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有味 | “食物故事”系列

源济

父亲做的糖醋排骨，是捆绑我的枷锁丨人间有味

原创 开弓 人间theLivings 2020-10-16

最终，他接受了我只会是个普通孩子的事实，我也接受了他只是个普通父亲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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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有味丨连载93

1

初二那年，我数学破天荒考了满分，年级第一。数学老师高兴坏了，拽着我到每个教师办公室展览：“之前我们严重低估了这位张同学，真咧。我就觉得她是个可造之材，好生培养一把，肯定能冲北大清华！”他夸我夸得很激动，唾沫星子飞溅到我脸上，点点滴滴都是认可。

老师说“北大清华”时是那样斩钉截铁，但彼时的我对这两所顶级高校全无兴趣，只惦记着立刻飞奔回家，吃到父亲承诺的那盘糖醋排骨。小时家里条件差，我没吃过什么好东西，长大了便馋一切浓油赤酱的食物，其中糖醋排骨最得我心。

可是哪怕家里开了一家小饭馆，糖醋排骨也不是经常能吃到的。生意忙，父母给我的吃食都是客人点了菜，顺便多炒一份，等食客散去，他俩早已疲乏不堪，也不能指望还给我单独做一道工序复杂的菜了。

那天我回到店里，食客满座，父亲和母亲正在厨房里忙碌，热气从两个铁锅蓬蓬往外冒。听说我考了满分，父亲一向严肃刻板的脸上浮出笑容：“好，好，这回争气了……”见我撸起袖子准备洗盘子，他立即摇头轰我出去：“别洗了，上课也怪累的，过去吃个水果休息会儿，看老汉儿（爸爸）来给你整个糖醋排骨。”

他三两下将一丛腰花码进白瓷盘里，转身从肉篮子里取出一扇精瘦的排骨。母亲歪着身子伸手过来端走盘子，锅里干辣椒在热油里滋滋作响，她将腰花丢下锅，一阵带着油花的白雾立即扑了上来。

“火大点，多翻两下！”油雾里，父亲眯着眼冲她吼。

母亲没好气地回：“老娘还要你指挥？”

父亲嘿嘿笑了两声，扭身过去，案板上开始响起“笃笃”的剁肉声。

其实，父亲并不喜欢做饭，大约是觉得一个男人围着灶台转不太好看。即便为生计开饭馆，他开始也只肯买菜、帮厨，不愿意掌勺，直到看见母亲颠锅吃力，他才不情不愿接过了铁勺，但还象征性地坚持不领取“厨师”的身份——无论母亲怎么骂他“装疯日白的”，他都不肯围上那条印着“金宫鸡精”的围裙，只在腰上系了条旧衬衫。天长日久，衬衫上积累了经年的油污。

几分钟后，排骨被父亲剁成两指节大小的肉块，扔进沸水里，再丢进几块姜片和一勺料酒去腥。排骨焯好，下到油锅里煎至表皮焦脆，父亲再重新起锅，倒油和白糖，小火炒出糖色。待排骨在锅里滚上两圈，就全部裹上酱红的糖色，倒水用文火焖上半小时，倒入醋和其余的调料，转大火收汁，撒上粒粒分明的白芝麻，一道糖醋排骨便在瓷盘里偎依着，如同晨曦里积了雪的群山了。

我端着一碗大米饭候在一旁，排骨刚出锅，也顾不上烫嘴，迫不及待夹了块扔进嘴里，只觉得好吃得舌头都要融化了。等我吃完，店里的客人也差不多走光了，母亲又开始准备她和父亲的晚饭。父亲拧了拧腰，搬了把木椅到店门口那盏灯下坐下，朝我招招手，示意我过去。我知道，这是又要给我掏耳朵了。

父亲对给我掏耳朵这事儿是有执念的。

8岁那年，他曾带着我在街边采耳，采耳师傅一边掏一边发出“遭遇了职业生涯最大挑战”的啧啧声，最后掏出来黄豆那么大一块耳结，吓呆众人。父亲有他的朴素逻辑，他认为这块耳结就是我小时候脑子不太好使的罪魁祸首：“它把你脑壳堵到起了，晓得吧？”

最初我以为他在开玩笑，谁知隔天他就拉着我去医院挂了个耳鼻喉科。当他指着我问“耳屎多了会不会把她脑壳堵住”时，医生愣住了，挠着头小心翼翼地问：“你俩到底谁看病？”

尽管从医生那儿得到了否定回答，父亲还是很固执，坚持认为耳朵和脑子挨这么近，多掏掏总没有坏处。而这次我考了满分，他仿佛得到了证据支撑，更得意了，认为是他长期替我疏通脑子起了效果。

我拉了条矮凳在父亲面前坐下，乖乖把头搁他膝盖上。他拿出在地摊上精挑细选的掏耳勺，凝神屏气，开始仔细地扒我耳朵。这时候，我俩都是不说话的，我歪着头，看到他穿的皮外套上有层润泽的湿气——父亲知道我有鼻炎，闻不得烟味，每次给我掏耳朵前先会漱漱口，再拿湿毛巾擦擦衣服，尽量减轻多年吸烟留下的味道。

傍晚天光渐渐在西边收拢，母亲在厨房忙着炒菜，隔壁饭馆的鼎沸人声拌着面食香气飘了过来，我昏昏沉沉，几乎要睡过去了。

这是我们父女俩极少的亲近时刻。多数时候，他留给我的只有早起的、远去的背影，即使闲下来在一张桌上吃饭，我们也总是沉默无言。

2

1993年母亲怀上我时，正是我们这边计划生育抓得最严的时期。我前头还有个哥哥，为了留下我，母亲去点兵山一户偏远亲戚家藏了好几个月，吃喝拉撒全在一个小黑屋里。可后来还是被人举报了，计生干部雄赳赳赶来，要拽7个月身孕的母亲去堕胎，最后父亲求了好些人，罚了5000元钱，才保住了我。

生下我后，父母疲于奔命，又差点弄丢我两次。

几个月大的时候，父母带着我去山东威海谋生。一次转公交车的途中，他俩累得不行，睡着了，怀里的我滚落在地都没察觉。后来俩人迷迷瞪瞪下了车，母亲大约觉得手上有些松快，问父亲：“我们上车的时候是不是提了个啥东西？”父亲摇头，那边公交车司机却纳闷：好端端出趟车，回来时怎么车座底下塞了个娃？

我被他俩从公交车车座下取出来，长到三四岁，有天又跟着父母外出务工。他们在火车站买票，一茬接一茬的旅客围过来，我被挤出了买票的队伍，还没爬起来，一个胖大妈拎起我就跑。跑出去几十米远，她瞅了瞅我，发现雌雄难辨，一扒裤子，看到没带把儿，骂了句“日你先人”，就撂下我走了，我就一边提裤子一边往回跑。

见我自小命运多舛，父亲就拉我去城东天桥底下算命。瞎老头仰着脸，微眯的眼睛只露出眼白，捉过我的手翻来覆去盘了10来分钟，才煞有介事地啧了一声：“这女娃可以，命格还行，好生培养，将来要给你家争光咧……”

父亲高兴坏了，认定我就是那个将会光耀张家门楣的人物，自此对我抱有莫大期待。我刚上小学那年，他从二手市场淘回一些乐器，期望我搞一搞高雅艺术。但事实证明，我的破坏细胞远多于音乐细胞：拉二胡二胡弦断了，吹笛子笛膜戳破了，吹葫芦丝葫芦掉了，吉他在我跟我哥干架时拍墙上散架了。我爸还不死心，听人夸我手指长，是个弹琴的料，就斥巨资买回一台电子琴。我学了个把月，只学会一首《牧笛》。于是，这便成了家里亲友来访时的固定表演曲目，每次至少弹5遍，让本不亲密的亲戚关系雪上加霜。

眼见着来访的亲戚越来越少，父亲又打算将我培养成文学家。他有天去市里几家二手书店转悠了一下午，最后呼哧带喘蹬着三轮车拉回来七八箱旧书，书脊上全是霉斑。他指着线装版《增广贤文》上的繁体字，教我念“读书须用意，一字值千金”。屋子太小，没地方搁书，父亲就把几箱书满满当当全垒我床下，床被抵得凹凸不平。那时我并不明白知识有多重要，只觉得知识真他娘的硌得慌。第二天，我就跟我哥拖着几箱书去了废品站，卖的钱买了两碗牛肉面，嗦了。

这之后，父亲消沉了一段日子，但又很快打起精神。他买回一堆笔墨纸砚，让附近一位开旅馆的老先生教我写毛笔字，修身养性。为了督促我，还约定每学会100个字，就炸一盘虾片给我。

虾片是超市里两块钱一大包的透明塑料片儿，像被碾平的玻璃弹珠，下热油里翻炸一下，膨胀开又蜷进去，开成一朵朵五颜六色的花。出锅后撒上白糖，酥甜中带着海虾的鲜味，十分可口。

在食物的诱惑下，我勉强学会了毛笔字。这项技能后来好歹有了用武之地：为了多挣点钱，父亲在每年7月半鬼节到来的前段日子，都会在出租屋附近摆摊卖袱子（川东地区烧给逝者的黄纸包），我学会毛笔字后，父亲就多支了张小桌，我俩轮番替买家写袱子。

每逢买家夸我字不错，父亲比我还高兴：“这娃出息，比我写得好！”

除了食物诱惑，更多时候，父亲对我成才的鞭笞，体现在暴力教育上。

说起来，我哥倒算得上是我挨打史上的最大助力。他大我3岁，从小我就爱跟着他到处野，爬树下河，翻墙打架，俩混世魔王。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我的挨打次数几乎能与他一较高下，大有你超我赶之势。

最初，我哥教我抽烟——是真的抽“烟”，他把报纸或旧书撕下个角，搓成细卷儿，打火机点燃再快速吹熄，然后把冒着烟的细纸卷儿递到我嘴边，我就着余烟猛嘬了一口，顿时被呛得涕泗横流。我哥问：“巴不巴适？”我揩着眼泪直点头：“巴适。”

自那后，我哥三天两头带着我“抽烟”。被父亲抓现行那天，我俩正在家里蹲着，面前各有一小簇失温的灰烬。我们一边抽，一边煞有介事地交流心得，最后得出了经验性总结：白纸比报纸好抽些。

房门传来锁舌转动的“咔哒”声。我转过头去，透过缭缭烟雾，看见父亲正捏着钥匙走了进来。我那时大约是吸二氧化碳吸得有点上头，抬起烟熏火燎的小脸儿冲他傻笑：“老汉儿，你回来了哇！”

父亲僵在原地，用一种“我们老张家要完了”的眼神看着我们兄妹俩，最后得出经验性总结：这俩二傻子，不打不行。

那之后，只要我和我哥继续胡作非为，两三天就要被揍一次：翻墙进一个废弃幼儿园玩，我差点脑袋朝下早早夭折；跟隔壁邻居的狗打架，把狗咬秃了；饿着肚子，把早饭钱拿去游戏厅打水果机；揍班上的男同学，连人带课桌给掀翻了；把教科书全拖去废品站卖了买零食吃……

那几年，挨揍几乎成了我和父亲为数不多的见面时的主要交流方式。其他时间，父亲总是在为生活奔波忙碌——凌晨4点，他就要赶去邻县批发水果回来，一箱箱地码在出租屋里。出租屋不足20平米，这些箱子进一步压缩了我们的生活空间。

但没办法，要生存。

白天我去上学，我哥逃课去鬼混，父亲和母亲则背着几十斤水果，在农贸市场或街上流动摆摊叫卖。快到饭点时，父亲看摊，母亲回家给我们兄妹俩做饭，做得最多的是番茄炒蛋和炝炒时蔬。偶尔有卖不掉的烂水果，母亲就剜去烂疤给我们吃，或下锅滑糖，做成拔丝苹果、拔丝雪梨。

我们兄妹长身体，吃这些总吃不饱。我哥就带着我去山里翻捡食物。树上的野板栗、桑葚，地里的野番茄、地果儿，都曾短暂慰藉过我的饥饿肠胃。更多时候，我俩会去涵洞摸螃蟹，涵洞极冷，大热天时里面也只有七八度。我俩挽起裤腿下了河，哆嗦着翻捡石头，找藏在石下的河蟹，往往还没找到几只，浸在水里的腿脚就已失去知觉。上岸，架起火堆，树枝上挂一个午餐肉罐头的空铁盒，倒入清冽河水，再把螃蟹扔进去煮。等蟹身通红，捞起来撕开蟹腿，鲜味就满溢鼻腔了。

每逢周末，我们还去农贸市场二楼的河鲜摊位碰运气。有时运气好，等他们打烊，青石板砖的地缝里会嵌着几条黄鳝。我们趴在地上，用细棍儿小心翼翼把黄鳝撬出来，拿回家剖开洗净，让母亲用干辣椒炒了吃。

因为缺乏营养，我们兄妹都长得瘦小，好像风吹大点儿就得抱着电线桩子。父亲为此十分自责，怪自己不能给我们好的生活。但那时我对贫穷并不太有实感，只觉得一家人在一起，每天玩玩闹闹，还挺快乐。

3

贫穷还是在我的童年留下过痕迹，例如手掌里那块米粒大小的疤。那是小学三年级班主任用削尖的铅笔扎的，笔芯断在里头，长进肉里，成为惩罚我僭越阶级的标记。

时至今日我都记得跟班主任的第一次见面，她皱着眉打量我，像打量一件残次品——这所小学是市里最顶尖的，学生家长非富即贵，我能混迹其中，是因为父亲求了一位在电视台做主任的远房亲戚。

深知班主任憎恶我，一开始我还用小孩子的方式讨好她：拼命做作业，上课积极回答问题，把抓来的螃蟹也送给她吃。但她依旧讨厌我，用戒尺打我，扇我耳光，让我在讲台上站一上午。那时我就开始害怕睡觉，害怕天亮了就得去学校，心里塞满巨大恐惧。

后来我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反抗她：逃课，再也不写作业了。尽管随之而来的是班主任更盛的怒火和更多的惩罚，但我总觉得能得到泄恨的痛快，在学校的日子仿佛也没那么难熬了。

不过这种幼稚的反抗终究只是蚍蜉撼树。

有天班主任拽着我出了学校，走到街上，来到我父亲水果摊位前。那时日头正盛，父亲正坐在小马扎上给背篼里的苹果喷水，脚下一堆果皮和烂菜叶子。班主任在背篼前站定，木着脸俯视他：“这位家长，你家娃娃我没法教了，你带回去吧，反正她长大了也只能像你们一样摆地摊。”

她将我搡过去，那是个斜坡，我被推得没站稳，不小心带翻了面前的背篼。在我的尖叫声中，背篼倒了，几十个苹果沿斜坡滚了下去。

父亲显出惊慌破碎的神情，但他还是勉强挤出个笑脸，先跟班主任打了个招呼，才佝着腰去追那些已经磕得烂巴巴的苹果。他跑得仓皇又狼狈，还差点绊了一跤，裤腿和衣袖上全蹭上了泥。

我对这件事的最后印象便定格在这个画面。没等父亲回来，我就扔下班主任跑回了家。

那时我们一家住在城中村的一栋筒子楼里。楼里泥地凹凸不平，墙体灰败潮湿，门前用废电线拉成一根晾衣绳，十几户人的衣服凝成一堵墙，王家男人的破内裤和李家孩子的旧校服裹在里面，无法区分，也无需区分。总之，细菌和贫穷暗自滋长。

我矮着身子钻过去，开了门，扑床上哭了起来。我开始怨恨一切，恨班主任，恨学校，恨滚落的那背篼苹果，甚至恨门前晾的那排衣服。哭累了，也就昏昏沉沉睡过去了。

我是被一阵开门声惊醒的，迷迷糊糊睁开眼，看到父亲在门前的公用灶台那儿灭了膛火，端着一个盘子走了进来。我腾地爬起来，见他把一盘排骨放到了木桌上，排骨在花瓷盘里颤颤巍巍地挨挤着，底层浸着酱红色汤汁，面上浮着油花儿，空气里满是甜丝丝的肉香。

他夹了块排骨放我嘴里——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吃到糖醋排骨，我瞪直了眼，几乎是怀着莫大的虔诚在咀嚼。肉块那么香，汤汁那么甜，似乎只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原谅之前所有的痛苦。

我一边吃一边轻轻啜泣：“老师为啥不喜欢我喃，我很乖的。”

父亲半晌没说话，好一会儿才吐出一口气，郑重地看着我：“你要好好读书，晓得不？”

我嚼着排骨猛点头，眼泪全砸进那盘肉里。

4

数学考了第一名后，父亲仿佛又看到了我会光耀张家门楣的曙光，甚至打电话回老家，展开了一场细致的全村人口学历普查：

“王二哥，你家苗苗现在在哪儿上学？哦，在深圳打工？”

“李嬢，你外孙考了哪里的大学？诶？高中都没读完嗦……”

一番摸底排查下来，父亲很快有了结论：全村还没人考上大学。我正感慨村里文化教育水平低，父亲却很高兴，恨不得在我额头烙上“全村的希望”几个字：“幺儿，你一定要考上大学，还要考个名牌大学，给我们争光！”

父亲开始对我倾尽所有，像被生活逼到无路可退的赌徒，把最后一注全押在了我身上。

一次参加数学竞赛，他天不亮就带我赶公交，车在泥地里摇晃了两个小时才到目的地。学校门口早已停满私家车，家长们衣着光鲜，都提着水壶、保温盒围在一起聊天。父亲兴致勃勃地凑上去，在外圈转悠了几分钟，都没插上话，只好讪讪退了出来，拐进了旁边一家副食店。

从店里出来，他递了一瓶鲜橙多给我，又捞起T恤抹了一把汗：“我先回去看店了，你好好考。”他把几个衣兜掏了个底朝天，最后将身上所有零钱都掏出来塞给我，只留了1块钱搭公交车。

我抽出5块钱想让父亲也买瓶水，但他不接，只说：“我回店里喝就行了。你别管，好好考试。”他舔舔干裂的嘴唇，冲我摆摆手，走了。我捏着那沓零钱看他走远，心里坠了铅一样沉重。

父亲尽全力给予我最好的生活，同时也不断对我大倒苦水，将这个家庭消极的、贫穷的、不体面的、狼狈求生的一面全展现给我，以此软硬兼施让我努力学习。他跟我罗列每天家庭的开支和收入，细数这些年在我身上投入了多少钱，甚至翻出了当年因为超生我罚钱的事儿：“93年的5000块钱有多值钱你晓得不？”

我没好气：“不晓得。”

“你妈身体一直不太舒服，都舍不得花钱买点药。”

“那就去医院看看啊。”

“我跟你妈这辈子光围着你打转了，你要是读不出来书，你说你对得起谁？”

这话是父亲的杀手锏，每每说完，我只能哑口无言，对话也就此被掐断。这句话也被我的记忆打上注脚，总在某一时刻忽然跳出来掐我喉咙。我被阉割掉作为“个体”的特质，成为要按最大比例分担他们一切的四分之一，甚至整个家族的几十分之一。我开始失去感受，失去声音。

连食物也成了他胁迫我学习的工具。虽然家里日子好了些，但父亲还是十分节俭，平时他们吃的都是干瘪的、失去水分的水果，给我留的却永远是饱满新鲜的。

“你要是读不出来书，就对不起我们了。”父亲说。

我被这话烫了手，想放回去，他又着急了：“专门给你一个人买的，你不吃我们咋吃？”

与此同时，父亲对我的老师们近乎谄媚。每回开家长会，全场挂着最讨好笑容的就是他，会开完了还极力邀请每位老师去免费吃饭。我家饭馆原本是语文老师每天回家的必经之地，后来因为父亲热情过了头，总要强拉她进去吃饭，有一回甚至招来巡警，以为在搞什么强制消费，害得人家一位堂堂的人民教师，之后每天回家都得鬼鬼祟祟，趁我父亲不注意，快速从我家的店前弹射过去。

重压之下，我的焦虑情绪开始凸显，在家时总喜欢把房门锁上一个人发呆，在学校上课也总让我觉得紧张，开始频繁举手上厕所。

一回两回便罢了，次数多了，就引起班主任的警觉。他见每次别的同学都得站起来给我让位置，太过兴师动众，就将我调讲台旁坐着。

众所周知，那里是每个班重点人物的专座，我开始被迫接受其他班学生的目光洗礼，觉得很是丢脸。之后我想了个法子，在课桌侧面贴了张纸，写上“我是为了上厕所才坐这儿我不是调皮捣蛋的”；想想字太多了别人根本看不清，就换成“我是好学生”；最后被天天展览得恼了，直接简化成三个字：“看锤子”。

化学老师脾气爆，见我老去上厕所，当着全班人的面训斥：“你是故意装怪还是尿频？！”那时我生理卫生课上得不好，对尿频的认知还只限于“尿频尿急尿不尽，前列腺有问题”这个家喻户晓的广告。当天放学回家，我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梗着脖子让父亲带我去医院看病：“我前列腺可能出了点问题……”

父亲很震惊，弄清原委后，他带着我去医院挂号做了个全身检查，检查报告显示一切正常。第二天他又拽着我去学校，第一次在老师面前显出强硬姿态，要求化学老师向我道歉，最后让班主任把我的座位调了回去。

那之后，父亲大约觉察到我的异常，有时等饭馆里的食客走光了，他总会擦擦手靠过来跟我说话。但我拒绝交流，余光看到他走近，就立刻把电视调到《新闻联播》或《百家讲坛》，假装沉浸其中。他便站在原地沉默地盯着我，最后叹着气走掉。

5

到了高中，住校，学业沉重，加上那年母亲患重病进了ICU，我心理防线全面溃败，患上暴食症。除了食物，我对其他任何事物都失去兴趣，对暴涨30斤的自己也厌恶到极点。我很少再去上课，多数时间是装病逃回宿舍发呆，或坐床上一边狂塞食物一边流泪。

我无可避免地长大，随之而来的是，我发现父亲并不是全能和强壮的。我见过他被食客呵斥，被一家人的生计搞得灰头土脸，也见过他认知和学历跟社会脱节的窘迫。在我心里，他已经没剩多少作为父亲的威严。我讨厌看到这样的他，也讨厌这样的自己，于是变得愈发尖锐。

周末回到家，我变成一点就着的火药桶，凡事都要跟父亲作对，我知道临近高考，他会无限度地忍让我。从前他用来逼迫我的，现在枪口调转，成了我对付他的利器。

那段时间，父亲医院、饭馆两头跑，揽下店里所有的活儿，也更加沉默和瘦削。他还是会给我准备各种好吃的，我知道这是在向我示好，故意不领情，宁愿在外面胡乱吃些零食，也不肯再好好坐下来吃顿饭。要是看到有糖醋排骨，我便会更加愤怒，有几回直接将盘子扔进了泔水桶里。

每次跟他大吵大叫后，他总是干瞪着眼大喘气，显出受伤的神情，最后转身走掉了。等再回来，耷着脑袋，皮鞋上落了一层烟灰。他在门口磕了磕鞋子，就重新摆出个笑脸，招呼食客去了。

一个午后，医院打来电话，说母亲病情加重，要下病危通知书。我和父亲赶去的时候，母亲正突发癫痫，整个人已经失去意识，浑身像被电击了一样抽搐着。医护人员在病床两侧死死摁着她的手脚，将一块毛巾塞进她紧咬的牙关，又往她血管里注射镇静药物。

我瞪着眼站在病房门口，脑子一片空白，只是张着嘴大喘气。父亲则被医生拉到一旁签病危通知。将一堆文件递还给医生后，他仿佛被抽掉筋骨，顺着墙瘫坐在地上，捂着脸，先是低声呜咽着，最后忽然放声痛哭。

那天我和父亲一直守在ICU病房外，寸步不离。走廊里没有座位，我俩就蹲着吃完了晚饭。我还记得买的是青椒肉丝和番茄炒蛋，父亲将肉丝和蛋全拨我碗里，轻轻摸了摸我的头：“吃饱了早点回家去，明天还要上学呢。这里有我照顾着的，不用你担心。”

我含着眼泪没说话，只是一个劲儿地刨饭。他抬起头往病房看了看，沉沉叹了口气：“这人活一辈子啊，其实啥子都是虚的，一家人在一起才是真的。”

好在半个月后，母亲病情开始好转，转入普通病房，我们都松了口气。

母亲出院后，父亲仿佛忽然变了一个人，收敛起了从前的脾气，整个人柔和了许多。对我也不再严苛，有时还会坐下来跟我谈谈心，见我成绩下滑，也不着急上火了，只是告诉我“尽力就行”。

但我的糟糕情绪没有因此缓解，暴食症最严重的那段时间，我出现抑郁倾向，开始平静地计划死亡。我在许多个下午请假出去，坐公交车来回几个小时，一路观察附近的高层建筑，筛选适合跳楼的地点，甚至用小本子记下了一些关键事项，例如：该处最高多少层，焊了几个雨棚或其他遮挡物，跳楼前还要扔下一个牌子，写“此处有人跳楼，请绕道”……

脑子里灌满这些事，我晚上便严重失眠，常常趴在阳台看天空从滴水的墨色变成透亮的天光。一次期中考试时，我犯了困，趴桌上睡着了，那门政治考了27分。班主任把我叫进办公室谈心，他大概从我短期暴增几十斤，认定我应该想要减肥，从而推测我考试时睡觉是因为节食身体不适，一脸忧心忡忡：“你老实跟我讲，你是不是在减肥？”

我盯着他，认真解释：“我没减肥。”

“女娃娃爱美是正常的，但是现在马上要高考了，你要分清轻重缓急……”

“我真的没减肥。”

“你现在要把全部精力放到学习上，不要东想西想的，等你考上大学了再减也可以……”

在那两个小时里，我们进行了一场驴唇不对马嘴的对话。从办公室出来，我回了寝室，一头栽倒在床上。没过多久，手机响了，父亲说他在校门口，让我去接他。

我磨蹭了一会儿才下了楼去。那时烈日当头，校门口连棵遮阴的树也没有，父亲就直挺挺立在那儿，前襟和后背都已经湿透了，发尖的汗珠在阳光下闪着光。

见我走近，他提着两饭盒糖醋排骨、三箱牛奶和一些水果走过来：“听班主任说你在考场上饿晕过去了？”

我没搭腔，父亲找了处背靠树荫的石凳，示意我过去坐下。我跟他并排坐着，不说话，只瞪着眼看远处篮球场。

他抬起手肘胡乱抹了把汗，撕开包装纸箱，拿出一盒纯牛奶递给我，我没接。

他又打开糖醋排骨的饭盒，筷子在衣角上擦了擦，送到我面前，我还是摇头。

他缩回手，叹了口气：“你最近是不是心里有啥事？有事不要自己一个人闷着，你不想跟我们讲，就去找你那些朋友聊一聊。”

听到这句话，我忽然觉得有些讽刺，嘴里的话也就不受控地蹦了出来：“如果我考不上一本咋办？”

说完，我死死盯着他，不想漏掉他任何一丝表情。这时我才发现，他的鬓角竟已冒出不少白发，脸上的皱纹也更深了——之前我倒从未注意到。但我强迫自己忽略掉这些，调动起过往所有对他的愤恨，强压下冒出的心软。

我以为他会生气，会骂我没出息，甚至又会开始拿那套他的人生哲理来鞭笞我。但他神情变得更加柔和，语气也淡淡的：“考不上也就考不上了，那么多人没考上大学不也活得好好的。以前我教育你要好好学习，是想让你以后能有更多路能选，不至于像你妈老汉儿这样挣苦钱。可说到底，我们做父母的，最希望的还是你健健康康，高高兴兴的……”

他眼眶微微发红，我忽然想起，上次见他这幅神情，还是在我有次摔破头的时候。

那天他带着我去诊所缝针，大夫说头上注射麻醉药对脑子不好，就没打麻药，直接给我缭了4针。我痛得要死，可又怕父亲会因为我调皮摔破头揍我，就强忍着没嚎出来，还冲他嘿嘿笑了笑。

父亲板着脸不理我，转身去后面上厕所。过了一会儿却带着一身烟味回来，眼周还红红的。后来诊所大夫偷偷跟我讲：“你老汉儿刚刚在厕所哭了呢。你看看，你们这些细娃儿遭罪，做父母的还是最心痛了。”

6

高考结束，我考得很不理想，只上了一所二本医学院。父亲倒挺高兴，当天晚上从冰箱上摸出积了灰的通讯录，挨个给亲朋好友打电话，要给我办升学宴。

“不用了吧，别人办升学宴的都是考重本、一本的，我办个啥？”我有些犹豫。

“别的娃儿都在办，我们也得给你办个。你不管，去洗澡。”父亲笑了笑，继续打电话去了。

那晚我洗漱完正要躺下，母亲来房间叫我先别睡：“你老汉儿看你今天没咋吃饭，给你弄了盘糖醋排骨，你吃两口再睡。”

客厅里，父亲正坐在沙发上用手撑着额头，睡着了，电话薄散在一旁。我坐在温黄的灯光下，拿起筷子夹了一块排骨，拖出一根细细的糖线。排骨还是多年前的味道，只是有些发苦，大约是糖色炒过了。但那股苦味却从舌根一路向下，直抵心门：父亲老了。

最终，他接受了我只会是个普通孩子的事实，我也接受了他只是个普通父亲的事实。我们跟对方和解了，也跟过去的自己和解了。

编辑 | 许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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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弓

国家一级退堂鼓演奏家

源济

母亲的两道冬菜，养好了我们一家人丨人间有味

原创 时不语 人间theLivings 2020-11-06

“四娃子，等你大哥三哥参加了工作后，妈天天炒冬菜碎肉给你吃。”我有一搭没一搭地拉着风箱，猛点头，突然看见冬菜碎肉里滴进了一滴水，以为是屋顶上漏的，抬头一看，屋顶上干干净净，不见水渍。

若干年后，我才想起那分明是母亲的一颗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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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有味丨连载94

半个世纪过去，我至今还记得母亲的两道冬菜一一冬寒菜汤和冬菜碎肉。菜肴虽平常，但因带着年代和对生活讲究的味道，历久弥香。

千禧年之后，老家频遭变故，父亲母亲先后辞世，大哥三哥也先后走人。曾经6口人的老家，如今就剩下我和二姐了。

每每和二姐相聚，我总要缠着她，反复追问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

1

母亲出生在但家院子，是自贡有名的几家大盐商之一。后来外公赌博、吸烟片，家道慢慢中落，母亲才嫁给在大安寨务农的父亲。尽管出身大富人家，但母亲没有文化，不识字自然也不读书看报，可眼神却一直不好。

二姐一直坚信，母亲是因为当年长期在油灯下从泥沙中挑麦粒，才把眼睛弄成高度近视的。

那是1962年，我家租住在路边井临近釜溪河的一个四合院里，只有一间屋子。家门口的高坎上有一个食品厂，每个月大货车要运来两次粮食，主要是大米和麦子。因为有一百多级台阶，货车只能停在坝子里，工人们重手重脚地推下一袋袋大米，粗放地卸下一筐筐麦子，再往台阶上抬。如此反复上下七八趟，一个个累得气喘吁吁，粮食才能全部转运完毕。

每次等大货车一开走，孩子们就立即蜂拥而上，争抢抛洒出来的大米和麦粒。运气好的能抢得小半把，煮碗稀饭没问题。每个月货车来的那两天，都是孩子们的盛大节日，大家像盼过年一样地盼望着，一听到“嘟嘟嘟嘟”的喇叭声，就立即丢下书本或玩具，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到坝子里。

