因为家里就属我俩最好这一口,我和她便守着最后的餐桌,就着窗外夜色,分享一碗“卤虾姑”,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



3


我们母女关系不再像以往那般僵硬,但我心里始终还有一些化不开的冰。毕竟,她和爸爸对我有习惯性的忽略,而我却总面临习惯性的妥协。
从小到大,我似乎总是哥哥姐姐的附属品,或是因他们的恩宠而沾光。小学时,爸妈曾尝试送我们到远一点的学校念书,但姐姐始终无法习惯寄宿生活,每天嚎啕大哭,最终爸妈只能作罢。即便我适应得很好,很喜欢学校,也被老师喜欢,也只能跟着一起回家。好在初中时,我跟着他俩参加市里学校的招生考试也顺利通过,幸运地得到入学机会。
爸妈约好每周三晚上来看我们,哥哥姐姐总在晚自习下课后相约同行,从不喊上对面教学楼里低年级的我。我只身到达约定的地点时,他们已经开心聊着天,喝上爸妈带来的热汤了。开家长会,若有时间冲突,爸妈也总是先去哥哥姐姐的班级,再匆匆赶来我这边。
在学校里,我和哥哥姐姐鲜少有交集,甚至不愿意向同学们透露他们的存在。他俩即便在学校里碰见我,也只是点个头,打个招呼。曾经有老师问,我是不是某某的妹妹,我以为是他们提起了我,然而,老师只说:“没有,我看名字相似猜的而已,你们一点也不像同一个家里的孩子。”
久而久之,我更愿意融入学校的生活,努力做老师喜欢的好学生,跟同学们打成一片,在另一个环境里去找到自己的位置。集体生活让我的性格逐渐变得开朗外向,但在面对家人和亲情时,仍是有些拘谨。
到了初三,为方便学习,我去了镇里的姨妈家住。姨妈待我很好,但我总觉得寄人篱下不自在,在心里责怪妈妈从不来看我,责怪她不关心我的学习、生活,甚至每次打电话来都只顾和姨妈聊天,从不过问一下我。原本以为她会把我当成“小棉袄”,以为我鼓起勇气主动靠近她、陪伴她的那些日子,会让我们的感情跟以往有所不同,原来都是我自作多情。日积月累的猜忌,加上空间阻隔,我又开始躲着她。中考报考志愿,我自作主张填好所有学校,拿着话筒犹豫许久,最终还是怄气占上风。
后来,听到妈妈跟姨妈说,本来对我“连中考志愿都不跟爸妈商量”的事情很生气,想收拾我一顿,但最终念在考试的份上放过了我。其实,我挺希望她收拾我一顿,那样我会直白地告诉她,我不是莫名其妙地赌气,是因为等不到我想要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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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上初中后就开始贪玩,时不时被老师以各种理由请家长,爸妈软硬兼施,终于督促他考上本科。姐姐读书用功,平时成绩很好,却总是在大考失利,高考发挥失常后选择复读。我自打上高中后成绩便一落千丈,已多年没过问过我学习情况的爸妈,待我临近高考时才惊觉真相,却颇有种破罐破摔的豁达——比起我,他们更担心复读一年的姐姐再次失利。
成绩出来那天,全家围在客厅,爸爸对我开玩笑:“你现在的情况,能上大学,我们就放心了,随便是个啥都行。”我也跟着嘻嘻哈哈地附和——那时的我因长期的失望,早就学会掩饰和躲避冲突,其实心里挺不是滋味,谁不想被期待和祝福呢。
姐姐总算发挥正常,我的成绩跟她去年同一水平,爸妈说,我这吊儿郎当的学习态度能取得和姐姐去年一样的结果,已属于“超常中的超常”。或许是为了照顾姐姐的情绪,没人对“超常”的我表示一声祝贺。当时我想,毕竟正常发挥的姐姐上了一个重点大学,而我超常发挥,也不过是个三流大学,可能确实也不值得祝贺吧。
填报志愿时,相比对姐姐各种细致入微的指导,爸妈对我却是“你自己喜欢就好,你从小运气都可以,不会差的”。我避开家里的喧闹,自己打电话请教老师以及朋友从事教育行业的父母,默默填好志愿单。
家里孩子们都逐渐长大了,也有了一些兄弟姐妹的意识,我的位置却始终有些尴尬。因为有长兄长姐的存在,弟妹有事从不会找我商量,有秘密也不会跟我分享。哥哥姐姐开始有照顾小的的意识,会为弟弟妹妹忙前忙后,买好吃的、好玩的,对我却总是一副不亲近的样子,他们管弟妹亲昵地叫“弟弟妹妹”,对我从来都是直呼大名。他们相处融洽,双进双出,就像爸妈常说的,“哥哥姐姐先”,“要让着弟弟妹妹”。这两句话都没有我的位置,我既不是哥哥姐姐的妹妹,也不是弟弟妹妹的姐姐,我仅是我自己。
当然,也有明确指向我的时候,那就是家务时间。妈妈虽不传统,但也习惯安排女孩子干家务,姐姐大大咧咧,干活粗心,总丢三落四,妈妈虽总生气却教导无果,而妹妹还小,于是,大部分的家务便落在我头上。我也恼怒过,跟她据理力争,要求平均分配,但要么因为她一句“你就当作是给妈妈帮忙,晚上给你做卤虾姑吃”而无奈作罢,要么还是心疼她的辛苦而不得不选择服从。



4


上大学后,我忙着上课、进社团、聚餐、谈恋爱,生活充实又惬意。我不再像儿时一般执着于父母的关爱和所谓的存在感、平等待遇,跟小时候想方设法给自己加戏不同,那几年的我更像选择默默远离,不争不抢。我不大愿意回家,就算有假期,也更愿意跟朋友往外边跑。当然,也有不得不回家的时候,一般是潮汕拜神的日子,买好车票后也会和家里报备,对话却简明扼要。
“妈,买好票了,星期五晚上8点,路口下车。”
“好的,你爸去接,回来吃好吃的。”
每次回到家,不管是白天还是深夜,饭桌上总有我们各自喜欢的菜,包括一小碗“卤虾姑”。起初,我还总是问妈妈:“你专门买来给我做的吗?”
“没有,我自己想吃,那是我吃剩的。”她一副“你别自作多情”的样子。
即便回家,我也忙着跟老家的朋友们聚会,乐此不疲地分享大学生活,却鲜少和爸妈分享,甚至开始拒绝同行,也不再陪妈妈买菜、做饭。饭桌上的那碗“卤虾姑”,也常因为吃不完而倒掉。
2015年,大学毕业。我开心地在朋友圈晒出精心编辑过的毕业照,妈妈评论:“为什么没有通知兄弟姐妹去拍?”莫名其妙,我心想,没祝我毕业快乐还一副质问的语气,不就是个毕业照,有啥好通知的。
没等我回复,评论就已删除,我当时沉浸在告别的仪式感里,忙着与朋友们拥抱哭泣,也没找她细聊。
过后,我才反应过来,我是唯一一个参与了每个兄弟姐妹的开学、为他们打扫宿舍、忙前忙后的人,却也是我们家唯一一个大学开学没任何家人一起打理帮忙、毕业照没邀请任何家人参与的孩子。现在回想,对母亲而言,儿女们大学毕业当然是很重要的事情,而我却从来没考虑过让他们参与,连照片、文案里都没有家人的一席之地,甚至连知会妈妈一声都没有。那个留言后又删除的她,倒很像小时候那个小心翼翼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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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我和姐姐、妹妹先后到同一个城市工作。姐姐进了互联网大厂,妹妹成为一名自由摄影师,而我在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早早考上编制。我从小独处惯了,也觉得跟她俩不亲、合不来,妈妈却一再坚持要求我们合住,说姐姐专心于工作学习,在为人处世上不像我一般灵活,妹妹则工作生活经验不足,要我相互照应,“你多让着,多照顾着点她们”。 
开始几年,我们经常因生活习惯不同而发生不愉快,我觉得自己承担着保姆般的角色,十分压抑。情绪上来,我常向妈妈抱怨,责怪她为什么非要勉强我们住一起。她也只是安抚我说,姐妹之间,互相帮助,不要多计较。我在这些年的潜移默化中,竟然也随了妈妈的“刀子嘴豆腐心”,情绪抒发完,哪怕真的很讨厌姐姐、妹妹的某些行为,可看到她们照顾不好自己,还是会心软。哪怕有几次气到不行,去朋友家借住两天,最后还是会回到我们的小家。
总被要求退让和包容的我,早早扮演了照顾人的角色,自己的烦恼便更少说出口。妈妈却开始经常找我,念叨哥哥不着家,和朋友们聚餐到半夜三更又惹爸爸生气,问我姐姐有没有处对象,男孩子看起来好不好,问我妹妹的工作怎么样,最近有没有到学校去看弟弟等。偶尔感觉她情绪低落,我多问几句,她也会说起生意上的不如意或者是其他的家长里短。大多时候只是简单的发牢骚,有时候也会问问我的意见,频率高的时候,一天给我打好几个电话,絮絮叨叨一两个小时,却极少过问我的事情。 
2020年,临近五一,工作量猛增,我经常加班到深夜,长时间的高压导致我状态很差,变成个火药桶,一点就燃。一天中午,我忙得来不及吃饭,忍不住在家庭群里吐槽,抱怨领导总是一边说着“你做事情让人放心,就辛苦些”,一边布置看不到头的工作。
一向教育我们要坚强不服输的妈妈在群里回了一句:“哪个工作不辛苦,哒软呐,迈计较(算了吧,别计较)。”
我突然火冒三丈,积压多日的烦躁涌上心头,马上私信她:“不计较不计较!在家里也是如此!从小到大,排大的轮不到我!排小的也轮不到我!谁把我当妹妹照顾了!又有谁把我当姐姐尊敬了!我得到什么了,那我现在不依赖谁了,又要什么事情都让我做,独立一点省心一点,就应该多做一些吗?就可以不过问我的感受了吗?凭什么我要当最懂事的,最没人关心的那个……”
那是我印象中,第一次如此直白地对家人说出这些话,压抑多年的情绪像被打开阀门,一发不可收拾。
屏幕对面的妈妈或许没有感受到我的崩溃,说了两句“别生气了”“去休息下”就打发了我。我却觉得自己是捅破了他们不可见人的一面,说出了他们不敢面对和承认的真相,他们应该对我有所愧疚才是。那一刻,那些陈年旧事又涌上了心头。那个坐在窗边看着大家嬉闹,装作看不懂周围人的排挤和嫌弃,小心翼翼又努力想要靠近的孩子,又出现在我面前。
长久以来,我一直在努力修复自己的性格,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变得积极开朗,生怕给妈妈再增加负担,给别人添乱。然而,看似不在意的我,其实可以清楚地记得,妈妈总是给姐姐买漂亮衣服,却认为我自己有主意而从不带我一起;妈妈总是操心哥哥的学习,却连我在哪个班级都记不清;妈妈鼓励弟弟妹妹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却只会叫我要退让和服从。
那些我努力取得的成绩、获得的荣誉、得到的称赞,都被轻描淡写地带过,或是被当成理所当然。我羡慕兄弟姐妹们从不掩饰自己的喜欢,却总觉得自己开口索取终会成为父母的负担,成为一种亏欠。这么多年来,我以为自己已经不在意,其实只是麻木了,我并没有跟自己和解,跟家人和解。



5


整整近半年,我都没主动和妈妈联系,她也反常地没有来教育我目无尊长。我与妈妈的情绪爆发,也烧到了姐妹们之间,我不愿意继续扮演照顾人的角色,开始和她俩一样,用“加班”“聚餐”“身体不舒服”等各种理由推脱家务。
姐姐感受到异常:“你最近不开心吗?还是和妈妈吵架了吗?最近怎么没听到妈妈给你打电话?”
“没。”我并不愿意对她多讲。
也许是我的撒手不顾,得到了她们的主动关心,“今天加班吗?”“想吃点什么吗?”然而,这一次的我却不想那么容易妥协,重新被翻出的伤口似乎愈合起来更难。
眼看中秋国庆假期将近,姐姐几次劝我一起回家,都被我拒绝。犹豫许久,我还是在群里留言“工作忙,不回家了”。
那个沉寂了好几个月的对话框打破宁静:“你为什么不回家?”
“工作忙,走不开。”我再次重复。
她没再接话。其实哪有什么忙,只是觉得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也无妨,以她的性格,也肯定知道我是找借口。
节日前一晚,我下班回家,平日里热闹的屋子空无一人。姐姐和妹妹已在返程路上,微信群里也吵吵闹闹,“我们快到了,爸爸来接我们!”“好好好,买好牛肉火锅了,就等你们到。”我感到烦躁,把手机调成静音后倒头就睡。一觉醒来,太阳都下山了,周围一片漆黑和,我好像在深夜被抛到漫无边际的大海里,彷徨又无助,心里空荡荡的,拉开窗帘看到外边万家灯火,鼻头酸酸便开始想哭。
拿起手机,看到妈妈发来好几条微信,还有短信和几个未接来电:“下班了吗?”“真的不回家吗?热热闹闹的,回来嘛。”“回我电话”。
我翻看了好一会儿,简单回了句:“不了,你们聚,吃好。”似乎多说一个字都显得过分热情。
好一会儿,她又发来信息:“我准备好了卤虾姑,好吃的都等着你。”话尾带着个委屈的表情,我盯着屏幕,心又软了,想着一年有几回团聚的机会,有必要这样吗?
正纠结时,妈妈打来电话,我语气也强硬不起来,却也嘴硬不想多聊。
她却主动提起4个月前的话题:“你还生气吗?”
“没有,都过去了。”
那边停顿许久,叹了一口气:“是我不好,忽略你的感受了。”
听到这句话,我鼻头猛地一酸,还没开口说话,眼泪就出来。好像这么多年的委屈、别扭,都在等这一句,像在海里飘荡许久的人,费好大的劲,终于抓到了一块可以倚靠的木板。
妈妈静静地听着我哭诉这么多年的委屈与不甘,听我说我仍记得小时候他们训斥我时流露出的嫌弃和不耐烦,听我用力吼着“你每次找我都不是关心我,都是为了他们几个的事情。从不问我好不好,我工作顺不顺利,你能不能不要总是拿他们的事情来烦我!”到慢慢呜咽“我也想当那个特别的孩子啊,我不愿意装作懂事省心的样子啊,你不知道我小时候多讨厌你们啊……”
也不知道说了多久,等我情绪缓和下来,电话那边传来的声音也带着哽咽:“你说的,我都明白,妈妈也是家里那个中间的孩子啊,妈妈也想努力做好啊。是我不好,是妈妈不好……”
我有些愕然,思绪突然回到10岁那年,想起那个把头埋在我肩上哭泣的女人,一下子不知道如何回应好。
是啊!妈妈也不是家里受关注的长子、受宠爱的老幺,我这些情绪,一样身为老三的她怎么会不懂呢。但我怎么就忘记了,还仗着一次次的任性,也把自己不愿意接受的,强加在她身上。
长达3个多小时的电话,从我开始痛斥妈妈,到她向我倾诉自己近30年来在家庭、工作上受的种种委屈和无奈:“谁不辛苦呢,但我必须努力去做好每个角色啊。”
我才明白,不是她生来能干,而是她从小就深知只有靠自己才是真本领,所以她这样教育着我们,希望我们做坦坦荡荡底气十足的人;不是她什么都要争强好胜,而是她觉得要对得起妻子和母亲的身份,她的责任感鞭策着她必须坚强勇敢;不是她不愿意温柔,而是20来岁的她,也是初次为人母,她也在摸索在学习,多重的角色让她分身乏术,她只能靠自己的认知去给我们最好的东西。
她也时常因为脱口而出的一句话而内疚,因为一个冲动的举动而自责,但却不知道如何开口解释和弥补。妈妈说,她也会怕,怕自己的思想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怕因为年代的隔阂,而无法更好地当我们的母亲。她跟我道歉:“妈妈原本应该是更能理解你的,却常常忽略了你的感受。这么多孩子,就跟你能聊得多一些。”
她说,小时候我们不懂事,她没地儿说。现在长大了,很多事情除了我,她也不知道找谁说好,被娇纵的哥哥姐姐似乎无法像我一般地理解她、给她想办法。而年幼的弟弟妹妹好像也不是合适的倾诉对象,反而中间的我,由于性格和脾性的相像,她能从和我的倾诉中得到解压,却没有意识到,这在无形中给我增添了烦恼和压力,她感到很抱歉。
“你能说出来就好,你从小就这样,心思重。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好,一直担心你想太多,把自己憋坏了。”
我突然想起《请回答1988》里,德善的爸爸捧着蛋糕对德善说“爸爸也是第一次当父亲啊”。那一幕,多像我和我的妈妈,不完美的我们其实都深爱着对方,却总是在无意中伤害了彼此。



6


去年年初,妈妈脚受伤没法长时间站立,我掌勺在厨房忙活时,她就搬个椅子在旁充当监工。
“今晚我们吃卤虾姑怎么样?”我炫耀地举起一袋新鲜的皮皮虾。
“你会吗?”她质疑,我嘲笑她总小瞧人,这么多年在旁观摩早已养成了一样的做事习惯。我利落地将皮皮虾剪成块,洗净、控水、切姜、葱、蒜、小辣椒,倒醋、酱油,很快就做好了一碗“卤虾姑”。
“怎样?”
“还行吧。”
“你就不能表扬表扬我啊。”我翻了个白眼,一脸嫌弃地对她吐槽。
“好好好,不愧是我女儿,行了吧。”妈妈也笑。
这几年,我在20岁到30岁的人生路上走着,对婚姻、家庭、事业也逐渐有了自己的认识,时常用现在的身份穿越时空,回到过去看当年的我们。这是我最自在的年纪,却也是妈妈刚为人妻、为人母的年纪,她二十年如一日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妻子、母亲、老板娘,却很少是她自己。
我总想,如果那个奔波在两点一线中来回切换身份的女孩是我,又能做到她的几分之几呢?望着那个女孩的身影,我心里五味杂陈,不仅是女儿对妈妈的爱,更多的是20多岁的我对当年20多岁的她的一份心疼。
爸爸曾说,这么多孩子,就我性格最像妈妈。是的,我如她一样刀子嘴豆腐心,一样看似强势却也不堪一击,一样争强好胜绝不轻易认输。也或许我们都是middle child,我在自己身上看到妈妈言传身教的痕迹,在她身上也时常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那些仿佛是我内心深处发出的一模一样的声音。
我再也不排斥妈妈给我发五六十秒的语音吐槽家长里短,稍微感觉到她不开心时,手上再忙也腾出时间陪她唠一唠,也常跟她分享现代年轻人的观点,告诉她“别总操心,要把自己永远排在儿女老公前面”,不厌其烦地唠叨,希望她少点操劳,多为自己考虑一些。
而聊起大龄女青年的婚姻焦虑,她并不像其他很多家长那样催婚,反而对我说:“女孩子爱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对生活要时刻保持热情,宁缺毋滥。对已经做出的选择,就要认真对待,扛起责任。对已经发生的错误,要及时止损,该断则断,要保护好自己,不要让自己受太多伤。”
每当这时,我除了感慨她的“人间清醒”,感谢她的理解包容,更是感受到她身为母亲的努力和强大。小时候觉得她不像作文书或电视剧里寻常的母亲那样柔软,现在才明白,正是刚柔并济的她,给予了我源源不断的底气和力量。于我而言,她已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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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姐妹仨住一起久了,也各自成长,反而关系日渐亲密。虽然依旧相爱相杀,但相爱的日子多了一点,我们也愈加能感受到彼此之间的依赖和温情。
我也更珍惜和妈妈相处的时光,我们一起在厨房忙忙碌碌,彼此分工合作,默契十足地做一顿饭,卤一碗“虾姑”,开一瓶红酒,从深夜聊到凌晨,像许久不见的闺蜜一样。虽然有个烂掉牙的段子说,如果有来世,希望我当妈妈,呵护她、照顾她。我也确实不只一次设想过,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希望把30年前的那个女孩带到现在,鼓励她按照自己最喜欢的方式去过自己的人生,不受世俗的枷锁,不是一个母亲、一个妻子、一个女儿,就仅仅做她自己。
但我也明白,没有如果,我们唯有加倍珍惜往后有限的时光,互相陪伴,理解彼此、拥抱彼此,慢慢成为更好的自己。
编辑 | 唐糖    运营 | 嘉宇     实习 | 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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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5-13 10:31 AM | 显示全部楼层

寿喜烧和炸酱面,是我和她一期一会的见证 | 人间有味

 李朝露 人间theLivings  2022-05-13 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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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一生只要有一次爱情就够了。现在我有工作,有猫,有很多朋友,每天能吃到很多好吃的东西,已经比任何时候都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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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golo




人间有味丨连载



2022年北京冬奥会结束后,日本老朋友洋子给我发来一封电邮。

“我听新闻上说,北京奥运村食堂提供600多道菜,这让我想念起以前吃过的中国菜,特别是你做的炸酱面。5月份我要去医院去做乳腺复查,如果身体没问题了,打算去一趟中国……”

我们已经有近5年没见面了,透过文字,我又怀念起与洋子在昆明的那段“一期一会”(是由日本茶道发展而来的词语。指的是人的一生中可能只能够和对方见面一次,因而要以最好的方式对待对方)的时光,也怀念起她做的寿喜烧,想起那些与寿喜烧有关的人生悲欢。



1


2008年5月底,即将大学毕业的我,在昆明找到一份实习工作。为方便通勤,我决定从宿舍搬出来,到公司附近租房子。

我的学校跟昆明离得不远不近,以前只和朋友走马观花地逛过几次,对这个城市还是很陌生。那个春风涌动的晚上,我独自坐着公交车,拉着一小箱简单的行李,在一个名为“文化巷”的站点下了车。这里似乎是年轻人的聚集地,整条巷子遍布着酒吧、时装店、饰品店和异国风味的餐厅,红男绿女和不同人种、肤色的人在巷子里熟络地穿梭。按照和洋子电话中约好的地点,我走进巷子里一家小饮品店,局促地在进门处坐下。

看着窗外的街市涌动着热闹的气息,我内心却生出一阵阵难以言说的孤独感。就在我胡思乱想之际,一位高个子女性走进饮品店,在门口驻足张望。她大概30来岁,长脸杏眼,画着淡妆,戴一副玳瑁眼镜,神色友善,虽衣着朴素,却显得舒适得体。

我大概猜到她是谁,赶紧站起来,小心翼翼地朝她挥手。

“你是小李吗?”她冲我走来,微微弯了下腰,用带口音的中国话对我说,“你好,我是洋子。”

洋子是我在本地网站上找住处时认识的日本留学生。她在附近的中档小区租住着一套两室一厅,说室友刚搬走,正需要一个合租人。从她发给我的照片来看,房子宽敞又舒适,从家具到布置都很用心,而且租金每月只要1200元,是我这个初涉社会的新人能负担得起的。于是,我没有再看别家,直接下了定金。

我是慢热的性子,看到陌生人便不知该说什么。察觉到我的尴尬,洋子微笑地建议道:“你饿不饿?有没有吃晚饭?”

听我说“还没有”,她站起身来,一把拉过我的小行李箱:“走吧,我们去对面吃寿喜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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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明生活了一个月后,我对周边逐渐熟悉起来。这是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物价、房价都不高,气候温暖舒适。走在街上,特别是大学附近,会发现不少异邦的面孔。

洋子也是其中之一。2003年,她只身来到中国读书,我们俩认识的时候,她已经在昆明生活了4年多。她的普通话应付日常交流已经不成问题,但不算标准,偶尔会有语法错误。有时表达不清楚时,她便会自嘲道:“好些年轻人来中国后,过一两年口语就很流利了,而我学了这么多年,还是讲得不太好。”

虽然没什么语言天赋,但性格开朗随和的洋子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昆明通”,尤其是对于本地的美食,能如数家珍。为了让初来乍到的我熟悉环境,她带着我几乎吃遍了昆明好吃的店。

开在小区楼下的小餐厅,经营实惠又可口的本地大众菜,是洋子在工作日最常光顾的。他们家的招牌菜是“老奶洋芋”,是把蒸熟捣烂的土豆搭配辣椒面、酸菜、小葱等佐料,用猪油大火炒制而成,口感香辣耙糯,好吃得让人连送两碗饭仍放不下筷子。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洋子就告诉我:“在云南,所有用土豆做的菜都好吃。”

两条街外的傣味餐馆,也是洋子的最爱之一,她每次招待客人都去那家。作为我认识的外国人里最能吃辣的一个,洋子倾心于冲击味蕾的“鬼鸡”。这道菜既有好几种天然香辛料的酸辣刺激,又有鸡肉朴素的清香,两者互相调和交融,是地道的东南亚风味。店里的另一道菜“火烧舂茄子”也有着相似的滋味,只把鸡肉换成烤过的茄子,便成了一道爽口的素菜。洋子吃着茄子,感慨地说:“日本没有这样的味道。”

“别说日本了,我一个中国北方人,从小到大也只吃过红烧茄子、炸茄盒。”我说。

“我的中文老师说,‘从对食物的处理方法就能看出,人与人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不同’。”好学生洋子认真地说。

“作为食客,什么都能吃,不挑食,也是一种挺不错的天赋。”

我们彼此心照不宣地笑了笑,继续低头干饭。

每周五下班,我们都会坐20分钟公交车,去一家“宝藏”串串小店吃饭。它坐落在偏僻的街边,却总是挤满了本地人。1角一串,锅底不要钱,我们两个人美美地烫顿串串火锅,吃到饱,一数钎子,只要20块钱。

还有豆花米线、焖肉米线、肠旺米线、罐罐米线等数不清种类的米线,以及红豆酸菜汤、烤饵块、稀豆粉等地方小吃,这些好吃的店虽然散布在昆明的街角巷边,但对于有多年外食经验的洋子来说,再犄角旮旯的位置,她也不会记错。

通常工作日午休的时间很赶,洋子隔三差五就会拿个不锈钢饭盒下楼去,到对面巷子里的小摊儿上买点吃的,简单对付一顿饭。那里的手推车蛋炒饭、洋芋焖饭、麻辣小面,都是被她“盖章”的美味。

“买洋芋焖饭的时候,记得请老板多给点腌萝卜。他家的腌萝卜好吃。”洋子总叮嘱我。

因为去的次数频繁,谈吐也非常有礼貌,所以洋子跟附近餐馆、小摊的老板都相熟,不光腌萝卜会多给,就连米线的浇头都比别人多一点。

“洋子,你太会吃了。”每次我被她带去好吃的店时,都会由衷地称赞她。

“我国中时的梦想是当个‘环游世界的美食家’,现在看来,成功了一小半。”她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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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洋子的感情也在一日三餐中迅速亲密起来。

洋子告诉我,她从2005年开始就在一家外贸公司兼职做日语培训。虽然工资一般,但她物欲不高,在日本时也有些积蓄,因此生活还算舒适满意。

她养了两只猫,取名皮皮和果果。洋子说它们是前室友捡来的,但那姑娘养猫的新鲜劲一过,便把它们冷落了。于是洋子只好亲自照顾猫,慢慢地,她也就成了猫咪真正的主人。

那只叫皮皮的长毛胖橘猫,个性有些孤僻,却唯独黏着洋子,喜欢乖乖趴在她的肩头,而洋子也对它特别宠溺。

洋子每天花大量时间学习中文,进度很慢,但态度认真。遇到难题的时候,她就一边思考,一边点上支“中南海”,按她的话说,这烟“很清淡又价格便宜”,在她心目中的地位已经取代了韩国的“爱喜”。昆明已然成为她第二个家,她没有回国的打算,“如果签证没问题,我会一直留在中国”。

以她的年纪还在留学,在周围是个特例,但她坦然处之,像个大姐姐一样照顾大家。

她似乎没有结婚,也没有男朋友,来中国前的经历她几乎从不提,我也不主动多问——这并不妨碍我们成为挚友。

除我以外,洋子在昆明的朋友众多,涵盖了不同的年龄阶段与国籍。“无论是交朋友还是做事,都要宽以待人,严以律己”,这是她教会我的道理。



2


和洋子做室友的第二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这使得我俩的关系比“饭搭子”又更近了一步。

洋子的生日在3月,我想感谢她平日的照顾,又没什么钱买贵重的礼物,想来想去,花了一周时间手工缝了一个帆布包送给她。最后,为了看起来更美观,我又在包上缝了一颗大大的红色爱心。

洋子非常喜爱这只包,次日便开心地背着它去上课。可是,没过多久,她突然悄悄把包收了起来,不再背了。我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倒是她主动跟我解释:“我背着包走在街上,受到了误会,有一些不友善的指点。虽然不能再背了,但是我会把它好好保存起来的。”

原来,白色帆布包上那颗红色爱心,被我剪得有点胖,背起来后如果不仔细看的话,视觉效果有些像日本国旗。身为日本人的她,对于此类事十分敏感,甚至有些过度小心。她歉然地跟我说:“我来中国以后,才知道侵华战争的事。在国内,我们从小就被大人隐瞒着。得知真相后,我很难过。”

洋子没有跟我细说那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但现在回想起来,她应该是遭受了陌生人的指责或者言语攻击。通过这件事,我意识到,在乎别人看法的她,在中国生活得并不容易。一边是她喜爱的中国,一边是自己的国籍,这种内外交织的矛盾、差异,虽然很少反映在日常行为上,但仍能从某些事物上看出端倪——比如她对于食物的态度。

随着接触日益加深,我发现洋子虽以极大的包容度接纳了中餐,但内心仍恪守着对于家乡菜的思念。

当时,昆明满大街都是影碟店,我们经常去店里租各国的电影、电视剧碟片看。2009年6月,我们租了一部名为《料理仙姬》的日剧,主演是苍井优。晚上一起看剧时,洋子有所感触地告诉我:“我爸爸也最爱吃山药饭了。把生山药研磨成泥,直接倒在饭上,再浇上酱油就可以吃了。”

她笑着用双手在空中比划了一个磨山药的动作:“小时候,每次他说要吃山药饭,我和妹妹都抢着去磨山药。对于小孩子来说,磨山药是很有趣的工作。而且,看着爸爸吃自己亲手磨出来的山药饭,心里特别快乐自豪。”

那是洋子第一次主动跟我提起自己的家人,口气中有思念,也有些许愧疚,说到最后,似乎微微哽咽,跟平时冷静的她完全不同。

也许只有面对熟悉的家乡菜时,她才会真正打开心扉,向我展示她真实的内心。即便如今我们分别已久,但只要一想起她,我脑海里下意识出现的,并不是我们一起吃过成千上百次的昆明菜,而是每逢聚会、过节时,她亲手煮的日本料理。

其中,“寿喜烧”是最为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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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喜烧是一种日式酱汁牛肉火锅,每次家里有聚会的时候,洋子必定会制作这道菜。

首先在平底铁锅里化开牛油,再加入洋葱丝翻炒至透明,香味飘出后放牛肉,倒入甜酱汁烹煮。开锅后,就可以一边吃牛肉,一边继续加菜、加肉、加酱汁。吃到最后加入一碗乌冬面,便是完美的收尾。

每次吃寿喜烧时,洋子都亲自负责从头到尾的每个制作流程,就算偶尔在日料餐馆外食,她也会谢绝服务员的帮忙,自己动手做。

她根据我们消灭食物的速度,精确拿捏加肉和倒酱汁的时机,仔细地补充大葱、豆腐、魔芋丝等食材,并在大家都吃得很饱之前,适时放入乌冬面。在她手中,每一样食材都有自己的固定摆放位置,放入锅里的先后次序也有讲究。她说“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规矩”,食材煮好后,在碗里打一颗生的无菌蛋蘸着吃,这也是洋子传授的必要步骤——据说生蛋液可以调和口感、香气,同时能给滚烫的食物降温,类似于四川火锅蘸香油碟的作用,防止烫伤口腔和食道。

在制作类似家乡料理的时候,洋子的态度绝对是一丝不苟的。我唯一一次惹她生气,就是因为学做炸猪排的时候手法太过随意,总不按照她教的步骤来。当时,她严厉地对我说:“错了!不可以这样!”那一反常态的样子,让我吃了一惊。

对于她来说,做日式炸猪排,必须“先拍面粉,再蘸蛋液,最后裹面包糠”。这3个步骤就像牛顿定律,只有这样,“才能完美地制作出外壳完整酥脆、不松散的炸猪排”。反之,如果一上来就毫不在意地先蘸了蛋液,就是犯了大忌,做不成好的炸猪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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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做菜教学上不留情面之外,其余的时候,洋子都是个温柔的人。那种温柔并非刻意而为,而是通过不经意的举动,自然而然地给人带来的感受。

处于转正期的我工作很拼命,有时会熬夜通宵。有好几次熬完夜的清晨,我都会在厨房发现她给我留着当宵夜的饭团。饭团用保鲜膜包得好好的,里面掺着鱼籽香松,包着酸梅干等内馅,虽然是冷的,但吃起来很美味。

2010年的农历新年,我因为工作缘故没法回家。除夕晚上闲着没事干,洋子就用房东留下的那台老式烤面包机给我烤年糕吃。白白的年糕烤到焦黄鼓起爆开后,刷上酱油,用海苔裹起来送到嘴里,一口咬下去外焦里嫩,香气四溢。

我们俩站在小小的厨房里,安静地边吃边聊,年也就慢慢过去了。



3


多亏了洋子,让那时身处异乡的我,不仅没有感受到过孤独,还因为她收获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友谊,也从形形色色的朋友们身上认识到了世界的多元,这些是在学校里十几年也学不到的东西。

我们经常举办家庭聚会,为了减轻主人的劳动,客人们通常带着各自的拿手菜上门:越南人拿来鲜虾、蔬菜和春卷皮,给大家现包现吃;老挝人会带一整个青芒果来做沙拉;香港人善于做煲仔饭;美国人直接端来一锅奶油意面,有时还有甜腻的杯子蛋糕——只有韩国人经常空手来,不过也没人介意。所有的菜热热闹闹地摆一桌子,大家无拘无束地聊天喝酒,放肆大笑,玩抽鬼牌之类的游戏,每个人都会说中文,所以交流一点不成问题。

2010年的元旦家庭聚会,是参加人数最多、最热闹的一次。聚会地点还是在我们家,洋子做了寿喜烧、散寿司,又和几个朋友花了一下午时间,炸了一大盘芝士流心可乐饼。一直都只管吃、在厨房没有什么作为的我,也忍不住想要秀一手中国菜。可惜当时的我是个厨渣,太复杂的菜不会煮,绞尽脑汁,索性就做了自己最爱的炸酱面。

我搜索着记忆里我爸的手法。我爸是天津人,手艺跟京派炸酱面做法截然不同,他告诉我炸酱面好吃的秘籍就是“肥肉多放、糖多放”,因为面酱偏咸,得调和成偏甜口的,再加上猪油的香味,才会鲜美好吃。我先在锅里炸香八角和姜蒜,再煸炒五花肉块,接着把胡萝卜、豆腐干、洋葱切丁,一起下锅爆香。等肉末焦黄出油,蔬菜豆干水分煸干后,加入甜面酱、酱油和几勺白糖,翻炒几下后加热水,小火慢慢熬煮至酱汁黏稠,炸酱便做好了。

“这个真的很好吃。”洋子特别喜欢吃我的炸酱面,我原本以为这话只是出于日本人的礼貌客套,但后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她好几次主动请我做炸酱面给她吃,而且每次我煮的时候,她都站在旁边认真学习,还用自豪的口气向她的朋友安利。

不过到底是我的手艺好,还是她没吃过其他的炸酱面,便不得而知了。现在回想起来,无论是帆布包还是炸酱面,我为她做过的事情其实很少。但每件事她都铭记在心,至今也还会提起。

12年前的那个画面一直清晰地刻在我的脑海里:餐桌上,洋子的寿喜锅还在翻滚,我的炸酱面热腾腾刚上桌,天南海北的朋友们热热闹闹地聊天吃饭,夜已深,但谁也不想走。

那是记忆中最完美的,也是最后的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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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洋子突然消失了几天。她说是因为工作,我就没想太多。几天后,她平安回家,我们继续像往常一样平静地生活。

月底,我突然遇到了意外的状况,几年不联系的前男友突然来了昆明,想跟我复合。

我们曾是社团认识的大学同学,谈了3年的恋爱,可最终他劈腿了,我就选择了分手。

“我来昆明工作,是因为你在这儿。”他反复跟我说,“其实分手后我一直都在后悔。”

在他的不停恳求中,我陷入了犹豫——就在这个月初,公司领导找到我,说有一个不错的职位空缺,上升空间很大,但工作地点在北京,问我考不考虑过去。北京很具吸引力,但它实在太远,也太大,过去之后我便举目无亲了。前男友的出现,让不理智的念头从我心底一点点冒了出来——毕竟,放弃这次工作机会,舒适地在昆明躺平,是一个不费吹灰之力的选择。

“其实不去北京,留在昆明工作挺好的,也不用跟大家分开了。你说呢?”周五下班后,跟洋子一起去影碟店租片子时,我把这个想法跟她讲了。

“别那么快做决定吧。”洋子沉默了一会儿说。“工作的事先放在一边,今晚就好好放松下,周末你再好好考虑。”

周五晚上是我们固定的“追剧之夜”,我记得那天洋子租了《魔幻手机》,她最爱看的电视剧。而我喜欢堺雅人,选了一部他参演的大河剧《新选组》。

我俩像往常一样,一起追剧到半夜,又下楼买了两碗肠旺米线回来当宵夜。我尽量不去想白天的那些烦心事,虽然我已经预感到自己会做出什么决定,它也许并不明智,这让我着实开心不起来。

洋子好像也有点落寞,吃完了米线,她点了一支烟,窝在灯光幽暗的沙发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聊天。

“你之前去哪儿出差了?”聊着聊着,我随口问道。

“我去北京了。不是出差,是去见前夫。”她慢悠悠地说。

“你结过婚?”我惊讶地看着她,这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

“都40岁了,结过婚不奇怪吧。”她笑着说。

“你40岁了?完全看不出来。”

“对了。我还吃了北京炸酱面,不如你做的好吃。”

那晚,在昆明的家里,洋子破天荒地跟我讲了她在日本的往事。



4


1992年,洋子从短期大学毕业后,陷入了一段漫长的迷茫期。虽然年纪轻轻,但却觉得人生没有方向,沉寂如死水一般。朋友们大多没命地读书深造,不想考学的去做派遣工,余下的则早早结婚成家。

带着彷徨不定的心情,洋子做了3年的办公室文员,“每日重复着毫无意义的枯燥工作”。

1995年,她被派遣到一家文具公司做电脑工作,其实跟之前也差不了多少。在这期间,她谈过几次恋爱,但最后都无疾而终。

两年后,洋子下决心辞职,并对家人宣布说自己“想去长途旅行”。

父母对此十分不开心,因为洋子已到了嫁人的年纪,却一直找借口不去相亲,让他们有些发愁。可是,他们也没有阻止,毕竟女儿从学生时期就很独立,要做什么只是知会他们一声,就自己去做了。

1998年1月2日,洋子离开家,踏上旅程。刚开始,一切都出乎意料地顺利,她搭顺风车途经了好几个城市,不料在路过池袋的时候,却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病,只得在当地的姑姑家寄住。一周后,她恢复得差不多了,本可以继续上路,但独居的姑姑挽留她再多住些时日。洋子说,“生病这件事无疑像是一个信号”。

究竟是在池袋结束旅行回到家里过父母安排好的生活,还是鼓起剩余不多的勇气,继续旅行下去?正在犹豫不决之时,她在姑姑家门口一头撞上了给小货车卸货的松——帮他捡起滚落一地的货物后,为了表示谢意,他从货箱里拿了一瓶中国产的饮料递给洋子。

那次的初遇,让洋子察觉到了松身上与众不同的气质,并不可自拔地爱上了他。

“我发现他会在固定时间给附近超市送货,便特意提前去等他。没多久,我们变得熟络起来。我得知他比我小1岁,家乡在中国福建,1年多前来到日本,在亲戚开的汽车维修店里工作,晚上帮人开小货车。”

好几次“偶遇”之后,松也开始留意起洋子来。在她的主动出击下,两人很快便开始以情侣的身份约会。

洋子很难说清楚自己为何对松着迷。

“他从不特意打扮修饰,但是看着干净清爽。日本话说得马马虎虎,有时会夹杂着听不懂的中文,可我觉得那个发音很好听。他谈吐举止直爽大胆,不拘小节,从第一次见面就不用敬语,跟我认识的日本男生完全不一样。

“他非常努力,每个月打两三份工,发薪后只留下生活费,其余寄回国内给父母。因为时间都花在工作上,池袋有名的景点、酒吧、歌厅等场所,他几乎从没体验过。

“跟我恋爱时,为了节省约会费用,他会从超市买来食材,在自己家里做饭给我吃。我第一次吃的中国料理是他做的‘笋干烧肉’,油盐放得比日本菜要重,但我吃得很干净,就连炝锅的葱也吃掉了。‘你真的不挑食诶。’这是他经常夸奖我的话。”

两人交往的第一个月是最甜蜜幸福的日子,洋子彻底没了继续旅行的念头。可是好景不长,松的老板被卷入了一场诈骗纠纷,在案子结束前,他的工作签证基本续签无望了。“要是实在是无计可施,也只能接受现实,也许最近就要准备回国了。”松无奈地一五一十地将实情告诉洋子。

洋子表面上没说什么,背地里却大哭了一场。

此时,她已经在姑姑家住了1个半月,妈妈多次打电话来催她回家,“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闲晃,像什么样子?爸爸给你找了一个相亲对象,是在政府机构上班的,你这次一定要抓住机会”。

挂掉电话的洋子,“心里难受得像是被利爪攥住一般”。

“难道我的人生就这样了?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可是我马上就要失去它了。”

对于当时20多岁的洋子来说,这种事情是绝对无法承受的。她关起房门,想了整整一天一夜,然后发了条简讯问松,问他:“要不要跟我结婚(留在日本)试试?”松看到消息后吓了一跳,他知道洋子很喜欢他,但没想到她会做到如此地步。虽然两个人在交往中,可毕竟只认识了1个月。

他打电话过去,洋子坦白地说:“我不想跟你分开,跟这个比起来,其他的都不重要。”电话另一头松的沉默,让她紧张到发抖,几乎连手机都快抓不住了。

洋子明白,松并不像自己爱他那样爱自己。在他心中激战的,是对金钱的欲望与道德感。

他曾说过,父母是渔民,他的家族并不富裕,下面还有弟妹在上学。为了让他来日本,家里已经借了一笔钱。如果现在他无功而返,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沉重的打击。

洋子知道利用对方的窘境提出结婚的自己,看上去既疯狂又狡猾。但她只能安慰自己:“如果互相利用能让我们摆脱自己不喜欢的生活,又有何不妥呢?”

松内心的动摇,抵不住洋子执着的坚持,眼看回国日期渐渐临近,最终还是松口了。

递交结婚申请书需要亲属盖章做保,在洋子的再三拜托下,她的姑姑答应了做保证人。

“我做了这个,弟弟会恨我一辈子的。但如果不做,你会恨我一辈子。可我还是比较喜欢你,所以我不想让你恨我一辈子。”姑姑在结婚书上盖自己的姓名印章后对她说,“事已至此,今后就算遇到再大的困难,也要靠你自己撑过去了。”

领结婚证没有太繁琐的手续,基本上只要开具未婚证明便可以。

1998年5月,办理结婚手续那天,两人在照相室外等候。突然,松把头凑近洋子的耳朵,忧心忡忡地低声问:“我们真的要这么做吗?要是万一有天我得回国,你不介意吗?”

洋子被幸福冲昏了头,像爱情故事里的女二号一样傻乎乎地说:“如果你以后也没办法死心塌地爱上我,我会笑着让你离开的。”

接下来就是办理签证的例行步骤,大约2个月后,松拿到了“在留资格”,正式有了日本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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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家里跟洋子彻底决裂了。

父亲跟她在电话里大吵了几次,母亲当然站在父亲的一边,但看到洋子意志坚决,她知道拗不过,便也没有多说什么。

“实际上,我知道她心里失望到极点。”洋子说。

1998年6月,松租了一间小小的二居室作为他们的新家,洋子没给父母透露地址,“当然他们也并不想来”。

3个月后,妹妹突然坐车来池袋看他们。松有些紧张,一下班回家就张罗着煮饭烧菜,还点了寿司外卖。妹妹坐在榻榻米上跟洋子聊天,一直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

“姐夫会做饭?”她悄悄对洋子说,“怪不得你非要跟他在一起,毕竟你从小就是个‘吃货’呀。记得你国中的志向吗?说要做什么‘环游世界的美食家’呢。”

“爸妈怎么样?”洋子顾不上她的揶揄,小心翼翼地问。

“妈妈哭了几次。爸爸一提你就发火,他说已经放弃你了。”妹妹说着,把一个小包递给她,洋子打开发现竟是厚厚一叠日元。

“妈妈偷偷交给我的。她让我告诉你‘要是认定了那个人,就好好过吧’。你可别让她再失望,一定要幸福啊。”

那天,妹妹不顾挽留,当晚就坐车离开了。



5


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时间久了,洋子慢慢地明白过来,自己之前的自信,也许是盲目乐观。

婚姻是件复杂的事,成为中日夫妻的他们,有一种极不自然的别扭感。

“有必要花一早晨时间化妆,还每天都费力气护理头发吗?”

“不喜欢的事情,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来?”

松的种种质疑让洋子手足无措,那是她从小到大的生存方式,想要改变非常困难。

同时,洋子也有不理解松的地方。比如,他经常二话不说就借钱给同乡,而洋子接受的教育是“想要友情长久,就要不借钱给朋友”。有次洋子说出了自己的意见,松认为是“感情淡薄”,这让洋子感觉很委屈。

在所有矛盾中,最让她信心受到打击的,是松对于日本料理的态度。

婚前,她对自己的料理水平很有信心,家人和朋友都说“洋子煮饭特别用心,做的饭很好吃”。可没想到结婚后,一日三餐成了个大问题。

洋子做早饭会按日本传统煮味噌汤和米饭,时间充裕时也会煎蛋卷,烤青花鱼。可松才吃几天就说“吃腻了”,从冰箱里拿剩下的面包啃几口就转身出门工作了,只剩她一人坐在桌前,对着慢慢变冷的汤发呆。

洋子会做的几样菜,都是从妈妈那学来的传统料理,但松对它们统统不感冒,这让她陷入了苦恼。

“中国人早上吃什么?”那天晚上睡觉前,洋子问松。

“说了你也听不懂。”话虽如此,松还是用中文说了几样老家的食物,又描述了它们的味道。

“虽然想象不出来,但听上去很好吃。”

“好久没吃了啊。”松没了兴致,叹了口气,转过身去睡了。

1999年的元旦,洋子的妈妈打电话来,询问她的近况。要强的洋子只说两个人过得很好,妈妈听了似乎很高兴。要挂掉电话时,妈妈提醒她说:“今天买点牛肉,煮寿喜锅吧。”

洋子这才想起来,新年吃寿喜锅,是家里雷打不动的传统。她立刻振作起来,去超市买了2盒平时不舍得吃的高级和牛,回家就开始做寿喜锅。松一言不发地看着她融化牛油,煮酱汁,过了一会儿问她“需不需要帮忙”。

“他爱吃牛肉,所以我确信他应该不会拒绝这道菜。”果不其然,他们不但消灭了所有的蔬菜和肉,还用剩下的汤汁煮了乌冬面,松连面条也吃得干干净净。

“你爱吃这个?”洋子有点吃惊地问他。

松点点头说:“下次再做这个吧。”

两人都笑了,那是结婚后洋子最开心的一天。

从那以后,每当丈夫没来由地露出抑郁寡欢的样子时,洋子便会煮寿喜锅做晚餐,松每次都会把最后的乌冬面都吃光。

可即便如此,“寿喜锅”不过是婚姻沉没前的稻草。多巴胺带来的短暂愉悦,并不足以维持他们的感情。整整一年里,两人的话题越来越少,“松有时一天也没有主动跟我说过一句话”。

洋子以为松心情不好,但是路过超市的时候,又看见他和中国籍店员们聊得热闹,肆无忌惮,有说有笑。洋子远远看着,怔怔地出了神,他们说的中文她一句也听不懂。那样的丈夫对于她来说很陌生,仿佛来自另外一个平行世界。而当松回到家面对洋子的时候,就又变成这个世界的他了,一言不发。洋子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只能把这些归结为松的思乡病:“当时我想,如果我能够听懂中文的话,大概他就会更喜欢说话了吧?但始终也没敢问他。”

2000年1月1日,是他们婚后的第二个新年。“刚坐上餐桌,松就开口说,想要离婚”。

松说,他的大舅做生意发迹了,手边正缺个可信的帮手,打算带上他一起把生意做大。父母本意让他春节前回国,但他推说工作走不开,把时间往后推了推。洋子心里清楚,跟她在日本结婚的事,松并没有告诉国内家里的长辈,他总说‘过阵子再讲’,可这一拖就是2年。

松对她交代说:“结婚后,我每月都会存下一笔钱,存折交给你支配。之前借的钱也在里面,我只要回来一部分——果然当时应该听你的。”

“房租我缴了一年,你可以继续住,不住也可以转掉。等我处理完工作的事,就得回去了。我父母年纪大了,他们都是传统守旧的人……你还年轻,性格又温柔,一定还有比我更合适的男人。而且就算离了婚,我们以后仍能做朋友,你说呢?”

被炉桌上的寿喜锅仍然微沸,散发出葱的甘甜、混合酱汁的肉香,碗里雪白的乌冬面还没有下锅。日光灯镇定地散发着白光,松大口猛吸香烟,不停地说着什么,洋子觉得那天他的话比之前一年说的都多。

这幕景象一直定格在她心里。她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可以跟你一起回中国,好吗?”洋子鼓起全部勇气,从喉咙里挤出这句话。

松口中的咀嚼停顿了一下,但只有短短的半秒钟。然后,他又开始继续吃牛肉,吃茼蒿,吃热乎乎的豆腐。吃了大概有5分钟的时间,他从胸口发出一声喟叹,放下手中的筷子,似乎不知道该怎么说。

“对不起……”



6


离婚前后的事,洋子没有细讲。

因为松工作的地方实在太缺人手,他直到2000年底才回国。如之前所说的一样,他净身出户,除了留下离婚书,没带走家里任何东西和财产。

洋子一个人留了下来。她对我说,松走后的那段时间,她每天拼命工作,只要时间不冲突,工资不低,从家教到代驾司机、搬家队、夜间便利店收银员,她什么工作都接,所以倒也顾不上难过。她说自己“白天拼命赚钱,晚上去上HSK(汉语水平考试)培训班,坐电车通勤时也在念书”,吃饭睡觉的时间几乎都没有。

“当时我心里有一个计划——我以前从来没有过那样清晰、冷静的想法。”

转眼又是2年下来,洋子攒下了不少钱,再加上松留下来的,她的存款史无前例的丰厚,不过人也消瘦了不少。

“离婚后第一年,我姑姑几次来家里看到我的时候,都差点哭了。可能我看起来很糟糕吧,毕竟实在太累了。到了第二年,我才开始慢慢恢复了,缩短了工作时间,尽量让自己多吃东西。”

在那段时间里,洋子联络上了在中国工作的老朋友,开始在对方的指导下申请中国的大学。

2003年8月初,她收到了昆明一所大学留学生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她退掉了跟松一起生活过的出租屋,拿着去中国的机票,离开了日本和自己的家人。之所以选择昆明,是因为“以前的朋友在这里念书”,而且,她也不敢直接去松所在的城市。

“我从没出过国,在东京成田机场候机时,紧张得快疯了。我只好在心里给自己打气,‘能学习中文就好,剩下的事慢慢来’。说不定等我学会了中文,松就会慢慢接受我,我们的关系或许还有一丝挽留的余地。”洋子抱着这样的想法踏上了飞机,不到半天时间,她已经身处异国他乡,“以前我总觉得中国很远,但飞行的时间比我预想的要短。”

“这个地方更热,空气的味道也不一样。我常想,只有1个小时时差的两个国度,为什么能有如此大的差别呢?人们的面孔虽跟我在日本看到的没差多少,却能明显地感受到气质的不同。我原以为松是个奇特的男人,但在中国,好像大多数男人都像松,他们有着同样的举止表情。”

内心的震动归于平静后,洋子对松的思念渐渐由强烈转为平淡。“我感谢自己能鼓起勇气来到中国。否则,我这辈子也不会走出28岁跟松相遇的那天。”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抱着学习的心态开始了留学生生涯。“这里的一切都热闹而有活力,我感觉自己从一潭死水中跳了出来,我喜欢这里。”

“他现在怎么样呢?”我问。

“当年他跟着舅舅去了北京,现在在那做着一家店的副店长。2002年他跟一个北京女孩结婚了,今年孩子上小学了。”洋子口吻平静地说。

松跟洋子偶尔在手机上联系,像普通朋友那样平淡相处。他们每年会抽空飞去对方的城市一两次,在咖啡店之类的地方见一面,聊一聊近况和往事。松的妻子知道洋子的存在,对于这种见面,她很通情达理地默许了。

2006年,洋子的父亲在一场事故中过世,洋子回家服丧后,又继续回中国念书。那时她的妹妹早已成家生子,日本的朋友们也都是类似的情况,只有洋子仍旧一直保持单身,甚至没有交往对象。

“有的人一生只要有一次爱情就够了。现在我有工作,有猫,有很多朋友,每天能吃到很多好吃的东西,已经比任何时候都幸福了。”洋子说完她的故事,把烟在烟灰缸里按灭。

那时她脸上的微笑,也铭刻在了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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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底,我下定决心离开昆明,并删掉了前男友的联系方式。

飞去北京前一天的晚餐,是在文化巷里的小日本料理店吃的,只有我和洋子两个人,她坚持要请客。我们点了寿喜锅和一些别的菜,像平常一样聊着天。洋子没有说什么特别的话,只是一个劲儿地往我的碗里夹牛肉,至于她自己,那天几乎没有吃什么东西。

我对她说,我是听了她的故事以后,才下定决心去北京的:“人总归要自己去闯一闯,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你说对吧?”

“你是我认识的最棒的女孩子。”她点点头,笑着说。



7


自那次离别后,我们只见过一次面——2016年,洋子旅游时转机途经我的城市,约了我在咖啡馆见面。再会时,我已经结婚,孩子也有1岁多了。而她的样貌、妆容还跟多年前一样,几乎没有太大的改变。

我们来了个大大的拥抱后,笑嘻嘻地落座寒暄叙旧。

“你真的有眼光啊,当年堺雅人还是新人时你就喜欢他吧?现在他在日本火得不得了。”

“小声点,暴露年龄了啊。”

我们调侃了一番后,话题渐渐转为严肃。

她说,因为近几年政策的变动,昆明的留学生越来越少。当年聚在一起吃饭的朋友们,也大多签证到期陆续回国。大家就此诀别,散落在天涯海角,从前的聚会再也不会有了。“当年我们常去的那些店,也差不多都拆的拆,关门的关门了”。

在她带着失落的描述中,我得知记忆中的昆明早已经物是人非,无论是我们工作日的“小食堂”,还是总多给萝卜干的小摊贩,抑或是坐在小板凳上吃的串串店,那些味道都消失在了城市的洪流中。

“我也没怎么再跟松联系了。”洋子端起冰咖啡,喝了一口说,“近几年生意挺不好做,他老婆又生了二胎,上有老下有小一大家子要养,还有房子要供,实在是应顾不暇。”

“这是他自己选的路,总要负责到底。”我心里莫名有些舒畅。

这次会面后不久,洋子也回了日本。她母亲年龄已经大了,行动有些不便,需要人照顾,于是她搬回去跟母亲一起生活。回国时,她把4只猫咪一起带走了(果果意外怀孕,生了两只小猫)。对于她来说,它们就是她的“孩子”。

2020年底,洋子发电邮告诉我,自己得了乳腺癌,先后切掉了两侧的乳房。她住院期间,皮皮的糖尿病病发,在她出院不久后去世了。当时皮皮应该近20岁,已经是很长寿的猫了。洋子感情含蓄,很少直抒胸臆,但那次她忍不住对我流露出深深的悲伤,“真是太伤心了”。

“我守着它到最后,到现在我也忘不了那时的情景。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和亲人,珍惜一期一会的缘分。”

好在,直到如今,洋子的身体状况恢复得不错,癌症没有再复发。

我们保持着隔段时间互发邮件问候的习惯,她偶尔会给我打来越洋电话,节日从不忘记发来短信问候。

“我最近也给家人做了炸酱面,”她在电话里说,“我跟他们说,还是你做的最好吃。”

“寿喜锅也是我家孩子最喜欢的,但我做不出你的味道。”我说,“有空我带她们去日本,请你亲自做给她们吃吧。”

(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唐糖    运营 | 嘉宇    实习 | 雅坤



李 朝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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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7-16 01:35 PM | 显示全部楼层

研究所院里的留美博士,和她的社会主义馄饨摊丨人间有味

 不贰爷们 人间theLivings 2022-07-15 08:05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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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留美化学博士,手头上就有当时监管并不严格的各种剧毒氰化物。她要想投毒,还用拐弯抹角地去开个馄饨摊等警察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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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golo




人间有味丨连载



今年春末,看到馄饨妈妈驾鹤西去的讣告时,才发现,我居然也有泪腺,还挺发达。

其实,与馄饨妈妈相处的时光中,我还不太记事。有关她的故事,都是我妈一遍遍地讲给我听的,讲述着我们当年有多混蛋,更讲述着这位史上学历最高的馄饨摊摊主“自甘平庸”又令人钦佩的一生。



1


馄饨妈妈年轻时的模样,我都记不太清了,但时常能想起铁皮房馄饨摊的一个场景:

一脸盆皮儿薄馅儿大的馄饨,飘着香气,汤面泛着油花,在一群脏得只露俩眼珠子的小家伙面前飘过。馄饨妈妈举起一双雪白纤细的手,简单粗暴地拨开那些举起碟子的小黑爪儿,跟着便是一声怒喝:“都给我洗手去!”

用大号脸盆装,随便吃,管饱,这也是我认为吃馄饨应该有的架势。出生在伟人搞改革开放那一年的我,小时候对“粮票”并没多大概念,但我也知道,当时物资相当匮乏,家里连面条都是老爸去南方出差特意背回来的。馄饨,那绝对是奢侈品,只不过,在馄饨妈妈的铁皮房里,可以不计数,管够,也不用给钱——都是我妈跟人家按月算账的。

馄饨妈妈原先并不是开馄饨摊的,而是我爸的上级领导,一位80年代归国的留美博士。

那个年代,即使在我爸他们这种中科院直属的研究所里,大学生也并不多见,更别说留美博士了。馄饨妈妈是科研领军人物,多次去人民大会堂被中央领导接见。大家之所以叫她“馄饨妈妈”,只是因为她有个儿子姓万,叫做“馄饨”(英文名谐音)。

在中国航天工业刚起步的年代,科研人员在探索过程中也承担着巨大风险。馄饨妈妈和我爸都是搞燃料催化的,馄饨爸爸老万是搞耐火材料的。在80年代中期的一起科研事故中,老万不幸因公殉职。

作为家属院里啥心不操、专心惹祸的熊孩子,大人工作上的事自然与我们无关,而刚刚完成搬迁的研究所又是闹市中的一方净土,里面有山、有湖、有森林,还离海边不远,自然成为了我们撒野的广阔天地。荷枪实弹的警卫连战士,都选择对我们这帮能上天敢入地的熊孩子视而不见,否则,就会惨遭弹弓、石块、炮仗等“轻重武器”的远距离打击。

馄饨是在美国出生的,比我大1岁,中文都说不利索还挺牛X,被我修理几回之后,就乖乖跟我屁股后面当小弟。

馄饨出事那年,是我小学一年级的暑假,也是他爸殉职的第二年。我们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孩子一起蹬着自行车去儿童公园。那年头自行车是家里绝对的“大件”,搁家里偷出来也挺费劲,一辆自行车摞三四个孩子那是常事,警察看到都懒得管。

一整天,我们玩得老开心了。晚上8点多,馄饨妈妈找到我家时,我才想起来,回程时,好像确实没看到馄饨,赶紧下楼扯嗓子把小伙伴们都喊下楼,挨个查自行车上的人数……然后,整个家属大院,连同父亲单位的保卫处、驻军警卫连,都倾巢出动了。

一夜灯火通明,却毫无结果,直到第二天天亮时分,地方公安在儿童公园的人造湖里找到了馄饨,他的脚还被水草死死地缠绕着。

城里长大的孩子,根本不了解水草有多可怕。中文说得不太利索的馄饨,性格又不太合群,他溜下湖中玩水,那些五、六年级的大孩子都没发现。他更不会明白,只要被水草给缠住了,越挣扎就缠得越紧。

那天,不管男孩女孩,只要当天去了儿童公园的,都被家长收拾得一周下不了床,而我更被我妈揍得到现在都还习惯趴着睡觉。最伤心的人,肯定是馄饨妈妈。一个刚刚痛失老公的女人,又不得不面对痛失独子的悲痛。即便她是科研领军人物,祖国的栋梁之材,但她也是个女人,更是个妈妈。

让所有人意外的是,料理完儿子的后事,馄饨妈妈主动跟所里请了长假,又申请使用家属区最角落的一处废弃铁皮房,开了间馄饨摊——她要用这种方式,来祭奠自己的儿子。即使所有人都为她惋惜,连科学院、省市领导都亲自来做她工作,但又有谁能忍心拒绝一位妈妈祭奠儿子的要求呢?

只是,谁也没想到的是,这位史上学历最高的馄饨摊摊主,居然把自己的锦绣前程,全部用来祭奠儿子了。



2


在那个物资紧缺的年代里,父亲单位食堂的伙食也真心不咋地,好在,连家属们也可以几毛钱吃饱。

馄饨妈妈的馄饨摊比所里的食堂更亲民。去她那吃饭的,大人收两毛,孩子们不收钱,都管饱,想吃多少,自己去脸盆里捞。吃完了自己把钱压在脸盆底下就行,因为她根本忙不过来,更不会去查看给没给钱。很多年后,当我第一次体验自助餐时,还在感叹,这自助餐的开山鼻祖,就是我家门口开馄饨摊的。

馄饨摊很小,只有两张大圆桌,但馄饨摊的老板身份实在有些特殊。开张那天,副市长亲自带着领导班子来捧场,所里的各级领导也纷纷前来吃饭,单位保卫处不得不派专人来维持排队秩序。看着这盛大场面,家属院里前去捧场的大人们,干脆自己回家取了几个大号脸盆,装上馄饨后在大街上席地而坐。而我妈和一帮妈妈们,则直接开始帮忙切菜、揉面、包馄饨了。

让所有人无法理解的是,仅有的两张圆桌中,居然有一张连副市长来了都不能用。过了好一阵,馄饨妈妈才道出原委:“我没给我儿子做过几顿饭,要把那张桌子留给孩子们,让他们替他来吃我亲手包的馄饨。”

似乎没有人能拒绝这样的理由。但偏偏就是这句话,让包括我妈在内的所有妈妈们,开始怀疑她的动机。

女人都是天生的福尔摩斯,当福尔摩斯们凑到一起时,她们不仅连犯罪动机都摸得门清,连对策都研究好了。妈妈们自发组织了个稽查队,每天派专人值守在馄饨摊附近,为的就是把那帮解放军战士都拦不住的熊孩子们,阻挡在铁皮房之外。

我妈说,馄饨出事,我必须有责任,那天去儿童公园的所有孩子,一个都跑不了。因为如果不是我们把馄饨遗忘了,他死不了。

那些妈妈们也是这么认为的,毕竟,一位痛失爱子又更精通化学的妈妈,到底会不会用极端的方式,来为自家孩子复仇,谁又能说清楚呢?更让所有妈妈们确认的是,即使馄饨妈妈确实不差钱,更有着国家和研究所对烈士家属的补贴和优惠政策,但在那个每家过年过节才能吃顿饺子的年代里,她又凭什么拿有菜有肉还有面的馄饨免费招待孩子们?

这不就是居心不良吗?

尽管馄饨妈妈百般解释,说是因为看到小家伙们狼吞虎咽的模样,就仿佛看到了自家孩子还活着,还在吃她亲手包的馄饨,而这些与自家孩子年龄相仿的孩子们每长高一点,她就知道自家孩子也该长高了。

然而,无论妈妈们信与不信,又有谁敢用自家孩子的性命作赌注呢?

最明智的方式,显然就是确保自家孩子远离那间铁皮房子,而每位手持棍棒轮流上岗的“稽查队员”,面对任何一位敢于接近铁皮房的孩子,绝对会祭出她们的看家本领。解放军叔叔肯定不会对孩子们出手,但这些护子心切的女人们,那可真能挥着棒子往脑瓜子上削。

于是,在被妈妈们严重妖魔化的影响下,我们这帮从来不怕事儿大的熊孩子们,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变着法子祸害馄饨妈妈。比如,用弹弓将铁皮房子的玻璃窗打碎,没事再捉条水蛇、丢两只癞蛤蟆进去,吓得人家抱头逃窜,甚至爬到铁皮房顶掏个窟窿往馄饨锅里撒尿,再从所里印刷厂偷来铅锭烧化了各种帮她堵门。

这些,每位“执勤”的妈妈必定看到了,但她们有理由出手制止吗?要不是妈妈们怕出大事不得不控制火候,那栋房顶都被踩漏了若干回的铁皮房子,早被烧成灰了。

馄饨妈妈只是默默地收拾着残局,还多次阻止父亲单位保卫干事对我们的“追杀”,甚至每次捞完馄饨后,都特意把那口大锅盖上盖子。她倒未必惧怕那随时从天而降的童子尿,她是真怕孩子们再把房顶给踩漏了,掉到锅里给活活烫死。



3


研究所的家属院区,连看大门的狗都算上,活口也没有过千。馄饨妈妈又是个绝对的名人,她挨欺负这事,很快就传到所领导耳朵里。不夸张地说,三十出头就已经成为研究室主任的她,得算是研究所的“镇所之宝”之一,本已不幸,又遭遇到不公,自然引起所领导的高度关注。

作为一代熊孩子的孩子王他爹,我爸被研究所高所长直接约谈了。

我爸很忙,工作的保密级别又很高,平时回家的次数也不多,因为我被所长约谈也不是第一次了。但那次得知我的恶行后,他直接请假回家了,顺手拎回一把半米长、一寸宽的钢板尺。

印象中,对我实施各种酷刑的全是我妈,那是我爸第一次对我出手。他是真火了:“你惹祸,我可以容忍。但你欺负一个女人,我绝对饶不了你!”