身为孩子王，三哥对抢粮食颇有心得——每次他都往掉得最多的地方猛扑上去，挤开别人，双手并用地争抢。回到家，他得意洋洋地捧着一小把混杂着泥沙碎石的米麦在我和二姐面前炫耀，好一阵后才将“战利品”放进箩筐里。

那年盛夏，大雨连下三天。雨后初晴，三哥一个人在坝子里玩陀螺，一鞭又一鞭地猛抽，陀螺飞快地往坝子角落旋去，一下就不见了踪影。三哥跑过去，发现陀螺钻进了大雨冲开的阴沟里。于是赶忙从一个拳头大的洞口伸手进去掏。

陀螺没掏到，抓出一把淤泥，三哥定睛一看，妈呀！淤泥里还混杂着不少米粒和麦粒，三哥不由得惊叫一声，又赶忙捂住嘴，生怕被人听见。陀螺也不要了，他抓几捧泥土，把洞口涂严实后，才跑回家告诉母亲。

当天深夜，除了幼小的我睡得一塌糊涂外，全家人都像做贼似的齐上阵。母亲拧电筒，父亲用钢锹撬开阴沟的8块石板，二姐把里面的淤泥挖得一干二净。

当大哥将四大筐淤泥分两次挑回家后，父亲立即将8块石板一一复原，上面再用泥土覆盖。母亲用电筒在夜空中划了三下，站在远处负责望风的三哥立刻飞跑过来。

回家藏好箩筐后，一家人兴奋不已，都夸奖三哥聪明。大哥不解，问阴沟里咋会有大米和麦子？二姐猜：“可能是耗子偷来藏在里面的粮食。”

三哥“扑哧”一下笑出了声，立即被母亲制止，她压低嗓子说：“耗子都快饿死了，还藏粮食？！估计这就是大雨时，大货车送货，工人怕粮食淋湿，手忙脚乱地卸货，慌慌张张地整掉，被大雨冲进阴沟里的。”

全家人都点头称是，母亲还转头骂二姐笨。

四合院里住着5户人家，大伙低头不见抬头见，不时走东串西，白天母亲根本动弹不得。再说那淤泥湿淋淋的，也需要时间晾干。好在经过三天大雨冲刷，淤泥虽然有点臭，但也不明显。

一星期后，到了夜里，邻居们先后睡了，母亲才将藏在床下的箩筐移了出来。她抓几把淤泥放在桌上，取下头上的发夹，就着煤油灯，仔细挑捡起来。泥石一堆，细沙和米麦一堆，捡完再用筛子将细沙过滤掉。

当筛子里只剩下雪白的大米和橙色的麦子时，母亲面带喜色，起身把它们倒进米缸。然后再抓几把泥沙出来，周而复始，一直干到鸡叫头遍才合衣上床。

有一次，我三更起夜尿尿，见煤油灯闪闪烁烁的，把母亲的影子映在墙上，像一只大花猫。我问她做啥子，她叫我快去睡，她也快上床了。

前后花了有半年时间，母亲才将这四大筐混杂着淤泥的粮食挑捡完毕，此后她的视力更差了。每次说起这桩往事，二姐总会感慨：“妈眼睛坏了，却换来了我们几姊妹的平安，值！在那个非常时期，没有谁得水肿，也没有谁吃仙土，更没有谁饿死。妈居功至伟啊！”

2

对二姐的这一说法，我总是将信将疑。母亲的眼睛应该不全是近视，估计还有其他眼疾，比如白内障啥的。因为如果只是近视，配眼镜就可以搞定，可母亲为啥一直不配？

母亲眼睛不好，又缠过脚，一直没有固定工作，只断断续续地打过临工。自挑捡米麦后就不行了，不管找到哪家，对方总担心出事故。好在父亲早已转辗入城在盐厂当了铁匠，每月有48元薪水。

单职工家庭，靠这点微薄的收入维持全家6口人的生活，难免捉襟见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向善于理家的母亲常常紧锁眉头。每个月，她都要到邻居徐孃孃那里借上三五块钱才能勉强对付过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搞一小块菜园子种菜提上了母亲的重要日程。

母亲并不是一开始就笃定要种冬寒菜的——她做的每一种菜都很好吃，不会对某种菜情有独钟，种冬寒菜是因为没有选择——父亲的同事吴师傅的老家在农村，父亲问他要点蔬菜种子，他就用二黄纸包了一小包，说家里只有这个。

母亲的菜园子只有8个平方米，是在临近河边的一块地上拓荒而成的。

母亲费了不少工夫，又是除草，又是铲平，花了一个星期才将一块小菜地弄得整整齐齐、方方正正。之后，她又反复把泥土铲得细碎，才把冬寒菜种子轻轻地播撒上去，又轻轻地洒了少许水。

两个月后，冬寒菜长势喜人，圆圆的叶片就像圆圆的精灵，一个个探头探脑，挤挤挨挨，翠绿一片。因为太密集，长得不壮实，母亲便逐一抽苗，合理密植。一个星期不到，冬寒菜呼呼地长，一窝窝叶阔茎壮，母亲就拿刀去割一两斤，盘算着够五六个人吃的样子。

冬寒菜有各种各样的做法，可母亲却只用来做汤——冬寒菜汤。尽管当时粮油肉都很紧张，但母亲做这道菜时，却显得少有的大方。每次都要放少许菜油下锅轻炒，然后放米汤，烧开后不到一分钟就起锅装盆上桌。那绿油油的叶片和根茎叠绕在白色的菜盆里，泛绿的汤汁里冒着几点油星，看上去色泽对比鲜明，清香扑鼻。

当然，还有一道必不可少的工序——蘸水。母亲把干海椒凑在眼前，用湿毛巾一只只擦拭干净，再剪成3截，放少许油下锅文火轻炒，待晾冷后再剁碎成米粒大小。最后，煎热小半碗熟油，待油温合适时，倒入海椒小颗粒，“叭叭叭”的声音立即响起。红色的沸油在碗里翻滚，香味、辣味在四合院里弥漫，经久不去。

一大盆冬寒菜汤放在桌子正中，一人一个小蘸碟，大家急不可耐地开动了。夹一片柔柔的冬寒菜叶片，往蘸碟里轻触一下，再送入囗冲，清爽滑利，又香又辣，同时呼呼扒饭，一个个吃得满头大汗。只是吃到后来，味道总会渐渐淡去——因为母亲规定，一人只有一碟蘸水，不能添。

冬寒菜汤一度成为我家的主菜，陪伴了我们整整五载，我的味蕾就是那时被它俘虏的。尽管菜园子减少了家庭支出，但也顶不了大用，毕竟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还有房租、三兄妹的学费啥的。

很长一段时间，母亲总会常常在屋里走来走去，时而叹息，时而皱眉。

3

母亲姓但，父亲姓李，别人都叫她“李伯娘”。隔壁的徐孃孃住在井口边的一个四合院里，离我家不到200米，她男人也姓李，在西藏当汽车兵，工资很高。许是徐孃孃的男人常年在外，大伙依然叫她“徐孃孃”。

徐孃孃在街道缝纫社打工，有个儿子叫李柯，读小学一年级，有个女儿叫燕子，只有2岁。徐孃孃上班总是把燕子带到社里，边踩缝纫机边照料，很不方便。母亲有心帮忙，但又不好意思主动开囗。

每次月初借钱、月底还钱的时候，母亲总是满脸堆笑，把话题往燕子身上扯，“哎呀，徐孃孃，你又要上班，又要照顾燕子，又当爹又当妈的，硬是辛苦哦。燕子，你二天长大了要好好孝敬你妈哈。”

徐孃孃是聪明人，对母亲的旁敲侧击何尝不知，也有心托母亲照料燕子，但又听说母亲眼睛不好，多少不太放心。母亲像是看出了徐孃孃的心思，自顾自把话题扯到眼睛上，“这段时间，我眼睛好多了，路边井边很少来车子，这一带我都很熟悉……”

徐孃孃迟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还在犹豫时，又出了件小事。

一天，三哥和李柯打架。李柯鼻子出血，三哥脸上也有几道抓痕，两家大人都到了，两个孩子还扭在一起，互诉对方的不是。李柯说：“你先动的手！”三哥说，“你先踢我陀螺！”母亲和徐孃孃把二人分开，各自责骂自己的孩子，又客气地互致歉意。

回家后，母亲先轻轻数落了三哥一番，三哥开始还不服气，“他先踢我陀螺！”母亲才加重语气一顿喝斥，“不管咋说，你打人就不对。”见三哥不吭声了，母亲才跟着叹了一声，“这事八成要黄，煮熟的鸭子都飞了。”

话音未落，就听见敲门声，原来是徐孃孃带着李柯来赔不是，还带了礼品。母亲喜出望外，站起来拉着徐孃孃的手，“使不得，是我们三娃子先打李柯的。”两个大人客气一番，两个孩子也握手和好，徐孃孃顺势打量我家的屋子，见一切都整整齐齐的，心里喜欢，几句话就把请托一事定了下来——早晨送来，晚上接去，每月工钱5元。

从此，我们家就又多了一名新成员。

母亲把燕子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一直细心照料，喂饭、洗澡、睡午觉，无不一一伺候到位。午饭后还不时地将其抱在膝盖上讲故事，唱童谣：“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刀送姐姐……”燕子就在母亲的童谣声中渐渐合上眼睛。

燕子也很乖巧，小小年纪就嘴巴甜得很，叫母亲“孃孃”，叫父亲“伯伯”，与大家关系很亲密。我虽然只比她大1岁，也总是“四哥”前“四哥”后地叫个不停。我发育迟，3岁了还不咋会说话，相比之下，2岁的燕子倒比我口齿伶俐多了。

至于吃什么，母亲更是想了不少办法。先是蒸蛋，又是碎肉炒碎蔬菜，又是丸子汤，试了几天，都不太合适。蒸蛋倒是可以天天吃或隔天吃，碎肉炒碎蔬菜就不好弄了，因为燕子伙食单开，又只吃中午一顿，少了不好买，不好弄，多了又吃不完，那年头可没冰箱。

想了半天，母亲才想起了冬菜碎肉，又好买，又好炒，又好吃，因为水分少，放的时间也长，近乎完美。于是，另一款美味佳肴冬菜碎肉便在这个时候开始闪亮登场了。

4

一天，我在坝子里玩了一阵陀螺回来，闻到家里好香。母亲正在喂燕子吃饭，桌上放着半碗冬寒菜汤和一个小碟子，碟子里不是蘸水，而是一些细细的肉末和芽菜。燕子吃得很开心，边咂嘴边喊“四哥”，母亲也很开心，边喂饭边说：“这下好了，炒一次冬菜碎肉，燕子可以吃三天。四娃子，燕子吃完后，我们就吃饭哈，冬寒菜汤，你的最爱。”

“我的最爱是冬菜碎肉！”有了熊掌，鱼就被我抛在了脑后。我心里当然知道，这冬菜碎肉不是我吃的，只能心里嚷嚷着悻悻地走开，免得看着吞唾沫。

到了厨房，打开碗柜，赫然看见一个白碗里盛着小半碗黄澄澄的冬菜碎肉。我忍不住咽了几下口水，又伸手在冬菜碎肉上晃了几晃，“啥子味道，好想抓点来尝尝。”想了半天，还是缩回手关上碗柜——动不得，那是燕子三天的口粮。

可第二天，我还是忍不住了。临近中午，母亲舀了满满一碟子冬菜碎肉，放入刚蒸好饭的甑子里，盖上盖子加热保温，就去给燕子洗手。我逮住机会打开盖子，迅速舀了一小汤匙，又用左手将舀后留下的凹处抚平。缓缓把汤勺送到嘴里，闭紧嘴巴，也不敢咀嚼，好让碎肉和芽菜粘贴在我的口腔里和牙缝上，借此延长满口余香的时间——先是喷香，接着是鲜美，最后是微甜，不知要甩冬寒菜汤几条街。

此后，我还偷吃了3次，每次都是一小汤匙，也不敢多偷，一怕燕子没吃的，二怕被母亲发现。

不知母亲发没发现，但即使没发现，起码也有点怀疑。我看见她每次喂燕子吃饭前，总要拿起那个小碟子凑在眼前细看一番。

有一次，母亲还带我和燕子去了市场，3两肉——瘦肉2两，肥肉1两，芽菜2两。肥、瘦肉和主辅食材大概都是七三开。在回家的路上，我问母亲为啥不炒冬菜碎肉给一家人吃。母亲就叹了口气，说这道菜是有钱人家吃的，穷人家一个月才吃一两回肉，做冬菜碎肉还不够塞牙缝。所以，她总给我们做回锅肉和红烧肉，而且，还要尽量要肥一点，好“打牙祭”，解馋。

回家把食材洗净后，母亲先将肥瘦肉剁成肉末，然后剁碎芽菜。油温烧到八成后，移锅待油温降到六成，再下锅文火轻炒。先炒肉末，等肉末变色后，下少量豆瓣。豆瓣炒香后，下芽菜，起锅前再放少许剁碎的黄糖。

“冬菜碎肉这道菜，最讲究的是肥瘦搭配和火候油温。”母亲说到这里把头埋下去，隔很近地眯缝着眼睛看刚炒好的冬菜碎肉，先是点点头，感觉很满意，接着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话的声音似乎有些哽咽。

“四娃子，等你大哥三哥毕业参加了工作，妈天天炒冬菜碎肉给你吃。”我有一搭没一搭地拉着风箱，猛点头，突然看见冬菜碎肉里滴进了一滴水，以为是屋顶上漏的，抬头一看，屋顶上干干净净，不见水渍。若干年后，我才想起那分明是母亲的一颗眼泪。

5

1968年，我8岁了，开始在盐厂子弟校读书。学校离盐厂俱乐部300米，一天下午放学早，几个同学就邀约去俱乐部玩。看大礼堂门前挂着几幅标语，我也认不全字，好像是什么批斗大会，里面传出很响的喇叭声，大家便都去看热闹。

主席台站着4个人，个个戴着高帽子，五花大捆，低着头正在接受批斗，黑压压的观众席上不断爆发出打倒“XXX”的口号声。突然，一个声嘶力竭的喇叭声响起，“把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李明钦押上台！”

啥子？李明钦？不是父亲吗？我吓了一跳。紧接着，就看见两个红袖章押着父亲上台，也五花大捆，戴着高帽子。有同学认得我父亲，很鄙夷地说，“那不是你老爸吗？原来你老爸是国民党哈，不跟你龟儿的了。”我哭着冲出大礼堂，跑回家去找母亲。

母亲已经知道了，厂里造反派来人告诉她，说父亲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不仅要被批斗，不准回家，还要停职反省，交待历史问题。在此期间，不许家属探视，但可以送饭。

我边抹眼泪边问母亲，“啥子叫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母亲正哭得一塌糊涂，哪有心思回答我的问题，“管他啥子残汤剩饭，现在最重要的是做好吃的，让你爸好吃好喝，挺过去！可钱呢？”母亲颤抖着双手，翻弄着一个像腰子似的小布袋，“还有8角5分钱，咋子整啊？”

燕子又懂事又乖巧，连声说，“我妈妈有钱，我妈妈有钱，我叫她拿给你哈，孃孃！”

母亲勉强破涕为笑，抱起燕子亲了一下，把满脸的泪水都粘在燕子脸上了，“小乖乖，看来，只好跟你妈预支两个月工钱了。”

当晚，徐孃孃来接燕子时，给了母亲两个月的工钱，送走徐家母女后，母亲返身关上门，对我们四姊妹下了一道死命令——请假一周，都不上学，二姐照顾燕子，三哥给父亲送饭，我拉风箱。已经当上学校红卫兵小头目的大哥，母亲则另有安排。

笫二天还不到11点钟，母亲就做好了一大碗冬菜碎肉和一大钵冬寒菜汤，又盛了一大钵饭，放在一个菜篼里，周围还垫了几块破布或者帕子之类，“三娃子，路上抓紧些，让你爸吃上热菜热饭哈！”三哥点点头，拎起菜篼，转身就跑。三哥走后，母亲就和大哥一直在商量父亲的事。

还不到一个小时，三哥就拎着空菜篼转来了，气喘吁吁地连喊，“我饿了！”

那时候，父亲被软禁在二车间土地坂上，即使抄近路，也要爬完一千多级台阶，还要走二里平路才到，要等父亲吃完饭。这么点时间三哥就打了个来回，肯定是一路猛跑。

“三娃子，等哈吃饭，先说说，你爸咋啦？吃饭了吗？精神咋样？”母亲焦急发问。

“爸吃了，一大碗冬菜碎肉都吃得差不多了。但精神不好，头发都白了，人也瘦了。陪他同吃同住的吴师傅送我出来说，我爸精神压力很大，不晓得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有好凶，睡不着，也不吃车间食堂的饭菜……唉呀，我饿死了，吃饭啊！”

“好好好，二小姐盛饭。”二姐盛好饭后，母亲却抢在手里，“三娃子，晚上你送饭时，悄悄告诉你爸，说大娃子去查了，国民党的啥子残汤剩饭不算啥子大问题。”见三哥猛点头后，母亲才将碗递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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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还真去查了。他煞有介事地开了一张介绍信，还戳了学校造反派的公章，先去盐厂革委会联系，又去档案馆查敌伪档案。仅花了3天时间，就把父亲所谓的“历史问题”查清楚了。

1946年，父亲在大安寨务农时，当地的保长也姓李，叫李明清，与父亲的名字发音完全一致。当时，大安寨可是富庶之地，山高崖深，盐商在此修墙筑堡，武装自卫，在省内都有些名气。当年阳春三月，国民党外围组织“三青团”在大安寨搞业务培训，李保长不想参加，就花了一块大洋，让父亲去冒名顶替。

父亲看在钱的份上，去参加了两周的业务培训，不过就是立正稍息，听上司训话等等。本来，两周后就走人，一块大洋就稳赚到手了，也不会留下啥子后遗症，但老实巴交的父亲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在报到花名册上签下了自己的真名。

这本身是屁大的一点事，父亲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也从未对家人提起，哪想到如今被人举报。造反派专案组派人去查敌伪档案，那本签名册上果然有父亲的名字。于是，父亲就成了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就像母亲说的，“这哈可是黄泥巴滚裤裆，不是屎也是屎。”

虽然大哥证明了父亲不是三青团员，但也不能由他个人说了算，更不能由父亲自证清白，还要有人证，物证。大哥找了几次盐厂革委会，造反派的头头脑脑都这么说。大哥懂政策，深知在没有拿到人证物证之前，组织是不会轻易放过父亲的。于是，他就只能每天来回奔波。

大哥在前头为父亲冲锋陷阵，母亲在后面当“后勤部长”，全力做好一菜一汤。每次三哥送饭回来，都说父亲很喜欢吃母亲做的冬菜碎肉和冬寒菜汤，连监视父亲的吴师傅尝后都连声夸奖，“这菜，这汤硬是香惨了！冬寒菜还是我拿的种子，可我老婆做的一点都不好吃，怪得很。”

吴师傅还建议，“每天就做这两个菜，只送中午那一顿饭，份量多点，晚上我会帮你父亲热一下，反正锻工房用火方便。”本来，母亲还担心父亲天天吃这两个菜会厌，正考虑换一下，这下也不用换了。

父亲被关押两个星期后，大哥终于找到了人证物证。

人证费了不少力——这个李明清早就在四清时被政府敲了沙壳（枪毙），老婆儿女也四散而去。大哥又去找父亲的邻居、熟人和朋友，但终因年代久远，物是人非。正当大哥失望至极的时候，一位麻子大叔主动找到大哥，说自己是父亲的娃儿朋友，看见过父亲在操场走一二一，父亲也给他讲过是代李保长干事。

提取物证时，大哥故技重演，拿着学校造反派的介绍信，在档案馆浩如烟海的档案中，整整花了一个星期，才终于找到了自贡地区三青团成员的花名册，上面果然只有李明清的大名，没有父亲的名字。

父亲这才被解除了软禁，恢复了工作，一家人自然欢天喜地。只是这一场虚惊好像摘了父亲的“胆子”，平常就话不多的父亲，变得更加沉默。直到后来病休退下回了家，这种情况才好些。

6

我家搬到了盐厂总库宿舍，母亲也和徐孃孃友好地解除了请托关系，舍弃了那个8个平方米的菜园子。此后，冬菜碎肉不见了踪迹，连冬寒菜汤也从餐桌上远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款菜肴渐渐从我的印象中淡出，直到1971年才再度复活。

那时，大哥、二姐、三哥都下乡了，一年深秋，母亲放心不下，非要和父亲去宜宾农村看望他们，便把我托给六孃照看。六孃是父亲的六妹，住在金沟湾，靠近农村。从小到大，我从来没在别人家里吃住过，多少还有些兴奋。

每天，我都在六孃家附近疯跑，满山遍野地捉蟋蟀、弹麻雀，玩得很开心，可每到吃饭的时候就犯愁。六孃家顿顿都是两个菜，一个炒丝瓜，一个冬寒菜汤。我开始还高兴，比我家还多一个菜，可一上桌，就没了胃口。

秋丝瓜泛黑，连老皮都没有削干净，冬寒菜汤色浑浊，连油星都没有一滴。更气人的是，六孃家6个人，加上我7个，共用一个大碟子装蘸水，大伙都夹着冬寒菜争相往那个大碟子蘸去。我看着就倒胃口，吃起来更是不对劲。

六孃关切地说：“四娃子多吃点，长胖点，你瘦了，你妈回来会怪她我没给你饭吃。”我的确很饿，但就是吃不下去，又不好明说，就扯谎说这几天不饿。可看着其他几姊妹狼吞虎咽，好像吃的是山珍海味一般，我怎么都想不通。

当然，那时候的我并没有认识到问题出在哪里。

1981年，我考上了涪陵师专。学生食堂的水平实在不敢恭维，特别是晚餐，也永远是两个菜，一个炒空心菜，一个炒藕片——名义上是炒，其实是大锅水煮，清汤寡水，缺油少盐，吃起来似猪草一般。

其他同学并不感到异样，吃得很开心，唯独我挑挑捡捡。不得已，只好在外面的餐馆买一份凉拌鱼腥草，才能把一碗饭扒完。气人的是，当时又没多少钱，为了有个吃的佐餐，我连衣服都卖了几件。

那时我才渐渐明白，不是我挑剔，而是这么多年，我的味蕾已经被母亲惯坏了——冬寒菜汤，冬菜碎肉已然成了经典，就是平常的红脍牛皮菜、水煮莴笋片、爆炒红油菜等等，无一不色香味型俱全，上得了台面——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母亲做的菜不知要甩六孃家和师专食堂几条街。

大概出身于大富人家，又帮过厨的缘故，看得多，见得多的母亲做菜总是很讲究。从一道菜又可以见一个人，母亲即便视力甚弱，但家里的物品总是井然有序，天天擦洗，我们几兄妹也穿得整洁干净。

当然，这样说难免像是在刻意拔高母亲。在我看来，母亲其实就是一位平凡的女性，甚至还有点小狡猾。

那时候，她也不是成天眼睛不落地放在燕子身上，有时也坐着闭眼打盹，任凭我和燕子满屋打闹玩耍，手脸搞得很脏。到下午6点，徐孃孃快下班了，母亲才起身给燕子洗脸洗手，弄得全身干干净净，然后就一直陪着燕子，不是讲故事就是唱童谣。等徐孃孃来接燕子时，认为母亲一整天都不离燕子左右，自然很满意。

这便是我的母亲了。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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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不 语

烟火民生，原汁原味

源济

能把生腐做好，其它什么都难不倒你丨人间有味

原创 老树 人间theLivings 2020-11-13

在愤然离家后的第七年，大哥终于硬着头皮、衣着光鲜拎着大包小包再次踏进了家门。他憋了很久，才极不自然地喊了一声“爸”。父亲板着面孔，老半天蹦出一句：“你还知道回来？”

配图 | golo

人间有味丨连载95

1

这几年，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越来越强烈地想吃老家的生腐了。

“汤沟的豆干，项铺的生腐”——这句谚语说的就是我们安徽枞阳老家的民间特产。汤沟、项铺是老家的两个镇。

生腐以点老浆的豆腐为坯料，均匀切成一指长短小长方体，经菜籽油高温炸成圆鼓状，外金黄，内嫩白。优质生腐外皮光滑，内囊气泡均匀，轻捏成团，放开即能迅速回归原状。百度上说生腐寓意“升”和“富”，在我们老家似乎没多少人有此感觉，尽管这个“腐”在我们老家也确实读四声。然而，生腐烧肉这道菜，在老家平常百姓家却是极常见又上档次的美味，百吃不厌。

我常年定居苏州，市面上几乎很难寻到生腐。豆腐摊上倒是常见一种油果子，似乎与生腐有一点类似，但目前大多是机器生产代替了纯手工，口味上差之千里。从工艺的角度，这些油果子，更充其量只是生腐的初加工制品。

每每遇到年节放长假回枞阳，都想着返苏州的时候带些生腐回来。而每次短暂的几天假，掐着指头走亲访友，假期结束回程，又总是忘了去买心心念念的生腐。

妻不明白我的这份执念，说你们家老早就是做生腐的，按说应该是吃腻了，你怎么还如此的挂念？实在是想吃，干脆就让老家的哪位哥哥姐姐买一点寄过来吧。

“老家的哥哥姐姐们都忙，还是算了。再说，上菜场买生腐验优劣也是一种乐趣，下次回老家一定要抽空买些带回来。”

妻就笑：“理由有些牵强，你不是真的想吃。”

想一想，她说的有一半是对的。正如严寒的冬天里突然闻到悠长的街巷里飘过来烤红薯醉人的香味时，你不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奔过去买一根来尝，你享受的，是这团香气也许会将你拉回到过去某个温暖的日子。

70年代初，我出生在靠近长江的一个贫穷小村。在我之上有1个哥哥、4个姐姐，家里还有双目失明的奶奶长年瘫在床上。听母亲说，当年她随着父亲，用扁担挑着大哥和简单的行李逃荒到这个长江泥沙冲积而成的沙洲上时，这里除了零星点缀的几棚低矮的小屋，满眼都是肆意疯长的杂树和芦苇。伐些粗壮的树和芦秆，父亲当天就搭起了一间能遮雨但不太挡风的屋子。

及至我出生下来，沙洲上芦苇已少，防护堤内侧挤挤挨挨住满了人家，土屋沿着防护堤狭长地延伸开去。连不成片的记忆里，一直都吃不饱。

联产承包之前，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能上工。父亲是旧式文人，半路出家做农活，只能算作一个妇女工。母亲要照顾我们一溜儿未成年的孩子和奶奶，工分也拿的有限。家里一天吃一顿是常态，好在靠近长江，有的是鱼虾鳖蟹、莲藕菱角，树洞里更有掏不完的鸟蛋。尽管总是感觉饿，却也总能找到吃的。

土地承包到户后，家里的光景似乎也没改变多少。田地是多了，可家里能干农活、会干农活的，除了父亲，也就勉强加上大哥。大哥上初中的时候，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末期，连滚带爬混到初中毕业就回家务农了，终究还是比周边有老把式的人家差了很多。

1983年，长江发大水，水位居高不下。潮气回洇到江堤里侧，土基墙终日湿漉，土屋终于在一个暴雨天轰然倒塌。乡邻帮我们在江堤内侧的二道坡上搭了一个临时大棚，我们又住回了棚屋。江对面铜陵一位退休的堂叔爹实在看不下去了，第二年初夏过江帮我家开起了豆腐店，说要将我们一家拉出贫穷的泥淖。

老家管爷爷辈的叫爹，爷爷的堂弟，我们就叫他小爹爹。小爹爹在没有迁居之前，一直在枞阳老家开豆腐坊，后来被铜陵的国营食品厂聘为大师傅，一直干到退休。他在老家颇有声望，不仅仅是他的远近闻名的豆腐手艺，还因为在我们宗族里，他的三个儿子都是大学生，后来一个去了美国，两个成了大学教授。

开店之前，小爹爹和父亲有过一次深谈。小爹爹说，开豆腐店是一个体力活，挑水、磨豆、筛浆、卖货，没有一项不是磨人又耗力的；大灶上一天都在烧火，一到夏天，店里就是一个大蒸笼，吃不了苦是开不了豆腐店的。

父亲忙不迭地保证，我们家是苦底子，这些都算不了什么。

2

父亲每天给小爹爹准备两包好烟，我已经不记得名字，只知道4块5一包，红色带金边的烟盒。父亲烟瘾也大，但只抽一种乡下称作“黄烟”的土烟，捏紧一个小团装在一尺多长竹烟杆的另一头，吹燃纸媒子，点着黄烟，一袋烟能抽四五口。上等的黄烟卖到3块钱一斤，能管上个把月。

小爹爹每天抽烟就得要小10块，父亲一开始是咬了牙的。当然，小爹爹在我家纯属义务帮扶，最大的开销也就一天两包烟。很快，父亲就释然了。

小爹爹的手艺真不是盖的。豆腐店开张后最初的一段时间，父亲晚上扎账，点票子的手都会微微颤抖。后来沿江前后二十里、四五个村子，除非我们家豆腐卖光了，才能轮得上别家豆腐有人要。做豆腐一般15斤干黄豆算“一作”，别家一天只卖一到两作豆腐，我家一般要准备四到五作。逢上年节，豆腐店更是通宵忙碌。

父亲盘算着，这样不到一年，就能还完开店借下的债。小爹爹撇撇嘴：“当前只做豆腐和豆腐干，这些都是大路货，生腐才是豆腐坊里最赚钱的。”

小爹爹说，生腐有很强的季节性，一般适宜冬天做，销路好，更经济，可以存放得久一些。做生腐是豆腐坊“水作”里对技术要求最高的，点浆老了或嫩了都不行，炸生腐的时候，翻料、点水、火候、起锅，都需要控制得恰到好处。做生腐是最见功力的，要有悟性。悟性越高，生腐做得越漂亮。

“能把生腐做好，其它的什么都难不倒你！”小爹爹吊足了大家的胃口。

小爹爹暗地里和父亲讨论过，要在年长的大哥大姐二姐之间物色一个既能吃苦、又能用心的，将做生腐的绝技传授给这个后辈（父亲当时身体欠佳，没有学做豆腐等技术）。

兄妹三人中，看起来，父亲一直最喜欢大姐，训斥的最多的是大哥。有一段时间，我猜想，大概是因为大哥长相性格随母亲的缘故吧——外公家“成分高”，父亲曾经在和母亲争吵的时候抱怨，是母亲家的背景拖累了他，害得他丢了公职、逃荒到沙洲上艰难度日。多年以后的一次春节聚会，大哥喝多了酒，瞪着血红的眼说，他这辈子缺少父爱，父亲将所有的父爱都给了我这个最小的弟弟。

许是穷怕了，饿怕了，自感不被父亲垂爱的大哥将全部的气力都扔进了豆腐店里，作为家里唯一的壮劳力，每日里闷声低头默默地干活。豆腐店旧称水作坊，水的消耗极大，大哥要翻过高高的江堤去长江挑水，一天挑上几十担是家常便饭。豆腐做好后，卖货自然也是他的主要工作。豆腐养在铺着透明胶布、注满清水的大竹筐里，豆腐干用小一号的竹篮子码整齐，加挂在扁担两头，一边是香干，一边是臭干。一担水豆腐和豆干过百斤，大哥每天都要挑出去两三担，沿着江堤最远跑上十来里。敦实的他甩开大步，一声“豆腐哦”喊出，人已在十几米之外。都知道大哥步子迈得快，买豆腐的老远听到他的叫卖声，就抓上一个小篮子一溜小跑到江堤上等着。

母亲心疼大哥，但又拗不过父亲。在父亲面前，母亲是卑微的，她只能常常趁父亲不备，溜几个糖水蛋让大哥吃下去。几个姐姐看在眼里，也不嫉妒。她们经常开玩笑说父亲和大哥属相相克，但父子终究还是父子。姐姐们说父亲更偏爱两个儿子，比如父亲硬是将大哥连拉带“逼”成了老板，而将我培养成了研究生——当然，这是后话。

3

小字辈中，除了我在校读书、偶尔晚上或节假日到豆腐店帮帮工外，大哥和4个姐姐都在豆腐店里干活。人多，活儿也多。四姐多次在父亲面前哭诉太累了，不想再去店里。主要负责磨豆子的三姐有几次推磨的时候睡着了，绕着大石磨边走圈边讲梦话，把小爹爹差点笑岔气，不依不饶地追问三姐：“三丫头，你刚才说的什么？”

过半以上的重活都落在大哥的身上，但大哥更想成为家里的大师傅。小爹爹拿起装着石膏水的木舀子准备“点浆（做豆腐的关键一步工序）”的时候，大哥放下手里的活儿，怯怯地凑过来。小爹爹眼睛一瞪：“你看看就能看懂？干你自己的活去！”

冬天没到、生腐还未开做之前，大姐二姐先后从小爹爹手里学会了做豆腐和豆腐干的整套技术，干粗重体力活的大哥对于技术始终是一知半解。趁小爹爹不在店里的空隙，大哥偶尔会故意挑起话头，与大姐二姐讨论一些技术问题。

大姐二姐对于大哥的疑惑总会倾囊相告，知无不言。豆腐店里半年多日夜不停歇地忙碌，她们已经开始怀念庄稼地里的美好日子。种庄稼，尽管也累，但好歹有忙有歇。做豆腐，新鲜劲儿过去，愈发感觉到劳累，行动也不似之前那般的轻快，好在店里店外有大哥，他一如既往老黄牛一样不知疲倦。

半年后，小爹爹向父亲给出了他长期观察的结论：年长的三个孩子中，只有我大哥最能吃苦，做事用心，也耐得下心，为了一件自己看好的事，可以什么都不在意。

父亲说：“老大最倔也最木，他能学得出来？”

“老大没问题，笨是笨了点，但这家伙有一股子狠劲，能用心做事。”小爹爹预言，“你们家老大能成事。”

1984年的冬天，第一次做生腐的时候，小爹爹把诚惶诚恐的大哥叫到装满热豆浆的大缸旁，一手拿着装有石膏水的大木舀子，一手拿长柄铝瓢，示范“点浆”的窍门。小爹爹说，做生腐的浆要是点嫩了，做成生腐坯嫌软，改做豆腐，又没有卖相；要是点老了，油炸不开，只能改成豆腐干。

炸生腐需用力，更要用心：油温大概烧到什么程度生腐坯才能下锅，什么时候应该点水才能确保生腐在油锅里不会爆开。几十斤生腐在热油锅里炸的时候，要用一个装有长木柄的大铁笊篱均匀翻动。未成形的生腐这时候最娇嫩，稍有不慎，就会被铁笊篱给打破。裂开的生腐特别吃油，没有卖相，只能留着自己吃。

小爹爹留下一个人在灶下烧火，其余的看他操作，一遍遍教授翻料、点水、看油温、控火候的要领。翻料的时候一定要用巧劲，握笊篱柄的前手控制方向，后手控制力道，两手协调，慢下轻放，借势翻动，“推油不推料”。

小爹爹感觉他讲得差不多了、哥哥姐姐们也看得差不多的时候，让他们逐个过来操作。大哥力气最大，翻料的时候，一锅子浮在热油上胖乎乎的生腐仿佛中了邪一样停止了转动，紧接着“砰”的一声，生腐爆开一个。大哥一紧张，手上加了力气，又是“砰”的一声，打碎的生腐在油锅里迅速爆开花。

“猪脑子！手笨得跟脚一样！”小爹爹抢过铁笊篱，迅速控制了局面。

大哥一脸尴尬地退在一边，听着小爹爹强调的要领，眼睛看着小爹爹翻料的前手，再盯一会儿后手。

“看懂了？”

“看懂了！”大哥若有所悟。

再来，再被骂。

“做事要用心，要过脑子！要手脑合一！”小爹爹常常这样嘟囔，“你要是能把生腐做好，以后什么都难不倒你。”

大姐的动作就比大哥好很多，她也是最少被小爹爹骂的。但大姐也明确表态，她以后肯定不会开豆腐店，太累人了。

直到现在，我依然怀念那段日子——几乎每天放学回家吃晚饭，饭桌上不是生腐烧肉，就是简易的生腐火锅。肉是点缀，多的是在油炸时裂开的生腐，对半切开，浸满了和着肉味的汤汁，入口软糯，鲜香无比。人间美味莫过如此吧。

我边吃边感叹：“大哥每天都炸一些这种开花生腐多好！”

“笨得跟猪一样！”父亲瞪一眼大哥，绷住笑看着我狼吞虎咽。

寒假开始到春节的这段时间，是一年中生意最猛也最忙的，每晚炸生腐都要炸到凌晨两三点，有时候全部忙完，东方已经发白。白天又要忙着做豆腐、豆腐干，赶制生腐坯、豆腐乳坯。一天下来，姐姐们一个个都累得东倒西歪。夜里11点过后，豆腐店里只剩下我和大哥一锅一锅地炸生腐。

我帮忙在灶下烧火。后半夜特别容易犯困，大哥就不停地大声提醒我“大火”、“小火”。实在太困了，就一头歪倒在柔软的柴草上呼呼大睡。大哥叫不醒我，便快步绕到灶下添柴，顺便把我推醒。

几年豆腐店开下来，豆浆喝怕了，豆腐吃腻了，豆腐干豆腐乳更是碰都不想碰，唯独生腐，怎么也吃不厌。

4

小爹爹将全套豆腐手艺留给我们家的兄妹几个，看他们几个都能独立操作了，就又回江对岸享受恬淡的退休生活去了，大哥自然成了豆腐店的大师傅。

尽管大哥成了家里挣钱的顶梁柱，但店里的掌柜一直是父亲。父亲认为，如果自己不亲自掌舵，豆腐店肯定会乱套。大哥更希望这个掌柜由他来当，因为父亲对于技术、市场都一无所知，最佳的角色应该只是东家。

在父亲看来，大哥的想法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于是，大哥的顶撞越来越频繁。父亲大怒，训斥大哥：“你别以为你做了几天豆腐就有多了不起！这豆腐店是一帮人共同抬起来的。我还不知道你？单论水平，你和隔壁的大有差了十万八千里，你给人家拎鞋人家都不要。”

大有是邻居家的大儿子，和大哥同岁，也算是大哥的发小。大有从他父亲手里接过了一条大船，在长江里跑运输，是最早一批在村子里盖起了两层小楼的能人。

“总有一天，大友给我拎鞋我都不要！”1989年初秋，大哥扔下一句狠话，一跺脚，带着大嫂和周岁的侄女，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曾经芦苇满地的穷乡僻壤，去了江对面的铜陵市，自立门户去了。

铜陵人不怎么喜欢吃生腐，更钟爱精制的特色豆腐干。大哥也因地制宜，放弃生腐，豆腐店就专做豆腐干。

马鞍山出产一种“采石干”，在皖南几个城市备受欢迎。这种豆腐干劲道十足，口味独特，可做配菜，也可当作茶点细品，故又称“茶干”——采石矶是马鞍山著名的景点，据说上面还有常遇春的大脚印。

有家里那几年做生腐的磨炼，大哥做豆腐干是手到擒来。他做的豆腐干比采石干味道还要好，而价格比采石干要便宜近一半。吃过一次他做的豆腐干，很多人就着了魔似的成了回头客。

我放暑假的时候，去大哥的店里玩，第一次看到大哥在城里的豆腐店，心凉半截，感觉环境比家里的差太多了。那个豆腐店租在城中村，有一间独立的大厨房，厨房与房东主屋之间搭了一大间披厦。厨房隔成两小间，大哥大嫂住里间，雇了两个只会闷声干活的伙计，住外间。豆腐店开在披厦里。

房东夫妻是一对养尊处优的胖子，待人和善。男房东常常在晚饭后也来披厦里转一转，聊聊天，看到店里缺荤少油的饭食，很是同情，偶尔会送来一碗冰冻的菜，看不清具体的内容。大哥忙不迭地感谢，顺手抓起二三十块茶干作为回礼。房东走后，大哥一扬手就将这碗冻菜倒进了下水道。

看着迷惑不解的我，大哥淡淡地说，这就是一碗剩菜大杂烩，放冰箱里冻在一块，第一次以为是个宝，放饭锅里蒸开后就倒掉了。大哥说这对他也是一个刺激，要拼命干活挣钱，把生意做大，他不会在这个地方长久租住。

大哥在市区最大的菜市场租了一个小摊位，大嫂看摊卖货。一台嘎嘎直响的老电风扇，吹出来的是火风。大哥只穿一条大短裤，背上搭条湿毛巾，埋头一块一块飞快地包他的豆腐干。

大嫂也是一个会做生意的人，在市场上摆了一段时间的摊后，摊位上除了自家产的特色豆腐干，很快就增加了松花蛋和咸鸭蛋。咸鸭蛋分生和熟两种。生的叫灰蛋，外面裹一层厚厚的草木灰泥，顾客买回家自己洗掉外面的灰泥，放锅里蒸熟。熟的是前一天在店里洗干净、蒸熟，第二天一早运到菜市场的摊位上。

大哥带着两个伙计每天做豆腐干的间隙，只要得空，就放一大盆水，小心翼翼地将灰蛋一个个先去掉灰泥，再放水里用刷子刷干净，清洗出几大筐咸鸭蛋。手长时间地泡在水里，十指惨白、起皱、蜕皮，看着瘆人。

这种艰辛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

在自立门户的第四年，大哥迈出了由小手工作坊自制到代理经营的第一步。最初是代卖不知名小厂的咸蛋灰蛋，渐渐地，大哥尝到了甜头，主动出击，为几个稍有名气的品牌做分代理。他很快就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从那间披厦搬出来，转而在城乡结合部租了一栋带小院子的平房。

而这时，我们老家的豆腐店已经关门了，毕竟，父亲不会技术，大姐二姐也先后出嫁，不想继承这劳神的家业。

5

随着代理的品牌越来越多，大哥的生意也越做越大，自产的货比例越来越小，直至归零，取而代之的是品种越来越丰富的油盐酱醋、鸡精味精、香菇木耳，几乎囊括了副食的所有品类。

很多大饭店都从大哥这里拿货，一些小超市也到大哥的门市来批发。大哥添置了一辆小货车、一辆面包车、两辆三轮车，几个伙计驾驶着车子穿梭于铜陵市区的大街小巷，给饭店、超市送货发货。

1995年，大哥买下了这栋平房，又在离菜市场不远的小区租了一套底楼的三居室。平房用作加工间和居住，三居室作仓库。再后来，干脆在菜市场买了一个门面。

大哥家里越来越有钱，人也越来越忙，侄儿侄女也越来越遭罪。侄儿是大哥大嫂去铜陵后生的，比侄女小两岁。大哥是头犟牛，坚持孩子放在他们身边，自己带，说不依赖老人——估计也是和父亲置气。

大哥过惯了苦日子，再加上实在太忙，一日三餐吃得一直都很简单，妻儿也就跟着凑合，俩孩子跟难民一样，面黄肌瘦。侄女上小学后，侄儿就更孤单了。遇上大哥要外出又不方便带上孩子的时候，就只能把侄儿一个人关在屋里。

有一次大哥回来发现儿子不见了，打电话给菜市场的大嫂，大嫂说孩子没来菜市场，一家人顿时慌作一团。大哥大嫂和伙计们满大街漫无目的地分头找寻，半天无果，只能报了警。当天傍晚，警察终于来电话了，说在立交桥底下找到了正在哭泣的侄儿。

父亲知道这件事后，对母亲说：“把孩子接过来吧”。

母亲终于等到了父亲的这句话——父亲和大哥有多年不说话了，两个人都憋着一口气。大哥为了证明他一定会比大有强，在自己对现状没满意之前，不会向父亲低头。儿子不低头，一身傲骨的父亲更是把头昂得老高。

母亲多次想把侄儿侄女接到身边照看，但父亲都威严地不哼一声。现在，父亲终于松口了，母亲当即就过江去了大哥家。

大哥依然嘴硬，闷声说：“不用。”

母亲说，这次是父亲主动提出的。

大哥欲言又止。

“你爸都已经先低头了，你还想怎么样？孩子由我们带，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们老两口都想孙子！”母亲快要哭出来了，“你爸说小家伙我们带着，让你安心做生意。”

侄儿成了父亲的小尾巴，父亲去哪儿，都要带上这孩子。邻居们说从背后看，一老一小，走路的姿势都一模一样。微笑就从父亲的嘴角漾开来。

许是儿子被接回老家的缘故，在愤然离家后的第七年，大哥终于硬着头皮、衣着光鲜拎着大包小包再次踏进了家门。

不知道是不是太久没有见父亲的缘故，大哥憋了很久才极不自然地喊了一声“爸”。父亲板着面孔，老半天蹦出一句：“你还知道回来？”

大哥转头望着母亲，尴尬地摸一把脸，瞄一眼父亲，再摸一把脸。父亲没理大哥，带着他的小孙子去集市买了一堆菜。

那年春节，大嫂到老家接儿子回铜陵，央求父母和我一道去他们家过节。大嫂说他们家房子多房间也多，足够祖孙三代七口人在一起过一个热闹的团圆年。大嫂解释，理应他们一家四口回老家父母身边过年，奈何铜陵的店铺、仓库都需要照看。

在大哥离家的7年里，三姐、四姐也都相继结婚生子，成了“别人家”的人，而我也在大学毕业后去了苏州工作。在当时乡下的观念里，如果没有举行分家仪式，父母与我还有大哥一家子，在春节这个最重要的节日里一起过，才算是团圆。

父亲怎么也不答应去大哥家过年，但他也理解大嫂的想法，叮嘱大嫂在过节期间和大哥留在铜陵照看好店铺仓库等一应资产：“老大这些年也不容易，挣下的产业，放到老家这一带，也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

说这些话时，父亲的嘴角微微上扬，随后又表示，过年只是一个形式，他更在意下一代的出路。现在一个儿子当了老板，一个儿子上了大学，又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他已经知足了。

据说大嫂带着儿子回家后，大哥听到大嫂的一番话，倒责备她应该将小侄儿留在老家，这样老屋里也热闹一些。

父子俩的和解，来得迟缓、克制，却又自然。当年吃过苦的父亲，对大哥的那份固执、苛刻，是对重返贫苦的恐惧，也是想要家人聚在一起抵抗未知。这些年看着大哥羽翼已丰，他也渐渐放下了担忧。而凭着争一口气出人头地的大哥，也理解了父亲当年的凛冽和不得已。

6

自1996年我大学毕业后就离开了老家，到苏州工作、定居，父母就一直守着老屋。他们说我和大哥都住在城里，他们不习惯城里的生活，还是待在老家自在。

2004年，父亲仙逝，没几年，母亲也追随父亲而去。父母去世时，我和大哥都不在身边，只有与老屋几家之隔的大姐一家给父母送了老。

我和大哥一直都对此耿耿于怀。大哥多次和我聊起此事，自责自己是天底下最不称职的儿子。父母在世时，没能尽孝道；尤其对于父亲，更多的是不理解，甚至粗暴的顶撞。

侄儿侄女长大后都没有继承大哥的产业，他们先后上了大学并留在了省城。每年的清明与冬至，侄儿侄女再忙，大哥也会提前打电话给他们，执拗地要求他们回来，带着他们去父母的坟上烧纸培土。

父母去世后，我回老家的次数也越来越稀疏。偶尔回去，大哥惊喜异常，总要亲自下厨做几个拿手菜，小酌畅聊。大哥的生意还是那么的红火，但终究已届花甲之年，顶谢背微弓。

2019年恰逢大哥虚岁六十，我们四散各地的兄妹几家人相约在春节期间到大哥家团聚。4个姐姐在成家后都没再开豆腐店。大姐夫在省城帮人做装修，收入颇丰，大姐照顾家，顺便伺弄几亩田地；二姐在镇上中学旁边开了一爿小吃的门面，生意还算兴隆；三姐四姐都进了镇上的服装厂，拿着固定工资，日子过得也很安逸。

“辛苦了这么多年，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了，你也该休息休息带大嫂享受一下人生了。”给大哥敬酒的时候，我建议大哥逐渐收缩业务，让自己早日退休。

“停不下来啊，有点舍不得。单就手里小十个地区总代理，一年也轻松躺赚几十万。还是小时候穷怕了。”大哥自嘲。

“你现在还穷什么？你房子住一套出租几套，还有那个门面房，租出去，租金也不会少。就是光收租金，也足够你和大嫂退休后过上潇洒自在日子了。”

“这个我也知道，这不单单是钱的事。从小忙惯了，突然让自己停下来，我可能还不习惯。”

想想似乎也有些道理。

“要么让哪个姐姐姐夫来帮忙，然后找个合适的机会把生意转给他们？”

“我们不想当老板！”几个姐姐笑着群起反对。

“她们是不稀罕这个苦活。再说了，她们每一家现在都过得很好。”大哥一语中的。

大嫂坐在大哥旁边，笑眯眯地听着几个姐姐抖露大哥曾经的丑事，姐姐们更感叹大哥当年创业的艰辛。大哥趁着酒兴，又开始大讲他的生意经。而我在半酣恍惚间，眼前不时浮现大哥当年深夜炸生腐，披厦里只穿条大裤衩、背搭一条湿毛巾，洗灰蛋泡得发白蜕皮的双手的情景。

“现在要不要雇大有帮你拎鞋？”我取笑大哥，也想起了父亲。

大哥只憨憨地嘿嘿直乐。

“可惜祖传的做生腐技术就此要失传了。”我不由得感慨。

“还真的是。”姐姐们同感地附和着。

“能把生腐做好，其它的什么都难不倒你。”大哥沉默少许，然后学着小爹爹的口头禅，狡黠一笑。

编辑 | 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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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树

文化梦想者

源济

巷口再也没有烧卖，就像青春再也不会回来丨人间有味

原创 索文 人间theLivings 2020-11-27

经过超市，经过药铺，经过卖卤味的摊子，嘈杂的叫卖声在身后落了一地。少年的倔犟与青年的浪荡，早已遗失在时间的某个节点。

二十年光阴，如繁花过眼，一切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喧嚣。

配图 | golo

游走在街巷的胖子美食家丨连载15

做烧卖，得用糯米，先过水泡，加肉碎猪油下锅翻炒，拌上酱油、胡椒粉，镶嵌些火腿肠丁，讲究的，再嵌几丁油渣，擀好的面皮包成形，上屉蒸，蒸出来形如一个个饱满的石榴。

一口咬下，米糯带着咸鲜，间夹着星星点点油渣的焦脆，夹拌其中的胡椒再度提味，是一种叫人满足的食物。

1

“这只是饭前小食啊。”张文吞下一个烧卖，对小强说。

“多吃几个就饱了嘛。”小强说。

那是大约二十年前，张文与小强成了同事，都住在桔园的宿舍楼，前后栋。彼时桔园仍是郊区，据说几十年前，这处真是一片桔园，葱茏的桔林，入秋挂果，黄澄澄地压弯枝头。后来，桔园只剩名字了，被大片低矮的楼房所占据。再后来，一些机关单位迁至此处，建起了宿舍楼，几栋高七层的宿舍楼在周围矮房民宅的衬托下，如鹤立鸡群。

小强对张文很照顾，时不时会带早餐来，还诱他吃上了槟榔，喝起了肥宅快乐水，还介绍了自己的朋友东别给张文。“你们住楼上楼下，相互关照，一起玩儿吧。”一天，小强把两人叫到一起喝了顿酒。

其实在此之前，张文和东别也打过几次交道。张文在自家次卧吊了个沙袋，沙袋是托兄弟在体育用品商店买的，并不是吊在天花板上，而是附带了一个沉重的固定支架，沙袋挂在支架上，打起来砰砰响，像在拆楼，每晚张文一练拳，东别就上楼来捶门。都是少年心性，脾气冲，剑拔弩张，几欲动手。

小强做和事佬，一顿大酒喝下来，张文与东别也成了兄弟，东别帮张文将沙袋移到阳台上，此后，张文每次练拳前都会先往东别家打电话，“老子要练拳了，你把音乐开大点，式如（当作）蹦的咯。”

“老子戴耳机，玩CS，玩到天亮！”东别在电话里回。

那时节，都是二十多的小伙，青年躁热无处发泄，张文用沙袋拆楼，东别化身CS悍匪，一把AK纵横无敌，多次因击杀过多被视为作弊踢出房间。

东别个高，是个帅哥，十分迷梁咏琪。家里挂着她的海报，买了许多她的CD，“除了平胸什么都好。”三人聚餐，小强如此评价，被东别按着灌了三杯酒。后来梁咏琪来长沙开歌友会，小强想尽法子给东别弄了一张票，这个梁子才总算揭过去。

“好清纯啊，仙女一样。”东别回来后请大家喝酒，三巡过后，恍恍惚惚地说。

彼时单位有食堂，可大家都不爱在食堂吃，“一根筒子骨熬一个礼拜，喝开水吗？”小强嗤道，“肉味不够海带凑，我尿酸高咧。”张文附和着。

小强起得早，爱去桔园巷子里吃，桔园口子上买一个烧卖做前餐，再到里头的面馆吃一碗扎实的牛肉汤面，回头时再给张文带上早餐。东别也好睡懒觉，总是踩着点上班，倒从来没有饿着过——总有心仪他的妹妹们给带早餐。

东别会做饭，黄瓜焖鳝鱼是一绝，张文常去他家蹭吃，三四个菜，二人能喝下一打啤酒。东别家是简陋装修，简装了客厅与主卧就入住了。客厅有个小供桌，供桌上是一个青年男人的黑白照，眉眼与东别相仿，是东别的父亲，年纪轻轻就去世了，母亲再嫁，给东别生了个妹妹。

“受不得别个管，早点住出来，舒服些。”某次酒后，东别说，他一直管继父叫叔叔，继父没有纠正过他。他也很疼妹妹，每月的收入总要挤出几百，给妹妹做零花钱。

东别知道自己帅，也好拾掇自己，虽然家里跟个狗窝一样，出门总是光鲜的。他和附近一家发廊老板混熟了，老板手艺好，一来二去成了他的专属发型师，东别剪头只去他那，又介绍张文去。

发廊老板人精瘦，额上挑染着一撮黄毛，穿着紧身衣，脖子上挂着刚时兴的金链子，手臂上还文了个繁体的义字，文得拙劣，横粗竖细，底下的“我”字还少了一点。老板姓覃，三十了，东别叫他覃别，张文叫他覃哥。老板娘文文静静的，做着收银的工作。

覃哥手艺是真的好，到了需要理发的时节，张文便自己去，直到某一次，张文被坑了。

那一日老板两口子出门了，底下的伙计给张文理的发，伙计精神讨喜，又有一张伶俐嘴，手动嘴不歇，不停地向张文推销店里新推的烫发，“郭富城就是那个发型，大哥你的脸型跟郭富城一样，眼睛又大，烫出来会跟他一样精神。”伙计把张文捧出花来，“你个头比他还高些，更精神。”这句话把张文给打动了。

可真烫出来，发色都黄了，蓬蓬卷卷地顶在头上，衬着张文一张戴黑框眼镜的胖圆脸，张文对着镜子左照右照，哪里像郭富城，像许冠英。若不是脸上还有几粒宝贵的青春痘，说他四十了，人家也会相信的。

一结账，做这个头，花去二百四十八，那一刻，张文觉得自己就是个二百五，那时一个月的工资才多少，做个头花了三分之一。张文又臊又肉疼。

理完发的那天夜里，东别买了些宵夜，打电话叫张文下楼喝酒，张文不肯去——这倒稀奇，平日里有这等好事，东别一吆喝，张文一蹿就下楼了——这天三请四催的，张文死活不去，东别悟出蹊跷，上楼敲门，看到开门的“许冠英”，笑得直打跌。

“做宝搞噢，把我兄弟头发搞成这样。”第二天，东别就领着张文去了理发店，甫一进门，便兴师问罪。

覃哥望着张文，瞪着眼，一个劲地憋气。老板娘忍俊不禁，扑嗤一声笑了。

“谁干的？”覃哥的吼声在店内震荡。

最后，是覃哥亲自操刀，把张文的头发给捋平了，弄了个中规中矩的西装头。烫发的钱收了个成本费，退了张文一百多，又请张文二人吃宵夜。

“那是个背时鬼，把女朋友肚子搞大了，急用钱，”覃哥给张文敬酒赔不是，“到处搞推销，对不起，对不起。”

喝到大家有酒了，“你是不受这个离子烫，别个烫出来是加分的，你烫出来我总觉得对不起你。”覃哥醉熏熏的，又敬张文，“原谅哥哥，我干杯，你随意。”

2

三个涉世未深的青年，在脱离了父母的管束后，对于生活的态度类似于浮浪子。

甫入社会，在家长看来是雏鹰振翅、大有作为，在他们自己，则有些江湖之大，任我撒欢，坏习惯一学就会——小强教会了张文吃槟榔，东别教会了张文抽烟，至于喝酒，张文是自学成才。

在家喝不能过瘾，一定要出去喝的，于是每月的发薪日，三人便邀约一起，解放路太贵，清吧略便宜一些。

按说，清吧是装逼的文艺范青年长驻的地方，实不适合三个雏儿，但他们不管这些，荷包里有些散碎银两，腰竿且硬着，哪哪都敢昂首阔步往里闯，又为有东别这个大帅哥在，时不时有没有男伴的姑娘们主动过来拼桌子。

这时候，东别腼腆小强闷，聊起天来张文倒成了主力，他能接话，会硬聊，明知道对方意不在他，腆着脸先把人留住了，场面热闹了，三两杯下肚，那俩货也就放开了，没咸没淡地加入进来，张文就可以功成身退。

“说好听点，我这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闲时张文也埋怨，“说不好听，我就是一拉皮条的。人家尽管我要你电话了。”张文怼着东别。

“讲假话，上次那个不是要你的电话，你不给人家。”东别拍着张文的肩。

“给了，我喝蒙了，习惯性地报了你的。”

因染了喝酒这个恶习，三个寡男成了月光，而且是最惨的半月光。上半月，三人轮着请客，下半月，三人轮着蹭吃，小强平日俭省些，又有家中接济，日子好过一点，每天给张文带早餐，巷子口的烧卖，每次带三个，外加一杯豆浆，那家的烧卖地道，酱油味调得刚刚好，又拌了猪油，洒了胡椒粉，中间还嵌着油渣碎，咬一口，满嘴糯香，胡椒的鲜辣又攀着酱油的咸鲜，恰到好处的油脂包裹着糯米的甘甜，其间嵌着的油渣碎略带焦脆，提香提味，张文吃得打喷嚏，一个烧卖下肚，胃就醒了，三个全吃完，一天的元气就提起来了。

偶尔，巷口的烧卖卖完了，小强给带了包子，张文还抱怨，“你不晓得早点起啊，我要吃烧卖咧。”

“你会死吧！”小强嗔道，“叫花子嫌饭馊。”

东别不需要这种接济，有的是人接济他，那些仰慕他的小姐姐小妹妹每天排着队地供应他的生活所需，连烟都有人备好的，当然东别此时还是保持了一个自尊青年的自持，接受的上限最多一顿早餐，烟是绝不要的，硬塞也不要。

“老子又不卖淫。”他吞着别人送的包子含含糊糊地声明，大有端起碗来吃饭，放下碗就骂娘的作派，倒坐实了是个浪荡子。

清吧生活在某一次午夜告一段落。

那天夜里，照例在清吧，午夜正是清吧热闹的时刻，酒兴渐浓，在铿锵的金属味的背景音乐下，一楼不多的几张桌子挤满了客人，东别带着新认识的女友及女友的闺蜜与张文、小强两个寡男坐了一桌，服务生送来一打果酒，言明是另一桌客人送的，东别站起来打望，认出是某个熟人，提着盛啤酒的扎壶就过去了，敬了一圈回来。

过了一会，那边厢的熟人也提着扎壶来敬酒了，熟人是个光头，西装里一件白T恤，戴着根银项链，是时下的时尚打扮，也敬一圈，到张文，扎壶的酒还剩个壶底，光头与张文分了，光头先干为敬，张文也一仰脖子，可酒喝到嘴里，满口渣，忙不迭地吐了。

“兄弟，你放药了？”张文皱着眉，“我们不玩这个的。”

“装么子咯，助下兴噻。”光头推了张文一把，东别一酒瓶子就砸了上去。

在此之前，张文虽然习武，但师父教过，套路那套，在实战中没用。师兄花皮更说，实战甚至打野架，一打中线要害，二打关节必防，别想着拳来拳往，真正打起来，肾上腺素飙升，根本感觉不到痛的。

因此，当东别一瓶子把光头砸趴下后，对方四个男子汉扑过来，张文就打得不是很文明，很快结束了战斗，打倒两个，剩下两个就怵了，许是酒没喝够，撑不起怂胆，吼天吼地地骂，就是不上前。最后是闻讯赶来的老板做了和事佬，虽然是张文这方先动的手，可对方理亏，更不愿意招惹警察，老板各赠一张消费卡，和和气气请出门去。

这是张文在长沙打的第一场架，也因此开始了他的初恋，他的二愣子勇武将东别女友的闺蜜吸引住了，那是个典型的长沙妹子，瓜子脸、一头长卷发，那天喝酒是初见，初时跩跩的，看谁都是仰着头面带轻蔑。后来居然主动约张文看电影，还夸他是“长沙洪金宝”，张文心里暗自惭愧，洪金宝可不踢裆。

但从此，张文哥仨便不再去那家清吧，长沙量贩式KTV盛行了，喝酒便宜还能唱歌，在哪喝不是喝。

3

入冬时，桔园的风是凛冽的。长沙的城市建设方兴未艾，桔园仍算郊区，往前500米，雨花亭口子一侧是个巨大的土坑，雨后积水，变成了一个黄泥塘，有人在塘边垂钓，又从未见钓上过什么。

宿舍楼下是个池塘，到了夏天，池塘边阵阵蛙鸣，一塘死水暗沉，倒映着天顶的月亮。窗外更远处是郊野与工地，环线的建设刚刚兴起，建筑的尘霾染黄了枯草，放眼望去，一片灰黄。

某个周末早晨，卷发妹子来找张文玩，顺便送来早餐，巷子口买的牛奶和烧卖，烧卖不是那家的，没放胡椒，缺了味，张文吃着，嘟囔着，“买了牛奶，就该配面包，为什么买烧卖，洋不洋，土不土的。”

“叫化子嫌饭馊咧，”妹子怼他，“不想吃别吃。”作势要夺，张文赶忙护住。

妹子带了一本碟片，说是香港警匪片，让张文陪她看，张文一看封面，乐了，他看过——《三个受伤的警察》。“你不嫌闷我就陪你。”张文嘿嘿笑了。

“不好看？”妹子嚷嚷着，“不可能，王敏德多帅啊。”