我妈下班回家后不干了,对着我爸就一阵神输出,却被我爸一句话顶得哑口无言:“你们这帮老娘们,一天天净添乱。她要是真想害人,这座城市的人都活不了!”

当人类复杂的思想,遭遇了至简的信任,一切胡思乱想和谣言只能不攻自破了。一个留美化学博士,手头上就有当时监管并不严格的各种剧毒氰化物。她要想投毒,还用拐弯抹角地去开个馄饨摊等警察抓?

那是我妈唯一一次哭着跟我道歉,又拉着遍体鳞伤的我,在众目睽睽之中,跪在馄饨妈妈面前。馄饨妈妈明显被吓了一跳,失手把脸盆倒扣在馄饨锅中,立即扶起我妈:“嫂子,你看你这是干嘛呢?我还真挺喜欢这帮小家伙在我面前淘气呢……”

然而,馄饨妈妈没说几句,自己却也忍不住哭成了个泪人,她确实委屈太久了。

两个女人抱在一起痛哭时,我爸早召集老爷们在楼下开会了,那些闻讯而来的妈妈们,也纷纷加入了哭团。也只有妈妈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位失独妈妈的辛酸,尤其在她们完全放下了芥蒂之时。

那天之后,馄饨摊那张始终空置的圆桌,终于被一群在自己头顶上拉过屎、撒过尿的小崽子们给挤满了,虽然馄饨还是主食,但也总会出现些惨不忍睹的新花样,跟着便是馄饨妈妈歉意的微笑:“不好意思哈,阿姨今天没做好,不许笑话我,更不许回家跟妈妈说。阿姨明天肯定能做得更好。”

那个年代,根本没有补课班那种事物,而我们的父母都是双职工,属于我们的时间实在太多。馄饨妈妈的铁皮房,也不再只是个吃饭的地方,更是父母托管熊孩子们最放心的地点。不仅连写作业、带吃饭,还能听这位神人讲述去人民大会堂的见闻以及国外的各种奇闻逸事。

最让我们开心的是,馄饨妈妈从来不干涉我们的自由,爱哪儿玩哪儿玩去,到点了回来吃饭就行。唯一闹心的是,馄饨摊里根本没有女孩出没,我们数次主动邀请女孩们入伙,人家都会回我们个白眼:“我爸说了,他自己看见你们这帮坏小子都躲着走呢,还敢让我跟你们凑一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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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地,随着新生代小屁孩的加入,一张桌子已经不够了,馄饨妈妈便又征用了两张桌子,还是坚决不收小孩的饭钱。每到饭点,连高所长来了,都得拎着小板凳到门口的脸盆里自己捞。

妈妈们都是善良的,即使每家都不宽裕,但也不能臭不要脸地一直占便宜,一帮老娘们再次碰头开会之后,遂决定以“包月”的形式付款。给多给少全凭自愿,统一装到信封里塞到脸盆下,还再次组织了个志愿者队伍,每天轮流去馄饨摊帮忙。

男人们更简单直接,不管肚子饿不饿,只要路过发现门口的脸盆里还有馄饨,捡个盘子捞几个,再往脸盆底下塞几毛钱。就算脸盆里没有馄饨了,他们也能捞点汤,同样塞上几毛钱。

馄饨那玩意再好吃,天天吃也真反胃,家长们“捐”的钱越来越多,甚至每天都会出现几张10块钱的大票,退还不回去的馄饨妈妈,只能变着花样地往回找。馄饨摊也开始兼营其他主食了,即使每次推出新品时,都经常是惨不忍睹的造型,但谁能去笑话一位女博士的厨艺呢?而且,没几天,水平绝对赶超饭店大厨了,因为妈妈们出手了,又迅速被馄饨妈妈实力碾压了——油盐酱醋咋搭配,各种火候、各种温度,不也是化学的一部分吗?

记得是小学三四年级的模样,我在学校里第一次接触到了“社会主义”的概念,立即举手:“报告老师,我家门口就有个社会主义的馄饨摊。”

老师怒了:“你个破孩子又搞事是不?你家把社会主义用在馄饨摊上?”

很多年后,当我自己有孩子时,我才发现,原来那不叫“社会主义的馄饨摊”,现代人给它起了个新名叫做“托管班”。

但在我看来,二者的区别还是很大的。比如,托管班都是以投资盈利为目的的,那真得叫“资本主义”。而馄饨妈妈的馄饨摊,根本就是倒贴的,不仅平均分配,还是群策群力的,那不就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模型基础上的吗?

而且,馄饨妈妈的业务范围,不仅涵盖了“托管”,还有太多功能,比如,帮熊孩子们“摆事”,别管这事有多大、多难办。



4


在金大侠的影响下,能拥有一把“倚天剑、屠龙刀”是每个熊孩子的心愿,血色浪漫的年代里,家长更是连自家菜刀都得藏起来。偶然间,我看到了一个同学拿了把“剑”,即使只有几厘米长,但依稀也有“宝剑”的形状,好奇一打听,他说是他哥把钉子放在火车道上轧平了……

聪明如我,一点就透——火车道离我家太远,但家门口不就是有轨电车道?那俩玩意的原理不都是一样的吗?

我迅速带领小伙伴们混进科研区各种收集地上的钉子,再送电车轨道上一轧,果然生产出几把雪亮的“宝剑”。于是我便脑洞大开——为什么不生产一把更大的宝剑呢?我们顺利地找到了一根足足20公分的长钉子,再次扔到电车轨道上,躲在暗处等着电车驶过。

结果,钉子太大,电车重量不够,直接把电车干脱轨了。

我们撒腿就跑,但那也没什么用,有轨电车公司保卫处的人,迅速联系到我爸单位保卫处。人家都不用过脑子,直接带电车司机和站岗哨兵去馄饨摊上认人了,哨兵就算认不出别人,还认不出追屁股撵过多少次的我吗?

这事要搁到现在,我爸就废了。即使在那个不太流行“索赔”的年代里,我爸也不会太好受。然而,我爸还不知情,倒是馄饨妈妈替我出头了:“有什么事,跟我说就行。”

保卫处长认识我爸,更认识她,为难道:“谭工,这事您出头不方便吧?”

馄饨妈妈微笑:“我也是孩子妈妈,有什么问题吗?”

那事到底是如何处理的,我至今都不知道,后来我爸知道了,追问过馄饨妈妈很多次,她自己都不说,还不让保卫处长说。

馄饨妈妈从保卫处回来后,只是幽幽地对我说了一句:“幸好车速不快没伤到人,下次你要再敢干这种坏事,我就直接告诉你妈,你看她怎么收拾你。”这种套路,我并不陌生,每个孩子惹完祸,她都会这么说,孩子们还真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那件事让我又发现了个新思路,此后每当我在学校惹祸被请家长的时候,总会厚颜无耻地找到馄饨妈妈。她也不生气,大大方方地去学校各种跟老师赔礼道歉,然后回来还是那句:“下次你要再敢犯这种错误,自己找你妈承认错误去。”

再后来,当我上了初中之后,馄饨妈妈也去过一次我学校,但在走廊上趴窗户观察到老师的模样时,自己笑出了声:“这次我真帮不了你了——这位老师姓郭吧,我都替大鹏他妈开了三年家长会了,她认识我。”

那时,我才想起来,管她叫妈妈的孩子,实在太多了。



5


我始终坚定地认为,真正改变我的,并不是我妈的各种酷刑,而是馄饨妈妈。尽管她的学历比我遇到的任何一位老师都高,但她从来不会主动辅导我们学习。

她只会举些生动的例子。比如,馄饨是什么馅儿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吃饱肚子。学习也是这样,学什么也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通过学习掌握的学习能力。这话有点绕,我帮她翻译一下,那就是:学习是你自己的活儿,别指望任何人。

当然,她给我们“打鸡血”的方式也很特别。

比如:“你们连数都算不明白,搁家里怎么克扣零花钱?”

再比如:“你们语文这么差,犯了错误怎么逃避老师的处罚?”

毫无疑问的,相对于我妈那种“好好学习将来考个好大学”的励志,馄饨妈妈说的理由,我们真能听懂,而结果也真能做到。

我妈说,馄饨妈妈真正在意的,就是我们那一批孩子。因为我们与馄饨同龄,更是馄饨生前最亲密的小伙伴。我爸也说,其实从我们上初中开始忙碌起来后,馄饨妈妈也已经走出了失独的心理阴影。她也想过回到工作岗位,但又实在放不下一代代挤进铁皮房、管她叫“妈妈”的孩子们。

其实,不仅我爸我妈,又有几个家长能忍心看着一个女博士天天这样给孩子们当饲养员呢?

在妈妈们的鼓励甚至要组团承包她的铁皮房时,馄饨妈妈确实跟所里提出过复工申请,但她又同时要求,得跟孩子们一起放寒暑假,以便于照顾馄饨摊的孩子们,工资待遇方面她都不计较。

如果放在几年前,这个并不过分的要求,连保卫处的狗都会答应。但已经几经更迭的所领导,似乎已经忘记了她的存在,而那些更年轻甚至从外面空降来的领导们,压根不了解这位资深女博士的苦衷。多重原因之下,馄饨妈妈的复工申请,迟迟没有回复。

最后,连我爸那书呆子都看明白了,他晃着脑袋叹气:“这他妈的就是官场,又岂是我们这帮搞技术的人能弄明白的呢?”

我当然好奇追问,被我妈一嗓子喝止了:“大人的事,你个小屁孩瞎打听啥?”

其实我也听说过——这不就是新任所长他孙子要上小学了嘛,花多少钱能请个博士来给孩子当托管老师?

本就左右为难的馄饨妈妈,干脆撤回了自己的复职申请,又办了离职手续,直接在本市一所相当不错的大学里找到了份工作。当大学老师,不但能继续发挥自己的专业能力,还能和学生们一起放寒暑假,平时不上课的时候,她还有精力继续照看她的馄饨摊,继续听着孩子们管她叫“馄饨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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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我们已经上了高中,馄饨妈妈领养了个父母出车祸双亡的女儿,小丫头叫徐兰,长得那叫一个漂亮。她跟我们年龄相仿,初中就辍学走了不少弯路,在新妈妈的影响下,她一面积极备考成人自考,一面尽心尽力地帮着妈妈打理着馄饨摊。

那段时间,我们最期待的就是放假,无论寒暑假,一个个平均身高都已经超过1米8的大小伙子,扛着书包臭不要脸地挤在一帮上小学的小崽子中,抢桌子、抢盘子、抢勺子,经常气得小破孩们哇哇大哭。馄饨妈妈总是挥舞着大勺把我们往外撵:“你们滚出去吃,我都怕你们把我房子挤塌了……”

是啊,一晃十多年了,那间连厨房都算上也不过三十几平的铁皮房子,确实已经容纳不下这帮大小伙子了。

尽管所里为了奖励馄饨妈妈对孩子们的特殊贡献,多次拨款、拨房子给馄饨妈妈换个条件更好、更宽敞的地方,甚至在修建老年活动中心时,特意给她留了栋足够办间中型幼儿园的独楼,但都被她婉拒了。孩子家长们的集资款,她同样婉拒。几次修缮那老破铁皮房子,都是她自掏腰包。

她说,这栋铁皮房就是馄饨还活着的寄托,她压根就没想过、更不会靠这里去赚钱:“再大的房子,再好的条件,又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了,对于眼前这帮她看着长大的坏小子们的贼心,她又如何看不出来呢?她挥舞着大勺子追了出来:“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你们这帮小坏蛋吃饱了都给我滚远点,小兰是你们妹妹,都把小尾巴给我收起来。”

说着说着,她自己却有些伤感了:“是啊,你们都长大了,也到了该找女朋友的年纪了。”

我们异口同声:“馄饨妈妈,我们保证不找女朋友了,请不要告诉我们妈妈!”

这一套,我们早就倒背如流了,尤其每当她要睹物思人之时,逗她开心,早已成为习惯了。馄饨妈妈果然笑出了声:“我可没让你们不找女朋友哈,谁要有对象了,赶紧领回来给妈妈见见!”



6


2000年,随着本市房地产开发浪潮侵袭,父亲单位那块本就在市区里寸土寸金又依山傍海的风水宝地,自然被一堆有背景的开发商盯上了。按照科学院的行政体系,研究所并不归地方管辖,但当年土地手续确实并不完善,有些能力通天的开发商,连研究所隔壁的导弹部队都能切下块肉来,他们又怎能不对知识分子占据的数平方公里地块虎视眈眈呢?

但在国家越发重视科研兴国的大背景下,开发商们最终没有得逞。研究所维持原状,但是研究所的家属生活区域,被划给了地方街道管辖。而“拆除违建”,就是街道接手后的首要任务。

馄饨妈妈那深藏在居民区里的铁皮房位置原本并不好,但因为家属区不再属于警戒区域,街道考虑车辆出入方便,就多开了两个门,其中一个门距离铁皮房不到20米。毫无疑问,馄饨妈妈的那间位于住宅区入口的破铁皮房,第一个被纳入了待拆除清单。

这个消息传来后,已经发展壮大到数千人的生活区,彻底炸锅了。

当天傍晚,我带了一大帮哥们从学校赶回去。尽管去街道办事处和区政府示威的妈妈们还没回来,还是有数百人在铁皮房四周的街道上自发聚集了,连一些已经坐着轮椅的老院士都被推了出来,众志成城地捍卫着这间承载着整整一代人童年记忆的铁皮房。

我们那帮最不省心的熊孩子,连在北京、上海读大学的,都已经订了机票往回赶,在本市就读的哥儿四个,干脆把各自的死党加同学们,全部带来了。

隔了太多年,哥儿几个再爬上铁皮房顶也没那么利索了,光着膀子站上去,不仅点燃了自己上衣各种挥舞,还用从保卫处干事手里抢来的大喇叭开始喊号:“炸了所里的办公楼和实验室,拆了所长办公室,都跟我们都没关系,但拆馄饨妈妈的铁皮房,绝对不行!”

知识分子们绝对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原本只静坐不闹事的和谐,瞬间被哥儿几个给勾起火了,逐渐有人开始向铁皮房靠拢了。陆续赶来的,把铁锹、扫帚、锅盖子都扛出来了。

人员的大量聚集,派出所民警很快到位,却被人群拦在马路边。警察们发现现场人员还在潮水般涌入,立即呼叫着特警、武警的支援。

研究所领导们也赶到了,一边控制着现场人员情绪,另一边也在跟政府和街道的领导们沟通。当然,他们还指派保卫干事们,端着灭火器对房顶的我们一阵猛喷,但保卫干事们也只是往天上喷了个热闹,他们又真的想让铁皮房被拆吗?我手中的大喇叭,不也是他们故意让我抢到的吗?

还算和谐的场面中,双方就那样对峙着,群众也只喊号、不闹事,警察也只是在一旁警惕地看着。很快,特警的中巴车和武警的卡车也陆续到位了,但同样远远地停在一旁,没有人下车。这也不难理解,连辖区派出所、分局、市局都有若干个铁皮房子走出的孩子,警察们又何尝不知道怎么回事?

大家都心知肚明地在等待,等待着馄饨妈妈回来,只有她才有资格跟陆续赶来的领导们对话,因为她才是铁皮房的真正主人。

然而,从学校赶回来的馄饨妈妈,直接无视了等在一旁的领导们,在众人的帮助下也爬上了房顶,我以为她也想喊两嗓子,便把大喇叭递给她,却被她抬手就是一巴掌。我身旁那接力用大喇叭喊号子的哥仨,一个也没跑了,一人挨了个大嘴巴。

馄饨妈妈自己哭了,哽咽着说:“你们要是还认我这个妈,现在就给我回家老实待着!”

大伙都被抽懵了,这可真是她第一次动手打我们。

馄饨妈妈又接过了大喇叭喊道:“大家的心意我领了,但我们不能给国家添乱,有什么事也可以好好沟通的。大家要是认我这个孩子们的妈妈,还是请回家吧,千万不要再闹事了!”

众人茫然,并没有人动地方。

馄饨妈妈急了,直接给大家跪下了。

她这一跪,让人群立即又像潮水一般四散而去,连维持秩序的警察们,都纷纷动容了。

我们扶起她的时候,她抱着我们哭得像个孩子。我们太了解她了,没有人比她更想保留这间铁皮房了,但为了她那些活着的孩子们,她宁可失去这个有关“馄饨”的最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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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馄饨妈妈的所有记忆,定格在她那把警犬都感动得流泪的那一跪。

老旧的铁皮房子确实严重影响城市的市容了,尽管相关领导了解情况后也有意进行重新翻修,把它改造成与城市建设融为一体的工业风,但馄饨妈妈还是拒绝了,因为那就不是属于馄饨的馄饨摊了。

2000年9月份,当铁皮房最后一批孩子走进校园后,用脸盆装馄饨的那个时代,彻底结束了,年近半百的馄饨妈妈,也回到了真正属于她的那片天地。

从那以后,她很忙,基本不在家,除了过年,我们并没有机会见面。即使过年能见个面,所里当年分给她的那间六十多平的老破小,每天还得承受上百个登门拜访者,我又有几分钟能跟她说上话呢?

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太多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们未必真能想起她,因为那时候我们基本还不记事,连小学班主任叫什么名都未必能想起来,又怎会记住一位“托管班”老师呢?

但孩子们的家长,永远忘不了这位和他们一起跨过了一个时代的老街坊,更忘不了她对于自家孩子的改变。从我妈那辈人开始,一代又一代地讲述着有关馄饨妈妈和馄饨的故事。



7


女人的年龄永远是秘密,尤其像馄饨妈妈那种心地善良又天天跟孩子们在一起的女人,孩子们的天真烂漫,早就帮她赶走了岁月的痕迹,我从来都不知道她的实际年龄。但按照我妈年龄计算,她至今顶多七十岁。

现在,她走了,真的去见馄饨了,我又怎能不让她帮我给馄饨带个话,说声亏欠了太多年的“对不起”?

不幸的是,她走的时候,刚好是本地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连单元门都被封闭了。幸运的是,我破产了,还正在从事生鲜行业运输,那台平日被警察撵成过街老鼠的破依维柯大面包上,偏偏有张能让我在疫情管控期间通行的通行证。

高速已经被关闭,各地、各区甚至各村的不同管控标准下,200公里的路,我跑了11个小时。当我连蒙带骗加忽悠地突破重重关卡、终于抵达馄饨妈妈家的时候,天都快亮了。在本市居住的那三个发小也早就到位了,他们没破产当然没有通行证,但这帮从小就在精修如何绕过警卫连战士干坏事的熊孩子,自然各有办法来送馄饨妈妈最后一程。

按照防疫规定,葬礼只能出一台车,而我那比灵车更大、还自带通行证的大面包,自然派上用场了,少个司机还能多去个人,即使它实在太破,但馄饨妈妈一定不会嫌弃的。

清晨5点,天刚蒙蒙亮,当一行人准备出发之时,驻军部队的指挥车居然闪着警灯来了,司机也并没有下车,挥手示意我们跟着他,带着我们进入了军事管控的科研区,一路驶过一栋栋威武壮观的科研楼,特意在馄饨妈妈曾经战斗过的大楼下停留了1分钟。

让所有人泪目的是,一路驶过的每栋大楼、每一盏亮着灯的窗口,都有个白大褂在向我们挥手,贴在玻璃上的各种A4纸加马克笔的标语,诉说着他们的离别之情——这是疫情期间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科技工作者们,在用他们的方式送别馄饨妈妈。

当我一路鸣着已经严重破音的喇叭驶出科研区时,按着喇叭的手却始终不能松开,因为引路的吉普车,又一头扎进了生活区,一路穿过主动让开通道的层层疫情防护隔离,一栋又一栋地绕着居民楼转圈。居民楼上,不少窗口都探出个脑袋挥舞着各种标语,即使他们不能亲自到场,但他们也同样在用这样的方式,来送别这位让所有人尊敬的馄饨妈妈。

军车也得执行防疫规定,只能送我们到主路口,两位军人下车摘掉口罩,站得笔直,敬军礼致敬。我忽然在想,就算高所长去世了,他能有这待遇吗?如果没有疫情,他的葬礼,应该很体面、很风光。有了疫情,他不也就一台灵车直接拉走吗?但无论有没有疫情,军车肯定不会为他开路,更不会有数百人早起等候在窗边,只为了向他挥手告别。

疫情,确实影响了太多,但绝对不会影响到一位真正值得尊敬的女人,接受这个世界对她的敬意与膜拜。

馄饨妈妈走了。这个时代也不可能再有她那样自甘平庸的故事,更不会再有用脸盆装馄饨的壮举了。但所有从脸盆里捞过馄饨的人,永远忘不了她。

她已经与那个时代同框了。
编辑 | 唐糖    运营 | 嘉宇    实习 | 吴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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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7-22 04:43 PM | 显示全部楼层

夫妻相处,就如小火煸出的回锅肉一般 | 人间有味

 索文 人间theLivings 2022-07-22 08:05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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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日子久了,张文与太太的相处也像自家独有的回锅肉一般,小火慢煎煎去了油腻,只余香脆。而蒜辣提味,胡椒提鲜,便譬如细节与小情趣,给生活以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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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golo




游走在街巷的胖子美食家丨连载



做回锅肉当用五花肉,一坨扔进冷水里,煮去血沫,熟了切薄片。张文家的做法是不放油,料选肥些,直接放肉进去小火煸,煸出油来也煸出了肉香。再转大火,放盐、生抽、老抽,碾几星胡椒,蒜叶、辣椒最后放,稍一翻炒便出锅,镬气十足。一口咬下,外壳的焦脆与内里的糯软交织,不腻,连辅料都裹上了肉香。

张文好上了这口吃食,是三十岁以后,在那之前,因为不喜肥肉,他对回锅肉一直是敬而远之的。后来,这道菜做好端上来,倒成了他的专席,岳父母、妻子、孩子,没人跟他抢。

这道家传的硬菜,有个长长的源起,得从张文的岳母余月英说起。



1


余月英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她在家中是大姐,底下三弟一妹,一大家子住在河西藕塘的一个小山冲里头。她母亲无业,父亲是糖酒公司的职工,看仓库。藕塘冲有三眼塘,最近的在自家门前,是队上的,种着荷花,夏日满塘红翠。那年月,却没有人爱那景色,都为秋凉时塘中淤泥里那一节节的肥藕。

彼时的家是一座土砖屋,建在小坡上,背倚大山,山后头,是望城县的地界。老屋门前有一棵老樟,那是建屋之前就有的,又有一株柿子树,却是余月英的父亲从别处移来的。此处地气好,没怎么用心也养活了,第三年上开始挂果,果子熟了,满树小灯笼。怕被鸟儿吃了,柿子尚作青黄色,父亲就会打下大部分,贮在米缸里沤熟,留着梢头的几个喂飞鸟。

彼时尚未分产到户,父亲有工资,母亲做社员,在队上赚着工分,一大家子的日子过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余月英懂事起,便已经过了最艰难的时日,薯丝米饭能吃饱,只是肚肠寡淡,久不见荤腥,家里大人倒也不在意,那年月都是如此。小孩子们也知寻食,大弟长到六岁,下河捕鱼、弹弓打鸟、田里抓鼠、山上捉蛇,样样里手,闹飞蝗都似过节,草竿串起烤来吃,浑似山冲里的活阎王。

父亲住公司,一月回来一两趟,上缴工资,总要带回些城里买的稀罕物。家用要花在刀尖尖上,兜里零花钱没几个,都花在吃上,得亏靠着糖酒副食品公司这座大山,折损货品能够贱价拿到,碎饼干、碎糖、坏了包装的小食,进不了柜台便作议价卖,自有渠道,同样紧俏。父亲无甚爱好,不抽烟,不赌钱,只爱杯中物。他管着酒品仓库,却是极讲规矩,年年盘存,存账相符。馋酒了,就打最便宜的散装酒喝,“呷进去都一样,再好的酒都是醉了一场大觉,醒来一泡大尿。”这是父亲某次醉后说的。

家中五姊弟,父亲偏心疼大姐,年岁到了就送她去上学。父亲偶一回家,母亲专给他做两样下酒小菜,架个小桌端到地坪里吃。桌子架在柿子树下,父亲手里攥着一本线装书,竖行印体从右至左,那书余月英是看不明白的,父亲不吟不诵,读几行,咂一口酒。母亲闲下来,搬一张椅子坐在堂屋里,远远地看着树下的丈夫,紧绷的身体在那一刻松了下来,像只倦怠的猫,眼神透出异样的温柔,像看着一个自己惯着的大男孩。

孩子们馋父亲的下酒菜,父亲小酌时,都巴巴地望着。父亲却叫余月英上桌,笑眯眯地问功课,“我们家的福你没享上,”父亲喝了两杯怅怀心事,总带着些愧疚表情,“你是老大,以后要接我的衣钵的。”

当初余月英总是听着懵懂,后来大致明白了,家中原来家境算好的,广有田产,父亲也是做过少爷的人。后来划成分,也因为平时广结善缘,地方上关系好,好歹给划成富农。这也是为什么藕塘冲里这么多人家,只自己家父母的厢房桌上里有毛笔砚台,还有一个小小的、没有放书的书架,书是不敢摆出来的,都收起了。母亲不识字,可那个书架天天抹扫,寸尘不染。



2


余月英小小年纪,就吃过一回五花肉。那日是家中祭祖,父亲破天荒地买回一块五花肉,冷水下锅,煮熟了,拧着上了山,又拧着下了山。那时节是清明,细雨纷纷,一家人过节一般,等着吃肉。母亲好打算,五花肉切薄片,下锅煸,煸成油渣一般,再下辅料翻炒,红椒、绿蒜嵌着褐色的五花肉,盛出冒尖的一海碗,脆糯交织,咸鲜适口,极下饭。煎出的油另拿碗盛着,省省俭俭炒一个月的菜都带着荤味。

因了父亲的疼爱,母亲对余月英也偏心些,虽然该是大姐的担当一分不少,但家里的用度也从她起头,譬如新衣总是从她做起,小了再轮给弟弟妹妹。那时候的衣裳多是素色,不辨男女,倒也无碍。又说吃席,再穷的日子,乡间也有婚丧嫁娶,也要摆席,母亲多是带着余月英去。母亲说,年岁大些讲规矩,不丢我余家的脸面。

饭桌上的礼仪,打小父母就教着的,“手端碗,是饭找人,手不端碗,人找饭”“筷不搭桥,菜不连夹”“咀嚼要无声,吧嘴猪吃潲”“翻菜人人嫌”诸如此类,都得记得牢牢的。

可有那么一回,余月英就没把持住,丢了脸了。

那是她七岁大时,一次乡间办席,母亲带着她去吃,席间便有一碗回锅肉。主家客气,没煎油,炒出来白嫩嫩、油汪汪。那时节肚里寡淡,看到这碗肉,余月英便挪不开眼了,紧盯着,一餐饭下来,竟似盯着那碗肉在吃。糯糯软软的回锅肉,吃到嘴里,是味蕾的狂欢,缺油、缺荤的时节,一块块肥透了的回锅肉吃到嘴里,丝毫不腻味,余月英的筷子停不下来,母亲在桌下踢了她几脚,她浑似没有察觉。

母亲生气了,回家后,脸阴了一宿,但对于余月英,她不打不骂,甚至一句重话都没有。

第二天,母亲赶了个早市,买回来一大块五花肉。她挑肥的买的,雪白的肥肉中嵌着一丝丝的红,切成厚片,下锅也不煎了,潦草地炒作一堆碗,还没到饭点便端上桌,孩子们围了上来,巴巴地盯着碗里的肉。

“来,你吃。”母亲招唤余月英,“你一个人吃,把它吃完。”

“要配米饭吧?”余月英小心翼翼地问。

“吃什么饭啊,吃肉不好吗?尽你吃。”母亲面无表情,大声斥退着跃跃欲试的弟弟妹妹。

完成任务一般的吃肉并不愉悦,哪怕那年月肉是如此稀缺,吃过大半碗以后,腻味翻了上来,母亲不准她吐,她也舍不得。母亲终于许她喝口茶,她连喝了三茶缸。原本寡油的肚子忽然堆满了油腻,此后许多天里,余月英都直犯恶心。

“菜不连夹,这是规矩,你多吃,别人就少吃。上一样的礼,不要赚人家便宜。”母亲后来说,“贪了那一口,显得我屋里冇家教。”

那一顿独享的大餐之后,余月英从此不吃猪肉,戒了。哪怕是过节,桌上难得地上了荤腥,她的筷子绕着猪肉碗的边走。看着那油汪汪、白嫩嫩的回锅肉,她的内心翻涌不断的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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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月英的父亲死于仓库失火,他在酒品库检查时,火从身后燃起,高度白酒放出的烈焰封死了出口,大火扑熄时,人也烧没了。

母亲一夜白了头,此后的日子里,她经常一个人坐在柿子树下发呆。入秋了,满树的果,经了霜,青黄转红,沉甸甸的小灯笼垂了下来,没有人去打,任鸟吃,任它掉落。母亲也学着喝酒,一个壶一只杯,椅上佝偻着身形,像一只沮丧的老猫。母亲喝酒咂出声来,呛得大声地咳,尾音带着呜咽。

那一年的年末,母亲做了一个决定,将家中老四过继给了亲戚当儿。五个子女,养不起了。余月英十六岁顶职进了糖酒公司,高中没有读完,挑起了养家的重担。

二十岁时,她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政府干部,二人第一次见面,男人请她去杨裕兴吃面,她坚持自己付自己的那碗面钱。

“万一没成呢?不能赚人家的便宜。”余月英后来说。



3


一开始,余月英对那个干部又感冒又不感冒。好的地方有许多:他个儿高高的,人帅气,热心又热情,讲话不见得多风趣,但没有官派,好讲一些少年趣事,以及下乡见闻。他处事不设防,像个大男孩。紧要的是,他工资还高;可也有不好的:他吃饭爱翻菜、爱说话,说到兴起时,嘴不关风,馋飙水洒,余月英看着恶心,总觉得这个男人没有长大。

男人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母亲死于运动,父亲已经离休。因着父母的出身,也曾吃了不少苦。

“我下乡的时候,一个破落户,打流的,拿着一粒子弹去革委告状,告村里的一个富农,说他包藏祸心。”男人对余月英说,“我就觉得不对,那粒子弹藏在井里,怎么捞出来还崭新澄亮的。”

“那年月人是真的饿,不单是我们知青,所有人都冇呷。有一天有个人打了只猫回来,剥皮炖了。”男人对余月英说,“他说是野猫,结果第二天就有个婆婆子站在村头骂,骂了几天,讲哪个丧德的抓了她家的老猫。我们都不敢做声。”

余月英且听着,男人的生活跟她的差不多,虽然不管愿不愿意,他去过许多地方,最边最穷的山野之地,可大家吃的苦都是一样,挨的饿也一样。闲时想一想,富农子女配右派子弟,好像也是般配的。她回家说给母亲听,将心中的纠结一股脑地和盘托出。

母亲笑眯眯地看着眼前这个待嫁的女儿,脸上看着平静,手上的烟却接着火,一根接一根地抽。是的,漫长的孤独年月,让她不仅学会了喝酒,还学会了抽烟。

“这人做不得大官。”母亲掐掉烟,下了定论,“但是只要心好,懂得疼人,能安安稳稳过日子,又有什么不好?”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母亲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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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从简,男人一架自行车把余月英接进了单位筒子楼,在二楼,一居室。余月英跟他定规矩,工资上交,留烟钱和零用,每月两方大人孝敬一样多的钱,男人都应了,“我爸不用交,他的离休工资好高,一百多呢,根本用不完。”男人有什么说什么的性格,不藏不掖,语气里尽是天真,“妹妹都不交的。”男人家里三兄妹,他是老大,两个妹妹都结婚了。

余月英扑嗤一笑,“你别反悔。”

男人会做饭,但工作忙,做得少,余月英做,男人也不偷懒,回家见事做事。公公住在对面单元楼的一楼,鳏夫一个,婆婆逝后没有再婚,三餐便在儿子家解决。

公公讲老礼,在余月英这儿也挑不出礼来,公公又好挑食,余月英却不惯他,做什么吃什么。没有合口的菜,公公嘴里咕囔没好话,余月英便与他怼,怼到吵起来,儿子在家也不管,闷葫芦一样,私下对余月英说:“我爸脾气不好,你让着点。”

“我脾气也不好。”余月英没好气地怼回去。

如此二三,公公也不吵了,吃饭时看一眼桌上的菜,没有合胃口的,桌也不上了,骑着自行车去杨裕兴吃面。

夫妻相处难免磕碰。余月英性子强,吵架绝不落下风,丈夫也不肯真惹她,加之他性子温,吵着吵着又哄上了,日子过得扎实又热闹。余月英心里也是庆幸的,遇着个这样的好人。

再看看隔壁那家,她尤觉得幸运。那家两个知识分子,男的是干部、女的是大学老师,从来不吵架,都玩阴的。某日早上,余月英在走道里做早餐,看到隔壁男人开门出来,顶着个黑眼圈。他拿起自家门前小煤炉上的烧水壶,将壶中的热水倾在煤炉里,浇灭了炉火,再轻轻撂下水壶,扬长而去。



4


媳妇进门快一年了,某一日,余月英做了一顿五花肉。原本她是准备做丈夫学回来一道菜,叫“烧大方”,大块方型的五花肉先烧、后煮、再蒸,工艺复杂。肉也是丈夫买,余月英将它焯完水,又改了主意——这肉这么肥,煎点猪油出来够炒一个月菜了。

她将肉片了,下了锅,浅浅加些水,小火煎熬。油煎出小半锅,肉快成油渣了,沥了油,加红椒、蒜叶、豆豉,碾几星胡椒,大火快炒出锅。红椒绿蒜中缀着褐色肉片,裹满油汁晶晶亮,像花叶下堆砌的茶色水晶,一口咬进嘴里,入口咸脆,脆后糯软,椒辣蒜爽,胡椒又提鲜,满口香咸,极下饭。

这道菜,公公吃了赞不绝口,丈夫也连下四碗米饭,绝口不提“烧大方”。

自此,公公馋这口了,会自己买肉,专请她做。但除了余月英自己,没有人认为那是回锅肉,连丈夫也不觉得那是,“油渣子炒得好呷,下酒又下饭。”丈夫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余月英嫁过来的第二年,她怀孕了,要补身。她仍是精打细算的性格,钱袋子捂紧了不松手。丈夫包揽了做饭在内的一应家务,买菜钱一项,她给得抠搜。关键时,公公开仓给了支援,给了儿子十几张工农兵,“每个礼拜一只鸡,照这个伙食搞。”公公嘱咐说。

儿子寻了家农户,每周六骑车去买鸡,一只一锅炖,炖得又稠又香,尽着余月英吃。从小到大,余月英哪受过这种补啊,身子似呼呼地拉风箱,肉眼可见地长胖。

待得女儿生下来,出了月子,余月英剪掉了长发,烫起了时下流行的小波浪,作妇人打扮了。腰膀都粗了,从前衣裳全都送回了藕塘给弟弟妹妹。妹妹来做客的时候笑她,捡她的衣服从小捡到大,几时给她们也做身新的啊。

余月英忙不迭地答应,妹妹却说不可能,“母亲说了,女生外向,嫁女不望富,只莫回门就搜屋。”余月英连说不会。

哪里不会呢?成了家之后,余月英心里的一杆秤也慢慢偏了。丈夫工作忙且累,要补补,女儿长身子,要营养,每次回藕塘,竟似鬼子进村。新鲜的菜蔬掐一麻袋,抓鸡摸蛋,大弟抓了蛇,也要令他收拾好,剁成一段段,带回家好熬汤。母亲倒不烦她,还指点她,上垄的菜刚刚好,下垄的菜还不行。大弟今年承包了村里的泉水塘,让她搞两条塘鱼带回去,那鱼打汤,津甜的。

每次余月英回乡,连公公都巴巴地等,等着晚上有一餐好食。

某一次,乡里杀猪,余月英带回一坨五花肉,下锅煮了,给家里人做回锅肉吃。她想着公公也不抠,今日做肉就不煎油了,做一餐实打实的回锅肉。

起堆的肉片端上桌,丈夫依旧吃得欢实,公公却是浅尝辄止,“还是那种回锅肉好吃。”公公皱起了眉,“这种,太油了。”



5


女儿稍大些,丈夫也升迁了,单位给分了房,在公公所住单元楼的三楼,二室一厅,居住环境陡然宽松。

生活的变化,在那个普遍贫穷的年代,是工资拿得高的人先感受到。丈夫说,公公从前也是个好吃肥肉的人,生活向好,公公也开始忌油腻了。湘人口味重是融进了基因里的,无法改变,只能在食材上做减法,求得心理安慰。

“月英啊,搞个油渣子呷咯。”公公时常献宝似的递上自己买的五花肉,央着余月英搞来吃。“那是回锅肉咧,爷老子唉。”余月英呛他。

余月英也不是回回都应他,那肉再煎过,终究还是油了些。余月英给他换些花样,做些河鲜,或者炖只鸡,还他的情,虽然嘴上她是不领情的,“再是生个妹子,又冇跟我姓。”

八零年代已经实行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国家干部要率先遵守,他们领了计划生育证,绝了生二胎的念头。女儿长得乖巧可爱,粉嘟嘟、胖乎乎,一笑眼睛弯成两只月牙,一家人将她当宝贝疼,尤其爷爷,可着劲地给她花钱,刚刚上市的天津巧克力,两块钱一板,一次买一堆。

余月英知道爷爷疼孙女,饭桌上却忍不住开逗,望向女儿说的话,却是说给公公听,“我们余家里也还没有妹子,要不你跟我姓余吧。”

公公一张脸顿时铁青,放了筷子便出门去了。

下午下班回,进了单元楼,一眼看见女儿站在公公家门外,手里抱个饼干桶,脸上泪痕未干,一面哽咽,一面往嘴里塞饼干。原来女儿幼儿园下课,公公接回家,家里玩得好好的,公公忽然发了气,“不跟我姓就不是我家孙。”他把孙女推出门,“你在这里等你妈妈回。”

不一会儿,公公又不忍,开了门,往孙女怀里塞了一个饼干桶。

余月英火气一蹦而起,把门敲得山响,公公在里头不作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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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月英回乡与母亲说起这事,母亲却笑了,拍了拍她,“你这脾气像你爷(长沙话,爷是父亲的意思)。”

“不看他的面子,还要看你老公的面子呐。他屋里还是看你看得蛮重咧。”母亲斥道,“你生了一张嘴,里头一根舌头,好多粒牙齿,就是要你多嚼饭,少做声。”

“你又不是真要你屋里妹子(长沙话有称女儿为妹子)改姓,霸蛮逗别个生气做么子?别个是长辈呐。”母亲叹道,“你还够学,小时候学做崽,大了学做媳妇,老了学做娘。做人是最大的学问。”

余月英是不会道歉的,她只是行动上有所表示。做公公爱吃的饭菜,给公公添衣、买药殷勤些,饭桌上也收敛了,给女儿改姓的事绝口不提了。

余月英在八十年代末随丈夫搬离了那栋单元楼的三楼,住到了侯家塘的新宿舍,留公公一人住在那里。初时,公公仍是时不时骑着单车过来看他们,后来开始坐公交,他给孙女带来好多好吃的,孙女爱吃的天津巧克力,一直没有断过。余月英跟丈夫提出,把公公接过来,“爷老子单车都不骑了,放在身边照顾好些。”

丈夫当天就叫了一台车,把公公连人带家当细软都接了过来。公公住过来了,最不方便的只有一点,他爱去公园玩,以前住的地方只需走着去,如今却要坐公交。但是能天天看到孙女,又是最开心的事情。

余月英已经好多年没有跟公公拌嘴了,她就是忍着,小心翼翼的,公公也是,相互尊重的前提就是克制。余月英不能跟公公拌嘴,便把气撒给丈夫,寻着事吵一吵,平平心中积郁,丈夫脾气好,余月英挑事他也只是笑笑,她似拳头打在棉花上,没着没落的,越发没劲了。

公公在九十年代初去世了,去前的头一周,他还在饭桌应允了孙女,要给她买一台山地自行车。那天余月英给他蒸了一条鱼,做清淡搞的,只放葱姜,没放辣椒,又给他做了碗回锅肉,按公公的要求,把肥肉煎得枯枯的,咬起来香咸焦脆,公公吃美了,“这油渣子硬是好呷咧。”公公说。

“这是回锅肉。”余月英纠正他。

公公是在公园里玩的时候发的病,脑溢血,一群玩伴给他叫的救护车,余月英带着女儿赶到医院,刚刚见上他的最后一面。丈夫在床边唤他,公公睁开了眼,弥留之际,他巴巴地望着余月英,又望望孙女,已经说不出话了,却似乎想交代什么。

“爷老子唉,你放心咯,不得给你孙女改姓。”余月英大声说。

公公闭了眼。



6


张文吃到余月英做的家传回锅肉,是在跟她女儿谈了半年恋爱以后。后来,张文升格成了女婿。

张文的太太最初是他的同事,同事许久,两人交集并不多。女孩好看,大长腿,小小脸,文艺积极分子,参加单位的演讲比赛时,寻张文帮她改过几次稿子。

某一次,张文帮她改完稿子,逗她,“你念一遍给我听听。”女孩清了清嗓子就开了腔,她念得激情澎湃、声情并茂,引得旁人驻足,张文在一旁尴尬得要死,走又走不得,很想装作不认识她。那时,女孩有男朋友,张文也有女朋友。

几年后,兜兜转转的两人都单了下来,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对了眼,开始第一次约会。他们约在雨花亭凯德广场一楼的一间茶室,约好了吃个饭、然后去看场电影。约会前,女孩回了趟家。那天下着小雨,她回家换了一身衣服,化了淡妆,顶着一头蓬蓬卷卷的短发,着一身嫩黄的碎花小衣,走进茶室时收了雨伞,像一个彩色的人儿走进张文的世界。

张文第一次见到自己未来的岳母娘,是在深夜的大马路上。那天他带着女友看完电影,送她回家。秋夜,夜风微凉,两人轧着马路,聊着天,不知不觉间,竟从雨花亭走到了侯家塘。到了女友家的楼下,夜已经深了,马路上很空,路灯下站着一个身影,走到近前了,那灯下的人忽然喊了一声女友的名字。女友吓了一跳,条件反射一般抽出了挎在张文臂弯的手。

那个短发妇人穿着一身睡衣,许是站久了累了,身子靠在路灯杆子上。“下次来家玩啊。”妇人对张文一笑,牵着女友转身,“以后莫搞这么晚啊。”转身后妇人说女儿,声音不大不小,张文正好听得分明。

和女友谈了一年恋爱,张文上她家吃过几次饭。女友家客气,饭菜搞一桌,头一次桌上有碗回锅肉,肥多瘦少。张文大胖子,却不喜油腻,女友母亲劝菜,他挑着一块没那么肥的,把瘦肉吃了,肥的吃不下,放在碗里。吃完饭,自把碗送去厨房,那块肥肉趁着这机会扔进厨房的垃圾桶了。

再去女友家吃饭,桌上又上了一碗肉,却是肥瘦相间刚刚好。肥肉煎过油了,又香又脆,中间的瘦肉在煎油的过程中又被炸过一遍,也是脆脆的口感。还撒了些胡椒末,红椒绿蒜簇拥着一盘晶褐,蒜辣提味,胡椒提鲜,煎过油的五花肉脆糯交织,满口咸香。就着那一碗菜,张文扒下三碗米饭。

“这个油渣子好吃。”张文啧啧称叹。

“这是回锅肉。”女友说。

那晚吃过饭,女友送张文下楼,一同去离家不远的贺龙体育馆散步消食,“我妈问了,谈了一年多了,你几时提亲啊?”女友说,“你莫吊哒我啦。”

“还用提的吗?”张文愣了愣。

“你不提,我怎么答应咧?”女友声音陡然高了八度。


------

婚后,太太怀孕了,岳母娘疼女儿,让张文两口子住回去,方便照顾。张文夜来无事,坐在客厅里看书、玩手机,馋酒了,一只狗鼻子到处嗅,翻酒吃。某日,他在客厅里鱼缸下的柜子里翻到一箱孔府宴,九零年代的,开了盖里头还有一张折叠的一元纸币,是用来防伪的,张文断断续续地把那一箱酒都喝完了。

直到孩子出生半年多了,某日饭桌上,岳父问起,“我们家还有些老酒吧,我记得有箱孔府宴,放哪里了?”他有几个知青的朋友回乡,想请客。

“没了,”岳母说,“那是我在糖酒公司的时候买了存着的咧,已经喝掉了。”岳母指指张文,张文嘻嘻哈哈地认了,岳父没有做声。

在张文的认知里,岳母什么都知道,她只是不作声。在长期的相处中,他断续地知道了岳父母的过往,但张文很难把那个咄咄逼人又刀子嘴、豆腐心的妇人和眼前温和、极具同理心的岳母联系起来;就像他很难把那个将老婆放在第一位,天真、温和的男人,和如今脾气暴躁、动不动认死理、翻旧账的岳父联系起来一样。

时来风送,运转性转,时间的变化平秋水,又起波澜,给了某些人抚慰的借口,又给某些人躁郁的因由。这么多年里,只有一样事没有变,岳母会做各式可口的菜肴,但她自己,从来不吃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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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张文的孩子都十岁了。十一年中,岳父母搬进了南边的新家,张文为了孩子上学方便住进了侯家塘岳父母的房子,后来岳父为治病方便搬回侯家塘,张文一家又搬了出来。

太太也似岳母,一颗心为小家打算,从侯家塘搬出来后,总惦着那处自己新买的家什,“冰箱、洗衣机都是新买的咧,”太太说,“我要搬回来。”

岳母笑她,也由着她搬,“女生外向,回门就搜屋。”岳母说。

“什么咯,我自己买的。”太太怼回去。

这十多年里,张文无数次开车陪着岳父母回岳母河西藕塘的家,他很喜欢太太的外婆,那个慈眉善目的老人家,又抽烟又喝酒,儿女的闲事一概不管。她住在最小的儿子家里,一脸褶子总是带着笑,还会给张文开烟抽。在那个山冲里,他们家是最靠里的一户,除了岳母,其他几个孩子都住在旁边,自建的屋势成三角,拱卫着独自把他们拉扯大的母亲。

太太满舅家的屋早已翻建,是一栋二层的水泥小楼,门前的樟树、杮树葳蕤成荫,坡下的竹林青翠幽深。逢节日,儿孙辈回乡,堂屋里满满两桌,曾孙辈也有五六个了,在地坪里追鸡打狗,好不热闹。太太的外婆搬张小椅,坐在檐下,抽着烟看着,眯着眼,眼里都是笑意,“莫跑到坎边上去,莫绊哒。”她间或招呼几声,她在帮着孙辈们看小孩呢。

节日的席,一般都是满舅掌勺,满舅做过厨师,手艺好,菜做出来大家称赞不绝。席间总有回锅肉,是正宗做法,油汪汪的肉肥瘦相间,嵌着红椒绿蒜,看着喜人,但张文从来不伸筷子,那不是回锅肉最合他口味的做法,但他不好意思说。

此时,老屋山后的望城县早已经并入长沙市,成为了一个区。

2020年,随着新一轮的城市扩张,藕塘这个小山冲也被划入了城市规划,拿到了赔偿金的岳母的弟弟妹妹们带着老母亲,搬进了楼房。

岁月如一只翻覆的运转手,带着人漂泊、迁徙。满舅说,离开的前一日,太太的外婆在柿树下坐了一天,喝了一茶杯谷酒,不停地抽烟,手里拿着一本从箱子里翻出来的线装书。她不识字,没有翻开,只是摩挲。

太太说,外婆是在告别,告别老屋、老树、绿竹林。

张文觉得不是,这个她住了一辈子的地方,难以作别,她只是耽于辰光,想把离开前的时间拉得长一些、再长一些。



尾声


“一世人够学,小时候学做崽,大了学做媳妇,老了学做娘。做人是最大的学问。”岳母把这句话也送给了太太。

长期在一起,激情退却后,太太与张文共同学习相处,生活总有磕磕碰碰。后来,他们都认可了一句话,“夫妻之间尽量不要讲道理。”两人开始嘻嘻哈哈地过日子,尽量轻松,注重仪式感,又彼此调戏。生活不仅仅是三时三餐,还有饭后小憩,互相说说别人的小话、倾诉工作中的鸡毛蒜皮,他们都过了不惑之年,都知道难得圆满,只有相互抚慰着向前走。

或许日子久了,张文与太太的相处也像自家独有的回锅肉一般,小火慢煎煎去了油腻,只余香脆。而蒜辣提味,胡椒提鲜,便譬如细节与小情趣,给生活以妆点。而午夜遐思,对于这道家常菜的传承,张文更深的理解里,它应该或深或浅地附带着一些长辈们历尽艰辛的松快吧。

张文会做饭,太太也在网上学,从一开始只会做韩剧里的石锅拌饭,和一道味道一言难尽的西红杮煮鱼,到菜单逐年拓展,看着那些菜色整齐的刀工,张文假装不知道超市里有净菜半成品卖,一个劲地夸赞。

旧年回乡,到城郊花皮家吃饭,太太看着花皮家的菜园子,夸张地对儿子说:“看呐,荷叶!”张文没忍住,哈哈大笑,“那是芋头,芋头!”

那顿夜饭有一道回锅肉,是朋友啷鸡掌勺,张文在厨房守着教他。肉是新鲜的土猪肉,白嫩大肥,张文督着他水煮,切片,小火煎,加蒜辣炒,家里没胡椒,放几粒豆豉提味。

吃饭时,张文就顶着那碗肉吃了,连下了两碗米饭,期间花皮夹了一筷子,“这油渣子不错,炸得枯。”花皮说。

“这是回锅肉,”张文扒着饭,含浑不清地纠正着,“独家做法,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沈燕妮   运营 | 嘉宇   实习 | 吴问


索 文

现居长沙,一个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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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7-30 08:55 PM | 显示全部楼层

一锅熬汤,煎熬的是两家三代人的思念 | 人间有味

 亢龙 人间theLivings  2022-07-29 08:05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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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顿早饭,是潘金武最后一次吃到母亲亲手做的熬汤。也是在这天早晨,在县城大南门下的过江码头上,赶早的行人第一次吃到了熊氏么花店的这个新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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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南竹海之味丨连载



1


熊老表在加拿大的这些年,每至春节、端午、中秋、冬至,都要安排我做一锅熬汤去养老院看望他的老母亲——我的许表娘——她年及九旬,精神矍铄,只在耳力有些差错。

许表娘住在市里最高端的养老院,所有费用皆由在加拿大挣了大钱的儿女支付。许表娘自己也有退休工资,就攒在零存整取的银行卡里。

每次我去养老院,麻将桌上的许表娘见我的第一个动作就是麻利地跑回独立套房,打开抽屉锁,将那张银行卡取出来。随后,她拉着我去ATM机前,把银行卡插进去,令我背转身,待输完密码,屏幕上的余额现出来,才叫我凑上去看。看完,她取出银行卡攥在手里,凑到我耳边说:“你每个月来看我,一次都不缺,我死了这些钱就给你!”

看着许表娘狡黠的表情,我故意做出忧虑状:“您现在就给我吧,您看我抽烟又喝酒,万一比您还先死呢?”

“你个坏小子!老话说祸害千年在,你这小祸害,千年活不成,活一百岁没问题。”

我哭丧着脸,继续说:“先把熬汤钱给我嘛,买了熬汤材料,我烟酒档次都低了好几格。”

这话虽是开玩笑,但也不是纯胡说。熬汤材料虽不名贵,但要凑齐、达到熊老表的标准,得颇费一番工夫。

身在异国的熊老表每次让我做熬汤,都要在电话里好一阵啰嗦:

“‘四大骨’需得是年长1岁以上土猪的,牛棒骨要400斤以上的水牛后腿骨,猪心、猪肺、猪肚、猪俐、猪巴肝肉要全套,尤其要留意猪的肺气管是否完好无损……”

“配菜折耳根要野生的,出苗30天左右的最好。绿豆芽和黄豆芽要亲自生养,肥基用淘米水,绝对不能施化肥。催芽时,绿豆芽用童子尿,黄豆芽用水牛尿……”

我嘴里应着,心里却想:这“熬汤”菜谱,可是我家传给你家的呀!但熊老表并不歇嘴,仍然喋喋不休,我终于忍不住怼了过去:“熊二老兄,你的意思是我还得端着脸盆去幼儿园接童子尿、去屠宰场接水牛尿呀?”

熊老表半点不客气:“就要这样!我在西门开熬汤馆子时,就专门置办了一对尿桶放到附近的小学校里。门卫给我挑一担童子尿来,我还免费招待他一盆熬汤、半斤烧酒。”

我还想继续怼,熊老表丢下一句:“这可是我姑奶奶——你家家(方言:奶奶)传给我家的熬汤秘方。我家传承实践了70多年,你胆敢怀疑?”

此话一出,我顿时泄了气。


------

我祖上是从福建长汀府迁徙到四川的客家人,祖祖辈辈还沿用着客家称呼,奶奶叫“家家”,爷爷叫“公大”。

我家家姓熊,名光淑。1940年的冬月廿六日,即,庚辰年冬至节后的第三天,她背负着一个吃奶的婴儿,迈着一双长不过三寸的裹脚,沿着下东路步行五十里去县城。

这天,熊光淑天亮就出了门,一路紧赶慢赶,傍晚方得入城。时近天黑,她在东街的沙湾渡船过沱江,过江后的上岸渡口,正对城墙大南门。

南门城墙与江河之间的沙洲上,还有一溜二三里长的矮棚街子,一条百步上江石梯插过矮街。矮棚街子也叫“顺河街”,它既似城墙的拱卫,又似城市的弃子,街面破败不堪。两旁经营的几家鸡毛店(旧时最简陋的小客店,没有被褥,靠垫鸡毛取暖)、么花店(旧时路边的小餐馆),都是穷人才会光顾的场所。

么花店场所简陋、设备也简约,摆一口安放木甑子的大铁锅、一口砂鼎锅、两只泡菜坛子、十几副碗筷就够了。选址一般是在城郊、码头、东西南北通的大路上——这些地方往往是脚夫、挑夫、轿夫、小商贩等穷人长途折腾生活的必经之路。

熊光淑识字,她眼见一家白底靛字的“熊氏么花店”幡布店招,便立住了足,反手解开背上的瓮裙(背婴幼儿的布袋),这时么花店里急急地跑出一个十来岁的丫头,麻利地帮她接住了瓮裙里的婴儿。

她坐在熊氏么花店的长凳上奶孩子的工夫,夜色从江面上泛上来,淹没了江岸和县城。老板娘急忙点上油灯,丫头蹲在“喝汤”炉子前添了块劈柴,矮屋开始温暖、亮堂起来。

熊光淑左手揽着婴儿,右手去内衣兜里摸索出两文铜钱,说要买一碗“帽儿头”——就是一碗干饭,也是么花店的主打产品。

那铁锅里的木甑子,一次性可以蒸出两斗米的干饭,约六十碗。卖饭时,店家用一只二寸八口径的碗盛上堆尖的米饭,再用一只三寸口径的空碗盖上去,上下一翻转,米饭倒扣在大碗里,模样活像川人头上裹的白帽子,因此得名“帽儿头”。

当时卖一碗“帽儿头”,店家可赚得一两八钱的米,一天下来,便有十斤米左右的毛利。说是毛利,是因为“喝汤”和泡菜是免费赠送的。“喝汤”是用猪骨、牛骨熬出来的骨头汤,一直在一旁的砂鼎锅里熬着;泡菜是店家自制的,从坛里抓出一碟,供客人下饭。

即使只有一位客人点“帽儿头”,店家也会长声吆喝:“珍珠饭一碗,人参汤一盏,老腊肉一碟,老板付大洋二元。”——这样说,二文钱的“帽儿头”浮价为二元,夹杂了稗子和谷壳的干饭成了好米饭,“喝汤”变成了人参汤,泡菜变成老腊肉,真是苦中作乐呀。

餐食端上来,熊光淑发觉“帽儿头”微温,“喝汤”却是滚烫的,泡萝卜也咸脆鲜。她夸了泡萝卜,又说老板大方,泡菜舍得放盐,不似乡里的么花店,咸菜不咸,都是酸软的。但她自始至终都没有夸过那碗“喝汤”。

老板娘欢喜听,扯一条长凳迎面坐下,伸手抚熊光淑怀里的婴儿,夸长得白胖,又询问她是哪里人氏,进城何事?熊光淑回说自己是下东路古佛乡熊场熊氏,进城是为了探望被抓了壮丁的长子潘金武。

老板娘听完,盯着熊光淑的脚,一声惊叫:“你一双尖尖脚,背个孩子走了五十里?我的姑奶奶呀!”

二人排字论辈,熊光淑真是这么花店家的姑奶奶。老板娘的丈夫大名熊光海,和熊光淑是一个字辈。那些天,熊光海和儿子熊大元撑了一船红糖下江阳,预计得十天半月方能回来。家里正有宽铺,老板娘就留了熊光淑借宿。



2


次日一早,熊光淑背着婴儿去了老县衙。潘金武等一众壮丁几百人,就住在放空了犯人的衙门大狱里。当时,潘金武还穿着去天洋坪赶集的那一身阴丹士林棉袍。

潘金武对母亲讲,自己三天后就要开拔重庆兵场训练,一个月后就要上前线。熊光淑晓得,此事已经无力回天,自己的大儿子必须去抗日了。临别时,潘金武将身上的生意账款和征兵优抚金一并给了母亲,又嘱咐她明天再来衙门大狱一趟,将自己换下来的衣服拿回家去给二弟穿。

离开老县衙,熊光淑立即去了猪市坝肉市。她花了天价,买来一套猪心、猪肺、猪肚、猪俐、猪巴肝肉、猪“四大骨”和两根水牛后腿骨。一路歇了两稍,才回到大南门的熊氏么花店。

说起大狱内的情形,老板娘也跟着唉声叹息,可熊光淑没时间难过太久——她要抓紧时间亲手做一罐熬汤,让儿子上阵杀敌之前吃顿好的。

她主理,熊家的童养媳丫头打下手,将那套猪下水汆水遣血,煮透,切片,凉在筲箕里,忙了半夜。猪骨和牛骨放在鼎锅里,用小火熬了一宿。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熊光淑身负婴儿,一手提一桶少了绿豆芽、黄豆芽的熬汤,另一手提一瓦罐糍粑海椒,赶在壮丁队开饭之前,送进了老衙门大狱。

这顿早饭,是潘金武最后一次吃到母亲亲手做的熬汤。也是在这天早晨,在县城大南门下的过江码头上,赶早的行人第一次吃到了熊氏么花店的这个新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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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县城回到乡下,熊光淑记住了县城大南门的熊家亲戚。次年春上,她派16岁的次子潘海清挑了半头茶油、半头烧酒担子进城省亲。潘海清回到乡下,担子里又盛满了熊家的回礼:半头挑子盐巴、半头挑子红糖。

两家人一直走动,直到1959年——熊氏么花店关张的次年春荒上,早已成家独立的潘海清饿死了,熊光淑又患上了腿疾,两家人从此断了音信。



3


1994年,我在县城郊区派出所工作。仲夏一日,我幺爹领着一个中年男子进了家门,介绍他是我“熊二老表”。

我家家熊光淑一生育有四子,除了在战场上不知所踪的长子、荒年饿死的次子,如今只剩下我爹和幺爹了。而后家熊场的表亲们,我打小就认识,唯独这位“熊二老表”从未见过。

见我惊异,幺爹骂着提醒:“忘恩负义的东西!打小你家家就给你讲,解放前,她背着我进城探望关在老衙门大狱的大爹,你给忘了?这位就是你家家进城讨歇认下的老亲——大南门下,你熊大元表叔的二儿子熊正财。”

幺爹这一骂,我立刻去脑海里翻找家家讲过的故事。

在我14岁离家读书之前,一直是窝在家家的叙事怀抱里。春天或秋日,家家在梨树参天的菜园子里锄草采摘,我就蹲在一旁啃桃啃梨,家家口中的故事也像果子一般香甜多汁;夏天,我躺在家家身边的篾席上,她手里的竹摇扇和着她的故事节奏一同起起落落;冬天,我双手围住家家胯下的碳火笼,头脸埋在她的青色棉袍上,她的故事像炭火一样,让晦暗的冬季变得明亮而温暖。

在那些不断重复的故事当中,县城大南门的“熊氏么花店”会经常出现,以至于我儿时总做一个梦:我们婆孙走在古老的东南大路上,走一阵,就进一家么花店吃一碗“帽儿头”,吃过两三家么花店了,亲戚家还是远不可及。我拉着家家的长衫步履蹒跚,可大鱼大肉、山珍海味永远在希望的尽头。

转眼,家家已经辞世7年了,她口中念叨的“熊氏么花店”里的人物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还是不免有些诧异、恍惚。怀着对家家的怀念和敬爱,我毕恭毕敬地款待了这位熊氏老亲,又专门请了我的左邻龙指导员来作陪。

谁知,龙指导刚坐上饭桌,就和熊老表打招呼,原来他们早就认识了——熊老表在我们辖区内的一家化工厂做大厨,龙指导以前常去那间化工厂检查工作、就餐,一来二去,两人就熟了。

据说这家化工厂要改制,由原来的刘厂长承包经营。他放言要精简一半的工人,熊老表所在接待食堂就在首裁之列。此次熊老表与幺爹来找我,就是希望我去找刘厂长说说情,请他不要断了熊老表养家糊口的活路。

我看着幺爹,嘴对着熊老表说:“龙指导可以作证,去年化工厂还未改制,我办了个偷卖车队汽油的案件,收审了12个司机,盗窃团伙头子就是刘厂长的亲弟弟。”

这起案子侦查完结后,提交检察院,检察院以盗窃罪起诉到法院,法院却说犯罪嫌疑人已经退赃罚款,没有给企业造成损失。政法委领导也怪罪我将车队一半的人抓去收审,说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生产经营,影响了县域经济的发展。结果司机们全部免于起诉,无罪释放,我倒成了阻遏县域经济发展的罪人。

“熊老表你说,你这让我去找刘厂长说情,讲我们是亲戚,他会买账吗?”

熊老表将一颗酥皮花生含在嘴里,既不嚼,也没法吞,愣在那里了。还是幺爹脑瓜子灵光,他举着酒杯,立即去敬龙指导员。他们二人都是退伍老兵,相谈甚欢,后来龙指导就答应亲自去帮忙说情了。


------

龙指导那边还未得到回信,我就决定选一个周末,提着礼品去大南门拜访熊氏老亲。

家家讲到的县城城墙,解放前就被推倒了,将就城墙地基修了围城马路。原来的老衙门,现在坐落的是县公安局,老衙门大狱则成了看守所。曾经阔大无比的大南门,眼下只余一段窄窄的小巷。我穿过小巷,越过围城马路,顺着一段石阶下江,在挂着“顺江路”路牌的街上,打听熊正财的家。

我第一个问的,是坐在街沿竹椅上糊纸盒的一位太婆。

太婆见问话,仰起一张慈祥的脸说:“你找熊二?”

我说是,太婆低头又糊纸盒的帮子,嘴里说:“他和他表叔潘国恩去隆昌倒腾废铁去了。”

我说潘国恩就是我幺爹,然后又问:“你是谁?”