没有酒局时，张文宅得很，妹子陪他一起，张文有一墙的书，许多没看过，周末补课，张文囫囵吞枣看得快，看完一本，妹子才翻了几页。两人又看碟，张文好看文艺片，那一阵子买了许多台湾电影，《风柜来的人》《爸爸的大玩偶》《恋恋风尘》《悲情城市》，二人一张张地看，看到肚子都饿了，妹子下厨，做个三菜一汤。

“跟你谈爱会闷死。”妹子叹。

“我在带你陶冶情操。”张文狡辩。

“我的情操还要你陶冶，你自己都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妹子一哂，“你几时搞餐饭给我吃啊。”

“我不会做。”张文瞪着眼，一个劲地摇头。

妹子的父亲原本做着不小的生意，在她上大学时去世了，母亲守了几年寡，后来嫁给了一个画老虎的，将父亲留下的遗产一分为二，一半给女儿，一半做自己的陪嫁，嫁的画家落泊，画了半世老虎，参展无数，卖不出几幅。人倒风流，结过几次婚，半生追逐艺术，生活靠几任妻子接力供养。

张文与妹子的恋情维持得并不久，秋风起时，恋情也结束了。

“始乱终弃咯。”某一夜小强来张文家喝酒，小强斥责张文。

“我是渣男好吧，”张文讷讷道，“这些天没睡一个好觉，太吵了。”

那时，楼下的池塘边开来几台工程车，开始填土，不久后，打桩的也进场了，要建楼了，日夜施工，让人不胜其扰。

“你是心里乱，”小强与张文碰杯，“多喝几杯就好了。”小强摇了摇头，“伤敌一万，自损七千。”

“我才是那一万！”张文酒杯一顿大喊着。

转过年来，春节过后，某日东别叫张文下楼喝酒，告诉他一个惊人的消息，覃哥的老婆跟着伙计跑了，还卷走了店里十来万。“这阵子去别处理发吧，他关了门寻老婆去了。”东别说，“眼皮子底下被人勾跑了，唯愿他不出事就好。”

张文上了心，隔三差五去看看，覃哥的店子始终卷闸门紧锁。过了正月，才懒洋洋地开了门，张文去时，覃哥坐在门口抽烟，店里新请的几个帮工忙碌着。

“头发冲冲的了，你不回来我都不知道去哪剪？”张文笑着唤覃哥。

覃哥也笑，立起身，紧身裤口袋里抠出一包烟，弹出一支，递给张文。“你来肯定要我出马噻。”覃哥把张文让进店里。

“好在没办卡，不然还真怕你跑了。”张文打趣。

“朋友办什么卡咯，不办也是最低优惠。”覃哥说得轻飘飘的。

那夜，张文拉上东别请覃哥宵夜，三人插科打诨，吃到半夜，啤酒喝了许多，玩笑开尽了，说到老婆覃哥总是岔开话题，喝到最后，东别有酒了，斗着胆劝，“跑了就跑了，再找过。覃别你也莫难过。”

“你莫劝，没经过的不晓得苦，她是太天真，跟着那么个人跑了，以后会吃苦的。”覃别喝完杯中酒，抢着去买单，张文与东别拖都拖不住。

4

那一年的稍晚一点，东别与女友的恋情也结束了。寒来暑往，又换了一个，终于稳定下来，女朋友住到了他家，开始以女主人的姿态打理一切。

张文也在那一年的秋天，认识了一个钢琴老师。只有小强还单着，无论是泡吧还是KTV，他永远是在一旁默默喝酒的那个，偶尔点支歌来唱，也是《铁血丹心》《梨涡浅笑》这一类老式港剧主题歌，三人里，其实他年岁最长，然而性格最腼腆，在近三十年漫长时日里，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等人搭救 。

“你是不是处男？”某次宵夜时，三人喝着酒，张文麻起胆子问。

“肯定还是。”东别在一旁帮腔。

“我不是，我的女朋友多得是，”小强喝高了，“我有小泽圆，武滕兰，川岛和津实！”

张文的宿舍院子里有几株桂花树，栽下后每年照着时令开花，一院子的香气。又有几棵柚子树，到第三年上才开始挂果，院西头的果子涩苦，临到冬天仍满树挂着，院东头的果子甜，没长好就有人开始摘了尝鲜。树荫一年年浓密，张文一年年成熟，从一个懵懂少年长成颓废青年，就像一部不出彩的快餐小说翻了几十页，读到后面，忘了前面。

“我也好想出来住啊。”这是飞爷第一次到张文家做客时说的。

飞爷是张文调换部门后认识的新朋友，十分温和，性格全无张文和东别的张狂，也没有小强的闷，是刚刚好的那种。相处时长，张文发现他有严重的选择恐惧症，吃早餐为了是盖酸辣码还是牛肉码能纠结半天，要不要加煎蛋也还要再想想。只要不让他做决定，还是很好处的朋友。

参加工作好几年了，飞爷仍旧与父母同住着，处处受着约束，他郁闷得要死，“社交圈子本来窄，抬头就看着那几尺天，”飞爷闲时跟张文抱怨，“还跟小孩子一样被管着，坐牢一样。”

飞爷的姐夫做着工程，很有钱。姐姐疼弟弟，每月给他的零花钱比工资还多，飞爷都攒着，直到结识张文这个朋友。张文拮据时管他借，借得多了就忘了还，飞爷大约也忘了。飞爷常请张文吃饭，还给张文带早餐，因着他随和，张文还能点菜，早餐必须是巷口的烧卖，得是巷口第二家，那家正宗，飞爷自己吃了也说好，“油渣子喷香的，胡椒放得刚刚好，提味又提神。”飞爷啧啧称叹。

“感谢我吧。”张文也吃着，一脸得意，倒忘了早餐是谁买的了。

时光如梭，那段鸡零狗碎的青春如一场混杂梦境，又像一架无目的地的火车，毫无章法、没有停顿地飞驰着，时间快得像随意抛出的骰子，刚刚才是陌头新柳，转眼便成千树梨花。

与钢琴老师的恋情也是无疾而终，而热火朝天的环线建设在某一天戛然而止，站在卧室窗边，一条宽阔的水泥路倏地铺陈在视野之内。

正是环线落成的那一年的秋天，张文与飞爷一同请了年假，出外旅行。路线是张文定的，飞爷知道自己参与进来，又是一场时日漫长的艰难选择，只是为了摆脱家庭的束缚，目的地随张文定。

二人报了个旅行团，去了山西，五台山、恒山、平遥古城、云冈石窟一线玩下来。

“你要是打鼾，老子就杀了你。”去之前张文跟飞爷放狠话。

“老子不打咧 ！”飞爷急急地辩驳着。

飞爷果然不打鼾，还特别爱干净，又细心，倒是个好室友，只是耳根子软，一诓就信，一路上导游带的店逢店必进，进店必买。在五台山上，还被个和尚诓去烧了一柱688元的高香，“菩萨保佑我们一家人呢。”飞爷笑嘻嘻的。

“这么虔诚？”张文调侃。

“我妈妈病了。”飞爷讷讷说，“菩萨保佑她健康。”

正是夏天，张文背包里装了两件换洗衣服，轻装出行，每日游玩再累，回酒店也得洗了衣服晾干，不然第二天没得换。飞爷倒不嫌麻烦，带了一个行李箱，每天回酒店躺在床上看电视，从不洗衣。

“我把不要了的衣服都带出来了，每天穿了就扔，懒得洗。”飞爷一本正经地跟张文聊经验，“箱子腾出来，可以放买的特产。”

5

时日流转，又过了几年，张文的早餐不再是匆匆两口就吃下的烧卖，巷子口第二家的烧卖再好吃，也只买一个，做餐前点心，糯米的甘甜、油渣的脆、加上胡椒温和提味的微辣，正好唤醒沉睡的胃，而一碗热腾腾的汤粉，才能给早餐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他的饮食习惯开始变化，究其原因，并不是自律，而是从前睡不醒，而今睡不着。睡着也醒得早，望着天花板发一阵呆，不如起床吃早餐去。吃过粉，在早餐店旁买注彩票，将昨夜未完的梦在白日里继续做着。

而此时，家对面池塘上的房子早已盖起来了，张文的卧室窗户正好对着对面两栋楼间的缝隙，呼啸的天风经过楼缝的挤压，风力级别陡然提升，砸得张文的窗户砰砰地响。

“风水上说，这是煞。”小强煞有介事地说。

“难怪我不顺。”张文恍然大悟。

2008年，张文搬离了宿舍楼。离开前，他写了一篇小文，发在当地晚报上，彼时正处于又一场恋情终结，他在小文的结尾隐晦地写下，“一人成影，且惜且行。”

搬离前，某个周五晚上，他请小强与东别吃了顿饭，东别已经和女友结婚了，张文与小强还单着，张文带了两瓶白酒，没有开，东别只肯喝啤的。

“在备孕，喝啤酒都是堂客开恩。”东别抱歉地说，一面饮尽杯中酒，又巴巴地立刻提壶满上，一副馋久了的表情。

“来，烟酒不分家。”张文给他递烟。

“说了备孕啦，哪能抽啊。”东别瞪着眼嗔道。

“服管教，是个好孩子。”张文撂下烟盒，敬了东别一杯酒。

“年纪大了才信风水，我们都老了。”几杯酒下肚，小强叹道。

“这是自然规律，有啥好说的。”东别自顾着摸过张文的烟，抠索地掏了一支点上，惬意地吞吐着，不忘嘱咐张文，“我堂客等下过来，你就说你让我抽的。”

又过了一会，啤酒实在不过瘾，三人还是把白酒给打开了。

“我让你喝的。”张文对着东别大包大揽，“你放心。”

三人都有酒了，从初识一直聊到当下，一个接一个的故事，东别许是憋久了，喝得最多，越来越浓的醉意勾出了他内心的点点滴滴，他历数着那些让他感慨的过往和过往中的女朋友们，说着说着就没了分寸，张文与小强忙不迭地叫打住，“我们不想听！”小强大声吼着。

“给我来瓶矿泉水，”喝到末了，东别斜瘫着，扶着椅背，“我想吐，吐不出来。”他茫然地侧着望向包厢门口，喃喃自语，“我堂客怎么还不来？”

张文到了第二天下午才醒酒，胃疼得厉害，第三天，他接到了东别的电话，“被你害醉了，我堂客骂我两天了，”东别在电话里气若游丝，“天天睡沙发。”

“不关我事，我只是提供了犯罪工具。”张文嘿嘿笑着，“就是一从犯。”

张文隐约记得那夜小强是最清醒的人，打电话去问后来的情况，小强在电话里哈哈笑着，“你记得你出去买桔子不？”

张文莫名其妙，“买桔子干嘛？我断片了。”

“东别说桔子皮擦手遮烟味，人家老婆就是你买桔子的时候来的，加班过来没吃饭，坐一旁吃，看着你进来，剥了桔子皮给东别擦手，我笑醉了。”小强声音欢快，“那么大一个人坐在旁边你愣没看见。”

“你也不提醒我。”张文嗔道。

“我提醒了啊。”小强说，“你一反身，那个豪爽，别个堂客还什么都没说呢，你一拍胸脯，我让他喝的！”

“喝酒是这样，伤敌一万，自损七千。”小强揶揄着。

“我才是那一万。”张文闷闷地说，“我今年也三十了，几时有个堂客也管管我啊。”

“你们也考虑下我的感受吧，”小强幽幽地回，“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6

不久后，张文调离了原单位，去了另一个区。东别的孩子出生了，小强结婚了，小强嘴里要涝死的张文结在后头，最后是飞爷——张文想，这多半还是选择恐惧症作祟吧。

飞爷结婚时，离他上一次失恋约一年半，张文与另一位朋友兄弟老五化作安慰天使，日日陪他。某一日，二人看着醉后的飞爷赌咒发誓地说，“我说她过得不好就回来找我，我等她一年，不，两年！”飞爷说得斩钉截铁。

“这是犯贱。”老五说。

“这种话我也说过矣。”张文说。

“那你等没等？”老五嗤地一笑。

“没有。”

“珍惜吧，来喝一杯，以后结婚了，这种机会就难找喽。”老五倒满酒跟飞爷碰杯，张文跟着起哄。

两个过来人嘻嘻哈哈地陪着兄弟喝着酒，日复一日。那一阵，飞爷日日喊，家里环境那一阵子宽松不少，嫂子们都会做人，兄弟们日日应召，两个月后，飞爷不再喊了，找到了新女友了。这中间，兄弟老五仍借着飞爷的由头约张文出来喝过几顿酒，张文也没声张。

“你说他这回怎么就这么快呢？”老五郁闷得不行。

张文笑着和他碰杯。

“他不是说等两年吗？”老五一口干了，“半年也行啊，是不是。”

“对对对，”张文饮尽杯中酒，和老五同仇敌忾，“渣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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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留守男也结婚了，责任上肩，各自以家庭为半径，日日两点一线，日常社交简之又简，许是因为年岁渐长，应付不来，又或者性情使然，张文的朋友圈也开始做减法了。

到新单位后，最先熟悉的是单位旁的一家粉店与一家包点铺，包点铺的包子肉馅小，吃起来没劲，烧卖却与桔园的一样，个头更大些，糯米、猪油、胡椒、油渣一样都不少，偶尔还风骚地缀了几丁腊肉提味。

张文的早餐日常，从一个烧卖开始，唤醒味蕾，由一碗辣椒炒蛋粉终结，二两粉，浇上骨汤，青椒碎炒两个鸡蛋，大火急炒出锅，盖在粉上，椒辣、蛋鲜、汤稠、粉甜，一碗吃下，哪怕是阴雨的早晨，也如沐暖阳。

凭借一个烧卖一碗粉，张文保持了许多年的好胃口，而所谓锻炼身体，他从结婚起就放弃了，“有人要了，健身给谁看啊？”张文以此为信条，日日回家葛优躺。体重逐年飙升，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如此一直到崩溃边缘，开始减肥。 

几年后，飞爷的母亲病逝，兄弟们帮忙，操持葬礼，某一日夜间，张文与老五陪飞爷守灵，花生米、卤菜配啤酒，喝到半夜，飞爷酒意上了头，眼泪潸然，“我爸也不清白了，早上起来就骂保姆，骂她怎么不推我妈出来吃早饭，”飞爷说，“没法子劝，只能看着。”

张文与老五陪飞爷喝酒，一杯接一杯，并不劝，也没法劝，经历过所以明白，青年浪荡，中年颓丧，无论如何，逃不开亲情羁绊这张网。

那天深夜，张文走到灵堂外头，周遭静默，极目远眺，远处的公路上走着车，炽白的光柱从车前射出，终湮在黑暗里，而黑夜寂然，如同人生长路，有起点，有终点，生老病死，都是注定，此间际遇，不过偶然。

张文回到灵堂，飞爷醉了，去睡了，老五趴坐在扶椅上，看一期吐槽大会，张文凑上前看，老年依然很胖的香港演员郑则仕在屏幕里感叹过往，张文忽然忆起那部青年时看过许多遍的电影《三个受伤的警察》，他一直不明白，人畜无害的郑则仕，影片里的外号为什么叫“夺命甘”。而此时，他或者理解了，在岁月的滋扰与困境的威压下，“夺命”这个称号，可以称呼行为，也可以定义命运。

尾声

越到年长，张文越来越不耐外头的饭局，在家吃两口，吃什么无所谓，终究惬意。

岳母会做烧卖，偶尔给他们做一些，冻在冰箱里，想吃起出来蒸一下，岳母做的烧卖简单，面皮包糯米，全无辅料，酱油的咸鲜包裹着糯米的甘甜，吃下两个，有一种朴素的饱足感。

年初疫情爆发，在家做饭成了习惯，四月底的一天夜里，阴雨，张文下厨，炖鸡、蒸鱼做了几个大菜，又搭配几个小菜，请邻居一家来小聚，邻居家有个女儿，与张文家儿子是同学，邻居男主人凑趣，带来一瓶红酒，二人同饮，张文干下大半瓶，发了豪兴，将之前菜品上桌的照片发了个朋友圈，配了句胡诌的诗，“欲辨茶花无颜色，一夕寒雨入潇湘。”

翌日酒醒，发现那个朋友圈点赞无数，一个陌生的号在底下留言，“原来你会做饭。”

带着宿醉，想了半天，张文才想起，那是他的前女友，那个将他当长沙洪金宝的卷发女生。

前些日子，因缘巧合，张文回到了桔园，儿子在雨花亭报了个班，在某个商场的楼上，商场人流如织，灯火辉煌，场前的空地，一群妇人跳着时下流行的鬼步舞。送孩子进了教室，张文下了楼，踅进广场一隅的星巴克，点了一杯美式咖啡，又买了只可颂，出得门来，坐在广场边花坛的水泥台上慢慢吃喝，广场中间热闹喧天，大姐们舞姿娴熟铿锵，热力四射，张文神情漠然，周遭的热闹与他无关，在他的记忆里，十多年前，这里是个黄泥塘。

咖啡喝到一半，张文起身离开，往前走去，眼前景物变幻，似是而非。他走了老长的一截，拐进了桔园口子，这条巷子像旧时，又不是旧时，烧卖铺子没有了，粉店还在，彩票店已经关了。

张文怀想着旧时味道，一碗粉的辣与咸，一只烧卖的糯与甜，回忆如同一粒粒石子扔进水里，瞬间沉下，没有波澜，眼前的灯影与人群里，有他记不清的从前。

点了颗烟，悠悠向前走，经过超市，经过药铺，经过卖卤味的摊子，嘈杂的叫卖声在身后落了一地。少年的倔犟与青年的浪荡，早已遗失在时间的某个节点，二十年光阴，如繁花过眼，一切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喧嚣。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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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文

现居长沙，一个胖子。

源济

从结婚到生子，婆婆的水煮鱼融化了我丨人间有味

原创 墨寻 人间theLivings 2020-12-04

有时，我只觉一家人的日子也好比这盆水煮鱼，想要滋味好，烹饪手法必须多变——鱼头、鱼骨、鱼尾厚重，要热油翻炒才能熟透入味；鱼片轻薄，只需在热锅滚汤泼油中浸润片刻便好。花椒麻口，辣椒刺激，不断冲击着味蕾，而黄瓜、豆芽，又会带来些许的清爽。

配图 | golo

人间有味丨连载96

1

2016年2月，男友阿坤在接我下班的路上不慎出了车祸，作为肇事方，他被关进了看守所等候处理。接下来的一周，无法与他取得联系，我魂不守舍，整日浑浑噩噩的。

阿坤妈妈大概也差不多，那天，她在电话那头嗓音嘶哑：“你给阿坤写封信吧，我知道他肯定记挂你，你给他写封信，我托人带进去……”

第二天一早，我赶往老街的商业区，走进一家老式的家具店。彼时，阿坤一家靠着这小店刚在镇上买了房，存款所剩无几。要在短时间内想办法凑出赔款，很艰难。

这是我和阿坤妈妈的第一次见面，她穿了一件咖色大衣，留着一头黑藻般卷曲浓密的长发，皮肤很白，衬得一双眼睛愈发浮肿发红，憔悴不堪。

“信写好了？”她快步朝我走过来。

我忽然有点紧张，“嗯，昨晚上写的，接完电话就去写了。”说完又后知后觉地补充道：“阿姨。”

她连连点头，伸手捏了信纸的一角，手指微微发抖，“我这就托人去送，和平时他穿的几件衣服裤子一起，他看了肯定能心安些……”说完，她将信纸又叠了一层，轻轻塞进兜内。

关了店门，我目送她离开的背影，微微有些发怔。在此之前，我想过很多遍与阿坤妈妈见面的场景，可怎么也想不到，第一次见面会是这样潦草、仓促。

但无论如何，这一切都无足轻重了，我只迫不及待地盼望着阿坤能快点出来，然后娶我。

一年后，我和阿坤终于克服了重重阻碍订了婚。

在此期间，我的生活与单身时没多大区别，与未来公婆也没有过多接触。从购买三金到敲定彩礼，阿坤家几乎倾尽所有，即使我妈仍有些不满，但架不住我立场坚定。最后，阿坤父母还出首付给我们买了车，写了我的名字。

婚后半年，我怀孕了，不再在家里的饭店帮忙，开始休息养胎。然而，一场始料未及的“家庭战争”却爆发了。

阿坤的老家不在镇上，是稍偏远一些的农村，我妈突然提出要他把户口迁进我家，态度还很强硬——在她看来，我们村的福利更好，说不准往后能有什么好处，迁过来更划算。

闺蜜们知道了都鸣不平：“你妈这是什么思路啊？你地瓜娘（婆婆）不可能同意的。好端端养大一个儿子，买了房，买了车，又不是入赘，凭什么把户口迁到你家？说出去会被人笑话死。”

我的心更沉了，可我妈的态度一日比一日急迫。她这人耳根子软，又好面子，说不定是谁有意无意地撩拨了几句，她就更加霸道固执了。

我不得不将这事告诉阿坤，他先沉默了一会儿，说还是得回去同父母商量。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婆婆竟然同意了：“阿慧妈妈既然这么坚持，就随她的意吧，别再等她催，你们找个时间早点去办了吧。”

2

预产期一天天临近，家里却没有太平，我妈再次“发难”，以我是独生女为由，要求宝宝以后随母姓。

闺蜜说：“你老公的户口已经迁到你家去了，以后宝宝的户口不管跟着你还是跟着爸爸姓，不都在你家户口本上吗？说真的，你妈该不会是从一开始就计算好了的吧？”

我苦不堪言，嘴上说：“不是，我妈心眼没这么多。”但摸着高高隆起的肚子，还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那天回婆家吃饭，我心里堵着事，食不知味。饭后，电视里的广告重播了三遍，才下定决心开口：“妈，之前阿坤户口不是迁到我家这来了吗？那会儿我们就想着村里能有点好政策。现在宝宝的户口要跟着阿坤的话，就相当于是登我家的户口了，我去问过，这个一时半会也没法改……”

“哦，”婆婆显然愣了一下，拿遥控器的手放了下来，“你是说孩子出生以后，户口也得登到你家那边是吧？我倒没什么关系，就是阿坤他爸想法会多一点，之前阿坤的户口登到你家去，我没同他商量，他发了挺大脾气，也被亲戚们说了一通……算了，我来和他说，念叨几句就让他念叨，这个老倔驴，话就是多，我也习惯了。”

婆婆的反应比我预想的要平静许多，我的心放下了一大半。低头在闺蜜微信群里发消息，结果群里一下炸开了锅：

“你地瓜娘心是真大！她到底懂不懂答应了以后代表什么？儿子跟孙子的户口都登到女方家去了，这在村子里传出去，要多难听就有多难听，你地瓜娘是真不懂人情世故还是傻啊？”

“好在你婆婆啥也不懂，好像啥也无所谓，不然要跟你妈杠起来，就你妈那脾气，啧啧啧，真不敢想象。”

……

我把手机放回兜里，看着婆婆，她正起身烧一壶热水，预备将厨房油烟机和台面擦洗一遍。她伸着懒腰，打了个哈欠，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这件在别人看来有些了不得的事，对她似乎没有什么影响。

我松了口气，心想：“有一个心大的婆婆，不是件坏事。”

闺蜜群里，聊天信息刷得飞快，热闹非凡。话题只有那么多，婆媳关系当然逃不过。

那天我刚说了句：“我地瓜娘还行吧，不怎么管我们的闲事，也蛮好说话的。”立马就有语音回过来：“阿慧，你现在是还没跟你婆婆住一起，相处的时间不算多，等你们要住一起了，再有了孩子，你肯定也要来吐槽的。我跟你说，千万要跟你婆婆分开住，切记切记！”

当时我并没有把这话放在心上，不管婚前婚后，我都在娘家住得自在。就拿吃饭这件事说吧，我妈是开面馆起家的，摊煎饼、包粽子、蒸麻糍、腌咸货，一人几乎可以撑起一家饭店的后厨。对比之下，婆婆的手艺就着实令人不敢恭维。

在婆家吃饭，我大多只敷衍潦草夹几口菜，宁可扒拉白饭，也不愿把筷子放到浮了厚厚一层油花的汤汁里头。青菜加热后，黄乎乎、软塌塌，红烧鱼被挖了几筷子，几乎原封不动地摆在边上。只有萝卜排骨汤能勉强入口，但萝卜切得有半个手掌那么大，汤底黑黄，排骨老得塞牙。

“说了多少次了，别放这么多油，阿慧吃不下的……”还没动筷子，阿坤的眉头就皱了起来。

我什么也没说，强压下舌间泛起的油涩怪味，将一小块肉咽下去，心想：“以后，我总归不会长期和她一块住的。” 

3

2019年3月，小子出生了。他还是随了父姓，中间是母姓，最后一个字是我爸取的——我妈对此安排很满意，我才算松了口气。

我被推出产房，老公走在身边，婆婆从护士手里接过宝宝，小心翼翼地抱到怀里。不知怎么，这极为普通的一幕，却让我心里升起一股莫名的烦躁。我一眼就注意到婆婆指甲上的污垢，她用那只粗糙龟裂的手掀开包被的一角，指腹与宝宝娇嫩的面颊紧紧相贴。

我强按下心中的不悦。更没想到，这种畸形的情绪，竟伴随我度过整个产后最漫长难熬的一段时期。

月子期间，月嫂与我睡一个房间。产后体虚，汗液和奶渍将身上薄薄的月子服湿了通透。我每日都期待去浴室擦身子，却又期望不用去，因为每当这时候，月嫂会唤婆婆帮忙看孩子。

很多次，我都趁月嫂拧毛巾时悄悄透过厕所门缝看，婆婆背对着我坐在床沿，将宝宝环抱在臂弯里逗哄着——贴得太近了，我忍不住皱起眉头；她还用会刚嚼完葱饼的嘴亲，唾沫沾在宝宝脸上，让我无法忍受。

我也越来越怕宝宝哭，只要哭声一响，婆婆就会冲进屋里，身上带着厨房的油烟味，用油腻的手将宝宝抱到怀里。老公买了两瓶洗手液放在厨房，多次叮嘱要洗了手再抱，即便如此，只要她抱过，我总敏锐地嗅到残留在宝宝包被和衣物上的难闻气味。

不分昼夜地喂奶，反复堵奶、涨奶、发炎，让我身心俱疲，婆婆对宝宝的亲昵，更是长成了我心窝里的一根刺。在产后激素的推动下，我的心理变得愈加病态。

月嫂走后，我寸步不离留在家中照看宝宝，甚至连房门也不大愿意打开。每当婆婆抱孩子的时候，我都要用尽全身力气，才能勉强维持住脸上的笑容——我打心底里厌恶这样的自己，但又无法控制。

婆婆给我做的第一餐饭，蛋羹里竟放了熬熟的姜酒，冲鼻的气味令我差点呕出来。我失声叫道：“妈，蛋羹里怎么会放姜，这怎么吃啊？”

“啊，我看那会儿月嫂给你蒸鱼都放的啊，不是说暖胃嘛。”婆婆在围裙上搓搓手，一脸茫然。

“我最讨厌吃姜，鱼上面还可以挑出去，这鸡蛋全是姜味，怎么吃。” 

“那，那我重新给你蒸一个？”婆婆小声地说。

“不用了！”

那天的餐桌上，清炒小白菜散发着一股怪味，花生炖猪蹄又油又咸，莴笋炒肉肉焦菜硬，番茄蛋汤油得无法下咽。我胃口全无，随便吃了两口白饭就下了桌。再这样下去，奶水只怕要断。

除此以外，还有其他。

那天下午，我在屋里哄睡近两个小时，宝宝依然啼哭不止。傍晚，婆婆推门进来，趴伏在我肩头的宝宝明显身子一颤，我立刻竖起手指示意噤声，婆婆退了出去。没成想，隔了不到10分钟，婆婆又推门探进头，嗓子嘹亮：“银耳汤好了。”

我赶忙压低声音，“不要不要。”

可还是晚了，宝宝“哇”地一打挺，小脸哭得通红一片。婆婆慌慌张张抱过去哄，又是摇又是颠，宝宝依旧厉声嚎哭。我再压抑不住情绪，极不耐烦地将宝宝接过，冷冷地说：“都是你开门进来吵醒了他，现在好了，哭成这样还睡什么！”

婆婆愣在原地，过了一会儿，又转身走了出去。

晚上阿坤回来，我余怒未消，劈头盖脸就是一通抱怨。阿坤皱眉起身，准备出去跟婆婆说说，想让她今后不要这样莽撞。我急忙拉住他：“算了，你说了，她还以为我找你告状说她坏话呢，还不如别说。”

老公点点头出去了，然而没过几分钟，他又急急地回来，“怎么回事，我刚看到我妈在厨房哭，你是不是说她什么了？”

我莫名其妙，心头腾的一下冒起火，“她两次进来吵醒宝宝，我怎么就说不得了。再说我说她什么了？错在她，又不在我。”

“她说本来是想叫你吃点心的，不知道宝宝要睡觉。”老公叹了口气，无奈说道：“你也别放心上，她就是很粗心，现在看来也挺难讲话的，你就别计较了。”

从此，我对婆婆的不满上升到了最高点。亏我还一直觉得她心大，现在看来根本就是个玻璃心，说不得也碰不得。

4

宝宝满月后，我就搬回娘家住。谁知一个月后，我爸因突发脑出血送去医院抢救。

“你带你妈回去睡，我们晚上睡这。”那天在医院，婆婆抱着刚吃完奶的宝宝，悄悄把我拉到一边，“这两天钱够不够？我这还有1万多，阿坤他爸都不知道，先拿去给你，晚点我跟他爸再说说，卡里有多少都先给你。”

“不用了，现在我们自己还顶得上。”

“你不懂，以后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微信转账我也不会弄，还是取现金给你。行了，赶紧带你妈回家，看她都累成什么样了。”

一个多月后，爸爸转到市医院，妈妈赶去照顾，我只好带着宝宝搬回婆家。因过度悲伤终日流泪，我几乎一下没了奶水，婆婆开始想方设法给我做吃食。

“有没有什么想吃的菜？也不知道买些什么比较好，怕买来你不爱吃。”婆婆说。

“这些就挺好。”我勉强笑了笑。这时候，吃饭对我来说只是机械性的咀嚼了，谈不上任何期待。

一天晚上，我们带宝宝去超市遛弯，他对水箱里翻滚的鱼群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我瞧了会儿肥硕的黑鱼，随口说：“这鱼做水煮鱼合适。”

第二天中午，我在卧房陪宝宝午睡，突然闻到一股熟悉的麻辣香气。香气从门缝挤入，丝丝缕缕，源源不绝。自从生产以后，我一直克制饮食，这样惹人垂涎的香味不知多久没闻到了。我心头一动，小心翼翼地带上房门走了出去。

餐桌上，盛好的白米饭高高冒尖，正中央摆着一只不锈钢大盆。艳红的汤汁里，白嫩的鱼片边缘微微内卷，沾着细碎的辣椒面和芝麻，顶上缀一把香菜。底下，黄瓜翠绿，豆芽细黄，都融进了红油里。

“我跟菜场的人打听了，水煮鱼放专门的调料包就行。听说这个牌子的料包最好吃，卖得最好，按照她教我的步骤做，也不知道好不好吃，你吃吃看。”婆婆抽出一双筷子递给我，又将饭碗朝我的位置挪了挪。

唾液在口腔里分泌，鱼片夹起时辣油滑落，我忙不迭凑过头去接，立时尝到了满嘴的鲜辣嫩滑。“好吃！”我惊呼。

相比以前在餐厅里吃过的，有些油腻咸辣的水煮鱼，婆婆做的这一盆鱼鲜肉肥，滚烫香辣，火候把握得恰到好处，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更加美味！