太婆一听这话,忙在围腰上擦手,又捶捶腰、捶捶背起身:“你早点说嘛!算算,你是熊姑婆的孙子吧。我是谁?我是熊二的妈,你该喊表叔娘。你家家到我婆家讨歇的那年子,我还帮你家家接过她背上的娃儿呢。”

熊二的妈妈——就是当年那个从熊氏么花店布幡下跑出来、接过我家家背上婴儿的小丫头!我心里对她是多么熟悉的呀,忙拉起她的手,却什么话没说出口。

我们牵着手进了低矮的木屋,身后的阳光把我们的两道影子从门槛起拉长到屋正壁。影子上方,是一溜的单人挂像。

我有些语无伦次:“我认识你,表叔娘,许久前我们就认识——你是熊光海舅公家的童养媳丫头。”



4


龙指导员亲自说情失败了,他见着我就摇头:“国企改革,厂长都变成电影里的资本家了。”

他去拜访刘厂长,谎称熊正财是自己的亲老表,希望他“法外施恩”,保留熊正财的工作。可刘厂长不买账,叫女秘书给他倒了一杯水,就靠在大班椅上,大讲“国企改革”的深远意义。龙指导听烦了起身要走,刘厂长也没留饭。

几天后,熊老表去厂里结算了“一次性下岗补贴”,正式和我幺爹合伙倒腾废旧钢材生意。当时倒腾废旧钢材需要“特种经营许可证”,他们不懂,我也疏忽了。结果二人生意做了没到半年,运一车钢材去重庆,半路上就被检查站没收了,1万多元的本钱里面不仅有幺爹和熊老表工作几十年换来的“下岗补贴”,还有我参加工作以来积攒的近千元存款。

我不好埋怨他们,心里在暗怪自己,没替他们办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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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春天,我们派出所的辖区内出了“抱走一团火,救活一车人”的英雄梁强。我们一面大力宣传英雄故事,一面也加强了辖区内厂矿的消防安全检查。

领导安排我负责化工厂的安全检查。化工厂改制后的确有一番新气象,现场管理、制定的规章制度和设备档案,都没有分毫纰漏。不过,我发现厂区里开设了许多赌博游戏厅和歌厅等“三产”服务,许多染着各色头发的青年男女,一个个斜眉吊眼,到处招摇。

一番侦查下来,我又把刘厂长的弟弟揪了出来。我作为承办人,以“涉嫌赌博罪”和“组织卖淫嫖娼罪”,收审了化工厂“三产办”七八名员工。侦办过程中,我隐约知道刘厂长已经动员了政法关系,企图阻止可能继续的司法程序。但我的上级单位和领导没有谁来直接命令我停止案件侦办,只有龙指导经常忐忑不安地约我喝酒。看着他煎熬的样子,我也难受。

一天,我在龙指导家喝完他珍藏了十几年的两瓶好酒,仰在沙发上醉眼觑着他,请他直说这事该怎么办。第二天,我就按照他说的,制作好解除收审和治安处罚审批文书。赶到县局已是下班时间,法制科、治安科、分管局长、局长却都在办公室亲切地候着我,刘厂长也在局长办公室喝着茶聊天。一众领导签完字,刘厂长的司机去财务室交完一提包罚款,就拿着《收审释放通知书》火速跑去看守所放人了。

许多年以后,有朋友问我职业生涯里有没有做过羞耻的事?我迟疑许久,说没有。小地方的人情复杂,想要事事办得合规合法几乎不可能。小地方的人也重情义,即使是上几辈人受到的恩惠,子孙也得涌泉相报。为了帮助熊老表这个下岗职工,明知不可为的事,我也努力过,还顺势敲了一下资本家的“竹杠”。

刘厂长的弟弟被释放半个月之后,县城西门就新开了一家“熊氏熬汤”餐馆。开业当天宾客盈门,我提一挂喜炮去迟了一点,没有赶上坐头排。

这家店里头只放了6张大餐桌,其中,化工厂的嘉宾就坐了4桌。刘厂长送的亚克力匾,上刻着“大家都要支持下岗职工再就业”,就挂在迎门的正墙上——这餐馆的门面是化工厂的资产,熊老表签约租赁了10年。



5


算上在县城大南门营业的那段日子,“熊氏熬汤”也算是老字号了。熬汤不仅养活了熊家三代人,也给全城老百姓添加了一道极具地域特色的美食。

过去,川南地界役使水牛耕作,盐井坊、槽坊、糖坊、碾坊、纸坊更是以水牛为最重要的动力。单一地自流井盐井坊的役牛,鼎盛时期就有10万头,每年退役屠宰的水牛不下1万头。因此,在川南地界,牛骨头可以用“贱”来形容。川南丘陵又盛产红薯,红薯和红薯藤催生了养猪业的发展,猪骨头、猪下水也不稀贵。

牛骨、猪骨便宜取得,是川南小城“喝汤”历史的物质基础。可是“喝汤”根本算不上一道菜品,故此延续千年的川菜“史记”或“列传”,对它都没有一丝一毫的记载。小城百姓也只知道“么花店喝汤”,并不知道“熬汤”为何物。

几十年前,我大爹、家家、大南门出身的熊氏因缘际会,才将“喝汤”提档升级成了“熬汤”。从此,么花店的免费赠品“喝汤”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新的餐饮形式,“熬汤”也在这座川南小城的饮食文化里立足了。

其实,“熬汤”并不是我家家的发明,它最早出自我大爹潘金武之手。

我公大(爷爷)为人老实、木讷,是在本家抱养的,因不是亲血脉,便受家族排斥。潘家人合伙开的油坊,他也得不到一点利益。家家与公大结婚后知了情由,立冬后,油坊开榨的前一天,她趁人不备拉起丈夫,将油坊的茶饼箍、楔子、舂杆等用具一并搬到自己的卧室里锁了起来。

第二天,油坊开榨敬神,族长潘子千不见榨油家什,便寻上门来。家家请族长上座,拿出公大的“过继子嗣契约”读一遍。读完,请族长解释“立约过嗣,亲族同知,永不反悔”是什么意思,又请族长确认契约里的“潘子千”是不是他的亲笔签名。

潘子千被问得还不了价钱,就与我公大重新立契,定下“油坊茶枯归由潘富安所有”——茶枯就是油坊榨油后的茶饼残渣,过去乡里人用它来洗头、洗澡、洗衣服,也可肥田。

公大经营茶枯生意时比较粗放,他把茶枯做成砖头大小,分量足,但因为没有过滤分出粗细,又加了粗糙的谷草粘合,洗衣服倒没有什么妨害,洗头、洗澡就难免会划伤小孩和妇人的皮肤。

他的长子潘金武10岁就接过了“茶枯营生”,比父亲做得更出色。他做出了两种茶饼:供洗衣服的茶饼,还似砖头,分量不变;而洗澡、洗头的茶饼就筛选最细腻的茶枯粉,用二黄纸、棉花来凝结,模子只有半块砖大小,用起来和洋腻子不差多少。

那段时间,潘金武上赶天洋坪、下赶古佛场,把自家的茶枯饼生意做得有声有色。原来值钱一文的茶饼,涨到两文钱还供不应求,财主家的太太小姐也用。

12岁时,家家给他缝了两套长衫,一套春秋穿的水湖蓝薄长衫,一褂冬天穿的阴丹士林厚长袍,行在一群短打扮的人流里,十分瞩目。等潘金武长到14岁,古佛场的杨家、鹅坳的徐家都托媒人来说亲,可他独独瞧上了天洋坪萧屠户家的闺女。他常常到萧家肉铺买猪下水,与萧姑娘打小认识,两人早对上了眉眼。

潘金武18岁那年仲秋,从园子里摘了梨果子,一早就挑去天洋坪赶集。家家和媒婆随后去赶天洋坪,去萧家下聘。半响午,家家与媒婆前脚进了萧家屋,潘金武卖完水果,后脚也到了。他放下担子,挽起衣袖,就去灶房做熬汤。

天不亮,萧屠户杀完猪就拆骨入锅,现在猪骨头已经在鼎锅里熬得白亮浓稠。潘金武刀工了得,半炷香的工夫就将一副猪心、猪肺、猪肚、猪俐、猪巴肝肉片完,片片都似笋壳薄,堆尖码在筲箕里,形状比原样夸张了一倍。萧家姑娘也是心灵手巧,一筲箕配菜绿豆芽、一筲箕黄豆芽,也用半炷香的工夫摘得株株根须全无。

午饭时,萧家的尊长来了两桌人,加上双方媒正、合字先生以及萧潘两户当家人,满坐了3桌。众人都对熬汤菜赞不绝口,萧家娘舅是草药医生,建议潘金武再往汤里加入几味香草,又提议大喜之后,翁婿二人可在肉铺里加一个熬汤菜馆。如此一来,肉铺、熬汤加油茶饼生意,定然是兴盛隆达、源来三江。

对长辈们的殷切愿望,潘金武都一一应承了。

下午,在双方父母、尊长的见证下,合字先生将辛巳年(1941)二月廿七定为潘萧二人的喜日良辰。

可就在1940年冬月廿五日,冬至后的第二天,意外发生了——那天,潘金武怀揣着收账的银钱从天洋坪赶场回家,路过天堂湾时,族长潘子千带着两个端枪的丘二从密林里跳出来,把他抓了壮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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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战场,家里人就再也没有接到潘金武的音讯,外面却传扬着两条似是而非的消息:

一是抗日结束后,说是有一断手的伤兵送了一封信到老油坊(我家确切的地名叫“新油坊”),家家得知后,立即赶去老油坊追问,一院子人没有一个承认收到过这样一封信。

一是在解放初,一个邮差在离我家十里外的马儿场送信,打听一个叫“潘定兴”的收信人。“潘定兴”是我公大在族谱上的正名,鲜有人知道,但一个自称认识他的人将信件领走了。传说那封信鼓鼓的,大家猜测里面夹有钱币,让人起了贪心。



6


多年以来,家家一直从各种渠道打探长子潘金武的信息。

从1941年起,每年的大节令,她都要去十里外的马脸仙婆家“观花”。每次观看到代表潘金武生命的花树,都焰火赤灿,生命力十足。只有1949年冬至观的那一次,“花树”奄奄一息,余焰散落。家家十分着急,她守在仙婆家3天,付出了十几倍的价钱,仙婆也费了十几倍的功夫,才将潘金武的“花树”救活。

1959年,我爹满20岁,我幺爹满19岁,都长成了革命青年。他们开始阻止家家去仙婆家观花,批判她封建迷信。

家家骂我爹:“你6个月开荤就喝你大哥做的熬汤,1岁就吃你大哥买回的砂糖糕,2岁出麻子烧得惊疯,3岁了不能走路,人家封你个外号‘土地()’,还不是你大哥请了医生救你?没有你大哥,还有你今天横板顺跳的命?忘恩负义的东西!”

家家又骂我幺爹:“要不是你大哥做生意攒下钱财、抓壮丁卖命留下钱财,你读得起书、识得来字?读不来书、识不来字,不就和你爹一样开个油坊都白吃亏?忘恩负义的东西!”

骂完两个儿子,家家叹了一口气说:“我要不是尖尖脚,我早出去找了。现在征兵的来了,潘三娃你给我当兵去!你去把蒋介石给活捉了,帮我问清楚潘金武究竟在哪里!”

我爹便真去当了兵。

幺爹送我爹的路上,打听到这批兵是去北边的,他折回家跟家家说:“三哥这批兵是去北边的,后一批才去蒋介石在的东边,要不我去东边找找?”

家家看出了幺爹的诡计,提根棍子要打他。幺爹翻起脚子撵山跑,隔了几天还不见人,家家四处打听,原来幺爹也当兵去了。

其实,他们兄弟两人入的都是7812部队,去的是川北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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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有一片慈竹林,本是专供家家生活零用的,但她将慈竹卖出的所有收入,除去小部分给我买零食用,其余的都送给了马脸仙婆,请托她长期护养大爹的“花树”。

家家去世之前的那两年,开始出现幻觉,也不喜欢说话了。寒假里,我陪她默默地坐在院子里,冬日的阳光沐着她青色的头发和干瘪的小脸,我们婆孙俩像被太阳消融成了气体,叠放在小院宁静的空气里。

突然,家家的声音飘进来:“大娃子,你听,你大爹赶天洋坪回来咯,嘘着山歌进梨园子咯,快去接他。他左手扶箩筐索,右手提笼猪下水,两手不得空呢!”

1986年冬月廿一日,家家辞世,依然没有等到自己心心念念的大儿子。在她活着的所有日子里,一直在寻找着他在天上或是人间的信息,从未停息。



7


2010年,熊老表的女儿在加拿大定居。2年后,熊老表的女婿家在多伦多开了一家华人餐厅,他就以“高级厨师”的身份,技术移民加拿大了。于是,2012年年初,县城西门的“熊氏熬汤”正式关张歇业。

算一算,县城大南门、正西门的“熊氏熬汤”,一共开了35年。对于熊氏家族来说,这是一段悠长的岁月,三代人的兴旺发达、起起落落,都是由此开始的。

而与他们攀亲接戚的我们家,认为“熊氏熬汤”的背后,藏着更深远的意义——只要熬汤在,我们的家族的记忆就在。即使大爹潘金武从1940年冬月就远离了家人的视线,从未出现,但只要他留下的熬汤手艺数十年如一日地受人追捧,那他就一直活在几辈人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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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的当天,我又去养老院探望许表娘。

我将一锅熬汤、一袋黄豆芽、一袋绿豆芽、一瓶子糍粑海椒放在车后座。一旁的儿子紧张地护住一口鼎锅,生怕它倾覆。

因为提前沟通过,养老院食堂就没有安排汤菜,早给我的熬汤预备了加热的位置。

我将鼎锅架在天然气炉子上,启动鼓风机,眼见锅里沸腾了,猪下水在滚沸的汤里像鱼一样翻滚。我先放入黄豆芽煮5分钟,再放入绿豆芽煮2分钟,然后舞动长筷子,将豆芽一筷子一筷子地分配到8只汤盆里,再用漏勺舀出猪下水,一盆一盆地分配,儿子在一旁给每盆熬汤撒上鱼香。

8桌耄耋老人,一桌工作人员,吃着熬汤度过端午节。按惯例,席间,远在加拿大的熊老表姐弟两家人,会在投影屏上与许表娘视频,他们一一向祖国的亲人致以了亲切的问候。养老院院长也发言了,他感谢熊老表多年来向养老院的老人馈赠美味的熬汤,并祝他工作顺利。

这天的端午筵上,不仅有熬汤,还有粽子、咸鸭蛋、烘鸭子等节日特色菜。怕老人们不消化,饭后,儿子和工作人员监督每位老人服用了消食片,然后簇拥、搀扶着他们,一起去会议室K歌。

K歌以院长的拿手曲目《常回家看看》开场,歌曲还没有放上几首,一间屋子里2/3的老人都已呼呼入睡了。
编辑 | 罗诗如     运营 | 梨梨     实习 | 吴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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亢 龙

不过就是一个胃的奴隶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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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8-11 04:16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邻居奶奶的饺子,抚慰着异乡人的心 | 人间有味

 金十安 人间theLivings 2022-08-05 08:05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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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仁韭菜加鸡蛋,本是水生土长,不相干的,搭配在一块就很合适呢。尽管我们是后面迁过来的,但这个时候就和本地人一起,要守护这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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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golo




人间有味丨连载



1


1991年,爸爸工作调动,我们全家要从荆州搬去武汉。此前妈妈在新工作的入职体检中查出乳腺癌,术后她回老家休养,不能与我们同行。

搬家那天,我和爸爸挤在货车的驾驶室内,后面的车厢承载着我们全部的家当。为了引起我的兴趣,进入武汉后,爸爸就不停地指点:长江大桥、黄鹤楼、龟山、蛇山……我隔着灰尘扑扑的窗户往外看去,都是模糊、冰冷的模样。

后来,我成了武汉某小学三年级的一名转校生,由于两地用的课本不同,学习开始变得有些吃力。班里的转校生不止我一个,但我是最“特别”的——其他人只是同城换个学校,谈吐、穿着打扮都很类似,对流行的名牌衣服如数家珍,而那时荆州哪有这些,我听着陌生的词汇,满脸懵圈。

武汉本地的孩子大多人高马大,多才多艺,我在之前的学校是文艺骨干,但在这里因个子矮小、说话还带口音,基本没什么表现的机会。小孩之间的排斥简单又直接,很快他们就指着我说:“乡里来的。”

当时我在的小学已经开设了微机(电脑)课,学校有两间机房,一年四季都开着空调保持温度和湿度,平时用厚厚的红丝绒窗帘遮挡光线,显得神秘又高贵。教课老师说,这是大城市重点小学特有的待遇。每次上课前,他总让我们排成一列,一一脱鞋,等他说“行”或挥手,我们才能依次进入。这个过程要花费5分钟,他也不慌,神情冷漠,好似乐此不疲。

有3次,老师不让我进机房,皱着眉头说我太脏。头一次我很诧异,心里不服,但被同学们的目光驱赶着,只好移出教室,站在走廊上哭泣。后两次,同学们窃窃私语,仿佛我被赶出去是理所当然的。

教室的门锁了,我没有地方可去,那时候我感觉武汉这座城市很大很傲慢,都容不下一个小小的我。我想:武汉大概是全世界最讨厌的地方了。

爸爸偶尔会在晚饭时问我新学校怎么样,我埋头吃饭,假装漫不经心地回答:“还可以吧。”小孩子总比大人认为的要早熟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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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搬来武汉时,我们住在爸爸单位分的“团结户”里。这里的家属大院比之前在荆州住着的小,还没什么草木,灰不溜秋的。对着茫然的环境,我只能装乖、到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地招呼人。

可是大部分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只是与我擦肩而过,既不看我,也不停留,只有一位奶奶格外热情些。她伸出皱巴发黄的手,覆盖我的头顶,轻轻拂过我的短发说:“来和我家萱萱玩哦。”

萱萱跟我年纪差不多,她四肢修长、五官明丽,长得确实像TVB热播剧里的女明星。放学后,她会叫我到楼下的水泥地上和一群女孩儿跳橡皮筋。

一天,我们玩了一会儿,就有一个顶着整齐圆润发髻的脑袋从三楼阳台上探出来,唤萱萱回去吃饭。萱萱没有应答,她的脚灵活得像缝纫机针头,有条不紊地穿梭在两根橡皮筋间,再点落到水泥地上。

我腰上套着皮筋不敢乱动,就帮忙大声吆喝:“萱,你奶奶叫你了。”

我尖细的嗓门仿佛绊住了萱萱的脚步,她们组输了,我们组“哦哦哦”地拍掌鼓噪着。萱萱扭过头,凶凶地冲我说:“那不是我奶奶!”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奶奶是萱萱家的住家保姆。萱萱妈要上班,她奶奶腿脚不好,需要人贴身照顾。这位奶奶还负责萱萱家各种家务、采买,她和我一样,虽然住在这里,但好像并不属于这里。她外出买菜惯例穿着深蓝布的外套,再戴一对碎花套袖,踩着黑布鞋,手臂上挎一个竹篾编的菜篮子。在大院里,大家从不叫她的姓名,好像也并不在意,与她擦身而过时点个头,再“唉”一声就算是招呼了。只有我们这种小孩子喜欢“奶奶奶奶”地叫唤,她一听就笑得合不拢嘴,“唉唉唉”地一一点头应答。若是刚买菜回来,她就会赶忙从菜篮子里拿出好吃的分给我们。有一次,她莫名其妙地掏出个生鸡蛋给我,我一捏,蛋黄蛋清流了满手。

一天,我问萱萱:“你家保姆奶奶叫什么啊?”

萱萱歪着头,两簇浓眉往中间拢了拢,半响说:“姓童。”



2


熟悉之后,萱萱邀我去她家玩。我发现她家各个房间都房门紧闭,其中一间还传出电视机的震天声响,偶尔还有男人在高声附和。我知道那间房子里住的肯定是萱萱爸,他精神不太正常,全院的小孩几乎都被父母警告过不要招惹他。

我和萱萱趴在客厅的桌子上画画,厨房里不时传出“乒乒乓乓”的声音。不一会儿,童奶奶端了碗水饺摆到我面前。这碗清汤水饺微透的薄皮里包裹着弹珠似的鲜肉,透着莹润的粉,我虽馋,但假装客气地推托:“吃过了。”

“有什么关系?小孩子又不禁饿。”童奶奶把碗推得更靠近我一点,又把勺子塞进我的手心。于是,我用白瓷汤勺舀起一颗香味诱人的水饺,就着汤汁一口一个,嘴里吃得嗦嗦响。

童奶奶在一旁看得眉开眼笑,搓搓手说:“好啊,吃饭香才能长个子。”

大院里的人都知道,童奶奶是最擅长包饺子的,偶尔还会做馒头、花卷等面食。彼时武汉的菜场里已有用机器轧的饺子皮卖,院里的住户也逐渐接受了这种便利,马马虎虎地吃。但童奶奶仍坚持从发面开始,擀饺子皮、剁馅儿、和馅儿。她手巧,包的饺子花样繁多,有月牙型、元宝型、三角型,等等。

童奶奶说,在她的老家山东,所有节气都要吃饺子,“尽管萱萱是在武汉土生土长的,但她爷爷奶奶也是山东人。这院子里的人,若是往上追个一两代,也都是外乡人呢”。

我在咀嚼的空隙里,抽空点了点头。

这时,萱萱爸在房间里闹出了大动静,童奶奶轻推房门,斜倚门框轻声对他说了句什么。“啪啪啪”的跺脚声骤然响起,一个暴躁的男声说:“莫管我。”童奶奶又追了一句,他吼道:“滚!”

萱萱起身把那间房的门阖上,对童奶奶说:“让他饿,饿了就晓得了。”童奶奶没有答话,她转身走进另一间房,犹如钻进了一个黑暗的洞穴——据说萱萱爷爷以前是单位里的一把手,所以分得了最大的房子,四房一厅。他去世后,家里还住着五口人,童奶奶占据着其中最小的一间。

我在白亮晃眼的客厅中继续填充颜色,但有些心不在焉。我想,萱萱家的房子虽是我家的两倍大,但都被分割出去了,武汉可能到处是这种看似大、但真正的容身之处又极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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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病愈后来到武汉,她发现这里的日常开销比荆州大多了。她有段时间没上班了,我们家家底又薄,所以一家人尽量避免额外的开销,外出“搓一顿”就显得格外奢侈。

我妈擅长做红烧鲫鱼,但她图便宜,几乎不买那种还在盆里游的,而是买已经死掉、放在盆前塑料袋上的鱼。她会拿起来闻下味道、翻捡挑选,查看两鳃是否有血色。把鱼拿回家清洗后,妈妈先把它放在砧板上,还是像在荆州时那样,颇有仪式感地念:“小鱼小鱼你莫怪,你是人间一道菜。”

我纳闷地问:“不是已经死掉了吗?”

妈妈不理我,她举起菜刀,深吸一口气,再斩下去。刀“啪”地一声砍在鱼背上,把鱼一分为二,整个砧板都跟着抖动,空气中荡出一阵水腥味。之后,她把两截鱼放入滚油的铁锅中,加入呛人的葱姜、花椒、八角烧制,渐渐地,一股令人食欲大涨的香味飘出来了。

收汁,再浇入豆瓣酱,翻面两次,最后盛出两份鱼。妈妈让我把带鱼头鱼肚的那份送去萱萱家,她知道自己不在武汉的这段日子里,萱萱家比较照顾我,于是想尽力还这份人情。其实,妈妈做完乳腺癌手术之后,胸口没了肌肉,已经没有太多体力做这种复杂的菜肴了,但如果不够复杂,她又觉得送人不够有诚意。

那天我去送鱼时正好赶上饭点,萱萱捧着那盘鲫鱼啧啧称赞,说好香。我也使劲吸鼻子,夸她家的菜香。童奶奶赶紧把我端去的盘子腾出来,又往里装了几块排骨递给我:“不能空碗拿回去的。”

小孩子总觉得别人家的菜更香些,此后我家做了红烧鱼块、煨排骨之类的“好菜”,我妈都会让我给萱萱家端一碗过去。两家人就在这一来一往中逐渐走近,每次童奶奶见我妈都要道谢,我妈忍不住对我感叹:“一个菜而已,她谢了七八回。她这辈子也不容易。你给她一点她都高兴。”

熟悉后我们才知道,童奶奶是个孤儿,从小是被叔伯拉扯大的。她还没成年的时候,同乡介绍邻村有户人家两口子都做公职,很忙,需要人照顾孩子、料理家务,她想反正在哪里都得干活,总比待在村里没着没落的好,就跟去做了保姆。

谁知这一做就是一辈子,她没有成家,也没有子女。



3


一个秋日的傍晚,三门栋里突然传出一阵骚乱,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只见童奶奶在前面,用肩膀扛住萱萱奶奶的腿,头发凌乱地散在肩上。萱萱奶奶的头靠在儿媳的肩膀上,好像已经意识全无。邻居们赶忙围拢过去帮忙,力气大的托住老人的腰身,有人问:“怎么不喊救护车?”

眼看已经来不及了,门卫赶紧解开平时运盆栽的三轮车的链条锁,挥手喊“上车”。大伙把萱萱奶奶抬到车板中间,萱萱妈跟着跳上车,侧坐在扶手上。童奶奶扶着车板,想抬腿踩上去,但晃晃悠悠地踏空了。

门卫赶忙摆手说:“太重了,您老待着吧。”

三轮车迅速踩走,童奶奶赶紧把自己身上的夹袄脱下,跟着往前小跑了几步,递到了萱萱妈的手里:“垫在头后,免得晃。”高大健壮的萱萱爸也在后面追着跑,像幼童一样哭着喊“妈”。人群逐渐散去,童奶奶还在大院门口扶着铁门,目送三轮车消失在街道拐角处。

几天后,萱萱家的香堂摆起来,黑纱也罩在这家人的胳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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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房是大院里的“人口聚集区”,一般买菜回来的人会先坐在木凳上歇歇脚,把红红蓝蓝的塑料袋摆在地上。有人在这里聊天,有人趁机去根、抓筋整理一下蔬菜,还有人会“借用”公家的自来水先粗洗一遍。

那天,萱萱妈坐在门房的矮凳上,望着来来往往的人诉苦。她说婆婆去世后,家里就少了一份离休干部的工资,童奶奶又日渐衰老,能干的活少了,医药费开支却多了,“么办呢?”

其他人一边埋头理菜,一边跟着感叹:“可不是嘛,不容易!”

我们放学了,骑着单车哗啦啦地冲进大院,萱萱听到母亲的抱怨,斜把着自行车,单脚踩地,居高临下地看着矮凳上的男男女女,气势逼人地说:“么办么办?她还有其他家人么?”

萱萱妈气势不输,拍着膝盖嚷:“我又没说什么,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那你要赶出去?”

萱萱妈跳起来,眼眶红了:“我是那样的人?”

萱萱捏了几下车把头,声音降了下去,随后脚一蹬地,单车划远了。

我听到旁边的人劝萱萱妈,又夸萱萱是个好孩子。萱萱妈掐了几段豆角,重重地丢进塑料袋里:“一肚子弯管子,怪声怪气,不晓得像哪个!”



4


我妈的乳腺癌在术后又转移了两次,上山拜佛求签问卜,手术放疗化疗中药,一切能想到的方法都尝试过了。有时,她疼得整晚不能入睡,我爸就陪她去家附近的三医院打杜冷丁。

为了不吵醒要早起上学的我,他们每次起床穿衣都静悄悄的。但我习惯浅眠,听到窸窸窣窣声仍会醒来。他们带上了门,却没有哐啷作响,我想应是提起了锁栓,再无声无息地放了回去。

清早出门上学,我妈问:“昨夜睡得好吗?”我说很好,我爸就说:“还是小孩梦长。”然后他们对视一笑,是夫妻间长久的默契。

我妈身体好些的时候,会和童奶奶在门房小憩闲话,或是相约编织毛衣。夕阳西下,她们的脑袋湊在一块讨论花样,指尖轻挑,织针灵活地上下穿插,吊下来的片状就越来越长。

一天,我去门房接我妈,走过去躬身拎起她脚下装毛线的袋子,她摆摆手说:“莫慌,你先把童奶奶送上去。”

童奶奶连连夸我懂事,说一看我就是有出息的,以后我妈一定能享我的福。我略低下头,做出害羞的样子,但嘴角上扬,心里乐得不行——我爸妈都奉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平日里极少夸赞我。

我提着东西走得飞快,到了三门栋口,眼角却捕捉不到童奶奶的影子,才意识到她走得慢。我停下等,突然发现自己的个头已经长到可以平视她的高度了。把她送到家门口,童奶奶捏着我的胳膊说:“刚来的时候瘦精精的,总算长出点肉了——快回去吧。”

回家后,我妈交代我,以后遇到童奶奶,若是她手头有东西,一定要主动去拎:“人就是凭着一点爱和一口气活着。我呢,没什么可指望的,就是希望能看到你上大学。你好好学习,给家里争口气。童奶奶没得过什么好的,织件新衣服也要先就着这个、再就着那个,未必能上自己的身。你尊重、敬爱她,她就能把这磕磕绊绊的日子捱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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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大院与我同级的学生有七八个,但只有萱萱与我住得最近,她家在对面楼的三楼,我在四楼,喊一嗓子就能听到。上了高中后,学业逐渐繁重,每次深夜刷题,我都要看看她家的灯什么时候熄灭。

童奶奶见到我,仍会招呼我去家里吃饭,我总以作业繁重为由一口谢绝,再“哒哒哒”地匆匆跑开。但即使走远,我也能感觉到童奶奶的目光落在我的背后。

童奶奶越来越老了,她发髻包中的白色渐多,圆形渐小,萱萱家却一刻也离不开她。有时她买完菜在楼下多站一会儿,萱萱爸就在阳台上呼唤她上去:“都几点啦?还是冷灶台!”若是看不到童奶奶,他就径自大声呼喊,等了一会儿没人回应,他就愤怒地用衣杆敲打铁架,哐哐作响,弄得整个大院的人都噤若寒蝉。然后,童奶奶枯瘦的身形就逐渐化作一个小点,缓慢地向那个黑黢黢的门栋移过去。

慢慢地,童奶奶也很少下楼了。

一天晚饭时,妈妈又要我去萱萱家送菜。此时的我对这种送来送去已经不耐烦了,说:“我去可以,但得让萱萱同时下去,我们站在楼下空地交接,这样才算公平。”我妈以为我在开玩笑,“噗嗤”笑了,我却严肃地说:“其实就算这样,我还多跑了一层楼呢。”

那时,我和萱萱之间已经有了竞争。她爸闲得无聊,经常在阳台上守着,总能第一时间捕捉到骑车冲回院子的我。他会高声问我考得怎么样,如果我考得不好,他就用鼻孔对着我,说萱萱又考了多少分;如果我考得好,他就嗤之以鼻,说我们这些“从下面上来的”就是会死读书。

有天,在厨房炒菜的我妈目睹了这一切。晚饭时,她摔着筷子敲着碗,说:“他有病,你也有病?要你别理他!”



5


1998年夏天,武汉连下了一周多的暴雨。特大洪灾袭来,连家属院里都挂起了“众志成城、万众一心”的红色标语。

班主任说,汉口某学校因为水淹得太深,已经停课,要我们珍惜宝贵的校园环境。调皮的男生们在书本后偷偷挤眉弄眼,嬉笑着说“那还不如放假呢”。我在稀稀落落的笑声中紧绷着脸,讨厌这种不知疾苦的天真。

当时情势危急,武汉各单位组织人员轮流看守江段、巡查江堤。我爸也上了前线,我妈身体不好,又听说有守江堤的人感染了血吸虫病,更担心我爸,人整天都蔫蔫的,没啥胃口。我们娘俩吃饭,她就煮点面条,配点拍黄瓜、拌海带丝之类的凉菜。

一天放学,萱萱突然对我说:“要你妈莫做了,到我家吃饺子吧。”

我竟然鬼使神差地点点头。

之后,我和妈妈走进对面的楼梯间,爬到三楼,就看到萱萱家的大门敞开着,萱萱的声音从水汽里飘过来:“快进来。”

客厅的木桌上全是面粉,童奶奶正坐在木桌前捏着饺子。她用白面糊住的手掌对我挥了挥,说:“好久没来啦,你们不是最好的朋友吗?”我不好意思地哼了两声,坐在她身边。

童奶奶年纪大了,体力不支,做饺子花头也少了,但仍然实在。她夹一块肉馅儿放在饺子皮中间,两瓣阖起,用食指和拇指在中间一捏,然后左两下右两下打出褶皱,轻轻一放,一只白胖胖、圆滚滚的饺子就立在了圆形的竹匾上。

我洗了手,也尝试捏了一个,饺子瘪瘪平平、没精打采地趴着。童奶奶慈爱地说:“成型了,不错。”早已是“熟练工”的萱萱嗤笑一声,也捏了一只,放在我俩的饺子中间,问:“是不是强点?”

童奶奶忍俊不禁,露出只余三颗牙的牙龈,说:“强点强点,你们啊,还是小孩子样的!”我跟着傻乐起来。

等饺子摆满竹匾,就一次丢进煮沸的锅里。萱萱妈紧盯炉灶,搅和观察,有浮起来转圈的水饺,就利落地捞起来。我妈赶紧钻进厨房帮忙,不一会儿,她端着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出来,嘴角也翘得高高的,吆喝道:“开吃,今天又沾光了。”

大家都笑嘻嘻地起身,有的收拾桌面,有的去拿碗筷,有的去挪动椅子。落座后,我迫不及待地咬住热乎乎的饺子,抬头,饺子一点点地滑入我的喉咙、顺着食管送进胃里——我已经很久都没有这种满足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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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饱喝足,萱萱妈又多准备了一份饺子,要我们给我爸捎去。

我们提着不锈钢保温饭盒,去江段找爸爸。到了江边一眼看去,江面水位几乎与岸边持平,密密麻麻的沙袋逐层增高,岸边一层,人行道边再加一层,桥墩下还垒着几堆备用的。忽有浪头跃起拍打到岸边的沙袋,水珠溅到脚边,似在挑衅。

我爸坐在一把斑驳红漆的木椅子上,用毛巾不停地擦汗,脚边放着一个墨绿色的军用水壶。看到我们,他很开心,说:“蛮好笑,我去搬沙袋,和队长说‘里乎的漏了’,他只歪着脑壳看我,我指了指,他才恍然大悟:‘哦,你是说里面的那袋啊!’哈哈哈……”

我托着腮,憋着嘴想,我爸的外地口音估计是变不过来了。之前单位有同事学他、笑话他,但他也不生气,还总觉得好笑。

我爸打开保温盒,吃了一口饺子,啧啧称赞:“这扎实样,童奶奶包的吧?你看啊,虾仁韭菜加鸡蛋,本是水生土长不相干的,搭配在一块就很合适呢。尽管我们是后面迁过来的,但这个时候就和本地人一起,要守护这座城。”

他匆匆吃完,说我还有功课要做,催我们赶紧回家。天已经暗了,夜空星星点点,江面灯影摇曳,桥墩下的路灯已经亮起。我和妈妈走远了,回头看我爸的身影,如同布袋戏里的剪影。他慢慢沿着江岸行进,偶尔又蹲下身子停留。

妈妈说,他这是在看有没有漏沙的沙袋,特别要看与江边接壤处的,有问题要随时报告,整夜巡查不得休息。


------

洪水褪去后,这年的寒潮来的比往年更早。快到冬天时,萱萱又戴起了黑袖套——童奶奶去世了。

童奶奶是突然倒在洗手间走的,院子里的人这才意识到,尽管她一直住在院子里,但好像已经在大家的视线中消失很久了。其实,我们也曾在萱萱妈的絮叨中听到过一点消息,比如:童奶奶病了,有时候会突然木木地定住,不言不语,“驮她去中医院开药,又花了大几千”;她做菜好像不太行了,不是盐少了就是醋多了,可能是因为手抖,也可能是因为味觉失灵;她会突然提起,春节如果萱萱一家回山东老家的话,她也想跟去看看……

童奶奶走后,她的远房侄子来武汉送了她一程。她的遗物也不多,清点后就拿走了。但人埋在了武汉,墓地是萱萱奶奶生前给她安排好的,就在他们夫妇的身边。

童奶奶的离去让我妈有些郁郁,她没去送葬。到了童奶奶“头七”的那天,她做了一顿饺子,又备了米、麦、红豆、绿豆、黄豆、芝麻、粟等七种粮食。她说这叫“头更饭”,本来是子女准备的,要埋进土里,代表死者到了阴间也有饭吃,“可现在武汉都是火葬了,童奶奶也没有子女,我们就代一场,给她烧了去吧”。

晚饭后,我们拎着一个铁桶到楼下的空地上,将“头更饭”和银纸放在铁桶里,点了火。我妈嘴里念着:“今天专门给你送吃的了,不知道合不合胃口。不合就说,不要憋着了。”

我胸口堵得慌,莫名想哭,但除了吃的,实际上我也想不起关于童奶奶的许多事。我想,一个人即使在这里生活了再久,拥有再浓厚的忧苦爱恨,也只是其他人心中浅淡的一笔。如果感伤,恐怕也是类似处境的人的自怜罢了。



6


我读硕士二年级时,我妈身上的痛一日一日重了起来。特别是到了晚上万籁俱寂时,那痛不再浮在皮肤上,而是切到骨头深处了。她一边辗转,一边呻吟,不久床垫就被汗打湿了一片。

我妈再次住院的前一晚,因为疼起来动静很大,我们就让她独自躺在床上,我和爸爸打地铺,他睡在床的左侧,我睡在右侧。我想哭,但要自己忍住,只能蒙在被窝里,憋久了,就出来大喘气一下。

我妈突然坐起,说:“不要哭,我会变成星星保护你。”

此话一出,我感觉到不祥。而每每入睡都鼾声大作的我爸,那晚却寂静无声。


------

妈妈去世半年后,我硕士毕业,迫不及待地离开武汉,来到广州。直到把满眼熟悉的人事清空,我才会有一种麻痹后的解脱感。我走后,我爸也去武汉郊区的朋友家里小住了一个多月,他在电话里说,自己之前有快要崩溃的感觉,“实在是不能住在家里了”。

到了外地,总要介绍自己是哪里人,我通常会说自己是武汉人,因为我有16年都是在武汉度过的。但讽刺的是,“外地人”的标签几乎陪伴了我整个童年和青春期,我在武汉时从不说自己是本地人,也说不好武汉话,可能是没有耐心去学。

独自过日子时,我会买各式各样的速冻水饺煮,吃的时候也是速战速决。速冻饺子不管是皮还是馅儿都不可能有什么指望,我只能在蘸料上玩花样。我做的蘸料里,有酱油、醋、香油、辣椒、蒜蓉、芥末,但不知为什么,胸口仍有大片的空白。

后来我结婚了,先生虽然是东北人,但完全不会包饺子。公公婆婆来广州,告诉我很多包饺子的诀窍,比如要买五花肉和精瘦肉,用“七瘦三肥”的比例做馅儿;肉馅儿和调料时要顺时针搅拌,不能乱搅一气;做饺子皮除了用面粉加水,还可以加入鸡蛋液……我按照指点做成后,发现手工饺子的味道也是迥异。我试图回想童奶奶做饺子的方法,但毫无线索,大概是当时发生和接受的,都太理所当然了。

人长大后,思念会潜伏进回忆深处,味蕾也会驱动着人不停地在异乡复制着记忆中的熟悉味道。

给家里添置了许多锅炉灶具后,我又尝试做妈妈的拿手菜红烧鲫鱼。这也很难,广州菜场里的鲫鱼就不常见,即使有,个头也很小——广州人嫌鲫鱼个小刺多,即使做菜也大多用来炖汤。小贩好心劝我,如果是拿来清蒸、红烧,最好还是用鲈鱼、多宝鱼。

最后,我硬是在超市里找到了一条个头相对大点的鲫鱼,商家已经清理过,用保鲜膜包好了。回家后,我遵循记忆中妈妈的烧鱼手法,一步步地把料放入,可是最后鱼烧得皮开肉绽也不入味,肉不仅不嫩,还特别腥。我硬着头皮吃下去,刺还卡了嗓子,连吞半碗米饭才咽下去。

我这才意识到,记忆中的味道是难以复制的,有些美食会随着人的消失,停留在人生中的某一刻,再也找不回来了。



7


2021年国庆假期,我回了一趟武汉。大院里的几位邻居还坐在门房聊天,我过去打招呼,发现这些熟悉的脸庞都苍老了许多。他们好像暗色记忆的索引,勾起了我脑海中的一些尘封往事。

10月3日,我和萱萱相约去石门峰都市陵园扫墓。这些年,我在广州,她在上海,各自成了其他大城市里的外乡人。

萱萱说,疫情期间她回山东老家过年,被封在村里了。有人看到她停在停车场的车是“鄂A”的牌照,就用手指推开灰尘,在后窗上写“武汉加油”。而我因为“4201”开头的身份证号码,在疫情期间被广州的派出所和小区物业询问过数次——一场疫情,让我们意识到,武汉成了故土。

到了陵园,我们先去E区看我妈。她的墓碑在山顶的第三排第四个,我拿出湿纸巾蹲在地上擦拭。墓碑上的那张脸看着很年轻,我摸摸那张脸,想,自己也快到这个年纪了。

萱萱在四周晃了一圈,对我说:“这地方可以,有同龄人,可以凑桌麻将。”

我抬头,僵硬的脖子发出“嗬嗬”声,像电流直击后脑勺。我缓了缓,起身说:“我妈这么爱热闹的人,估计早就是牌友了。开心果她最爱吃,边吃边打,下辈子一定开开心心的。”

我提着坚果,在四周的墓前都放了一把,双手合十拜了拜。

萱萱家的墓地订的时间更早一点,在C区。我们从山顶横着走过去,走得深一脚浅一脚的。山路很窄,正巧容纳两人,若是有人迎面走来,我们就得像连体婴一样,侧身靠边,手仍缠绕着。

之前,山顶面对着碧绿的山峦,山脚还有一波清水湾,这片墓地坐山靠水,是极佳的风水宝地。这些年湖越填越小,旁边停着密密麻麻如黑蚂蚁的车辆,山上的树木大多拔去,竖起一排排灰白的墓碑。

萱萱家的墓是一连排三座,分别葬着她爷爷、奶奶和童奶奶。我自告奋勇地去擦拭童奶奶的墓碑,刚蹲下去,墓碑上刻着的“童巧珍”三个字猝不及防地击中了我,让我恍神许久。

我想起她第一次轻拂我的头发带给我的愉悦与战栗;那只被推入我手心、装满水饺的碗,暖过我幼年身处异地的冰冷。如今我突然知晓了她的全名,但不知这到底有没有意义。姓名之上的那张黑白小像对着我,目光沉沉。

都市陵园的焚烧炉在山脚下,黑色的炉灰里,还有零星的红色闪烁。我拿着折叠的黄色冥币蹭火星,把纸点燃,霎时一股白色的浓烟冒起,呛得我鼻酸,连忙后退了几步。

萱萱继续往炉子里丢冥币,火苗飘起来,她的脸颊烤得发红:“这都烧到一块了,怎么分得清是谁家的?”

我拣了根树枝挑弄着纸堆,火势更猛,我的额头也开始冒汗:“可能到那头再分配,领钱时大家就顺便聚一下。”

萱萱笑了:“不错。不爱串门的也逼着出来溜达一趟,抬头一看,‘哟,这不是那谁吗?’”

太阳正当空,好像要把人融化掉。我和萱萱并排站立,互为倚靠,守着黄纸烧成灰烬,和之前残留的混合一处,不分彼此。

地下尘土归一,而俗世纷扰,活着的人经练其中、无处可逃。
编辑 | 罗诗如     运营 | 梨梨     实习 | 吴问

酸甜苦辣里的生活期许
煎炸烹煮中的处世之道
打捞味蕾深处的记忆
重现美食背后的温情与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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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十 安

孤独的话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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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8-26 05:59 PM | 显示全部楼层

山东好人和那口炸藕盒的滋味 | 人间有味

 池洪波 人间theLivings  2022-08-26 08:05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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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美食不仅重在口味,制作它的人也很关键。或许对我的父母来说,嚼碎咽下的不是山东菜,而是三十年前的那段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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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有味丨连载



1


对父亲来说,每样他喜爱的外地食物背后,有着各自独特的意味。

多年前,他去山西做买卖,喜欢上了那里的刀削面,辣子香,肉臊子味厚,呼噜噜吞下一碗,口腹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更早之前,他还是温州某国营钢厂的技术员,被派去上海进修,在带教师傅家里借住,师母做了浦东三黄鸡、土豆沙拉款待他,他恨不得将舌头也咽下去。于是,刀削面、浦东三黄鸡、土豆沙拉这类异乡的美食就像一个个绳结,记载了父亲人生不同阶段的经历。

在这串绳结里,还有一个“炸藕盒”,背后的故事曲折更多。

80年代初,我的两个姐姐都出生了,但父亲还想再要一个儿子,于是母亲偷偷怀上了我。那时超生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哪怕孕妇躲到邻村、邻镇乃至邻市,都不敢说有100%的把握能把孩子顺利生下来。父亲打算铤而走险,带着母亲跑到外省待产,他想,那些计生干部总不能一追千里吧?

趁母亲的肚子还未显怀,父亲先在亲友中四处打探,看谁有外省的关系。我大舅曾在济南做过小生意,结识了一位山东朋友,父亲就托大舅在中间牵线搭桥,他的那个朋友就答应让我父母去家里借住了。

1988年的一天,我父母安顿好两个姐姐,就悄悄地坐上了一艘小客轮。当时温州人出远门基本都是靠坐船,有的先从海路去上海,再换船进入纵横交错的内河河道,有的直接从海路一路北上,但听说整个行程中船很颠簸,一般人受不了。

从温州到山东,船在海上走了十来天,母亲本就晕船,吐得一塌糊涂。好不容易上了岸,转乘市际往来的中巴车,麻烦又来了——他们走错路了。舅舅那个朋友家位于济南市的西北方,是一个偏僻的小村庄。但因为中间换乘时下车太晚,父母错过了一条交通要道,等回头一看,已经来不及了。他们赶紧询问身边的人,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说的那个村子是个什么地方。

当年没有手机,也没有导航,去一个陌生地方只能靠口耳打听。人生地不熟,又走错了路,我猜母亲当时一定很生气——她对孩子的性别本没有执念,来山东活受罪,全是父亲出的馊主意。

就在他们手足无措的时候,中巴司机梁师傅注意到了他们。

在当时的北方农村,形貌陌生的外省人实在太显眼了。梁师傅问明缘由后,就动了恻隐之心。他问我父亲愿不愿意先上他家胡乱凑合两天,等打听到具体的路线之后,再作下一步打算。父亲同意了。后来,他总对我说,山东人好客是骨子里带出来的,“鲁地是孔孟的故乡,再没有比那里更淳朴更善良的人了”。


------

梁师傅的家也在村里,是平房,院子里还养了鸡。左边是柴房,堆着柴垛、煤球和一些家什杂物。中间是主屋,梁师傅一家三口就住在里面。右边的厢房是空的,梁师傅的妻子上手清理了一下,铺上干净的床褥,就让我父母住了进去。

过了几天,父亲终于打听到了舅舅朋友家的具体位置,赶过去答谢了一番,但最终没有搬过去——母亲赶路吃了亏,折腾怕了,她认为,既然已经安顿下来了,就没有必要再挪窝。于是,在征得梁师傅夫妇的同意后,他们就付了租金,长住了下来。说我父母算普通租客,也不像,因为每回梁家来了客人,梁嫂做了好饭好菜,总少不了厢房的一份。几个月住下来,我父亲交的那点儿租金,还不够付那几顿饭钱的。

来山东之前,我母亲从没吃过饺子,甚至没见过实物,她吃的第一个饺子就是梁嫂包的。多少年过去了,现在母亲包饺子依旧要遵照当年梁嫂教她的口诀:水和面的比例是多少,大葱该放多少,饺子皮怎样擀才能又薄又劲道,如何用香油调味,等等。待饺子出锅盛到碗里,咬开尝一尝,母亲还是念叨:“没有大嫂包的好吃。”

整个孕期,母亲最想念的就是老家的咸螺、腌小鱼,但根本吃不到。那时她吃的最多是骨头汤、鸡汤或鱼汤。山东人似乎不爱炖汤,菜市场的肉档把剔过肉的大骨头当作下脚料,几块钱能买一大堆。到了傍晚,父亲就去肉档搬一袋骨头回来,架在屋角的小煤球炉上熬煮。

但整天喝汤,总会腻味的。这时,母亲就发现了另一种新奇的食物——炸藕盒。

浙江是产藕大省,温州人也吃藕,但除了煎、炒、烧、炖之外,用油炸的做法却很少见。可能是因为南方多水藕,肉质松散,脆甜多汁,更适合生食凉拌。而做藕盒的藕却要坚韧紧实、淀粉含量高的,这样一口咬下去才会有糯米饼似的温软口感。另外,温州在海边,本地人多食海鲜鱼类,老菜谱里用肉的菜都不多,往藕里夹猪肉?没有出过远门的人,是很难想到的。

炸藕盒在山东很常见,但做一次要用很多油,所以只有在过年过节或是家里来了贵客的时候,梁师傅夫妇才会一齐上阵做这道菜。他们把光洁的莲藕切成厚薄均匀的片状,再往两片藕之间塞上足足的肉馅,用一层蛋液面糊裹上,最后放进油锅里慢炸。渐渐地,白色的面糊成了一层薄壳,变得金黄,藕盒滋滋地浮起来,梁嫂看准时机,把它们捞起来。

梁嫂是个传统的山东女人,寡言少语,心肠极好,每回家里做了藕盒,她总要分出一大碗端进厢房里。刚炸好的藕盒还有点烫,母亲小心咬一口,外皮酥脆,藕片紧韧绵软,然后舌尖接触到中间的肉馅,溢出的汁水饱含满满的肉香。嚼两下,“咯吱咯吱”,莲藕的微甜与肉香交融在一起,这种从未尝过的美妙滋味在口腔中一圈一圈地漾开,很快就让母亲折服了。



2


母亲在梁家待产,父亲闲不下来,就打算在附近找点事情做。几番打听之后,他终于在一家国营皮料厂里揽了个打包、卷皮子的活儿。

夏日炎炎,他脱光了衣服,赤膊上阵,将库房里的那些发霉发烂的皮子拖出来,一点点展开,进行清理、曝晒。等天色转阴,他再将这些皮子一卷一卷地收起来,搬回仓库里去。干了两个月多,父亲却迟迟领不到工资——原来,这家皮料厂在几个月里换了两任厂长,新官上任重新编排了人力,不愿再用外边的人打零工了,还借口厂子效益不好,连之前拖欠的工钱也不肯结了。

父亲当然不死心,天天去厂里磨,最后车间主任发了善心,就从库房里挑出几卷带瑕疵的皮子让他拉回去抵工资,“爱要不要,没得商量”。初来乍到,父亲拿他们没办法,只能整天对着那几卷皮子发愁。皮子不是米面粮油这种生活必需品,不能吃又不能喝,一时半会儿不好出手。

后来梁师傅看不下去了,就领着他东奔西跑找买家,好话说尽了,终于换回了一点辛苦钱。父亲算了算,卖皮子所得的钱居然比工厂欠他的工资还多一些。那天他很高兴,请梁师傅下了一顿馆子,剩下的一些钱就存着,后来交了妇幼保健院的医药费。

现在,父亲想起这段经历,还会跟我开玩笑:“你看,你是那几卷皮子换来的。”


------

我出生的时候,梁师傅家的儿子小亮已经五六岁了,他抱着我玩,叫我“浙江娃”。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老家人都叫我“山东娒”,意为从山东来的孩子。现在外婆仍这样叫我,仿佛山东才是我的故乡。

我们离开梁师傅家后,那间厢房没空多久,梁师傅就又从外面“捡”回了一个叫阿钧的年轻人。

父亲后来去山东倒卖皮子、做塑料生意,在梁师傅家也认识了阿钧。他头一回跟阿钧见面,就对这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心生好感——父亲年轻时有口吃的毛病,一个短句子要分成三四段才能勉强说清,难免被人模仿、嘲笑。那天他一开口就卡了壳,期期艾艾的,但阿钧并不打断,也不抢白,只是一边点头,一边默默地听着。

父亲感激他的耐心,两人握过手,就在厢房里同住,渐渐混成了朋友。阿钧坦白说,自己是北京市郊的农民,来山东是为了躲事儿——他性格“莽”,天不怕地不怕,在老家惹了恶霸,还狠狠地揍了人家一顿,“红的白的一起出来的”。

揍人的代价可不低,担心被仇家报复,阿钧只好一溜烟儿地往南跑,一直跑到了山东。和我父亲一样,他在山东也是举目无亲,是梁师傅的善举让他在异乡有了一个落脚之处。他们打心眼里尊敬梁师傅,都把他当成了大哥。

为了养活自己,阿钧学我父亲在济南做起了小买卖,贩卖绒线之类的纺织品。因为年轻又是生面孔,批发货物的店家就起了坏心思,把给他的优品换成良品,良品换成合格品,货完全不对板。阿钧也不是好惹的,他一怒之下差点把那家店给掀了。父亲怕事情闹大,赶紧通知梁师傅,因为有他出面,这头犟牛才总算给拉了回来。

阿钧的性子毛躁,从他走路就可以看出来,张牙舞爪的。他胆子大过天,做生意也精明,一点儿亏也不肯吃。可无论他在外头有多么威风,只要回到梁师傅家,就马上变成乖乖孩子,一句大话也没有。

几年之后,老家的恶霸终于伏法,阿钧伺机回到京郊。他做起了生意,一来二去成了一家工程公司的老板,发了大财。但他始终没有忘记梁师傅和我父亲,逢年过节,他总要往济南和温州两地捎点东西:糕饼、甜奶粉、真空鸡禽……这一寄,就坚持了很多年。

每每提起与梁师傅、阿钧的巧遇,父亲总要感慨世间缘分的奇妙:“人生路上总有一些弯弯绕绕的地方,等脱轨后才知道,世上还是好人多。患难见真情,好人会帮你扶正车头,加一把油,重新回到原本的轨道上。”



3


家里的生意做起来,父亲就不去山东了,和梁师傅一年也打不了几回电话,但他能清晰地记得梁师傅的所有的爱好和口味。

我家住在海边,每逢月底,一家人总要上水产市场买些海鲜干货。给自家人买虾干、蜇头,父亲瞥一眼就过去了,但见到晒得好的墨鱼干、鱼鲞,他总要停下来仔细端详一番,念叨着:“梁大哥爱吃这个。”

每年,父亲都要给梁师傅寄些干货,选东西的时候,他把眼睛瞪大,在几个相熟的摊位之间走来走去,好挑出其中最大、最好的,也不还价。店主提供免费的打包服务,但父亲偏要自己来。他把一件件干货慢条斯理地装袋、抽真空,再放进泡沫箱,封上几圈打包带。有时花的运费比东西本身还贵,但他毫不在意。

几年前,父亲得知梁师傅正式退休了,终于有了大把的空闲时间,就临时起意,想请梁家人来温州参加我二姐的婚礼。此时父亲的事业已经有了小成,三个儿女也有了各自的归宿,按他的说法,他做父亲的责任快要完成了,很自豪,想把喜事分享给多年未见的老友。

梁师傅那边欣然应允,父亲却变得坐立不安起来,开始为客人们的住处伤起了脑筋——那时我家正在装修,除了几间卧室以外,家里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

父亲急了,赶紧去周边找酒店。他挑酒店也有一番讲究,我们镇上有几家大酒店,条件很不错,但位于繁华的商圈,整日吵闹,离我家又远。要想找地段好、清净又舒服的酒店,选择并不多。父亲来回跑了三趟,终于找到了一家。这家酒店是新开的,门头不赖,里面也气派,背街很安静。尽管如此,他还不放心,他亲自进房间左看右看,仔细琢磨里头的环境与设施,连卫生间里的牙杯和梳子也要捏一捏,瞧一瞧。

见他如此吹毛求疵,一路跟随介绍的前台都不耐烦了。我把这些细节看在眼里,对梁师傅的好奇愈发旺盛了。


------

梁师傅给足了父亲面子,他带着全家人和满满一尾箱的礼物来到温州。这是他们第一次来,但只能待三天,父亲早就提前将他们的日程安排好了:先去哪个景点,再去哪个沙滩,吃什么喝什么……事无巨细,满满地写在纸上,揣在自己兜里。

我第一眼见到梁师傅,就想起了语文课本上的鲁迅。他六十岁左右,国字脸,个儿不高,嘴唇上留着两撇黑黑的八字胡,不常笑。那天他穿了一件深蓝色的绒背心,脖子上露出白衬衣的领子,是一位很朴素的老人。

老友久别重逢,我以为他俩会拥抱一下,拍拍肩膀或后背,再不济也要紧紧地握住双手,重重地甩动两下。但他们并没这么干,稀松平常得好似昨天也见过一样。老一辈人的感情,就是这样内敛、含蓄。

父亲把客人们迎进门,一边寒暄一边泡茶,梁师傅就在旁边静静地坐着,偶尔应答几句。孙辈们在沙发边上嬉闹玩耍,两人看着这番热闹景象,偶尔用眼神交流一番,点点头。

我也和小亮哥攀谈起来。当时他已经三十多岁,跟他父亲一样是国字脸,只是皮肤更白净一些。大概是当过兵的缘故,人看上去就很扎实沉稳,脸上总是笑吟吟的。小亮哥告诉我,他父亲早就不开车了,村子改建后他家分了不少地,就盖了两栋楼,开了一家旅馆。

“哇,真开旅馆了啊?”我惊奇道。

吃过午餐,父亲就要载梁师傅去市区看他买的新房。那房子还未交付,没啥好看的,外墙才刚刚粉刷,周围还是一片荒芜的工地。可父亲却兴奋得像个孩子,嘟嘟囔囔地说这房子不便宜,过道都是大理石铺的,露台很宽,绿化区的树又多又高,树荫底下能躺下一个人……

梁师傅笑了,接着轻轻点头说:“你小子能干,我知道你能翻身。”

“是,是。”父亲听梁师傅夸一句,比什么都高兴。



4


三天一晃而过,梁家人要回山东了。父母把送行酒安排在家里,他们认为家宴才是待客的最高礼遇。

那天,桌上的菜摆得满满当当,母亲却突然提起了当年在山东吃的炸藕盒、猪肉大葱饺子。她表情欢快,话也多了,梁师傅见状立即站起身,执意要下厨做,怎么都拦不住。可遗憾的是,当时还没到莲藕上市的季节,炸藕盒是做不成的。家里又没有准备肉馅,饺子也错过了。梁师傅的目光在厨房里逡巡一圈,最后打定主意,要做一道山东炒鸡。

山东炒鸡的辅料是青椒,重油重盐,颜色十分鲜亮。我尝了一口,鸡肉嫩了点,可能是因为赶工、火候不足导致的。父母却很兴奋,两人平时都不爱吃辣,却一口气扫掉了大半盘炒鸡,只留下了一点儿汤水。我想,所谓的美食不仅重在口味,制作它的人也很关键。或许对他们来说,嚼碎咽下的不是山东炒鸡,而是三十年前的那段回忆。

席间,梁师傅悄悄跟我透露,说他其实并不喜欢吃藕盒,“油大,吃上五六个就顶饱,也没法下酒”。他这次来温州才知道,自家制作的家常食物,竟让两个外省朋友心心念念了许多年。人世间的奇妙莫过于此。

离别在即,小亮哥的车尾箱被我父亲塞了满满的温州特产。这时,一对老友终于有了点儿客套的意思,行为举止都透出了不舍,但这种温情时刻并没有持续多久,毕竟他们都是利落性子,不磨叽。

之后,我驾车载着父亲,一直把梁家人送到高速入口,亲眼见着那辆轿车消失才掉头。平日里,父亲一坐上副驾,嘴巴就动个不停,多半都是在教训我:“怎么开那么慢?红灯还没过呢,冲一下,可以冲一下。”“超车,超车,你跟在后头吃屁呢?”

但在那天,他一路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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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见面后,我和小亮哥夫妇加了微信好友,但不常聊天,平日里就从朋友圈了解对方的生活:他生了二胎,家里又起了一栋楼,旅馆的生意也越来越好。不久之前,他还成立了一家建筑公司,又和别人合伙经营了一家饭店,据说生意很不错。

父亲得知这些情况后十分欢喜,常把小亮哥挂在嘴边,说他争气,将来一定能做大生意。

一天,我突然发现小亮哥很久都没有更新朋友圈了,但也没有特别在意。直到几个月后,他的妻子在朋友圈发了一段文字:“你的离开,让我找不到生活的意义。”

我以为他们的感情出了问题,就随口问父亲,小亮哥是不是离婚了?老爷子瞪了我一眼,转头就给梁师傅打电话。很快,他的脸就变得阴沉沉的,一整个下午都没有多说半句话,连目光都失去了焦点。在我的追问下,父亲才告诉我,小亮哥死了——几个月前,一辆满载钢管的重卡刹车失灵,忽然撞上了工地边缘的简易板房,当时小亮哥正在里头办公。

噩耗很快就传到了北京。五十多岁的钧叔在视频那边红了眼睛,说自己不敢联系梁师傅,他快七十岁了,晚年丧子,该是多么沉重的打击?钧叔怕自己隔着电话就落下眼泪。父亲沉默了很久,仿佛只要不说话,这件事就从未发生过一样。

“去一趟吧,咱去一趟。”钧叔劝了又劝,“一个人,我不敢去。”

“见了面,咱们该怎么说?大哥已经够忙的了,咱们就别去添乱了。”父亲觉得,以梁师傅的性格绝不会怠慢朋友,他们只要去了,他总要用心地张罗吃喝住行。但此时此刻,他哪有这份心力呢?

钧叔低下头,不知在想些什么。我在一旁帮腔,说要去就去吧,梁师傅肯定能迈过这道坎。父亲瞪我一眼,过了很久才说,他们上一回结伴去山东,是因为小亮结婚。这回再去,怕会勾起梁师傅的伤心事。

“过两年吧,等这件事情过去,咱们去见大哥一面。”父亲的声音听起来很疲倦,钧叔默默点头,答应了。

挂断视频后,父亲立即瘫在沙发里,一动不动,一言不发,酝酿了许久,他终于吐出几个字:“好人,怎么偏偏没有好报呢?”

他很后悔打了那个电话,从一个父亲的口中得知孩子的死讯,简直就是往人心窝子里插刀。



5


这年年底家庭聚餐,父亲突然买回了一堆莲藕,很严肃地向家人宣布,他要做山东口味的炸藕盒。

做藕盒并不难,把莲藕切片,夹住调好的肉馅,再合在一起裹以蛋液和面糊,接着轻轻夹进油锅里慢炸就行了。但说起具体的细节,父母各执己见,谁也不让谁,有时能闹一上午:“梁大哥说,藕要切薄一些,油要多多的,趁热吃,肉馅才香。”“嫂子说了,藕必须切得厚,这样挂油少。”

为了做出最正宗的山东口味,父亲决定联系梁师傅。视频接通后,梁师傅热心地指导他调面糊,父亲一板一眼地执行,无论是水粉比例还是调料,他都拿量勺来量,尽量做到精确。一对老友在厨房里鼓捣了两三个小时,终于炸出了一堆金黄的藕盒。家里最大的汤碗也放不下,父亲就从柜子里翻出了煮面的大铁锅,藕盒一块叠一块,垒成了一座小山。

可是,炸藕盒端上桌,孩子们都不喜欢吃,觉得油大、咸了。土生土长的温州孩子普遍口味清淡,不习惯这遥远的山东重口味,直到聚餐结束时,一锅藕盒才刚刚去了冒尖的那几块。父亲生气了,埋怨现在的年轻人不会吃:“这么好的东西,竟吃不完?”

母亲悄悄看了他一眼,转过头低声对我说:“你爸大概又想起过去的事了。”

人这一辈子,记远不记近,看来父亲是真的老了。年轻时,他走南闯北是为了生存,奔波途中,很难留意身边的人和事。而那些艰难的日子好似潺潺的小溪,从他手边悄悄地淌过了,等上了年纪,日子慢下来,那些去过的地方,遇见的人,尝过的食物,又一股脑儿地跳出来提醒他曾经经历了什么。

至今他忘不了山东,更忘不了那里的好人。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罗诗如     运营 | 嘉宇     实习 | 吴问



池 洪 波

会武功的乡镇企业家,

前塔沟武校扫地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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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0-14 04:44 PM | 显示全部楼层

一口香豆子饼,是姑妈一世的执念 | 人间有味

 覃月 人间theLivings 2022-10-14 08:05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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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是,姑妈后来一直自己琢磨着做香豆子饼,终于在平平回来的一个周末做成功了。奇妙的植物香气混合着麦香和羊油的乳香,经过煎炸后四溢在空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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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golo




人间有味丨连载



在我的记忆里,新疆的清晨,主妇们会早早聚在小区门口,等着哈萨克牧民来售卖刚挤出来的牛奶。她们用家里的小锅将两三元一斤的牛奶打回家,跟茯砖茶一起熬煮,再挖一小勺酥油——等淡黄色的酥油在温热的奶茶中自然化开,酥油奶茶就做好了,当然,若还能配上一张两面煎得焦脆酥黄的香豆子饼,那就堪称是一顿完美的早餐。

香豆子,学名胡卢巴,是一种和苜蓿有着类似外形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将成熟后的香豆子茎叶采摘下来,清洗后使劲揉搓,挤掉水分,再放在阳光下暴晒后,香豆子就除掉了“青草味”,只留下一种特殊的香气。人们会将它磨成粉,在做花卷和各种饼类时加入其中,美味至极。

我姑妈年幼时跟随母亲入疆,后来因工作调动定居兰州,再也没有回到父母身边,历经结婚生子、丧夫和逐渐老去,每年过节通电话,她总会在挂电话之前说:“真想再吃一口香豆子饼和酥油奶茶啊。”



1


今年年初,西安正经历着疫情的反复,我在微信里问候三姐文文:“马上过年,还能回兰州吗?”

三姐无奈回消息:“估计回不去了,响应政策,就地过年吧。”

“那姑妈呢?”

“估计除夕能和我两个哥哥吃一顿饭,其余时间就一个人待着。没办法,我让她来西安,人家死都不愿意。”

说起姑妈,三姐总是一脸无奈。姑妈一辈子生了两儿一女,跟两个儿子关系疏远,只跟女儿文文亲近些。平时除了姑妈生病,否则一大家子人只会在中秋、新年聚上一次。近些年,三姐跟随姐夫从兰州移居到西安后,姑妈的孤独翻了倍,可她仍不愿意离开兰州,总在电话里抱怨:“房子不能不住人,我晕车、又晕机,去不了外地,死也要死在自己家里。”

姑妈口中的“房子”,并不是什么豪宅,只是二三十年前单位分的老公房,五六十平。每年夏天,我从长沙出发回新疆休假时,路过兰州都会停一晚,替远在新疆的父亲探望她。姑妈的发型几十年都没换过,利落的短发与消瘦的身形、有些执拗的性格极为相称。她不肯把退休金花在皮肤保养或者食养上,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大个几岁。

每次我到兰州,如果定酒店,她就会非常生气:“你不住我家里,是不是嫌弃姑妈家穷、姑妈老了啊?”

我并非嫌贫爱富,只是在吃穿用度上,实在和姑妈“三观不合”。她厨艺一般,炒的菜总是少油少盐,没有任何味道。她怕馒头被蒸汽打湿,喜欢用已经变为灰色的纱布搭在馒头上一起蒸,还对我解释道:“放心,这个抹布我洗过了,很干净。”看着“纱布蒸馒头”,我食欲全无,更希望去楼下吃一碗“毛细”牛肉面,可又不好意思。

在姑妈家,夜里比白天更难熬。姑妈从来不用蚊帐,说用了会呼吸不畅。半夜我被蚊子咬得睡不着,她就让我把身体塞进棉被里,再给我的脑袋上搭一方手帕:“这样多好,蚊子也咬不到你。”

好在一天过后,我就能完成探亲任务,启程返疆。我会在临别前和姑妈客套一番:“您现在退休了,身体也还行,没事就去阿勒泰住一段时间,夏天那边又不热。”姑妈摆摆手,还是那句口头禅:“不去了,老了跑不动,死就死在这了。”

我和父亲讲述姑妈的种种“奇葩”行为,父亲只会劝我别介意:“你姑妈都快八十了,别跟她计较。”

掐指一算,也是,姑妈大了父亲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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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父祖母是地道的广西人,两人成婚后第一年姑妈出生,祖父没等她满月,就参军北上,一走十多年,历经抗日战争、抗美援朝后才回乡。期间,祖母独自照顾长辈,养育幼女,还要时不时跟着乡邻躲进深山避战火。算下来,姑妈在少女时期之前就没过过几天好日子,不仅没有父爱,物质也贫乏,能吃到窝头、野菜或者河道里抓到的小鱼小虾,就已经算是大餐。父亲常用姑妈过去的经历教育挑食的我:“你姑妈小时候,能填饱肚子就很满足了!”

祖父回乡后没几天,就又接到了新的任务:押送一批犯人到乌鲁木齐,向当地部队移交完毕后,继续北上。就这样,祖母和姑妈跟着部队,最终安顿在了新疆最北端的小城阿勒泰,有了吃饱肚子的安稳日子。那时十几岁姑妈和新疆当地的孩子比,既瘦小又孤僻,又只会说广西话,完全交不到朋友,之前从没有印象的父亲,对她来说更是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

好在一向勤劳的祖母总在想办法体贴独女。在广西时物资匮乏,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到了新疆后,部队供应的物资丰富,米面粮油、牛羊肉都不缺,于是她开始跟着大院里其他的军人家属学起了做新疆饭菜——姑妈第一次吃到了拌面、羊杂汤、烤包子、奶茶、馕饼和大盘鸡……而各类美食中,她日日都吃不厌的就是香豆子饼配酥油奶茶。香豆子的异香和酥油的甜腻,填补了她多年来空虚的味蕾。

入疆后没多久,祖母再次怀孕,生下我父亲。祖父开心极了,要照顾新生儿的祖母也不再像之前一样餐餐用心亲力亲为,只哄着女儿高兴。我父亲刚满半岁,姑妈就按祖父的意思参加了工作,被单位调岗到了兰州,从此再也没有回过新疆。一家人仅仅在过年间的长途电话里嘘寒问暖,维系着这份脆弱的亲情。父亲说:“我懂事后,只知道自己有个姐姐远在兰州,那时候去一趟兰州都要几天几夜,实在是和她亲近不起来。”

那段短暂入疆时光里突然迸发出的美味,大概成了姑妈一生中唯一的慰藉。



2


姑妈抵达兰州后,对家里也是报喜不报忧。祖父听人说她谈了一段无疾而终的恋爱,之后就一直单身,只好暗暗拜托朋友帮忙给她安排了几场相亲。

直到结婚前,祖父和祖母才带着我父亲一起去兰州参加了姑妈的婚礼,一家人总算团聚了。姑父出身贫农,好在生性温和、老实,面对姑妈的执拗,也愿意默默隐忍。

祖母用大号玻璃瓶装满亲自晾晒、研磨好的香豆子粉,开了盖又凑近闻闻,绿色的粉末细腻又泛着浓香。她在兰州停留期间,教姑妈做香豆子饼——烫面、揉面、醒面,再加入一定比例的清油和香豆子粉末,压制成饼后,放一点点羊油煎熟。姑妈没有什么做饭的天赋,不是火候不够,就是调料的比例不对,只会和祖母撒娇:“怎么我做的就这么难吃?”倒是姑父按照祖母的配方试了试,味道反而接近了几分。

祖父当时还要急着回去处理公务,姑妈新婚后还没吃几顿心心念念的新疆菜,就只能不舍地跟父母告别。祖母从新疆带去的一大瓶香豆子粉,在一顿顿面点后很快见了底,姑妈只好去买兰州当地罐装的香豆子粉,继续试着自己做饼,然而,全部以失败告终。她在电话里跟祖母诉苦:“不知道是不是兰州温差没有新疆大,香豆子都没有那种浓香味了。”

之后的岁月里,我父亲一直在新疆陪伴祖父母,而姑妈在兰州一个接一个地生着孩子,直到三姐出生,才“封肚”。

有了儿女的姑妈,从没拖家带口回过新疆探望父母,只会在我父亲结婚生子的“大日子”里,邮寄来丰厚的礼金,拜托他照顾好父母,算是弥补她不能在身边尽孝的遗憾。


------

我父亲成年后,总会找机会去兰州看望这个姐姐。他把和我母亲蜜月旅行的第一站就定在了兰州。

按照祖母的嘱托,我母亲带了一堆新疆的红枣、牛肉干、酥油给姑妈,当然,也少不了一大瓶当年新晒好的香豆子粉。

吃饭时,我父亲开玩笑道:“姐,你对我媳妇评价这么高,是不是因为她做饭做得好?”

姑妈看着我母亲说:“还好弟妹手艺好,我都不知道多久没吃过这么地道的新疆菜了。”

我母亲擅长做各类面食:她喜欢用上一次发面后微酸的面头代替发酵粉,蒸出来的馒头格外蓬松、软和;口感筋道的拉面配上一碗辣椒炒西红柿和芹菜肉丝,酸辣的汤汁浸入面条里,别样爽口;还有将南瓜、面粉和香豆子粉混合后炸得焦黄的油饼,以及将排骨和老豆角一起红烧后,再将一根根细细的手擀面条覆盖在配菜上焖熟——样样都是姑妈的心头好,在单位的大锅饭食堂里根本吃不到。我母亲甚至还会做点新疆传统的糕点,包尔萨克、馓子、巴哈利……在姑妈的记忆里,可比当时兰州流行的桃酥要美味多了。

我父母在姑妈家住了不到一周,就要继续启程前往蜜月的第二站。姑妈在他们走之前向我母亲央求道:“弟妹,我把冰箱腾得空一点,你给我多做点香豆子饼,我自己热热吃,也能解解馋。”

我父亲后来得知,他们离开后,姑妈每周只舍得拿出两张“囤”好的香豆子饼,用平底锅加热后过过嘴瘾,姑父和孩子们都不许多吃,于是背地里笑她:“孩子气,自私,不大方。”



3


我上大学的那年,姑妈已经六十出头,她的儿女们也都各自成家结婚。

父亲送我去长沙读书,我俩依旧按惯例经停兰州,在姑妈家留宿一晚。那个时候,我就能感觉到她和姑父、两个儿子的关系已经完全破裂了。不过当时小孩子没有资格参与大人们的谈话,后来父亲才告诉我:“这些年你姑妈太犟了,谁的事儿她都想做主!”

姑妈的长子茂茂,从小就是块读书的好料子,年年能考到全年级前三,从小写得一手好字,大年三十晚上,邻居家的小孩子们都出去放鞭炮,茂茂还愿意安安静静地写作业、读书,连春晚都不看。之前我母亲一直把茂茂当榜样来鞭策我——他初中刚毕业,因为成绩优异,已经有市里的重点高中愿意直接录取。

谁知道,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茂茂未来一定能考上清华、北大这样的顶尖大学的时候,姑妈一声令下,把大儿子送进了中专去学财务。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压力大,茂茂作为长子,得尽快毕业赚钱帮扶弟弟妹妹读书。就算学校老师、姑父甚至我父亲反复劝说,姑妈也还是固执己见。

茂茂从小就习惯了母亲的强势和父亲的懦弱,乖乖去读了中专,毕业后进了银行上班。好在他有天赋,又肯努力,一边工作,一边自考,读完在职本科,顺利考入当地的税务局,有了体面、稳定的工作。

可不能去顶尖大学读书的遗憾,始终是茂茂心里的一根刺,他对母亲的怨恨也体现在日常的点点滴滴里:他不愿意和姑妈再有更多的接触,在他眼里,只要定期打钱给自己的母亲,报答她的养育之恩就行——能用钱解决的事情,绝对不付诸感情。每年除夕的团圆宴,姑妈和姑父总会一起张罗一大桌子菜品,红烧鱼意味着“年年有余”,牛羊炖肉、鸡和鸭子更是少不了,可茂茂总是淡淡吃几口就借故离开。

姑妈明白,大儿子的心不在了,多少美食也留不住。

而我的二堂哥和茂茂完全相反——他从小在书桌前面坐不到5分钟就会打瞌睡,考试从来没有及格过,到了年龄就按照姑妈的吩咐去参了军。原本姑妈希望小儿子能和我祖父一样,留在部队里建功立业,谁知二哥服役结束后,连招呼都没和家里打,就直接拿了一笔退伍金复员,租了门面和战友开起餐馆来。

二哥和那个战友都没经验,聘请的厨师又不用心,不是食材不新鲜,就是菜品口味时好时坏,口碑很快就垮了。二哥没办法,找姑妈借了钱继续维持,可到最后,战友卷走了二哥找家里凑齐的半年租金,开走了他刚买的车,再也没出现过。

关了餐厅后,二哥一蹶不振,每天就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睡觉,连饭都不怎么吃。姑妈在那段时间总算有了些许慈母的样子,一日三餐不再糊弄。她从书店买了本菜谱,依照二哥喜欢的酸甜口,选好菜品,对照着慢慢做,次数多了,倒也练出几道拿手菜——糖醋里脊、糖酥排骨、东安鸡,都有模有样,好歹哄着二哥度过了低迷期。虽然二哥后来也没赚到大钱,至少开始自力更生,不再向老人伸手了。

姑妈的三个孩子里,只有三姐文文最省心,顺利读完大学,进入国企工作,平日里尽可能用心照顾着老两口。

两个儿子都和姑妈渐行渐远,姑父在婚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尽可能地体谅她,哄着她,甚至会让我们从新疆邮寄过去当季的香豆子粉,他来反复改进制作方法,做给姑妈吃。那饼的味道虽然不如祖母的手艺,可也能多少缓解一下姑妈的坏心情。

可安稳日子没多久,姑妈就又开始“作妖”,干预起了女儿买房。

当年三姐单位的“指标房”价格很低,她算了算,自己手头有一些存款,如果父母再“支援”几万,刚好能凑够房子首付。可惜姑妈死活不同意:“女孩子以后总归要嫁人的,手上的钱做嫁妆,男方有房子不就够了?”

三姐又求着姑父当说客,姑父反复劝说不成,也有些恼羞成怒,开始和姑妈冷战起来。姑父对三姐说:“你爸无能,这么多年,钱袋子都在你妈手上,不然我就偷偷给你几万。”

第二年,三姐单位里买了指标房的同事把房子卖了出去,转手就赚了十多万。姑妈得知后,心里明明后悔,嘴上却不肯服软,还埋怨姑父:“要不是你不会赚钱,我也不会把钱守这么紧!”

年过半百的姑父隐忍了一辈子,面对妻子长年累月的强势,不愿意再妥协了。他们从那年开始分居,只是碍于年龄大了,才没有正式离婚。

两室一厅的房子,一人一间,姑父的工资也不再上交了,两人钱各花各的,饭各做各的,水电燃气平摊,其余互不干涉,有时候一个月连一句话都说不上。姑妈和我父亲诉苦:“我这一辈子是不会像咱妈一样那么纯粹地对待一个人了。咱妈能等音讯全无的老爸十多年,我和你姐夫却连天天能见面的日子都过不好。”

那段时间,父亲和姑妈QQ视频通话时,明显感觉到她脸色很差,细问才知道,儿女不在身边,姑父也不管她以后,她一个人连吃饭都成了大问题——她把三顿改为两餐,懒得做饭洗碗,早上买个包子鸡蛋,中午吃顿牛肉面,晚餐则省了。

然而就算日子不顺遂,姑妈也不肯同祖父母抱怨一句,直到姑父因为心脏病突然撒手人寰,我父亲才接到了姑妈的电话。按规矩置办了花圈、送上礼金后,一切又归于平淡。



4


2003年,我刚开始读高中,祖父祖母相继因病去世,姑妈和她的三个子女没有一个人赶回来奔丧。

这让我父亲也有些止不住地埋怨了,我听到他在电话里和姑妈争吵:“就算晕车、晕飞机,爸妈过世总要回来送上一程吧……不是钱的问题,这年头难道我还缺你那一点丧葬费?”电话那端的姑妈不知道说了什么,父亲生气地直接挂断了电话。

我猜想,姑妈不想回来,总有借口——老房子不能没人住、三姐的孩子要人照顾、如果她不在,二哥又要乱搞事情……

2014年,兰新高铁终于在人们的期盼中顺利通车。当时按照城市最新规划和政府的安排,我家要给祖父母迁坟。姑妈那年七十二岁,在三姐和外孙平平的陪同下,几十年后第一次回到了阿勒泰。她苍老了很多,见面就对我父亲说:“先不吃饭了,去看看爸妈吧。”

祖父母的老房子早就拆了。祖母当年先于祖父离世,安葬在城南的民用墓地,祖父过世后则按部队规定葬入市里的烈士陵园,如今祖母的坟终于可以随新政与祖父合葬了。在新疆,迁坟是件大事,所以姑妈这才忍着晕车千里迢迢地回来,组织仪式,给逝去的父母亲上香,磕头祭拜。她的外孙平平当时已经读高一,第一次见外婆哭,也赶紧跪下磕头。

我父亲在姑妈的制止下,退掉了接风宴的餐厅预订,让我母亲在家里准备了一大桌子家常菜,大盘鸡、红烧黑鱼、烤包子、手擀面……基本都是姑妈爱吃的。母亲考虑到我三姐和孩子的口味,又做了几道清淡的菜式搭配。

年迈的姑妈早不似年轻时候那么能吃了,每道菜尝了几口,喝了小半碗奶茶,就停了筷子。倒是第一次来新疆的平平,一直狼吞虎咽,反复说:“舅奶奶做的新疆菜可太好吃了!”

到了晚上,我母亲陪姑妈聊天的时候,姑妈主动提出:“明早做点香豆子饼吧?”

第二天早上,姑妈终于吃到了她心心念念的香豆子饼配奶茶。香豆子的独特香味和面粉里的麦香产生美妙的化学反应,在食物还没有熟透之前,香味浓郁到飘满整个厨房,让人闻一次就忘不掉。平平的口味也随了外婆,直呼:“这个绿豆饼太香了,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香的!”三姐在一旁打趣:“别把所有绿色的饼都叫绿豆饼,这叫香豆子饼!你好好学习,等考上大学,妈妈还带你回新疆吃好吃的,玩个够!”

我父亲那时也格外喜欢平平,觉得他有几分茂茂的聪明劲儿,如果教得好,以后一定也会考上好大学。



5


过了两年,平平参加高考,却意外落榜,只能重新复读。三姐心情不好,打电话跟我诉苦,我才知道这两年,姑妈逐渐从过往生活的不如意中走出,却又让儿女们犯了难。

三姐说:“我们真拿她没办法,这个性格,大概一辈子都不会改了。”

多年来,姑妈生活节省,没为祖父母和儿女们在金钱上付出太多,加上姑父的遗产和她自己的退休金,也存了不少养老钱。唯一一笔大的开销,就是单位小区做翻新改造、加装电梯,每家每户都出了几万元。施工队在小区内搭建了两栋板房,作为临时生活区和办公区,洋洋洒洒施工了一个多月。

工程结束,团队撤去了下一个施工点,姑妈却把施工队的大师傅董哥留了下来。

董哥是四川人,早年出来做厨师,跑过陕西、青海,在新疆也待过许多年,过几年能拿退休金养老。董哥原本打算干完这次的活儿就回四川老家,没想到,姑妈在每日下楼例行遛弯的时候,发现这个大师傅竟然能给施工队做过油肉拌面当午餐,一下子就跟发现了宝一样。姑妈仗着年龄大,用长辈的姿态在董哥闲暇时唠家常,套出了董哥家里情况、工资多少。在施工队撤出前,就把人挖到自己家里做起了大厨。

小区里还有个独居的老太太,姑妈跟她一商量,干脆合力聘请董哥照顾两人的一日三餐。这么算下来,董哥还比在施工队每月多赚五百元,远比照顾几十个工人要轻松。董哥每周会轮流在两个老太太家里做饭,川菜、新疆菜、面点,随便两位雇主点单。除了做饭,董哥还会陪两个老太太打麻将,唠家常。三姐说,那段时间姑妈精气神都好了许多。

后来三姐有段时间要出差,就让平平住在了姑妈家里。可惜平平和这位董大厨不对路,小区里圈子小,流言很快就传到平平的耳朵里:“你们家请的厨子,怕是要给你当后爷爷啦!”

平平心细,就开始留意起来,发现董哥也不是什么手脚干净的人——他来了以后,我姑妈很少再去菜市场,董哥买回来的菜和肉虽然也记了账,但整体算下来比超市的还贵,而且每顿他都会多做一份,估计是带回家给家里人吃了。

平平并没有和董哥吵架,因为董哥确实在下厨这块有他的本事。平平和三姐说:“这个厨子也会做香豆子饼,跟新疆舅奶奶的挺像。”

有天晚上,董哥突然说是自己的小区被挖了电缆,估计要抢修一整晚,询问我姑妈能否在家里住一晚。姑妈就安排董哥和平平睡一个屋。这彻底惹恼了平平:“家里没电为什么不去住宾馆?客厅沙发不是也空着?和我睡?我晚上不要上自习了?”

谁知姑妈脾气上来,说话也没了遮拦:“这是我老太太的房子,我怎么安排,你都要听!现在的小孩真是金贵,怎么就不能凑合一晚上了?娇气!”

平平第二天就背着书包回了自己家,给正在外出差的三姐打了电话:“妈,我宁愿三餐都点外卖,也不要去外婆家蹭饭!我是她外孙,她都不向着我,我还不如一个外面的厨子!”

三姐把这事儿又讲给了两个哥哥听,家里的大战再次触发。二哥脾气不好,很快在家庭会议上发起火来:“难道我们要让一个厨子登堂入室做后爹不成?”

三姐想要姑妈多个心眼,劝道:“妈,现在每年都有老年人被骗钱,何况平平都说了,董哥手脚也不干净。不然我们给你另请个做饭保姆照顾你?”

姑妈依旧执拗:“我又不是没脑子,别人做的饭,我吃不惯。再说我多大岁数了?活不了几年了,现在就是怎么开心怎么来,你们少管我的事。我死也死在自己房子里!”

这次闹完,一向温和的三姐也伤了心,平平后来高考发挥失常,她就总觉得其中也少不了儿子在外婆家受了委屈的缘由。

直到一天清晨,姑妈早上遛完弯儿回家,董哥却没有像往常一样出现。姑妈和三姐哭诉时,才说清楚:“昨天,他提前找我预支了一个月的工资,我想着他家里有急事,就给了。现在电话停机,人消失了。”

三姐报了警,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果然,一翻查,姑妈和她的饭搭子都发现自己放在抽屉里的金项链不翼而飞了。

董哥在的时候,怕姑妈晚上饿,做了些香豆子饼冷冻在冰箱里,姑妈还没来得及全部吃完,就被气头上的二哥全数丢进了楼下的垃圾箱里。

这事之后,姑妈哭了几次,好像“幡然醒悟”了,把和姑父的几十万存款公平地分给了三个子女,自己留了十万现金在户头上做日常开销。家里总算消停了一阵子,我父亲都说:“你姑妈是吃亏吃饱了,才变得聪明了一点。”平平听说了外婆的“壮举”,也愿意跟着三姐一起偶尔去外婆家吃顿小小的团圆饭了。

神奇的是,姑妈后来一直自己琢磨着做香豆子饼,终于在平平回来的一个周末做成功了。奇妙的植物香气混合着麦香和羊油的乳香,经过煎炸后四溢在空气里。

一方圆饼,口感酥脆,一壶奶茶,清甜解腻。姑妈同三姐说:“这一口心头味,抵得上再多的山珍海味!”



后记


我定居长沙后,母亲偶尔会从新疆过来陪我同住一个月,每年走之前,也会在冰箱里提前给我备好一堆加热后就能吃的美食——像一个个小元宝的猪肉芹菜饺子,手工做的牛肉丸,剃成一条条肉丝的羊头肉,当然也有全家都爱的香豆子饼。

绿色的植物粉末均匀分布在圆圆的饼面上,刚够我一个人吃一顿,用空气炸锅热五分钟,就立马变得酥脆可口。在这个瞬间,我也仿佛能够理解姑妈的喜怒哀乐,以及她的执拗——离开了故乡,还能品尝到家里的味道,对游子们来说,多少是种抚慰,也是一种珍贵而平凡的幸福。

编辑 | 唐糖     运营 | 嘉宇     实习 | 吴问



覃 月

前专业翻译、现企业职员,

业余写文,北疆小城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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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0-24 09:33 PM | 显示全部楼层

一口香豆子饼,是姑妈一世的执念 | 人间有味

 覃月 人间theLivings 2022-10-14 08:05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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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是,姑妈后来一直自己琢磨着做香豆子饼,终于在平平回来的一个周末做成功了。奇妙的植物香气混合着麦香和羊油的乳香,经过煎炸后四溢在空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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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golo




人间有味丨连载



在我的记忆里,新疆的清晨,主妇们会早早聚在小区门口,等着哈萨克牧民来售卖刚挤出来的牛奶。她们用家里的小锅将两三元一斤的牛奶打回家,跟茯砖茶一起熬煮,再挖一小勺酥油——等淡黄色的酥油在温热的奶茶中自然化开,酥油奶茶就做好了,当然,若还能配上一张两面煎得焦脆酥黄的香豆子饼,那就堪称是一顿完美的早餐。

香豆子,学名胡卢巴,是一种和苜蓿有着类似外形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将成熟后的香豆子茎叶采摘下来,清洗后使劲揉搓,挤掉水分,再放在阳光下暴晒后,香豆子就除掉了“青草味”,只留下一种特殊的香气。人们会将它磨成粉,在做花卷和各种饼类时加入其中,美味至极。

我姑妈年幼时跟随母亲入疆,后来因工作调动定居兰州,再也没有回到父母身边,历经结婚生子、丧夫和逐渐老去,每年过节通电话,她总会在挂电话之前说:“真想再吃一口香豆子饼和酥油奶茶啊。”



1


今年年初,西安正经历着疫情的反复,我在微信里问候三姐文文:“马上过年,还能回兰州吗?”

三姐无奈回消息:“估计回不去了,响应政策,就地过年吧。”

“那姑妈呢?”

“估计除夕能和我两个哥哥吃一顿饭,其余时间就一个人待着。没办法,我让她来西安,人家死都不愿意。”

说起姑妈,三姐总是一脸无奈。姑妈一辈子生了两儿一女,跟两个儿子关系疏远,只跟女儿文文亲近些。平时除了姑妈生病,否则一大家子人只会在中秋、新年聚上一次。近些年,三姐跟随姐夫从兰州移居到西安后,姑妈的孤独翻了倍,可她仍不愿意离开兰州,总在电话里抱怨:“房子不能不住人,我晕车、又晕机,去不了外地,死也要死在自己家里。”

姑妈口中的“房子”,并不是什么豪宅,只是二三十年前单位分的老公房,五六十平。每年夏天,我从长沙出发回新疆休假时,路过兰州都会停一晚,替远在新疆的父亲探望她。姑妈的发型几十年都没换过,利落的短发与消瘦的身形、有些执拗的性格极为相称。她不肯把退休金花在皮肤保养或者食养上,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大个几岁。

每次我到兰州,如果定酒店,她就会非常生气:“你不住我家里,是不是嫌弃姑妈家穷、姑妈老了啊?”

我并非嫌贫爱富,只是在吃穿用度上,实在和姑妈“三观不合”。她厨艺一般,炒的菜总是少油少盐,没有任何味道。她怕馒头被蒸汽打湿,喜欢用已经变为灰色的纱布搭在馒头上一起蒸,还对我解释道:“放心,这个抹布我洗过了,很干净。”看着“纱布蒸馒头”,我食欲全无,更希望去楼下吃一碗“毛细”牛肉面,可又不好意思。

在姑妈家,夜里比白天更难熬。姑妈从来不用蚊帐,说用了会呼吸不畅。半夜我被蚊子咬得睡不着,她就让我把身体塞进棉被里,再给我的脑袋上搭一方手帕:“这样多好,蚊子也咬不到你。”

好在一天过后,我就能完成探亲任务,启程返疆。我会在临别前和姑妈客套一番:“您现在退休了,身体也还行,没事就去阿勒泰住一段时间,夏天那边又不热。”姑妈摆摆手,还是那句口头禅:“不去了,老了跑不动,死就死在这了。”

我和父亲讲述姑妈的种种“奇葩”行为,父亲只会劝我别介意:“你姑妈都快八十了,别跟她计较。”

掐指一算,也是,姑妈大了父亲十五岁。


------

我的祖父祖母是地道的广西人,两人成婚后第一年姑妈出生,祖父没等她满月,就参军北上,一走十多年,历经抗日战争、抗美援朝后才回乡。期间,祖母独自照顾长辈,养育幼女,还要时不时跟着乡邻躲进深山避战火。算下来,姑妈在少女时期之前就没过过几天好日子,不仅没有父爱,物质也贫乏,能吃到窝头、野菜或者河道里抓到的小鱼小虾,就已经算是大餐。父亲常用姑妈过去的经历教育挑食的我:“你姑妈小时候,能填饱肚子就很满足了!”

祖父回乡后没几天,就又接到了新的任务:押送一批犯人到乌鲁木齐,向当地部队移交完毕后,继续北上。就这样,祖母和姑妈跟着部队,最终安顿在了新疆最北端的小城阿勒泰,有了吃饱肚子的安稳日子。那时十几岁姑妈和新疆当地的孩子比,既瘦小又孤僻,又只会说广西话,完全交不到朋友,之前从没有印象的父亲,对她来说更是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

好在一向勤劳的祖母总在想办法体贴独女。在广西时物资匮乏,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到了新疆后,部队供应的物资丰富,米面粮油、牛羊肉都不缺,于是她开始跟着大院里其他的军人家属学起了做新疆饭菜——姑妈第一次吃到了拌面、羊杂汤、烤包子、奶茶、馕饼和大盘鸡……而各类美食中,她日日都吃不厌的就是香豆子饼配酥油奶茶。香豆子的异香和酥油的甜腻,填补了她多年来空虚的味蕾。

入疆后没多久,祖母再次怀孕,生下我父亲。祖父开心极了,要照顾新生儿的祖母也不再像之前一样餐餐用心亲力亲为,只哄着女儿高兴。我父亲刚满半岁,姑妈就按祖父的意思参加了工作,被单位调岗到了兰州,从此再也没有回过新疆。一家人仅仅在过年间的长途电话里嘘寒问暖,维系着这份脆弱的亲情。父亲说:“我懂事后,只知道自己有个姐姐远在兰州,那时候去一趟兰州都要几天几夜,实在是和她亲近不起来。”

那段短暂入疆时光里突然迸发出的美味,大概成了姑妈一生中唯一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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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妈抵达兰州后,对家里也是报喜不报忧。祖父听人说她谈了一段无疾而终的恋爱,之后就一直单身,只好暗暗拜托朋友帮忙给她安排了几场相亲。

直到结婚前,祖父和祖母才带着我父亲一起去兰州参加了姑妈的婚礼,一家人总算团聚了。姑父出身贫农,好在生性温和、老实,面对姑妈的执拗,也愿意默默隐忍。

祖母用大号玻璃瓶装满亲自晾晒、研磨好的香豆子粉,开了盖又凑近闻闻,绿色的粉末细腻又泛着浓香。她在兰州停留期间,教姑妈做香豆子饼——烫面、揉面、醒面,再加入一定比例的清油和香豆子粉末,压制成饼后,放一点点羊油煎熟。姑妈没有什么做饭的天赋,不是火候不够,就是调料的比例不对,只会和祖母撒娇:“怎么我做的就这么难吃?”倒是姑父按照祖母的配方试了试,味道反而接近了几分。

祖父当时还要急着回去处理公务,姑妈新婚后还没吃几顿心心念念的新疆菜,就只能不舍地跟父母告别。祖母从新疆带去的一大瓶香豆子粉,在一顿顿面点后很快见了底,姑妈只好去买兰州当地罐装的香豆子粉,继续试着自己做饼,然而,全部以失败告终。她在电话里跟祖母诉苦:“不知道是不是兰州温差没有新疆大,香豆子都没有那种浓香味了。”

之后的岁月里,我父亲一直在新疆陪伴祖父母,而姑妈在兰州一个接一个地生着孩子,直到三姐出生,才“封肚”。

有了儿女的姑妈,从没拖家带口回过新疆探望父母,只会在我父亲结婚生子的“大日子”里,邮寄来丰厚的礼金,拜托他照顾好父母,算是弥补她不能在身边尽孝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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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成年后,总会找机会去兰州看望这个姐姐。他把和我母亲蜜月旅行的第一站就定在了兰州。

按照祖母的嘱托,我母亲带了一堆新疆的红枣、牛肉干、酥油给姑妈,当然,也少不了一大瓶当年新晒好的香豆子粉。

吃饭时,我父亲开玩笑道:“姐,你对我媳妇评价这么高,是不是因为她做饭做得好?”

姑妈看着我母亲说:“还好弟妹手艺好,我都不知道多久没吃过这么地道的新疆菜了。”

我母亲擅长做各类面食:她喜欢用上一次发面后微酸的面头代替发酵粉,蒸出来的馒头格外蓬松、软和;口感筋道的拉面配上一碗辣椒炒西红柿和芹菜肉丝,酸辣的汤汁浸入面条里,别样爽口;还有将南瓜、面粉和香豆子粉混合后炸得焦黄的油饼,以及将排骨和老豆角一起红烧后,再将一根根细细的手擀面条覆盖在配菜上焖熟——样样都是姑妈的心头好,在单位的大锅饭食堂里根本吃不到。我母亲甚至还会做点新疆传统的糕点,包尔萨克、馓子、巴哈利……在姑妈的记忆里,可比当时兰州流行的桃酥要美味多了。

我父母在姑妈家住了不到一周,就要继续启程前往蜜月的第二站。姑妈在他们走之前向我母亲央求道:“弟妹,我把冰箱腾得空一点,你给我多做点香豆子饼,我自己热热吃,也能解解馋。”

我父亲后来得知,他们离开后,姑妈每周只舍得拿出两张“囤”好的香豆子饼,用平底锅加热后过过嘴瘾,姑父和孩子们都不许多吃,于是背地里笑她:“孩子气,自私,不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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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大学的那年,姑妈已经六十出头,她的儿女们也都各自成家结婚。

父亲送我去长沙读书,我俩依旧按惯例经停兰州,在姑妈家留宿一晚。那个时候,我就能感觉到她和姑父、两个儿子的关系已经完全破裂了。不过当时小孩子没有资格参与大人们的谈话,后来父亲才告诉我:“这些年你姑妈太犟了,谁的事儿她都想做主!”

姑妈的长子茂茂,从小就是块读书的好料子,年年能考到全年级前三,从小写得一手好字,大年三十晚上,邻居家的小孩子们都出去放鞭炮,茂茂还愿意安安静静地写作业、读书,连春晚都不看。之前我母亲一直把茂茂当榜样来鞭策我——他初中刚毕业,因为成绩优异,已经有市里的重点高中愿意直接录取。

谁知道,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茂茂未来一定能考上清华、北大这样的顶尖大学的时候,姑妈一声令下,把大儿子送进了中专去学财务。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压力大,茂茂作为长子,得尽快毕业赚钱帮扶弟弟妹妹读书。就算学校老师、姑父甚至我父亲反复劝说,姑妈也还是固执己见。

茂茂从小就习惯了母亲的强势和父亲的懦弱,乖乖去读了中专,毕业后进了银行上班。好在他有天赋,又肯努力,一边工作,一边自考,读完在职本科,顺利考入当地的税务局,有了体面、稳定的工作。

可不能去顶尖大学读书的遗憾,始终是茂茂心里的一根刺,他对母亲的怨恨也体现在日常的点点滴滴里:他不愿意和姑妈再有更多的接触,在他眼里,只要定期打钱给自己的母亲,报答她的养育之恩就行——能用钱解决的事情,绝对不付诸感情。每年除夕的团圆宴,姑妈和姑父总会一起张罗一大桌子菜品,红烧鱼意味着“年年有余”,牛羊炖肉、鸡和鸭子更是少不了,可茂茂总是淡淡吃几口就借故离开。

姑妈明白,大儿子的心不在了,多少美食也留不住。

而我的二堂哥和茂茂完全相反——他从小在书桌前面坐不到5分钟就会打瞌睡,考试从来没有及格过,到了年龄就按照姑妈的吩咐去参了军。原本姑妈希望小儿子能和我祖父一样,留在部队里建功立业,谁知二哥服役结束后,连招呼都没和家里打,就直接拿了一笔退伍金复员,租了门面和战友开起餐馆来。

二哥和那个战友都没经验,聘请的厨师又不用心,不是食材不新鲜,就是菜品口味时好时坏,口碑很快就垮了。二哥没办法,找姑妈借了钱继续维持,可到最后,战友卷走了二哥找家里凑齐的半年租金,开走了他刚买的车,再也没出现过。

关了餐厅后,二哥一蹶不振,每天就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睡觉,连饭都不怎么吃。姑妈在那段时间总算有了些许慈母的样子,一日三餐不再糊弄。她从书店买了本菜谱,依照二哥喜欢的酸甜口,选好菜品,对照着慢慢做,次数多了,倒也练出几道拿手菜——糖醋里脊、糖酥排骨、东安鸡,都有模有样,好歹哄着二哥度过了低迷期。虽然二哥后来也没赚到大钱,至少开始自力更生,不再向老人伸手了。

姑妈的三个孩子里,只有三姐文文最省心,顺利读完大学,进入国企工作,平日里尽可能用心照顾着老两口。

两个儿子都和姑妈渐行渐远,姑父在婚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尽可能地体谅她,哄着她,甚至会让我们从新疆邮寄过去当季的香豆子粉,他来反复改进制作方法,做给姑妈吃。那饼的味道虽然不如祖母的手艺,可也能多少缓解一下姑妈的坏心情。

可安稳日子没多久,姑妈就又开始“作妖”,干预起了女儿买房。

当年三姐单位的“指标房”价格很低,她算了算,自己手头有一些存款,如果父母再“支援”几万,刚好能凑够房子首付。可惜姑妈死活不同意:“女孩子以后总归要嫁人的,手上的钱做嫁妆,男方有房子不就够了?”

三姐又求着姑父当说客,姑父反复劝说不成,也有些恼羞成怒,开始和姑妈冷战起来。姑父对三姐说:“你爸无能,这么多年,钱袋子都在你妈手上,不然我就偷偷给你几万。”

第二年,三姐单位里买了指标房的同事把房子卖了出去,转手就赚了十多万。姑妈得知后,心里明明后悔,嘴上却不肯服软,还埋怨姑父:“要不是你不会赚钱,我也不会把钱守这么紧!”

年过半百的姑父隐忍了一辈子,面对妻子长年累月的强势,不愿意再妥协了。他们从那年开始分居,只是碍于年龄大了,才没有正式离婚。

两室一厅的房子,一人一间,姑父的工资也不再上交了,两人钱各花各的,饭各做各的,水电燃气平摊,其余互不干涉,有时候一个月连一句话都说不上。姑妈和我父亲诉苦:“我这一辈子是不会像咱妈一样那么纯粹地对待一个人了。咱妈能等音讯全无的老爸十多年,我和你姐夫却连天天能见面的日子都过不好。”

那段时间,父亲和姑妈QQ视频通话时,明显感觉到她脸色很差,细问才知道,儿女不在身边,姑父也不管她以后,她一个人连吃饭都成了大问题——她把三顿改为两餐,懒得做饭洗碗,早上买个包子鸡蛋,中午吃顿牛肉面,晚餐则省了。

然而就算日子不顺遂,姑妈也不肯同祖父母抱怨一句,直到姑父因为心脏病突然撒手人寰,我父亲才接到了姑妈的电话。按规矩置办了花圈、送上礼金后,一切又归于平淡。



4


2003年,我刚开始读高中,祖父祖母相继因病去世,姑妈和她的三个子女没有一个人赶回来奔丧。

这让我父亲也有些止不住地埋怨了,我听到他在电话里和姑妈争吵:“就算晕车、晕飞机,爸妈过世总要回来送上一程吧……不是钱的问题,这年头难道我还缺你那一点丧葬费?”电话那端的姑妈不知道说了什么,父亲生气地直接挂断了电话。

我猜想,姑妈不想回来,总有借口——老房子不能没人住、三姐的孩子要人照顾、如果她不在,二哥又要乱搞事情……

2014年,兰新高铁终于在人们的期盼中顺利通车。当时按照城市最新规划和政府的安排,我家要给祖父母迁坟。姑妈那年七十二岁,在三姐和外孙平平的陪同下,几十年后第一次回到了阿勒泰。她苍老了很多,见面就对我父亲说:“先不吃饭了,去看看爸妈吧。”

祖父母的老房子早就拆了。祖母当年先于祖父离世,安葬在城南的民用墓地,祖父过世后则按部队规定葬入市里的烈士陵园,如今祖母的坟终于可以随新政与祖父合葬了。在新疆,迁坟是件大事,所以姑妈这才忍着晕车千里迢迢地回来,组织仪式,给逝去的父母亲上香,磕头祭拜。她的外孙平平当时已经读高一,第一次见外婆哭,也赶紧跪下磕头。

我父亲在姑妈的制止下,退掉了接风宴的餐厅预订,让我母亲在家里准备了一大桌子家常菜,大盘鸡、红烧黑鱼、烤包子、手擀面……基本都是姑妈爱吃的。母亲考虑到我三姐和孩子的口味,又做了几道清淡的菜式搭配。

年迈的姑妈早不似年轻时候那么能吃了,每道菜尝了几口,喝了小半碗奶茶,就停了筷子。倒是第一次来新疆的平平,一直狼吞虎咽,反复说:“舅奶奶做的新疆菜可太好吃了!”

到了晚上,我母亲陪姑妈聊天的时候,姑妈主动提出:“明早做点香豆子饼吧?”

第二天早上,姑妈终于吃到了她心心念念的香豆子饼配奶茶。香豆子的独特香味和面粉里的麦香产生美妙的化学反应,在食物还没有熟透之前,香味浓郁到飘满整个厨房,让人闻一次就忘不掉。平平的口味也随了外婆,直呼:“这个绿豆饼太香了,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香的!”三姐在一旁打趣:“别把所有绿色的饼都叫绿豆饼,这叫香豆子饼!你好好学习,等考上大学,妈妈还带你回新疆吃好吃的,玩个够!”

我父亲那时也格外喜欢平平,觉得他有几分茂茂的聪明劲儿,如果教得好,以后一定也会考上好大学。



5


过了两年,平平参加高考,却意外落榜,只能重新复读。三姐心情不好,打电话跟我诉苦,我才知道这两年,姑妈逐渐从过往生活的不如意中走出,却又让儿女们犯了难。

三姐说:“我们真拿她没办法,这个性格,大概一辈子都不会改了。”

多年来,姑妈生活节省,没为祖父母和儿女们在金钱上付出太多,加上姑父的遗产和她自己的退休金,也存了不少养老钱。唯一一笔大的开销,就是单位小区做翻新改造、加装电梯,每家每户都出了几万元。施工队在小区内搭建了两栋板房,作为临时生活区和办公区,洋洋洒洒施工了一个多月。

工程结束,团队撤去了下一个施工点,姑妈却把施工队的大师傅董哥留了下来。

董哥是四川人,早年出来做厨师,跑过陕西、青海,在新疆也待过许多年,过几年能拿退休金养老。董哥原本打算干完这次的活儿就回四川老家,没想到,姑妈在每日下楼例行遛弯的时候,发现这个大师傅竟然能给施工队做过油肉拌面当午餐,一下子就跟发现了宝一样。姑妈仗着年龄大,用长辈的姿态在董哥闲暇时唠家常,套出了董哥家里情况、工资多少。在施工队撤出前,就把人挖到自己家里做起了大厨。

小区里还有个独居的老太太,姑妈跟她一商量,干脆合力聘请董哥照顾两人的一日三餐。这么算下来,董哥还比在施工队每月多赚五百元,远比照顾几十个工人要轻松。董哥每周会轮流在两个老太太家里做饭,川菜、新疆菜、面点,随便两位雇主点单。除了做饭,董哥还会陪两个老太太打麻将,唠家常。三姐说,那段时间姑妈精气神都好了许多。

后来三姐有段时间要出差,就让平平住在了姑妈家里。可惜平平和这位董大厨不对路,小区里圈子小,流言很快就传到平平的耳朵里:“你们家请的厨子,怕是要给你当后爷爷啦!”

平平心细,就开始留意起来,发现董哥也不是什么手脚干净的人——他来了以后,我姑妈很少再去菜市场,董哥买回来的菜和肉虽然也记了账,但整体算下来比超市的还贵,而且每顿他都会多做一份,估计是带回家给家里人吃了。

平平并没有和董哥吵架,因为董哥确实在下厨这块有他的本事。平平和三姐说:“这个厨子也会做香豆子饼,跟新疆舅奶奶的挺像。”

有天晚上,董哥突然说是自己的小区被挖了电缆,估计要抢修一整晚,询问我姑妈能否在家里住一晚。姑妈就安排董哥和平平睡一个屋。这彻底惹恼了平平:“家里没电为什么不去住宾馆?客厅沙发不是也空着?和我睡?我晚上不要上自习了?”

谁知姑妈脾气上来,说话也没了遮拦:“这是我老太太的房子,我怎么安排,你都要听!现在的小孩真是金贵,怎么就不能凑合一晚上了?娇气!”

平平第二天就背着书包回了自己家,给正在外出差的三姐打了电话:“妈,我宁愿三餐都点外卖,也不要去外婆家蹭饭!我是她外孙,她都不向着我,我还不如一个外面的厨子!”

三姐把这事儿又讲给了两个哥哥听,家里的大战再次触发。二哥脾气不好,很快在家庭会议上发起火来:“难道我们要让一个厨子登堂入室做后爹不成?”

三姐想要姑妈多个心眼,劝道:“妈,现在每年都有老年人被骗钱,何况平平都说了,董哥手脚也不干净。不然我们给你另请个做饭保姆照顾你?”

姑妈依旧执拗:“我又不是没脑子,别人做的饭,我吃不惯。再说我多大岁数了?活不了几年了,现在就是怎么开心怎么来,你们少管我的事。我死也死在自己房子里!”

这次闹完,一向温和的三姐也伤了心,平平后来高考发挥失常,她就总觉得其中也少不了儿子在外婆家受了委屈的缘由。

直到一天清晨,姑妈早上遛完弯儿回家,董哥却没有像往常一样出现。姑妈和三姐哭诉时,才说清楚:“昨天,他提前找我预支了一个月的工资,我想着他家里有急事,就给了。现在电话停机,人消失了。”

三姐报了警,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果然,一翻查,姑妈和她的饭搭子都发现自己放在抽屉里的金项链不翼而飞了。

董哥在的时候,怕姑妈晚上饿,做了些香豆子饼冷冻在冰箱里,姑妈还没来得及全部吃完,就被气头上的二哥全数丢进了楼下的垃圾箱里。

这事之后,姑妈哭了几次,好像“幡然醒悟”了,把和姑父的几十万存款公平地分给了三个子女,自己留了十万现金在户头上做日常开销。家里总算消停了一阵子,我父亲都说:“你姑妈是吃亏吃饱了,才变得聪明了一点。”平平听说了外婆的“壮举”,也愿意跟着三姐一起偶尔去外婆家吃顿小小的团圆饭了。

神奇的是,姑妈后来一直自己琢磨着做香豆子饼,终于在平平回来的一个周末做成功了。奇妙的植物香气混合着麦香和羊油的乳香,经过煎炸后四溢在空气里。

一方圆饼,口感酥脆,一壶奶茶,清甜解腻。姑妈同三姐说:“这一口心头味,抵得上再多的山珍海味!”



后记


我定居长沙后,母亲偶尔会从新疆过来陪我同住一个月,每年走之前,也会在冰箱里提前给我备好一堆加热后就能吃的美食——像一个个小元宝的猪肉芹菜饺子,手工做的牛肉丸,剃成一条条肉丝的羊头肉,当然也有全家都爱的香豆子饼。

绿色的植物粉末均匀分布在圆圆的饼面上,刚够我一个人吃一顿,用空气炸锅热五分钟,就立马变得酥脆可口。在这个瞬间,我也仿佛能够理解姑妈的喜怒哀乐,以及她的执拗——离开了故乡,还能品尝到家里的味道,对游子们来说,多少是种抚慰,也是一种珍贵而平凡的幸福。


编辑 | 唐糖     运营 | 嘉宇     实习 | 吴问



覃 月

前专业翻译、现企业职员,

业余写文,北疆小城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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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0-28 07:51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我家三代女性的“烧肉自由” | 人间有味

 路得 人间theLivings 2022-10-28 06:30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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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经年看见姥姥、母亲的付出,看到她们经受的磨难,还有家里种种男尊女卑的规矩,我很小就想要获得某种自由。那自由的标志是什么呢?小小的我只能想到把诸城烧肉吃到饱、吃到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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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golo




人间有味丨连载



因为此起彼伏的疫情,在北京想吃到一口正宗的诸城烧肉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于是我在两地疫情的间隙,掐算着时间,让山东老家的弟弟用快递给我寄。

次数多了,弟弟跟我开玩笑:“姐,赶紧摸摸你后脑勺,看看有没有长了馋窝头。”

的确,我很馋,很爱诸城烧肉。但它于我而言,不仅仅是一口肉那么简单,背后还有或辛酸或温暖的故事,以及三代女人对烧肉的执念。

它跟我姥姥有关,跟我母亲有关,也跟我有关。



1


我的姥姥出生于1937年,记忆中她有一张白皙的小圆脸,总是挂着浅浅的笑。每隔一段时间,她会用几根棉线绞脸,所以脸上一直光洁明亮。

虽然生活在农村,但姥姥是个特别体面的老人。直到1997年去世,她的头发都是乌黑浓密的,梳着整齐的发髻。她身上青灰色、墨蓝色的大襟衣裳总是干净整洁,裹着的小脚穿着自己精心缝制、针脚整齐的鞋子,让人看了就觉得赏心悦目。

母亲常说,姥姥体面是因为她是大户人家出身,“从小过过好日子的”。老姥爷(姥姥的父亲)是个很有能耐的地主,是十里八乡的能人,他膀大腰圆,舍得使力气,头脑也精明,家里种着十几亩地,还会赶着马车去胶南县做买卖。

到姥姥十多岁前,家里没缺过吃穿,虽然亲生母亲早早过世,后娘对她们姐妹三个总是冷冰冰的,但父亲待她们好。姥姥不止一次跟我们细细回味过她小时候吃过的好东西,比如老姥爷从胶南县海边贩回来的大鲅鱼,一次拿十多条,就挂在马脖子上,回到家,就把肥美厚嫩的鱼肉剥下来,学着胶南人混合着五花肉剁馅儿包成鲅鱼饺子。

当然,姥姥最爱吃的还是老姥爷带回来的诸城烧肉。

诸城那里过年有烤烧肉的传统,日子过得好的人家会在家里做,平常来了贵客就在摊贩那里买一点。烧肉的主要选材不是上好的猪肉,而是“猪下货”——猪头、耳朵、口条、大肠、心、肝、肺、尾巴等。虽然是一些下脚料,但它们的口感滋味要比肉更有层次、更有嚼头。

烧肉的做法略微有些繁琐:先要仔细、反复清洗猪下货,颇费功夫;之后放到大铁锅里,加姜片、料酒,猛火烧煮;待猪下货在滚水里翻过几滚后,再加茴香、花椒、八角、香叶,改慢火细炖;等煮到皮肉酥松却又不烂不散的时候,不用掀锅盖,已是肉香四溢了。

其实猪下货煮到这一步就可以吃了,但诸城烧肉的妙处就在于“煮后再熏烤”。煮熟的猪下货捞起来晾在大盆里,等凉透就放到铁篦子上,架在干锅里——锅底早已铺上了一层细细碎碎的红糖,用小火细细、慢慢加热,渐渐地变成青雾向上飘散,之后,一缕缕混合着肉味、香料味、红糖味的轻烟就荡漾、飘散开了。

最终,煮好的猪下货会被熏烤成撩人肺腑的酱红色或焦黄色,送一口入嘴,滋味无穷:猪头肉肥而不腻,入口即化;猪肺软糯咸香,口感弹性;猪口条初嚼香脆,越嚼越筋道,越嚼越香;猪肝厚实紧密,细细品尝,香味由淡到浓,层层绽放……

姥姥和两个妹妹睡在一间房里。有时半夜时分,耳畔就听到做买卖的父亲进院子的声音。老姥爷先让人给牲口喂草料,然后就拿着大荷叶包着的、切成大块大块的诸城烧肉,踱到姑娘们的房里。他不掌灯,也不让姑娘们起身,径自把大块烧肉塞到她们嘴里,一人一大块。

“黑灯瞎火地吃烧肉,香喷喷的。嘴里的还没有吃完,你老姥爷又塞一块到嘴里,一轮一轮来。直到大荷叶空了,你老姥爷背着手、唱着戏就出去了……”大概是因为这段儿时的经历,姥姥总忘不了诸城烧肉的滋味。她最喜欢吃的是烧肉中的猪肝,“越嚼越有滋味,格外香”。

可惜,对女儿们如此温柔的老姥爷后来也是英年早逝。那时姥姥只有14岁,后娘就做主把她嫁到了我姥爷家。两个妹妹年纪尚小,干脆送给别家养。


------

从此,姥姥的生活境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姥爷是家里单传的独苗,前头有两个姐姐,虽然家境一般,但他从小是被娇宠着长大的。他样貌好,细高个子、白净秀气,人又聪明,所以一向眼高于顶,十分骄傲。年轻时,因为识字、会用两只手打算盘,姥爷在村里做会计,很受人尊敬。

但因为娶了一个地主家的女儿,婚后几年,姥爷的“事业”就只能止步于此了。后来,他们的孩子也受了牵连,当兵、读大学都被刷了下来。姥爷把这一切不顺都归结在了姥姥头上,总是憋着一肚子的火,渐渐成了一个脾气暴躁、挑剔成性、专横霸道的男人。

姥姥自然成了姥爷用得最顺手的出气筒。有时他在外面受了气,回家看见餐桌上的筷子沾了点水,就拿着筷子在炕沿上敲,瘦脸上青筋暴起,十分可怕。我小时候,有一次姥姥带我在村里看露天电影,我淘气自己先跑回了家,把姥姥吓得到处找。后来她回家,惊魂未定,就被姥爷一把按住,结结实实地往死里打了一顿。

姥姥婚后几乎没过过轻松的日子,家里有什么好吃的,自然是先紧着丈夫、孩子、公婆。她从来只有做的份,没有吃的份。

姥姥怀我母亲的那年,姥爷的姐姐要出嫁,亲家送来一个猪头、四个猪蹄子。姥姥大着肚子收拾猪头,用沥青拔毛,忙活了很久,当夜她就生了。看着生下的是个女孩,公婆嘴上没说什么,脸色却十分冷淡。姥姥坐完整个月子,都没有见过那个被自己收拾干净的猪头。

“连一碗汤都没有喝到,他们一家人自己烤烧肉吃了,那时候我肚子里缺油水啊,就想着给我碗汤喝也好啊。”讲这段往事的时候,姥姥正住在我家帮忙剥玉米。她用大剪刀使劲地在玉米棒上豁开口子,然后交叉搓着两穗干玉米,金黄的玉米粒簌簌地掉下来,她的脸色很是平淡。

在女儿家小住的几天,是姥姥一生当中为数不多的舒畅日子,她不用小心翼翼地看姥爷的脸色,也不用脚不沾地忙碌家务,还可以吃上几顿好饭。我父亲非常尊敬姥姥,因为她既是他的丈母娘,又是亲大姨(我父母是姨家表兄妹),一直很疼他。姥姥住在我家的时候,父亲经常去割肉买鱼,回来包饺子、做红烧鲅鱼。可惜这样的好日子掰着手指头就可以数得过来——那些年,农村家家户户都很穷,平常日子吃一顿肉馅饺子都是大事。

到了90年代,我家的日子渐渐好起来,父亲几次开着三轮车去接姥姥来家里小住,可惜都没有成。

“我不在家,你爹不会做饭,吃不到顺口的饭,会发脾气。”姥姥的声音渐渐小了下去,眼里满是黯淡。



2


在我们老家,大年初二是个大日子。每逢这天,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加上孩子们,热热闹闹的二十多口人,都会在姥姥家吃年饭。

为了这餐饭,姥姥从年前就开始准备了。早年年景不宽裕的时候,孩子们的肚里普遍缺油水,姥姥就让姥爷买一大块肥肉回来,切成两半,一半用小火慢煸出油来,煸出黄澄澄的油渣,剁得细碎,掺上碎碎的豆腐、韭菜、包菜做成一大锅饺子;另一半剁成肉臊子,用生抽、老抽、香油提前腌好,掺上葱姜蒜末、馒头碎,攒成一个个丸子,裹上蛋液,放在滚油里炸。

年饭的菜也一定会有诸城烧肉。但那烧肉不是姥姥亲手烤的(当时过年能烤个猪头的人家还是极少数),而是我爸和姨夫带去的。进门时,他们把从外面买来的烧肉塞给姥姥:“娘,加个菜”。姥姥接过袋子,小心翼翼地打开,闻着烧肉那扑鼻的香味,总说:“真是瞎浪费钱!”

然而,她的神情是满足的、快乐的。烧肉被放在菜板上,切成一块块,装盘。我和两个表妹就盯着猪肠、猪肝、猪口条吞口水……切肉间隙,姥姥会把一块块肉飞速地塞到我们嘴巴里:“都来解解馋。”

过去,山东宴席上有规矩,哪怕再小的男孩儿在席面上也有一个位子坐,可不管多大岁数的女性都不能上桌。看着那些平时吃不到的肉菜,男孩们能尽情地伸着筷子扫荡,桌子上的爷们儿也会尽情地惯着这些“带把儿”的,而女人、女孩儿们只能在宴席接近尾声的时候,吃他们吃剩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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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大年初二,大家又聚在姥姥家。大小爷们儿都已经上桌吃饭了,母亲和小姨就打算趁着这个空隙,带着礼物去看叔伯家的一位老太太。表妹们也跟着去了,我独自在灶台下坐着,拿根烧火棍划字玩儿。

这时姥姥走过来,神秘地对我招招手,示意我过去。她在碗厨柜后面摆了个小马扎,让我坐下,然后拿出一个小碗,里面是金黄泛油色的烧猪肠,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足有半碗的样子!见我有点呆,她干脆利索地把碗塞到我怀里,笑眯眯地说:“快吃,你娘肯定把好吃的都给你弟了,可怜缦儿,缺肚子。”

我小口小口地吃着软糯的猪大肠,那烟熏火燎过的香味在嘴巴里萦绕不散。我心里暗暗发誓:“长大以后,我一定要挣很多钱,跟姥姥一起吃诸城烧肉、吃猪肠、猪肝,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吃个够。”

但梦想还没有来得及实现,姥姥就去世了。1997年,60岁的姥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母亲和小姨收拾遗物的时候,在橱柜里层发现了一个精心包着的纸包。她们左一层、右一层地打开纸包,发现里面竟是一小块没有吃完的烧猪肝。

姥爷恍然大悟,说前一阵他数钱,怎么数都少了10块,“这是从来没有的事”。原来,这钱是被姥姥拿走了,她拿钱偷偷买了点自己最喜欢的烧猪肝,偷偷地放在碗柜底层,在忙碌、身不由己的操劳间隙,偶尔偷偷吃上一口。

这位给我生命留下过温柔底色的女人,一生被婆婆、丈夫管得死死的、严严的,她打心眼里惧怕他们。自从嫁入这个家,她每天都过得战战兢兢的,几十年来,手里都没有一分钱。因此,她几乎没有赶过集、上过街、也从来不敢开口向丈夫要钱,更不敢为了一口诸城烧肉开口。

母亲和小姨猜测,大概是姥姥预感到自己快走了,所以才偷钱买一口自己想吃的,然后没有遗憾地走。这大概是一生体面的姥姥干过的最不体面的一件事了。那个下午,舅舅、母亲和小姨坐在橱柜前嚎啕大哭。我父亲也后悔地说:“咱娘老念念叨叨地想吃烧肉,买了几次烧肉,就那么一点,孩子馋,都让她塞到孩子嘴里了。早知道,就多买点,让她痛痛快快地吃一顿。”

办完丧事,母亲从娘家回来,赶着我跟弟弟放学回家。她一边马不停蹄地和面、烧火、做饭,一边哭着说:“我娘没了,我再也没有娘了。”



3


我母亲出生于1958年,是家里的大女儿,她上头有两个哥哥,下面还有一弟一妹,是典型的“夹层老二”。她出生的第二年就赶上“三年困难期”,依姥姥的话说,“她能活下来,是命强”。

母亲不仅命强,性格也强。较之于裹着小脚、带着大户人家生活痕迹、性格温柔的姥姥,她要粗糙得多。两个哥哥年轻时都玉树临风,小妹更是个苗条白皙的美人,只有她肤色微黑,矮且粗壮,是全家最不起眼的一个。

母亲一天学也没上过,从小就跟在姥姥屁股后面干活,一路踉踉跄跄地长大。她曾凌晨起来推磨碾豆面、碾高粱面、碾地瓜秧面,白天还拎着篮子去河边打猪草。到了十多岁,干活麻利的她就进生产队拿工分了。

母亲上有哥哥,下有弟弟,儿时几乎没有得到过姥爷姥姥太多的偏爱。因为脾气憨直,每次姥爷打姥姥,她都会冲上去挡,“不能打我娘,不能打我娘”。于是她也跟着遭殃,被暴怒的姥爷打到鼻青眼肿。

姥姥虽然有心对母亲好,但她当不得姥爷的家。家里有什么好吃、好用的,只能先紧着儿子们,然后是小女儿。我母亲从骨子里完全地认同了这种不公,甚至从来没有认为这是一种不公。哪怕后来嫁了人,母亲仍在自家餐桌上恪守着姥爷家的“规矩”——有好吃的总先给我弟弟,然后再给我父亲,接着轮到我,她自己从头到尾都没有认认真真吃过一顿好饭。

小时候,隔壁村有个卖烧肉的老头,偶尔会在我家那条街上卖烧鸡背——跟烧肉“先煮后烤”的做法一样,只是用拆掉了鸡腿、鸡胸的鸡架子替换猪下货,穷人家偶尔买它来打牙祭。有时父亲会拎回一只小小的烧鸡背,母亲把鸡架子拿在手里,总会先把两块大些的鸡背肉分给弟弟和父亲,把鸡脖子、内脏分给我,然后说自己不爱吃。父亲分些鸡肉给她尝尝,她就夹到我碗里,说什么也不吃。

就算到了现在,每逢家里做了稍微有点像样的宴席,母亲也总是自觉地避开,在厨房里洗洗涮涮,等待别人吃完然后再吃剩的。就算是被三推四请地带上宴席,她也只拿干粮,小心翼翼地吃自己眼前的那个菜,从来不会放开捡自己喜欢的东西吃。

经过观察,我发现母亲在饭桌上还有个固定的习惯——如果她面前恰好放了一盘好菜,她就会习惯性地向后退;如果桌上有剩的,她绝不吃新的;有孬的,她绝不吃好的;即便和大家一样吃好的,她碗里也只盛别人的半碗。

我感到有些心疼,就问母亲:“你小时候吃过烧肉吗?”

母亲闭上眼睛想了很久:“没有!”

“大舅小舅他们吃过吗?”

母亲肯定地说:“吃过,你姥爷经常带着两个儿子赶大集,他们爷仨会在集上吃”。

看我有些悻悻的样子,母亲连忙兴奋地说:“我小时候就数算着吃饺子,从腊月就开始数,腊月二十三一顿、年除夕一顿、正月初二一顿、正月十五一顿,天天扳着手指头数,等着你姥姥剁肉包饺子吃。”

听到这里,我却突然想起了一件辛酸往事——有一年,我们家好不容易吃一顿饺子,母亲就喊爷爷来吃。可爷爷不仅自己来了,还带来了叔叔家的两个妹妹。人多了,饺子不够,辛苦做饺子的母亲就在一旁啃一个干煎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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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初,母亲怀了我,一度馋烧肉馋得睡不着觉——她曾在某次宴席的剩菜中尝过一点诸城烧肉,之后就对其中肥厚软糯的猪蹄、特别有嚼头的猪口条念念不忘。

当时,农村家家户户的粮食是不缺了,但手头缺钱,自然舍不得买又贵又不实惠的烧肉。我父亲见她为了一口吃的馋得几天睡不着觉,十分心疼,但他也没有钱——当时他们还没有跟爷爷奶奶分家,父亲赚的钱都得上交,一家子吃大锅饭。

于是,父亲偷偷在石料场加了几天班,赚了几块钱,买了一点烧猪肺、一只烧猪蹄,偷偷摸摸地带回家,关起门来让母亲吃。母亲啃着猪蹄子,享受着丈夫的爱,后来她每每回想起这件事,都会知足地说:“你爸待我还是挺好的。”

可惜这点幸福没有持续几天,父亲偷买烧肉的事就被我奶奶知道了。她醋意大发,捶炕大哭:“娶了媳妇忘了娘”“偷偷买了猪蹄子喂馋嘴媳妇”……奶奶闹得左邻右舍都知道了,村子里的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母亲觉得自己都没脸见人了。她性格好强,不像我姥姥那般任由公婆磋磨,于是一气之下提出要分家。

因着强行分家这件事,母亲没少被村里人诟病,但她也从此掌握了家里的经济大权。然而我们家的生活并没有因分家好转,因为除了种地、去胶南县贩卖点烟草、干货外,我父母并没有别的收入,却还要给读大学的大姑、给读军校的小舅寄钱。

母亲个子小,嗓门大,力气足,是我们村出了名的能干的人。为了挣钱、省钱,她想了各种办法:养鸡、养长毛兔、养猪,每天脚不沾地,忙完了牲畜吃的又忙人吃的。为了省钱,她更是能做到“捏着十块钱,在大集上转三趟,一分也舍不得花”。

有一年腊月二十九的晚上,晚归的父亲神神秘秘地拎回一个袋子,里面装着一块诸城烧肉,有两个馒头攒在一起的大小:“富临叔家里烤了套下货,自家留了一半,剩下一半拿出来卖,给咱们姓孙的一家子(没有出五服、一起祭祖宗)算便宜。这一块才二十多块钱,你跟孩子都爱吃。”

我和弟弟立刻扑了过去,母亲却发火了,直数落父亲不会过日子,浪费钱:“二十多块钱买新鲜猪肉炒菜,过年能招待好多桌客人,这一块顶多切一盘多,够什么用?!”

母亲骂了一晚车轱辘话,父亲烦了,气愤地把烧肉撇在炕上就出去了。母亲看着我和弟弟馋得猴急的样子,只好拿刀在烧肉上细细地切下两片,分了,然后,在我们气鼓鼓地注视中,将剩余的烧肉收了起来。

大年初一,家家拜祖先,那块烧肉被母亲切成片,认真地摆在一个盘子里,放在供祖宗牌位的桌子上。母亲答应好了,拜完祖宗就分给我们吃,可一个错眼照顾不到,那盘烧肉就被叔叔家的一条大狗偷吃了。望着空盘,弟弟嚎啕大哭,全家人也埋怨了母亲一整年。



4


有年年底,母亲终于大方了一回——家里的老母猪生了三只猪仔,养到枕头大小,其中有一只弱弱的,恹恹的,不爱吃也不爱动,喂药打针也不顶用,眼看要不行了。母亲当机立断,决定杀掉它吃肉。

那天,父亲烧了水,铺了案板,拿着刀比划了几下,愣是不敢下手:“要不,找杀猪的帮帮忙?”

“还不够费工夫的呢!”母亲一把拿过刀,在磨石上磨了几下,按住小猪的脖子,一下就割断了喉咙。猪血放到盆里后,她手起刀落,干脆利落地将小猪大卸八块——那天母亲穿着一双雨鞋,裤脚和袖子高高地卷起来,像个女英雄。

小院里的大锅倒上水,加姜蒜大料,柴火烧将起来,不一会儿,院子里便充满了撩人的肉香。肉煮透凉透,母亲又换了口小锅添上红糖,架上铁篦子,用小火慢慢地烤起了熟肉,浓郁的糖香和肉香不久就满溢了出来。

枕头大小的猪崽肉烤完,切成一块块,只放满了一个中等大小的盆。当天夜里,我们吃到了香喷喷的烧猪肠。剩余的烧肉被母亲收进了一个小坛子里,放在墙根底下。后来,它们被分给姥爷家一块、奶奶家一块,大舅家、小姨家、姑姑家各一块……最后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这点烧肉,母亲每顿饭只给我和弟弟切一小块,我们从年初一直吃到正月十五——那是一个香喷喷的年,只是母亲很少对桌上的烧肉动筷子。


------

我很早就发现,姥姥和母亲虽然性格迥异,但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自觉抑制自己的欲望。姥姥是因为没有家里的财权,当不得家,做不得主,而母亲完全是从小被一些规矩“驯化”了,她要顾的人实在太多了,卑微的她总是把娘家、婆家、丈夫、孩子这一众人等排在自己的前面。

母亲命强,身强,心却从来不强。因为儿时物质与爱的双重匮乏,她已经习惯退缩、克扣自己,隐忍地过日子。她从来不去直面自己内心的欲望,好像它们并不存在,甚至认为当众表现出自己特别想吃什么、馋什么,是上不得台面的丑事。

只一次,母亲暴露了自己深深掩藏的欲望。

2016年,她多年的老胃病发作得有些厉害,以往吃几粒奥美拉唑就能缓解,那次说啥都不行。我和弟弟都觉得应该到医院去好好检查下,母亲推三阻四拖了半个月,最终还是去了医院,做了胃镜后查出胃部有个息肉,要做手术。

因为母亲提前吃了消炎药,医生没法动手术,就让她空腹3天。我负责陪床,预备空腹前,我打算让母亲先吃顿好的。我问她想吃什么,她大剌剌地说:“有什么吃什么,又不是什么大手术,还讲究吃喝。”

我说:“要不,吃烧肉?”

母亲的眼睛顿时亮了,一脸馋相。她重复了一遍“烧肉”,说:“有一家最好吃,你弟弟以前去买过的,那次来客人,哎呀,我只吃了一口。”

我赶紧打电话让弟弟买来,有猪肺、猪肝,还有口条,弟弟还细心地砸了蒜泥。母亲小口小口地吃着,看起来十分满足。只是没吃多少,护士就赶过来阻止,弟弟只好在母亲的凝视中,悻悻地收起烧肉。

手术之后,母亲的病好了,她很快又恢复了之前风风火火的样子,并绝口不提自己在病中馋烧肉的事了。



5


我跟弟弟都参加工作之后,家里的经济宽裕了不少,母亲就三天两头地往姥爷家跑——因为惦记着姥姥活着的时候没吃到什么好东西,她总想加倍补偿在姥爷身上。

那些年,矮胖的母亲总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回娘家,压得自行车“咯吱咯吱”地响,上坡下岭,得跑几十里地。家里打了肉火烧,她要送给姥爷;鸡下了新鲜蛋,她要攒着给姥爷;就连弟弟、弟媳妇送的牛奶、水果、糕点,我从北京寄回家的稻香村点心、全聚德烤鸭,去各地买的土特产,最后十有八九都被她送到了姥爷家。

弟弟对这事特别气愤,咬牙道:“姥爷饭量小、又挑食,能吃多少?咱妈给他的东西,他马上拎着转给他儿子了。咱妈就是个傻子,自己舍不得吃一口,全拿给他们了。姥爷呢?咱妈动手术,他问都不问。你可别说他老了不懂,咱舅高血压,他可上心呢……”

都说家里被忽视的那个孩子往往会成为最孝顺的,这一点在我母亲身上得到了完美的印证。她克扣自己的肚子,也要掏心掏肺地孝敬姥爷,乞怜似的想从他那里得到点爱和肯定。可在这世上,有些东西一开始没有,那就是没有。

姥爷晚年依然脾气大,舅舅、舅母们不买账,他就憋了一肚子邪火,撒在我母亲身上。一次,母亲骑自行车去看他,中午饭都没吃上一口,就被姥爷臭骂一顿:“一辈子没能耐,给娘家出不上力……”骂到兴奋处,姥爷拿起母亲带去的一箱牛奶,摔得稀巴烂。

那天,母亲是哭着回家的。她一路骑,一路哭,难受狠了,就从自行车上下来,坐在路边的果园子里放声大哭。饶是被这样对待,母亲仍然会往姥爷家跑。后来她岁数大了,腿脚不行,骑不了自行车,就三天两头地打电话给我弟弟,央求他开车送自己过去。这个习惯,她一直坚持到姥爷去世。


------

我觉得长寿对于姥爷而言,更像是一种惩罚。

姥姥死后,姥爷的家其实就散了。每年正月初二不再是个温暖的日子,虽然我们照常聚在姥爷家,但过去的那种和谐氛围早就没有了。

我的舅舅、姨夫都是毛愣性子,几杯酒下肚,就会互怼起来。姥姥活着的时候,她只要温柔地向桌子上看一眼,劝说几句,大家便没声了,可她走后,就算姥爷发脾气也没有用——没人真怕他,除了姥姥。

一个大年初二,姥爷当着一家老小的面先是大发脾气,接着又嚎啕大哭起来:“我知道你们个个都想你们娘活着、我死。我也想,你们娘死了,我活着有什么意思!”