“怎么的，鱼片我用淀粉和蛋清裹的，嫩不嫩？”

“嫩！”我嘬一嘬筷尖上的辣油，开始捞底下的黄瓜。

一碗饭转眼下肚，我还未起身，婆婆已经将我的饭碗拿去，又盛满米饭递过来，“还有一半我留着晚上给你做，黄瓜豆芽什么的都还有，冷了一热就不好吃了，还是得要现做才好吃些。”

婆婆夹了一口豆芽吃，立即连连咳嗽，拿筷子的手捂嘴，“还真挺辣啊。你多吃点，都吃完，晚上还有。”

我抹一把鼻尖的热汗，嘶嘶哈气：“我还喂奶呢，吃辣的会不会？”

婆婆笑了：“不碍事，吃饱饭一样，你吃得多吃得舒服，奶才好咧。要么就把奶给断了，吃奶粉，得让他早点习惯，你出门还轻松些。”

5

从这以后，婆婆隔三差五就给我做水煮鱼，我猛增的饭量似乎让她备受鼓舞，厨艺竟突飞猛进起来。

有时碰到小贩卖野生河虾，婆婆总要多买两斤，回来放老酒、冰糖炖熟。那汤汁澄澈，河虾赤红，是我喜爱的鲜甜口味。她又不知向谁讨教了糖醋排骨的做法，知我嗜甜，老冰糖放得格外多。 

“太甜了。”阿坤尝一口，砸砸嘴。

“你少吃几口，给阿慧的。”婆婆把盘子移到我面前。

那段时间，我每隔两三天就会去一趟医院，婆婆总会提前想好要给我妈带去的菜，第二天一早就买回来做。我时常在睡梦中听到厨房油烟机嗡嗡作响，油锅与锅铲碰撞，不久，隐隐的饭菜香气就会飘至鼻端。

那天早晨9点左右，我走出房门，婆婆已经把菜装好了，另外还有一瓶烧酒、几只咸饼和粽子——我妈爱吃咸饼，婆婆记下了，一早去菜场买来的。刚出炉的咸饼表皮烤得焦黄酥脆，一口咬下去，层层叠叠，酥得掉渣。

“妈，这么多，我妈一个人也吃不完的。” 

“这哪里多？你妈在那边没什么东西吃，成天自己煮面吃粥能有什么营养？可惜天气热，新鲜的菜也放不住，我再炒点咸鱼和腌菜给她，她可能会喜欢。饼和粽子平时饿了当点心吃，这酒也存得久，你妈妈每天喝一点也舒坦。好了，孩子给我，你快去吧，去晚了你妈该饿了。”

自从宝宝开始喝奶粉，我终于可以在出门时，完全放心将孩子托付给婆婆了。此时，论耐心和用心，我已远不及她。

医院的走廊里，妈妈将我带去的菜摆到凳子上。那天，婆婆做了螃蟹、香煎鲳鱼、排骨炖笋丝、咸鱼和腌菜。

妈妈顿了顿说：“每次都带这么多菜，真挺难为情的，你爸要吃的中药还都是她给买的，你私下得给你婆婆钱，不能老让她买还烧。”

我每次给婆婆塞钱，她都不要，还说：“不过就是做几个菜，有什么麻烦的，就是我做菜挺难吃，就怕你妈妈吃不惯咧。”

我爸在医院住了近7个月，她便这样为我妈妈准备了大半年的饭菜。而我也不知吃了多少顿水煮鱼。

6

2019年12月，临近元旦。这天，我赶在天黑透前回到家。

打开门，婆婆正抱着宝宝坐在餐桌旁吃饭。我无意间瞥一眼，却看到婆婆咀嚼着饭菜，用自己的筷子夹了一口饭，直接送入宝宝口中，之后又抽出筷子抿了抿。

“妈，你怎么直接给宝宝吃干饭了，他一下消化不了的啊！”我惊得声音都变了调。

“我可早就这样给他吃了，你看，吃得可好呢。”婆婆满不在乎，又挖了一口饭送入宝宝口中。

我不在的时候，她一直是这样给宝宝喂饭的？我感觉自己的脑袋“嗡”的一下，几欲爆炸：“宝宝才刚开始吃辅食，他没长几颗牙，嚼不了都是直接咽的，就算要吃饭也得先从软饭吃起，而且要慢慢适应，怎么能一下吃这么多！”

“况且，宝宝还这么小，怎么能同大人用一双筷子？”这句话是我硬憋回肚子里的。

婆婆又往宝宝嘴里喂了一大口，“哪有那么多讲究，这不吃得很好吗？啊——张嘴。”

我气得头顶生烟，一把将宝宝抱回怀里，“哐”的一下关上房门。可不论我怎么哄诱，宝宝一口奶粉也不愿吃，不住地摇晃脑袋挣扎，哇哇大哭，最后竟吐了一地。

我一番询问才知道，婆婆当天不仅给宝宝喂了米饭，还有米饼、豆腐、香蕉和橘子。当晚，宝宝因肠胃不适哭闹到凌晨两点，我们抱他去镇上的卫生所看急诊。婆婆陪在边上，我阴沉着脸，不与她搭话。

第二天清早，阿坤在厨房与婆婆说话：“孩子不会说话不会表达，我们大人要把握好分寸，要懂得科学喂养。昨晚这样，我们辛苦还是其次，孩子不舒服哭成这样，多遭罪，多可怜啊……”

“晓得了。”婆婆听得动静，忙从厨房探出头，压低声音问我：“醒了吗？”。

“还在睡。”我轻轻说。

“以后给他吃啥，我都跟你说一说，不能吃的就先不给吃了。”

我“嗯”了一声，坐到沙发上看电视，婆婆主动走过来，先感叹天气热，然后突然打开话匣子：“说起来，我生阿坤那时候还是夏天，那热的真是没法说。我在出租房坐月子，那个屋子闷得很，就只有顶上一个小窗子，电风扇也没有，我就脱得只穿短袖、短裤坐在窗子底下等风吹。风大吹得头痛，不吹热得发慌，阿坤也热得哇哇哭，喘不上气。”

那时候，阿坤爸爸非要投资家具店，因为模子不对，做出来的家具一批批地扔。他们没钱，只好拿便宜的西瓜当饭吃，后来阿坤大一点，就买那种几块钱一大罐的奶粉给他喝，“全是香精，很甜。”

阿坤爸爸年轻时就爱喝酒，不做活，还打骂老婆。婆婆只好独自搬货、理货、处理账目、料理家务，整日忙得像个陀螺。他也不管两个孩子，阿坤和弟弟就跟着婆婆有一顿没一顿的，总不长肉。

婆婆仿佛陷入了往事，出神地叨叨：“现在比不得以前了，还是得精细些好，要精细些，别让孩子跟他爸一样瘦，肠胃没养好，一辈子苦哦！”

我侧过头，注意到婆婆鼻梁挺直，侧颜很好看。此前，我很少真正地仔细看她。在我的印象里，婆婆手笨，厨艺差，做事也不怎么利落，两手常年覆盖着黑不溜秋的老茧，显得很粗糙。但阿坤跟我说过，婆婆年轻时是个美人。

20多年前，婆婆拍过一张证件照，至今还留着，里面的她眉目温婉，皮肤白净。而现在，经过半辈子的劳碌，婆婆身体已经搞坏了，不仅腰椎间盘突出、肺部病毒性发炎，这两年又患上了甲亢，导致眼球突出，皮肤蜡黄，身材也愈发虚胖。

作为那个年代的女人，婆婆没有选择的余地，是生活将她打磨成了如今的模样。想起昨天自己发的那通脾气，我开始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了。

7

2020年1月，我爸终于出院了，自从他出事后，妈妈睡觉就再没关过灯。为了方便照顾，我带着阿坤和孩子搬回娘家，婆婆每日过来帮忙。

爸爸或是陷入沉睡，或是睁眼呆呆地看向上方，无论我们怎么翻弄，他也没有任何反应。这一切对妈妈的打击太大了，又逢更年期，她稍有不顺心，就会冲着我们发火。

整个家的上空，仿佛笼罩着一层黑云。

一天早上，我整理房子时丢了一只餐盘，妈妈大发雷霆，将所有的不满都发泄了出来。我忍不住顶了几句嘴，她就指着我的鼻子大骂，我只好跑去阳台上大哭。

上午，婆婆拎着菜进门，笑道：“阿慧妈，中午我来烧水煮鱼啊。” 妈妈阴着脸，“嗯”了一声就径直回房了。婆婆察觉到异常，轻声问：“又怎的了？”

我坐在地板上诉说委屈，阿坤也闷闷地开口：“我也有点受不了你妈的脾气了，我们做哪一件事她能看得顺眼？我跟你妈好像真处不来，不如我回家住几天，你在这陪她。”

我咬着嘴唇，眼泪滚落，这时候婆婆厉声训斥阿坤：“瞎胡说什么呢！夫妻俩本来就应该在一块的，你回家，让阿慧自己带着孩子在这，像什么话？她妈妈的脾气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她是长辈，你是晚辈又是个男人，不能心胸宽一点，肚量大一点吗？”

我第一次见到婆婆这样声色俱厉的样子，阿坤沉默了，低头扒拉着宝宝的玩具，可婆婆仍然没有停下：“你这个臭小子，这样的话以后不要再讲。结婚本来就是两个家庭要一块处，谁家没个矛盾，不都得好好过日子。你爸脾气差，什么时候顺过我？我心里有话也只能忍着不说。阿慧她妈是她爸捧在手心里的，一直宠着，现在阿慧他爸出了事，她是最苦的，不跟你们发脾气，不跟你们念叨，还能跟谁？”说着说着，婆婆的眼睛湿润了，竟有些哽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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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四下无人的时候，婆婆又和我讲起了一段往事。

她说阿坤小时候，她和阿坤爸经常吵架，只要一吵，阿坤奶奶就冲过来帮儿子，骂她是泼妇。“我那时候就在心里想，以后我有了儿媳妇，一定不会让她受这种委屈。”

婆婆又说起我妈，她年轻的时候也不受婆婆待见，亏得我爸是个老实人，一直对她好。“在一块睡了30多年的枕边人啊，现在一声不吭倒在那儿，你妈心里有多不好受，你们做子女的很难体会。你们能顺就多顺着她，别让她不痛快。”

我应声：“我知道了。”

没过多久，厨房内油烟机轰鸣，妈妈在做菜，她探出头主动找我搭话。中午她烧了几个菜，最后一道出锅的是婆婆做的水煮鱼，端出的瞬间，满屋弥漫着热辣的香气。

“阿慧妈，喝点酒吗？”婆婆问。

“当然要，你也来点？”妈妈从玻璃罐子里舀出一小杯酒，里头浸了枸杞和草药，对止痛有疗效。

婆婆忙笑着摆手，取了瓶饮料。两个妈妈举杯对饮，无论喝的是什么，气氛都很和谐。

那道水煮鱼端放在桌子的正中央，白鱼片、红辣椒，盆子都快装不下了。这道菜的名字听着寡淡，实则重口，有时，我只觉一家人的日子也好比这盆水煮鱼，想要滋味好，烹饪手法必须多变——鱼头、鱼骨、鱼尾厚重，要热油翻炒才能熟透入味；鱼片轻薄，只需在热锅滚汤泼油中浸润片刻便好。花椒麻口，辣椒刺激，不断冲击着味蕾，而黄瓜、豆芽，又会带来些许的清爽。

一盆鱼尚且多变，更何况是人与人之间呢？

水煮鱼就着白米饭、热烧酒，一家人热热乎乎地说着话。嫌隙、误解、尴尬、埋怨，统统都消融在红油辣汤里了。

宝宝迈着短腿，笑着绕我们打转，不知从哪捡来一根生豆芽叼在嘴里，口水糊了满脸。跌跌撞撞摔倒又爬起，还抓了盆栽里的泥往嘴里塞。看着稚子，我心头忽然撞上一股难言的情怀。若干年后，保不齐我也会成为谁的“地瓜娘”。

那时候的我，又会是什么样呢？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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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 寻

时光荏苒，初心不改

源济

潮汕小渔村，容不下一个卖草粿的女人丨人间有味

原创 图南 人间theLivings 2020-12-25

秀玉姆告诉过我，春婶其实不用出来奔波，“她大儿子有钱，哪用出来赚啊？是家太静了，想出来找点事干。”

那事出了以后，村里几乎没人买春婶的草粿，她多是卖给那些来小渔村玩的游客。遇到旅游淡季，她就去镇上卖，搭三轮车要十几分钟。

配图 | golo

前    言

那天，路过市中心的甜水店时，我突然惊觉自己已有十年没吃过草粿了。虽过了嗜甜的年纪，但我还是走进店里点了份草粿。这家的草粿很软，没有春婶做的扎实，更没有那种草的天然香气，糖浆淋上去齁甜，苦味也消失殆尽。

碗里的草粿一直在往外渗水，吃到一半，就已经糊得不成样子了。再后来，我还尝过其他甜水店做的草粿，但无一例外，都没春婶做的好吃。

人间有味丨连载97

1

我的老家在广东潮汕的一个小渔村，小学毕业那年暑假，父母因为工作忙，就将我送回渔村由爷爷奶奶照看。

虽然小时候在村里生活过，但那次回去，我还是感到些许陌生——车进了村，在逼仄的巷子里弯弯绕绕，两边房屋低矮，附近的庙宇香火不息，烟雾缭绕。到了奶奶家门口，几个面生的妇人正聚在一起聊天。

住下来后，我的生活节奏就要跟着爷爷奶奶走。因为村庄靠海，村里人大多以捕鱼为生，爷爷天未亮就收网回来，将捕捞上来的鱼虾蟹统统倒进一口大盆。连我在内，家里人迅速开始分拣，等奶奶挑着分拣好的鱼虾骑上小三轮时，天才蒙蒙亮。

清晨短暂的繁忙过后，小渔村的生活又归于平静，我常独自坐在巷子里看往来的行人。每当有一声悠远绵长的叫卖声传来，我就知道，屋后的春婶出来了。

春婶是渔村里特殊的存在，她不捕鱼也不卖鱼，而是卖草粿。草粿是潮汕的一种传统小吃，有点像黑色的果冻，因清凉爽口、甜润嫩滑，人们觉得在盛夏时吃可以清热解毒、退肠火。

春婶是个普通的村妇，她长得黑瘦，穿着朴素，一头干练的短发上顶着一个大草帽，常常推着满是锈迹、后座载着木桶的单车在巷子里吆喝：“卖草粿，卖草粿咯！”

她手上的浅口铜勺不时敲打着车头的陶碗，发出清脆的声音。不一会儿，大人小孩就拿着碗和钱从家里跑出来，一下子就把春婶团团围住，“婶啊，割碗草粿！”

春婶笑眯眯地停下车，绕到后座的木桶边麻利掀开盖子，舀起一片片乌黑的膏冻，再三两下横竖切开，撒上白糖粉递过去。

那天，食客们渐渐散去，春婶重新回到车座上，还没踩几脚，就发现坐在巷子里的我。她惊喜地说：“哎哟！妹妹都生那么大了，鲁（方言：你）才这点大就去县里了，我差点不识鲁！”

我性格内向，只回应一句：“老婶好。”

春婶赶紧停下车，迅速塞了碗草粿给我，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已经扬长而去，“老婶要去前面的巷子卖，先走了！”

碗里的草粿还是温热的，晶莹的黑色膏冻上，白糖粉渐渐融化，糖液与缓缓渗出的草粿汁交融在一起，光看都觉得甜。风吹起，一股植物特有的清香飘散开，我只犹豫了两秒，就决定开动了。

几乎不用勺子舀，只用捧起碗吸，嫩嫩的草粿便很快滑溜进肚子。加上白糖粉的草粿还是有些微苦，但这味道，我久久不能忘记。

夏日午后，渔村祥和安静，大家基本都待在家里休息。我精力旺盛，总喜欢跑出门去游荡，屋后的春婶也不午休，她得在出摊前准备各种用具。

混熟后，我常常绕到春婶家和她聊天、听她讲故事。春婶说最多的还是草粿。

那几年，这个小渔村被划定为古村落，游客渐渐多了起来，草粿和其他特色小吃也跟着受追捧。原本5毛一碗的草粿，价格涨到两三块，连原料草粿草的价格也水涨船高。

春婶用的草粿草都是她亲手在外面摘的。一天，她拿出新鲜的草粿草给我看，这种植物的叶片呈卵圆形，边缘锯齿状，有点像薄荷，但味道却和薄荷完全搭不上边。不过做草粿要把草先晒干，那些黑漆漆的枯枝，实在平凡。

春婶说，她小时候草粿还很少见，大人们都忙着生存，实在没有时间精力给孩子做小吃。有天她赶去田里干活，村口来了个阿伯卖草粿，“那铲子薄薄的，碗也薄薄的，没几下就满了，哪里吃得饱噢。”她没钱买，只能在一旁闻味道。

春婶母亲会做草粿。一年，为了感谢村里人帮自家做了薯粉，春婶母亲摘回好多草粿草晒干，准备请客。过滤熬好的草汁，春婶母亲取出新收的薯粉和水调匀——加了薯粉水的草粿容易凝结，口感更扎实。

待草粿出锅，撒上特地买的粗砂糖，大家坐在桌前，细细地品尝。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甘甜微苦的草粿算是一种“奢侈品”。不过，有草粿吃，就说明这一年不太难过。

草粿，多少有了点苦尽甘来的意思。

2

七月，奶奶扛着锄头和木桶下田收花生，吩咐我在家好好待着，我却依旧跑出门闲逛，赶上春婶在院子里做草粿。

她蹲坐在水井边清洗一堆干草，烈日打在她背上，像镀了一层金。听到声响，春婶抬头招呼我进门坐，我却坐在水井前，看着旁边支起的一口大锅。我开玩笑说自己是来偷师的，春婶乐得不行，故作认真地答：“那细妹要好好看仔细咯！”

她把洗干净的草塞进锅里，摁实、加水，又加了点食用碱，方便出胶。等水开的时候，春婶和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她让我好好学习，以后才有好工作，不要像她这样累死累活也挣不到几个钱。她问我长大以后想做什么，我摇头说没想好，她就说做生意不错，她儿子就是做生意的。

当时，春婶的大儿子在做外贸生意，几年前结了婚，已经儿女双全，在城里定居了。小儿子开了个养鸡场，交了个温婉贤惠的女朋友，打算年底结婚。提到两个孩子，春婶的喜悦溢于言表。

面前的大锅不断往外吐着水雾，春婶打开盖子，一边翻动一边说：“枝梗熬得烂烂的就可以了。”

原本清澈的水变得黑黢黢的，春婶拿来纱布滤渣，又支起一大锅，准备重新煮沸。她往沸腾的草粿汁里倒入调和均匀的薯粉水，开始搅拌，待草粿汁变得有些粘稠就熄了火盖上盖，静候凝结。

那时我还小，并不理解其中的原理，只觉得春婶把水变成膏冻，活像个魔法师。

当时村里老人多，同龄人极少，我缺少玩伴，去屋后看春婶“变魔法”，是百看不厌的。春婶也喜欢我，只要草粿一做好，最热乎新鲜的，一定是进了我的肚子。

但草粿性凉，不可贪多，有次我连吃三碗，导致半夜跑了好几趟厕所。尽管这样，依然难改我对草粿的喜爱。

奶奶家门前的巷子总是热闹的。空闲时，屋旁的秀玉姆，屋后的春婶，还有不知从哪走来的老婶们总会聚在一起择菜、聊天。

到了傍晚，大地褪去酷暑，海风穿进巷子，村里人洗完澡，就摇着蒲扇坐在巷子里说“今日要闻”：谁家生了孩子、谁家媳妇跑去哪里躲超生、什么时候刮台风、拜珍珠娘娘的祭品准备得怎么样了……

当然，除了家长里短，大人们也会偶尔说说“死亡”这种禁忌话题。

在小渔村，人们不敢大声谈论死亡，觉得“死”说多了，会被天上的神明听见，所以只会隐晦地说：“那人过身了、去了、走了、老了。”

一些老人说完还会赶紧往地上吐三次口水，“这样神明才当你不作数。”

秀玉姆的老母亲在我回村前几个月去世了，大家说，那天是个平常的日子，老人下午还说想喝碗白粥，等秀玉姆煮好端到屋里时，发现她已经倒在地上，身体已经硬了。

爷爷奶奶又说起，前几天他们下海，在远处看到的“白色塑料模特”其实是一个漂在海面上的女尸。他们小声讲着，绘声绘色，时而惊诧、时而惋惜，表情丰富多变，就像唱大戏一样。

春婶也静静地听，偶尔也会插几句嘴，她脾气好，说话不急不躁，从没和人争红脸，大家也都爱和她聊天。

有人劝春婶别再做草粿了，“好好享清福，不要折腾自己。”

春婶笑着回：“闲不住，总要赚点钱才踏实。”

春婶说自己是穷怕了。她父亲年轻时干活摔断了腿，因为治疗不及时，从此干不了捕鱼的体力活，一家人只能靠田地吃饭。碰上收成不好的年月，只有挨饿。

春婶有两妹一弟，父母只供儿子读书。春婶18岁时跟大舅到城里打工，为了节省路费，两三年没回家过年。家里靠她寄回的钱，生活才和缓一些。22岁那年，母亲意外中风瘫痪，弟妹尚小，父亲要做农活，就急急地把她唤回去照顾。为了给母亲治病，穷家又掏窟窿，有人给她说媒，讲明男方可以给一笔彩礼。

那年年底，春婶就嫁人了，婚前还没见那个男人几面。婚后没几天，春婶就拿出彩礼钱给母亲治病，但母亲只捱了一个多月就走了。

婚后，春婶跳入了另一种生活。丈夫是个酒鬼，常年拎着个酒瓶到处逛，连小孩都敢笑话他。家里家外的活儿全落在春婶肩上，两个儿子出生后，花销变得更大，见丈夫实在无法依靠，春婶只好捡起母亲曾经的手艺，做草粿贴补家用。

这一做，便是20年。

3

不知不觉，我的暑假渐渐接近尾声，一直平静的渔村却发生了一件大事。

那天，春婶一家出去吃酒席，快结束的时候孙女闹着要回家。春婶的小儿子吃了酒，觉得不碍事，骑上电动车带小侄女先走了。等春婶一行人回到家，却发现他俩不在，等到凌晨1点多，出去找的人回来说：“人出事了。”

原来，电动车在夜间驶进一条斜坡的时候，路口突然冲出了一辆摩托车。两车相撞，春婶的小儿子当场死亡，摩托车车主受重伤。救护车赶到时，春婶孙女满脸是血，手指动了动，再没任何动静，连呼吸也没了。

渔村沉沉睡去，奶奶家屋后的哭喊声此起彼伏。春婶瘫软在地，一度哭得背过气去，直到清晨，还能依稀听见哭声。

这事迅速传遍全村，春婶的弟弟妹妹也来了，只是他们好像并不亲近，给了点钱，安慰一番就走了。

听说，那个摩托车车主被送进重症监护室，因伤情太重，没过几天也就去世了。家属上门索要赔偿，理由是春婶的小儿子酒驾，看不清路和车才造成事故。

起初，春婶一家不同意，因为那段路昏暗且没有监控，摩托车车主有无违章行为也无法知晓。两边争执不下，最后对方家属有的躺地上哭天抢地，有的拉起写着：“还我儿子！”的横幅，场面相当难看。

闹了几天，春婶家拗不过，只好赔钱。可春婶大儿子做生意，资金周转不开，暂时拿不出钱。春婶只得将自己大半生的积蓄赔了出去。

春婶家惨遭不幸，奶奶家门前的巷子似乎也失去往日的热闹，蒙上一层阴郁。大人之间产生了一种难以明说的“默契”，比如：春婶家的邻居没事的时候都紧闭大门，往常一起聊天的人也鲜少出来，准确地说，他们躲着春婶偷偷出门，然后悄悄议论；从前要路过春婶家的人，也统统绕道走，哪怕路更远……

有时，春婶的孙子出来玩，跑到别人家门前，就有人压低声音驱赶他：“去、去，回家去！”

奶奶也郑重地嘱咐我：“这段时间不要去她家，如果不小心路过了，眼睛不要往屋里看，你直直走。如果他们拿什么东西给你，你就说不要。别被沾了什么东西。”

我这才知道，小渔村里有种风俗：若有人突然死了，外人、尤其是小孩，绝不能踏入那户人家，更不能接触这家的人和东西。即使丧葬仪式结束，半年至一年之内也不能踏入。

在村人眼中，凡曾与死者有密切联系的人或物都是不洁的、不祥的，传递遗物会使活人遭遇灾祸，沾染上霉运、凶祸等不好的东西。我听了心底发毛，只得学着大人们的样子，刻意避开屋后春婶的家。

4

潮汕素来崇尚神明，小渔村也保留了相当多的旧风俗。比如家里有什么大事，得去问问神明；有什么小病小灾，得去求符纸烧灰兑水喝；男女结婚得先合八字，如果八字不合，感情再好婚事也难成。

祭拜更是渔村居民的日常，初一、十五拜玉皇大帝；初三、十七拜妈祖；初九、二十三拜观音……大家祈求出入平安、风调雨顺、阖家安康。

奶奶也是其中的一个，她跪在软垫上，捧着香，神情认真而专注，声音压得低低的，念念有词：“老爷宫保佑保佑，保佑四方行走平安顺。”

与其说是迷信，长大之后，我倒觉得这更像是一种人的自我安慰。要知道，渔村不远处就是大海，人在浩瀚的大海面前不堪一击。好像只要恪守规矩，神明自会满足人的一切愿望。

暑假最后的那段日子，我随奶奶去拜了无数次妈祖、珍珠娘娘，还去了老爷宫和路边叫不出名字的小神坛。那会儿我初来例假不久，奶奶临去祭拜前还神秘兮兮地问我：“你那个走了没？没走不能去跪知道吗？”

我问为什么，奶奶说那样就不灵了，不吉利，她还嘱咐我不要让家里的男性知道自己来了例假。这样的话，让我对自己的生理期感到鄙夷和自卑。

像这样长久以来的虔诚供奉衍生出来的风俗、禁忌越来越多，一代传一代，一代影响着一代。

再次回小渔村，我已经上初二了。奶奶没再嘱咐我不能去屋后，我想日子都这么久了，应该是没什么避忌了。

一天，巷子里又响起“叮叮当当”的声音，我猜是春婶，便跑到门前去看——以前我怕和她打照面，只能猫在门前远远地看她。

春婶敲着瓷碗，慢悠悠地踩着单车过来了。过去，每当这个声音响起，大人小孩都会涌到她车后，等着她从桶里刮草粿。可现在，巷子里冷冷清清的，半天没见个人影，瓷碗发出的声音大而空。

秀玉姆告诉过我，春婶其实不用出来奔波，“她大儿子有钱，哪用出来赚啊？”出了那件事以后，村里几乎没人买春婶的草粿了，她多是卖给那些来小渔村玩的游客。遇到旅游淡季，她就去镇上卖，搭三轮车要十几分钟。

“是家里太静了，想出来找点事干。待在家里就是哭，大半夜的听得人瘆得慌，鬼都给她吓死。”秀玉姆说。

突然，有个三四岁的小男孩跑到春婶身边，“老婶，瓦想爱（我想要）食草粿。”

春婶笑了，她一边下车一边说：“老婶请鲁（你）食，免钱。”

春婶舀了满满一碗草粿，都快超出碗沿了，撒糖粉时，小男孩叫嚷着：“多点，多点，再多点！”春婶便撒了两大勺糖粉，看起来像个小雪山。

她正递碗给小男孩的时候，一个妇人骂骂咧咧地跑过去，喊孩子回家。男孩不理，妇人就讪讪地对春婶笑，一边骂孩子嘴馋，一边把他往身后拉。

“没事，小孩爱吃给他吃，没几个钱的。”春婶乐呵呵地把那碗草粿往妇人手里塞，妇人没接，反倒连忙退了几步，“不用不用，他没吃几嘴就丢了，太浪费了。”

小男孩哭闹着要，春婶转而把碗塞给他，结果妇人接过碗又放了回去。平时，大家出于礼貌推却几番也就收下了，但那个妇人说什么也不收，小男孩的哭声越来越大，后来直接赖着不走了。

春婶劝妇人拿回去给孩子吃算了，妇人没理会，只顾拉孩子。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拉扯之中，妇人打翻了那碗草粿，瓷碗落地碎裂，草粿洒了一地。小孩愣了一下，哭得更凶了。

妇人顿时火大，抡起拖鞋就打孩子屁股，骂道：“天天要吃些死人东西！”或许是想起春婶还在场，她没有继续骂下去，又转而粗声粗气地说：“不好意思，先走了。”

妇人一把抱起哭闹的小男孩，快步走开了。

人散去，巷子又恢复了宁静，春婶把打翻的草粿和瓷片拾起来，丢进垃圾桶，踩着破旧的单车回家了。那个单车太老，“吱吱呀呀”的声音在巷子里回荡，越来越小，直至消失。

此后，我好像再也没看到春婶出来卖草粿了。有人说，看到她把做草粿的工具都丢了。

母亲要回娘家探亲，顺路来村里接我。她很少来小渔村，对这里的事知道得不多。

我和母亲提起春婶的遭遇，她很惊诧，但更多的是恐惧，然后像奶奶那样叮嘱我不要去春婶那儿。我问为什么，母亲回答得很敷衍：“不知道，村里风俗就这样。”

离开奶奶家，母亲拉着我往市场走，得路过屋后。母亲显然忘了春婶家在哪儿，只顾埋头前进，其实春婶的家很好认，整栋楼都是黄色的，在周围一片白墙里显得很突兀。

我远远就看见春婶在家门口洗东西，心情变得有些忐忑，当着母亲的面我不敢叫春婶，又怕她知道我在躲她，只好假装没看见。距离越来越近，一个沙哑低沉的声音传来：“妹妹不记得我啦？”这一年多，春婶许是把嗓子哭坏了。

我很久没有近距离看春婶了，她面容憔悴蜡黄，老了很多，表情淡淡的，没了笑容，那句话像是随口问的。

我想关心春婶，但我没有勇气，怕自己也会成为别人口中“不祥的人”。母亲带着我径直走过，我一言不发，心里却生出甩不脱的内疚感。

从外婆家回转，我又到奶奶家待了几天，陪奶奶去庙上，常会碰到春婶。她好像并不介意之前的事，见到我依然很高兴，和我打招呼，似乎我是唯一能和她搭上话的人。

没有大人在的时候，我才敢和春婶打招呼。但也只是喊“老婶”，然后快步走掉，不敢多说。

5

忙于读书升学，小渔村离我越来越远。微信家庭群里，亲戚们时不时地说着邻里的近况，春婶家的事，我也是从这里知道的。

小儿子的女友陪了春婶一年就被娘家接了回去，因有过男女交往，且未婚夫意外死亡，这个姑娘还是被“剩下了”。她架不住村里的流言蜚语，只能选择外出打工。

自从小儿子出了车祸，春婶的老公加大了吃酒的量，终于在某个酗酒的夜里突发脑溢血。他死后，大儿子把春婶接到城里，起初还带她四处散心，参加一些老年活动，但后来忙于生意，几乎没有时间再陪她。