我冷眼看着他,心里没有太多怜悯。

姥爷比姥姥多活了二十多年,后来舅舅们的经济状况都很好,又有小姨、母亲贴补,他晚年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都不缺。只是没了姥姥,没人再供他发泄心中的不如意了,没人俯首帖耳地伺候他了,也没人知冷知热,按他挑挑拣拣的口味,把各种好吃好喝的送到他嘴边了。

我去看姥爷的时候,他总是恹恹地躺在床上,消瘦的身子蜷缩着像只枯干的大虾。即便如此,他的架子还是有的,因为挑食严重,经常赌气不吃饭,舅母们都不大待见他。



6


比起姥姥和母亲,同为女性,我的境遇要好得多。

我读高中的时候住校,父亲会时不时地托人给我送去我爱吃的食物,到了高考的前几天,父母还特意开着农用三轮车来给我送油条、烧肉、水果。父亲叮嘱我:“油条夹着烧肉好吃。”他记得我小时候不止一遍地宣告:“我长大了要挣钱、挣大钱,要买烧肉、猪肝、猪肉肠,想吃多少,吃多少,要吃个够。”

确实,因为经年看见姥姥、母亲的匮乏,还有本地餐桌上男尊女卑的规矩,无力感在我身体里挥之不去。我不想走她们的老路,于是努力读书,期望获得某种自由。

那自由的标志是什么呢?小时候的我只能想到把诸城烧肉吃到饱、吃到够。后来,家里的大人老拿这事儿笑话我,我也不羞不臊。我大约是我们家头一个毫无羞愧地把“馋肉”欲望摆在台面上的女性了。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欲望的驱动,2005年大学毕业后,我离开了山东,去北京做地产行业。头几年,在那暗无天日的加班、熬经验和资历的日子里,我总是感到强烈的饥饿。那种饥饿来自于身心,我对浓油赤酱的肉,对金钱,对更好的生活都充满了欲望。我不想来了一趟北京,然后让北京与我无关。

我爱加班,因为加班的时候,公司管饭,管我当时吃不大起的水煮牛肉、肉末粉条、木须肉、剁椒炒鸡蛋……我特别喜欢水煮牛肉,先吃肉,然后把辣汤浇在米饭上,倒进肚子里,那种感觉真的很满足。下了班,我又站在烟火滚滚的烧烤摊前,用热辣的羊肉串把自己的胃塞满。那时的羊肉串1块5一串,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羊肉。

忙的时候,领导会三不五时地带着团队下馆子。我觉得自己干活从不惜力,老板请客,当然要吃个够本。等菜单轮到我手里,我总会毫不客气地点那些自己爱吃的肉:腐乳烧肉、板栗焖猪蹄、糖醋里脊……以至于很久之后,一些老同事依然记得我这个“饭量超大、超爱吃肉”的姑娘。

北京挣钱多,压力也大,项目遇到难关的时候,我习惯把自己“溺死”在各种食物里。有段时间,我甚至爱上了空口吃老干妈——扭开盖子,拿起小勺,一勺勺地将辣酱送到嘴里。那油辣浓香的味道直冲大脑,既清醒又干脆利落,简直像是救了我的命。

年轻的我一往无前地向前冲,后来终于在行业里站稳了脚跟,手头也渐渐宽裕。在天南海北出差的日子里,我开始把姥姥、母亲不敢拿上台面的“馋肉”欲望,堂而皇之搬到桌面上。我近乎放纵、近乎报复性地吃肉:烤鸭、涮羊肉、烤全羊、板鸭、东坡肉、粉蒸肉……除了吃,我还要打包。那时的我不怕发胖,也发不了胖,或许那种内心的匮乏感远远比我想象中更严重。每次吃肉,我都会想起一辈子没有实现“烧肉自由”的姥姥和母亲,心里不禁涌起一阵阵的酸痛。

当然,吃了全国许多地方美味之后,我发现自己最爱的依然还是诸城烧肉。回老家的时候,我跟弟弟一家家店吃过去,然后选一家味道最正宗的,之后就让弟弟一箱一箱地往北京寄。

拆开箱子,打开真空包装,空口吃烧肉最过瘾,顶多再加点蒜泥。后来,我又尝试着变花样吃:隔水蒸,直接切碎,蘸着蒜泥吃;切一下炒菜,在烧肉的衬托下,任何青菜都别有滋味;用烧肉夹馒头、夹烙饼,比任何肉夹馍都香……

有一段时间,我迷上了喝咖啡,然后惊讶地发现,咖啡和烧肉竟是绝配。咖啡的微微苦涩和香浓的烧肉搭配起来,会生出一股奇妙的香,再加一点蒜泥的呛味,更是美妙异常。我把这个吃法称为“大俗大雅的行为艺术”,电话那头的弟弟听了,先愣了一下,然后就爆出了一顿惊讶的粗口。


------

如今,我40岁了。很多夜深人静,睡不着的时候,我会去想自己是否真的拥有了小时候渴望的那种“自由”。

因为原生家庭的拖累,我在北京买房的自由没了,之后转战青岛,好歹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婚姻的自由,我想我能拿得住,最低限度是我可以选择单身;而吃烧肉的自由,我看似早已实现,但现在也会时不时地感到焦虑——会不会有一天,我手头不宽裕了,只能像姥姥、母亲一样克扣自己、深藏欲望?

尤其是这两年,疫情导致经济下滑,各行各业的人几乎都遭遇了危机。为了保住自己的薪水和位置,我不是在竞标,就是在竞标的路上。很多次竞标,不过是带领着团队做徒劳无益的挣扎而已,然而即便是挣扎,我也要做,至少我目前还有选择努力一下的自由。也许只要跑得足够久,总能等到雨过天晴的那一刻。

每当在这种时候,身处北京的我收到弟弟寄来的诸城烧肉,看到自己银行账户里的存款,心里就会特别有安全感、满足感。就像今夜,窗外有一弯明月,月光清冷。我晚餐喝了咖啡、吃了烧肉,肚子里很满、很饱,嘴巴里还留着那香香糯糯的滋味。

我想,我应该感到满足。
编辑 | 罗诗如   运营 | 嘉宇   实习 | 吴问



路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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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1-19 11:26 AM | 显示全部楼层

守不住老礼的我们,做不出奶奶的伏鸭 | 人间有味

 索文 人间theLivings 2022-11-18 07:05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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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传承下来的美好品格,终会给这个年过半百的男人一个美好的晚景。譬如一坛伏鸭肉的制作,鸭肉只是主料,还需要白酒去腥,八角增香,辣椒提鲜,其他的,交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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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golo




游走在街巷的胖子美食家丨连载



1


今年春日的一个周六,张文醒得早,孩子要上数学小班,给他煮碗面,太太是不肯吃的,她在减肥。太太负责接送,张文做完早餐,又睡个覆觉,睡得正香,被电话吵醒了,一个陌生的男人声音,“文叔,我是端伢,我来长沙呐,给你带了伏鸭。”

拼车司机着急送客,把端伢扔在了东塘友谊商场,张文开车去接。生意不景气,偌大的停车坪站着一个矮瘦的男人,一头花白的头发,脚下放着一个编织袋,张文对这个叫端伢的男人是有印象的,虽然张文辈分大,年龄上,端伢应该比他大十岁不止,幼时回乡,端伢是陪他玩的玩伴之一,那时,端伢就留起了两撇小胡子。

端伢在车上显得局促,张文递给他烟,也没点,夹在耳朵上。一个劲地说长沙变化大,以前出去打工只是路过,也没好好看,这回一看比县里面变化还大些。“浏阳改市好多年了。”张文笑。

“常年在外面,回来觉得乡里变化都大,你是知道的,有水泥路,修了路灯,门前的小溪都包了水泥做渠。”端伢说。

“我俚(浏阳方言,我们)有好多年没见了吧。”张文也操起了乡音。

“是咯,”端伢叹道,“你不晓得我结婚哒吧,伏鱼伏鸭就是你侄媳妇搞的,他讲城里亲戚要多走动,脚步为亲。”

张文给端伢把烟点上,开了车窗,此处离家近,开车一会儿就到了,“其实我看过你的,大前年黄家老姑婆婆做七十岁,你陪你爸来贺寿,吃饭的时候,我远远地看到你了,不好意思上前打招呼。”端伢吐出浓浓烟气,有些羞敛地低头,“他们不晓得我俩的关系,等下说我攀亲戚。”

“张家冲里哪家不是亲戚?”张文哈哈大笑。

中午就在家吃,太太点了几个外头馆子里的菜,在张文的要求下,又蒸上了一份伏鸭,伏鸭张文晓得做,嫌麻烦,需将鸭肉洗净剁块,放辣椒粉、五香粉与盐搅拌均匀摞在坛里,再淋上谷酒腌制。端伢带来的便是这种古旧做法,编织袋里两个小坛子,启坛一股酒香,被辣椒粉包裹着的鸭片一块块夹出,在碗中堆成小山,滴些芝麻油,放勺味精,上锅蒸,起锅时滴两滴白醋,菜没上桌,香气就已经飘了过来。张文等不及开饭,自进厨房里拈了一片鸭肉吃,洇满了调味粉的鸭肉又辣又鲜,因滴了醋,咸中带甜,嚼起来有些些的韧劲,“这要配米饭啊。”张文暗叹,仍是小时候的味道,自己从前做的,终是欠了火候。

桌上,张文开了瓶酒,端伢开心起来,两杯下肚,人都没那么拘谨了。只是辈分不能乱,端伢讲礼性,对着张文和太太叔叔、婶婶没口子地喊,端伢普通话不灵光,喊婶婶发去音,太太听着直笑,吃了浅半碗饭便下了桌,端伢更放开了,酒意上头,跟张文聊些旧年趣事。浏阳东乡口音,听来极亲切的。



2


张文记事起,过年在永和老屋,那时都没有电,团年饭一盏油灯不够亮,又点一根蜡烛,吃完了蜡烛吹熄,饭桌移到墙角,一家人围着火缸守岁,炭火的光从脚下漫上来,大家的脸都是淡淡的暖红色,有一搭没一搭地扯家常,直到12点,打着手电筒出门去,摆香案,放鞭炮,祭祖先。

张文回乡,小伙伴们都会来看看城里来的小客人,孩子心性,啸聚而来,一哄而散,特别张文每天雷打不动地要做寒假作业,还要练大字,不耐等的,就是来看看新鲜。每日来家腻着的就两个小孩,张文写作业他们守着,有时候大字写得不好,被母亲罚着重来,他们也陪着,一点都不担心时间,一直陪到中饭饭菜摆上桌,他们也跟着上桌吃。这两小孩,一个是端伢,一个是睿伢。端伢十多岁了,小眼睛、塌鼻子,唇薄,已经显胡子了,左右两撇,他个子特别矮,又瘦又木讷,身上邋里邋遢,棉袄张着口子,里头透出来的棉花都是脏污的,村里的大小孩子许是嫌他,不和他玩,张文奶奶不嫌他,他进门喊声“太婆婆”,奶奶就招呼他坐,摆出小食,给他泡杯茶。睿伢比张文小,也瘦,拖着青鼻涕,双手拢着个火屉凳,再穿上厚厚的小棉袄,小骨架撑不起似的,有些不胜其力,睿伢嘴甜,刚走到地坪,大老远地就喊,“太婆婆、太公公,我来走亲戚咯。”

一句班辈诗,“文运开世兆”,张文是运字辈,端伢、睿伢是开字辈,二人便都管张文叫叔叔。日子久了,张文渐渐看出来了,他们并不是真的在等张文,他们是想蹭饭吃。

张文的奶奶做得一手好菜,又讲礼性,来了客人,无论大客、小客,桌上总是摆得丰盛、做得扎实,譬如一碗蒸伏鸭,别人家里,总是豆子打底,上头盖一层薄薄的鸭肉,张文家却不放打底料,吃到碗底都是肉。

“你回去呷啊,这么大个崽了,要给你爷佬子搞饭吃。”奶奶有时候会逗端伢。端伢不好意思,撂了碗,一个劲地运气,不作声,要等奶奶唤他吃饭,才敢又端起碗来。

“太婆婆,我屋里冇肉吃。”端伢轻声说。

“晓得晓得,逗你的,吃吧。”奶奶摆了摆手。

端伢与睿伢家里的情况奶奶都知道的,端伢的父亲酗酒,不肯好好做田,喝酒喝到老婆都跑掉了,整日醉醺醺的,端伢高小没上完就辍了学,帮家里干活。顶梁柱摆烂,儿子就跟着受罪,土砖屋塌了半边都不修,父亲薄薄的一点家底都扔在酒里,哪怕是过年,家里也是冷火炊烟。

“他爸爸喝醉了酒又发酒疯,跟村上人都合不来。春耕要犁田,邻里邻舍牛都不借给他,搞得端伢在后面推,他爸在前面拉。”奶奶私下曾跟张文母亲说起,“他爸爸武高武大,他矮得一抠抠,饿的,营养不好,长不高了。”

又说睿伢,“他俚爷娘关系不好,天天闹,闹得狠了就打生死架,睿伢就跑出来,怕,不敢回去。”奶奶说,“他到处吃,吃百家饭,屋里也不管,夜里回去睡觉。”

“他天天来我家啊。”张文疑惑地问。

“吃多了,招人嫌啊。”奶奶笑眯眯地摸着张文的头,“我们不嫌他,睿伢遭孽咧。”

奶奶做的伏鸭,张文也爱吃,蒸出来,端上桌,顶簇一堆艳红的干椒,间洒几粒提味的黑豆豉,下头是堆成小山的鸭肉,褐红色,裹着淡淡的油脂又添一分晶莹,筷子抻入搅散,浓香随蒸汽溢出,夹起一块放进嘴里,紧实的鸭肉带着些些的韧劲,饱洇带着油脂的汤汁,一口咬下,便在口中弥散开来,辣味一下冲到脑尖,初嚼咸鲜,细嚼甘甜,豆豉再提味,满口鲜香,一口鸭肉,要用两口米饭来就的。

“我家从来没有这个菜,要放酒腌,”端伢叹道,“有点酒我爸就喝掉了。”

“我家也没有咧。”睿伢在一旁呼应着。

“到太婆婆这来学,不收你们师父钱。”奶奶又逗他们,“学会了自己去做。”



3


除夕夜,是没有人来家里的,那是一年团圆守岁时,大家都待在家里。

某一年的除夕夜是个例外,已经守过岁了,张文上床睡得迷迷糊糊,听得屋外好大的人声,那是奶奶在骂人,山村寂静,又尖又利的声音划破夜空,惹得远处邻舍家的狗都叫了起来。张文起床跟着父母走出去,大门敞着,奶奶举着油灯,口里仍未歇气,骂人的话跟针似的,密密麻麻地喷向面前那个把她罩在身影里的汉子。那是一个中年大汉,魁梧且高大,低着头,像个孩子一般地挨着训,不敢回嘴。饶是如此,他身边站着的端伢犹比他矮了小半个身子,张文上前去拉端伢的手,他叹讶了一声,借着油灯的微光,能看见端伢的左脸高高地肿起,眼睛肿成了一条缝。

“皇帝老子也过年,叫化班子也过年,过年过欢喜,你就打崽,还追到我这里来打。你吵我一年财气,吵我祖先吃香火。”奶奶不识字,嘴里倒是一套套的。

“婆婆对不起。”汉子低声道。张文站在旁边,闻见他一身酒气。

“这么多年,端伢只冇少挨你的打,爷教崽旁人不管,打了出气就不行,”奶奶越说话越多,好像要把许多积郁发出来一样,“喊我声婆婆,我就高你两辈,婆婆教给你听,婆娘跑了再寻过,打崽出气不是男子人(浏阳方言,男子汉),四邻都会讲闲话。”

“莫同我说对不起,你今天是吵了我家和庆,还吵了祖先,你也是张家后班子(后辈),这里是张家老屋,祠堂就在边上,香案冇撤,自己去下跪磕头,求祖先原谅。”奶奶冷冷地往右一指,那汉子便乖乖地往那正屋香案前走,跪下了,用力地磕头。

那夜里,汉子磕完头,父亲索性让他进家坐一坐,奶奶没好声气,终是摆上点心,泡上茶,饶是比汉子年轻,辈分在,父亲终是端起了架子,好一通批评,不外让他有新思想,孩子不要打,下重手更是要不得,要文明教育。

奶奶煮了鸡蛋,在一旁给端伢敷脸,间或插句话,比起父亲的文绉绉叫人不太懂,倒都说到点子上,“崽是爷娘身上的肉”“打是教崽不是仇崽”“你下这么重的手,他不跑才怪”……

多年以后,张文学到一句话,“小受大走为孝”,倒是对应了当初奶奶说的那句话。可在当时,他听着父亲端着架子训汉子,自己内心也有不平,他暗暗腹诽,“叫别人不要打小孩,你可也没少打我啊。”

那夜里到最后,终是汉子牵着端伢回家了,临走,父亲掏出一张十元钱,递给汉子,说转过天来是初一了,给端伢做压岁钱,汉子讷讷接过,在手里摩挲着,又递了回来,他不要。父亲错愕了,没有伸手去接,汉子恭敬地将那张大票放在桌上,拈起个茶杯压着。奶奶恰从厨下出来,报纸包了一大包物事,倒是笑了,将手中的纸包往汉子怀里塞,“有一坨肉,半边鱼,还有瓶酒。”奶奶举起手才够得到汉子的脸,她拍了拍他,“回去过年吧,少喝点。”汉子把腰弯下来,任奶奶拍,恭顺得孩子一般,口中喃喃,“婆婆你是好人,你长命百岁。”

“莫再打啊。”奶奶嘱咐道。



4


张文的爷爷奶奶,住在张家冲的祠堂里,按老辈子的说法,这里是个根把老屋。张家的祖先康熙年间从广东梅州迁到本地,便是在此处建屋安家,几百年来开枝散叶,逐渐成为村落,老屋翻作祠堂,摆放祖先牌位。解放后这里破败了,队上做主,将老屋分给三户人家,都是子息不旺,无力建房的。张文的爷爷、奶奶在祠堂的西头分得的三厢,稍做改建便搬入了,门前一棵柿子树,也不知是哪年鸟儿叼籽在此布下的,虬壮的裸根,枝干却长得歪斜,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

张文的爷爷生于解放前,兄妹七人,除了爷爷都夭折了。父亲是独子,到张文这一辈,恰三代单传。自父亲参加工作后,属于他们家的这一爿老屋,父亲逐年修葺,最后一次,索性重建了,土屋改成红砖房,八零年代末,村里通了电,父亲又在门前打了摇井,就在柿子树下,引得四邻的人都来此挑水。“任他们挑,长长我们家的人气。”奶奶说。

家门口打了井后,张文回乡过年,端伢总是过来看他,端伢仍旧不长个,却精神了许多,二十岁的青年伢子了,带着十岁的叔叔玩,端伢陪着张文,家里人是放心的,他带着张文去几里外的屠户家看杀猪,刀捅进嚎叫着的猪的脖子时,他用手遮住张文的眼睛;下雪天,他带着张文去爬山,一路上教他认那些雪地里仍出没的飞鸟,那些名字,都是本地说法,和书上的学名不一样,张文累了,他蹲下身背张文,他和张文一般高,力气却大得出奇,而且使不完一样;他和张文打雪仗,张文攥了雪团往他脸上扔,他攥了雪团往张文脚下扔,张文笑他打得不准,他也讪笑着,转天又能用一颗小石子打下鸟来。奶奶留他吃饭,他扭扭捏捏仍是坐下了,却吃得克制,他仍旧最爱吃那碗伏鸭,会多夹两筷子,却也夹得克制,这道家家户户几乎都有的菜,他家仍旧没有,“他看不得有酒,有就会喝掉,我家做不成伏鸭的。”他笑嘻嘻地说他爸。

“等我去讲他。”奶奶佯怒着。

“莫讲莫讲,他比以前好多了。”端伢连连摆手。

张文的父亲要给他压岁钱,他仍旧不要的。“我是大人了。”这是他最新的借口。

“是噢,要对亲哒。”母亲在一旁说。

端伢没有接话,头埋进碗里,大口地扒。

因了这句话,端伢走后,奶奶有些责怪母亲,二人说开了,喟叹了许久,她们说的,张文听不懂,只知道端伢很难结婚,他觉得无趣,便走开了。


------

睿伢倒是不常来了,听说他爸找了关系,进花炮厂上班,最危险的填药车间,收入不低。有了一份收入,他爸妈便不闹了。睿伢只跟着他父亲来拜年,睿伢养好了,胖了许多,或是许久不见了,眼里却起了生分。怯生生地叫声叔叔,便坐下无话,张文拉他玩,他也兴味索然,待得他爸起身,他忙不迭地也起来了,“家里买了电视,他着急回家看。”他的父亲,那个我叫他哥哥的男人打着圆场,“不是听说你回了,他门都不愿意出的。”

“有电视看啊,我也去。”张文嚷嚷,那年月,电视机在农村可是个稀罕物,因为要回乡过年,张文已经许多年没有看过春晚了。

母亲拖住了他,脸上带着笑,手里却使上了劲,“别人来拜年,我们要迎客,你还要帮我忙呢。”母亲笑嘻嘻的,张文不明所以。

张文的奶奶喜欢睿伢,犹要留饭,“睿伢在这吃饭吧,蒸了伏鸭,你最喜欢吃的。”

睿伢望着奶奶,脱口而出,“我家里也有。”



5


时间进入了九十年代,爷爷、奶奶在两场大病过后,终于服老,被父母接进了城,张文终于在城里过上了除夕。

端伢是年年来拜年的,提些乡下的生鲜,身形虽矮,却走出纠纠气势,衣衫虽旧,却也整洁,他会在正月十五前的某一日到张文家,吃一顿午饭便去,他说他爸嘱他的,“太婆婆进了城,也要记得当年对我们家的好,拜年是该当。”

“一个根把下来亲戚,伸把手而已,”奶奶连连摆手,“做这些为了自己心里好过,不是要别人记得。”她说是这么说,其实是开心的,脸上的褶皱挤成了花。

在奶奶闲时的叙述里,张文知道了端伢的近况,他父亲仍旧喝酒,老来一身病,已经不能出工,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端伢在家中作田,守着父亲,他仍旧没有结婚,父子俩相依为命。

只是自爷爷、奶奶进城后,睿伢没有来过。

而奶奶依旧保持着她在东乡的习惯,每年年节之前,都会一坛坛做上伏鸡、伏鱼、伏鸭,做完这些,她会盯着那些满满当当的坛子,脸上露出满意的笑。那些都是下饭好物,张文也极喜欢,好像没有这几样菜,真就不算是过年。

有一天,张文问了奶奶一个问题,伏鸭为什么明明是冬天的菜,却起一个夏天的名字。

“从来都是这么叫的啊。”奶奶一脸的莫名所以。

还是父亲说了一个答案,说腌不好听,乡间土话就把这些要放在坛子里保存的菜叫“伏菜”,伏作动词,将它们伏进坛子里的意思。不单指哪一个菜,统一的说法,就是“伏”坛子菜。

爷爷、奶奶住进城后,家里越发门庭若市,乡下亲戚常来走动,看病、歇脚,请托父亲帮各种忙,爷爷嫌闹,奶奶却是喜欢的,也嘱着父亲能帮尽量帮。亲戚带来乡下的各种消息,东家长、西家短,说给奶奶听,嘀嘀咕咕地能说半昼,奶奶听得入神,时常发出感叹,用她的认知作评价,“啧啧啧,那是他做得不对”,“哎呀,怎么能这么搞”,“对咯,要讲礼性”……若是长时间没有亲戚上门,还会嘱着父亲打电话回去问问,父亲哭笑不得,笑她,“婆婆子你就是操心重,我们家三代单传,亲戚都隔了代了,何必那么关心嘛。”

奶奶笑而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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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末,某一个暑天,乡下又来亲戚了,给奶奶带来一个消息,端伢的父亲过世了,端伢料理完父亲的后事,出门打工了。

张文暑期回家,奶奶把这个事说给他听,张文也是喟叹,“他怎么不说一声呢?”

“又不要我们帮忙,”奶奶啧着嘴叹,“哪有给长辈报丧的。”

转过年来,快出正月了,某天奶奶蒸了一碗伏鸭上桌,忽然叹道,“这个菜端伢和睿伢都爱吃呀。”

张文夹了一筷子放进嘴里,嗔怪道,“你孙爱吃才最要紧。”那鸭肉的味道始终如一,香辣咸鲜,带着些些的韧劲,一口鸭肉,总要配两口米饭的。

“尽着你吃,”奶奶啧着嘴,又叹道,“端伢只怕是在外面,没有回家。”

“是噢,”张文一愣,才想起今年正月里,端伢没有来。

“端伢也是遭孽,”奶奶说,“他们一家人都硬轴(浏阳方言,有骨气),他爷虽然好喝酒,但是从来不借钱,塌屋都不要别人接济,端伢也像了他爷。”

此后,睿伢考上了大学,他第一次高考落榜了,第二次备考时,他爸爸求张文的父亲给他在城里寻了个复读班,冲刺的最后半年,为了让他专心备考,奶奶做主,让睿伢住进了张文的家里,开始走读,他就住在张文的房间,张文偶尔打电话回家,若是睿伢接了,电话那头的声音很热切,“叔叔你还好不?你要太婆婆听电话吧?”张文乍听不太习惯,久了便随他了。



6


流年如水,一年又一年地过去,入世的张文如一只雏鸟离巢,展开了翅膀,在一次次跌跌撞撞的扑腾中见识着社会,见识得越深,越知与人相处时,同理心与怜悯心的珍贵,越明白冷漠与自私的寻常。他渐渐收敛着自己的尖锐,有底线地换位思考,交到了一些朋友。越年长,他便越明白奶奶的处世哲学,“做好事是为了自己好过,不是让人记得。”犹如佛家的问因不究果——做事尽皆用心,临了不必在乎。恰是一份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坦然。

漫长的十几年里,端伢到家里来过几回,都是年节,他一直在四处漂泊,打工,一直没有结婚,他不是每年回来,按他的说法,回来要看一看他的家,那房子没有人住,终会破败,门前屋后要除除草,门窗坏了要修葺。他回来了,便会来给太婆婆拜年,吃一顿中饭再走,此时的菜肴早已丰富,奶奶犹记挂着他喜欢吃伏鸭,总会蒸上一碗,端伢依然吃得克制,他学会了喝酒,喝上几杯,便会开心起来,话也多了。“喝酒解解乏可以,”奶奶似又想他开心,又怕他学坏,总会劝,“可不要学你爷,日夜喝。”

张文看着端伢也是亲切的,他仍旧记得这个幼时陪自己玩耍的侄子,幼时看他像个大人,现在看他又像个小孩,一点点高,却早生白发,眼里仍有光,也有沧桑,他时常错愕少年感与苍老感为什么会同时出现在端伢身上,就像不明白他在外漂泊后,回到那个满布蛛网、灰尘的家里,在那里孤独地过除夕是一种怎么样的感觉,他想象端伢或许在逃离与留下之间犹疑不定,在那个家里,他除了记忆之外茕然一身,然而那里是他唯一的根。

张文与睿伢很多年没见了,睿伢大学毕业后在外省工作,听说偶尔回乡,但再没有来过张文家,亲戚间的联结依靠长辈在维系。“年轻人在奔事业,这上头总懒一些。”这是奶奶的说法。

2013年仲秋或是更早一些,奶奶给张文打来电话,张文早给她买了个老人机,存上了自己的号码,奶奶有话要交代,“睿伢问我要了你的电话去。”奶奶说,“怕是有事要找你。”

“你先告诉我,他是怎么知道你的电话的?”张文逗她。

“我告诉了文俚,还告诉了你老姑,华初、明初都晓得。”奶奶在那头扳着手指数。

“村上都晓得吧。”张文哈哈大笑。

“怕他们有事寻我不到啊,”奶奶说,“这个机子声音好大,叫起来嘈人咧。”

张文又问睿伢说了什么,奶奶说没有,“他要是个人(个人,浏阳土话“自己”的意思)回来了,请他吃个饭,到你屋里歇一夜,也是应当,你是叔叔辈,只莫借钱。”奶奶嘱咐道。

过了几天,张文手机里来了一个外省的陌生号,因了奶奶的嘱咐,他接了。是睿伢,多年未听过的声音,终究有些陌生,若不是睿伢一口熟悉的乡音,依然“叔叔、叔叔”叫得津甜,张文会以为那是诈骗电话。

良久的铺垫过后,睿伢说起了他的请求,他的一位领导最近会来长沙出差,想请张文帮忙接待一下,“他过来两天,叔叔请他呷几餐饭,安排个好点的酒店住宿,”睿伢说得理所当然,“在单位上,他蛮撑你侄子咧。”

“不好意思啊,我在外地出差,这半个月都在外面。”张文搪塞着。

“你看你有玩得好的朋友接待一下也可以的。”睿伢仍不死心。

“我没有诶。”张文挂了电话,奶奶的豁达,他做不到,他连睿伢的号码都没有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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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活到了高寿,一直身体健旺,那些年里,每年到了年节,她都会做伏鸭,虽然生活的便利使这道坛子菜早已经走入了市场,不需冬日,任意季节都可以在小城的菜市场里撞见,但奶奶始终固执地以为,她做的伏菜才是孙子爱吃的,才对家人的口味,可年岁见老,她终有些力不从心,做不动了。

2017年末,奶奶寿终。父亲年纪大了,一应丧礼事宜,张文操持。乡下来了许多亲戚,即便叫不出名,也都是熟面孔,他们自己排了班,每日留下来一两位,白天做事,夜里守灵,睿伢的父亲也在其中,黝黑皮肤,佝偻身形,显得苍老。闲谈中,张文知道,这个自己称作哥哥的老人,依旧住在张家冲他的老屋里,旧年睿伢已经回了小城,在城里买了房,一家三口,日子过得和美。

“老弟啊,乡里乡亲就靠我们这些老班子走动了,”他摇着头,“年轻人没那么在意。”

“可是哥哥,”张文看了看他,轻声道,“我们也会老的。”张文也有自责,自己也未必做得有多好,他们这一代或者下一代,知识与眼界大部分是时代所赋予,他们接受得太多,吸收得太快,自以为一代胜过一代,倒把一辈又一辈传下来的传统与礼节给淡忘了。

张文寻人打探端伢的消息,知道端伢夏天回来过,寻人买材料,给家里换了两根梁,“换横梁,他客气,帮忙的人他都打发了红包。”乡亲说,“换完又出去了,他常年在外面的。”

“他是在外头不知道吧,知道了肯定会来。”乡亲笃定地说。

张文想来也是。



尾声


在春日周六自家的那顿饭,桌上,端伢喝了两杯酒,头一次说起了自己的父亲。

在端伢的说法里,自己的父亲不是一个单纯的酒鬼,一辈子碌碌无为,他曾经想过振作,靠双手发家,在风气渐开的80年代,他的父亲曾经搞过家禽养殖,费尽心力省下的钱,买羊买猪来养,可是缺乏技术又不肯求人,养羊羊死,养猪猪亡,“那年除夕追到你家打我,就是家里养的鸡不吃食了,我爷冬日下河,好不容易捞了一撮撮鱼嫩子(方言,小鱼),准备给它们换换伙食。哪知我嘴巴馋,一锅炒了吃了。”端伢说。

虽然张文只称端伢的父亲“哥哥”,但是张文从来没有用平辈的眼光看过他,因此端伢说的话,他是相信的。他相信他父亲曾经为家、为孩子努力过,只是失败了,其实说到底,谁还不是一生懵懂前行,回头才知成败。而年岁越大,张文越发地明白,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更像是一门玄学,不是努力就能达到的。

端伢再说起奶奶,“我在外面不晓得消息,回来得了信,问了公公(浏阳话的爷爷,此处指张文的父亲),才晓得太婆婆葬在城里的墓园里,我去她坟前烧了纸,磕了头。”在张文家的饭桌上,端伢有些喟叹,“太婆婆对我好呢,她人好,去那边也是享福的。”

端伢又说自己的婚姻,他在外头,因为个头的问题,许多厂是不收他的,他的老婆是去年在某个厂打工时遇见的,比他小五岁,之前结过婚,因未生男,被婆家嫌弃,前夫也嫌她,离掉了,也是一人在外打工多年,“一个厂里做事,又是同乡,本来就亲切些。”端伢说,“她不嫌弃我就好,其他都没有关系。”

疫情期间打工也难,端伢说他年前就回了,带了老婆回来领证,没有办酒,也不打算办,“我婆娘也支持,”端伢眯着眼笑,“我长年在外头,村上人家有事帮忙帮得少,人情也上得少,没道理办个酒去收别人的人情。”

“过一阵子,我们又会出去,再打打工,”端伢夹了一口伏鸭,细细地嚼,端起杯,小口地咂着酒,“之前有一家厂做得熟,今年打电话过来了,要用人的,我是熟练工,可以带着婆娘一起。”

“怎么不想想就留下来呢,这里地熟人熟,也可以养养鸡鸭,赚的不比外头少。”张文说起头几天买一只土鸡,杀好去毛送来,花了他一百多。

端伢放了杯子,认真地想,摇了摇头,“趁着做得动,我还想再做做工,”他的脸上露出似乎不好拂了张文心意的羞怯,急急地解释着,“慢慢来吧,什么好事都不能太过,吃一口伏鸭,也要就两口米饭的。”端伢眼中渐渐泛出光来,“等真正做不动了,我们就回家,把老屋翻盖一下,守着它养老。我存了钱的,一直在存,应该是够的。”

张文没有再劝,这都是端伢的活法。对于他的惜福,张文倒是有些讶异,世情熙攘,人生多欲,难得端伢有这一份冷静与淡然。他给端伢布菜,自己也夹了一筷子伏鸭,吃进嘴里,咸鲜香辣,带着些些的韧劲,张文疑惑,“这硬是(就是)原来的味道,我怎么就做不出来呢?”

这话问到了端伢的痒处,他撂下酒杯,一本正经地教,“要用鲜鸭肉,辣椒粉、五香粉、八角粉要多放,还有步骤,老班子的方法一点都不能错。”

看着端伢认真的样子,张文有些感慨,自己、睿伢、端伢,这幼时曾经的三个玩伴,说到底,只有端伢是守老礼的人,有些老班子的视若珍宝的东西,张文与睿伢早忘了,却在端伢身上重现。

张文也相信,那些传承下来的美好品格,终会给这个年过半百的男人一个美好的晚景,譬如一坛伏鸭肉的制作,鸭肉只是主料,还需要白酒去腥,八角增香,辣椒提鲜,其他的,交给时间。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编辑 | 沈燕妮     运营 | 梨梨     实习 | 吴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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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文

现居长沙,一个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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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2-2 01:39 PM | 显示全部楼层

表哥离开多少年,大姨就吃了多少年方便面 | 人间有味

 胡千一 人间theLivings 2022-12-02 07:05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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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久了,我发现每次去大姨家,三餐中永远少不了煮方便面和荷包蛋。我小时候觉得那是美味,长大后才明白,那其实是大姨需要独自咀嚼、消化的人生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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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面二




人间有味丨连载



1


腊月廿四,北方小镇的极寒天气还在持续。我戴着大棉帽子,裹着厚厚的羽绒服,提着准备好的年货,踉跄地迎着白毛儿风往前走。老北风夹杂着雪絮,刮得人脸蛋子生疼,我半眯着眼睛,艰难地在已经拆迁了一大半的土平房区四处张望——满眼的碎砖头、土坷拉,随大风刮过来的“红色条条”,看样子是谁家大门上的对联。

走了许久,我在一间低矮的小土房前面站定,屋顶塌了一角的土烟囱正冒着稀薄的白烟,烟还没升空就被大风搅散了。我把手缩在袖子里试探性地敲了几下门,沉闷的敲击声被大风盖了过去。我只好使劲儿朝着生锈的大铁门砸了几下,几大块土坷拉随着震动突然从门框处掉了下来,我吓得赶紧往后一闪,门开了——

“这么冷的天,还在外头傻站着干啥?快进来!”大姨一边说着,一边用手飞快给我掸去身上的积雪,又拉着我快步穿过门廊,往屋里走去。

屋外是化不开的寒冷,大姨的屋子里却是雾气氤氲。我的眼镜片上蒙了一层厚厚的白雾,什么都看不见了,只能听见灶膛里的木柴在“噼啪”作响。大块大块的木头烧得正旺,灶台上的大锅没有盖锅盖,满满一锅水正“咕嘟咕嘟”翻滚着。我闻到了空气中弥漫着阵阵香气,那气味是从一旁的小铝锅里冒出来的。

“今天外头冷吧,听说是年前最冷的一天,你看看你,脸都冻得黑青紫了。”大姨说。

从一进门,我就发现大姨穿得有些古怪。她头上戴了两个毛线帽子,其中一个露出了很多线头,像是打毛线时候脱针了一样,而上身套着的夹袄得有三五层,最外面的一件是绛紫色摇粒绒外套,胸脯左上方隐约能看到“钢厂”两个字,下身则穿着笨重的厚棉裤,脚踩着带毛毡夹层的老棉鞋。

这么穿倒是保暖,可这一身行头把患有多年风湿腰腿病的大姨压得更垮了。她走起路来上身向前倾着,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肩负起这漫长寒冬丢给她的重量。

“大姨,我妈让我来给你送年货。喏,你看这是两条鲤鱼、这是白条鸡、这个是糖和花生,每样都给你买了点儿。对了,还有我给你买的一套保暖内衣,我妈说今年你逢‘九’,我特意挑了套红的……”我一边吸溜鼻涕,一边从袋子里一样一样地往外捞东西。

“大姨有钱呢,别让你妈费心了。一会儿你走的时候,把门口木箱子里那袋柿饼给你妈带回去,我特意给她买的,又甜又软,她从小到大就好吃这个。”大姨都没多看我带来的东西一眼,就把它们一股脑儿地都提到了屋外,“这天儿冷的啊,外面就是个天然的大冰箱,东西放外头准保没个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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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小凳子上,一旁火炉上的小铝锅还在持续向外散发着香味儿。我伸头一看,里头约摸有十几个荷包蛋,炉子旁边还散落着五六个方便面袋子,面饼被大姨单独放在一个搪瓷盆里。

“敏敏,你可真会赶时候,我正煮方便面呢。你记得不?你小时候就爱跟着大姨,你妈问你为啥?你说‘跟着大姨吃方便面,想吃多少吃多少,大姨从不管着我,而且大姨吃鸡蛋从来不吃蛋黄,蛋黄都是我的……’你还记得不?”

我看着大姨,怔了一下,为难地笑了笑。然后大姨就把一块块面饼放进铝锅,我低着头,用筷子把面块一点点搅散。沉默的工夫,一大锅方便面就煮好了。

大姨从后屋拿出了一个小马扎,另一只手托着两个大碗,夹着两双筷子,吩咐道:“面就别出锅了,咱俩就围着炉子吃吧,热乎儿!”之后,分给我的碗,被大姨瓷瓷实实地堆了一碗面,上面还摞了六七个鸡蛋黄,摇摇欲坠。我端着热气腾腾的面,刚才灌进鼻腔的老北风像是突然间液化了一般,直冲眼睛。

我俩一人坐一个小板凳,围着炉子开吃了。方便面煮得有些过火,软塌塌的。大姨也不在意,一筷接一筷地夹着面条,大口大口地往嘴里送。每吸溜两口面,就一个蛋清。她“啪嗒啪嗒”地大口嚼完嘴里的东西,再把小勺探进锅里,盛一口滚烫的面汤喝下。吃到火热处,她擤了把鼻涕,又掏出手绢胡乱抹了两下脑门子上的汗。

在我的印象里,“煮方便面卧鸡蛋”一直是大姨常吃的“主食”,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没有丝毫改变。我的一碗面没怎么动,吸饱汤汁的面条显得越发粗大、黏腻。大姨见状,一把捞过我的碗,囫囵几口就把剩下的面都吃完了。之后她又捞出锅里剩下的两个鸡蛋清,就着已经“咕嘟”得发白的面汤,一并吞了下去。

“真是长大了,胃口也不如小时候好了,你看你都没怎么吃。也是,煮方便面有啥好吃的,大姨也吃腻了。”大姨一边收拾碗筷,一边小声嘟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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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面,我一脑门子汗,准备去里屋瞧瞧,可大姨不让我进去。她说里屋没生炉子,“比室外暖不了多少”。

我不知道里屋这样冷,大姨晚上要咋睡,她解释说:“白天我净在外屋干活儿,烧一锅水就能把里屋的火炕烧热,等我进里屋也差不多该睡觉了,这样一冬天能省下不少煤呢,再说你看我穿得多厚,一点儿也不冷。”

我只好止步,继续坐在外屋的板凳上,盯着那一沓方便面袋子发呆。没多久,大姨一手托着腰,一手拿着几个纸卷筒和一个大红色线帽子从里屋走出来:“今儿是腊月二十四,按规矩说要扫房子,大姨这身子摇摇晃晃的也够不着,你戴上帽子给大姨掸掸灰吧!”

大姨住的这处房子是租的,不久之后就要拆迁了。夏天漏雨冲下来的黄土粘在墙上,好像一幅抽象画,墙皮被劣质涂料搞得青一块白一块,看来房东也不打算花钱、花时间修缮了。角落里结的蛛网,更不知道在那里待了多久了,已经落满了灰尘。

等我扫完房,外头的白毛儿风渐渐停了下来,天也放晴了,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我接过大姨手里的几个纸卷筒——原来是她托人买的几副对联:“就算是租来的房子,但好歹也算是有个自己的家了。年底超市都忙着加班呐,‘那个人’没空干这些事儿,你就给大姨把对子提前贴了吧。”

对联、福字、斗方,还挺全乎,我从里屋一直贴到院子。大门的垛子因为是黄土粘上的,所以对子很难贴上去,我干脆用图钉沿着对联外边给它摁上去了。大姨站在寒风里,满意地打量着这一切。突然,她转过头跟我说:“敏敏,你给大姨念念,大门口那副对子上写的是啥?”

大姨是不识字的,于是我开口念道:“门迎百福人财旺,户纳千祥阖家欢。”



2


我的姥姥姥爷一生育有4个子女,大姨排行老三,名叫周萍。可能是因为她是家里的第一个女儿,打小姥爷就十分宠爱她。

60年代,我姥爷在一个北方小镇的修配厂当厂长,家里的物质条件要比普通人家要好一些。整个修配厂大院里的人都知道,周厂长家的宝贝千金每天戴不重样的花头绳,吃的是牛奶泡饼干,只要城里来了电影队,周厂长永远抱着她坐在第一排。

到了1965年年底,这种舒适的生活就戛然而止了——在一次对账中,修配厂的账目上硬是多了一个2毛3分钱的缺口,姥爷自然成了被众人怀疑的对象。上级领导对他说:“老周啊,你是厂里的老人了,平时干工作的那股子劲头大家也都看在眼里,但是眼下这个缺口实在没办法,也只有你来堵了。”姥爷是个宁折不弯的性子,自己没做过的事儿,污名他绝对不担。上面多次找他谈话,让他把“贪污”这件事儿承认下来,然后厂里会给他一个处分,今后他不能再当厂长了,但也保证他的饭碗不会丢。

事情传开后,厂里的一些小人开始四处造谣生事,厂里迫于舆论压力,就把姥爷开除了。在一个刮着暴风雪的深夜,姥爷赶着马车,带着一家老小离开了修配厂,带着全家去了小镇下面的一个村子,那个村子在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穷,村里有“大姓”,宗族意识特别强,十分排外。姥爷只能带着老婆孩子搬进村子最边上的一间小土房,房子的后面是一片乱葬岗。

那一年,大姨6岁,本来马上就能去镇里的小学上学了,可因为变故,她读书的事就泡汤了。为了多挣几个工分让一家人吃饱饭,姥姥都跟着家里的男人们下地劳动了,大姨不得不蹬着小板凳开始学做饭,还要拿着镰刀割猪草去生产队喂猪。

1969年,我妈出生了。不久后,姥姥又要下地干活了,所以带孩子这件事儿理所应当地落在了10岁的大姨身上,她心里埋怨,但也只能无奈答应,白天要给全家人洗衣做饭,还要带哭闹不停的妹妹,有时嫌我妈哭得烦人,就在她身上狠狠地掐两把。

我妈小时机灵、乖巧又懂事,颇受我两个舅舅的宠。那时,20多岁的大舅在县里的工农兵大学上学,每次回家,都会给家里的小妹带回很多五颜六色的头绳;二舅有时为了给这个小妹打牛奶,还去连夜排队。

1975年秋天,大舅听说村里的小学要开学了,就拿出自己攒下的2块5毛钱给我妈交了学费,说:“小雅(我妈名叫周雅),等你学了写字,你要是想哥哥的时候,就能给哥哥写信了”。

大姨却不干了——那时候,姥姥的身体状况很差,家里的一摊子事儿仍然是她一个人在操持。眼看着一手带大的妹妹就能帮自己分担家务了,没想到大哥却要把她送去上学。自从被下放到农村后,姥爷和每个孩子的关系都变得很淡漠,对大姨也没那么宠了。他不太关心他们,平时有了家庭矛盾,解决方法就是一顿毒打。他作为一家之主,对孩子们的事没发表什么意见,就算是默许我妈去念书了。

大姨拗不过哥哥,也不敢违逆父亲,只能独自吞下了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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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当年的贪污案终于查清,真正的贪污犯是一位厂领导的亲弟弟。厂里觉得对不起我姥爷,就按工龄补了他一笔钱,又将修配厂大院里的3间土房分给了他。

一家人终于回了城。这一年大姨20岁,已经成了皮肤白净、身姿挺拔的大姑娘,虽然穿着打补丁的衣裤,但是人看着干净又整洁。因为常年操持家务,她手脚麻利,走路带风,两根黑亮的大麻花辫总是甩来甩去的。可她身上的缺憾也很明显,没有文化,大字不识一个,也没有工作,久而久之,就成了别人口中的“老姑娘”。

有段时间,我妈放学回家总能看到几张陌生男人的面孔,而一边的大姨通常都是低头沉默着,任由旁边的人说得起劲儿。一天,家里又来了一个皮肤黝黑的男人。他穿着一件有些褪色的黄军装,蓝布裤子,一双黑布鞋刷洗得都泛白了。他一说话,一嘴参差不齐的牙齿争先恐后地往外跑。可姥姥姥爷似乎对这个老实巴交的男人很满意,当天特意留了他吃晚饭,饭后还让大姨送送他。

我妈听两个哥哥说,这个男人叫余百盛,是修配厂里已故的余师傅的儿子。他从小跟着父亲学技术,现在是修配厂里小有名气的技工,已经连续两年获得了“先进个人”的荣誉,厂里人都说他是个难得的好后生。

之后的几个月,余百盛成了姥爷家的常客。他每次来都不空手,有时候提一网兜苹果,有时拎两瓶烧酒再带半斤芙蓉糕。姥姥姥爷客气地留他吃饭,饭桌上,长辈问一句他答一句,有时只咧嘴憨笑。他低头扒拉饭的时候,偶尔会悄悄瞟一眼大姨。

我妈最欢迎余百盛来家里做客了,她悄悄地问自己的大姐:“大哥说那个‘小余’以后就是我姐夫了,是不?”

大姨没有正面回答。

1980年中秋节刚过,大姨要出嫁了,毫无悬念,新郎就是那个老实巴交的余百盛。结婚当天,大姨拿出了10块钱递给我妈,认真地说:“小雅,姐就要离开家了,这钱你拿着,好好念书,将来找个文化人。”

之后,余百盛带着礼物,骑着一辆半新的“二八大杠”接走了大姨。对于大姨来说,这又是一次重大的人生转折。她不知道结婚意味着什么,对她而言生活好像总是这样,让她没得选择。



3


婚后,大姨搬进了修配厂的职工宿舍,日子过得还算幸福。可大半年不到,修配厂就因效益不好开始减员,姨父作为“先进个人”,领导要求他最先起到表率作用。

那时大姨刚怀孕,家里没了糊口的经济来源,修配厂的宿舍也要开始交房租,姨父只能在厂子南门外支起了一个修车摊。他每天早出晚归,勉强能够解决两人的温饱。

1981年6月的一个深夜,大姨被推进了产房。由于难产,她挣扎了18个小时才终于生下儿子。焦急万分的姨父看着大人小孩都保住了,特别激动,随即给儿子取名“保保”。

表哥的降生给这个小家庭带来了快乐,也平添了压力,为了能多赚些钱,姨父开始带着家伙什走街串巷,流动修车。大姨也没闲着,出了月子就找了一份糊火柴盒的工作。每天,她把孩子哄睡之后就抓紧糊一些,有时姨父回家早也帮她一起干,一天下来能糊不少。

但日子并没有因为二人的勤奋而变得好起来。不到两年,修配厂黄了,没去处的工人们也开始以修车和钉鞋谋生。眼看丈夫的生意被人抢了不少,大姨就在镇上的酒厂找了一份洗瓶的活儿补贴家用,她每天不停地洗瓶子,一天能赚1块5。

日子过得捉襟见肘,转眼间,表哥保保8岁了。他特别懂事,从没向爸妈要过一件玩具,每天傍晚写完作业就跑到南门外去给爸爸送饭,回来还帮妈妈刷锅、收拾家务。因为工作忙,大姨每天只能回家做一顿晚饭,出摊的姨父吃饭更是没有准点儿。平时,表哥都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有时带着前一天晚上的剩饭去学校,有时放学大姨还没回家,他就去姨父的修车摊上要几毛钱,买一袋蔬菜方便面充饥。方便面黄绿相间的袋子上印着大块牛肉,面饼又沉又硬,嚼着吃、泡着吃都有滋味。每次他买上一袋,总舍不得一顿吃完,把面饼从中间掰开,一半干吃,一半留给爸爸妈妈夜里吃。

那时,保保最大的心愿是能饱饱地吃一顿烧肉——“烧肉”并不是纯肉,只是用二三两肥多瘦少的猪肉炝锅,再放进大块的土豆一起焖煮。每个月大姨领了工资,就会在家做一顿烧肉,再用二等面蒸出来一些带花纹儿的硬馒头,算是给一家人打牙祭。

这是保保最快乐的时候,扁扁的肉躺在碗底,它们经由姨父的筷子到了大姨碗里,又从大姨的筷头溜到了表哥的口中。大姨就着馒头,大口吃着被油浸透的土豆,姨父则用馒头蘸着菜汤,有时来上一口小烧,烈酒穿喉而过,热辣直冲脑门子上去,似乎连平日里的辛苦都轻盈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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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我妈生了一场大病,幸运地捡回了一条命。之后在娘家人的帮助下,她和我爸好不容易在镇上安了一个家。住进新家后不久,我妈想请全家人来吃顿饺子——那时大家的生活都过得紧巴巴的,吃一顿饺子就跟过年一样美。

一切准备妥当,我妈就挨家挨户去请人,最后走到了大姨家。一进门,她就听到保保在小声抽泣,往地上一看,方便面的面渣撒得到处都是。

我妈问保保:“你告诉二姨,这是咋啦?”

“我吃完饭……又吃了半袋方便面,我妈就打我。”

这时,大姨嘴里还不停地骂:“明明刚吃饱饭,还要糟践那袋方便面,你今儿都吃了,明儿是不还得买?你咋一点也不知道心疼东西呢?还怨我打你啦?”

“行了,不就是半袋方便面嘛。”我妈说了自己的大姐几句,又对自己的外甥讲,“今儿下午去二姨家吃饺子行不?”

一听到有饺子吃,保保吸溜着鼻涕,高兴地大喊起来。可他又怯生生地看了看大姨的方向。这时大姨发话了:“我们就不去了,你姐夫他摆摊没迟早,我今天还得给别人顶班儿,保保就不去给你们添麻烦了。”

听完这话,保保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一下子又哭丧起脸,大姨就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我妈心疼孩子,再三劝说正在气头上的大姨:“没事儿,你就让保保去吧,正好大哥家的亮亮也在,俩孩子还能一起玩。我煮好饺子给姐夫送去,你的那份我晚上送保保的时候给你带回来,就让他去吧!”

表哥泪眼汪汪地窝在我妈怀里,眼巴巴地望向自己的妈妈,大姨终于松口了,叮嘱道:“你二姨的病刚好点,你要是想去就得听话,不能给大家添乱,知道不?”

表哥高兴得从我妈怀里蹦了起来,大喊:“去二姨家吃饺子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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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我妈牵着保保一进家门,大舅的儿子亮亮就拉着他往出跑,说是要出去玩。临走前,我妈嘱咐他们别走太远,记得早点回来吃饭,之后大人们就开始有说有笑地包饺子了。

不一会儿,亮亮表哥独自冲进院门,带着哭腔大声喊人。屋里的大人听见动静赶忙跑出去,只见亮亮已经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了,他断断续续地说,保保被土埋住了,在后山,“我……害怕!”

不等他说完,大人们飞快地往后山上冲,等到了出事的地方,看见那里多出了一块楦土。男人们顺着这堆土,用手使劲儿刨,一件米黄色的上衣先露出来了,紧接着露出的是保保的那张小脸,青紫的。

土终于刨得差不多了,我爸把保保从土坑里抱了出来,只感觉自己的右手冰凉,低头一看,表哥尿失禁了,裤子已经全部湿透。大家不愿相信表哥已经没了,就背着他,跑着把他送进了县城最大的医院抢救。不久后大姨父闻讯赶来,靠在医院冰冷的墙壁上,不断用双手揉搓着黝黑的脸。大姨扔掉了刚洗了一半的酒瓶,发疯一样地跑进医院哭喊:“谁让你去吃饺子的?谁让你去的!”

我妈跪在抢救室门口,不停地颤抖,她不敢看身后的姐姐和姐夫。



4


姨父把保保葬在了修配厂宿舍后面的东山上,大姨的精神受了严重的刺激,疯癫了。无奈的姨父只能把她送到精神病院治疗,人更加沉默寡言了。他心疼大姨,也理解我妈的痛苦不堪,只想着日子就算再苦再难也要过下去。

两个月后,大姨被从精神病院接回来了,在药物的控制下,大姨已经不像之前那样的歇斯底里了,但整个人却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姨父每天除了要在外摆摊,回到家还要洗衣做饭照顾她,有时还要承受她突然的“发疯”。

一天半夜,大姨突然从床上坐起来,急匆匆地穿好衣服就直奔东门口的大桥。她坐在大桥的铁栏杆上,双脚在空中晃荡,一路尾随她的姨父在一旁不敢靠近,怕她做傻事儿。

我妈我爸也赶过去了——那是保保没了之后,我妈第一次去见她大姐。大姨回头看了一眼我妈,突然破口大骂:

“余百盛,你这个窝囊废,你给我杀了她,她害死了你儿子你不知道?你是不是跟她有一腿,所以你不舍得下手,是不是?是不是!”

“周雅,你欠我的。凭啥当年你能上学,我就得在家洗衣服做饭?凭啥大哥二哥都觉得你好、你聪明?我啥都没有了,现在你还把我儿子害死了。周雅,早知道当初我就应该掐死你,我掐死你!”

大姨在深夜的冷风里嘶喊着,话说得越来越难听,最终筋疲力尽的她从栏杆翻回到了地面,被姨父一把接住。

我妈远远地看着自己的大姐,她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也不知道该从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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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姨的精神状态持续了将近大半年才慢慢好转。她开始像以前一样生活,给姨父送饭、洗衣服、收拾家。这期间,我妈去看过她几次,每次她都表现得很正常,很平静,姐妹之间似乎像是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1992年冬天,大姨再次怀孕,姨父这才感到了一丝难得的开心。产检时大夫再三叮嘱他们,说大姨是高龄产妇,之前又戴过节育环,加上精神受过刺激,要想留住这个孩子,必须要十分小心。

可奇怪的是,大姨对腹中的孩子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注意,她在家甚至比之前更勤快了,勤快得有些反常,三天两头就把家里的床单被罩大洗一次。

北方的冬天,室外的井水很难打,姨父一个大男人提水走路都感觉吃力,而大姨每次都要扛着根扁担,担着两大桶水摇摇晃晃地往家里走。直到一天,她在打水途中滑了一跤,流产了。

大姨靠在床头,脸上没有一点儿血色,也没有表情。姨父想不明白,一直追问她为什么要每天洗衣服?为什么路那么滑还要去打水?大姨平静地说出了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话:“我告诉你,我是故意的,我不会要这个孩子的。我就是要让你们所有人都愧疚,让周雅难受,她欠我一个孩子,我要让她痛苦一辈子!”

看着似乎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的大姨,姨父只觉得面前的这个女人变得十分可怕。他不明白为什么生活刚能看到一点光亮,她就为了报复亲妹妹,把自己尚未出世的孩子给“杀”了。姨父隐忍许久的痛苦、压抑、委屈终于在这一刻爆发了,他沉默着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黑布包,把自己的衣服胡乱塞进去,又从箱底翻出一本影集,抽出了一张一家三口的合影放进包里。临出门前,他回头跟大姨说:“我们离了吧。”

起初,亲戚们都以为这两口子是一时赌气,但过了几天才知道,姨父是真的和大姨离婚了,而后,这个黝黑老实的修车匠就像人间蒸发了一般,彻底消失在了我们的生活里。他走了后,大姨的怨憎对象又多了一个,她开始了漫长的独居生活,为了养活自己,又回到酒厂车间里洗瓶子。



5


虽然心中有恨,但大姨始终没有和我妈断了来往,有时她会来我家串门,姐妹俩还一起去逛街。

跟我妈说话的时候,大姨动不动就要在前面加一句“如果我那孩子还活着……”一次,她俩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儿吵了起来,大姨就疯狂地冲着我妈大喊:“周雅,我绝对不能让你过得好,这辈子,你就得跟我一起苦!”

但过不了多久,大姨就又会来向我妈“求和”,每次的说辞几乎都一样:“小雅,其实姐知道不能怨你,这原本就是那孩子的命,也是姐的命。可姐有时候就是想不通,放不过,也许这一切都是我自己作的!”

1994年,我出生了。打从有记忆开始,我就跟大姨特别亲,因为她实在太宠我了——每次我妈要揍我,她总会护在我身前;我妈不给我买的零食,她双倍买给我;每个月只要她轮休,就会第一时间来我家,把我接去她那里小住。

对此种种,妈妈表现得无可奈何,只是反复叮嘱我:“在大姨面前,不要跟爸爸妈妈过分亲热。”

如今我能回忆起的小时候和大姨待在一起的场景,似乎永远都是在冬天。小镇的冬天极冷,大姨怕我冻着,就在火炉里填上满满一膛煤。寒风顺着火筒吹进来,不一会就把煤烧旺了。她在通红的火膛上坐起一口锅,一锅冷水不一会儿就沸腾起来。

在大姨家,我总能吃上煮得喷香的方便面和鸡蛋黄——这是和大姨待在一起才有的“限定美味”。大姨卧荷包蛋的手艺是一绝,拿着鸡蛋在锅沿儿上轻轻一磕,然后顺着裂缝掰开蛋壳,蛋清和蛋黄就溜进了水里。这时的水不能是滚开的,不然蛋黄卧不住,会散成一锅蛋花。如此反复几次,不一会儿,锅里就装了十几个圆润的荷包蛋,个个白胖白胖、鼓鼓囊囊的。

蛋差不多熟了,大姨就从她随身的布袋里掏出几袋方便面,飞快地撕掉包装,把几块面饼和调料一并下到锅里。之后,她从橱柜里拿出一个大搪瓷缸子,泡上一缸子白糖水,用一块干净的白布盖住,再连同鸭梨、海棠果一起拿到屋外的窗台上冻着:“明天一早起来咱们就有糖冰吃了,大姨给你放了好多糖,肯定特别甜。”

时间久了,我发现每次去大姨家,三餐中永远少不了煮方便面和荷包蛋。我小时候觉得那是美味,长大后才明白,那其实是大姨需要独自咀嚼、消化的人生况味。

我曾经问过大姨,她为啥不吃蛋黄。她哼了一下,笑着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没那个福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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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农历新年刚过,姥爷在睡梦中离世了,丧事吹吹打打办了7天,来灵前吊唁的人来了一波又一波。葬礼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大姨疯癫的另一面——她跪在姥爷的灵前,断气似的哭喊着,怨自己命苦、怨哥哥们偏心,一边哭早夭的儿子,一边咒骂前夫懦弱无能。

外人看热闹,家里人却都视若无睹,默契地当作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保保走了快10年了,这个大家庭表面看似一汪平静,其实怨恨、绝望、愧疚一直在底下暗流涌动着。大家不愿想起、提起当年发生的那起意外,可至亲之间还是无法回到从前,再也不能坦诚相见了。

姥爷下葬以后,大姨就收敛了哭闹,恢复到往常的样子,那个葬礼上的疯癫女人仿佛是所有人的共同幻觉。

又过了一个月,大姨带着几个罐头、几袋奶粉去看姥姥,掏出了一张皱皱巴巴的纸币:“娘,这50块钱你拿上,我要出去了,跟‘那个人’去北京,等我在那边安顿好了,我再回来看你。”

大姨一边说一边抹眼泪,姥姥还没来得及反应,她就哭着跑了出去。除了姥姥,大姨没跟家里其他人告别。

据说,大姨跟着一个男人去了北京。那时候电话不是家家都有的,大姨这一去,杳无音信。家里人十分着急,舅舅们打听到带她去北京的那个男人叫董明山,很早就离婚了,是酒厂酿酒车间的工人,也是厂里出了名的“醉鬼”,就算平时在大街上看见他,手里也总提着个酒瓶子东摇西晃的。

家里人越发担心了,舅舅们正打算动身去北京找大姨的时候,大姨给姥姥家门口的小卖部打来了电话。她说自己在门头沟住,董明山进了北京首钢当工人,“我不识字,干不了啥,就在早点摊儿当小时工,一个小时8块钱……你们千万别来找我,不然我就跑到你们永远找不到的地方去”。

大家知道大姨平安后,算是松了一口气,她的那股子倔劲儿家里人都明白,所以就随了她的选择。大姨并没像她当初承诺的那样常回来看姥姥,只偶尔给小卖部打个电话,姥姥腿脚走得慢,大多是舅舅们先去接。

2004年,我家装了电话,把电话号码告诉了大姨。那是大姨去北京后,我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敏敏,你妈托人捎的照片大姨看了,那是你参加演讲比赛吧,大姨给邻居们也看了,他们都说我外甥女真优秀……等大姨租个大房子,就接你来北京玩儿!”

自从联系方便了,大姨每次只要一买到IC卡就会打电话过来,我们守在电话边上,听她不住气儿地说。她说董明山还在首钢当工人,这些年他们住过门头沟、住过通州,还在石景山租过房子。不忙的时候,她瞻仰过好几次毛主席遗容,还献了花。办奥运会的时候,北京遍地的花团,遍地的外国人……

听起来,大姨这些年在北京过得还不错。



6


2016年大学毕业前,我跟朋友被系里选中去北京参加一个创新项目的交流会。那是我第一次去首都,在火车上,我摸了摸妈妈塞给我的那个信封,然后拿出手机拨通了大姨的电话:“大姨,你猜猜我在哪儿?我明儿一早就到北京啦,我要去看你!”

大姨的反应并不如我预想的那般惊喜,她局促又紧张地问:“你就骗大姨,你妈哪能放心让你一个人来北京呢?你骗我的对吧?”

“是真的,我和同学一起来的,明天早上9点半就到了。”

电话那头先是一阵沉默,然后就听到大姨怯怯地说:“那你在西站下车,大姨告诉你怎么走,大姨……没法去接你了。”

从北京西站出来,我感觉北京比大姨描绘得更大,让人有一种发懵的不真实感。我们根据大姨的指引,换乘了2次地铁,之后又坐了近2个小时的公交车才到了她住的地方。同繁华的市区不同,这里北向的房子都是砖瓦平房,南向的房子则是房东用彩钢瓦搭起来的,红红蓝蓝的连成一片,感觉随时都可以被轻易拆解。

在成片的小南房里,有一间不足10平米的屋子属于大姨,大姨管它叫“窝棚”,每月的租金是600元。狭小的屋子里放着一张用木板支起来的床,床上的被垛叠得整整齐齐的,一个暗红色的立柜放在墙角,顺过来是一张摆着碗筷的小矮桌,上面堆着一摞花花绿绿的方便面袋子——这几乎是大姨“窝棚”里肉眼可见的全部家当了。

7月末的北京像罩着一层巨大的塑料薄膜,闷热得让人窒息。大姨艰难地从床上下来,提起水壶一瘸一拐地往对面的房东家走去。之后,她把从房东屋里打来的凉水倒进盆里,招呼我们洗把脸:“天气太热了,你们先拿凉水擦一擦,这屋子太小,千万别中暑了。”

看到大姨的居住环境,我感到心酸,于是执意要在这个转不开身的小屋里给她亲手做一顿饭。我在床底下找到了一口已经长霉的锅,把它洗刷干净,大姨和面,朋友打下手,不一会儿,一锅美味的面片儿就做好了。

由于生了火,屋里的热浪一波波向鼻腔奔涌,大姨脖子上搭着毛巾,时不时擦一擦,但汗还是止不住地往下流。她手捧大白瓷碗“呼噜呼噜”地往嘴里吸溜面片儿,最后把锅里剩的一点汤也喝了个干净。

她有点儿不好意思地对我们说:“好长时间没吃面片儿了,真香!”