春婶的大儿子和媳妇离了婚，有人说是性格不合，也有人说他们早有矛盾，借着这场失去女儿的车祸，便彻底爆发。此后，春婶的孙子跟着妈妈过，很少回春婶家。

不顺的事接二连三，身边又没有可以说话的人，春婶无处排解，最后积郁成疾，身体每况愈下。她每天的活动就是做饭，等着大儿子回来吃，不舒服了就去小药店胡乱买点药，其余时间都在床上躺着。

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有人说她身体垮了，也有人说她是不想拖累大儿子，自己吃药走的。真相究竟是什么，谁也不知道。

---

我再回小渔村，距离春婶过世已经有四五年了。

从前低矮破旧的房子已经被推倒，变成了一座座楼房，现代化的元素不断涌进，古村落翻新，墨绿色潮湿的外墙被修整刷白，显得陌生又突兀。

渔村大量人口外流，街道巷口空荡荡的，没了记忆中的喧闹。我在奶奶家待了几天，赶上祭祖，才看到很多回老家的亲戚，一群人聚在巷子里叽叽喳喳聊个不停。

那天聊得正欢，一辆小轿车从屋后驶出，往巷子旁边的小路开去。有人看了眼车子，感叹真气派，问是谁家的。眼尖的人说，那是春婶大儿子的车，“前几天回来的。”

老街坊们说，春婶家的房子现在基本没人住了，大儿子只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带孩子回来拜拜，这次大媳妇也回来了。

有人问：“他们不是离婚了吗，怎么还聚一块啊？”

“人家的事谁知道啊，说不定是复合了呢。”

大家不禁感慨，要是春婶还在，看到这一幕估计会很开心。说着说着，大家又缅怀起了春婶。

“唉，那阵子真是太可怜了，听得揪心。”

“就是嘛，本来喝了酒就不能开（电动车）的，这不是连累家庭吗！”

“我想到阿春那个哭声，现在想到都怕。谁都没苦到，最苦就是她咯……”

过去那些躲着春婶、鄙夷嫌恶她哭声的人，如今聚在一起，都说她人善心好，就是命不好，世事无常。

对春婶，我仍为自己当初的愚昧、懦弱感到后悔和歉疚，甚至还单纯地想：“要是当初我多和她聊聊天，会不会就有不一样的结果？”可一想到村里的风气，我又泄了气，春婶的境遇真的是我一个人能改变的吗？

编辑 | 罗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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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南

而后乃今将图南

源济

满满，猪头肉好吃的丨人间有味

Original 老布 人间theLivings  2021-01-15

我呆呆地坐在那里，眼泪不停地往下掉。刚20出头的我，期盼奇迹发生，就像电视剧里一样，姐姐待会儿就会告诉我，刚刚只是虚惊一场，爸爸又醒过来了。

配图 | golo

人间有味丨连载98

1

每到年末，我总会想起小时候的除夕夜一家人围坐在堂屋正中的四脚炭盆旁吃火锅。

火锅腾着白色的汤汽，炭盆架上摆满了猪肚、酿豆腐、蛋饺，还有，只要我稍一走神，碗里就会多了块比我手掌还大的猪头肉。

“满满，我不吃这个，太肥了！”说完我就要夹到爸爸碗里去。“满满”在我们当地是叔叔的意思，但我们家管爸爸叫满满，因为算命的人说他八字弱，孩子叫他“满满”好养活。

“傻瓜，这个肉才好吃，我炖了一个下午，肥肉香啊，瘦肉塞牙齿，有嘛好吃？”

“那我俩一人一半。”我妥协着，把肉分成大小两块，肉确实炖得很烂了，用筷子轻轻一掰就分开了，我把有瘦肉的那小半留给自己。

爸爸满意地笑了，毕竟这除夕夜的猪头肉（我们当地也叫龙头肉）可是他的拿手菜。

腊月二十六七杀年猪，猪头清理干净，先放在堂屋香火下面的贡桌上祭拜祖先。待到除夕早上七八点钟，爸爸就将砧板放在铺好塑料布的地上，再端来猪头，坐在一旁的矮凳上，将其斩成小块。这活儿对别人来说或许容易，但对爸爸来说着实“举手维艰”——他胖，不到1米7的个头，体重却有180斤，肚子宛如怀胎十月，挥臂几下就能累得满头大汗。

爸爸斩的猪头肉特别大块，连猪耳朵都切得比别家宽，他总说肉块剁得太小炖出来没味，吃起来不过瘾。堂哥他们来家里拜年，吃了爸爸做的猪头肉，总打趣说：“满满，你这样待客蛮高明啊！客人吃饭先给他夹块龙头肉，等他吃完，估计什么好菜也吃不下了。”

炖猪头肉的材料和方法都很简单：猪头肉焯水，备好十几朵干香菇洗净，八九个鲜冬笋，三五个八角和少许草果姜片，一并放进柴火灶的大铁锅，一次性满上一锅水；大火烧开，再小火慢炖上五六个小时，直到猪头肉用筷子轻轻一戳就能戳破时，再加盐调味；锅温了后，将里面的猪头肉连汤底捞起，放入另一个闲置的大锅。

那时家里没有冰箱，但冬天天气冷，这样放到元宵节也没问题，待到吃火锅时，捞出一盆猪头肉作为涮菜，它便能随鸡汤锅底或酸辣的锅底，变换成不同的味道。

炖猪头肉的汤底也是宝，把它烧开后静置一夜，第二天掀开锅盖，上面就会析出一层厚厚的、白如绵雪的猪油。猪油刮进油桶，底下就是一大锅茶色透明的汤冻，晶莹剔透，有猪肉的鲜甜，还有香菇和冬笋的香气，先用调羹舀一勺放进嘴里，冰冰凉凉，妙不可言，再挖一块汤冻盖在米饭上，看它渐渐被热气所融化，渗透到每一粒米饭里，趁时扒上一口，口齿留香。但冬天冷东西吃多了容易拉肚子，妈妈只允许我们每次吃上一小碗汤冻。

经过长时间的炖煮，皮厚筋多的猪头肉看起来肥腻，但其实油脂并不多。吃起来肉质细嫩，口感软糯。只是过年的时候好吃的太多，我实在不愿主动伸出筷子夹它，只会在爸爸哄着我时才吃上一块，因为“吃龙头肉，寓意有头有尾，来年能交好运”。

2

我爸是个爱开玩笑的人，没事就喜欢招猫逗狗，家里长得漂亮的大公鸡，他高兴了都要抱一抱。我出生前，家里已经有哥哥姐姐了，听妈妈说，奶奶想再添个孙子，见我是个女孩，当时满脸嫌弃。但爸爸却很高兴，说：“生女儿好，女儿会给爸爸买酒喝。”

老人们都说，“满仔”疼“仔女”，我是我们那一辈的老幺，相比文静的哥哥姐姐，爸爸的确最疼的是我这个蛮妮子，甚至有点娇宠。任我在他面前没大没小，给他起外号，拧他耳朵，往他的白酒里兑水。

“仔妹，到点了，去喊你满满起床。”放寒假的早晨，一接到妈妈的“军令”，我立即溜到爸爸的床边，一边故作姿态地轻声道，“满满，起床喽”，一边将冰凉的小手伸进他的颈窝处。他要皱皱眉嗯哼两声，还不愿睁开眼，接下来我便有捏鼻子、拎耳朵、挠痒痒等一百八十招等着他，直闹到他又气又笑骂骂咧咧地起床。站在门口观战的妈妈乐得前俯后仰，“也就你能治得了你满满”。

当然，我有时也会“大意失荆州”。逢初一十五，家里要贡香火。妈妈不信这些，都是爸爸在操持。照例是先贡酒再贡茶，我们家不喝茶，就换上了清水，贡最后一遍时，手指点几滴清水弹出去，就当祖先喝过了。

“仔妹，过来作揖，然后把这杯贡茶喝了，祖先会保佑你平平安安，快快长大。”爸爸每次都会让我喝剩下的贡茶。我乖乖地双手合十作完揖，不疑有诈，接过杯子一饮而尽，又苦又呛，居然是白酒，辣得我上窜下跳哇哇叫。

“哈哈哈，上当了吧！也不晓得闻一下。”爸爸在旁边的笑声很刺耳。

这梁子算是结下了。逢下一次，爸爸要让我给他捶背，我就不怀好意地问：“满满，要不要力气大一点，你怕不怕疼？”

“你能有多大力气，用力捶。”爸爸满不以为意地说道。

在一轮有节奏的捶背后，终于“啪”地一声，我的小五指山重重地印在了爸爸后背上。虽然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我手掌被震得发麻，但还是很满意地听到了爸爸“唉哟”一声。隔壁胖婶在我家乘凉，见我们这样玩闹，觉得我没规矩，说：“你这个女儿啊，怕是被你养娇了，以后怎么得了噢！”

“我们就是闹着耍的。她就在家这样，出去老实得跟绵羊似的，话都不敢说。”此话不假，但凡家里来不熟悉的客人，我都很老实，甚至躲在房里不出来。

爸爸常说我在家里就是只小母老虎，而我觉得他在家里家外都像是绵羊，基本没见他发过火，唯一见过一次，倒让他坐实了绵羊本性。

那次，爸爸傍晚回家，见妈妈因打牌还没回家，不知怎的火气就上来了，生气地大声嚷嚷道：“日子还想不想过了，这个点还不知道回来？太阳都快下山了，地里的活还要不要？我干脆拿把斧子砍死她算了。”说完就像要去家里各个屋子找斧子。

我第一次见他如此生气，真怕他拿起斧子去砍妈妈，赶紧先他一步把斧子藏起来。他骂骂咧咧出去了，我担心他俩在外打起来，忐忑不安地坐在院门口张望。半个小时后，他俩有说有笑地回来了，爸爸嘴里嚼着萨琪玛，看到我惊呆的表情，丢给我一根雪糕，转身对妈妈说：“你这个女儿养得好啊，我说要拿斧子砍你，她赶紧把它藏起来了，生怕我真的动手。哈哈！”

从此，爸爸的威严彻底羊化了。

3

小时候，家里条件在村里算得上不错。爸爸和朋友合伙承包了桔园，每逢收获的季节，上万斤桔子还没等摘完就被预订了。我家也成了村里第一户买彩电、建沼气池的，我们兄妹三人那时总是穿着新衣服，哥哥姐姐也都用着百货商店买来的书包和文具。

不过人的财运或许只有几年。见我爸种桔子发了财，村里人也跟着种，导致桔子价格越压越低，到最后卖桔子的钱还不够买化肥、农药。在我上小学二年级时，爸爸便不再承包果园，只靠养猪和种菜为生。

而这一年祸不单行，妈妈胃穿孔加上坐骨神经疼，做了手术花了不少钱，术后要休养大半年不能干活。爸爸先前虽说赚了些钱，但为人大方，经常出去请客吃饭被人借钱，家里没存下什么钱。好像自我懂事起，我们家就变穷了，我再没穿过新衣服，都是堂姐们穿剩下的给姐姐穿，姐姐穿了再给我穿。

其实吃穿差点我都不讲究，就怕欠学费。小学的学费并不高，但爸妈几乎每年都让我欠学费（哥哥姐姐没有欠过）。爸妈说我年纪小，在老师那里好说话。事实上，我那严厉的班主任，起初还能温和问我几句“带学费了吗”，后来直接在班上点名。

印象最深的一次，科任老师让包括我在内没带作业本的同学在教室后面罚站时，班主任再次过来问我学费什么时候交。

“我妈妈说，再等两个星期，家里的猪卖钱了就能交了。”我小声说。

“这话我已经听了六七遍了。下个星期必须把学费交上，否则就不要来上课了——一个脚站好。”班主任提高了几个声调，吓得我打了个冷颤。见其他没交作业的同学都没有一个脚站的，我的脸“刷”地一下就红了。其实，我在班里成绩算好的，只是除了学费，老师让订的学习报、课外书，我都拿不出钱，老师们都不太喜欢我。

在学校受了气，我回家也跟爸妈说了情况。生活不顺，妈妈脾气也大，“再过个把月猪卖钱了就给你，催什么催？”顺带责怪爸爸有钱时只知道乱花，以至于爸爸在她面前也不敢多帮我说话，只能叹气，私下里安慰我，再等等。

我刚上初中时，家里情况稍缓和一点，但初中毕业赋闲的哥哥闹着要去广东技校学电维修，学费要7千多。爸妈拧不过他，把家里的钱凑了凑，又借了几千块让他去了——姐姐去桂林市里打工，一个月工资也才300多块钱。

初二开学前一天，原本爸爸给我留好了学费，但别人要账要得急，他无法拖延就还给了人家。

“仔妹，开学时你跟你们老师讲一下，学费晚个把月再交。那时候家里的猪就可以出栏了。”爸爸低着声音和我商量。我脸立马耷拉下来，嘴巴翘得老高。

“这也是没办法啊！只是晚一点交，不会欠很久的。”爸爸叹着气。可我依然生气又无处发泄，像是赌气又像是要挟似的，拿着水壶去水泵打了一壶水，一杯一杯地往肚子里灌。爸爸抢走了我的水壶，我就直接拿水瓢在井边喝，终于水灌满我的胃，撑得我呕吐、流眼泪，但就是不哭出声。

爸爸看我又倔又蛮的样子，只能妥协：“行行行，我的姑奶奶，我出去借要得了吧！借不到我就去卖血。”说完爸爸气呼呼地出去了，可我没有一丝得逞的喜悦。晚上爸爸回来时，把400块学费递给我，我却一点也开心不起来，低着头不敢去接。

“干嘛，还不好意思了？我找你大伯借的钱，又没真去卖血，你满满肉多，但血不多啊！”爸爸的声音又恢复了往日的调侃。

2001年，我考上了县城的高中，离城郊的家走路得半个多小时。为了省钱，我没有住校，中午也步行回家吃饭。

那时候家里养了七八头猪，爸爸每天凌晨三四点要去街上的米粉厂去接米桨水喂猪。这是爸爸朋友介绍的，不收钱，但需要爸爸早上去帮厂里干点活儿，中午再拉米桨水回来。

我中午放学，就常常能看见爸爸拉着板车，上面用粗粗的胶皮带绑着几个装米桨的大桶子。回家的路多是上坡路，他身体又胖，拉着板车走起来很吃力。16岁的我，正是虚荣心作祟的年纪，怕被同学看见，不敢去帮他推板车。直到离了县城的地界，我才敢跑过去帮他推一把，一起回家。

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往后一段时间我要么走晚一点，要么就绕远路。这年冬天的一个中午，我照例走得晚了一些，可在热闹的街道上，爸爸那身常年穿着的深蓝大褂很是扎眼，肩上勒着系板车的粗麻绳，两只手握着板车两边的长把手，在刺骨的寒风中，一步一步地往前蹭。

看到这一幕，我忽然想起了朱自清的《背影》，鼻子一酸，顾不得那可笑的虚荣，跑上前去帮他推着板车。爸爸诧异地回过头：“咦，我还以为你今天走我前面了呢？”

“没有，今天放学老师拖堂了。”我低着头回答，怕爸爸看到潮湿的眼眶。

从那天起，我不再躲着爸爸的板车。

我念完高一就没去上学了，是我自己决定的。开学那天我拿着暑假作业和300元去报名，上午老师没在，我看了看学费价目表，加上教育附加费，差不多要1000块。想到放假前老师再三强调不允许欠学费，我又犯了愁。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想着高中往后的资料费更多，而且因为回家路上没有路灯，我又不住校，无法像城里同学那样参加晚自习，参加不了老师安排在晚上的小测验或试卷讲评。这样下去，成绩本就徘徊在中游的我，很难考上大学吧。再者，哥哥“学成归来”开店又赔了不少钱，家里债台越筑越高，每次卖完猪，钱还没捂热，就东一点西一点地还掉了。

“我不读书了。”一进家门，我就说了这句话，温和也坚定。

爸爸坐在门口，沉默了很久才对我说：“我怕你将来会怪我们啊！”他神情沮丧，眼里满是我当时读不懂的落寞。

我斩钉截铁地说：“我不怪你们。”

我的确不怪他们，他们已经尽力了，运气也实在不好——养猪猪掉价；种甘蔗也碰不到好价钱，大冬天在街上摆摊卖不出两捆，最后大部分送了人情；地里种的小菜挑街上去卖，总能剩一半回来……他们的辛劳我都看得见，只是没赚到钱。

当然，我还是有些遗憾，辍学后，我最怕看到同龄人去上学，校服也被我压在了箱底。虽是不舍，但想着能为家里减轻点负担，我很快就跟着姐姐去深圳打工了。

4

“仔妹，你过年啥时候回来啊？你满满脚趾甲好长了，留着等你回来给他剪呢，我讲我帮他剪，他嫌我眼神不好，会剪到他的肉。”妈妈电话里有些揶揄地说道。

“他就不怕我剪到他的肉啊？每次他都哇哇大叫！”第一年在外打工，我也归心似箭。

爸爸胖得没法弯下腰去剪脚趾甲，我从小就帮他剪，剪得很深，不留一点多余的趾甲。他胆子又小又怕疼，总觉得我会不开眼地给他脚趾头剪个口子，嘴里不停地嚷嚷着：“你下手轻点啊，莫剪到肉哟。”

除了修剪趾甲，我偶尔也会给他修修脚上的老茧。爸爸脚干，两只脚要支撑近两百斤的身体，脚板早起了老茧，茧子上常会裂开很多深浅不一的口子，有些深得能看见里面的红肉，走一步就疼一下，只能用胶布贴了一层又一层。我有时帮他修完老茧，还涂上爆拆灵（一种润肤霜），穿好袜子。其实这些都不太管用，除非少走路，但这怎么可能呢？

“这回我绝对不喊了，你再不回来，我脚趾甲就快长到肉里去了。”爸爸抢过了电话说道。

“年二十四就放假了，我晚上坐车，第二天早上就到了，你要来接我啊！”

“要得！那家里就二十四杀猪，你回来就有肉吃了！”

那天爸爸提前许久就到车站来接我了。这一年，我把自己攒的4000元给爸妈还了账，还帮他们买了新衣服。爸爸的脚趾甲真的留了一年没有剪，让我彻底剪了个痛快。

除夕那天，爸爸照例炖上了他拿手的猪头肉，连哄带骗夹了一大块到我碗里，而我竟然不再觉得它腻了。那个冬天，我也不再去闹爸爸起床，但好几次早上我睡得迷糊时，总感觉有双粗糙的大手捏我的鼻子，摸我的额头。

往后的春节，爸爸都会按约定去车站接我，可2006年时，他却食言了。回程路上，我还期待着爸爸看见我给他买的零食和新手机有多高兴。没想到，快下车时，姐姐告诉我爸爸肺炎住院好几天，怕我担心，一直没让告诉我。

到了医院，爸爸正躺在病床上睡觉，床边挂着吊瓶，这一幕让我觉得陌生又害怕。我许久没这样安静地看过爸爸睡觉的模样了，不觉间，黑胖的脸已经爬上了些皱纹，短短的寸头已经有了些许白发。我摸着他胖胖的手掌，粗糙得如干枯的树皮，竟让我有种想流泪的冲动。

“仔妹，坐一晚上车累了吧？我没什么事，别担心。现在就是打消炎针，过几天就能出院了。”爸爸忽然醒了，瞧见我眼里噙着泪花，赶紧安慰我。

医生来查房，说爸爸太胖，需要控制体重，叮嘱饮食要清淡，切忌油腻甜食，这彻底打碎了我想给爸爸好好补补的心思。我绞尽脑汁想着要给他做些什么，却也只能是些玉米杂粮粥和瘦肉炒青菜，银耳炖雪梨都不敢放冰糖。可他每次都笑着说好吃——我知道爸爸喜欢吃零食，还喜欢吃肉，而且是像猪头肉那样的肥肉。爸爸的胖是天生的，他平时饭量不大，农村大鱼大肉也不可能，更不可能买多少零食。他也曾试过诸多偏方减肥，什么早上空腹灌两大口白醋、用醋泡的黑豆、干荷叶泡水喝，但都没什么效果。

爸爸出院那天下着毛毛细雨，南方湿冷的空气冻得人骨头打颤。因为次日便是除夕，街上人头涌动，打不着三轮车回家。胖胖的爸爸一只手撑着伞，一只手牵着胖胖的我，我们嘻嘻哈哈地聊着天，任凭寒风凛冽，也吹不冷双手的温度。

这一年的猪头肉，爸爸叮嘱哥哥要砍得小块一点，他没那力气砍得动它了。但主厨只能是他。当晚，我主动夹了许多块猪头肉，虽然在外吃了不少好东西，但一年只能吃到一次的爸爸牌猪头肉，还是让我倍觉珍惜。它香糯醇厚，绵密顺滑，这是不是就是爸爸以前说的肥肉的“香”呢？

5

2007年，妈妈在广州帮哥哥嫂子带孩子，爸爸独自在家待了一年。肺炎是需要很小心的病，妈妈本想把侄儿放在老家带，这样还能照顾爸爸——她知道爸爸性格温和，不喜欢麻烦人，一个人在家肯定吃什么都凑合。

可是拗不过哥嫂和家里亲戚的劝，妈妈还是去了。这年年底到2008年初，南方特大的雪灾，家里停了一个多月的电，好在电话还能打通。我每天打电话问爸爸的状况，听到他的声音我才能放心。

“我蛮好滴，昨天你堂哥他们还给我送了米和炭，现在就是蜡烛要省着用，街上卖得好贵，三四块钱一根还买不到。你们回来的话买点蜡烛回来吧，也不知要过好久才有电。”

后来，哥哥说不打算回去过年了，等开春再让妈妈带孩子回老家，也叫我去广州和他们一起团年，“下雪路上，好多车都走不了，让爸爸去大伯家过年”。

我不同意，同样也是有儿有女，爸爸去大伯家过年算怎么回事？“只要车敢开，我就敢回去”。

临近过年，雪灾缓和不少，我一路顺利回到了家，没提前告诉爸爸，也没让他来接我。到了家，冷冷清清，东西也乱得不成样子，更严重的是，我发现米缸里竟然没有一粒米。我走到床边坐下，爸爸正躺在床上，还在不停地咳嗽，被窝里也没什么温度。

“满满，家里的米没有多久了，你这些天吃饭了没？”我摸摸他的额头，还好没有发烧。

“昨天才吃完的，连县城里都停电了，村里没地方碾米，之前是你堂哥送来的米。你买了蜡烛没得？现在这些东西卖得好贵咧！我都省着用。”

“买了，我买了100根蜡烛，3个手电筒还有好多电池，你随便用。我先带你去医院，等过完年妈妈就回来了，到时候你们俩人在家带孙子，家里就不冷清了。”

爸爸一听脸上就有了精神，然后又神秘兮兮地说：“你打开那个柜子看看，里面放户口本的包包里有个东西给你。”

我好奇地打开柜子拿出小皮包，里面有一条用鱼线穿好的珍珠，是那种很常见的用来磨珍珠粉的珍珠。我问他是从哪里得来的。

“街上有家做免费理疗的店，我每天早上6点去排队，就能领一颗，我特意给你攒的。”爸爸满脸得意地告诉我。我数了下，足有20多颗——他至少排了20多个早上，他可一直是很贪睡的人啊。

“好看，哪天我把它串成手链，天天戴着。我们现在先去医院，然后去买年货，就算他们不回来，我们也要热闹地过个年！”我把珍珠揣进兜里，扶爸爸起床，给他穿上我给他买的新衣服，居然有些大了——他脸上有些浮肿，但身形却比以前瘦。

那年的除夕夜没有猪头肉，多少还是有些遗憾，但看着爸爸在我的陪伴下病好了许多，也觉得这趟回来得超值。

“等明年吧，明年你妈也回来了，我们养一头大肥猪，咱们一家子过个热闹年。”爸爸这样说。

除夕那天我在家里点了好多蜡烛，也开了好几个手电筒，把堂屋照得比往常有灯光时还亮堂。我们吃着火锅，守夜时就听收音机里直播春晚，说说笑笑地守岁。到了12点，放完鞭炮，照例要煮饺子。

“满满，你去煮吧，年夜饭我煮的，现在你去。”

“我不想动，你去。”

“老规矩，石头剪刀布吧！”我俩又玩起幼稚的小游戏。

“哈哈，仔仔妹，你输了，你去。”他又唤起了我的小名。

“我们的规矩是谁赢了谁去，所以，你去！”

“你这个耍赖精，一点没变。”爸爸刮了下我的鼻子笑道。然后，我跟着爸爸一块去了厨房。

我以为一切都会往好的地方发展，家里的账已经还清了。等开了春，妈妈就回来了，他们老两口有个伴相互照应，带带小孙子，一切就都好起来了。

6

正月初十，我已经回深圳上班3天了。晚上姐姐打来电话，说爸爸住院了。

年初六时，家里舅爷去世了，爸爸去奔丧。晚上因为不想麻烦亲戚，陪着守丧的人在外面坐了一夜，寒冬天气，年轻人都未必受得了，何况是他。人回来就又病了，幸好远嫁的姐姐回来拜年发现了，他还不让姐姐告诉我，怕我担心。

我心里害怕急了，带着哭腔问爸爸怎么了。

“我没事，别听你姐姐吓唬你，没那么严重。你不用请假，回来一趟那么远，又要花那么多钱。你在那好好上班，照顾好自己，我很好。”听他说话的声音，确实不像很严重的样子，我只当是像上次那样，打消炎针住几天院就好了。却不曾想，这句“我很好”是他此生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那几天，我的心一直悬着，问姐姐爸爸的状况，姐姐说好些了，但我还是莫名地不安。正月十三中午，姐姐突然打电话让我赶紧回去，说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爸爸昨晚突发高烧，引起了肺气肿。我跟领导请假时声音在发抖，急忙去车站买票，最快的一班车要下午5点，还要在车站等3个小时。我心急如焚，却只能默默祈祷：他才56岁，我们刚还完家里的账，眼看他可以享儿女福、孙儿膝下承欢的时候……

4点10分，电话如惊魂般地响起，我紧张地按下接听键，电话里传来了姐姐的哭声：“妹妹，满满走了，你路上注意安全……”接下来的话我没有听清，“走了”两个字在我脑海里不停回荡，候车厅里熙熙攘攘的人群，像是消音了一般，感觉不到任何声音，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呆呆地坐在那里，眼泪不停地往下掉。刚20出头的我，期盼奇迹发生，就像电视剧里一样，姐姐待会儿就会告诉我，刚刚只是虚惊一场，爸爸又醒过来了。

我不记得那天是怎样上的车，我躺在卧铺车上，眼泪浸湿了车上的枕头。汽车上不停地放着一首又一首悲伤的情歌，那天我发现，情歌里唱的原来不只是爱情，歌词里的每一个被思念的“你”，也可以是任何一个你心里最爱的那个人。

办完丧事回来上班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我白天尽量让自己忙得一刻也不得闲，但晚上夜深人静时，总有个声音在对我说“你没有爸爸了”，眼泪就像决堤一样止不住。迷糊中，多希望有个声音告诉我“宝贝，这只是一场噩梦”。

后来，我的日记里就是一封封写给天堂的信，信里有我想对爸爸说的话。我告诉他我今天干了什么，我有多想他，告诉他我在梦里梦见了他。我梦见他走了，我们在为他办丧事，我哭得撕心裂肺，他却摸着我的头说：“别哭了，仔妹，我很好。”

醒来的时候，那感觉如此真实，头发上似乎还留有他手掌的余温，那句“我很好”就像在耳边，余音未散。

那时候我的手机还没有录像的功能，留下的照片也不高清。我开始一遍遍回忆关于他的点点滴滴，我害怕时间会渐渐消磨他在我脑海的印记，所以我只能不停地复习我们嬉笑玩闹的场景，他的声音，他的背影，他喜欢吃的东西，还有他做的猪头肉。

只是，爸爸走后，家里再没有养过猪，除夕夜也就再没吃过猪头肉了。去亲戚家拜年时，餐桌上偶尔也摆有猪头肉，做法大同小异，可怎么吃也不再是爸爸做的那种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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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济

难吃的铁锅炸串，藏着整个汽车厂的秘密丨人间有味

原创 林远 人间theLivings 2021-01-29

“好人没好报”是当年熟悉钟阿姨两口子的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后来我们也是不信这个邪，感觉凭什么“好人没好报”？他两口子都是好人，凭什么受这些磨难？

既然老天不报，那就我们来报。

配图 | golo

人间有味丨连载99

1

1995年，母亲的同事、我家邻居钟阿姨从汽车厂下岗，开始摆摊卖“铁锅炸串”。

一辆三轮车，车斗里搁着蜂窝炉，炉上架一口滚着油的铁锅。羊肉串5角1串，1元3串，现炸现卖。工序很简单，把羊肉串丢进锅里炸熟，撒上盐、孜然粉或辣椒面就算完成了。

钟阿姨身高一米五几，很瘦，扎着绿色围裙站在炉子后面，每天从上午10点到晚上8点雷打不动。其余时间要么去大市场买羊肉，要么坐在楼前的空地上穿肉串，用的签子是洗净磨尖的自行车辐条。

每周五下午，母亲总会给我10元钱去找钟阿姨买肉串，带回家后母亲把羊肉从签子上撸下来放在盘子里，晚上再把签子还给钟阿姨。平时母亲带我出门，只要路过钟阿姨的摊子就会停下来买几串，等待的时候，母亲会跟钟阿姨聊天，无论聊什么，最后总会说：“孩子就喜欢吃你炸的羊肉串。”

每当听到这话，钟阿姨会喜笑颜开地冲我说：“是嘛，想吃了自己过来就行，阿姨不收你钱。”母亲则会立刻接一句：“那怎么行，该多少是多少。”

这时，我会愣愣地看着母亲和钟阿姨——因为母亲说了谎，我并不喜欢吃钟阿姨卖的炸串——它真的很不好吃。

钟阿姨炸肉串全靠“自学成才”，羊肉不经任何处理不说，盐跟辣椒的比例也完全凭手感，有时盐放少了寡淡无味、有时辣椒放多了难以入口，更多的时候肉串炸老了根本咬不动，味道远不如父亲在家做的“葱爆羊肉”好，更没法跟不远处大排档里卖的烤羊肉串相提并论。

况且，钟阿姨的摊子离汽车厂宿舍还有些距离，冬天羊肉串拿回家就凉了，透着一股羊膻气，每次都得回一次锅，再配上些卷心菜、黄瓜之类的凑成一盘菜，味道依旧有些尴尬。

我曾多次向母亲提出抗议，周五晚上能不能换一家，不再去买钟阿姨的“铁锅炸串”。大市场有几家卖熟食的摊子，猪头肉、酱鸡腿、鸭胸脯，10块钱足够买个熟食拼盘了，尤其是 “大黄熟食店”的酱鸡腿，我跟母亲说了好多次，但她一直说不行，要么买炸串，要么什么都不买。

“大黄熟食店用的鸡腿不新鲜，一看就是放了很久卖不出去的那种，你钟阿姨用的羊肉都是提前一天才买回来的，吃着放心！”母亲如是说。

即便我用不动筷子以示抗议，母亲依旧只让我买“铁锅炸串”，说她和父亲喜欢吃。

钟阿姨的丈夫石叔叔去世很早，打我记事起，她就是和儿子两个人生活。我在钟阿姨家里见过石叔叔的黑白照片，四方脸、平头、浓眉大眼。

以前，石叔叔是母亲同一个车间的班长。逢年过节，父亲会专门买瓶酒让我给钟阿姨送去，说是给石叔叔喝的。

钟阿姨和母亲的关系一直很要好，下岗前，她俩每天上下班都结伴走，周末一起去市里逛百货大楼。平日里，我家包饺子、吃螃蟹，父母会让我给钟阿姨家送一份；钟阿姨买了时令水果或什么好吃的，也会让她儿子石磊送一份过来。