我指了指床底下的两大箱方便面,说:“那你以后就少吃点儿这个。”

饭后,大姨神神秘秘地从被垛下面摸出一个方便面口袋,从里面倒出来的照片撒了一床:“你看,这个是你参加演讲比赛的照片,刚才打水的时候我还跟房东说呢,我外甥女来看我了,就是特别会演讲的那个。我记得我走那年,你也就这么高吧,你看转眼你都长成大姑娘了。”

“这个……你知道是谁不?”说着,她又拿出一张被剪去了一块的照片。照片里的大姨还年轻,身材匀称挺拔,跟现在判若两人。她旁边的男孩瘦瘦小小的,一手拉着大姨,另一只手连着被剪去的那部分。

“我保保哥?”我的声音逐渐低了下去。

虽然我从未见过这个表哥,但我懂事之后,我妈会经常在我面前提起他。她总会念叨:“你说,要是妈当初没带你保保哥上咱家吃饺子该有多好。这些年你大姨一和我闹起来,我就想着,要不让你去跟你大姨一起生活,你去给她当闺女。妈真的是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了,其实妈的痛苦绝不比你大姨少,这么多年了,她为啥就是不能放过我……”

大姨在北京的这些年,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我妈就很想联系她,但时常拿起电话又放下,之后就偷偷抹眼泪。有时我妈跟我聊天,聊着聊着就会说起保保:“如果那孩子还活着,这会儿应该结婚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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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大姨的“窝棚”里闷热难耐,我、朋友和大姨横躺在伸不开腿的木板床上。大姨挤在我身侧,一边小心地调试着风扇的方向,一边用一把破蒲扇给我俩扇风。

“你为啥不问大姨‘那个人’去哪儿了?他在厂子里的宿舍住呢,半个月才回来一次,回来给我送房租和生活费。哎,每次回来也是醉醺醺的。这么些年啊,大姨想过离开他回咱老家去,但是一想起他卖血给我凑钱治风湿病,我就心软了。”

“说起风湿病,这么多年在北京住的房子就没见过个太阳。刚来北京那会儿想着找个工作干,可我大字不识一个,到哪儿人家都不要,最后没办法,只能去早点摊儿上给人当钟点工,从凌晨4点到上午9点,一天能挣个40多块钱。后来又从农贸市场趸玉米,卖煮玉米——对了,大姨还给人家通过下水,那个味儿啊,现在想起来都呛脑子。”

“有一回,‘那个人’喝醉了打了我,我在街上哭了半夜,想回老家,但是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再说了,就算回去了,又能有谁呢你说……”

大姨躺在我旁边,抱着我的胳膊小声抽泣着,我耳边充斥着她这十几年来的心酸过往。汗水、泪水混合着燥热潮湿的空气,把我牢牢钉在身下那张伸不开腿的床上,我不知道自己最后是怎么睡着的。

次日一大早醒来,我迷迷糊糊地看到大姨提着一袋东西回来了。她气喘吁吁地说:“太热了,没睡好吧?大姨去赶早市了,给你们买了油条、豆腐脑,还有你最爱吃的脆桃,你看,一个得有1斤呢!”

吃过早饭,大姨把洗好的大桃子装进一个干净塑料袋,然后一股脑儿地塞进我的包里。我背起近10斤重的桃子,把我妈让我捎来的装钱的信封悄悄塞到了大姨的被垛底下。

临走前,我抱着大姨,在她耳边说:“大姨,我想让你回去,虽然姥姥已经不在了,但那毕竟还是你熟悉的地方。”

“大姨知道,快走吧,下次大姨回老家去看你!”

后来想想,我这话说得有些残忍,大姨北漂16年,甚至都没回去看姥姥最后一眼。老家对她而言,也真的只是个“熟悉的地方”罢了,比起充斥着恩怨纠葛的故乡,冰冷陌生的北京似乎更能包容她,让她感到放松。



7


2018年国庆节,我放假回老家才知道大姨已经在7月份的时候和董明山一起回到了家乡。董明山的妹妹在镇上给他们租了一个快拆迁的小院儿,里头有一间半小土房可以住。

董明山在超市里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大姨因为有风湿病,不能外出打工。她一回来,二舅就带着她去申请办理低保,奔波了3个多月,大姨终于每月能领到500元了。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说,像大姨这样的失独人群还能申领一笔4万元的补助金,“但需要失独的夫妻双方一起来办理申请”。

大姨听完这话沉默了很久,然后跟二舅说:“我一个人每个月500块钱够花的。”

二舅看出了她的心思——比起这4万块钱的诱惑,大姨更害怕这些年她所逃避的人和事会再次掀起波澜。可大姨每月吃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最终二舅还是瞒着她,私下多方打听,最后在山西找到了余百盛——他已经再婚了,但没有孩子。

离婚近30年后,大姨和前夫在民政局的办事大厅里再次相见,他们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早亡的保保,还有眼前的这笔失独补助金。填写和递交申请材料用了3天,余百盛就在镇上的宾馆住下,期间他想请大姨和董明山吃个饭,但是被大姨一口回绝。

无奈、怨恨、还是漠然?大姨的心思让人捉摸不透。


------

2019年农历新年刚过,欢乐的氛围还未彻底散去,亲戚们就分别接到了大姨打来的电话。她说自己刚把4万块钱的失独补助从银行取出来了,要请大家吃一顿饭。

那天,大姨在镇上最有排面的三星级酒店要了一个包间,我们进入包间后,就看见她坐在正对着门的座位上,双手怀抱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布包,冲着大伙儿不停地笑。年刚过完,大家的肠胃还腻着,可大姨不由分说地点了一大桌子硬菜:烤羊腿、烤羊排、水煮牛肉、四喜丸子、红烧带鱼、香酥里脊……

不一会儿,烤得焦香的羊腿、油汪汪的羊排……一盘盘地端上来了。大姨吃一口肉配一口家乡特有的60度白酒,满面油光:“我在北京的时候,别人总是跟我说:‘你们内蒙人真豪放,都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主儿。’每次听他们这么说,我就想回来了,想回来体验一把,今天这顿吃得确实是痛快!”

亲戚们围着满满一桌子的肉菜,都默契地没有多说话。

吃得差不多了,大姨揣着布包,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她打了个饱嗝,用沾满油污的手霸气地挡住了要去结账的外甥和侄女们。只见她小心翼翼地从一捆红票子里捻出几张递给服务员,说:“我请大家吃肉!”然后一屁股墩在椅子上,醉倒在桌边。

那天,我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大姨送回家,抬到炕上躺下。她的眼睛闭着,脸红扑扑的,像个小孩子,身上散发着羊肉的腥膻味儿和炽烈的白酒味儿,装钱的布包依旧被她紧紧地搂在胸前。

大家围着酣睡的大姨,全都一言不发。不久,大姨打起了粗重的呼噜。那呼噜声真响,如春日惊雷,盖过了所有人的叹息和那些无处安放的悲伤。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编辑 | 罗诗如     运营 | 梨梨     实习 | 吴问



胡 千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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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2-19 02:27 PM | 显示全部楼层

童年的米花团,载不动他去远方的梦 | 人间有味

 张爱菊 人间theLivings 2022-12-16 07:05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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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他有个健康的体魄,大约也会拥有一个健康的心灵,会是个温暖的人吧?是疾病让他变得面目全非,有时又歇斯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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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golo




人间有味丨连载



1


念小学时,我格外喜欢腊月廿三这个日子。原因有二:一是这天是北方的“小年”,过年的序幕就此展开,中午母亲会变着花样烧一些好菜,让全家大饱口福,次日又会从集市上买回一些过年吃的零食,比如米花团、爆米花、糖果等;二是寒假生活也正式开始,我不用再去上学了。

我小学三年级那年,我父亲开了一个药铺,赚了一些钞票,花钱阔绰了不少。他准备买一头猪在小年当天宰杀,猪头完整地留下来,在大年初一早上天蒙蒙亮的时候用来敬神,以求新的一年药铺的生意更上一层楼。

我家买的这头猪是邻居东琪家养的。我和东琪是同班同学,那年他家养了三头猪,但到年底时全卖掉了,没舍得留下一头自己家吃。早在腊月初我母亲去预订他家的最后一头猪时,东琪的眼睛里就写满了不甘和委屈,他带着哭腔冲他父母说不准卖,他要吃猪蹄、猪血、猪尾巴。我母亲见状,便让东琪在小年这天去我家吃中饭。我也跟着附和,让他那天一定来我家。东琪没吭声,还是哭丧着脸。他爷爷替他答应了下来,说那天中午他们一定会去我家尝尝自家猪肉的味道,“绝对香得满嘴流油”。

预定好的猪依旧由东琪家饲养着,准备等到杀的那天再进行称重和付款。东琪母亲提出要我们先付80块钱,她说东琪近两天腿疼得厉害,她要带孩子去看病,但手里不是很宽裕。我母亲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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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廿三很快便到了,中午11点,父亲与叔叔们抬着猪肉边说边笑,从杀猪匠家走了回来。当时天空正飘着雪花,父亲的脸上洋溢着喜悦,冲站在门口等待的母亲喊道:“瑞雪兆丰年啊!”

那年中饭餐桌上的菜比往年要丰盛许多,母亲和两个婶婶一起,把猪蹄、猪血、猪心以及五花肉、排骨等原材料以炒、炖、炸、蒸、卤等各种烹饪方式做成一道道美味,接二连三地端上桌。我家的整个院子肉香四溢,家里的大黄狗兴奋地走来走去,不停摇动着尾巴。父母高兴,赏了它许多带肉的骨头。

下午2点多我家才正式开饭。当大家围坐在一张大方桌前正准备动筷子时,母亲突然想起了什么,冲我说:“东琪咋还没来?你去喊一下。”然后又怜惜地说东琪这娃小小年纪腿总疼:“他得病快有一年了吧?看病钱花掉不少。”

我闷闷不乐地“哼”了一声,坐着没动——一周前期末考试完,老师在办公室批改试卷时,我们一帮同学围拢在老师周围,想第一时间获知成绩。当老师批改到我的试卷时,我内心紧张不已,默念着“不要错”。东琪当时站在一旁,似乎比我更紧张,他两手握成拳,嘴巴里无声说着什么。我从他的口型看出,他说的是“错”。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似乎忘记了周遭也忘记了我就站在一旁。当一个个对勾出现,眼看着试卷将要批改完时,他的无声终于变成有声,他急不可耐地发出的一连串声音:“错、错、错……”

当我脑海里重放着这一幕时,依旧很生气,我拿他当邻居和同学,他却将我视作对手甚或是仇人。

母亲让大家先放下筷子,准备亲自去叫东琪,毕竟有言在先,做人不能失信。她话音刚落,我家的院门就被猛然推开了,东琪和他爷爷从纷纷扬扬的大雪之中走了进来。

父亲看见他们,嘀咕道:“算着时间、闻着香味来的吧,来得真是时候。”父亲语气中的不屑和排斥也是有缘由的——当年,我爷爷奶奶被划为“富农”,家中的田地和物品悉数充公,爷爷奶奶心如刀割,可东琪的爷爷站在围观的人群里笑得合不拢嘴,幸灾乐祸地说:“世道终于变了!”

坐在屋内,我抬眼看越走越近的东琪,发现他竟不是空手而来——他的左右手各拎了一串米花团。

米花团在我们老家也称“花吉团”,算是一种年节食品。它的制作方法并不复杂,先将糖稀倒进膨化过的大米中搅拌,再用两个半圆形的模具进行塑形,稍加冷却后,一个个比乒乓球略大一些的米花团便成了。米花团闻起来甜津津、香喷喷,咬起来跟吃冰似的,“咔嚓”有声,后味无穷。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这种零食有着不可拒绝的魅力,如果没有发生那件事,我肯定会跑着迎上去接过东琪手里的米花团,并招呼着他坐下大口吃肉。可那天,我纹丝不动地坐着,脸上冷若冰霜,心里翻涌着不可名状的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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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父母的招呼声中,东琪爷爷以及东琪依次落座。东琪坐我旁边,他将两串米花团放在我跟前,似乎是想表示他在“以物换物”,并不是白吃。开席后,他往嘴巴里塞菜时,表情竟带着几分高傲,就好像是我们家求着他来吃似的。

我对面前那一桌丰盛的美食视而不见,只目不斜视地盯着那盘卤大肠。倒不是我对卤大肠情有独钟,只是无论是穿衣还是吃饭,我那时都要跟村里的小孩不一样。我发明了一种卤大肠的新吃法——把大肠一节一节地串在筷子上,就像是在吃烤串。东琪也有样学样,用筷子串起卤大肠。我特别不喜欢被别人模仿,于是生气地扭过身子。可能是因为扭动的幅度过大,我碰到了挤坐在一旁的东琪,他实在太弱不禁风了,竟从凳子上摔倒在地,继而放声大哭。

我父亲坐着没动,用带着赞许意味的目光瞧了我一眼。我母亲慌忙起身去扶东琪,问他摔疼了没有。她知道我和东琪之前有矛盾,明白我心里有气,再加上我也不是故意撞倒东琪的,她就没有当场训我。顷刻间,东琪爷爷满脸怒色,他口中虽说着“娃们哭哭闹闹很正常”,却趁我父母不注意的时候,凶神恶煞地瞪了我一眼。

饭还没吃完,东琪爷爷就找了个借口放下筷子,拉着东琪离席而去。东琪的一条病腿因疼痛走路走得歪歪扭扭,但在出院门前,他回过头来剜了我一眼,威胁道:“你等着。”我母亲心里过意不去,连忙从厨房拿出一只大碗,从桌上的每样菜里夹出一部分,准备给东琪送去。可她刚走到院子里,就听到了东琪尖利的骂声。他喊着我的名字,不停地骂祖宗,间或还能听到他爷爷的窃笑声。我小叔年轻气盛,准备出去教训东琪,但被我奶奶和母亲拦下了。

母亲犹豫了一会儿,还是端着装满肉菜的大碗去了东琪家,她说:“是我家闺女不好,惹哭了东琪。东琪别生气了,她比你大10个月,她考全班第一有啥了不起的?以后东琪会有大出息的。瞅瞅东琪的眼睛多黑多亮,一看就是聪明孩子。谁家有东琪这样的孙子,真是祖上积大德了。”

母亲明面上是在安慰、夸奖东琪,其实那些话都是说给东琪爷爷听的。很快,东琪就在他爷爷的“呵斥”声中停止了哭骂。

母亲回来后脸色难看,心情似乎有些矛盾。她先是说东琪心事重,一肚子主意,让我以后躲着他,别跟他一起玩。随即又说小孩该在一起玩,还是得在一起玩,“都是邻居”。

两天后,我家的大黄狗离奇地死在离村庄不远处的山林中。被人发现时,身子都硬了。那条大黄狗是我童年最好的伙伴,它曾安静地陪我写作业,还与我一起在田野上飞奔玩耍,我一时难以接受,哭泣不止。我怀疑是东琪干的,却没有证据。



2


寒假结束,新学期开始了。

一天我在放学路上看见东琪独自走在前面。自从小年那顿饭后,我们已经有3个多月没讲过一句话了。虽然我对他的怨恨早就随时间消失了,但东琪似乎总是有意避开我。为了避免打照面尴尬,我就慢吞吞地跟在他后面,他走一步,我走一步。

从后面看,东琪的个头好像很久没长了,他瘦得皮包骨,衣服穿在身上显得很宽大。我想,他若是不小心摔一个跟头,身体会不会七零八落地断裂在地上,再也拼接不起来了呢?我还发现,他走路的姿势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有些奇怪,那条病腿在迈出步子时,总要先在空中缓缓绕出一个圆,随后再慢慢落地,似乎这样做可以避免脚直接落地带来的冲击和伤害。听大人们说,东琪的腿疼是由遗传的风湿病引起的,他大舅才四十来岁就拄上了拐棍。

我们一前一后地走着,一个调皮的男生飞快地从我身边跑过,当他经过东琪身边时,高声喊道:“小瘸子!”

我在后面看不见东琪的表情,但能感觉到他很愤怒。他发出尖利的叫嚷声,又从地上捡起一块半个拳头大小的石头,狠狠地扔了过去。可是他力气太小了,石头根本追不上那位男生的脚步。

发泄完了,东琪似乎很累,他找了一块石头坐了下来。我见他一时半会儿不会继续走路了,就想装作视而不见快速从他身边走过去,可没想到,他却叫住了我。他从书包里掏出两串米花团,脸上带着几分讨好的表情望着我说:“有一串本来是给我妹带的,现在送给你吃。”

离我们小学不远处有一座石拱桥,每逢周二,一个老太太会到桥头卖米花团。她面前放着一个竹筐,里面散装着一堆圆球状的米花团,为了吸引顾客,她用细棉线将8个米花团连成一串,线头线尾系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圆圈。据说,老太太做米花团用的是上等大米,在膨化之前还经过了一番精挑细选;糖稀也不是从外边买的,是她把自家种的红薯洗净、切碎,再用大火熬制成的。

因为老太太做的米花团味道很正宗,很多同学都会捡拾废品换钞票,就是为了在放学时悄悄买上一串。之所以要“悄悄买”,是因为家长们都不许我们买——这个老太太用来串米花团的大针是家里缝棉被用的,上面总会因为沾上米花碎屑和糖稀,干涩地卡在米花团里,穿不透了。每每这时,老太太就会把大针插进自己油腻的白发里,搔那么三五下,再拿出来串米花团,就变得轻松多了。

虽然被父母叮嘱过,老太太的米花团吃了会拉肚子,但我短暂犹豫了一下,还是接过了东琪递过来的那串米花团。它们像大号的珍珠项链,我突发奇想,把那串米花团从头顶往脖子上套,可是头太大,没有成功,惹得东琪哈哈大笑。

随后,东琪向我展示了一种新玩法——他的两只手撑着一串米花团,交替着在空中“滚动”,嘴巴里发出呼啸声。他愉快地说:“你看这米花团,多像火车的车轮。以后我要坐火车去远方,在大城市里生活,最好是去北京,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那时的我虽然成绩不错,人却胆怯、封闭,哪里知道什么是“远方”。东琪的话让我心头一震,我第一次模模糊糊地憧憬起外面的世界。

东琪继续说:“明天我就不用去学校了,我膝盖里有积液,得先去好好治病。”他说这话时脸上有一层奇怪的得意和骄傲,好像他生病了才有充足的理由请假,而这种“特权”是别的同学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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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琪治病回来时,多了几套新衣服——他的四个姑姑各给他买了一套,有一种庆贺他病愈的意味。但他的病情实际并无大的改变,走路姿势还是跟以前一样,也不敢奔跑和跳跃。

因为儿子的病,东琪母亲总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她曾不止一次找我母亲诉苦,说她担心东琪的病一直治不好,变成一个真正的瘸子,慢慢发展到瘫痪,成为一个废人。她甚至老早就开始担忧东琪的婚姻,生怕他拖着一个残疾的身子,没有女孩肯嫁给他。

夏天的一个傍晚,村庄里传出激烈的争吵声,是东琪母亲和他的小爷(东琪爷爷的亲弟弟)吵起来了——东琪的小爷是个光棍,会算命,他闲来无事,悄悄用东琪的八字算了一卦,结果算出东琪不仅跟自己一样也是光棍命,还是个短命鬼。他把这个结果四处宣扬,最后七传八传,传到了东琪母亲的耳朵里。平日里,东琪母亲挺温和的,可再温和的母亲也无法忍受别人诅咒自己的孩子。那天,她像是要将心中的苦闷忧愁全部发泄出来一般,泼辣无比。随后东琪的奶奶、姑姑们也参与了骂战,一群女人将东琪的小爷摁在地上揍,东琪母亲的指甲缝里塞满了从他手臂、脸上抓下来的皮肉。

东琪的小爷心生愤恨,之后继续四处散布东琪的命运。村里人在背地里说,先不说东琪小爷算得准不准,就是普通人也看得出来东琪以后找老婆是很困难的,“哪家姑娘会嫁给他?图啥?图嫁过来就照顾他?”



3


四年级时,东琪转学了,平常就在外婆家住。他有个姨从中师毕业后在一所小学任教,东琪转学去那里读书,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顾。此后我们渐行渐远,即使是在路上碰见,也只是微笑一下便各走各的路。我能感受得到,他从小就讨厌我所谓的与众不同,而我也嫌恶他的善妒和没来由的高傲。

时间过得很快,我读高中了。暑假的一个夜晚,东琪母亲突然背着半麻袋甜瓜,气喘吁吁地来到我家。那些甜瓜表皮金黄,由内而外散发着香甜气息,闻着就令人心情愉悦。但东琪母亲却是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我隐约觉得她是有事而来,并不是仅仅为了送瓜。

她说,这些甜瓜都是自家种的,一直催我吃。等半个甜瓜下肚,她似乎已经等不及了,立即开口道:“我家东琪最近像是魔怔了,总是从早到晚在家听歌,门都不出,跟他说话也不理人,可愁死我了。”说着,她望向我:“咱们庄跟你们一般大的孩子都打工去了,就你和东琪还在上学,年轻人和年轻人总是能够说上点话吧?”

她说东琪患的是“强直性脊柱炎”,属于风湿免疫疾病。东琪还小的时候,他们相信了所谓的“祖传秘方”,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带他去一个小诊所看病,“耽搁了”。后来去了正规医院,但那时医疗水平有限,所以东琪的病情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加重了许多。

“医生说了,这个病是治不好的。”东琪母亲几乎快要哭了,但她还是竭力将眼泪憋了回去——在我们老家有禁忌,是不能在别人家里哭的,会给别人带来晦气。

次日,我应邀去到东琪家——他母亲希望我可以跟他聊聊,开导他一下。

东琪的屋子大约长久未开窗透气,地上扔着西瓜皮和花生壳,散发出一股刺鼻的腐烂气息。墙上贴着郑智化的歌词,录音机里的磁带“呲呲啦啦”地转动着,歌声在屋子里横冲直撞:“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我忽然明白过来,东琪沉醉于音乐并不是因为“魔怔了”,而是把同样有腿脚残疾的郑智化当成了榜样,用他的歌声来激励自己。

在东琪房间的南墙上有两个铁钉,一个铁钉上挂着一条废弃的自行车内胎,另一个铁钉上挂着一串米花团。那米花团上积满了灰尘,似乎挂在那里很久了。我隐约觉得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很奇怪,但又觉得,应该与他的“远方”和“梦想”有关。

可是,我并未开口向东琪求证,我知道他厌恶被人看穿和说穿。

如今,我已经记不清自己那天说了些什么,却清晰记得,东琪坚定无比又高傲地冲我说:“有一天,我一定会出人头地,你们谁都撵不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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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一个晚上,满天繁星,我去家北边的山岗上散步。刚刚站定,就听见不远处传来两声沉闷的叹息。循声望去,只见一个人坐在弃用的石磙上,从影影绰绰的身体轮廓看,应该是东琪。

他也发现了我,就朝我走来。他身上一股酒气,但看上去并没有醉。走到我身旁,他掏了颗薄荷糖给我,说吃了可以提神:“我女朋友上课时最喜欢偷偷吃薄荷糖。”迟疑了一会儿,他又说:“不过现在已经不是女朋友了。”

这应该是东琪第一次向我打开心扉。

东琪读的是中专,他喜欢上了班里一个女孩,在他锲而不舍的追求下,女孩答应试着与他交往。一段时间后,两人在展望未来时,女孩明确地表示自己毕业后要留在本地工作,而东琪想去“远方”。后来两人因为这件事谈不拢发生争吵,女孩不仅决绝地提出分手,还讽刺他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残废”。

东琪十分受伤,但更让他难过的是,他中专毕业后父母拼命阻拦,不允许他一个人去外地。那时他的病情已经愈发严重,一到冬天就要盖上厚厚的棉被,吃喝都在床上。这样的身体状况需要人时刻照顾,根本就不可能独自远行。于是他去了一所小学,在传达室里做点简单的工作,所学的文秘专业完全派不上用场。过了不久,他就因为身体原因被学校辞退了,此后一直闲在家中。

“我就是被这副躯体给困住了,不然大城市一定有我的一席之地,并且凭我的智商和能力,会混成人尖子。”一次,我们在村子里偶遇时,他没头没脑地冲我说。

我清楚地记得东琪当时的表情,秉持着他一贯以来的高傲——他昂着脸,似乎对周遭的人和物都很不屑,但他哀怨、躲闪的眼神却背叛了他,将他心底的那缕自卑和不甘暴露无遗。



4


2017年春天,我从外地回到老家,骑着一辆小摩托准备穿过小镇去看望舅舅。骑着车,我猛然望见东琪在前面走着。我们已经有5年多没见了,久别重逢,我内心喜悦,便大声叫他:“东琪——”

东琪的脚步明显停顿了几秒,却没有回头,而是继续朝前走。我有些诧异,距离那样近,他不可能没听见,只能说他是在故意回避我。那一瞬间,我忽然明白,一个人在过得不尽人意时,是不愿与熟人相遇的。他大约是怕我问起他的近况,而他并不想把那些不堪暴露在我的面前。

东琪23岁那年,他母亲因为癌症离世了。听说她离世的几天前还拉着东琪的手不停地念叨:“娃啊,你要是成家了该多好……”

4年后,东琪的父亲和他的几个姑姑合力在镇上给他买了房,之后又支持他在镇上开了家糖烟店。可惜那家店背街,没有生意,不久就关门了。家里的经济来源主要靠他父亲在工地打工。

东琪结婚了。听说女方家里很穷,兄弟姐妹多,还有长辈患有精神分裂症,选择嫁给东琪,也是无奈之举。这个女人我见过,很朴实,是个老实人,过日子完全没问题。可东琪心气高,掌控欲又强,他希望妻子对他言听计从,平时对她说话也都是命令式的语气。不仅如此,他还时常在外人面前挖苦她,说如果不是自己身体上有点病,怎么会娶她这种又黑又胖、一点美感和品味都没有的女人……久而久之,他妻子对他寒了心。

几年前,他妻子找了份卖保险的工作,渐渐开始夜不归宿,后来就明目张胆地出轨。东琪颜面扫地,一开始试图用暴力迫使妻子收心、回归家庭。他不止一次举起啤酒瓶或凳子砸向妻子,但女人长得壮实,每次都能巧妙地躲过,接着抬腿一蹬,就把身高不到1米5的东琪踢倒在地。后来,东琪又来软的,他像一摊稀泥似的跪在地上,抱住妻子的腿,哭着哀求她不要出轨……这样的画面多次上演,镇上的邻居们都看腻了,消息传回老家,弄得村里人尽皆知。

到了2015年年底,两人终于离婚,两个儿子一人分一个,老大跟东琪。大儿子与东琪并不亲近,他小学四年级就开始住校,周末去外婆家,不愿与东琪一起住。听东琪的三姑讲,老大还与东琪动过几次手,东琪打不过他,于是一边喝酒一边辱骂前妻——他认为大儿子之所以对自己不敬,全是因为前妻在背后挑唆。


------

为了避免超过东琪造成尴尬,我就把摩托停在原地,任思绪乱跑。不料,东琪走着走着,忽然转过头,装作刚刚看见我的样子,很热情地问我是啥时候回来的:“已经快中午了,镇子东边新开了个烧烤摊,我们一起去吃吧。”

我不好意思拒绝他的邀请,就临时决定次日再去看望舅舅,随后跟他一起去到了一个露天烧烤摊。那里生意冷清,饭点也没有几个客人。我们看着菜单点了烤肥肠、烤羊肉串、烤鸡翅等,又点了学生时代最爱喝的健力宝。

春风裹着灰尘吹过来,使人莫名地感到忧愁和迷茫,东琪大约也有同感,他的眉头一直紧着,没有松开。吃到一半时,他突然旁若无人地大骂起前妻:“那个烂婊子,你一定听说了吧?真是辱没先人,我丢脸都丢到祖宗那里了。老子要好好活着看着她死,看着她不得好死。”他说话时习惯性地摇两三下头,好像是在否定一切,又像是对一切都不甚满意。

我觉得任何劝说都显得不痛不痒,甚至还会引发东琪更大的怒火,于是就东张西望,试图从周遭的景物中寻觅到一个新话题。很快,我的目光就落在不远处一个地摊上,那里有米花团和爆米花卖。

就在我还未想好怎么开口转移话题时,东琪突然停止了咒骂,他缓缓站起身,佝偻着的背几乎弯成了90度,然后拖着一条病腿,步履蹒跚地向那个地摊走去。

我不禁想,东琪还是如此敏感细腻啊!单凭一个眼神,他就能猜出我的所思所想。要是他有个健康的体魄,大约也会拥有一个健康的心灵,会是个温暖的人吧?是疾病让他变得面目全非,有时又歇斯底里。

东琪买了一些米花团回来,把袋子递给我,说:“烧烤你说你请客,米花团就我请了。”之后我们各吃了一个,这米花团的口感不够酥脆,甜味也不正宗,远远不如当年那位老太太做的。但我们依旧心是口非地笑着说:“还是小时候的味道。”

大概是米花团触发了回忆,东琪几次欲言又止,突然说道:“有一件事我得请求你的原谅。三年级的那个寒假,我和我爷用加了农药的馍毒死了你家的大黄狗。”

虽然我曾怀疑过他们爷孙俩,可听到他亲口说出来,依旧震惊。然而不知为什么,随着年纪增长,我回看童年里遇到的那些人,觉得一切都可以原谅。于是笑着说,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狗的样子我也不记得了,让他不必放心上。

东琪似乎彻底放松了下来。之后他主动告诉我,在前妻出轨那段日子里,他查出了抑郁症,直到现在每天还是要吃药。他不无悲怆地说:“我就是被这副病身给耽误了,要不我咋会走不出这片土地?咱们庄的大伟初中都没上,可人家现在混得很好,在北京给一个有钱人看别墅。有钱人基本不回去,家里养了几条狗,平日里狗吃啥,大伟吃啥。”

东琪说这些话时,眼睛里有难掩的嫉妒和憧憬。我有些错愕,很想问他:“你真的羡慕大伟吗?”还记得小时候,他对我说长大了想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是不是人年纪越大,连梦想和追求也会变得越卑微呢?

但最终,我什么也没说,只有一种深深的类似于悲哀的情绪在我的心里流动着。



5


2021年12月的一个晚上,母亲打电话过来说东琪“走了”。天擦黑时,他的遗体被人拉回村子,准备3天后下葬。我父亲去他家帮忙了,回来时眼圈发红,说东琪的双眼都没闭上。说着,母亲哽咽起来:“你们一般大,都是我看着长大的孩子……”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据说,东琪头天晚上一个人在家喝酒,还跟同村的熟人视频聊天。那人远在上海,患有焦虑症,也需要每天吃药,和东琪同病相怜。不知不觉,他们聊到了深夜11点多,东琪把家里的酒喝光了,就开着三轮车去街上买。

次日凌晨4点多,附近早起的人发现东琪歪斜着头,“睡”在家门口的三轮车上。空空的酒瓶子放在三轮车的车斗里,他没穿袜子,随意趿拉着一双单鞋,身上连棉袄都没穿,仅穿了一件单薄的毛衣,身子已经僵硬了。经过一番调查,警方推断他是醉酒后冻死的。

东琪一生渴望离开故乡,远走高飞,可最终不仅没有走出这片土地,死后还葬在了这里。听东琪父亲说,在他去世的几个月前,他就仔细交代过有谁欠了他的钱,他欠了谁的钱,并让他父亲找个老伴,不要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过。他还告诉父亲,自己一点也不怕死,“如果死了,灵魂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也不知东琪是早就预料到了自己的死期,还是他的死根本不是一个意外。这事成了一个永远的悬念,被东琪带进了坟墓里。


------

几年前,我们村长的儿子建了一个微信群,将村里的那些在四面八方“流浪”的中青年都拉进了群。大家在各地为生活奔忙,共同话题并不多,但不久前,有人网购了米花团并拍照发在群里,沉寂了很久的群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大家七嘴八舌,说离老家越久越远,就越怀念从前,“还是小时候的零食正宗、好吃”,“还是小时候的日子过着有意思”。大家相约等年纪大了全都回到村里,背靠着老屋的墙根晒太阳。

群主发言:“小时候真是容易满足,吃个米花团就很开心,就浑身是劲,对未来充满向往。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开飞机,现在开出租车也算是跟小时候的梦想沾点边了。”说完,他连发了几个呲牙的表情。

那一刻,我想起了沾染了老太太头油的米花团,也想起了东琪。他葬在距离村庄二里开外的地方,坟前有一条尘土飞扬的小路,虽逶迤漫长,但顺着小路不停走,可以通向一条铁轨,那里有火车呼啸而过。

小时候,东琪说串起来的米花团像火车的车轮,他长大了要乘着火车去远方。假如他身体健康,真的去大城市打拼和生活过,会不会跟我们这些游子一样,有一天会有乡愁,会渴望回到最初的地方?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编辑 | 罗诗如     运营 | 梨梨     实习 | 吴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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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2-30 09:56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我娘的醪糟香,拖活了这一大家子人 | 人间有味

 耕讷斋主 人间theLivings 2022-12-30 07:05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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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命运,你顺它就是命,你斗它就是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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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golo




人间有味丨连载



1


2016年冬,我出差河南,归途中从湖北恩施借道回老家探望父母。到县城已是晚上11点多了,父母还没睡,正围着火炉翘首等我。得知我还没吃晚饭,母亲一个字都没说,杵着拐杖起身,颤颤巍巍地走到厨房的一个坛子面前,舀出了一钵醪糟。

我的老家在渝东南黔江山腹地,那里到处都是土家苗寨,过年时,家家户户都要自制一坛醪糟,用来熬汤圆、煮鸡蛋、泡米籽,款待贵客;女子坐月,娘家的贺礼中也绝对少不了几坛壁上和口子上都贴了大红喜字的醪糟,希望“月母子”多吃多下奶,娘肥儿壮。

但在平常的日子里,醪糟很少出现。我家则不然,从我大姐出生以来,母亲自制的醪糟就很少断档。哪怕她搜干刮尽米柜,只掏得出不过半把斤粮食,她也要尽力煮醪糟,满足几个儿女的口腹之欲。

母亲先匀了一碗“浮子”(醪糟汁)给我喝,可能是留的时间有些久了,我尝到了一股淡淡的酒味。余下的水米,母亲就悉数倒进了油迹斑斑的砂锅,再敲几个土鸡蛋进去,调成小火慢慢煎熬。很快,砂锅上方飘出了袅袅轻烟,醪糟的香甜气味肆无忌惮地扑进我的鼻孔。等锅里彻底滚开后,我迫不及待地大快朵颐,感觉不仅是胃,整个人的身子都暖和了。

距离上次和父母见面已经过去了两个月,虽然夜已深沉,但我和父母都舍不得睡——我身为警察,平时工作忙,天亮就要离开。于是我跟进了父母的卧室,坐在床边陪他们聊天。母亲的床宽大一些,我坐在父亲的轮椅上,将双脚伸进母亲的被窝,靠在她的腰腹部取暖。没多久,我又感觉上半身冷,索性坐上母亲的床,上身靠在床头,将被盖搭在下半身。不知不觉之中,我就和母亲躺在一个枕头上了。

算一算,我已有四十多年没和母亲同床了,两三岁时钻母亲的被窝,觉得她全身肉嘟嘟的,像一盆熊熊燃烧的炭火,现在即使开了电热毯,也感觉她像一截枯木般冰凉、硌人。母亲真的老了,我顿时悲从中来,不知说什么好,就微闭着双眼听父母聊天。

母亲以为我睡着了,伸出干枯冰凉的老手轻轻抚摸我的脑袋,轻声对父亲说:“老头,你还记得不?我生他坐月只得吃了一只鸡、十个蛋,饭都没吃饱过。没有奶水,当天就喂醪糟,哪个晓得醪糟都不够吃,他天天咬着我奶头哭,把我奶头都咬烂了,肿得像泡粑。我以为他肯定要转去(夭折),没想到现在他却是五子妹中最高最壮的。”

“那只鸡还是年前吃农药死的,炕(挂在火坑上面用烟火熏)了大半个月。”父亲慢条斯理地说,“那阵儿就那个条件嘛,全靠你胆子大,偷糯谷种煮醪糟。”

听到父亲提起这茬儿,母亲当即嘟着嘴骂道:“死老头、迂老夫子,把国家规定看得比娃儿性命还重,从不带一颗米回家。”转而她又自豪地笑了:“阎王让他害病死我没得法,让他饿死,我锭子打成杵杵也不搞(拳头打完,仅剩手臂也不肯罢休)。命运命运,你顺它就是命,你斗它就是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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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3年我大姐出生以来,我父母先后生下了7个孩子,老大老二是女儿,剩下的全是儿子。我的三哥、五哥都是长到3岁多时“出麸子”(幼儿急疹)夭折了,母亲怀四哥时也不顺利,身上发抖,四哥差点也没能保住。到了1972年正月十五大清早,我出生了,在家排行老六,下地时只有4斤8两,母亲说,“活脱脱一只尖嘴凹眉的猴三”。

我出生时农村家庭还在挣工分换口粮。我父亲是大队会计兼生产队会计,算一个整男劳力,每天得5个工分;母亲算一个整女劳力,每天得4分;大姐、二姐半工半读,干半天活挣1分,但一年有2/3以上的时间生产队队长都不安排她们上工,因为生产队用这样的“半劳力”不划算,其他村民是要扯皮的。四哥和我还小,完全是“吃白饭”的。到了年底结算时,我家几乎年年要给生产队补钱,后来实在没办法,父亲就去求队长给我家安排两头牛喂,喂牛的工分加上交的粪肥,勉强抵个整女劳力。

母亲生我坐月子时,家里还有100多斤稻谷、50几斤苞谷,但那是我们一家六口要坚持到当年秋收时的口粮。为了节省粮食,母亲没吃月子餐,和家人一起吃酸菜饭、苞谷饭、洋芋饭、红苕饭。米的比例太少了,缺油少盐的,哪里发得来奶?看我饿得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母亲就想到了生产队的仓库——当时的粮食、肥料等物资十分金贵,都集中锁在生产队仓库的保管室里,如果能偷出些糯米做醪糟,我极有可能多活两个月。可是保管室的钥匙有两把,只有队长和会计同时到场才能打开门,因为怕夜里保管室的东西被偷,生产队每晚还要派两个人值班看守。

为了救我的命,母亲决定铤而走险。她先打探到保管室的值班情况,就等到我父亲和队长一起值班的那一天晚上,打着火把,提了两瓶红苕酒送到保管室,说是要给队长“拜个晚年”。她不停地说奉承话,哄得队长乐呵呵的,最后竟要拉着我父亲在保管室喝“寡酒”(无下酒菜)。

那红苕酒打头得很,喝了胸口似火燎,平时酒虫爬到喉咙管父亲都不爱喝。但那晚队长高兴,父亲实在抹不开情面,只能陪着喝。一瓶酒很快就见了底,母亲又打开了第二瓶,两个男人先是大话连天,接着胡言乱语,最后相继倒在了火炉边的板凳上鼾声震天,摇都摇不醒了。

见四下无人,母亲赶紧从他俩身上搜出钥匙打开仓库,扛了一包十四五斤的糯谷回家。她连夜用礌子给谷子脱壳,鸡叫时分开始煮醪糟,谷壳就塞进灶里一把火烧了。她把剩余的糯米分成了3包,分别藏在牛圈顶上的稻草里、猪圈后面的柴草里和屋后山林中的草垛里。

说起这段往事,母亲还沉浸在自豪中:“那盆醪糟一吃完,老六的脸巴就看得到粉嘟嘟的肉了,要不是那一包糯谷,他早就转去了。”

父亲则愤愤地说:“你差点把我吓流尿了,那个月月底盘库发现少了一包糯谷种,我当时就想到绝对是你这个瓜婆娘把我们灌醉后搞的名堂。”

当时偷大集体的谷种可是大罪,就如同现在贪污了扶贫款、救灾款。父亲在外强装镇定,回到家就咬着牙齿、压低声音吼母亲:“狗日的瓜婆娘,那不是糯谷,是糯谷种!”

母亲一听“谷种”两个字,也吓得双腿发软——前任队长就是因为偷生产队80斤稻谷被判刑的,后来在监狱里上吊自杀了。但看着奄奄一息的我,她当即咬死不承认。父亲追问家里的那些糯米的来路,她谎称是生我之后娘家人“打三朝”送的贺礼。

这还是我第一次听父母说起这件事,母亲的行为要是放在今天,放在我手里,就得按“麻醉抢劫”算了。我忍不住笑了起来,说:“母,你这水浒英雄投胎的黄鼠狼,居然想出了这种苦方。”

母亲急忙解释:“那时除了你老汉,哪个没偷过保管室的粮食?谷仓到处都钻了筷子头大的洞洞。不过,我偷生产队的粮食就那一回,全部给你煮醪糟了,全靠那包糯谷种救了你性命啊。”



2


如果说我的命是母亲“偷”来的,那我二姐的命就是母亲“换”来的、“抢”来的。

1955年,母亲生下二姐,也是在这一年,全国农村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3年后,寨子里的人家不再开火,都去生产队集体食堂统一就餐。一开始食堂伙食还不错,但渐渐地就很难看到油荤了。为了保证二姐的营养,母亲就将她和父亲的部分口粮兑换成糯米,拿回家悄悄煮成醪糟给二姐吃。后来食堂没糯米了,母亲就换黏米,没有黏米了,母亲就换苞谷,一次无非换斤把两,“可能是饥不择食,苞谷醪糟老二都喜欢吃”。

那些换回来的粮食,里面的谷壳、石子等杂质早已被母亲捡拾干净,之后就用新鲜的井水泡上半天。等生产队收工后,母亲得了空闲,她就抱来干柴烧起大火,准备煮醪糟了。

每次煮醪糟前,母亲必定要用皂角水反复净手,家里的甑子、筷子、盆子、簸箕等炊具也都被她洗得干干净净,不沾一滴油。等灶上的甑子蒸得锅盖开始滴水时,母亲就将泡好的粮食一筷子一筷子刨进甑子里。期间旺火不断,很快屋子里就蒸汽缭绕,浓浓的粮食香味四散开来。等粮食彻底蒸熟后,母亲将它们倒进簸箕里摊凉,撒一些凉白开,均匀地拌上粬子,再装进木盆。那些粮食堆得像一座小蒙古包,母亲在顶中间留一个鸡蛋大的孔,夏季两三天,冬季五六天,孔中就会溢出晶莹剔透的“浮子”——醪糟就做好了。

我觉得煮醪糟好麻烦,问母亲为什么不把粮食推成米粉,“你看现在的婴儿米粉多营养,多方便”。母亲却不认同,说她生我们时都差饭吃,没有奶水,给我们喂的都是醪糟,“那东西发体凶得很,你们几子妹哪个不是一肥二胖的?”

我外公有一手祖传的制粬(酵母)手艺,据说这粬子可以入药,如果遇到母猪缺奶或者既不长肥也死不了的“僵巴猪”,就用粬子或粬子制的醪糟配饲料,过半把个把月,那猪就能长得膘肥肉满的。但这门祖传手艺传男不传女、传长不传幼,外公外婆只生了我母亲这一个女儿,于是外公就过继了一个堂哥的儿子到自己名下,继承了他的制粬手艺。外公制粬时对我母亲严格保密,但煮醪糟的手艺却对她毫不保留,还把它作为“妇工必修课”,要求我母亲务必在出嫁前学会。母亲也争气,她八九岁时,邻里有红白喜事请外公去煮醪糟,外公就放心让她动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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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

我二姐能记事后不久,集体食堂的粮食供应就开始紧张起来。从最初的随便吃,到每人每天限量三两毛粮,再降为每人每天二两,但允许社员把饭提回家吃了。为了让家里的大人孩子都能吃上一口,母亲抽空去割崖上的白蒿、地里的苦蒿,沟里的“鸭脚板”掺进饭里,有时挖不到野菜,她就往饭里掺水。

因为营养不良,肥嘟嘟的二姐眼看着瘦成了皮包骨,走路打偏偏,寨子里的人都说二姐怕是要转去了。母亲不肯认命,她愤愤地说:“办法是人想的,除非我先死!”

当时,县上征调了百多名民工在我们老家修水库,工程队食堂就在我家旁边,他们干活出力,一日两餐苞谷饭基本能保证。母亲看着工程队库房里的十几袋苞谷,眼睛冒绿光。工程队的炊事员张嬢嬢是个外乡媳妇,和我母亲年纪差不多,闲暇时,母亲经常去给她帮忙,还让她到我家和大姐二姐一起睡,好躲避一些男民工的骚扰。

很快,母亲就和张嬢嬢处成了知心朋友,一些私密话题也会聊。得知张嬢嬢有痛经的毛病,母亲咬咬牙,涮干了我家的醪糟坛子,又拿出她生二姐坐月时都没舍得吃的几两红糖,连续给张嬢嬢熬了几天的红糖醪糟水。张嬢嬢的痛经果然有所缓解,母亲就嘱咐她以后在月事期间多喝。张嬢嬢说工地上没有醪糟,自己也煮不来,母亲想了想,就决定把祖传的煮醪糟的手艺教给她。

那天半夜,张嬢嬢偷了两斤苞谷米到我家,母亲手把手地教,张嬢嬢当场出师。张嬢嬢也仁义,她看着我二姐挨饿可怜,就开始想经常趁厨房无人时悄悄舀半碗饭藏在柴草里,或者把一点饭倒在水盆里,说是自己洗碗后留下的残渣。等吃饭的工人走光了,她就将干饭、湿饭藏进衣服口袋,偷偷送来我家给二姐吃。母亲舍不得给二姐一次性吃完,有时会匀出一部分攒着,煮成醪糟。就这样,张嬢嬢前前后后给我家送了大约两百碗饭,我二姐终于活过来了。

水库建成后,张嬢嬢跟着工程队走了,寨子里的灾荒也变得更严重了。生产队的粮食吃光后,大家就争抢野菜的嫩芽,后来争抢老桩,最后连悬崖上的野菜根都被挖光了。没多久,寨子上接连饿死了四五个人。

一天,母亲发现野麻的根有拇指粗细,肉嘟嘟的,像没有发育好的红苕。她拿回家尝试煮来吃,二姐直说反胃。母亲又尝试把那野麻根煮成醪糟,竟生出了一股酸甜味,压住了反胃的感觉。二姐吃了不少,再次保住了性命。

可是,二姐却为了这事和母亲吵了几十年。

那年,出了嫁的二姐回娘家探亲,和母亲先是有说有笑,说着说着就拌起嘴来。她先责怪母亲给她吃麻根,搞得她落下了头昏的毛病,“我是几子妹中身体最差的一个”;她又怨母亲让她背着老四去读书——我四哥从小就不安分,二姐一坐下他就哭,必须不停地抖动、走动,如此,二姐自然读不好书,小学勉强毕业就回家务农了——二姐说自己是几子妹中文凭最低的,就她一个人没端上“铁饭碗”……

一开始,母亲撅着嘴、马着脸不理会二姐,但一听到“偏心”两个字从她口中吐出来,母亲立即发火了:“先人,我是不该让你背着老四去读书,但我和你老汉要挣工分换口粮养活一大家人呀。我和你老汉是没让你吃饱过,但就是麻根煮的醪糟也全给你吃了,我偷吃一口天打雷劈,老子的心偏到哪去了?你划开我胸膛看一下!”

二姐顿时无语。

“幺儿,几子妹就你小时候吃得最少最差,也只有你吃过麻根。”母亲骂着骂着就哭了起来,“那时只有那个条件,我和你老汉只有那个本事,娘对不起你。”

母亲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二姐也跟着掉泪。之后,母亲钻进了厨房,单独给二姐熬了一碗醪糟荷包蛋,母女俩又有说有笑起来。

其实我知道,这么多年以来,母亲心里一直觉得愧对二姐。哪怕二姐嫁给了一位军队转业干部,小日子过得不错,母亲仍然每隔三四个月就要去她家一次。每次去,母亲总要提前煮一盆醪糟,没有糯米就用苞谷米。她背着这盆醪糟,要走一天的山路才能到二姐家。

后来,我到区中学读书,学校离二姐夫工作的供销社有五六公里,给二姐送醪糟的任务自然就落到了我的头上。每周日早晨返校的时候,母亲给我装一罐咸菜、一罐醪糟,又让我给二姐也捎一罐,可我并不情愿——我家离学校有三十多公里远,全是爬坡下坎的山路,不紧不慢要走一天。途中肚子越来越饿,背上的东西也越来越沉,而且到校后,我还要逃半天课去给二姐送醪糟。有时我赌气拒绝,母亲就不准我带自己的那罐醪糟去学校。没办法,我只能窝着一肚子气,背着两罐醪糟离开家——这些内情,二姐并不知道。



3


1975年年初,43岁的母亲又怀孕了。当时国家早已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但在基层执行起来十分困难。父亲是大队会计,公社干部三番五次上门做他的思想工作,要他“发挥乡村干部带头作用”。父亲是个耙耳朵,在家做不了主,公社书记就对我母亲抛出了“诱饵”,承诺只要她去引产,就将我父亲升为大队的队长(后来的村长)。

回忆起这段往事,母亲忍不住感慨:“要说我不想你老汉升官,那是假话,他是寨子里第一个读过初中的人。解放那年你爷爷去世,你奶奶逼着他这个老大回家帮忙拖(抚养)五个弟弟妹妹,才回来几个月,乡里领导又安排他到酉阳剿匪,去酉阳三四个月,你奶奶天一封信、地一封信催他回家。母命难违啊,他回来后,乡里让他当大队会计,一直干到包产到户。如果那时他当了大队长,早就当乡干部了,后来当县干部都有可能。”

那时母亲已经怀孕五个月多了,要把那么大的胎儿拿掉,她实在不忍心。才三岁的我经常听到她和父亲讨论这件事,就问母亲:“什么是引产?”母亲摸着鼓起的肚子说,引产就是把娃儿生出来。我一直想要个妹妹,就让母亲赶紧生妹妹,母亲说大官不准她生,“生出来要送人”。我立即哭着说“不准送”。母亲又说,妹妹生下来也没有吃的,要饿死。我说,“让妹妹吃我的,我饿死”。母亲听罢,抱着我哭。

为了父亲的前程,母亲还是决定去引产。负责做手术的医生叫孙卫素,是我的一位本家嫂嫂,她一边准备手术器械,一边劝母亲:“大娘,计划生育只是说说而已,又没逗硬,都五个多月了,生嘛,管他是来讨债的还是还债的。”

母亲推说自己年龄大了,怕生产时母子有危险。嫂嫂说:“四十几岁生娃儿的又不是你一个,哪个不是像解大手一样简单?都生了五六个了,怕啥子?”

母亲又说自己生产之后肯定没有奶水,怕喂不活这个孩子。嫂嫂说:“大的几个都是你用醪糟喂活的,这次没有奶水,照常可以喂醪糟,我送你五斤糯米!”

然而,这番劝说还是没有“大队长”的诱惑大。母亲轻轻抚摸着肚子很久很久,慢慢躺上了产床。就在嫂嫂排完针管里的空气,准备扎针的那一瞬间,母亲突然变了主意,她翻身下床,出门对我父亲吼道:“皇帝也没有我这娃儿金贵,何况大队长?生!”

父亲急忙扶着母亲认错,说自己根本就没想过当大队长,是怕家里孩子多了累着母亲,“生就是”。

当时公社领导正满怀希望地等候在医院门口,甚至把给区公所报喜的文稿都写好了。得知他俩临时变卦,领导气得破口大骂,说我父亲不顾大局、鼠目寸光,“马上撤你的职!”

尽管如此,几个月后,我家老幺还是顺利出生了。

因为多次生育,母亲的身体早已被榨干,她的乳房果真只象征性地鼓了两天,根本不流奶水。好在那会儿我家的条件已经好些了,母亲就用糯米做的醪糟喂老幺,从没断过档。于是,老幺小时候肥得滚圆,摔倒了都很难靠自己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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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孩子多了,父母身上的担子就更重了。为了挣点钱补贴家用,他们决定去镇上赶场卖醪糟凉水。

那时候,乡场简直是我心目中的“圣地”。那里比我家所在的寨子大出许多倍,上百栋草房子错落在一起。每逢公历3号和8号,就有人在乡场上卖耗儿药、跌打药和各种稀奇玩意儿,到了晚上,百把户人家一起点燃煤油灯,夜景十分壮观。自从被父母背着去赶了一回场后,我便天天缠着母亲要上街。

1976年,我4岁了,母亲终于答应带我去赶场了,但前提条件是要我自己走去。那天父亲用背篼背着老幺,肩上挑了一副木桶。母亲用背篼背起一盆醪糟,盆上插了几支筷子,撑起了一块洁白的纱布。我跟在父母身边走了个把小时的山路,终于到了。

我有个伯娘住在乡场,她早就用一张方桌帮我母亲占了个好位置。母亲放下背上的醪糟休息片刻,父亲却还不能歇着——离伯娘家公把里的“高涧沟”有一眼常年不断的山泉,夏天泉水冰沁刺骨,父亲要去那里挑泉水给母亲用。等把水交到母亲手里,父亲又要背着老幺到公社对账,心里估摸着泉水快用完了,就再去“高涧沟”挑一担。

乡场的海拔低,只有300来米,夏天来赶场的人摩肩接踵,街上热得像锅上的蒸笼。母亲的醪糟凉水卖四五分钱一大碗,里面有三勺干货、三勺“浮子”,凉水免费管饱。那种天气,谁都想凉快一下,自然有“富人”愿意买。

那时街上没有餐馆,就算有,父母也舍不得带我去吃。中午不到,我就饿得肚子咕咕叫了,缠着母亲要一碗醪糟喝。母亲说醪糟要卖钱,总是给我一碗凉水,最多滴一勺“浮子”在里面。我一口气喝完,之后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咕咚咕咚”地喝醪糟,自己则“咕噜咕噜”地吞口水。

到了下午四五点钟,街上的人越来越少,母亲的醪糟终于卖完了。她用凉水冲洗装醪糟的盆,涮出了十几粒米花和淡淡的糖水,大方地喊我吃。我也学着“富人”们的样子“咕咚咕咚”喝起来,但这样一来,我回家途中起码要屙四五泡尿,到家时人都要虚脱了。

收了摊,母亲就走向不远的米市买糯米(她卖醪糟从来不用家中的米,说这样才赚得明白)。说是米市,其实就是几个农民背了几斤米,蹲在泥巴路边急等着换钱。快散场时好讲价,母亲盯的就是这个当口。

母亲做一盆醪糟一般要用五六斤糯米,糯米五六角钱一斤,做好大约能卖一百碗,毛收入有四五块钱。如果不计劳力、摊位、柴火等成本,母亲卖一场醪糟凉水可以赚两块钱左右。

就是靠着这门不起眼的小生意,父母才有余力供我们几子妹读书。



4


随着赶场的次数越来越多,我的“醪糟瘾”越来越大,母亲却抠得很,于是我本能地就想到了偷——偷吃醪糟是有技巧的,万万不敢动表皮,我经常用长柄瓢伸进出“浮子”的糯米孔,在里面弯来绕去,舀底下的干货吃。其实母亲早发觉了,但看我不是很过分,就一直没有揭穿。之后她悄悄把孔洞做小,家中的长柄瓢伸不进去,我一次也偷不了多少。

我六岁那年的夏天,“醪糟瘾”又犯了,就从三叔家的油罐里偷了一把小小的长柄瓢,接连舀了三大碗干醪糟吃。可等吃完我才发现盆里的“浮子”已经下去了二指,我立马慌了——因为母亲煮醪糟的技术堪称一流,每次出的“浮子”都能装满盆,甚至溢出来。担心露马脚,我急忙从水缸里舀了两瓢水倒进了醪糟盆里。

我家吃的是从山上引下来的泉水,恰巧那几天下暴雨,泉水浑浊。到了第二天下午,母亲发现一盆雪白的醪糟变成了茄子色,晶莹剔透的“浮子”也成了浑汤,还发出一股酸臭味,当时就断定是我往里面掺了脏水。

我刚下田捉鱼回来,身上只穿了一条内裤,母亲见了我,一脚将我踢倒在地,随手抓起撵猪的竹鞭杆劈头盖脸地甩起来。我身上顿时布满了拇指粗的血印,痛得在地上翻滚,发出杀猪般的嚎叫。

“醪糟卖了才能给你哥生活费,他回来拿么子?老子把你杀了卖肉。”母亲打断了竹鞭还不解气,又抓起了柴刀。三叔闻声跑来拉住母亲,我赶紧跑进屋后的密林,母亲在我身后破口大骂:“跑了就莫回来,老子抓到你,不打断你脚杆手杆人都不叫!”

树林里的蚊虫、蚂蚁循着血腥味叮咬我,我不敢拍打,怕母亲寻声而至。天黑后我还是不敢回家,眼睁睁地看着父亲、三个叔叔和隔壁几个哥哥姐姐打着火把从我面前路过,他们扯声卖气吓我,或者喊我回去,我连大气都不敢出。到了半夜时分,母亲在屋角哭喊:“幺儿呢,回来吧,娘保证不打你。”

又过了好一阵,寨子上几乎看不到亮灯的人家了,我突然想起附近有十几所荒坟,怕僵尸、野鬼出来抓我,就急忙悄悄回到屋角,却还是不敢进屋。家里人还没睡,父亲在责怪母亲不该下那么重的手:“老六还是一个娃儿,馋嘴是天性。”

母亲嘤嘤嗡嗡地哭,说:“老四马上回来拿生活费,卖不了醪糟拿什么给?我当时气昏了头。”四哥是我们寨子里的第一个高中生,他在区中学读书时,每周大约需要一块五毛钱的生活费。当寨子里的其他父母都说没钱送孩子读初中时,母亲却靠着一碗一碗的醪糟凉水把他供到了高中毕业。

我故意咳了两声,母亲惊呼一声“老六”,立即冲出了屋。她一把将我搂进怀里,汩汩而出的眼泪滴在我的脸上,又流进了我的脖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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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四哥高考落榜了,回家务农。1981年秋,母亲的肚子突然肿得像孕妇,亮晶晶的,似乎是得了肝腹水。那时寨子里已经有4个人因肝腹水去世了,向来不认命的母亲也失去了信心,她说:“认命,我不医了,节约几分钱送老六和老幺读书。”

四哥不答应,他和父亲一边请木匠打棺材,一边四处借钱。借遍了所有亲朋、卖掉了家里除房子以外所有的物件,还是没有凑到多少钱,因为他太年轻,乡信用社连10块钱都不同意贷。

正在走投无路之际,乡综合商店的王伟经理被四哥的孝心感动了,主动借给我家50元钱。之后四哥强行将母亲送到湖北恩施医院、黔江县医院治疗,把母亲从阎王手里抢了回来。



5


母亲病好之后依然不能歇着,她还是按时去赶场,为我和老幺挣学费。

80年代中期,乡场通了电,街上好多人家都买了冰水机摆在街边,只要灌入自来水,加几瓢色素,花花绿绿的冰水就会在玻璃缸里上下翻滚,接一杯下肚,酷热顿时烟消云散。母亲的醪糟凉水生意一落千丈,她不得不放手。可我和老幺一个上初中,一个小学即将毕业,都需要用钱。母亲马上买了两只本地黑母猪,养大后让它们生崽,一年大概能卖四五十只小猪。没有饲料,母亲就用苞谷煮醪糟喂,醪糟催膘,我家的猪儿个个肥得滚圆,很多人预定,根本不愁卖。

可好景就维持了一年多,我们老家有个人在县畜牧局工作,他给他父母拉回了一公一母两头外国白猪,那猪出奇高大、健壮,卖小猪时,那家人将猪爸猪妈一起赶上猪市坝,赶场的人像看西洋镜,没赶场的人听说后也绕山绕岭来看稀奇,他们一出场,就抢走了母亲的生意。

母亲心焦却又无可奈何,那段时间,她随时随地都紧锁着眉头。后来她离开了猪圈,又泡在了地里,她开始种菜,种大量的菜。

一天,母亲装了一罐醪糟让我送给侯姨嬢——她是成都工程队食堂的炊事员,这个工程队正在修我们乡政府的办公楼。我说人都不认得,送她不如喂狗。母亲说人家从大城市跑到乡旮旯不容易,她在乡场卖醪糟凉水时和侯姨嬢结识,因为两人同姓,侯姨嬢喊她姐姐。后来,母亲又让我给侯姨嬢送过几次渣海椒、咸菜等土货。

个把月后,侯姨嬢到学校教室找我,让我母亲送200斤老南瓜去工程队食堂。这以后,侯姨嬢又经常让我家送菜,而且菜款现结。我这才明白,母亲送醪糟、土货原来是在“公关”。

母亲成了寨子里的第一位“菜农”,但看到商机的人不止她一个,之后街边有十几家人也开始种菜,竞争十分激烈。母亲又掏出了自制的醪糟,三不两时地送给学校、乡政府、供销社等单位的领导、食堂师傅。为了还点人情,他们就点名买我家的菜,无论要多要少,母亲绝不敷衍。在其他菜农还需要买家采购的时候,母亲已经做到送货上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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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我从涪陵农校(中专)毕业,老幺也高中毕业了。但他高考只考了300零几分,父母要他到县高中复读,好话歹话说了个把月,老幺就是不去,他心疼母亲赚钱辛苦,准备出去打工养活自己。

一天晚上,母亲撮了一箩篼苞谷,让我和老幺磨成面做猪饲料。我和老幺嘻嘻哈哈地推磨,母亲在一旁添磨,聊着聊着,就讲到了“针下留老幺”的那段往事。

母亲漫不经心地说:“老幺,你没来之前,老六的醪糟一天两三顿,你来之后,老六三不两时才喝一小碗,有时还要加水,其他时候和我们一样吃苞谷、红苕。可你想什么时候吃醪糟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老六为你挨了不少打。”

我也记得那一次,母亲用小瓦罐煨了一罐醪糟,让我喂老幺,我心里嫉妒,不仅偷吃,还打了他。正在炒菜的母亲心疼老幺,提着锅铲就冲了过来,如今我的小腿上还有一道锅铲砍伤的疤痕。

听母亲这么说,老幺似乎有所触动——他能来到这个世界上,能健健康康地活着,不仅是父母,哥哥姐姐也都为他付出、牺牲了很多。他想了想,答应不去打工了,决定以后在家务农。

“我生你们几子妹都差点饿死了,还不是用醪糟把你们喂活了。”母亲先是吼,接着又哭,“哥哥姐姐都是我卖醪糟凉水拖出来的,他们都拼起老命出来工作了,命运命运,你顺它就是命,你斗它就是运,你就这么心安理得地认命?”

老幺无话可说,当即答应复读。

去县城上学的那天,母亲装了两罐醪糟给老幺带上,又送他到街上赶车:“醪糟是你的福星,每天早中晚各喝一碗,一定能考上大学。”

1995年,老幺高考考了543分,被四川师范大学录取,成了我们寨子里的第一个本科生。班主任问他一年涨200多分有什么秘诀?老幺笑着回答:“别人喝牛奶,我喝醪糟,醪糟的补脑作用绝对强过牛奶成千上万倍。”说着说着,他突然泣不成声:“每当我来不起时(想放弃),就想到母亲卖醪糟凉水养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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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几子妹间,有老幺这种想法的,绝不是他一个。

90年代末,二姐夫下岗了,二姐带着他在镇上开了家商店,一边卖副食,一边卖农资。二姐夫当兵打仗时伤了耳朵,听力不好,进货送货都是二姐的事,为了赶时间、省费用,二姐经常饿着肚子跑省城、跑县城,亲自当搬运工。

左邻右舍调侃她:“老板娘,累坏了身子,老公要起二心啰。”二姐总是笑着说:“力气使了力气在,这个比我母卖醪糟凉水拖我们轻松千倍万倍。”靠着这个信念,二姐家的生意逐渐在当地做得数一数二。

四哥也没有一辈子在家务农。他后来当了村干部、乡干部,考进了县农业局,如今成了高级农艺师、果树专家。虽然事业小有成就,但他还是离不开土地,承包了数百亩果园后,他长期在田间地头穿梭。我们都涮他:“苦了这么多年,如今腰缠万贯都要退休了,耍一下嘛!”四哥说:“我又不是耍不来,屁股一挨板凳,母背着醪糟凉水爬坡上坎的影子就出现在眼前。”

1999年,老幺大学毕业了,他以笔试面试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县国土局。参加工作后,他继续保持着当年复读的那股拼劲,先后通过了房地产经济师、房地产估价师、注册会计师、一级建造师等从业资格考试。他29岁那年就由副科升了副处,任过4个区级部门的领导职务,2016年他辞去了公职,在北京、武汉、成都等地的上市公司任高管,如今自己开了公司,干得风生水起。



6


1994年我考进了县公安局,去老荒溪派出所报到前一天,回家看望父母,才知道母亲患上了重感冒。恰逢次日乡小学、乡政府需要百多斤白菜,我立即接下了母亲的担子。

第二天,我来回挑了两次才按时把菜送达,母亲背着剐下来的菜叶子送我到黑溪大桥头赶车。只见她从菜叶子中掏出了一罐麦乳精瓶子装的醪糟,怯生生地问我:“带起走不?”

在母亲看来,我已经端上了“铁饭碗”,她做的醪糟土里土气,我可能怕同事笑,不愿意带去单位。我懂她的心思,毫不犹豫接过来塞进牛仔包,说我以后会每月回家拿一次醪糟。

2010年,我考进了省厅。经济条件好了,从高山大盖吃到了县城、省城,几乎把《辞海》里有的食物都吃得差不多了,但哪天不喝几口醪糟,我就会睁眉鼓眼到半夜都睡不着。哪怕家离得更远了,我还是要每个月驱车回去拿母亲煮的醪糟。

我曾写过一首打油诗:“油盐酱醋葱蒜姜,锅边手艺好文章。吃厌人间珍馐味,还是我娘醪糟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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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国庆,我带着老婆孩子回老家陪父母过节。10月3日晚上,父母召集几子妹吃饭,四辈人,二十多个,挤挤的两桌。饭前,母亲煮了两盆醪糟汤圆,大家推推搡搡地争抢,三个曾孙嚷着没吃够,母亲又将自己的那碗让给他们,一口汤也没喝。

想到次日县城赶场,我让母亲到农贸市场买点粬子、老糯米,给我煮一钵返程时带走。煮醪糟的粬子有传统粬子和现代酵母之分,传统粬子是用中草药配制,赶场天农贸市场偶尔有卖,酵母副食店都有,但我们几子妹一直觉得传统粬子煮的好吃得多。糯米也有“竹丫糯”等传统品种和杂交品种之分,“竹丫糯”不可多得,要靠运气碰。几十年来,母亲坚持用传统的材料和甑子煮醪糟,那种味道是电饭锅做不出来的。

哪怕母亲早就把煮醪糟的手艺传给了我们,但我女儿一直认为我煮的没有奶奶煮的好吃,经常让奶奶煮好后带到重庆。她即将要去英国读大学了,怕英国没有醪糟卖,就再三叮嘱奶奶务必等她到场了再开火煮:“我要把技术带到英国去,想吃就自己动手。”

我女儿是第一个找母亲学手艺的孙辈,看到自己的手艺又可以往下传一辈,母亲兴高采烈地答应了。她说粬子家里还有,但没老糯米了:“这几天我一直感觉嘴巴发苦发咸,明天早饭后我先去抓中药,然后去买老糯米。”

10月4日一大早,我先去高速路口接朋友,特别叮嘱母亲等我送她去市场。我刚到地方把车停好,照顾父母的保姆就打来电话,说母亲躺在阳台的休闲椅上“喊不答应了”。母亲有饭后睡“回笼觉”的习惯,我以为她睡着了,就让保姆再喊。两三分钟后,保姆打来电话,哭着说:“弟,拐哒拐哒(糟了),打都打不醒。”

返回不过20分钟的车程,急救中心和母亲家也只有一街之隔,等我飞奔过去时,医生对我摇了摇头,让我准备后事。我不死心,央求他们再尽力。两个医生轮流按压了10多分钟,母亲仍无反应,她们扳开母亲的眼皮,用电筒照射,瞳孔早已散大。

我这才确信,母亲抛下我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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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我们几子妹把母亲送回了老宅。

给母亲穿戴时,父亲让我们将他推到旁边看着,说:“你们爷爷解放前几个月去世,奶奶拖不活五个小的,就说服你们娘过门结婚,帮忙拖你们的叔叔、嬢嬢。那时你们娘才十八九岁,自己都是娃儿。作为长嫂,她靠卖醪糟、卖泡粑将两个嬢嬢、三个叔叔养大,他们成家后才分家单过,之后还要拖你们这一窝窝……”父亲哽咽起来,抱着拐杖老泪纵横,“你们娘没跨过学堂门槛,却是成家立业、养儿育女的大知识分子。”

我以前朦胧听说过这件事,父亲这一讲,我的泪水再次决堤。

“祭文你们几子妹商量着写,要把你们娘用醪糟撑起这个家的事凸显出来。我百年归天后和你们娘埋在一起,她坐大的边,我坐小的边(左为大,右为小)。”父亲又叮嘱:“献()饭时,一定要加一碗醪糟。”

土家苗寨的丧葬风俗和祭祀仪式里,我从未听过、未见过谁家用醪糟作祭品的,可我们就这么干了。我们按照本地风俗给母亲做了四天道场,那四天,父亲一直坐在母亲的灵柩旁,一日三餐献饭时,父亲就轻轻拍着棺盖喊:“老侯,饭熟了,吃吧,醪糟管饱。”

10月8日,母亲入土,我们在她的棺材旁边埋下了一坛醪糟。


编辑 | 罗诗如     运营 | 梨梨     实习 | 吴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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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2-3 06:37 PM | 显示全部楼层

人生如一锅卤鸡,时间锁味,无可更改 | 人间有味

 索文 人间theLivings 2023-02-03 07:05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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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一身孤勇,到而今意气全消,才发现不可掌控的如此之多,越来越心生敬畏,敬畏未知,敬畏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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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golo




游走在街巷的胖子美食家 | 连载



张文的岳母有只卤坛,那坛卤水倒不是老的,每次放料现熬,骨汤打底,八角、草果、香叶、桂皮、干姜、干椒一应香料包个纱包扔进坛中,加酱油,猪蹄、猪肝、猪耳朵,洗净了扔里头,熬够时间,便是一坛喷香可口的卤味。捞出现切,撒上蒜碎、椒碎、葱花、香菜,再淋上些芝麻油一拌,堆在盘子里,如春山般,褐色山体开满绿叶红花。

但最让张文上瘾的卤味,却是姨妈家的卤鸡。三十多年前,追随着姨妈的工作迁徙,从醴陵到浏阳,那一味卤鸡一直是姨妈家家宴上的招牌,招待贵客时,才舍得做一餐的。

鸡用的是一岁幼嫩的走地鸡,整只投入卤锅中,配上姨妈家的秘制卤料,大火转小火,煎中药一般慢慢熬,浓郁的卤香夹杂着淡淡的肉香从厨房里钻出,逐渐弥散在整个房间,再在单元楼里乱窜,邻居们便都知道了,老杨家要来贵客了。

如果只是张文一家去做客,张文会得到一只鸡腿,小手擎着张嘴便咬,平日里猪肉都吃得少,何况是鸡,鸡肉都是瘦肉,炖烂了,嫩又香,一口咬下,满嘴咸鲜,入口消融,不及细嚼,顺着嗓子眼便滑进肚里了。

张文觉得别说是吃一只鸡腿,就是一只整鸡也不在话下,但母亲早教过了,做客要讲礼性,给他一只鸡腿已是看重,不能顶着一个菜吃,何况,卤汁泡饭也极好吃,这是母亲不会管的,一勺不够可以舀两勺,浓稠的卤汁给饭染上诱人的褐色,扒进嘴里,是肉汁的鲜咸裹着饭粒的糯甜,不必就菜,张文都能扒下三碗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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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吃到姨妈家的卤鸡,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张文随父母坐小火车去醴陵探望姨妈。

醴浏铁路,是一条窄轨火车,东接浏阳东乡永和,南到醴陵黄泥坳,这趟火车,张文老早就坐过了。张文的祖父母在永和,每年年节回乡,必坐这架小火车,摇摇晃晃的没个准点,途中经停站点又多,时常上午发车,晚上才到。张文对它很不满,问母亲,母亲却似寻常,“它是运矿石的,东乡的矿运到醴陵,再去转大火车,载客只是搭头,”母亲拍了拍张文的肩,“不着急,回去也是歇,总会到的。”

那时的张文几岁大,对于母亲的说法只是懵懂,自己的家明明在城关镇,去祖母家是回去,去外婆家也是回家,自己家更不用说,她还经常说回去上班,哪哪都是家。还有“歇”这个字,张文知道指的是休息,可是母亲到哪都会做事,抢着干活、做家务。可能在母亲的意思里,不上班就都是休息吧。

母亲起意去看姨妈,是在一个夏日,为这事,她与父亲商量了几日,盘算了带哪些礼物,又特意去了趟七里桥,问过外公、外婆和舅舅们,要不要搭什么东西过去。姨妈去年没有回乡,父母兄弟们都挂念。

此番去七里桥,母亲是带着张文的,外婆闻得来意,便着大舅去张罗,一桩桩交代。外婆惦着姨妈爱吃红薯片,新收的红薯已经切片凉好了,正好母亲来,二人便在老屋前坪摊上席,晒起了红薯片。

母女二人一边做活一边闲话,说起姨妈家两口子,张文听不太明白,只晓得姨父怕姨妈,被姨妈收拾得服服帖帖,“你老妹吃住他,”外婆告诉母亲,“有一回两口子吵架,你老妹躲在学校里去歇,他寻人不到,第二日坐火车来浏阳,深更半夜走到我这里来敲我屋里的门,担心得要死。”外婆笑着说,“我是冇告诉你,这回过去了你寻着机会说说你老妹,脾气莫太大,男人还是要给点面子的。”外婆拍拍手,“还有啊,去城隍庙求个符,给你妹妹带过去,她人在醴陵,籍在本地,还是归城隍老爷保佑的。”

母亲应了。

这是张文母辈家的传统,外婆和他的孩子们都笃信神灵,讲究遇庙烧香,会给自己的孩子摸三庚,会求得灵符给孩子们贴身带着。这样逢遇困境与艰难时,有周天神佛的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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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坐上南去的小火车,正是夏日上午,母亲大包小包挂了一身,父亲更甚,索性一根扁担挑了物资,自家行李极少,都是走亲戚的礼,多是吃食,外婆自家养的鸡都捉了两只,绑脚吊着,那两活物知道此行凶险,扑棱着翅膀,万般不甘。

张文七八岁大,体质弱,小火车摇摇晃晃,逢站必停,人又多,夏日开了窗,车厢里还是一股子汗味,三人上车早,有座便排排坐了,母亲将靠窗的位子让给张文,抱鸡婆一般地护着他,父亲坐在靠走道,护着堆起来如小山般的礼物,活鸡在座位底下扑腾。它们吓得不轻,一股鸡屎味慢慢地在车厢里弥散开来,并没有人在意。

才过了几站,张文的新鲜劲就过了,晕起车来,母亲似早料到了,拿出风油精来给他擦太阳穴,又给他吃梅子,拉着张文的手跟他说话,分散他的注意力,母亲说醴浏铁路没修到浏阳时叫醴南铁路,原来的轨道是陶瓷的,全世界都只有一个,后来通了浏阳,要运矿石,陶瓷轨道撑不住重了,才换的铁轨,张文且听着,强撑到半道,终于还是吐了。

小火车铿铿锵锵一直从红日高照摇到夜幕低垂,张文开始以为它会一直没有尽头地驶下去时,终于到达了终点站,姨爹在站台接他们,矮矮胖胖的,一脸憨态,眼睛却尖,张文一家下了车还没打望,他就一溜烟地跑了过来,“姐姐、姐夫”憨憨地喊,笑得眼眯起,一把夺过父亲的扁担,又接了母亲几个包,转身就走,似乎挑了一堆棉花,雄赳赳地走在前面。

张文跟在后头,好奇地打望,走进了姨爹的城。



2


姨爹的城里屋宇相连,远近高大的建筑多隐在黑暗里,有些车间还亮着灯,听得见机器的轰鸣,再远处,是一排排亮着灯的楼,宿舍区。母亲说因为这边既是终点站,又是转运站,浏阳小火车运来的矿石,从这里转运上浙赣线的大火车,所以这里有火车维修与转运的各种车间,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人,“你姨爹以前在部队是雷达兵,后来又在兵工厂造鱼雷,响当当的八级钳工,很厉害的啊。”母亲说。

小火车一天的折腾让张文不胜其乏,姨妈整饬了一桌好菜,他都吃得无精打采。姨妈笑他是个假胖子——虚胖。他有些不好意思,姨妈的女儿,菁表妹才五岁,粉嘟嘟的脸,两只总角辫,因年岁近,往年回乡都是张文带着玩,所以跟张文这个表哥特别亲,攀着桌子一个劲地给他夹菜,她的话是带着醴陵腔的浏阳话,又脆又甜,姨妈在家没少教她,两地方言发音本就相似,醴陵话张文也听得懂的。

张文最心疼这个妹妹了,不肯拂了她的意,就着菜勉强吞下一碗饭,打叠着精神陪着她玩,拼积木,垒房子,垒好了又推倒,积木倒一地,菁妹妹便咯咯地笑,张文又摞起来,一直玩到她到点回屋睡觉。

姨妈家的宿舍楼在三楼,二室一厅,收拾出一间给他们一家三口,姨妈带着菁妹妹住另一间卧房,姨爹便在客厅打地铺,到真正睡觉了,张文才明白姨妈为什么要姨爹睡客厅,他打起鼾来,可是震得门板子都嗡嗡响的。张文仿佛又回到了小火车上,身下的床板子都似在摇摇晃晃,火车的汽笛不停地响,他无可奈何地睡着了。

第二日,张文睡到了日上三竿,被菁表妹拍着脸叫醒,醒来盈鼻的香气,焦香,姨妈在炸红薯片呢。

“假胖子”在早上恢复了胃口,吃下一大碗面,菁妹妹爬上椅子,攀着桌子盯着他,她穿着胸前有朵小红花的圆领白色小衫,有些旧了,但挺整洁,张文看着眼熟。

“文哥哥,你快点吃,我们去买冰棒。”菁妹妹小手拍着桌上的一个大大的保温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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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爹的城像迷宫一般,宿舍楼一栋接着一栋,食堂、电影院、学校间缀其间,菁妹妹抱着保温桶走在前头,张文要替她拿,她不肯,小小的身子抱着大大的桶,身子略后仰,小肚子卡着桶的下沿,手里还攥着冰棒票,跟她爸爸一样,也走得赳赳的。一面走,一面咿咿呀呀地说着。

“文哥哥,电影院里放电影啊,没有小孩子看的。”

“食堂的菜可以打回来吃的,爸爸去打,用餐票。”

“妈妈就是在那个学校里教书,明年我也去上学了。”

打到冰棒往回走,菁妹妹就抱不动了,张文替她抱着,保温桶里装着六支冰棍,张文提议他们可以先吃。

“不可以,”菁妹妹瞪大了眼睛,“要回去,一起吃的。”

还没到家,楼道间便听得又尖又厉的人声,进得门去,是姨妈在骂姨爹,姨爹低着头坐在靠椅上,像做错了事的小学生。父亲躲进了房里,母亲在劝,原来姨爹拿着鸡到外头去杀,肚肠内脏一概不要了,都丢了。姨妈不肯,一定要他去寻回来,鸡肝、鸡胗都是好东西,鸡肠、鸡心也是能吃的。

姨妈骂起人来确凿像个老师,在张文看来,姨妈此刻有点像自己小学隔壁班的那个班主任,看着小小巧巧的,凶起来好大的能量。菁妹妹却安之若素,似习惯了,保温桶打开,拿出一根冰棒,递给她的爸爸,“吃咯吃咯,要化了。”她剥开包纸,将冰棒往她爸爸嘴里塞,姨爹咬了一口才接坐,憨憨地抿着嘴笑,轻轻地摸了摸女儿的头。

“文哥哥我们也吃,”菁妹妹自顾分配着冰棒,“妈妈讲一会儿就不讲了,她要搞饭吃了。”

姨妈停了声,她有些错愕,母亲在一旁一拍她的肩,“你女都比你懂事些,一件小事总说什么嘛?”母亲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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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无事,姨爹提议,带着大家去河里游泳,自家一辆自行车,姨爹又寻同事借了一辆,与父亲带着两个小孩,去渌江。

他们寻着一个浅滩处下的水,一棵大树斜斜地生长,如半支断桥横倚在水面之上,满树青绿是自然的荫凉,下了水,渌水清且凉,张文雀跃不止,没有游泳圈,只敢在浅处玩,妹妹已经会游了,追随着她的父亲游向深处,姨爹是个大胖子,一身肥肉,阳光下刺眼的白,游得极快,妹妹在后头唤他,他才停一停。

父亲就在张文不远处,他不敢游太远,终究还是回头来看着张文,他自己也是野路子学会的,并不会教,托着张文的身子,“用脚踩,踩着踩着就浮上来了。”这哪里教得会?

姨爹游了回来,“扔到水里,呛两口,就会了。”姨爹打趣,父亲认了真,“呛不得,他小时候水豆腐呛过气喉呢。”

“我们去河中间,”姨爹哈哈一笑,伏进水里,示意张文趴到他的背上去,“勾住我的脖子,不要松。”

姨爹驮着张文箭一般地往江心游去,水花飞溅,破开的流水如绸如棉,划过身体,张文兴奋得哇哇大叫。后来看电视,张文看到一种叫江豚的生物,也是肥又圆,在水中游得极迅速,看它破浪的姿态,让张文想起了姨爹的泳姿。

游完泳回到家,进门便是一股异香,那是肉香中夹杂着卤料的香味,香气来自灶火上的一只瓦罐,张文顿时饿了。

待得晚饭上桌,张文便有些迫不及待,桌上菜色琳琅,正中一个大碗,里头伏着一只整鸡,褐色的身体,油光锃亮,姨妈掰了一只鸡腿给张文,张文抓着就咬,鸡皮软糯,鸡肉嫩滑,火候到了,卤味洇透了,软烂多汁,入口消融,张文似猪八戒吃人参果一般,一个鸡腿很快下了肚,姨妈又要掰个鸡翅给他,被母亲按住了,“小孩子不要惯着。”母亲给张文舀了一勺卤汁,“拌着吃,几好吃的。”

张文依言拌着,饭粒也洇染成了褐色,扒上一口,肉汁包裹着米饭,又香又糯,入口咸鲜,余味清甜,张文吃了一碗又一碗,把自己吃撑了。

这是张文第一次吃卤鸡,鸡肉的味道与颠簸的小火车、清澈的渌水和姨爹的城一起烙印在张文的脑中。



3


张文是独子,父亲家中三代单传,母亲家中倒有五兄妹,三男二女,因此他的兄妹只有表亲,年纪隔得最近的就是菁表妹和欣表妹,大约是母亲和姨妈姐妹亲,所以张文和菁表妹也亲。

醴陵张文没有再去过,虽然时时与母亲念叨,母亲却总说单位上忙,没得时间。而姨妈回乡的次数却也越来越勤,每次都会带着菁表妹,来了便交给张文带,表妹便做跟屁虫,跟着张文,一口一个“文哥哥”,许是在陌生环境,她全无在醴陵那般小大人般的情状,显得拘谨又羞怯,时时要哥哥牵。张文带她出街,玩电子游戏,不多的钱买几个币,让一半给表妹玩,对于当时的他,已经是非常舍得了。

又过得几年,张文还在想念姨妈家的卤鸡,姨妈一家却回了浏阳。

这一次,姨妈的强势风格再一次显现,她不想待在醴陵,她总想家、想亲戚,决定调回来,她自己有能力,领导上也看重,居然让她办成了,调回了醴浏铁路在浏阳的机关,做机关秘书。姨爹无可无不可,他有技术,进了机关的电工班,菁妹妹也回乡上学,单位给分了一套房,在机关宿舍的二楼。

那已经是八十年代末了,母亲陪着姨妈跑上跑下,收拾房子,前任房主并不爱惜,灶台坏了,得重新打过,墙上有霉点,要重刷一遍腻子。还得添置物件,旧房子的家具搬过来了些,还得托人再打几样,姐俩不着急,慢慢弄着,砌积木一般,今日一桩,明日一桩,渐渐就有个家样子。

腊月二十四,过小年,姨妈在家里弄了一大桌饭菜,接了外公外婆来,兄弟姊妹都来了,连带着家中小辈,站的站、坐的坐,围了一大桌,给姨妈家暖房,顺带过小年。

琳琅一桌饭菜,正中一盘卤鸡,浓香扑鼻,张文人小手短,夹不到,母亲给他夹了一块鸡胸肉,这鸡是姨妈剁大块后,用高压锅压的,炖得稀烂,鸡肉入了味,鲜香糯软,余味甘甜,但鸡胸肉丝丝绊绊的终究有些柴,张文吃着嘴里,盯着碗里,眼睁睁地看着姨妈夹起一个鸡腿,放进外公的碗里,又将筷子伸进碗里翻。“鸽妹子,我自己夹。”外婆懂她的意思,摆了摆手,姨妈便停了动作。

一大家子和乐融融,张文胖,占地方,母亲给他把菜夹得堆起,让他去旁边吃,腾出位置给大人,张文盯着那个卤鸡碗,看着鸡肉慢慢变少,有些着急,嚷嚷着让母亲再给夹一筷子,母亲没理他,倒是欣表妹攀上了桌子,筷子伸进盛鸡的碗里翻,翻出一只鸡腿,惊叫一声,开心地放了筷子用手拈出来便啃,得意洋洋,“你们都没发现!”

欣表妹是二舅的女儿,二舅有些尴尬,厉声道,“这是给奶奶吃的,别人都不夹,只你显聪明。”

“让她吃,让她吃。”外婆笑眯眯的,“小孩子吃长饭。”

那时候张文将将十岁,菁妹妹比他小两岁,欣妹妹又比菁妹妹小一岁。按外婆的说法,都在吃长饭。

“我是走不得了,”那一天外婆在饭桌上说,“你们要懂事,初一一早要去给老爷拜年。”她郑重地嘱咐自家儿女。(编者注:老爷,浏阳乡人对神佛的敬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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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惦记着那一口卤鸡,母亲到底是不会做的,那时候肉菜都金贵,母亲是起过意,找姨妈学的,可光有屠龙术,却没有龙。

张文随母亲去市场买过菜,买得一块猪肉或者两根香肠已是不错,家禽区都是绕着走,买只整鸡,得是年节,为避免浪费食材,不舍得轻易试卤,还是用自己拿手的,最保险的做法,清炖,汤鲜肉美,也可泡饭,可少了那份浓到极致的卤味,终究遗憾。



4


时间进入九十年代,醴浏铁路开始走下坡,这条小铁路客运终是副业,越来越发达的公路网,运力充足的汽车站,给小火车时时晚点的短途客运带来了冲击,而最大的打击并不在此。经过数十年的开采,永和、七宝山的矿产资源逐渐枯竭,醴浏铁路的矿产运量逐年下降,陷入亏损,员工工资都有些发不出了。

彼时,姨妈已经调整了岗位,被调到机关图书室做了一名图书管理员,整天守着几屋子的书,打打毛衣看看书。时代浪潮奔涌,各类新鲜物事接踵而来,录像厅、舞厅如雨后春笋,在小城涌现,连对面友谊商店的楼顶都开了迪厅,张文就随大表哥夜里去过,在友谊商店里,坐上小城唯一一架电梯上顶楼,看人们喝着冰镇啤酒,在迪斯科狂躁的音乐中摇晃着身体。

姨妈的图书室借书的人极少,张文是常客,接连几个暑假泡在里面,“这些书,你想要就拿回去,没人管的。”姨妈大方地说,一副当家作主的模样。张文终是不敢,母亲说过,不占公家便宜。

因为是双职工,姨妈一家生活日渐紧张,姨爹开始接接外活,好在姨妈兄弟姊妹多,互相支应着,磕磕碰碰地过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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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张文家的条件日渐向好,母亲舍得买肉了,鸡鸭也偶尔买一买,这个属大菜,不能独享,终究要喊姨妈一家来吃。

母亲尝试着做卤味,吃是好吃,却没有姨妈做得好,姐妹俩研究,火候不够,少放了料,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姨妈已经很久没做这道菜了,想起流程来也迷糊,香料配比是对的,白酒放了,炒的糖色也放了,那时候是舍不得底汤用骨汤的,全一样,为什么就差那么一点点呢?

终于有那么一回,姨妈似记起来了,问母亲,“你放了冰糖没?”

“不是炒了糖色吗?”母亲疑惑。

“糖色归糖色,放鸡进去时,再放点冰糖,是提鲜的。”姨妈说得一本正经。

“那你没说。”母亲与她争辩。

“做得少,忘记了。”姨妈有些不好意思。

“姨妈你怎么不多做做呢?你做的卤鸡几好吃。”张文在一旁搭话,他已经是大小伙了,上高中了,一脸的青春痘,变声了,说起话来鸭公嗓,只是好吃的毛病一如往常。

“我要存钱呐,”姨妈一脸的笑,“菁妹子争气点,我要供她上大学。”

“莫太省了,营养也重要,”母亲接过话茬,“只要她考得上,兄弟姊妹们都要帮忙的。”



5


在母亲断续的闲话中,张文终于知道,母辈们的俭省是一以贯之的,打小起,母亲给他买的衣服都偏中性,淡浅色,他穿小了,就给菁妹妹,菁妹妹穿小了,给欣妹妹,姨妈手巧,衣服上缝朵花,便是女孩的衣衫了。无怪那次去醴陵,看菁妹妹的那件夏衫眼熟,那本来就是他穿过的。

某次母亲去上海出差,买回来一件绒袄子,豹纹的,张文穿上身,像只肥肥的小豹子,这件衣服可金贵,传了四个人,张文穿过菁妹妹穿,然后给欣妹妹,一直传到小舅的儿子亚锋,十几年,大家都爱惜,竟没穿坏,都成传家宝了。

菁妹妹考上大学那一年,是在本世纪初,她被武汉的一所名校录取,全家族欢庆,姨妈在家里做了一大桌饭菜庆祝,正中一碗卤鸡,她又拿出了她的拿手绝活,黄褐色的一只整鸡,浓香扑鼻,张文自夹了一块鸡肉,还是最正宗的那个味,鸡皮软糯,鸡肉嫩滑,软烂多汁,入口即化,姨妈掰下一只鸡腿给外公。外婆已经走了,剩下那只鸡腿,没有人伸筷子。

“你要去庙里上个高香,这是老爷保佑我们家。”外公嘱咐,姨妈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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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暑假,菁妹妹随父母回了一趟醴陵,给姨爹那边的亲人报喜,他们坐的小火车。回来后,菁妹妹跟张文说起她从前住过的地方,菁妹妹说那里熟悉又陌生,随着醴浏铁路的败落,姨爹的城也败落了,许多人搬走了,空荡荡的。

2003年,难以为继的醴浏铁路终于关停,姨妈、姨爹双双下岗。机关院子在主城区,很快有开发商接盘,列入拆迁。

菁妹妹依旧乖巧懂事,几年的大学生涯没有让父母操过心,俭省得叫人怜,和张文依旧很亲,张文参加工作后,时常打电话给张文,一开始呼他BB机,武汉的号,张文肯定回,菁妹妹说的不过是些学校的事,室友之间的乐事与龃龉,还有男生跟她的表白,“想谈就谈,人要踏实,帅没用。”张文大咧咧地说,私心里,是他自己也不帅,这个先天不足让他对帅哥有偏见。后来买了手机,菁妹妹就直接打他手机了。

菁妹妹放假回乡,张文会去车站接,她愿意,就在长沙玩两天,住张文的宿舍,白天张文要上班,晚上带她出去玩,张文爱看电影,带她去看,菁妹妹不太会做饭,懒得搞又坐得住,张文不在家时,她便玩电脑、看书,中午蒸个蛋配饭吃,她做的蒸蛋是浏阳搞法,小碗敲两个蛋进去,切碎了青椒倾入,加盐调味,上灶蒸,一个菜,配一碗米饭。

“你以后嫁人,婆家会嫌死你。”张文开她玩笑。

“敢嫌我就莫娶我啊。”菁妹妹嗔道。

“那你有男朋友了没?”

“有个男生追我好久了,”菁妹妹撇撇嘴,“我看不上,他不上进。”

菁妹妹已经出落成大姑娘了,亭亭玉立,只是从小长到大,这个妹妹看得太熟了,打死他也不会承认妹妹漂亮的。只是看她穿得太寒碜,自己身上又有钱时,会带她去大商场置办几件衣服,“穿成这样,哥哥没面子。”张文嘴硬。

菁妹妹高兴得不得了,某次暑假,回浏阳,还穿着张文给她买的衣服,化了妆,去照相馆拍艺术照,等张文回去,还拿给张文看,照片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审美,人物角度倾斜,笼罩着一层柔光,“你恶不恶心!”张文看了大声嚷。

相较于菁妹妹,欣妹妹早早招工进入了社会,染得一身社会气,她与张文一样是易胖体质,圆滚滚的,顶着一头染的黄毛,大姐味十足,只有在张文这个哥哥面前时,因着打小做兄长的余威犹在,欣妹妹多少有收敛。张文与欣妹妹交往不多,只知道她在社会上混得风生水起,朋友众多,交了一个男朋友,那男孩家里条件不错,对她千依百顺,被拿捏得服服帖帖。

张文后来想来,与欣妹妹的疏离,大约是因为欣妹妹与自己太像了吧,类似于相同物种的彼此排斥,张文自己又何尝不是混社会,毫不上进,越是如此,越不希望自己的亲人也如此。蹉跎着时日,不规划未来,不在乎前程,与菁妹妹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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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暑热难耐,某个深夜,张文玩着刚刚上线不久的“魔兽”,一个游戏上认识的玩家带他走野路游水到达棘齿城外,作为猎人,来守一只十二小时刷新一只的精英宠物狮王休玛,菁妹妹的电话就是在那个时候打进来的。

菁妹妹说那个一直追他的男生开始上进了,想跟她一起考研。

“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张文一嗤。

菁妹妹又说只是那个男生生活没什么规划,家里条件明明一般,生活费用起来都没有节制,经常不晓得自己没钱了。

张文听了警觉,撂了键盘,把夹在脖子上的手机拿正,“你们……没在一起吧?”他小心翼翼地问。

“没有,你说什么呢?”菁妹妹在电话那头嗔怪。

“不享福,先一起吃苦?这生意做不得。”张文大嚷,“自己家里人都疼你疼得不得了,凭什么跟他一个外人吃苦,你读书读傻了,不要谈!”

“他追了我几年了。”菁妹妹犹在为那男生辩解。

“追一世都莫让他沾边!”张文斩钉截铁地说,“我还天天买彩票呢,没看见让我中个大奖?”

“你说什么呢?”菁妹妹有些懵。

“反正一个意思!”张文吼道。



6


张文喜欢吃,也喜欢做,闲来无事,独自在家也研究,卤鸡这样食物,张文也尝试在家里做。他舍得下本,也能买来大骨熬高汤,没有鸡架子,就剔些鸡骨头,和在里头熬,买来各种香料做卤水,炒糖色也将将够用,做出来的卤味有时候咸,有时候淡,能挂色且味道还行的,总在少数,而经过长时间的熬卤,味道已经深浸肉中,想再调味几不可能。

做菜最怕就是这个,费工费料做出来,不如人意,如此二三,消磨了耐心,也浪费食材,渐渐就少有尝试了。

2010年以前,对于张文自己是波澜不惊的,他依旧是个懵懂人,厮混着懵懂时日,而这中间,两个表妹却经历了许多,菁妹妹研究生毕业后,聘到了广东某银行做研发,这中间遇到了后来的妹夫,尔后菁妹妹考公成功,进入体制内,与妹夫成了婚。成婚前,她自己已经积攒了些钱,付了首付,在城市的旧城区买了一套小户型,把姨妈两口子接了过去。此后,随着菁妹妹孩子的出生,姨妈回乡越来越少了。姨妈常与母亲通电话,说回来得少了,没常来看她。母亲说跟着女儿是享福,“亲人在身边,四海是家。”母亲笑嘻嘻地回。

而欣表妹,却在一场车祸中严重受伤,颅内出血,摘除了一片头盖骨,昏迷了一个多月才醒,智商回退到七八岁的样子,终身残疾,医生说,不可逆。

欣妹妹的母亲——张文的舅妈是信菩萨的,在欣妹妹昏迷的时日里,她拜遍了小城的庙,又去了南岳,对于欣妹妹的苏醒,她自然地归功于神佛,因此,欣妹妹醒来后,即使医生下了那样的定论,她仍然相信奇迹会再度发生。欣妹妹的男友算仁义,在她醒来后,又陪了半年,才离开。剩两老积极地给欣妹妹做康复,舅妈拜老爷也拜得更勤了。

姨妈去了广东,张文对卤鸡的念想也就没了依托,总不能寻到广东去吧。好在彼时长沙流行起了卤味下锅,各色卤味拼盘热锅快炒,虽然独缺卤鸡,总归聊胜于无。

2010年,母亲肝癌术后,张文也开始拜老爷。

他去的是南岳大庙,为母亲上香祈福。大庙正殿外有两个炉,一左一右,初去时,带张文拜老爷的师傅就告知了,左边的炉是燃香为生者祈福,右边的是祭奠往生。张文年年去拜,磕完头,默诵祈愿,然后将香纸扔进左边的炉里。

2018年初,某个周末,张文抽空又去,恰是那一天,左边的炉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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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初,三十晚上,张文在家吃完年夜饭,带孩子去河边放了烟花,晚九点,开车去兄弟啷鸡家,啷鸡家有一桌牌,这是兄弟们三十晚上的保留节目,张文没牌瘾,坐在一旁看,一面刷一刷抖音,这帮汉子们打起牌来大呼小叫,倒是热闹。

这夜,张文肯来还有一个原因,啷鸡说弄了些老卤水,卤了一大锅卤味,还有自家包的饺子,晚上都做宵夜。

那天白天,张文在城里转了一圈,给舅舅们拜早年,每个舅舅的礼都一样,一对酒,一条烟,再加一个红包,这是张文自己维持着的一个传统,舅舅们总说礼重了,张文总说该当,“娘亲舅大。”

拜年不过是进门上礼,喝杯茶,说几句吉祥话便走。唯独二舅家,他是请二舅下楼来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欣妹妹一直没好,她的康复阻滞于将将能够扶墙走的阶段,但似乎内心已经清明了,看到张文,她会含糊地喊着哥哥,然后哭起来。

拜完年了,张文驱车往西,去小城西郊的墓园,给母亲拜年,三十拜年送灯火,在袅袅升起的香烟中,张文在冰冷的墓碑前,啰啰嗦嗦地说着想念与日常。他有五年没有去南岳了,这几年的年节,于张文而言,内心无非萧索,像缺了一块,补不回来。

夜里十一点,牌局散了,卤味上了桌,大的铁盘里,鸡腿、鸡架、干子、鸡蛋堆叠着,冒着热气,散发出浓浓的卤香,张文第一个踅到桌前,筷子都不用,拈起了一根鸡腿,张口便咬,齁咸。张文只吃了一口,便撂下了。

众人纷纷说咸,“加点水,再煮煮?”啷鸡有些不好意思了。

“味道都进去了,难得搞。”旁人说。

过了十二点便是初一,众人吃完且守着,他们相约赶早去庙里给老爷拜年。张文不去,开车回家,车子沿河缓缓行,路上并不空,河边上仍有放花炮的人群,各色焰火将夜空点亮,周遭都是隆隆声,花炮之乡的年节,全城不禁烟火,总归要比别处更热闹的。

路上,张文接到了菁妹妹的拜年电话,姨妈姨爹跟着她,她已经很多年没有回乡过年了。

“我妈说迟一些回来,反正放开了。”菁妹妹在电话那头嘻嘻笑,“她说要回来给老爷拜年,这三年是失礼了。”

挂了电话,张文将车停在河边,下车抽了一根烟,看着不远处欢呼雀跃地放烟火的人群,那种欢乐似与他无关,他不过是一个疲惫的旁观者。他在想着,自己是不是也要去拜拜老爷,年轻时的一身孤勇,到而今意气全消,才发现不可掌控的如此之多,越来越心生敬畏,敬畏未知,敬畏无常,仿佛冥冥中有一只无形的大手牵引,兴衰翻覆,尽皆命定。

恰如那一锅热腾腾的卤鸡,咸淡苦甜都在初始调制,经过时间的熬卤锁味,无可更改。


编辑 | 沈燕妮     运营 | 梨梨     实习 | 吴问


舌尖的记忆

就是我们的独家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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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文

现居长沙,一个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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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4-21 05:27 PM | 显示全部楼层

从新疆到山东,用奶疙瘩串起来的家 | 人间有味

 雷桃桃 人间theLivings 2023-04-21 08:05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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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姥姥去世了。她最后一次做的奶疙瘩,祥疆一直没舍得吃。他说:“这次要是吃完了,就是真的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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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面二




人间有味丨连载


1


1945年,我姥爷17岁,他从山东入伍参加了胶东根据地的大反攻作战。抗日战争结束后,他所在的部队组建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他又参加了多场解放大西北的战役。到了1949年,姥爷跟随王震带领的解放军第一兵团第六军进入新疆开展建设和保卫工作,后来这批解放军中的大多数留在了新疆,成了第一代“兵团人”,他们义无反顾地扎根新疆、建设新疆,我姥爷也成了其中的一员。

当时的新疆非常贫困,连吃饱饭都是个问题。1950年,进入新疆的10万军人响应国家号召,全部参加劳动生产,姥爷和战友们遇水修桥,在风沙口种树,还在荒漠里种地……2年后,部队宣布集体就地转业,他被分配至建筑工程第一师第三建筑公司担任总经理,负责管理整个公司的日常工作和项目对接。“三建”建设了乌鲁木齐市早期的大多数楼房,以员工多、效益好而闻名,只是建筑工人们几乎都是在戈壁滩上采砂石、盖楼房,可以想象条件有多么艰苦。

姥爷的工作渐渐稳定,个人问题却迟迟没有解决,一些已婚的战友都在为他的婚事操心。那年,一位女兵回四川老家探亲时捎上了我姥爷的照片,试图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好朋友。据说,我姥姥只看了一眼照片,后来又跟我姥爷通信了解了一下彼此的基本情况,然后就义无反顾地坐了一个礼拜的绿皮火车来到新疆,和我姥爷成立了家庭,生儿育女。

从四川到新疆,相隔几千公里,不知道姥姥当时是哪来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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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建”工作期间,我姥爷经常去戈壁滩跟进流程,有时一待就是一整天。当时工人们每天就带一壶水和几个馒头,我姥爷也一样。姥姥心疼他的身体,思来想去,就想到了营养丰富、方便携带的奶疙瘩。

奶疙瘩是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和蒙古族同胞常吃的一种传统食品,一般用羊奶或牛奶制作,类似于奶酪。因为风干后保质期很长,在过去物资匮乏的年代,它是牧民放牧时的必备口粮。哈萨克人喊它“库入特”,又因为它外形神似豆腐,有的地方也称它“奶豆腐”。只是奶豆腐的口感并不像真豆腐那般软嫩丝滑,反而十分坚硬粗糙。

来新疆之前,姥姥在四川老家很少见到牛奶,更别说奶制品了。到新疆之后,因为姥爷的干部身份,加上姥姥怀孕,他们才可以每天去打一斤牛奶回家。姥爷打小没有喝牛奶的习惯,一喝牛奶就拉肚子,姥姥生产后奶水充足,家里的牛奶就有富余。为了避免浪费,姥姥开始跟着身边的少数民族同胞学做奶疙瘩。

她先将鲜奶常温发酵,奶液会一点点冒出小泡,质地逐渐变得浓稠。等奶微微发酸时,只要打开门,就能闻到屋内弥漫着一股沁人心脾的乳香。等发酵完毕,要把酸奶倒入锅内熬煮——这一步极其考验人的耐心和功力——先用文火煮,均匀搅拌,等酸奶中的水分大量蒸发变得粘稠时,就要用勺子一边搅一边扬。姥姥每扬一次,奶中的浮沫就得撇一次,她每搅拌一次,酸奶的质地就更显浓稠。

眼看酸奶中的水分差不多收干,姥姥就拿出一大块厚厚的白纱布兜住它。到了这一步,酸奶还是湿润软滑的,可以直接涂抹在馕上吃。但为了长时间保存,就要将纱布捆绑起来挂在通风的地方沥水,下面用一个大盆接着。

新疆气候干燥,用不了几天,酸奶就彻底风干了。打开纱布,里面是一大块干硬的乳白色“奶球”,揪下一坨,反复揉搓,手的温度和力量可以将其捏成均匀的小块,这就是新疆方言中的“疙瘩”了。

姥姥将捏成小块的奶疙瘩拿去阳台,放在芨芨草编的席子上继续晾晒。这时只要一踏进阳台,奶香味就会扑面而来,这又香又软的奶疙瘩不但让人垂涎,还会吸引许多小鸟来啄食。

姥姥的奶疙瘩越做越地道,姥爷每次去野外工作的时候她都会给他带几块,饿了随时吃。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天,姥爷在户外工作时拿一小块奶疙瘩含在嘴里,简直就是一种享受——微酸的滋味在口腔中炸裂,让人口舌生津。在口水的浸润下,坚硬的奶疙瘩慢慢变软,释放出乳脂特有的香气,越嚼越香。



2


1981年8月的一个傍晚,“三建”的一组建筑工人在采砂石时,发现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放着一个纸盒,里面似乎有活物。他们觉得奇怪,小心翼翼地靠近,打开一看,里面竟躺着一个婴儿。婴儿的眉毛又粗又黑,五官深邃,长相与汉族婴儿完全不同。

8月的戈壁滩早晚温差极大,有时夜间只有十几度,婴儿身上只裹着一层薄被,已经冷得面色发紫了。工人们掀开襁褓,是个男孩,这时一张纸条掉落下来,是维语写的,汉族工人看不懂,就把这个男婴抱回了单位,等待安排。

在80年代初,边远地区的福利院生活条件很艰苦,如何安置一个捡来的婴儿,是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我姥爷先组织公司全体干部开会,大家都觉得,与其把这么小的婴儿送去福利院受苦,不如先考虑公司内部是否有已婚不育的员工愿意收养。

可是问来问去,也没有符合条件的人——“三建”的效益那时是不错,可员工们除了每月的固定工资,粮食、布料、肥皂、鸡蛋等物资也得凭固定配额的票证去买,要是家里突然多出一口人,就意味着其他家庭成员要少吃少用,所以即便大伙儿都觉得这孩子可怜,也没人敢轻易收养他。

商量了许久之后,众人的目光都落到了我姥爷身上——他是总经理,工资是全公司最高的,大家都觉得他最有可能负担得起这个婴儿,能给他一个好归宿。

于是,会议结束后,我姥爷根本来不及跟姥姥商量,就直接把这个虚弱的男婴抱回了家。当时他和姥姥已经有4个孩子了,最小的儿子也10岁了。

姥姥下班回到家,看到床上躺了一个婴儿,吓了一跳。听姥爷讲清来龙去脉,姥姥二话没说就去厨房煮米汤喂孩子了,后来她说:“再大的事也不能让孩子饿肚子啊。”

姥姥特别善良,见不得别人受苦,还因为好心上过几次当。一次,她在路上碰到一个问路的大姐,大姐说自己也是四川人,刚来新疆,对环境不熟悉,身上也没啥钱。于是姥姥把她带回了家,大姐吃饱后就开口借钱,“下个月我手头宽裕了就来还”。姥姥没有犹豫,借了一些钱给她,但之后便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大姐了。

姥姥自知遇上了骗子,却也不愤恨抱怨。姥爷指责她没有防备心,她就说:“万一她是真的有困难呢?那我不就是帮了她吗?至少让她吃了顿热乎饭。”这下,轮到姥爷沉默了。

他们结婚多年,平日里的对话一直很少也很简单,仿佛不用多说什么,他们就能理解对方的想法和决定。这一次,姥爷擅自收养孩子,姥姥依然没有多说什么,她默默地理解了丈夫,也接纳了这个男婴。

经人翻译,那张夹在襁褓中的纸条只表达了“谢谢”的意思,男婴的名字和生日都成了谜。当时姥爷已经50多岁了,自然不能做这个孩子的“爸爸”,于是就按照孙辈的辈分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文祥疆。这个“疆”字,大概是希望他以后不论在哪里都记得新疆吧。

第一次看到祥疆的时候,我妈13岁。那天放学回家,姥姥姥爷把他们兄妹召集在一起,要求他们以后轮流照顾这个婴儿——姥姥姥爷是双职工,忙起来抽不开身。我妈想到以后要和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男婴朝夕相处,内心是抗拒的,但嘴上什么也不敢说。我姥爷是军人出身,很严厉,孩子们根本不敢违抗他的任何决定。

就这样,祥疆正式成了这个家庭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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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在戈壁滩里受了风寒,祥疆的身体特别虚弱,总是生病。姥姥觉得老是喂他米汤不是办法,于是厚着脸皮去找了几个正在哺乳期的同事:“如果奶水富裕的话,能不能帮助一下我们这个孩子?”大家都表示,自己的孩子都喂不饱,“哪有精力顾及你们捡回来的孩子?”

那时鲜奶是凭票限量供应的“专控食品”,只有孕产妇或病人才能喝到,奶粉就更稀罕了。当时,全国的农畜养殖都归各地的农垦局管理,虽然乌鲁木齐离牧区很近,但私人大批饲养、贩卖牲畜也是不被允许的。为了给祥疆补身体,姥姥先跟别人换牛奶票,后来又听说羊奶比牛奶更有营养,更适合给婴儿喝,又四处去寻找羊奶。

一天,单位的同事告诉她,市郊有一户哈萨克族牧民,他们家养了几只羊,其中的一只母羊刚生了小羊羔,有奶。当年电话还是稀罕物,这个牧民的家具体在什么位置,同事也不知道。唯一确定的是他们经常在南山(现在的南山风景区)附近活动——这个地址可太广泛了。 

姥姥一点也没犹豫,她跟单位请了半天假,回家拿了点干粮就出发了。临走前,她又拿上了一条丝巾,想当作见面礼——那是姥爷去上海出差给她买礼物。我妈劝姥姥不要冲动,至少得找个认识路的人,姥姥说:“大不了我下了车挨家挨户地问呗,我鼻子下面长着嘴,还能问不到吗?” 



3


事实证明,我妈的担心不无道理。当天下午,大客车摇摇晃晃地行驶了3个多小时才到达南山,姥姥下车后,目光所及之处是起伏的山丘,山上林木葱郁,却没有一座白色的毡房。她赶紧拦住即将要开走的大巴车,问司机:“这附近的牧民都住在哪儿?怎么周围都没有人影啊?” 

司机扬了扬头,用下巴指向一片松树林说:“你朝着树林再往里走,有个小卖部,周围有几户人家,不过天马上要黑了,山里有狼还有熊,要不你明天白天再来?”

后来姥姥回忆起这段往事,对我说:“当时好不容易坐车去一次,我可不想白跑一趟。”我问她不怕山里的野兽吗?她说:“我当时就想着一定要找到那户哈萨克族牧民,至少得见上一面,把咱家的情况给人家说说,根本都顾不上害怕。”

听说狼怕火,姥姥问司机师傅借了一盒火柴,司机心善,把自己修车用的手电筒也给了她。说话间,他一直劝姥姥跟着他的车原路返回,可姥姥怕祥疆再喝不上羊奶就活不了多久,还是婉言拒绝了,“我得赶紧去救他”。

姥姥按司机指引的方向一直朝树林里走,不久天就黑了,她打开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地朝前去,不知道走了多远。一路上,没看到商店,也没有看到毡房,正发愁的时候,一声狼嗥突然从远处的山谷里传了出来。

过去,在新疆的南山、阿尔泰山等山区生活着成群的天山灰狼,据说它们体型健硕,成年的灰狼有小牛犊那么大。虽然灰狼一般以岩羊和北山羊为食,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但要是饿极了,它们肯定什么都吃。而且,狼是群居动物,只要有一只狼嚎叫,那附近肯定有一群狼。

姥姥吓坏了,路都不敢走,但往回跑也来不及了。她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觉得还是得继续往前走,“我得找到那户人家,家里还有孩子和婴儿在等着我呢”。

姥姥借着手电筒的光在周围寻找木棒,但山里的潮气大,捡到的树枝都特别难点着。她太紧张了,每划一根火柴手都在抖,眼瞅着火柴盒都要见底了,她却连一根树枝也没点着。

最后,她终于找到了一些较为干燥的小树枝,筷子粗细,将它们聚集在一起,又划了一根火柴。“我心想,就剩几根火柴了,如果还是点不着,估计今晚有点悬。”姥姥默默祈祷,希望老天爷能帮帮她,“我可是来救人的,挽救一条小生命啊。”

终于,一根最细小的树枝被点燃了。就在这时,姥姥身旁的树林里传出了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她屏住呼吸一看,汗毛都立起来了——树林里有绿光闪动,从轮廓看,是一大一小两只狼。巨大的恐惧令姥姥呆在了原地,手里的那根筷子长短的树枝都快烧到手了她才反应过来。她赶忙用手头的余火去点燃其他干树枝,这次竟然很顺利,火苗越来越旺了。

之前姥姥听人说过,在野外遇到狼,千万不要看它们的眼睛,只要不理它们,狼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的。她举着小火把,克制自己不往树林里看,只是余光瞟过,感觉那两只狼的体型并不大,估计是掉队的母狼带着小崽。姥姥慢慢往前走,嘴里念念有词:“行行好,我也是母亲,我也是出来给小崽儿找食吃的,你可千万别吃我……” 

就这样,姥姥走出了那片树林,身后的两只狼竟然一直没有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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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树林不久,姥姥看到远处有个大红色的油漆桶,旁边还有一座毡房透出煤油灯忽暗忽明的光线。她快步跑过去,开门的是一个哈萨克族男人,能听懂不少汉语,待姥姥说明来意,他叫来了自己的老婆。见到女主人,恐慌不已的姥姥再也忍不住了,抱着她嚎啕大哭。女主人的汉语说得不好,估计也是被这个陌生人的举动给吓坏了,一直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拍着姥姥的后背,安抚她。

好心的牧民夫妇收留了姥姥一夜,平静下来以后,姥姥就把如何捡到孩子、孩子没奶喝以及自己在树林里遇狼的事儿一股脑儿的全倒了出来。第二天天亮,这对牧民夫妇骑马带姥姥穿过了那片树林,把她送到了南山附近的大巴车站,同时给姥姥带走的,还有刚挤出来的鲜羊奶。

这次拜访后,姥姥跟这户牧民达成了约定:以后每天中午,她在南山附近的大巴车站等他们送羊奶过来。为了表达感谢,姥姥每个月会把自己的粮票分一半给他们。 

此后每天天不亮,姥姥就要坐3个多小时的大巴车去南山取羊奶。冬天,新疆的室外温度最低能达到零下30多度,姥姥拿到奶壶就赶紧揣进怀里,用层层棉衣包裹住。有时她实在有事抽不开身,家里的大人孩子就轮流坐上那趟大巴车去取羊奶。

就这样,祥疆喝羊奶喝到了1岁多,等他可以吃饭了,姥姥才终于不用赶早班车去南山了。



4


祥疆渐渐长大,可以吃的食物越来越多,但他最喜欢的还是姥姥做的奶疙瘩。

新鲜的奶疙瘩较为松软,味道却特别酸,很多外地人尝了都要紧皱眉头,呲牙咧嘴地说:“太酸了,受不了。”风干的奶疙瘩酸度是降低了,可硬得就像石头,好不容易才能啃下一小块。一开始,姥姥把新鲜的奶疙瘩揉搓成米粒大小喂给祥疆吃,让他尝尝味道。后来他长牙了,姥姥就用刀背把风干的奶疙瘩敲碎,给他磨牙解馋。

1983年,祥疆快上幼儿园了,可家里人都没有时间照顾他。姥姥姥爷工作很忙,我妈妈他们的学业压力也重了,姥爷经过反复的考量,决定把祥疆送回山东老家——他有个亲侄子在老家靠务农为生,婚后多年没有孩子,让他们夫妇做祥疆的爹娘,似乎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于是,祥疆的户口落在了山东,民族那一栏写的是“汉族”。每隔几个月,祥疆爹都会给姥姥写信讲述孩子的近况,再后来,通讯条件改善了,他就带孩子去村委会给姥姥打长途电话。电话那头,祥疆的口齿逐渐伶俐,能说一口流利的山东话:“奶奶,俺们班里的孩子都说俺长得像外国人,说俺不是俺爹娘的孩子。”姥姥回:“别听他们胡说,那是因为你小时候奶奶给你喝羊奶,所以咱们长得更俊!”

后来,祥疆再也不提这茬儿了,不论是在书信里还是在电话中,他都流露出对山东的喜爱。他说山东没有新疆那么冷,山东的地里种了好多庄稼……但祥疆爹却显得有些不安,他跟姥姥说,这孩子长得壮实,能干活,也聪明,但吃饭的时候总说少了点啥。他们两口子对这个儿子百般关心,生怕他吃不好:“俺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想吃啥,是吃不饱,还是不合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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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物产丰富,祥疆娘又有一双巧手,她擅长做各种面食,还能摊出薄厚均匀又有韧性的杂粮煎饼。金灿灿的煎饼上抹自家现磨的花生酱,别提多香了,可感觉还是不太合祥疆的胃口。姥姥突然想到,这个大孙子可能是思念奶疙瘩了。于是在之后的几次通信中,她试图用文字教会祥疆娘用羊奶制作奶疙瘩。

那时村里找不到羊奶,祥疆娘就找到了一头刚下崽的老黄牛,给姥姥打长途电话请教。可是,一贯擅长烹饪的她却一次次地失败了,不知是老黄牛的乳汁过于清淡,还是她熬煮得不够火候,那一锅又一锅的酸奶始终无法成型,剩下的黄牛奶给祥疆喝,他也不喜欢。

后来,祥疆打来电话:“奶奶,我有一天做梦,梦见你做了好多奶疙瘩。我闻着可香了,等我醒了发现我的枕头上都是口水。”

这话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姥姥却心疼起来,她决定,无论如何都要让祥疆吃上奶疙瘩。

之后每年秋季,姥姥总会提着一个又大又沉的包裹走去邮局。入秋之后的新疆气温骤降,但不论外面有多冷,都不能阻挡姥姥去邮局的脚步——2个月后,这个将近10斤重的包裹才能抵达山东。

第一次收到奶疙瘩,祥疆的爹娘十分好奇,他们各拿了一小块塞进嘴里,发现根本咬不动。在祥疆的热心指导下,他们好不容易啃下了一小块,只是不仅没有越嚼越香的感觉,还品出了一股浓浓的羊膻味。他们给姥姥写信,表示搞不懂祥疆为什么会对这个东西情有独钟:“俺们还以为是牛奶糖,没想到又酸又硬,俺们吃不来。”



5


一个个沉甸甸的包裹承载着姥姥的爱,从新疆到山东,不间断地寄了十几年。

1997年,祥疆对姥姥说自己想回新疆当兵:“俺爹妈还年轻,也不用我照顾。俺想当军人,想在你身边,离你近一点。”

祥疆成年后应征入伍,如愿回到了新疆。在我的印象中,这个表哥说话带着一口浓重的山东口音,却是少数民族青年的长相。我感到很费解,就去问妈妈和姥姥:“他到底是哪里人?”问的次数多了,她们告诉了我真相,却不准我去问祥疆表哥类似的问题。

我说:“那要是表哥自己主动来问呢?” 

我妈说:“那就到那个时候再说。”

我不理解,但也不再纠结,因为无论祥疆表哥来自哪里,他都是我的家人,我俩都是吃姥姥做的饭长大的。

至于祥疆表哥真正的家到底在哪里?谁也不知道。他也从不过问自己的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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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疆所在的部队离乌鲁木齐不远,大概坐2个小时的车就能到,所以姥姥几乎每个月都会带着奶疙瘩去探望他。她一大早就去车站坐大巴车,就是为了能早点到,好跟祥疆多待一会儿。 祥疆说,他每天训练结束后,最放松的时刻就是回到宿舍吃一块奶疙瘩。那是他熟悉的味道,让他心里充满了安全感。

一次,探亲的日子又到了,姥姥却突发心脏病,被家里人送去医院抢救。大伙儿手忙脚乱,都忘了通知祥疆。祥疆在部队里等了一上午,迟迟不见姥姥的影子,刚开始他以为姥姥迟到是被什么事给绊住了,但临近中午仍不见人,他就有些不安了。他申请给家里打电话,可家里人都在医院,座机无人接听。这下,他彻底慌了。

祥疆向班长打报告,说自己奶奶没有按时来探亲,肯定是在路上出了什么意外,他要请假回家。班长觉得这个请假理由太荒唐,不同意。祥疆急坏了,一再哀求:“我奶奶真出事了,再耽误时间就来不及了,我得去见她。”

见祥疆这么执着,班长就让他去找中队值班干部说说看:“晚上还有训练,如果能给你准假,你就可以走了。”祥疆听罢立即冲向办公室,谁知值班干部恰巧不在。

祥疆彻底失去了耐心,他走向连队大门,哨兵拦住他问他要假条,已经失去理智的他一把推开了哨兵,径直跑了。他飞奔至一条大马路上,拦住了一辆开往乌鲁木齐方向的车,要求司机将自己捎回乌鲁木齐。司机见他穿着军装,不敢拒绝也不敢多问。一路上,祥疆东张西望,司机怀疑他犯了什么事儿,在逃避警察的围追堵截。

回家以后,祥疆发现家里一个人都没有,他更慌了。对门的邻居大哥恰好撞见了他,就说我姥姥正在二医院抢救。祥疆赶紧转头冲向二医院,几经打听,才找到了姥姥所在的病房。 

那天,全家人见到突然出现的祥疆都吓了一跳,我妈问他咋出来了,“我们还没顾得上打电话通知你呢”。

祥疆没回答,只问“我奶奶怎么样了?”

得知因为送医抢救及时,奶奶没有大碍时,他才终于长叹了一口气:“没事就太好了,我是自己跑回来的。” 

我妈惊得抬高了音调:“没请假?”

祥疆摇了摇头,不再说话。

之后,病房里的众人都沉默了,只有监护仪发出“滴滴滴”的声音。过了很久很久,我只听到我妈说了句:“完了。” 

祥疆在病房里握着我姥姥的手,只待了一会儿就走了。即便如此,他擅自离开部队已成事实,得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他本来一直想上军校,复习了很久的文化课,又加强了体能训练,最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次年就可以入学了,可就是因为这件事,他受到了严厉的处分,就读军校的资格也被取消了。

第二年,祥疆转业回家了。我妈问他:“你后悔吗?你那么想上军校。” 

祥疆表情淡然:“这都是命,要是奶奶当时真有个三长两短,我见不上了,我才后悔。”



6


姥姥出院之后身体明显不如从前,祥疆工作稳定下来以后,只要有空就会回家和姥姥唠家常。他给姥姥讲自己工作中的趣事,常逗得姥姥哈哈大笑。

一次,祥疆说同事们都觉得他长得不像汉人,却说着一口山东话,很有意思。姥姥跟他开玩笑:“哈哈,可能是你小时候羊奶吃多了。”

2006年,姥姥去世了。她最后一次做的奶疙瘩,祥疆一直没舍得吃。他说:“这次要是吃完了,就是真的没有了。”

可是食物是有保质期的,再耐储存的食物也会有变质的那一天。终于,祥疆精心保存的奶疙瘩还是长出了菌丝,他没有扔掉它们,而是用小刀刮掉表皮,继续吃。

那时候,市面上已经有许多品牌的奶疙瘩卖了,它们包装精美,大小均匀,是流水线上的产品。我买过一次,尝了几块,觉得味道跟姥姥用手工做的没什么区别,口感甚至变得更好了。我将那款奶疙瘩推荐给祥疆,他只尝了一块,就说“味道不对”。

姥姥走了以后,我们这个大家庭还会定期聚会。一次家庭聚会,祥疆买回了好多鲜羊奶,他问我妈奶疙瘩是怎么做的,他要自己做。

奶疙瘩的制作方法讲起来不复杂,无非就是发酵、熬煮、沥干水分再耐心等待风干。但真谈起姥姥制作奶疙瘩的种种细节,家里人各执己见,谁都说不清。我妈说:“把羊奶发酵到微酸的口感,煮开就可以了。”我说:“我记得姥姥把羊奶熬煮得特别浓稠。”

祥疆按照我们的指点开始尝试。第一次做,估计是温度没有把握好,第一步的发酵就不太成功。发酵后的羊奶依旧像水一样稀薄,均匀的小气泡没有出现,尝起来还微微有点咸酸。祥疆不知道自己在哪一步做错了,他不肯罢休,还是把熬煮过的酸奶倒入了纱布。

等待酸奶风干的那几天,祥疆显得有点焦虑,他总是时不时地用手去戳一戳纱布,感受酸奶的软硬程度,或者将鼻子靠近纱布闻一闻,就像一个制作奶疙瘩的老手。但最后打开纱布,奶疙瘩没有成型。

我们都没想到,原来做奶疙瘩会这么难。

祥疆没有放弃,过了几天,他又买了羊奶,还搜寻了好多大同小异的食谱开始实验。到了那年清明节的前夕,祥疆对家里人说:“这次要是做成功了,我扫墓就给奶奶带去。”

结果,他真的成功了。纱布打开,奶疙瘩终于成型了。祥疆很开心,自姥姥去世以后,他很久都没有这么开心了。他拿着自己做的奶疙瘩挨个向家里人传授经验,最后说:“这可没咱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都是技巧。”

他“嘿嘿”傻笑了一会儿,邀请大家都尝尝他的手艺。我拿起一小块尝了,真的很不错,浓郁的奶香充斥着口腔,微酸的滋味又很清爽。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祥疆特别骄傲,他也拿了一块塞进嘴里。我看到他咀嚼的动作越来越慢,最后一边嚼一边哭:“不对啊,不对啊,再也没有家里的味道了啊。”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罗诗如    运营 | 嘉宇    实习 | 王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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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5-14 06:03 PM | 显示全部楼层

和旧时光一同褪色的小炒肉 | 人间有味

 索文 人间theLivings 2023-05-12 08:06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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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褐色的汤汁微微漾,热气腾腾,嫩白的肉片和翠绿的芹段在碗中堆起小山,青红椒碎与黑豆豉点缀其间,夹一筷子,油渣、豆椒的焦香与过油后蒜香层层叠叠,一口吃下,辣味冲开味蕾,肉嫩芹脆,满口鲜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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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golo




游走在街巷的胖子美食家丨连载



猪肉切分肥瘦,再切薄片,备好青红椒碎,干椒碎,蒜碎,豆豉。热锅冷油,肥肉先下锅煸炒,放辅料,炒出料香,再倾入切好的猪瘦肉翻炒,加盐、酱油、味精调味,倒一瓢清水,焖煮一会儿,再放蒜叶、芹菜,略一翻炒出锅,便是一碗极下饭的小炒肉。

张文幼时,母亲偶尔会做这道菜给他吃,炒辅料时,一炝锅,香气就溢了满屋,母亲在厨房呛得直咳,张文却好闯进去看热闹。

那时家里已经搬到了机关新建的宿舍楼,五楼,有个单独的厨房了,不大,多一个人都腾挪不开,张文小胖子钻进钻出,碍事,母亲有时候会斥他,有时候又会叫他来帮忙,“把那碗富菜拿给我咯。”浏阳话里芹通“穷”,要避讳,所以称芹菜作“富菜”,切好了用碗盛着,倒入肉汤里滚两滚,便起锅了。

是的,张文家的小炒肉是有汤的,做法也繁杂些,口味却是一等一,碗中堆起嫩白的肉片和翠绿的芹段,青红椒碎与黑豆豉点缀其间,刚出锅,红褐色的汤汁微微漾,热气腾腾,如一弯温泉拱着初春枝芽新绿的雪岭,夹一筷子,油渣、豆椒的焦香与过油后蒜香层层叠叠,一口吃下,辣味冲开味蕾,肉嫩芹脆,满口鲜香,再兼之汤汁黏稠鲜咸,扎扎实实的肉汤,是拌饭的好物。

这道菜,张文小时候常吃,长大了虽会做却做得少,下馆子,多数餐馆没有,也没有刻意去点,哪知年初住了个院,却又吃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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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仲春,张文得了一场病,住进了医院,此前,他的第二本书刚刚出版,再往前一些,交了小说书稿,这场病来得莫名其妙,张文躺在靠窗的病床,看窗外时雨时晴,一旦天晴,便又是回南天,哪怕在楼上,空气中也尽是潮闷,让张文觉得无助又无聊。

在张文的记忆里,幼时的仲春时节,也与淅沥的雨相关,冷暖交融,骤一变暖,便又是回南天。张文住机关大院,直到上小学,一直住在院子里一进办公楼一侧一栋平房的一楼,门口有棵玉兰树,夏日荫凉,然而老旧的宿舍一室一厅,在仲春的回南天里,地上洇着水珠,母亲常抱怨家里潮潮的,被子都是一股子湿气。这时节,母亲脸上的笑容都少了许多,父亲的生日恰在这时节,父亲常常托信回乡,要祖父母不要来,“崽女生日小事情,反正再过一阵,双抢便要回。”这是父亲的说法,母亲的说法却是,“潮成这样,可不敢接你爷爷奶奶来,要得风湿病的。”

直到张文读高小,单位新建了宿舍,楼房,一家人得了个指标,终于搬到了新楼的五楼,那是顶楼了。

房虽然是公家的,终归是乔迁,外公外婆派大舅来贺喜,带来了乡下的土产,鱼是自家塘里的,一大块猪肉,一封鸡蛋,还有只甲鱼,大舅说那是外公去水库里钓的,家里没人吃,带给母亲尝鲜。

大舅略一坐便走了,那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改革的春风吹到了小城,政策放开,他辞了村会计的职,自开了个花炮厂。

母亲却望着那只甲鱼发了愁,想了半天,拎了只铁桶,将甲鱼扔桶里。

张文看着活物,满心好奇,想去逗弄,被母亲喝止了,“莫搞,它咬了人可不得松口的。”

“姆妈,这东西怎么吃?”张文没吃过,满心好奇。

“不好弄的,”母亲叹了口气,又望着张文笑了,伸手拍了拍他的脸,“会给你做好吃的,甲鱼寒凉,你病才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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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搬进新居没几天就病了一场,怕冷、发热、呕吐、嗓子疼,春上感冒多,张文打小就小病小灾不断,母亲已是见惯不惊,张文夜里发的病,折腾了一夜,母亲给喂了几粒穿心莲——这是家中常备药,煮了粥热在灶上,又请隔壁班同学带信去学校请假,便上班去了。张文在家躺了半天不见好,吃进去的药又吐了出来,躺着没劲,看书头晕,缩在被子里望天,一身滚烫得根本睡不着,无助又无聊。

等母亲中午回来,才去的医院,“这回厉害些,只怕要打屁股针咯,”母亲带了饭,张文吃不下,“坚强点啊,我给你看看喉咙。”

屋里暗,张文张大了嘴,母亲打着手电给他看,“好像是红了,扁桃体炎。”母亲笃定地说。

母亲似乎什么都懂,张文反正不太明白,他只知道母亲在身边,他的心里就安稳了,人都没那么难受了。

乔迁新居的那一年春天,雨水特别多,小城就那几条街巷,青石板连着黄泥巴路,雨水在地上汇聚,浅处成洼,深处成坑,行人泥一脚水一脚,张文独自打着伞,踉踉跄跄地跟在母亲后头,从宿舍去医院只需过两个街口,转一道弯,便看得到人民医院的招牌,不生病时熟视无睹,生病时便是畏途。可三病两痛常有,从小便常打针,大一些了仍旧怕,注射室里面病人用的高椅子,大人们坐着打,张文趴着打,每年总得来几回,自己脱了裤子,趴在椅上,不看,针还没落下,脸已经涨得通红,打完了,博得大人们一句夸奖,“真勇敢啊。”

针连打了几天,张文就好得七七八八了,不过是个小插曲,他只是有些小抱怨,这几日母亲做的饭食清淡,不见荤腥。

老天爷似乎听到了张文的抱怨,这不,转过天来的周末,大舅就送肉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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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整了好多配菜,红椒、青椒、白蒜、干椒,又唤张文来帮忙,帮她一起择菜,芹菜要根根掐筋,吃着才爽脆,这可是个细致活,母亲掐着芹菜的大头,轻轻一撕,难嚼的粗筋便拉下一条来,张文有样学样。