石磊哥哥比我大几岁，学习成绩很好，姓名和照片经常出现在学校宣传栏里。钟阿姨出摊的时候，石磊哥哥有时也会来我家吃饭。他很爱吃父亲炒的菜，他说自从钟阿姨开始卖炸串后，自己几乎就再也没见过羊肉之外的荤菜，卖不完或者炸坏的肉串最后全搬回自家的餐桌上了。

他应该比我更不爱吃“铁锅炸串”吧。

2

1995年开始，汽车厂效益下滑，开始“减员增效”了。

那段时间，平日安静的家属院一下变得拥挤起来，楼前空地的花池子被铲平，多了好几辆黄色“天津大发”牌出租车，听说有人去了出租车公司再就业。院子里三轮车也多了起来，有人拿它拉货，有人靠它出摊，家属院门口的空地上出现很多穿汽车厂旧工装的小贩，卖些针头线脑、儿童玩具之类的东西。

最初，钟阿姨的“铁锅炸串”也夹杂在其中，后来搬去了1公里外的清远路，听母亲说是因为总有人撺掇钟阿姨去厂里“维权”，我问母亲什么叫“维权”，母亲说我还小，长大就知道了。

虽然母亲没有下岗，但车间的效益已经很差了，经常一周只上两三天班，其余时间就在家“听通知”。母亲偶尔也会去清远路上找钟阿姨聊天，回家时总会带回一大把炸串。

我早已闻腻了炸串的味道，连一向热衷扎啤撸串的父亲也经常半开玩笑地跟母亲说：“下次提醒钟姐，别放这么多盐”，或者“下次过油时间短一些，不然外面都糊了”。

母亲却总会笑着说：“吃你的就是了，咋这么要求。”

1996年夏天，母亲所在的车间终因效益问题停工，开过最后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后，母亲也跟钟阿姨一样，成了下岗大军中的一员，每月定额领取120元的“下岗费”。

那时，父亲所在的公司也摇摇欲坠，工资由两月一发变为三月一发，有时还会打白条，家里经济状况日趋恶劣。母亲开始缩减日常开支，每周逛一次公园变成每月一次；父亲周末不再喝扎啤，母亲买衣服的地方也从国贸大厦换成了批发市场，连我每天5毛钱的零花钱也被扣了。但唯一没变的是每周五晚上要买10元钱的“铁锅炸串”，和每天早上的鸡蛋一样成了家里的“固定节目”。

如此算来，每月40元的“铁锅炸串”也成了家里一笔不小的开支。

平心而论，那时钟阿姨做炸串已经一年多了，味道变了不少。买来的羊肉下锅前会用调好的佐料腌一下，放盐和辣椒粉的量也不再全凭手感，我勉强可以接受，但俗话说“好物不可多得”，即便天下第一的美食也架不住每周都吃，更何况是这个。

终于有一天，我因为“铁锅炸串”与母亲发生了冲突。

那天，小姨一家来做客，母亲给了我几十元钱，让我去买些炸串回来。我明白母亲的意思是让我去找钟阿姨买，但路过清远路上钟阿姨的摊子时我却没停下来，而是径直走到大市场门口的大排档，烤了一大把羊肉串。

我喜欢吃大排档的烤肉串，一直苦于找不到机会打下牙祭。况且是家里来客人，不是每周五的“例行公事”。回家时路过钟阿姨的摊位，我还主动朝她打了招呼，故意让她看到我手里拿着别家的烤羊肉，以此表达自己的不满。

回家后，母亲很快就觉察出了异样，但当着小姨一家的面也没说什么。晚上，小姨一家走后，母亲突然问我，下午的肉串是从哪儿买的。我撒谎说是钟阿姨家的，母亲当即拆穿了我的谎言。

我们吵了起来，母亲伸手打了我一巴掌——为了这肉串挨巴掌，我实在委屈，长期以来压抑着的不满再次爆发。我第一次在家里冲母亲大喊大叫，说钟阿姨卖的炸串“像屎一样难吃”，“闻到就想吐”，但奇怪的是一向强硬的母亲此后竟然任由我发泄，没再说什么。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吃到了阔别已久的酱鸡腿，但那个周五晚上，餐桌上依旧是钟阿姨的“铁锅炸串”。

3

到1999年，我家已连续吃了5年的“铁锅炸串”了。即便是1997年底，我家已搬出汽车厂宿舍大院，每周五晚上，母亲依旧会去钟阿姨那里。

钟阿姨的摊子也在不断变化。三轮车换成了定制的小推车，小推车是我父亲用钢材市场淘来的三角铁下脚料焊成的，事后钟阿姨塞给父亲100元钱，父亲说是帮忙，没收。铁锅也换成了专门炸串的桶锅，蜂窝炉也被煤气炉取代。摊子上的肉串种类在不断丰富，增加了猪肉串、牛肉串、鸡肉串等，再后来又有了麻辣烫和麻辣串，但出摊地点一直没变，还在清远路上。

那些年，“铁锅炸串”成了我的梦魇，以至于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我在外面吃饭都不愿碰过任何与“串”有关的东西。再往后我才知道，当年自己的“遭遇”并非个例。

王琦是我的发小，父母是汽车厂双职工，从小学到初中，我俩一直是子弟学校的同班同学。2001年，我们读初二，学校开始上晚自习。一天下午放学后，同学们都去吃校门口的“肉串米饭”，但他从来不吃，有次我问他，他说小时候“吃伤了”，“就是那个清远路口的‘铁锅炸串’，我吃了整整3年，周周吃、月月吃、平时吃、过节吃，家里来了客人也要吃，现在我想起那东西就想吐！”

王琦说，以前他爸妈像魔怔了似的，隔三差五就要买，为此还取消了他几乎所有的零食消费，“贾超家也是，他更离谱，说自己现在连‘串’字都听不得，听见就想吐……”

除我们三个，还有好几个同学也曾被父母“强迫”，一直吃钟阿姨的“铁锅炸串”。我回家说起这事，父母只是笑，说钟阿姨做的炸串“有营养”、“味道好”、“吃着放心”，不然为何谁家父母都去买。

但我总觉得真相并没有那么简单。

5年来，钟阿姨的小推车每天上午10点就会出现在清远路口，一辆三轮车，四五个马扎和一柄太阳伞是她所有的家当。晚上8点一过，她便开始收拾，8:30准时回到宿舍区，下晚自习的石磊哥哥经常等在宿舍区门口帮忙推车。

风雨无阻的“铁锅炸串”只在2000年9月左右有过一次“例外”。

那段时间我放学路过，意外发现出摊的不是钟阿姨，起初也没觉得有什么，但后来再路过时发现又换了人，这几个人都看着面熟，像是我母亲的同事。我心中不解，但也没有多问，直到有一天我发现炸串的人竟然是同学贾超的父亲，我吃了一惊，回家告诉母亲，母亲却说这事她知道，而且不仅知道，过几天她也要去帮钟阿姨“出摊”。

母亲说，石磊生病住院了，钟阿姨要照顾儿子，但停了摊便没了收入，也怕摊位被人占了，所以这段时间，以前的几位同事就轮流帮钟阿姨照顾摊位，钟阿姨只负责早上买肉穿串，白天大家轮流帮忙，赚多赚少都给钟阿姨留着。

于是，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同学王琦的母亲、我母亲、李岳的小叔甚至刘欣的父亲，都相继出现在铁锅旁。刘欣的父亲下岗后做花岗石生意发了财，开一辆别克轿车。那些天放学后，大家看到一个“神奇”的画面——从黑色高级轿车上走下来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在“铁锅炸串”招牌下面熟练地吆喝着……

4

钟阿姨一直守着的清远路口，这条本属于汽车厂的内部道路，早些年附近比较萧瑟，也没有多少人经过。除钟阿姨的摊位外，只有零星几个摊子，卖些内衣袜子、熟食点心之类，基本都是附近几个厂的下岗职工开的。

后来随着城区开发，清远路被规划为干道，周围新建了几个住宅小区之后，行人车辆很快增多。于是，大家都看到了这里的商机。

先是陆续有了几家“煎饼果子”、“鸡蛋灌饼”，再后来卖水果蔬菜的三轮车、小货车也来了，摆摊的人越来越多，清远路俨然成了附近的“步行街”和“菜市场”。每到傍晚时分都异常拥堵，引得城管执法队也频频赶来。

钟阿姨的摊位做生意时占尽优势，但面对城管执法队员却成了劣势。我放学路过清远路时经常遇到城管队员前来执法，不知何处突然响起一声“城管来了”，钟阿姨便推着小车夹杂在“煎饼果子”、“手擀面”各色招牌下使劲跑，脸上写满了仓皇和恐惧。

比城管队员更麻烦的是其他摊主。随着摆摊的人不断增多，摊主间为争夺好位置经常发生争执，甚至大打出手。钟阿姨的“铁锅炸串”出摊最早，自然占据着最好的路口位置，难免引人眼红。

有段时间，钟阿姨的摊点忽然换成了几个卖皮具的青年，不久后的一天晚上，贾超的母亲突然急匆匆地赶到我家，和母亲在客厅聊了几句之后，我父母便跟着她一起出门，直到凌晨才回家。又过了几天，卖皮具的摊子换了地方，钟阿姨的摊子又回到了清远路口。

后来我才知道，那晚父母跟贾超母亲去了派出所。但他们去做什么，母亲却没告诉我。

直到那年，石磊哥哥考上了省实验中学，钟阿姨在酒店请客，贾超、王琦一家都在，这事才水落石出。那天，贾超父亲喝多了酒，说了句：“哪怕放到五年前，我一人就能干翻他们一伙”，贾超母亲急忙制止，让他说话注意场合。

回家路上母亲才告诉我，之前几个买皮具的青年相中钟阿姨的位置，又欺负她是个孤苦女人，仗着人多掀了钟阿姨的摊子，抢位置。贾超父亲闻讯后气不过，带着王琦父亲和几个前同事一起去为钟阿姨出头，结果被派出所带走了。

“你贾叔、王叔年轻时就是厂里的刺头，动不动就跟人打架抢地盘，但婚后都好了。结果那天晚上为了你钟阿姨，他们又把以前那些家伙什儿找了出来……”母亲说，那次打架斗殴双方都有伤情，贾叔他们被派出所罚款，她和父亲就是帮忙“凑”罚款去了。

但那之后，再也没有人来占“铁锅炸串”的位置。

2003年，石磊考上省内著名的重点大学，钟阿姨再次请客吃饭，母亲又把我带去，依旧是上次吃饭的那群人。那天中午，钟阿姨很激动，不停地向在座的人敬酒，感谢大家这些年的照顾，后来还忍不住哭了起来。

多年来，钟阿姨确实过得艰难。

冬天，钟阿姨会在汽车厂旧工作服里面套上棉袄，外面扎着那件墨绿色的围裙在炉边忙活，整个人十分臃肿。北方冬天很冷，路口的风也很大，炉边虽然暖和，但钟阿姨为了节约煤气，没有生意时就会把煤气炉关掉。因而白天路过“铁锅炸肉”摊子时，经常看到钟阿姨在摊子附近或快速行走、或蹦跳着取暖。

等到夏天就更令人头痛了。盛夏时节，路边气温常常接近40度，串好的羊肉串若露天放置，一天便会发臭变质，钟阿姨又不可能推着电冰箱出摊，只好在塑料泡沫箱里放上冰块，箱子外面盖上棉被，但这样一来，有时遇到肉串不够，钟阿姨只好匆匆跑回家拿。

风吹日晒的日子整整过了10年，如此高强度的工作使钟阿姨的容貌变了，她比我母亲大四、五岁，以前看上去差别不大，可这些年，却眼见着慢慢变成比母亲年长十几岁的样子。

2005年，清远路整修拓宽为双向八车道，路边建起了景观带。那一年，我从寄宿高中回家，赫然发现“铁锅炸串”连同所有的小摊点全都不见了。母亲告诉我，钟阿姨已经在市里租了门头开了店，现在是正儿八经的“个体户”了。

直到高中毕业，我才第一次在母亲的带领下去了她的店里。钟阿姨的店招牌依旧叫“铁锅炸串”，位于一条商业街上，门面不大只有十几个平方，但收拾得很干净。店里依旧是那个熟悉的气味，除了钟阿姨还有一位年轻姑娘。

钟阿姨见到母亲和我很高兴，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拿来菜单问我想吃点什么。我笑说小时候“吃伤了”，现在还是只能看不能吃，钟阿姨被逗笑了，母亲却瞪了我一眼，点了一份“经典炸串”，钟阿姨亲自下厨。

炸串上桌后，母亲吃的津津有味，不断撺掇我说：“你尝尝，跟以前的不一样。”我还是使劲摆手，说我还得“缓两年”才行。

回家路上，母亲先说钟阿姨的店子生意不错，正在考虑原地扩大店面还是另开分店。又批评我，说以后别当着钟阿姨的面说“小时候吃伤了”这样的话，很让人尴尬。

我说这有啥尴尬的，我讲的真的是大实话，“我和王琦、贾超一起，连着吃了三四年，大家都有心理阴影。我还算好的，现在能进到钟阿姨店里，听说贾超直到前几年还不能看到任何穿成串的东西，连糖葫芦都不行。”

母亲被我的话逗笑了，随后又叹了口气，“那些年之所以一直给你们买炸串，确实是为了帮你钟阿姨一把……”

5

母亲说，钟阿姨和石叔叔过去都是厂里公认的热心人，尤其是石叔叔。“咱以前在厂里住的那套房子，是你石叔叔帮忙申请来的。”

80年代，国企大厂虽然建有职工宿舍，也有“职工结婚即可分房”的政策，但也是僧多肉少，结婚后在单身公寓等待三五年的例子数不胜数。

我父母结婚后一直分居，母亲住在单身楼里，后来父亲从部队转业，一家人挤在单身楼里更是苦不堪言，给厂里申请了几次也没成功。听说，新房是石叔叔做亲戚的工作，对方才把多占的房子让出来。

除了我家，贾超、王琦这些同学的父母当年也都得到过石叔叔的帮助。贾超是早产儿，厂办医院的妇产科处理不了，是贾超父亲和石叔叔两人接力蹬三轮将贾超母亲送进了省立医院，才保住了母子二人的性命；王琦父亲年轻时染上赌博，赌到家里的家具电器都被债主拉走，王琦母亲闹着要离婚，也是石叔叔把他从赌场拉回来，又帮他重新购置了家什，后来才有了王琦。

1990年春天，32岁的石叔叔在工作中发生意外，一块钢板从行吊车上滑落，石叔叔和另外一名职工刚好站在钢板下，最后关头，石叔叔推开了工友，自己却没来得及跑，结果不治身亡。

石叔叔死后，厂里给他评定了荣誉称号，又按照工伤死亡给他办理了相关手续，按照规定，钟阿姨和石磊领到了一笔死亡赔偿金，之后可以按月支取厂里发放的津贴，生活本也无忧。只是石叔叔家中还有父母需要供养，钟阿姨便将赔偿金一分为二，大部分交给了石叔叔的父母。而钟阿姨每月的收入还得拿出一部分给自己母亲，生活过得捉襟见肘。

1995年钟阿姨下岗了，按照政策，汽车厂本该一次性将石磊18岁前的抚养费付给钟阿姨。但时任厂领导找到钟阿姨，先是不断道歉，然后告诉他厂里不会不认账，但眼下确实已经拿不出钱来，只能暂时欠着。

那次，是母亲陪钟阿姨去的厂办，她说当时很多人私底下劝钟阿姨“闹一闹”，“这么大个厂子怎么会拿不出这点钱来？”还有人劝她“去市里闹”，“去省里闹”，“能要多少要多少，实在不行让厂里转个岗位也行，至少不能下岗。”但最后，钟阿姨哪儿也没闹，红着眼睛离开汽车厂，去旧货市场买了三轮车和蜂窝炉。

“那时所有人都可以下岗，唯独不该让你钟阿姨下岗。”母亲说，石叔叔工伤死亡，甚至算得上“烈士”，他的遗孀理应得到汽车厂照顾，至少不该成为第一批下岗职工。因此厂里公布第一批下岗职工名单时，很多人看到钟阿姨的名字后便摇头，不少人发出了“好人没好报”的感慨。

“当年看到你钟阿姨下岗的消息后，一帮人来了她家，想商量一下怎么办。大部分人都建议她去找厂领导讨说法，有几个比较冲动的同事还说要把厂长的儿子‘绑了’，逼他撤回让钟阿姨下岗的决定。”母亲回忆道。

众人声讨汽车厂领导“卸磨杀驴”时，钟阿姨一言未发，最后说厂子已经这样了，大家都自顾不暇，况且厂里说了钱只是欠着，最终还是会给的，算了吧。

“‘好人没好报’是当年熟悉钟阿姨两口子的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后来我们也是不信这个邪，感觉凭什么‘好人没好报’？他两口子都是好人，凭什么受这些磨难？既然老天不报，那就我们来报。”母亲说。

6

钟阿姨下岗摆起“铁锅炸串”摊子之后，以前跟石叔叔关系好、或受过夫妻俩帮助的同事们聚在一起，商量着都想帮她一把。大家先是凑了笔钱交给钟阿姨，但钟阿姨不收，说厂子效益不好，眼看要垮了，大家都不宽裕，也都需要用钱，她不能收。确实，当时大家能力都有限。思来想去，大家又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尽可能去她摊位上买点东西，让钟阿姨有些进项。

就这样，大家商量好，按照各自家里的情况，每周去找钟阿姨买“铁锅炸串”，如果之后钟阿姨改行卖别的，无论卖啥大家视自家的需要多少去买点，能帮一点是一点，“就当是报答当年石大哥在世时给大家的帮助”。

这一买就是10年。

“可毕竟谁家也不会连着几年买炸串吃啊……”我想起自己和身边同学那些年的遭遇，忍不住问母亲。

母亲点点头，说一开始大家很默契，都说是“孩子愿吃”，“买给孩子的”，但时间一长钟阿姨也明白了大家的用意，但也确实无法拒绝。一是找不出拒绝的理由，二是下岗后也只能靠卖炸串生活，于是只好尽可能提高质量，让大家吃得放心。   

“花生油是在超市买的桶装油，一天一换，羊肉先是用大市场里最好的肉，后来超市开始卖‘放心肉’，她又改用‘放心肉’。连盐、孜然粉这些佐料都是用最贵的，这种肉串炸出来当然好吃，也当然有回头客……”

其实，就在我拒绝“铁锅炸串”的那几年，钟阿姨的手艺突飞猛进，生意也日渐兴隆。先是汽车厂宿舍的职工吃，之后周围几个小区的居民也慕名而来，最后连附近大酒店都专门派人来买她的炸串，说是客人点了名要的。

那些年，清远路上也有很多摊贩来卖炸串，最多时有七八家。但卖过一段时间后发现确实干不过钟阿姨，只好草草收场。尽管如此，直到“收摊”，钟阿姨家的“经典炸串”每串的价格都没超过7角。

2005年清远路改造，钟阿姨找了很久也没找到合适地点，要么地段不好，要么禁止摆摊。正徘徊间，一个好消息传来，汽车厂改制后的新单位终于把之前一直拖欠的那笔“抚养费”打了过来。拿到钱后，钟阿姨思来想去，最终咬咬牙，决定索性“撤摊进店”。

2008年4月，因生意兴隆，钟阿姨开了第二家门店；2009年，第三家门店开业，这家店的老板是造纸厂的下岗职工，以前也在清远路上摆过摊，和钟阿姨关系很好。虽然以“加盟”的方式加入，但听说钟阿姨没有收取任何加盟费用，便把炸串的配方给了对方，还亲自去店里培训厨师。

2011年，一次初中同学聚会上，我又见到了贾超和王琦，吃饭时我开玩笑问贾超：“现在见到糖葫芦串还会不会反胃？”贾超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说想试试。

聚会散后，贾超提出去钟阿姨开“铁锅炸串”，有道是“心病得靠心药治，解铃还须系铃人”，那里是我们心结的起点，“铁锅炸串”都能接受了，其他串类的东西也就没问题了。我和王琦当即表示同意，大家就近找到一家门店，我还在犹豫是不是钟阿姨开的，贾超却一眼看到了门口位置停放的那辆小推车，“甭看了，就这家，你看这车就是你爸当年焊的。”

我这才注意到那辆小推车，三角铁做的架子，里面放着一个蜂窝炉和一口桶锅，俨然就是当年的样子。忍不住伸手摸了摸，才发现是一个塑料复原品。我问门口迎宾的服务员，他笑着说这是老板当年创业时的家伙事儿，每个门店门口都有一个，当是宣传品了。

进到店里，菜单上琳琅满目，烧烤、火锅、炒菜，当然还有“经典铁锅炸串”。我们只点了10串“经典铁锅炸串”，很快就上桌，三人像举行某种宗教仪式般注视着面前的炸串。贾超说就是这个味，令人“上头”，王琦则狠狠心，拿起一串便放进了嘴里。

我也拿起了一串，羊肉炸得金黄，外面沾着黄色的孜然粉和红色的辣椒粉，依旧是当年的样子，只是签子不再是磨尖的自行车辐条。羊肉和孜然粉的香味相混杂，细闻之下又各自独立，一口咬下，盐与辣椒的比例刚好，羊肉肥瘦适中，既有记忆中的味道，又有新的感觉。

“吃吧吃吧，和你想象的不一样。”我提醒贾超。

“破冰之旅”后，“铁锅炸串”成了我们经常聚会的地方，此时的“铁锅炸串”已经成为省城小有名气的餐饮品牌，旺季时一座难求。之后钟阿姨的儿子石磊也回家帮忙，钟阿姨让他从炸串工做起，亲手教他炸串。2013年钟阿姨正式退出厨房，将“铁锅炸串”注册为商标，同时成立了餐饮公司。

2014年，为配合省城东部CBD规划，清远路上建立了新的商业广场。钟阿姨租下了商业广场一楼的一处商铺——第五家、也是最大的一家“铁锅炸串”门店正式营业。

开业那天，钟阿姨邀请了很多以前汽车厂的同事，开业致辞时，钟阿姨细数了自己的创业过程，在讲到多年来前同事对自己的支持和帮助时，一度哽咽。

看着台上衣着精致的钟阿姨，我又想起了当年那个旧工装里裹棉袄，外面扎着墨绿色围裙在冬天的路边绕着摊子转圈取暖的钟阿姨。可能那时她自己也不会想到，那样一个小小的三轮车，会变成现在这家上百平方的门店。

开业典礼最后，钟阿姨讲起新店选址在清远路商业广场的原因时，只说了一句话——“铁锅炸串，回家了。”

后记

2015年底，母亲拿给我一份文件，我惊奇的发现是一份“铁锅炸串”餐饮公司的股权协议，母亲竟然持有股份。

我忙问母亲投了多少钱，母亲说没有投钱，是钟阿姨白给的，相当于“干股”，每年年底分红。跟她一样持干股的还有贾超父母、王琦父母、刘欣父母等等。钟阿姨给他们解释，说当年大家都下岗失业，那么困难的情况下还一直支持自己，现在公司开起来了，赚了钱大家都应有份，也算是对大伙这些年支持的答谢。

“2004年，你钟阿姨来家里，说是清远路要整修，没处摆摊了，准备包门头，但手里钱不够，想借点钱。当时家里给她凑了2万块，她只用了半年就还清了。后来给股份的时候，我说不要，你钟阿姨不愿意，我说那就拿点钱给她，当是投资了，钟阿姨说之前我们给过她钱，我说那钱她已经还了，钟阿姨说钱是还了，但欠的情她要接着还……”

很久之后母亲说：“这世上还是好人有好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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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远

80后，山东人

源济

奔赴命案前线的那个春节，我吃了五顿饺子丨人间有味

Original 深蓝 人间theLivings  2021-02-09

我看了看时间，确实来不及坐下吃了，想开口，但父亲的表情非常复杂。他叹了口气，说时间确实来不及的话，就带一些在路上吃吧，“一年到头，在外的人总得吃顿家里的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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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有味丨连载100

1

2016年2月7日，除夕。傍晚5点，我突然接到上级电话，辖区突发恶性案件，嫌疑人周某因赌债纠纷致一死一伤后潜逃，且扬言要继续报复其他人。上级要我订最近一班列车回到岗位，务必在第二天中午前与同事集结。

事发突然，我来不及多问，赶紧用手机查询时间合适的列车，然后订了最近一班返程车次，但距离发车时间，只剩1个小时了。

年夜饭是无论如何都赶不及吃了，我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告诉母亲我马上就要走。母亲很吃惊，手里的餐具还来不及放下，愣在原地，问家离单位那么远也要回去？我说没办法，命案为大，嫌疑人情况只有我了解，不回去不行。

母亲赶紧喊父亲，父亲从厨房钻出来，听说我马上要走也吃了一惊。我又解释了几句，父亲便沉默了，说这会儿菜还没做好，但饺子已经包好了，他现在就去煮，吃完再走，说完又钻进厨房。

从家到火车站，平时打车也要半小时，眼下大年夜，还不知能否叫上车。我本想说，怕是饺子也来不及吃了，还得去火车站取票，但还没开口，手机就又响了——现场的同事打电话过来询问嫌疑人的社会关系，他们正在布置搜捕。

我只好一边收拾行李一边和同事讲电话，母亲赶忙过来接手，让我去一边坐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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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疑人周某是我的“老熟人”。他曾是市里一家企业的基层干部，8年前因职务犯罪被判有期徒刑5年，出狱后成为我负责辖区的“重点人口”。

入狱前，周某曾“风光”过好几年，是外人眼中衣着光鲜的“周大哥”，同事口中一言九鼎的“周科长”；入狱后，周某不仅被原单位开除了公职，妻子也带着儿子和大部分财产远走他乡。这些年，周某一直在向我传达自己想要“东山再起”的念头——他在本地搞过小工厂，去省城开过饭店，还去云南倒过玉石——但许是运气不好，生意不仅毫无起色，反而把他离婚后为数不多分到的财产赔了个精光。

再往后，周某开始流连于赌场，期间我拘留过他几次，但毫无效果。同事在电话里告诉我，一个月前，一位韩姓赌徒约周某“合作”赚钱，周某听信后，在外借了高利贷与韩某在赌场“坐庄”，不料韩某的真实目的却是为了蒙骗周某。两人“坐庄”一个月后，周某不但没赚到钱，反而把借来的高利贷赔得一干二净。

年前，终于发觉端倪的周某找到韩某，在其逼迫下，韩某承认了自己与吕某、张某二人合伙给周某“做笼子”的事情，但此时，钱财已被三人挥霍一空。周某一怒之下捅伤了韩某，并在临县一家饭店包间内将吕某杀死。潜逃时，周某随身携带凶器，警方高度怀疑，他要继续寻找张某报仇。

如此持械潜逃且去向不明的举动极度危险，同事不断向我解释说，眼下大家都回岗备勤了，若非情况紧急，绝不会大年夜叫我回去。我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只能托他转告领导，马上出发，一定按时到达。

10分钟后，电话收线，我起身想去继续收拾行李，但母亲已经把装好的行李箱推到了门口，父亲也从厨房出来，手里端着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饺子好了，抓紧吃点，你最喜欢的韭菜肉馅……”父亲说。

我看了看时间，确实来不及坐下吃了，想开口，但父亲的表情非常复杂。想起自己去年也因为值班没能在家陪他们过年，实在不知该怎么说。

父亲见我站着不动，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叹了口气，说时间确实来不及的话，那就带一些在路上吃吧，“老家讲究这个，一年到头，在外的人总得吃顿家里的饺子”。说完，他又一次回了厨房，再出来时，手里拎着一个装满饺子的保温桶。

车已经到了楼下，我接过保温桶，想跟父母再说几句话，反而不知该说什么了。父亲笑了笑，把一小瓶白酒塞到我手里，说路上吃饺子的时候喝，“快去吧。饺子酒饺子酒，越喝越有……”

2

大年夜，路上非常空旷。司机开得飞快，说接到我这单纯属意外，本来自己赶着回家吃年饭，不料忘了退出网约车系统，被“强行”派了单。他问我为什么大年夜要去火车站，我说我是警察，刚接到返程命令。他叹了口气，从扶手箱里掏出烟来递给我，说想抽烟的话在车上抽就行，他送完我就不接新单了。

一路上手机频繁响起，不断有同事打电话来询问各种情况——刑侦同事找我了解周某在本地的关系网，比如他可能会投靠的关系人地址和联系方式；网安和技侦同事也发现了一些可疑信息，找我核实相关线索。眼看发车时间临近，我趁同事电话的间隙，给在铁路公安的同学张龙打了个电话，请他帮我协调一下取票和进站时间。

彼此都是警察，对于除夕突然返岗，张龙并没表现出太多惊讶，只是让我放心。

到火车站时，张龙已经全副武装、开着巡逻电瓶车在站前广场等我了。上了电瓶车，我才知道原来当晚恰好是他值主班。他说大年夜我坐的那趟列车没多少乘客，他联系了跟车乘警沈警官，托他帮我找了个空铺位，至少晚上可以睡一觉。

我和张龙是高中同桌，关系铁到生锈。他小我1岁，警校毕业后进了铁路公安，一直在站前派出所上班，年前刚刚结婚。当时他给我发了请帖，但紧接着就说：“礼金到了就行，人就别来了。”这话放在外人那里有些不中听，但做我们这行的，心里都清楚这里透出的体贴。

那时我正在忙一起专案，确实不可能参加他的婚礼，本来我俩还约着，年初三晚上一起吃饭叙旧，却因着这个突发事件，提前见了面。

我跟张龙开玩笑，“你也点够背啊，都算单位的老杆子了，刚结婚就在值班室过年，弟妹不骂你？”张龙哈哈一笑，说自己本来也有点憋屈，但接到我电话，心情一下就好了，他这在值班室过年的，总好过我这在车厢里还过不上年的。

我作势锤了他一拳，张龙没躲，问了我几句案子上的事情，我捡能讲的给他说了几句，末了，张龙嘱咐我注意安全，“挑年三十犯案子的家伙八成是个亡命徒”。

张龙跟我一起上了列车站台，沈警官正在站台上执勤。沈警官大概50多岁的年纪，二级警督，执勤帽下面露出的鬓角已经花白，寒暄了几句，便准备接我上车。这时，张龙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一跺脚，说自己忘了点事，让我等他一下，说完转身就跑。

我给沈警官递烟，他摆手说自己执勤，不方便，说知道我在哪个车厢，一会儿开车了去找我。我站在车厢前一边抽烟一边等张龙回来。手里的保温桶沉甸甸的，想来父亲至少给我装了二斤水饺，估计张龙值班也没得吃，正打算等他回来分他一半。左等右等不见人，我给张龙打电话，他那边显示正在通话。我看开车时间差不多了，丢掉烟头进了车厢。没多久，列车员就把车门关了，又过了几分钟，列车“吭哧”一声，看样子是准备出发了。

突然，我看到窗外一个硕大的身躯张牙舞爪地跑过来——张龙一米九几的个头实在显眼，手里还拎着个袋子。等他跑到近前，列车已经缓缓动了起来，张龙使劲用手敲窗玻璃，我急忙开窗，他一下把袋子塞了进来，一边跟着列车向前跑着，一边气喘吁吁地说，“你弟妹下午送过来的饺子，韭菜馅的，大过年的，你路上垫一下……”