“搞餐肉给你吃啊,”母亲手上不停,嘴里也不停,“我崽是懵懂运没走完,总有些小病小灾缠着。”母亲啧着嘴,“大了、老了得病才不得了,你外婆当年得癌症,收了半条命咧。”

张文听不懂,附和着母亲嗯嗯啊啊,心里却是雀跃的,他知道母亲要做小炒肉给他吃,只是这种小炒肉母亲不常做,平时母亲做的炒肉,就是辣椒炒,青椒切得米般碎,和着肉片炒出一大盘,也是好吃的。可相较之下,还是这种好吃些。

“你小时候出疹子,发不出来,我还请了看事的呢,”母亲眯着眼,盯着手里的活计,“最后还是胡家巷的李医师开的方子,用了就发出来了。”(编者注:看事的,指巫道一类

“只是一味药引要经冬的河柳根,害我下到河里去摸,”母亲啧着嘴,“才开春,水冰得刺骨头咧。”自己发疹子,张文是没有印象的,但张文记得,直到上小学,母亲偶尔会带他去城南一条巷子里,寻个瘸腿师父烧符化水给他喝。

“还有那年你被水豆腐呛了气喉,也是急得我气往下坠。”母亲摇了摇头,腾出手来轻轻拍了拍张文的额头,“这个崽啊,只晓得磨(折腾)你娘老子。”

张文躲着母亲的手,嘻嘻笑着,母亲佯嗔,努起了嘴,“哪天你磨不了娘,你就会想娘的。”刚说完,又自失地呸了一口。

待到真正起了锅开炒,香气飘满屋时,张文就坐不住了,钻到厨房里看,涎水溢得嘴兜不住,说话都含糊,等父亲回来,三人开吃,张文集中火力盯着那碗小炒肉,肉嫩芹脆,汤汁咸鲜,极下饭,“姆妈,带点汤硬是好吃些呢。”张文一嘴鼓鼓囊囊。

“这个费工啊,我那么忙,不过氽点汤,火气没那么大。”母亲笑眯眯地答,好像儿子对这道菜满意让她也满足,她给张文夹了一筷子青菜,“知饿无大病,小菜也要吃,不挑食才会身体好咧。”

母亲又与父亲扯家常,说话间转到那只甲鱼上,父亲也皱了眉。

“送给李医生吧,家里莫搞。”父亲说,母亲点了点头。



2


张文确实没少磨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的懵懂运一直不走,小病不断,还摔断了腿,母亲像个抱鸡婆一样,护着崽,操尽了心。

时日流转,张文在走不完的懵懂运中懵懂地长大,他上了高中,顶着一脸饱满的青春痘,颗颗喷薄欲出,他的家也从机关的五楼,搬到了城东新建宿舍的三楼,母亲给张文买了台单车,天天骑车去上学,那时学校门口的圭斋路已经翻修成一条水泥路,平整宽敞,每日晚自习后,张文与同学们骑着车呼啸而出,在路中放开双手,小兽一般地枭叫,发散着青春用不完的精力。

高中文理分班后,香港“四大天王”的歌正流行,张文结识了一个新朋友,朋友本名姓黄,却有个外号叫“学友”,因为他与张学友一般有个大鼻头。学友极善聊天,在张文的面前像个老江湖,虽然神似张学友,但他喜欢的是刘德华,会唱许多刘德华的歌。最初,学友跟张文聊起他那遥远的南乡山冲里,说他快上初中了,连汽车都没有见过,跟大人去乡里,看到马路上的汽车,兴奋地跟在后头跑了很久。熟稔了,便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给张文上一堂接一堂生动刺激的生理卫生课——学友是体验派,如果他没有吹牛的话,他说的每一桩事都是实例,相当于现身说法。听他说过几个案例后,懵懂的张文一下子就开了窍。

而学友自述自己的开窍是在初中。他初中在南乡的某中学,寄宿,他的数学老师与他们住在一层,是走廊尽头的一个单间。数学老师是个年轻小伙,很开朗,与乡小的一个女老师交了朋友,女朋友丰满美好爱浪漫,两人很快如胶似漆,下了班便一起。有时候,女朋友不回去,熄灯铃响了,同学们睡下了,女朋友也就留宿了。宿舍几个胆大的就摸黑去听墙根,“我是后来被拖着去的。”学友极力表述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被动性,但其实就是他也去听了,当时的他既紧张又激动,随着同学蹑手蹑脚地走到走廊尽头,将耳朵贴到冰冷的木门上,听到里头压抑的呻吟与呢喃,那话语里有许多动词与形容词。

“我听懂了,就直不起腰了……”学友啧啧地叹。

学友说他的童贞初二就交出去了,暑假里,他去村里远房表婶家看电视,天气燥热,屋里就他们两人,“看着看着,她就来亲我。”学友再次表达他在这个事情上的被动性。

学友的讲堂常常在晚自习,听众不止张文一个,还有同学朝麦,学友的故事总有续集,总像是讲不完,女朋友一个接一个,故事香艳又刺激,两个不通人事的少年被他唬得一愣一愣,尊他为师父。请他吃饭,请他看录相。学友的表达却总是风轻云淡,仿佛历尽千帆,二人佩服得他要死。

从高二的夏天开始,张文偶尔周末会请同学去他家里吃饭,父母下厨,给张文的朋友们做一顿好吃的,学友是必请的,他还可以点菜,张文果然是执弟子礼的,狗腿得很。“请你妈妈做个小炒肉吧,几好吃的。”学友心心念念,“我们乡下不是这个搞法。”

热腾腾的一碗小炒肉端上桌,学友必是连汤带料地舀上一勺,配着饭,大口吃,那时候的学友精瘦,饭桶一个,顿顿要吃八两饭,换作张文家的碗,是三堆碗饭。端着碗大口扒,眼睛却从碗沿上探出,望着桌上,睃着下一筷要夹的目标,正宗的饿痨鬼相。

“肉嫩芹脆,满口香。”许多年后,学友早已经发福,回忆起那碗小炒肉,仍称赞不已,“现在没那个味了。”

他始终没有想过,那是张文这个雏儿对于学友私相授受生理卫生知识的一种等价交换。对于异性的向往与希冀,在学友的描述中被不断放大并且扁平化,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包括对于两性交往的认知。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张文都以为男方是被动的,他老是等,老等不来,连交女朋友都晚了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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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的时光只是当时觉得长,后来想起来,短之又短,让张文甚至记不起许多同学的名字与样貌,只记得那段时间里,学校里发生了两件事,众人皆知。

一个大风天,一位学长冒雨返校,他在暴雨中奔跑,风吹断校门口一棵槐树碗口粗的横枝,恰砸在学长的脑门上,他摔倒后又爬起来,甚至还走回了寝室,爬上了床,一睡下去,就没有再起来。

张文上一届的高考前夜,一位学姐的父亲从乡下搭车来看她,老父亲想在学姐考前给她补充营养,炖了一只老母鸡,放了小半斤鹿茸,督着学姐吃下,第二天的考场上,学姐流起了鼻血,继而晕倒了。

旁人的悲苦虽然不一定能引起共鸣,但却总给人以对未知的恐惧,如同音乐中频繁出现的节奏,带来一次又一次的不确定感。

而张文自己,整个高中无病无灾,只有青春痘给他困扰,那一脸蓬勃还带着硬块,后来被同学戏谑地写进了他的毕业纪念册里“横看成岭侧成峰”,比喻虽然不恰当,但满脸的丘壑让他无比自卑。

母亲因此想尽了办法,遍寻名医,有那么一段时间,母亲隔一阵就带个小碗回家,碗底小小一坨已经凝固了的甲鱼血,母亲逼他喝掉,也不知是从哪打问来的偏方,谓“甲鱼性寒凉,消痈肿。”



3


等到脸上的青春痘彻底消失,已经是好几年以后了,在张文进入了社会、终于放弃了学友教的那一套被动等待技、费劲巴拉地追到了他的第一任女朋友以后。

而在将近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家又数次搬家,从城东宿舍,又搬到农械厂旧址的商品房,再搬到对河的天马山下,大约是恨死了回南天吧,母亲一直选择住楼上,越高越好。

无论内城对河,总归居家生活,母亲做的小炒肉一直是家庭餐桌上偶尔会有的一道菜,一直是带汤的做法,细微的区别,不过是最后放青蒜叶或是放芹菜,还是一起放。

时日流转,随着蕉溪岭隧道的贯通,小城到省城的行车时间大大缩短,从前要半天,现在一小时,学习省城的风气较之从前更烈,建起了步行街,修起了环线,拆旧建新的风潮愈演愈烈,追逐风尚的红男绿女,穿着从省城大商场里购置的行头,花枝招展地穿街过巷,变化渗透到生活的细枝末节。

不知从几时起,小城开始流行起了酱汁肉,取代小炒肉搬上了大多数餐馆的餐桌。肉是先用酱油等辅料腌过,和拍扁了的椒、剁碎了的青椒一起炒,说是从长沙学来的时兴做法,虽然味道各擅胜场,但看相却着实一般,雪岭含春变成了雨打芭蕉,绿意破败、泥泞潦草。

食物的流转迁徙恰如人的流转迁徙,张文在长沙就业后,学友也辗转过来了,他大学的专业并没有给他的就业加分,反倒是他的大鼻子和神肖张学友的长相,以及他见人便熟络的社牛症让他闯出了一条自己的路来。

在他给自己创造的各种因缘际会中,还曾参加过一次湖南某电视台的模仿秀,他在电视模仿秀里唱了一首张学友的歌,磕磕绊绊、数度破音——也是难为他了,毕竟他喜欢的是刘德华。节目并没有泛起多大水花,他却因此结识了一帮幕后人员,并顺利地进入了一家刚刚创业的广告公司,作为公司的元老级成员,见证并参与了电视业及电视广告最辉煌的年代。

他与张文同在一城,见面不多,生意忙起来,见面的机会便更少,基本维持在一年一次,临时约,临时聚,在外头餐馆吃一顿饭。学友久经商场,应酬多,蓄得一身肥膘,车倒是越换越好。二人没有生分,见面仍是极亲热,仍是“师父、徒弟”叫得欢,不多时,另一位徒弟朝麦也在长沙落户,得了师父的真传,生理卫生学入了门,医药大学毕业后在长沙某三甲医院行医。

三人聚会,初时学友带他们去吃香喝辣,去各种贵的、装逼的餐馆消费,后来返璞归真,专寻小巷苍蝇馆,追寻从前的味道,还曾寻到一家醴陵菜馆,点了一份小炒肉,“你试试,就是从前在你家吃的那个味。”学友得意洋洋,彼时的长沙大街小巷都是辣椒炒肉,寻这一口正宗小炒肉,属实不易。

张文跟着朝麦吃大户,嘴里吃得欢,心里却一直有个疑问,也不知道别的地方的小炒肉到底是什么做法,因为在张文自小的认知里,母亲做的,甚至浏阳早先的小炒肉,一直都是带汤的。因此,当他知道这道菜名叫醴陵小炒肉时,多少有些愤愤不平——既然做法相同,怎么就让醴陵冠了名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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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张文在长沙也搬过几次家,从桂花公园的租住房,搬到桔园的宿舍,再又到另一处雨花亭的自购房,茶园坡与侯家塘那是后话。

旧友新知混在一堆,形成了一个新的、更大的朋友圈,每周都要聚的几个朋友半开玩笑半顶真地结拜,结成八兄妹,这其中就有兄弟老五与飞爷,前七人是叙齿,张文行四,老五自然就行五,飞爷最后进圈,虽然他年纪比张文还长,却也没有人让他了,飞爷排在最末。

张文会做饭,只要有人餐后捡场再洗碗,他便乐意偶尔展露一下厨艺,他会尽量合理利用时间与工具,看菜式做搭配,蒸炒各几样、高压锅再压个汤,一桌菜很容易就弄出来了。

老五彼时还在做教辅生意,生意不大也不小,不是聚会的日子,一个人也来张文家吃蹭食,可怜兮兮地说和老婆吵架了,老婆赶他出来,他还要点菜,张文做的小炒肉和红烧猪蹄是他的最爱。某一次这厮竟还带着老婆孩子来了,说是本来吵的,临到要出门了,又和好了,索性一家子都过来吃一口。

他两口子都不会做饭,平日就是两边老人家打秋风,自家厨房做摆设。来得多了,张文也不惯着他了,有什么吃什么,张文的小炒肉是跟母亲学的,自己几经试验,才勉强还原,但做起来繁琐,芹段要根根掐筋,吃着才爽脆;又说猪蹄,虽然可以请商家剁碎了,也总有些毛茬茬要燎掉,都是细致活。

“不会做我教你啊。”张文烦他,“自己在家做不好些,跑这么远。”

“主要是来看兄弟。”老五一本正经地说,“我还带了酒呐。”他倒是每次来都不空手。

“跟你玩,硬是有味,心里顺畅,我生意都好些。”某次酒酣时,老五狗腿地说。

“我天生吉祥物体质,”张文喝醉了也吹牛,“跟我做朋友,至少助你十年大运。”

“你也要学着做饭咧,”张文斥他,“我也到你屋里吃回饭噻!”

“不学,”老五摇头如拨浪鼓,长吁着酒气,笃定地说,“事情都做不完,还有闲心......”

老五没说完,嘻嘻哈哈地自失地喝下一杯酒。

张文略一思忖,大约懂了他的意思,不是不学,是不在意,环顾四周,老五与他周边许多他的朋友一般,都处于奔事业的最好辰光,心里一股子劲,反而张文自己却是安于现状,懒散庸。那么老五爱来他家里玩,也许并不是那么喜欢这里的菜色,而是喜欢张文家这种慵懒的氛围,乌飞千里,寻枝小憩,不过是找个躲懒偷闲的地方而已。

在一段时间里,他仍一直持续着到张文家来玩的节奏,直到张文结婚、生子,兄弟联络给家庭让路,热络的交往才渐渐淡下来,这中间老五也开始换车,也是越换越好。

而张文仍是逍遥散人一个,工作按部就班,做个家庭生活的积极参与者,闲时,他喜欢上了喝红酒,但把它当作一件很私人的爱好,夜深人静时,看一本书,喝一瓶红酒,酒不拘优劣,但要喝够。于是时常看着看着书,酒意上头,思绪乱飞,书中的某一个情节,常常唤起脑中旧时的某一段时光,过往历历在目,因由却看不分明,好似一场春秋大梦,他还没有醒。



4


时间又过了十年,张文已进中年,人生不过蹉跎,这十年里,夜里除了喝酒以外,他给自己又找了个爱好——写作,号称非虚构作者,本应笔耕不辍,他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因为懒,他果断放弃掉东奔西走的田野调查,写的都是身边旧事,某次朋友聚会时,他趁着酒意指着一桌人,“你们都是我的素材。”

而人到中年,眼前的事物越模糊,从前的事物却越清晰,他长久地耽于回想,过去的点滴与现实记忆融合,在夜晚的酒精麻醉和开着的闪着白光的笔记本前,一行行仿宋三号字整齐地从指下流出、映上屏幕,那些过往熟悉又陌生,令张文时常陷入时空的错愕中,不知今夕何夕。

同样是这十年间,张文的两个好友,老五与学友经历了人生的起落,他们差不多同时站上了本业的巅峰,又先后转头,掉入互联网的销金窟,在试图实现一款App的广泛应用时,耗尽了家财,老五甚至还因此负债。而这二人做的项目如此相近,让张文一度以为,诓他们入局的是同一个人。当然,这些都是后来重聚时,张文听他们自述的,此前,大约有三四年的时间,他们断了联络。

张文有时候也觉得好笑,学友与老五虽与张文是朋友,彼此却没有交集,发财之后各有了新的圈子,与张文渐行渐远,寥落之后又重聚,张文便有种“二十年前旧板桥”的感觉,朋友们可着劲地折腾,人生走高走低,而自己除了老了些,轻易懒得做饭吃,其他的,好像并没怎么变。

而某些曾教人困惑却被遗忘的事物,如退水的洲脊,渐渐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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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不规则的生活的持续,张文开始失眠,在不喝酒的日子里,需要借助药物入睡,再往后,喝酒也睡不着了。

在这种尴尬而窘迫的境况中,张文对于自身的写作又有了一层新的认知,那源自三年前的某一时刻的蓦然醒觉,他以为自己掌握了某种技能,实际上是陷入了一种自我的束缚之中,而绑住自己的那根绳越收越紧,他极力挣脱。

母亲离世后,某次张文陪父亲外出吃饭,席中有一道红烧甲鱼,父亲夹一块厚厚的裙边吃得欢,张文倏地想起小时候舅舅家送甲鱼来,父母愁了半晌,转送他人的事情,既自己喜欢,为什么要送人呢?

“这道菜,你妈只会红烧与清炖,红烧要过大油,清炖要用肥肉切丝一起炖,哪里舍得呢?”父亲停了箸,眉头轻蹙,唇边却有笑意,“吃不起噢。”他拍了拍眼前年过不惑仍不太懂事的儿子,“赚钱犹如针挑土,用钱倒是水推沙,那时候一分钱都要算计,都要省的。”

这许多年里,张文多次去到湘潭、醴陵,那边小炒肉的做法与浏阳的别无二致,1983年以前,浏阳与醴陵并不属长沙,都归属湘潭,张文大胆地揣测,或许是属地原则让口味互通,就像90年代后,辣椒炒肉以及一系列日常、包括学习长沙话在浏阳的盛行一般。而在漫长的时间里,小城的人们,经历了对省城的盲目推崇与模仿后,重拾起对本乡本土老礼旧俗的传承,小炒肉与辣椒炒肉在许多餐馆的菜单上成为单列的两个品目,不再混为一谈。

不仅仅是如此,在这十年间,张文感到周边的事物与他对世界的认知起落同频,如同盛大的宴会缓缓收尾,如同长跑者的气力渐渐消耗。在不长不短的时间里,喧嚣落尽,一切都以一种无奈、绝然、不可抗的姿态返璞归真,而命运的难以把握,所有的努力如同在彀中扑腾,就像他多年前看过的一首诗,“某些事物逝去……如同网无法握住水。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

而这脉络,是从一开始便生长在那里的。



5


2023年初,张文得了一场病,事发突然,他在开车途中,突然心悸、头晕,失去了距离感,勉强把车停到路边之后,叫了代驾。

朝麦给张文安排住院,住进了脑科病房,所有的检查都做了,最后出了一个疑似的结论,“睡眠障碍导致的植物神经紊乱”。学友来看他,告诉他自己的经历,在生意失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也曾夜夜因焦虑辗转难眠,直到某一天,他打内心里承认了自己的失败,“没有了就算了,要死卵朝天。”学友说,“我认输。”打那天开始,他神奇地恢复了睡眠。

“我跟你不同。”张文嘴硬。

自住进病房始,张文感到了一种浓重的疲惫感,仿佛人被抽掉了筋。哪怕隔壁床的大叔整日刷短视频,再隔壁床的大伯一夜要上十次厕所,偶尔因看不清扶墙扶床还会摸到他的脚,他也不管,他只想睡觉,仍然会被吵、被惊醒,仍然需要借助药物,但他敏感地意识到,过往的药物使用只是抑制自己的亢奋,这一回,才是真真实实辅助疲惫的身体进入艰难的修复期。

然而修复何其容易呢?

这是张文近二十年来,第一次入院,他真正地感知到身体经过长时间挫磨后的破败,确实,小时候的三病两痛正如嫩草冲破泥层,是磕磕绊绊的成长;年长后的三灾六难却似秋枝逢霜寒,是落花流水的消耗。

老五来看过他两回,第一次,他背着个背包,给张文带来了一些水果,“你的书我看了,”他轻轻地摇头,有些艰涩地、字斟句酌地劝张文,“你有没有想过,不要写这些了?写的都是自己,情绪陷进去,太消耗了。”

张文一愣,他没有回应,那一刻,他有一种被人窥破内心的懊恼。

老五走了以后,张文又失眠了,他不得不承认老五的话是对的,归根结底,这种自身写作的内耗,对往事的恋恋不舍,才是导致自身虚妄、混乱的因由,查不出的病因都在精神层面,在医学无法探知的心渊里。

第二次来,老五一早就电话嘱咐了,给他送饭,“我搞两个菜给你吃,试试我的手艺。”老五说。他生意失败后二婚了,新生了一个女儿,开始学习下厨、做家务。张文猜老五的厨艺在入门级,这餐饭里必有一道番茄炒蛋。

张文猜对了,菜式都用乐扣盒子装着,番茄炒蛋不单有,还做得中规中矩,另有一道黑乎乎的,带汤的肉块,张文麻起胆子才夹了一筷子,肉做老了,硬,芹菜没掐筋,煮软了,陷牙,吃着又辣又咸,还有股子焦味,“醴陵小炒肉,我在抖音上学的。”

这是小炒肉?

张文像见到了一个面目全非的老友,不敢相认,半天才分辨出应该是蒜碎炸得太焦,连带着汤都是黑黢黢的,他勉强吃了几筷,看着老五热情满满,实在不好意思去纠正。

番茄炒蛋口味淡,不足以下饭,他又吃了几口小炒肉,居然吃出味来了,食材都正宗,肉不嫩就多嚼会。就着这道并不正宗的小炒肉,他扒下了一饭盒的米饭,“知饿无大病。”张文将就着吃饱了,若消除掉对小炒肉的执念,老五做的小炒肉还是咸辣下饭的,又不是谁做的小炒肉都有雪岭含春的傲然姿态,多数的呈现,大约都是这般雨打芭蕉,泥泞不堪吧。

老五走后,张文给手机安装了抖音,他也刷了起来,一直刷到夜深,那一刻,他的心里是放松的,他想通了一个事情。他认输了,不但认输,还认怂,放弃执念的松快转为心里的舒坦。

张文戴着耳机,在短视频的音乐声中沉沉睡去。



编辑 | 沈燕妮    运营 | 嘉宇    实习 | 皓雪




索 文

现居长沙,一个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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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7-29 12:14 PM | 显示全部楼层

一碗虾籽面里,是我读不懂的父亲 | 人间有味

 乂叶 人间theLivings 2023-07-28 08:05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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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来到床边,检查完父亲的各项体征指标后说:“他现在还不太清醒,等麻药散了就好了。做手术前准备的时候,你爸就说能不能做快点,他要回去给儿子做面条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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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golo




人间有味丨连载



我家位于长江中下游的皖南沿江平原,一个靠种地为生的小村庄,村里人向来对梅雨季节避之不及。小时候总听见村里人说“圩田好种,梅雨难过”,持续不断的降水很容易让农田积水,一旦排水不及时,庄稼的根就极容易发霉腐烂,一整年的收成就泡汤了。早年也没有抽水机之类的机械农具,每到梅雨季节,父母几乎整天泡在田里。

因为不能找小伙伴们玩耍,我也很讨厌下雨,但与此同时,馋嘴的我看着不断落下的雨滴,心里又满是期待——每到这个时候,父亲就会下厨房给我做好吃的了,那也是一向严厉的父亲最温暖慈祥的时刻。

长江里的鱼,其鲜美让古往今来无数食客为之倾倒,但最让我念念不忘的却是长江里的青虾。倒不是那虾肉有多好吃,让我魂牵梦萦的,是那一碗虾籽面。



1


平时我家都是母亲掌勺,只有在青虾抱卵的季节,父亲才会进厨房一展身手。

虾籽面,顾名思义,是虾籽做浇头的面条。而这虾籽,就是长江里的大青虾所产。奔流不息的江水使得青虾肉质纯粹,丝毫没有河虾身上那种污泥味,产出的虾籽更是洁净如玉。每年四月,青虾开始抱卵,梅雨季节以后到达产卵高峰,颗颗饱满,晶莹剔透。只是青虾产籽量极低,一般两三斤虾才能采集到一两虾籽。

尽管我家不以打鱼为生,但父亲在水上讨生活的本事一点也不差。门前流过的长江支流和村头方圆几百亩的天然湖泊,让他可以从小就在水里打滚,扎鱼、钓黄鳝,样样在行,尤其是扳虾,在村子里算是一绝。

扳虾,就是捕虾的意思,因为需要用到的虾罾,也叫扳罾。扳罾是用竹篾条或者细树枝绑扎支撑起来的方形渔网,《楚辞·九歌》中记载的“扳罾何为兮,木上作渔网”,说的就是它。这种古老的渔具现在不多见了,相对于鱼罾的宽大,虾罾就显得小巧玲珑得多了。

制作虾罾时,要先把纱布剪裁成两尺见方的块状,用缝纫机卷好边,做成罾网——当时整个村子的男人里,只有父亲一个人会用缝纫机——然后用麻线将两根竹篾条十字交叉绑定,做成罾架。罾架四个角和罾网的四角相连,用麻钱绑牢,再在罾网的底部中心处系上一块小孩拳头大小的石头——下罾前,将喂食裹在石头上吸引青虾,拉起罾网的时候,又可以使之成为倒锥体,网里的青虾便难以脱逃。最后取一根约五尺长的竹竿作为扳杆,用麻线将其一端和罾架十字中心处绑连起来,这样,一把精致的虾罾就大功告成了。

长江青虾向来挑食且敏感多疑,很难上钩,稍有风吹草动便立刻遁走。父亲每次扳虾之前都会炒“喂食”——就是按比例配好的饵料。父亲说,要想捕青虾,必须得拿出上得了台面的食物,普通的饵料吊不了它们的胃口。他将铁锅里的菜籽油烧得冒烟,然后倒入油饼和麦麸,滋啦一声,香气随即扑了上来,充分爆香后再加入一点点水,调成浓糊状。我站在锅边,被香味迷得晕头转向,羡慕虾子竟然能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

扳虾要在晚上,梅雨季节气压低天气闷热,水中含氧量不足,青虾会爬到离岸边不远的浅水处觅食或者产卵。父亲提着老式的手电筒,带着虾罾和喂食,来到支流河口。他将喂食裹在石头上,放入虾罾中间,按照算好的距离将虾罾轻轻放入河底,扳杆斜插在岸边,再用手电筒在接近岸边的河面来回打光。父亲说这是因为青虾喜光,黑夜里的光亮会吸引它们爬上来,尤其是产卵的虾子,喜欢往岸边扎堆。

提罾收虾是个技术活儿,急不得。提急了,罾网中的虾子便会随水流越过网缘逃走,所以动作一定要缓慢且稳当,在罾网完全离开水面的刹那,要迅速提起。陷入美食陷阱的虾子尽管意识到危险,拼命挣扎,但高耸的网罾四壁已将它们牢牢困住,几番无效的挣扎后,筋疲力尽的虾子也只好认命,随即被扔进提梁木桶里。

父亲每次都能带回小半桶的青虾,小时候我极度佩服他能速度极快地就将公虾母虾区分开来扔进不同的竹篓子,他教过我好几种方法,但我仍然显得笨拙无比。

父亲将装有母虾的竹篓浸入清水盆里,反复摇晃漂洗,筛选出一颗颗亮晶晶的鲜虾籽。再把混有虾籽的清水倒入垫着蒸布的蒸笼中,淋上葱姜水和黄酒去腥,上锅中小火蒸熟后,取出已经微微发黄的虾籽,在阳光下晾干。然后倒入铁锅中用文火慢慢煸炒,软软的虾籽逐渐变脆且呈深黄色,鲜香扑鼻。用指尖沾上几粒放入嘴中,轻轻咀嚼,便在舌尖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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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亲处理虾籽的时候,母亲也快把筒骨汤熬好了,那是虾子面的另一个精髓所在。虾籽面好吃的第三个要素就是面条。平时家里吃的面条一般都是粮店里买来的挂面,但吃虾籽面的时候,必须是自己手工做出来的小刀面,用父亲的话来说就是,“凡是机器做出来的面条都是妖魔鬼怪,算不得真正的虾籽面”。

我曾经很惊讶为什么父亲这样一个土生土长的南方人竟然能做出如此出色的面条。后来工作后,有一次父亲喝多了,我们父子俩难得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聊天,他略带得意地说:“别看你妈别的菜做得好,但这小刀面啊,她光喜欢吃,就是做不来。”我开玩笑说:“哟,没想到你做面条是为了我妈啊,听着还蛮温柔浪漫的嘛。” 父亲红着脸争辩:“哪讲是为了她啊,我这是在展示我的手艺,我一般不下厨,下了厨也不差的。”

父亲做小刀面有自己独特的窍门。面粉得是七成小麦粉加上三成绿豆粉混合而成的,倒入瓷盆中,一边加水一边搅和面,面粉呈絮状之后开始揉踹。加了绿豆粉的面团很硬,得花大力气才行,一盆面要和上二十来分钟,直到父亲的手上不再沾有面粉,盆上也不再粘有面块,面团也十分光滑了,才算和好。父亲说这叫“和面三光”:盆光、面光、手光。

和好后的面团要放在案板上,盖上笼布醒半个小时,慢慢地就晕出淡淡的黄绿色。将一大块面团分成几个小剂子后,父亲在案板上撒点干面粉,拿出那根不知道揍了我多少次的擀面杖开始擀面。等到面皮被擀到和案板差不多大的薄薄的一片、提起来都能透光时,父亲便将面皮一层层折叠起来,大约七八公分宽、两三指厚的样子,拿起菜刀,深吸一口气,左手放在叠起的长方形的面卷上,四指并拢,轻轻压着面,一边紧贴着顶着菜刀,一边快速后退,锋利的刀在父亲的手中不断翻腾飞舞,很快,面就被切成了粗细均匀的条状。

待父亲放下手中的刀,手在面上一拨,提起来一擞,在案板上一甩,发出“啪”的一声,面条便被整齐地码在案板上。擀好的小刀面,形状扁曲,内硬外柔。抓起一把来,在手里一攥,再马上松开,面条也立刻会蓬松成原状,父亲说,这才叫“上了劲”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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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前,先在碗里放入一小勺猪油,一勺酱油,一把细细的小香葱沫。锅里清水,大火煮开,把面条抖散后放入锅内,等二次沸腾后加一点冷水,再沸腾后捞起盛入碗中。从砂锅里舀一瓢熬好的筒骨汤,最后放入一大勺虾籽。面香、汤香、虾籽香,瞬间就被激发出来,只闻一下,便觉得沁入心脾。

沿着碗边喝一口混着虾籽的高汤,汤的厚重、虾籽的鲜香还有被高温激发出来葱的清新完美融合,再嗦一口劲道的面条,略一咀嚼,滋味便口腔里炸开。

父亲说,吃虾籽面是要讲究层次的,但我通常都是忍不住大快朵颐,顾不得烫嘴,哪怕额头冒汗,嘴里依然吸吸溜溜,直到面碗见底,母亲总笑话我是猪八戒吃人参果。虾籽面吃完之后,我会留一小口汤,端起碗轻轻摇晃,将汤与沉淀在碗底的虾籽充分混合,然后一口吞入嘴里,用舌头托着虾籽顶住上颚,那种美妙的感觉让人难以自拔。

“哟,这小伢子前面吃得一团糟,最后这一下还开始装样子了。”父亲不咸不淡地说了一句。

吃虾籽面是那时我在父亲面前最安心的时刻。他的脸上没有让我害怕的暴躁,也不用担心挨打遭骂,我一边享受美食,一边幻想,他如果能一直保持这副温和的样子就好了。



2


从有记忆开始,我对父亲的印象就是脾气暴躁,发起火来让人发怵。他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常说“打出来的孝子,惯出来的逆子”。

父亲不苟言笑,对我更是严厉。小时候我几乎没有牵过他的手,也没有被他背过或被他抱过,更别说在他面前调皮撒娇了。电视剧里那些看似平常、温馨的父爱,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种奢望,我曾经偷偷地为此感到沮丧和伤心。

作为男孩子,我难免有时候调皮捣蛋,不经意间就闯了祸。每当邻居跑到我家里告状后,一顿打是免不了的。父亲腰间的皮带,扫地的扫把,还有那根让我又爱又恨的擀面杖,总之逮着什么是什么,打到我哪儿算哪儿。他还不许我哭,一哭,就打得更厉害了。

所以,从小到大,我们父子之间没有过什么感情交流,有的只是训斥和打骂。平时在家,我一见到父亲过来便如坐针毡,坚持不了几秒就得赶紧找个理由仓皇逃离。我与小伙伴们一起玩闹时,有些喜欢恶作剧的,会突然对我说“你爸来了”,每次我都被吓得一激灵,四肢僵硬、脑子里一片空白,好大一会儿才能缓过劲儿来。

不仅是我怕他,我的堂哥堂姐们也怕他。父亲见到他们,总会问作业写完了没、考试考怎么样。我们在一块儿玩耍时,只要听到我父亲远远地咳嗽一声,一个个立即屏气息声,等他走了,我们才又慢慢活泼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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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和父亲近距离接触最多的时候,是在他做木匠活儿时给他打下手。

父亲虽然做了一辈子农民,但除了种地之外,他还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很多技能,最让人惊叹的就是木工手艺。农闲时节,他常常找来一些木头桩子,做成桌椅板凳之类的家具,样式精美,榫卯处严丝合缝,家里用不完了,就送给亲戚邻居们。

有的时候木头比较粗,他用墨盒打上线后,就拿过一把大锯子,让我去他对面帮着一起拉锯。我就战战兢兢,紧张得手都发抖。父亲的力气大,锯子划到我这边时,我总接不住,锯着锯着,我这一端就跑了线。我不得吃出吃奶的力气使劲拧着锯,想再找回去,但通常我这边还是锯得弯弯曲曲。父亲见状会狠狠地瞪我几眼,往往还会训斥几句,说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以后要是考不上大学连饭都吃不上。即使是在湿冷难耐的南方冬天,每次帮他拉完锯,我都是汗流浃背。

小时候我是没有玩具的,我曾极度渴望小伙伴们几乎人手一只的、可以上火药的左轮玩具手枪,好不容易鼓足勇气跟父亲说想要买一把,他皱皱眉:“那东西对学习有什么好处?”我顿时吓得噤若寒蝉,再也不敢提起。

后来有一天,我帮父亲做木工活儿的时候,他竟然给我做了一把木手枪和一柄木剑,我看着它们简直不敢相信,正欢呼雀跃,父亲就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好好学习,要是贪玩成绩下降,腿给你打断。”

父亲最重视的就是我的学习成绩,但凡某次考试跌出前三,回家一顿打骂是少不了的。

农村孩子没太多玩具,大家玩得最多的就是玻璃球,俗称弹子。在三年级的时候我的打弹子技术已经傲视全村,上了初中的孩子都不是我对手,也因此沉迷其中无法自拔。农历五月的农忙时节,父母起早贪黑在田里干活儿,根本顾不上管我。我的胆子愈发大起来,下午放学后也不直接回家了,先跟同学们过足打玻弹子的瘾再说,结果被爷爷发现了,他又告诉了父亲。父亲将我所有的弹子全部扔进了门前的河里,给了我俩耳光,说只要我再敢打弹子,就别上学了,滚回来种田。

一个月后的期末考试,我上学以来第一次没有考双百分,一下子掉出班级前五名。班主任徐老师在成绩单后面的评语上写着:你很聪明,字也写得好看,但要注意,学习可要抓紧!

我忐忑地将成绩单递给父亲,心脏怦怦直跳,腿有点发软。父亲仔细地翻看后,什么话都没说,脸色铁青地转身走去外面的柴火棚,拿出一根绳子,直接将我绑了起来,吊在了房梁之下,随后抽出皮带,狠狠地抽我。

“你考的什么东西?!上学都在干什么?!学习不照(方言,不行的意思),打弹子厉害是吧?!你敢哭一声,老子今天抽死你!”

暴怒的父亲将我吓懵,我忍着剧痛不敢哭。母亲也不敢阻拦,但又心疼我挨揍,于是悄悄出门叫来了亲戚和邻居。看着前来劝说的人,父亲愈发怒气冲天:“今天谁也不许劝,不好好收拾他一下,他永远不会长记性!”

直到爷爷赶来,我才保住了一条小命。身上的衣服已经破了好几处,浑身全是皮带的抽痕,火辣辣钻心地疼。我流着泪跪下跟父亲认错,说以后一定好好学习,再也不贪玩了。

等身上的伤养好之后,母亲给我煮了一碗虾籽面,那也是我至今唯一一次吃到的由母亲做的虾籽面,没有筒骨汤,面条也是普通的挂面。

“你阿爸脾气急躁,最见不得你在学习上马虎,我们起早摸黑地在土地里抠出几个钱,还不是为了你?就想你好好学习以后走出农村。村子里哪家小孩放假不得到地里帮忙干活,我们可让你去过?农民的苦你吃不来的。你爱吃虾籽面,你阿爸知道你快放暑假了,大半夜从地里回家,也不上床睡觉,转头就跑去江口去扳虾子。第二天中午从地里回来,饭都来不及吃一口,要趁着大太阳把虾籽蒸好晒干然后炒出来,就等着稍微闲一点的时候熬骨头汤擀面条做给你吃。你贪玩学习成绩下降,他当然生气了。你也不要怪他,你以为他发狠打你他自己不难受啊。”

我嚼着面条,泪如雨下。



3


读书的时候,我身体一直不是特别好,感冒发烧,一年总有个几回,是村头卫生所的忠实客户。那个看起来慈眉善目的老医生每次给我开的小白色圆形药片,苦得要命,让我恨得牙痒痒。那个时候我不会吃药,药片放在舌头上,喝一口水,学着父亲仰起脖子,水是进了喉咙,但药片纹丝不动,反而因为被温水溶解,苦涩的味道立刻传遍舌根,随即就呕吐起来。

每次见我涕泗横流的样子,父亲都会厉声斥责:“没出息的东西,这么点药都吃不下去!”我一边犯恶心一边害怕,至今想起来仍是心有余悸。那时候我最大的期待,除了每次考试都考好之外,就是不生病不用吃药,这样就不用面对那张让人害怕的阴沉着的脸庞了。

小学毕业那年的暑假,我突然感觉有些晕晕乎乎的,仿佛睡不醒似的,无精打采,胃口极差,吃点东西就想吐,右边肚子偏肋骨那里也胀鼓鼓的,使劲压一下还有点痛。我不敢跟家里人说,尽力掩饰着,但最终他们还是发现了我的异样。母亲领着我又去了卫生所,老医生看了看我虚弱的样子,又摸了摸我的肋骨下面,说怕不是肝或者胆囊出问题了,他这边条件有限,没办法确定,不敢随意开药,得送去县医院看一下。

母亲一下子就哭了。后来从奶奶嘴里我才知道,那个老医生有点本事的,一般村民有个什么毛病过去基本都能给解决,那些他说看不了的基本都是大病,严重的甚至没多久人就走掉了。

到了县医院,做了各种检查,最后确定是甲型肝炎,医生建议,为避免传染,最好能住院隔离治疗。看着我的检查单,父亲一言不发,脸色阴沉。我以为又要挨骂了,然而却听到他跟医生说:“我家小伢子长这么大从来没离开我们,他一个人不照的,我们得陪着他。”

甲肝治疗周期长,时不时就要进行各种指标检查,日常饮食要很讲究,营养不能落下,零零总总算起来,这笔治病的费用对当时经济条件不好的家里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当时正是农忙的时候,父亲让母亲留下来照顾我,他赶回家忙农活儿。每隔几天,他就会来医院一趟,带着擀好的小刀面,去医院门口的面摊上,花一块钱请摊主帮忙煮一下,然后端过来给母亲和我一人一碗,再倒入之前带过来装在玻璃瓶里的虾籽。母亲让他吃,他总说自己在给我们煮的时候已经吃过了。

我的身体状态逐渐好了起来,约莫过了一个月,再次检测,指标终于恢复正常。医生说可以出院了,但回家还要继续休养,要注意保证休息和饮食卫生。

出院那天下着小雨,父母带着我坐中巴车回家,但中巴车只路过镇上,下车后只能走回村里。母亲披着雨衣打着手电筒在前面照着路,父亲背着已经开始长身体的我跟在后面。我躲在雨衣里,趴在父亲的背上,他偏硬的头发时不时扎到我的脑门上,我看不到他是否还一如既往板着的脸,只能隐隐看见他被太阳晒得漆黑、有些脱皮的后脖颈,偶尔听到有沉闷的呼吸夹杂在落在雨衣上的滴答声里。

那年夏天雨水很多,但父亲却少见地没有怪老天爷怎么还不收了神通。白天忙活完田里的农活儿后,他就跟大伯一起打着手电去江口扳虾,他说雨水越多虾就越多。家里有件老旧到分不清颜色的蓑衣,听父亲说是爷爷亲手做的。再配合一顶斗笠,父亲穿戴整齐后,我赫然发现,他简直跟我看武侠小说时想象的大侠一模一样。

父亲穿上一身干净的蓑衣冒雨而出,等到回家时,蓑衣上的雨水顺着边缘滴落而下,砸在地面上,溅起一串串水珠。他摘下斗笠,抖抖身上的雨水,凯旋般大步跨进门。那时候爷爷时常教我一些诗词,其中有一句我只听了一遍就记下了:“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有的时候我半夜醒来,看到父亲轻手轻脚穿着蓑衣准备出去扳虾,都会在心里默念:“斜风细雨也须归。”

那个夏天是我迄今为止吃过最多虾和虾籽面的时期。后来上生物课,老师说虾的营养价值极高,我一度认为之所以我比很多同龄男生发育得早,十有八九就是因为那段时间吃太多虾了。

入秋以后,雨水渐少,青虾结束了抱卵的周期,我也彻底恢复健康。那件老旧的蓑衣连同斗笠静静地挂在墙上,很少再被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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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青春期,我和父亲的相处方式依然是没有什么讲道理一说,唯一有所改善的,是他不再用皮带抽我了,毕竟巴掌和脚踢方便得多。我也不顶嘴不闪躲,就沉默着不说话。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过叛逆期,只知道就算有矛盾我也不敢说出来,多一句话就可能多一顿打。我跟父亲之间的话越来越少,距离也越来越远了。

大人们在一起闲聊的时候,邻居们总会说:“你家儿子哦,是这一块最懂事的,放假也不出来玩,一天到晚除了学习就是学习,次次考试都是第一,以后考上大学是靠住的(方言,肯定的)啊,我家小伢子要是有这么自觉就好了。”

父亲总会大手一挥:“不是我管教这么严,他能有这个样子啊。小时候你不晓得他多皮,三天两头犯事情,打了多少次才改过来的。你看街上前阵子开的那几家游戏厅,一天到晚都有一堆小伢子在里面玩,他从来不敢进去。我老早就跟他讲了,只要让我发现到了他在里面,不管有没有玩,回来书就别念了。我跟你们讲,小伢子啊从小就要教育好,他就跟那树苗一样,你不育他就长得歪七扭八的。他要是皮就得打,不能不舍得,不打他不怕你啊。你看XX家的小伢子,不好好念书,跟家里胡大胡二的(方言,撒谎,不诚实),天天跟那几个小混子搅在一起,迟早要进劳改队……”

我远远地站在边上,看着向众人传授经验的父亲那指点江山的样子。一件件我的糗事和他的教育“高光时刻”隐隐传入我的耳中,夹杂着邻居们的赞叹声。

每次开家长会是父亲最长脸的时候,回来必然有一碗香喷喷的虾籽面做奖励。不过,我还是很少听到父亲的夸赞声,而且他总在母亲夸我的时候,提醒我别忘了继续努力,不要骄傲,好好学习是应该做的事情:“你这副瘦弱的身板,回来种地怕是得饿死。”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没有父亲严苛的管教,我是不是真的会像他说的那样,最终走进劳改所。



4


2007年,我初中毕业,考上了省重点高中。报到的那天是父亲送我去的。那时父亲还年轻,几个鼓鼓囊囊的行李提在他的手中并不显得沉重。我家在农村,学校在市里,接连换乘了两路大巴后才在郊区坐上了直达学校的公交车。

我定定地看着车窗外不断变换的美丽风景,却没有心思去欣赏。我才15岁,就要离开家人寄宿在陌生的学校里,尽管终于可以远离惧怕了这么些年的父亲,但也意味着母亲也不在我身边了,不禁有些紧张和不安。一路上,向来很严肃的父亲依旧很少说话,只是看着行李,有时转头看看我。

到学校后,父亲提着行李领着我报到,又带着我找到寝室,铺好了床铺。打扫完宿舍后,我送父亲到了校门口,他拍拍我肩膀,说:“好好学习,新环境不习惯不要紧,慢慢就会习惯的。跟同学好好相处,尊敬老师,不懂就问。学习还得靠你自己,有什么事跟家里说声——哦,差点忘了,这个给你。”随后,他递给我一瓶炒好的虾籽,又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大步走出了校门。

我就站在校门里,握着还带着体温的玻璃瓶,看着父亲的背影。校门外的路不宽,父亲慢慢地向前走着,走得不快,但一步一步很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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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的时候,我迷上了网络,省着家里给的饭钱,时不时和同学溜出去上网。一个周五的下午,我照例偷偷溜了出去。生意火爆的网吧竟然没有空闲的机器,我只好再三叮嘱网管,有机子立马通知我。

我一边看着同学玩,一边火急火燎地等待。正看得入迷,后面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扭头:“有空闲机……”一瞬间,剩下的半截话生生咽了下去,我半转着身子,整个人僵了——那是多么熟悉的一张脸!我仿佛听到巴掌带着呼啸声而来,心脏扑通扑通地狂跳。

我看着父亲,绞尽脑汁想借口,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但怒骂和巴掌并没有到来,父亲拉着我走出了网吧,带我到校门口前,我低着头,看不清父亲的脸,只听得他声音竟然很平静:“我跟门卫聊天,门卫说看到你出去了,我半天才找到这里。我就问你两个问题:这样有多久了?你觉得家里的农活儿你能做么?”

我嗫喏着:“爸,我错了,我不该偷偷玩游戏,让你失望了。”

良久的沉默,我依旧低着头。

“啪嗒”声响起,我听到父亲点了一支烟——我有些疑惑,他不是早就戒烟了么。烟雾中,低沉的声音响起:“你爷爷当了一辈子老师,就想家里后辈有个考上大学的,能见见外面的世界。你大伯和我都不争气,考不上高中,一辈子也就在泥土地里讨生活。我18岁那年,送你小叔去外面读书,他也是满口答应好好读书。家里省吃俭用,所有的好东西都寄到学校里给他用,但是一大家子最后等到的是退学的消息。你爷爷跑去学校,回来后的半年里,头发白了一小半。我和你妈何尝不是……”

我身如筛糠,几乎要哭出声来。

“你长大了,我也不能像以前一样动不动就揍你,路在你自己脚下,你爷爷还总问起你的成绩呢。好好学习,你才16岁,别像你小叔一样。”父亲掐灭了没吸完的烟,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先回去了,家里的农活你妈一个人忙不过来。”

看着夕阳下父亲逐渐远去的背影,我终于失声痛哭。

门卫叔叔走过来,俯下身子问:“同学怎么啦,是不是不舍得爸爸走呀。没事儿,爸爸还会来看你的。不过也奇怪,你爸爸一向都是递烟给我,自己不抽的,今天竟然抽了,看来也是舍不得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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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6日,高考前夕,小雨。

父亲陪着我去看了考场,一路上撑着伞并肩而行,他没说话,我也沉默着。透过窗户,父亲盯着里面,嘴里轻轻念叨,突然伸出手指着教室里的某一处,转过头对我说:“你看,那里就是你的座位,离讲台近得很。”

我顺着看了过去,又转回了头。我突然发现,父亲一向乌黑的脑袋竟然生出了一些白发,额头上不知道什么时候爬出了细细的皱纹,我先前竟未留意过——我多久没有好好看过他了啊。

回家的路上,路过一个红绿灯,我心里想着考试的事儿,没留神已经切换到了红灯,正要迈出脚步,就被父亲一把拉住了。我回过神,看着父亲的手,那是扇过我无数巴掌的手,也是高一期中考试之后再也没有落到过我身上的手,略显粗糙,满是泥土地的印记。这只手紧紧抓着我的胳膊,一如小时候出门时他紧紧抓我的手臂,防止我走丢。

刹那间,我有些恍惚。

7号还是毛毛雨。一大早,父亲就已经在轻手轻脚地为我准备早饭。隐约中,我听到父亲在对母亲说:“牛奶不要泡得太多,免得考试时要上厕所。”“炒的小菜里面不要放太多油,容易闹肚子。”“筒骨汤等下先盛出来凉一会儿,要不然吃起来烫嘴。”“荷包蛋煎老一点,泡在汤里的时候口感好。”……

我闻着一如既往的鲜香,细细咀嚼劲道十足的小刀面,也不知道他们夜里几点起来擀的。

吃完面,父亲便把电动车推出来,送我去考场。父亲开得不快,一路上很安静,我和父亲也没有说话。到了考场,父亲把车停在路边停车区。拍了拍我的肩膀:“放轻松,正常发挥就行。”我点了点头,转身进了考场。转过头,见父亲定定地看着我,对我挥了挥手,扯了扯嘴角,向来严肃的脸好像挤出了一丝微笑,那一瞬间,我觉得他还是板着脸比较好看。

8号下午走出考场,父亲撑着伞迎了过来。坐上电动车,父亲破天荒没有问我考得怎么样,只是跟我说:“这下可以放松些了。”回到家,他没来得及歇口气就赶去了田里。我才知道,这两天,父亲每次送我到考场后并没有赶回家收割庄稼,而是静静地等在考场外,直到我考完试出来。

高考结束后是整个高中阶段最轻松的时光,尽管有时候会有些担心成绩,但是担忧转瞬又被朋友间的欢闹冲走。父亲也好像也不再终日板着脸了,只是偶尔问过我考得怎么样,他的重心转移回田里的庄稼上。

终于到了6月25日,下午2点是查成绩的时间。我坐在网吧的电脑前,输入了查分网址,看到了老师给我们介绍了无数遍的考生信息输入界面。我盯着看了很久,慢慢地输入了准考证号,身份证号,略带颤抖地点击了“确认”。好一会儿,我抬起头,看到了我的照片,左边是分数。我差点跳了起来,给家里打了电话,母亲在电话那头笑得很开心,隐约听到父亲的声音传出来:“还不错。”

母亲说今年庄稼收成很好,看来是赶着给我准备学费呢。一大家子亲戚们知道我考上了,闹着给我办喜酒。村子里“恭喜恭喜”的声音在父亲耳边不断回响,我第一次看到他脸上的笑容是如此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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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志愿的时候,是我长大以来跟父亲交流最多的日子。他抱着指导书籍,一点点地翻阅,跟我探讨不同的学校,不同的专业,院校位置,专业前景,报录比,没有争吵,也没有大嗓门,直到我投完档被录取。那是我记忆中第一次跟父亲平静甚至平等的交流,后来我才知道,他甚至将不同的学校和专业用笔记录了大半本。

开学报到的时候,父亲执意要送我去学校。跟着拎着大包小包行李的父亲,我踏上了火车。

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八月末的天气闷热无比,尽管车厢内有空调,但因为上车时的拥挤和车厢内臃肿的人群,在安放好行李后,我和父亲浑身已经汗湿透了,粘在身上很难受。

开车后,车厢里形形色色的人们,认识的不认识的,渐渐地都谈开了,很是热闹。火车是个很神奇的交通工具,能让不同阶级不同地域的人很自然地拉近距离,天南海北高谈阔论。平时话不多的父亲,仿佛也被这浓烈的氛围感染了,跟周边的旅客时不时地聊天,碰上同是送孩子上大学的家长,话题就更多了一些。看着他绽开笑容的脸庞,听着他和周边家长互夸孩子的话,我的心里除了对未来大学生活的期待和对家乡的不舍之外,也有一丝欣喜悄悄地探出头。

火车轰鸣着飞驰,父亲不知什么时候靠着我睡着了,我侧过头看着发出轻鼾的他,睡梦中也依然板着脸,是又梦到我调皮贪玩了吗? 

下了火车,我们坐着迎新大巴到了学校,父亲像高中时那样,带着我报到,又带着我找到寝室铺好了床铺,顺便帮着打扫了宿舍。我在新的宿舍门口,看着不让我插手、坚持自己弄卫生的父亲,熟悉的记忆如潮水般涌了上来,那弯腰拖地的身影,跟三年前的场景慢慢重合在了一起。

耳边传来父亲的声音:“弄完了,等晾干了再进去。我就先回去了。”

“你歇一晚呗,明天再走。”我回过神,“刚坐了一夜的火车,休息下养个精神,刚好也看看学校。”

“不了,现在坐车明天早上到家,刚好打理庄稼,我不在的话,你妈一个人忙不过来。”

我知道父亲的脾性,也就没再坚持,一路陪着他到了校门口。

父亲拍拍我肩膀,还是相似的嘱咐:“大学里也要好好学习。跟同学好好相处,尊敬老师。爸妈不在你身边了,照顾好自己。家里你不用担心,有什么事的话跟家里说声。”说完,又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一沓钱,放在我手上:“刚入学,需要花钱的地方有些多,卡里的钱不知道够不够用,这些钱也先给你,不够的话再打电话跟我说。”

我接过温热的钱,喉头滚动,然而说出口的只是:“好的,那你路上注意安全。”

父亲扯了扯嘴角,又微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上了出租车。我站在校门里,看着父亲拉开车门坐进去,然后对我挥了挥手,夕阳照进车里,他满身金黄,我突然发现,他不再板着脸了。

我看着逐渐远去的车子,轻声喃喃:“阿爸,你辛苦了。”对着已经消失不见的出租车用力挥挥手,鼻子一阵发酸,眼前也模糊了起来。



5


上大学那几年,每次开学我都会带一瓶虾籽回学校,就着吃面条。几个舍友在尝过第一口之后,着了魔似的,每次开学前必定会再三嘱咐我:“请带上咱爸做的虾籽,这个学期的面条就指着它了。”说是一学期,你一勺我一勺,那点虾籽不出一个月就没了。然后他们边咂嘴边后悔:“你说我们要是每次少吃一点不就能多撑一个月嘛。”

毕业后在外地工作,每年回家的次数也不多。我不是特别恋家,偶尔想起来或者收到家里寄来的虾籽时,会给家里打个电话,但几乎只打给母亲,父亲的手机几乎没怎么拨打过。

有一次给母亲打电话,隐约听见他们俩在拌嘴,我问母亲出了什么事儿,怎么还吵架呢?

母亲说:“你爸又要出去扳虾,他都痛风了,医生说不能吃青虾。再说了,他腿疼起来站都站不住,还要往江边跑,摔倒了怎么办?”

母亲话还没说完,话筒里就传出父亲一如既往急促的语气:“我扳回来不吃可照(方言,可行)?搞点虾籽等小伢子回来吃面条,现在不搞,等九月份一过马上就没得吃了。”

我心里一惊:父亲痛风了?什么时候的事儿?他身体那么强壮的一个人怎么会痛风呢?难怪之前母亲给我打电话问我某种药治腿疼好不好,我当时只跟她说不舒服就要去医院看看,别乱吃药,农村土方子不靠谱,却没想到是父亲生病了。

那年春节回家,我突然发觉父亲瘦了好多,走路明显一瘸一拐。趁着去灶屋盛饭,我偷偷问母亲,父亲是不是痛风发作了。

她叹了口气:“下半年以来反了(方言,发作)好几次了,前两天又反了,床都下不了,今天吃了药好多了,他一直不让我跟你讲。你看他瘦了多少哦,好多东西都吃不了。”

我赶紧查资料,又打电话给学医的同学,了解痛风的事情。我跟父亲说去医院做个全身检查,他摆摆手:“做那个干什么浪费钱,我自己的身体我还不知道嘛。”

我第一次很硬气地跟父亲说话,最终,他拗不过我和母亲,还是去了医院,一查,果然血尿酸“600+”,其他指标诸如肌酐之类的也超出正常范围。做CT的时候,医生说,你这肾结石不少啊,之前做过碎石手术吧?父亲“嗯”了一声,说几年前做过。

我从来没听说过父亲做手术——实际上,是我从未主动了解过父母的身体状况。医生说你这肾结石最好做个手术,再拖的话就容易损伤了。父亲摇摇头:“暂时就不做了,家里马上开始春种,来不及。”

我极力劝阻,但仍然被父亲否定,在他眼里,那点疼痛可以扛一会儿,但庄稼可不能耽误。

回去后,我赌气冷着脸,决定第二天就要回去上班。母亲半夜来到我房间,红着眼说:“你爸不想耽误春种,我们没什么本事,就靠着土地挣点钱。他在家一直说你以后在外面买房成家都是要花钱的,我们能多存一点是一点,也减轻一下你的负担。”

我靠在床上愣住了,继而眼泪夺眶而出。我想起同学跟我说的,过度劳累是引发痛风的诱因之一:“加上你爸以前很爱吃鱼虾,尤其是每年做虾籽那段时间虾肉摄入量更大,高蛋白饮食造成血尿酸长期居高不下。痛风发作之后还得忙农活,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导致现在稍不注意就容易复发。”

五十多年来,父亲从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汉子变成了满身伤病的老人。下地耕种,沿江扳虾,冒着大雨抓黄鳝,拖着板车卖西瓜……他肩膀上、手上的茧不知有多厚。

三十多年来,我从一个弱不禁风的少年变成了身强力壮的青年。除了读书和工作,我没做过其他事,双肩连五十斤的扁担都扛不起来。

我只记得父亲施加在我身上的疼痛,但父亲身上的疼痛和苦难,他从未说过,我也从未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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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的六月,我带着父亲游览了黄山。那是父亲第一次出门旅游。尽管天气并不是很好,全程几乎披着一次性雨衣,但他依然很高兴,那几天的交流,比我们之前几十年加起来还要多。在光明顶上,我们父子俩第一次合影。

回去后,父亲做了肾结石手术。母亲给我打电话,说父亲在医院里跟病友们聊天,把手机里的照片反复给他们看,说他儿子孝顺,带他把黄山玩了个遍,风景真是呱呱叫。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和父亲的距离近了很多,再也没有训斥与争吵,时不时也能通个电话,家长里短地聊几句。有时候打电话给母亲,母亲也会说,“让你爸跟你说几句”。

这些年来,我也带父亲去过诸如“耿福兴”之类的老字号面馆吃虾籽面,但父亲通常没吃几口就说,这面不正宗,汤不浓郁面不筋道虾籽不脆弹之类的。我说这可是老字号,多少年的牌子了上电视台的。父亲摇摇头:“名头都是虚的,只能糊弄不懂的人。”

2021年我结婚的时候,几个大学舍友从天南海北跑了过来,还特地给父亲带了一堆特产,他们一边给父亲敬酒一边说:“叔叔当年的虾籽可是让我们这辈子都忘不了啊。”父亲一饮而尽面色红润地说:“今晚就留在家里,明天亲自下厨给你们做一顿最正宗的虾籽面。”

结婚后,爱人也特别喜欢吃虾籽面,因为我们在外地工作,我便提出来跟父亲学。

父亲把母亲的围裙洗干净穿上,灶台和案板也擦得干干净净。配好面粉开始和面,一边揉一边跟我说要点:“水要分次加,揉面的时候手腕要使巧劲。”擀面的时候,他放慢速度让我看清楚:“发力要均匀,生面粉不要加多,防止干巴。”将擀好的面皮叠好后,他拿起刀开始切面:“下刀要稳准利索,不能拖泥带水,要不然就不成形了。就跟做人一样,无论做什么事情,认准了之后,下手就要干脆利落,不能犹犹豫豫。”一条条粗细均匀的面条随着“哒哒”声跳入我的眼中。

“看,这样子切出来的面条肯定是不行的。”他故意没切好,示范了一个错的给我看。

“水开下面条的时候要把面抖散放进去。”父亲抓起一把面条轻轻抖进锅里,“别着急用筷子搅,让面条先吃一下水,这样煮好的面就弹得很。”

我看着父亲第一次如此认真地教我做事,咧开嘴笑了起来。看着他板着脸边做边说的样子,突然觉得很,嗯,很可爱。



6


父亲还是一天天变老了,在我跟爱人还有爷爷的极力劝阻下,他终于从埋头耕种了四十年的土地中解放出来。但他闲不下来,又去找了一个清闲的工作,理由是整天待在家里无所事事,“实在太没劲(方言,无聊)了,急得慌”。

我说出钱让他出去旅游,累了这么多年也没享受过。他摆摆手:“旅游就是花钱买罪受,再说了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浪费那些钱干啥。”我又接他来我这儿待一阵子,结果没几天他就吵着要回去:“这里闷得慌,出门到处都是车,一点也不如老家自在。”

我拗不过他,只好又送他回了老家,回家后他打电话说在家里平时上上班,没事溜达溜达,舒服多了。我想也好,至少比种地轻松多了。

今年大年初二,我正开车往老家赶。还有20分钟就到家的时候,电话响了。我瞥了一眼,是母亲打来的,心里立刻咯噔一下,涌出一股不好的预感——早上出发的时候,我跟母亲说了大致的到达时间,按理说,母亲怕我开车分心,不会打电话来的。

爱人按下接听键后,母亲的声音传入耳中:“小伢子,你快到家了吧?妈跟你说个事哦,你别着急。你阿爸他昨天晚上骑车上班路上摔倒了,回家后右腿动不了。我给他揉了一夜还是不行,叫上你堂弟现在正把他往市里的中医院送。家里现在没人,你直接开车去中医院,路上开慢点啊。”

我火急火燎地赶到医院,父亲看我们冲进来,满脸懊悔:“唉,一不留神就摔了一下。本来你们回来我高兴哦,让你妈做了好多菜。冰箱里有一大罐虾籽去年就炒好了,等你们回来做面条吃。哪晓得成现在这个样子,搞得年都过不好。”

我跟医生了解状况,医生说摔伤的位置不好,股骨颈骨折,他这一把年纪了,保守治疗效果不好,最好是做关节置换手术。

父亲问,做了手术以后走路跑跳有没有问题?医生说休养好之后走路没问题,跑跳肯定有一定程度影响,“而且你这么大年纪了,没事也不要跑”。

他的眼神黯淡了下来。我很清楚,对要强了一辈子的他来说,以后若没法跑跳,确实是个不小的打击。前阵子他还在电话里得意地跟我说,他们单位年轻小伙子掰手腕还输给了他,要是再年轻几岁,可以掰人家两只手。

我劝他:“往好处想想,医生说做了手术之后几天就能拄拐走路,而且以后走路没问题,不影响正常生活。”

大年初六,父亲被安排上当天的第二台手术。换上手术服之后,我们推着他到了手术室的大门外,我跟他说,打麻药不痛的,一会儿就做完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和爱人搀着母亲坐在等候区,焦急地等待手术室大门的打开。我抬头看了一下墙上的时钟,已经15点40分了,距离父亲进手术室已经过去4个小时零17分钟。

母亲紧紧握在一起的双手微微颤抖,我想起手术前医生说的手术一般要3个小时,不免有些担忧,但仍轻声安慰母亲,应该快结束了,可能在等父亲的麻药散去。

终于,“叮”的一声,“22床家属来接一下病人!”的喊声伴随着缓缓打开的大门传入我们耳中,我蹦了起来,跑到手术床边。看着面色苍白的父亲,鼻头一酸。

父亲被抬上病床后,眼神涣散的他迷迷糊糊地问:“快12点了吧?一会儿我还要回家给你做虾籽面的。”

我强忍着泪水:“嗯,12点了,你先休息下,面条等会儿做。”

医生来到床边,检查完父亲的各项体征指标后说:“他现在还不太清醒,等麻药散了就好了。做手术前准备的时候,你爸就说能不能做快点,他要回去给儿子做面条吃。”

10分钟后,父亲终于清醒了些。我和爱人喊了一声“爸”,他慢慢转过头,看着站在床边的我们,努力地抬起手臂,我赶忙弯腰握住。

“老爸对不住你们了啊,本来过年要给你们做虾籽面吃的。”他看着我,语气虚弱,又望向我爱人,“你们回来我不晓得有多高兴哦,谁知道搞了这么一下子,唉。”

我转过身低头给父亲掖脚边的被子,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死死地忍住哭腔。

父亲又睡着了。我第一次见到这样虚弱的父亲,也第一次这样仔细地端详着他:双鬓微白,脸颊有些许凹陷,下巴处几天未剃的胡须更是花白一片,记忆里那个精力充沛、不时怒目横眉的庄稼大汉,竟已经这样衰老。

夜深了,楼道里很安静,病房里关了灯,母亲也侧卧在陪护床上睡着了。我借着门上小窗里透进来微弱的光看着他们,我第一次发现自己如此在意他们。想起以前打电话,母亲说起这家的谁谁脑梗塞死了,那一家心脏病,还有一家癌症……到了他们这个年纪,脆弱的不仅是他们的身体,也是他们始终放心不下的、如我一般在外游荡的儿女。我的眼泪流了下来。

三十多年来,我第一次给父亲做了一碗虾籽面。我极力回想他曾教过我的方法,和面揉面擀面切面,但最终做出来的面条差了十万八千里。把面碗端给父亲时,父亲说哪儿来的,我说自己做的,做得不好,你凑合吃一口。

父亲大口扒拉着面条,连白水兑猪油和酱油的汤底都喝得一干二净,然后转过头对隔壁床的大叔说:“我儿子这手艺没得说,做出来的面条比外面店里都正宗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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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做完手术没一个月,恢复得不错,离开拐杖也能慢慢地走动了。母亲打来电话说:“你爸急得不得了,恨不得马上就扔掉拐杖走路。”父亲的话隐隐传入耳中:“我拄着拐走路都随便走的,过几天去上班都没问题。”

我连忙说:“算了吧,你先好好休养几个月,等彻底好了再说!”

回到家的时候,他们正在看电视,电视上是母亲看了无数遍的《父母爱情》。我诧异父亲以往从来不看这类电视剧的——他喜欢看武林风。

中间切换播放广告的时候,父亲皱着眉头说:“现在电视台就知道搞钱,动不动就是广告,电视剧放得拖拖拉拉的,烦死人。”

我笑着说:“电视台也要挣钱啊,你去家里电脑上看,开了会员没广告,看一整天都行。”母亲摇摇头:“一天看那么多还累得慌呢,就这样一天看个一两集,每天还有点盼头。”

看完一集电视剧后,父亲拄着拐起身。我问他做什么,他一边拄着拐走一边说:“我把面粉都准备好了,中午做面给你吃,你妈做昨天把汤都已经熬好了。”

我说:“你这腿不方便,还搞那些干嘛,歇会儿吧,中午吃饭就行。”

“他知道你今天回来,老早就催我买筒子骨熬汤。”母亲站起身,扶着他。

父亲坐着一边擀面,一边说:“再过几个月又能扳虾了。”


编辑 | 唐糖     运营 | 梨梨     实习 | 常睿


乂 叶

90初生人,

非典型“蓝天守望者”,

愿以笔端勾勒心底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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