3

列车向南疾驰，大年夜的车厢里确实没几个人。窗外的天空中炸开朵朵烟花，我坐在座位上，想起了上午买来本打算年饭前放的鞭炮，又想起送我出门时父母的眼神，再看看眼前小桌板上的两份水饺，心里忍不住有些感伤。

刑警大队的电话还是隔一会儿一个，电话里，同事刚哥问我车次和抵达省城的大致时间，说局里抽调了40多名民警，成立了案件专班，一共分了5个探组，我所在的探组，探长是毛哥，他带的一组人今晚已经前往省城搜捕了。

刚哥让我下火车后直接联系毛哥，他会去接我。我想起年前毛哥的老婆生二胎，现在应该还住着院呢，便问刚哥他不是在医院陪床吗？刚哥叹了口气说，连你这在外省的都被叫回来了，能跑得了他？

最后，刚哥嘱咐我，见面后千万别跟毛哥提嫂子生二胎的事儿，毛哥正在气头上，刚才他俩通电话的时候，毛哥说要把那人“剁成饺子馅”。

------

晚上7点半左右，沈警官大概完成了一轮巡查，来到卧铺车厢，看我面前的两份饺子都没有动，招呼我跟他去餐车。

我顺手提上水饺跟沈警官走，沈警官说他那儿有饺子，但我执意要把父母和张龙送我的水饺带上。两人摇摇晃晃穿过四五节车厢，沈警官的两位同事和一位阿姨正在餐桌旁等待。

我跟他们打了招呼，彼此简单做了自我介绍。除沈警官外，年纪和我相仿的是刘警官，胖乎乎的，一笑脸上就有两个酒窝；年轻一些的是刚入职的小陈，还在实习期；阿姨姓王，是沈警官爱人，50多岁的样子，热情地跟我打招呼。几人面前的铁饭盒里都有饺子，另外桌上还摆着几个菜，炸藕合、炖排骨、木须肉和西红柿炒蛋。沈警官说这些菜都是王阿姨在家做好带上车的，饺子是鲅鱼馅，王阿姨亲手包的，让我别客气，放开吃就行。

我有些不好意思，也把带来的水饺打开放在桌上。大家边吃边聊，很快熟悉起来。刘警官比我大1岁，当警察第7年，这是在火车上过的第3个除夕；小陈去年6月刚刚大学毕业，长得很秀气，大概是头一回在火车上过年，还有些不太适应，话也不多，只顾闷头吃饭，偶尔掏出手机发几条信息。刘警官就跟他开玩笑，问他是不是在给女朋友发消息，小陈不置可否，脸上满是羞涩。

沈警官问了一下我的情况，案情方面我暂时不好多说，只能大概讲了讲。沈警官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干咱们这行的，得适应这种工作节奏，“旧社会有句话讲，过年过年，地主过年，老百姓过关。现如今放在我们身上，就是老百姓过年，警察过关啊。”

大家都笑了，我也无奈地笑了笑。沈警官提议刘警官和小陈一起敬我这个“远方的战友”一杯，大家纷纷举起了桌上的保温杯。王阿姨忽然说，“大过年的，你们上班不能动酒，但小李（指我）今天又不在岗位上，他可以喝点啊？”

沈警官马上站起来，问餐车乘务员买酒，我忙说自己有，从外套口袋里掏出我的一小瓶白酒。刘警官把酒凑在鼻孔边，使劲儿嗅了嗅，说自己也想来一口，被起身去拿杯子的沈警官听见了，故作生气地训了他一句，刘警官就笑嘻嘻地给我倒满，说这点酒哪够他喝。

酒过三巡，我问沈警官跑车怎么还带着家属。沈警官说，自己儿子也是警察，在外地上班，今年过年回不了家。自己在车上过除夕，王阿姨不愿一个人在家，索性买了一张车票，陪沈警官一同在车上过年。

我又问沈警官，这是在列车上过的第几个除夕，沈警官想了一会儿，说太多记不清了，自己当了30多年铁警，在车上过年的次数，总有十七八个了吧。

我举起酒杯，表示要敬“老前辈”，沈警官笑着用保温杯跟我碰了碰，说现在自己已经习惯在车上过年了，在家过年反而觉得别扭。刘警官就在旁边一脸坏笑，说沈叔你就讲讲自己年轻时为啥非要在火车上过年的事情呗？

在大家的笑声中，我才得知王阿姨退休前也在铁路部门工作，年轻时是列车上的乘务员，30多年前，两人在一班除夕夜的列车上相识，相恋结婚。由于夫妻经常有一方要在列车上跨年，另一方索性也就主动申请值除夕夜的班儿了。尤其是前些年，儿子也去外地当了警察，过年回不了家的时候，沈警官夫妇总感觉在家过年少了点什么，索性直接回到车上，找寻“年轻时的感觉”。

“所以我说在家过年反而觉得别扭嘛，有家人的地方才叫过年，一个人搁家蹲着，那有啥意思？”沈警官哈哈笑着，把保温杯里的花茶一饮而尽。

4

晚上9点，桌上的菜和水饺被大伙扫荡干净，沈警官问我们吃饱没，没吃饱的话餐车还有菜可以加，平时饿肚子没事，年饭一定得吃饱。大家都笑着说饱了，刘警官更是捂着肚子说饺子已经填到喉咙。

我和大伙告辞，几人相互留了联系方式，约好之后有时间再聚。大概是酒精的缘故，刚上车时的伤感不见了，我躺在铺位上睡不着，掏出手机看，发现单位的两个微信群里十分热闹：一个微信群里，有人发拜年祝福，还有几位同事在群里撒红包，大家都嘻嘻笑笑；另一个群里，同事们还在四处搜捕嫌疑人周某，不时相互交流几句现场情况，有文字也有语音，有时还伴有纷乱噪杂的背景音，气氛十分紧张。新年的喜庆与搜捕的紧张相互穿插，有种时空交错的怪诞感。

周某还没有找到，一组民警在搜查旅馆时，偶然发现有人从事卖淫嫖娼活动，在群里请示领导如何处理，领导指令将卖淫嫖娼一事移交辖区派出所处置，专班民警继续搜捕周某；另一边，寻找张某的一组民警已抵达其住处，听闻周某对韩某、吕某的报复行为后，张某妻子叫回了已藏匿的丈夫，民警随即对张某采取了强制措施；刚哥一组正在驱车前往临市的路上，嫌疑人周某近期与住在临市的舅舅有过频繁通话，刚哥等人前去排查。

毛哥在群里找我，又嘱咐我在车上好好睡一觉，养好精神，这次任务重，回去之后有的忙。让我下车之后马上给他打电话，不要乱跑，他会在出站口等我。

早上6点半，我被刘警官叫醒，问我昨晚睡得如何，我说一切都好，问他休息得怎样，他说大致还好，只是凌晨时遇到一起警情，已经处理完毕了。

两人又聊了几句，车到站了，刘警官和小陈送我下车，我说想跟沈警官打个招呼，刘警官说昨天夜里沈警官处理警情到后半夜才睡，这会儿还没醒，就不来送我了。分别前，刘警官嘱咐我搞案子注意安全，下次休假回家时记得给他打电话，到时他约上沈警官、小陈和张龙大家一起吃饭。

目送列车缓缓启动远去，我拨通了毛哥的电话，拉起行李匆匆往站外走。

------

大年初一的清晨，火车站有些冷清，站前广场显得十分空旷。进出站的人少了很多，一些临街商户也已关门歇业。周围三三两两的行人拖着重重的行李，步履匆匆，但脸上大多洋溢着节日的喜庆。

我按照之前跟毛哥的约定走到广场尽头，看到了警车正在闪灯。坐进车里，我赶紧询问案子的事情，毛哥却从后座拿过一个塑料饭盒，让我先吃点东西，案子上的事情，他一边开车一边跟我讲。接过饭盒，竟然也是饺子。

我记得毛哥平时不爱吃饺子，去年过年，大伙在所里包饺子，毛哥就自己跑到备勤室煮面吃。

我问毛哥怎么突然换口味了，毛哥哂笑着，说估摸我坐了一夜火车，早上还没吃饭，本来想找个地方买些早点，但找了一路也没发现还在营业的餐馆，这才想起今天是大年初一。饺子是他在便利店买的速冻水饺，便利店服务员小哥帮忙煮的，“你们北方年饭流行吃饺子，按你昨晚上车时间，估计你也没赶上家里的饺子，这速冻水饺的味道肯定不如家里做的好吃，但总归是那么个意思，赶紧趁热吃了吧。”

我突然有些莫名的感动，一下忘了昨晚刚哥的嘱咐，问起了毛哥嫂子生二胎的情况。话一出口才想起来，有些后悔，但毛哥并没有发脾气，只是叹了口气，说自己连夜把父母从家中接到了医院，现在妻子情况还好，估计案子搞完了，孩子也差不多生下来了，到时一同去家里做客，他还要拜托我帮他给孩子想个“有内涵”的名字。

速冻水饺是香菇肉馅的，无论个头还是味道，确实不如家里父母包的，更没法跟沈警官带去的鲅鱼馅饺子相提并论。但毛哥十分体贴地买了一盒老干妈辣椒酱，我风卷残云消灭了这一盒水饺，毛哥看了看空饭盒，没忍住念了句“真他娘的能吃”。

和毛哥有一搭没一搭聊天，随口问了句他的大儿子谁在照顾，毛哥却冒出一句“不知道”。我有些吃惊，说你这爹咋当的？毛哥也愣住了，这才像是突然意识到什么，让我用他的手机给家里打个电话，问问大儿子今天怎么安排。好在家人告诉他，大儿子一早就被送去了小姨家，毛哥才放下心来。

毛哥继续一边开车一边跟我交代今天要做的事情，他说嫌疑人周某在汉阳有一个以前关系密切的狱友，周某开饭店时曾得到过那名狱友的帮助，有情报表明周某潜逃后可能会投奔这名狱友，我们这次的任务是找到并核查这名狱友的情况。另外，周某与前妻之间也因离婚财产分割问题存在矛盾，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扬言要报复前妻，周某此次犯案后情绪激动，不排除其对前妻实施报复的可能，因此我们还要去寻找并保护周某前妻，防止发生连环杀人案。

说话间，毛哥连着抽烟，一个接一个地嚼着槟榔，看起来是在强打精神。我问他是不是昨夜没睡，他点点头，说前天夜里在医院陪护，也只睡了两三个小时。

路过一个路口，我让毛哥停车，和他交换了驾乘位置。距离我们要去的地方大概还有40分钟车程，我让毛哥赶紧抽空睡会儿。他没有反对，把副驾驶的座位放平躺了下去，不过1分钟，鼾声就从我耳边传来。

5

2016年大年初三，经过持续奋战，嫌疑人周某终于被抓获归案。被捕时，民警在他身上找到了杀害和重伤韩某、吕某的凶器。

据周某交代，自己的目标的确是张某以及前妻。

周某落案后，专班马上展开讯问工作。由于受害人韩某、张某等人此前涉嫌开设赌场罪，聚众赌博罪等相关罪行，多起案件的侦办工作需要同时进行。刚从外地返回的专班民警随即投入后续工作之中。 

大年初五，公安机关针对周某故意杀人案的主要讯问流程结束，周某被移送看守所等待随后的司法程序。虽然我们还需继续办理韩某等人所涉嫌的开设赌场、聚众赌博、诈骗等案件，但命案已破，大家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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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过后的疲惫感连番袭来，距年假结束也只有两天了。同事们开始讨论仅剩的这两天假期该如何度过，有人说要回家陪陪父母，有人说要带孩子出去玩两天，还有人说家里很多事情耽误了，得回去处理。但大多数同事都表示，剩下的两天只想睡觉，这几天实在太累了。

因为离家远，上级特批给了我4天假，让我回家补休春节假期，我高高兴兴地给父母打了电话，又订了一张第二天回家的机票。

然而，就在当天下午，公安局突然召集专班民警傍晚集结，大家不明就里，以为案件出现了新的变故，神情紧张地凑在一起打听怎么回事。可惜没人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几位派出所和支大队主官也默不作声，只让我们等待命令即可。所有人的脸上都带着些许沮丧，按照往常经验，不是老案子出了问题，就是又来了新案子。

临近傍晚，公安局机关大会议室，很多人在吸烟，屋里很快变得乌烟瘴气。大家纷纷推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但讨论半天也没结果，最后也只好就这么各怀心事地坐着。等到分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来到现场，一脸严肃，我心里暗叫不好，自己订的那张机票，八成又要泡汤了。

会议室的所有人都在默默等待他布置新任务，副局长先是针对之前的案子讲了几句官话，又说今晚任务重大，谁也不准请假，之后就让我们跟他走，大家机械地跟他离开会议室，不料他竟把我们领到了机关大院的警官食堂二楼。

现场情况令所有人吃惊，二楼大厅的三张桌子上摆满了热气腾腾的水饺。副局长说，今天叫大家过来没有别的意思，也没有新的任务。这次除夕发案，大年夜被拎出来做事，大家都没能在家过年，有些同志这几天甚至连口热饭都没能吃上。

现在案子忙得差不多了，今天“破五”，年还不算过完，今晚局里给大家补过除夕，饺子有四种口味——韭菜肉、芹菜肉、韭菜鸡蛋和三鲜馅，都是食堂职工和几位民警家属亲手包的，不但管饱，觉得好吃还可以带回家去。

之前几位面对民警询问默不作声的支大队领导一下笑了起来，原来他们早就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早就憋得难受了。大家随即一哄而上，洋溢着新年的欢乐。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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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蓝

基层民警，文学门外汉

源济

奶奶和她的擂茶粥，从来不伤人心 | 人间有味

Original 小雅 人间theLivings  2021-03-19

擂茶粥并不起眼，在我们当地，无论贫穷、富贵的人家都能吃上。有时候，我觉得奶奶就像她做的擂茶粥一样，普通、平凡，却又治愈温暖人心。这是乡间最朴素的善意，在牙盆和擂茶棍的见证下，一代又一代的流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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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有味丨连载101

1

我的老家在粤北山区的一个村庄里，2014年冬天，我不顾家人的极力反对，执意要嫁到1200多公里外的安徽临泉。

我出嫁的那一天，奶奶哭得最厉害。临行前，她伸出两只布满老人斑的手，紧紧抓着我不肯松开，我摸着那双冰凉的手，安慰她：“现在交通那么发达，我会经常回来看你的。”

可现实却很骨感。婚后，回娘家这事还没来得及排上日程，我就怀孕了。路途遥远、工作繁忙加上身体不适，让我整个孕期都没能回娘家一次。

那段日子，我的胃口特别差，总想喝点粥。婆婆精心熬制，往粥里放了花生、豆子、红薯片，熬烂后还加了点面粉糊糊——这是临泉的特色，也是当地人心目中的美食，我却适应不了。我想喝老家的擂茶粥，可婆婆不懂怎么做，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跟在奶奶身边时，擂茶粥我喝过不少，但从来没有亲手做过。当时，我总觉得“擂”茶是件很容易的事，“拿根木棍在盆里捣几下不就完事了？”所以压根没有学。没料到，不学会这门手艺，长大了离开家，就可能长时间吃不上。

女儿快1岁时，我终于有机会回娘家。我和丈夫带着大包小包，天不亮就出发，一路乘坐汽车、火车、高铁……辗转奔波，终于在天黑前到达。即使身体疲惫，但回家的兴奋依然使我久久不能平静。

我抱着女儿从出租车上下来时，奶奶正坐在门口的藤条椅子上。她满头白发，传神的大眼睛已经凹陷下去，看到我们，她颤颤巍巍地站起来，微驼着背，迈着小碎步朝我走来。

离我出嫁不过两年，奶奶却更显老态瘦小了。我心里不由生出一丝悲凉，眼角湿润起来，但怕她看到难过，便把眼泪强忍了回去，只咧开嘴大喊：“阿嬷，我回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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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80年代末，从小是奶奶带大的。有时候，在我心里，奶奶就是妈妈。

当年计划生育政策非常严格，妈妈生完妹妹不到4个月，就被强行拉去结扎。之后的一个月，妈妈每天昏昏沉沉，开始是嗜睡，接着是恶心、呕吐。医生查看后，说她在结扎前就怀孕了，好在结扎对胎儿的成长没有造成影响。

奶奶让妈妈到远方亲戚家躲起来，直到生产后再回来，可这主意却遭到了家里大多数人的反对——当时，我的小姑、小叔才十来岁，还在上学；我两岁多，离不开人；我的妹妹更是嗷嗷待哺。爸爸和大姑怒斥奶奶，说她只想要孙子，不顾家里其他人的日子和前程。

不知道奶奶哪里来的勇气，她力排众议，坚决让妈妈离开，说不管生男生女，都是她的孙，她都会爱护，“这可是一条生命，不是一个物件，说丢就丢的”。

长大后，我常听姑姑说，妈妈刚走那会儿正值3月春耕。她走后，家里家外都由奶奶一人操持。每天，奶奶把我带到田埂上，放进装稻谷的箩筐里，再往里放些小石头、小布条和几个糖果，嘱咐我不要爬出来。然后，她用背带把妹妹背在身上去下地干活。就算我乖，不乱动，奶奶也放心不下，干一会儿活，就要过来瞧我一下。

后来，妈妈带着弟弟回来了，我的生活也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因为妈妈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照看弟弟和干农活上。陪伴我最多的人，仍是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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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记事起，只要奶奶在，家里吃饭的人总是很多，而桌上的饭食必会有擂茶粥。

擂茶粥是客家的传统美食，由磨碎的茶叶与米粥混合而成，也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半餐”——干农活的人在休息的间隙，喜欢在田间地头喝碗稀糊糊的擂茶粥，不仅生津止渴，还能消饥解乏。在我的老家，一些中老年人几乎到了“宁可食无肉，不可食无（擂茶）粥”的地步，他们一天不吃就不舒服，整个人无精打采的。

奶奶也爱喝擂茶粥，每天清晨，我都很早起来去厨房给奶奶打下手。

奶奶先往锅里加水放米，等我把灶火烧旺，她便坐在屋檐下的石墩上“擂”茶。那些茶叶都是她在清明前自采自炒、仔细保存下来的，要想研磨成细腻的茶粉，就必须用到“牙盆”和“擂茶棍”这两种工具。

牙盆是陶制的，口大、底部平窄，内壁布满了蛛网状的沟纹，因为年代久远，已经被茶渍染成了深黄色。擂茶棍是用常见的茶树树干削成的，枝节已经被手掌磨得光溜，呈现出一种发亮的铜色。

奶奶从容地把茶叶倒进牙盆，双腿夹紧盆子，拿起擂茶棍，顺时针搓磨盆底的茶叶。她手背青筋暴起，好像使上了浑身的力气，直到茶叶都变成细细的粉末才停下来。紧接着，她又往牙盆中加入适量的白开水和自榨的花生油，继续擂，最后将滚烫的米粥倒入这浓浓的茶浆，加盐搅拌，一盆香喷喷的擂茶粥便做好了。

跟着奶奶，我也渐渐喜欢上了这种米香中又带点苦涩的味道。

2

上小学那年，我差点把奶奶的“宝贝”毁了。

那天饭后，我照例帮奶奶端盆收拾桌子，进厨房的时候没看清路，被柴火绊了一下，当即摔了个狗吃屎。牙盆从我手里甩了出去，所幸最后落到了用来引火的松针堆上，没碎。从这以后，奶奶就再也不敢让我端牙盆了。

奶奶对牙盆和擂茶棍的感情，比我想象的要深得多。我曾建议她把这些沾满茶渍的旧工具换掉，可奶奶拍了下我脑袋，说：“把我这把老骨头换了，也不能换它们啊。”她爱护牙盆和擂茶棍，就如同呵护自家的孩子，别人摸不得、碰不得。据说，这两样东西都是奶奶的“恩人”送给她的。

奶奶八九岁时，父母因饥饿先后撒手人寰，她只得跟着比她大不了多少的哥哥艰难生活。当年，兄妹俩所在的乡镇土地贫瘠，山石却多，奶奶的哥哥就去石场，靠卖力气打石维生。等奶奶长到15岁，干活挣的工分越来越多，眼看着兄妹俩的日子就要好起来，她的哥哥却因劳累过度，在一次打石的时候吐血身亡。

从此，奶奶成了孤女。一位邻居老太看奶奶孤苦无依，就常叫她到自己家来吃饭。那时候，农村家家户户都很穷，能喝上稀粥就不错了，可这位老太但凡家里有点吃的，都不会忘记奶奶，此外还教了她做饭、缝衣等生活技能。

一次，奶奶在干活时中了暑，晕倒在田地里。邻居老太知道后，立即熬了一大碗擂茶粥让她喝下。可能是擂茶粥的功效，也可能是奶奶太饿了，一碗粥下肚后，她的不适竟都消除了。从此以后，奶奶喜欢上了擂茶粥，也从老太那里学到了熬制擂茶粥的手艺。

后来，奶奶跟老太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爷爷喜结连理。老太成了奶奶的婆婆，她常对别人说：“好人有好报，这一点都不假，用擂茶粥换了这么好的儿媳妇，值了。”老太总共生养了五个儿子、两个女儿，可她在去世前，却把自己用了几十年的牙盆和擂茶棍都给了奶奶。

对于奶奶而言，这是一种无言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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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村，家家户户都会做擂茶粥，但大家相互品来尝去，都夸我奶奶做的粥更香些。

奶奶从不隐瞒自己的“独门秘方”。她常说，“擂茶粥”虽然只有三个字，却涵盖了采茶、制茶、研磨、熬粥这四步。其中若某一个环节做得不好，粥的味道就多多少少会受到一些影响。

奶奶用的茶叶，是她亲手采摘、炒制的明前茶。米粥是用柴火熬的，她不会图方便用电饭锅。做擂茶粥的米粥是最讲究的，几乎决定了最后味道的成败——大米用柴火熬到七八成熟，趁还未稀烂，用勺捞起2/3的米粒备用。继续熬剩余的粥水，直到煮烂，再倒入擂好的茶浆中。之后，依次添入备用的米粒、盐，加以搅拌，擂茶粥才会呈现出米粒晶莹，又被点点绿色萦绕的美感。尝一口，粥汁细滑、还有米粒的嚼劲与香气。

当然，付诸情感才是做擂茶粥最好的“秘方”。虽然奶奶从没说过这样的话，但我还是从她的言行里感受到了。

我小升初的那年，我们一家从村里搬到了镇上生活。平时，小镇上冷冷清清的，人少，卖东西的也少，只有几个小商店开门。可是一到了“街日”（赶集的日子，农历三、六、九）这天，小镇就变得热闹非凡，游走于各个乡镇的商贩汇集于此，乡民们也往镇上赶，有的是为了卖自家多余的农产品，有的则是想买东西。

每逢街日，奶奶都会抽时间准备比平日分量多一倍的擂茶粥，还做糍粑、蒸发糕或炸酥饼。到了中午时分，奶奶会热情地邀请赶集的老乡们来我家歇歇脚，再端出自己准备好的食物。

过去还住在村里的时候，奶奶就是出了名的热心肠，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她人好，没脾气，那些叔叔婶婶，大哥大姐总喜欢往我家跑，不是借个东西、唠个嗑，就是把娃娃托付给奶奶，请她帮忙照顾一会儿。

奶奶赶过集，她知道到了中午，那些来镇上赶集的人差不多办完了事，肚子早已咕咕叫了。如果这时回家，太远；若留在街上吃饭，一碗云吞就要7块钱，还吃不饱，他们大多不舍得。

所以，老乡们在我家喝两碗擂茶粥，吃个糍粑，再闲聊一会儿，无论是放下碗立即回家，还是再到市场里逛一会儿，都能算得上是“完美的一天”了。

3

当年镇子上的市场就在我家附近，那市场四周没有围墙，只有一个用大柱子顶着的房顶，底下则是罗列整齐的水泥台面。除了街日，市场里鲜少有人，但在最东边的角落里，常年挂着一顶蚊帐，有一个哑巴老太住在里面。蚊帐外头，零散地放着些衣服、蛇皮袋和几块砖头架起的小灶，这几乎是哑巴老太全部的财产了。

学校不上课的时候，孩子们喜欢到市场那边玩，有些调皮的男生会跑到东边，偷偷拿走哑巴老太的蛇皮袋和柴火，然后满市场乱窜。哑巴老太在后面急得手脚乱舞，嘴里“啊啊啊”地乱叫，我们就在一旁哈哈大笑。

一次，我们又故技重施，戏弄哑巴老太，不想竟被奶奶发现了。她气冲冲地走过来，拎起我的耳朵说：“这是造孽啊！”之后又把我们训斥了一顿。以至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不敢去市场东边闹事了。

后来我发现，奶奶时常给哑巴老太送米、送油、送菜，有时还把自己做好的擂茶粥送给她一份。奶奶闲着没事的时候，还爱跑到市场去跟哑巴老太“聊天”，听她“啊啊啊”，看她手舞足蹈。

我不解，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犯得着对她那么好吗？奶奶却说，这哑巴老太是她的同乡，“也是个苦命人”。

据说，哑巴老太从小没有父母，嫁人之后因为不会说话，不受婆家人待见。她养了三个儿子，好不容易等他们都成了家，她的丈夫却在几年后去世了。三个儿子都不愿意赡养哑巴母亲，相互推诿，无奈之下，哑巴老太四处游走，靠捡破烂维生。这两年，哑巴老太跑到我们的镇上，看市场无人管辖，就在这里“安家落户”了。

奶奶还说，我和哑巴老太的孙女同龄，爱好也相近，所以她对我似乎比对其他小朋友要亲近些。一次，我跟着奶奶到市场去，碰巧遇到哑巴老太煮了半锅番薯糖水。她看到我们，高兴得叫起来，给我盛了一碗糖水，还特地往碗里多添了两块番薯。

她笑着把碗递给我，奶奶在一旁笑着看，我没有接碗，直接吐了一句：“不要，有细菌。”奶奶愣了一下，但很快镇定下来，她双手接过那碗番薯汤，之后比划着手，好像是在解释着什么。接下来，她们都没再搭理我，一边比划，一边喝起了番薯汤。

回家后，奶奶认真地跟我说：“有些看似随意的话和行为，比打人一顿还伤人。”她对我刚才的表现很失望，说他们那个年代苦命的人很多，但彼此之间都能懂得帮助和感恩。“我们能给一碗粥、一碗饭就尽量地给，如果不能，也不能够瞧不起他们，更不能欺负他们”。

只可惜，奶奶和哑巴老太的交往没有持续太久。镇上的市场要管制，那些管理者不许哑巴老太再住在市场里头了。临走前，哑巴老太来找奶奶告别，她在我家门口徘徊了很久，想进又不敢进，犹豫的时候碰巧遇到奶奶拉着我从街上回来。

奶奶赶紧把她迎进屋，哑巴老太略显得局促，她在屋里站着，怎么也不肯坐。她握着奶奶的手，“吱吱呀呀”地说话，我一句也没有听懂，也没有看懂，奶奶的两只眼却泪糊糊的。

这事过去了很多年，奶奶还常常提起，说如果当时市场没有管制，哑巴老太现在还会不会留在这呢？

4

我初中毕业后，离开镇子到市区上高中。从这时候起，我和奶奶便分开了。

随着年纪增大，奶奶的身体大不如前，虽然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但去茶园采茶、制茶就变得有心无力了。但我每次放假回家，她总能从月饼盒里掏出茶叶做擂茶粥给我喝，我问她那些源源不断的茶叶是从哪里变出来的，奶奶得意地说：“这是你文武叔给的。”

文武叔是我爷爷堂弟的儿子，论关系，与我家并不是很亲。他早年丧父，成人之后，母亲又因病去世。文武叔为人老实，不爱说话，只知道在田间埋头苦干，附近的姑娘都嫌他穷，又没有双亲帮忙操持家里的事，所以他熬到三十出头还没有找到媳妇。

奶奶很心疼文武叔，觉得他踏实，是个过日子的人，总想着为他张罗个媳妇。可是，介绍的人一打听情况，都吹了。 

几年前，我们村里来了个陌生女人，她穿得破破烂烂的，脸上脏兮兮的，头发脏乱得都打了结。她在村头转了一会儿，没发现食物，不经意间就跑文武叔的红薯地里去了。她把红薯藤子扒开，翻出还没长大的红薯苗子，拔起洗洗便塞进嘴里。

这一幕正巧被文武叔撞见了，他大喊：“偷红薯啊！”女人吓得直往村里跑，最后跑到了我家门口。当时，奶奶看到她就感觉不太正常，忙喊文武叔别追。奶奶拦下女人，轻声安慰：“别怕，你饿了吗？我家有擂茶粥，我给你盛。”

午饭过后，我们家也没剩什么饭菜了，奶奶就给她弄了一碗擂茶粥，女人几口就把粥吞进了肚里。然后，她把碗递给奶奶，奶奶又给她装了满满一碗。如此反复几次，奶奶又煮了两个鸡蛋，她才总算吃饱了。

奶奶问女人叫什么名字？家哪里的？她说了一堆，大家却都没听懂。奶奶转头对文武叔说：“她来了也是缘分，要么就把她娶了吧。看她长得还俊俏，只是脑子不灵光，家人可能不要她了。好好待她，是能过日子的。”

文武叔低着头，没说话，奶奶又问女人：“愿意不愿意跟他回家？”奶奶指指文武叔，说跟他回家有的吃、有的住，不用再到处捡垃圾吃了。

女人似乎听懂了，点点头，从那以后，她就成了文武叔的媳妇。但这件事，对于奶奶而言，却远远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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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住在村里的时候，奶奶喜欢端着碗，坐在自家门口吃饭。这里靠近马路，是村里人出田、赶集的必经之路，每当有人经过，奶奶就会热情地招呼人来自己家吃饭。有时，家里可能只剩下擂茶粥和一些番薯、芋头，但奶奶不会因家里的困窘，觉得不好意思。

因为农村家家户户吃得差不多，又挨着住，所以很少会有人会真的进来吃饭。更多的是把奶奶的邀约当成一种热情的问候。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文武叔的媳妇和他的两个娃。

他们娘儿仨经常在饭点出现在我家门口，奶奶远远看到了，总会招呼他们到屋里吃饭。开始他们会直接进来，后面就显得有些犹豫。

一个中午，奶奶像往常一样，端着碗到门口的树荫下喝擂茶粥。她抬起头，发现对面站着三个人影儿——文武叔的媳妇和两个孩子又来了。奶奶忙招呼他们一起喝粥，可文武叔媳妇拉着两个孩子的手，不时转头往家的方向望去，她的腿没挪动，嘴也不说话，看样子应该是被文武叔训斥过，不让他们总来我家吃饭，毕竟，谁家过的都不容易。

我正想出去溜达，刚跑到大门口，又看到了他们，于是没好气地嘟囔：“又来了。”随即转身往屋里跑。

文武叔的大儿子和我同班，他看到我，立即甩开他妈妈的手，喊着我名字追了过来。文武叔的媳妇逮着机会也跟着走了进来。既然来了，就得吃饭，奶奶给他们端了擂茶粥和满满一大碗米饭，除了中午的菜，还额外给他们炒了一碟鸡蛋。

文武叔的媳妇爱喝奶奶做的擂茶粥，可她的孩子，大宝小宝却从来不喝，嫌有点苦味。他们临走时，奶奶把我的饼干塞了过去，又嘱咐他们常来玩。

当时我还不懂事，埋怨奶奶总把这些人招到家里来，说喝粥吃饭就算了，还把我的零食分了出去。奶奶意味深长地说：“我也是大宝小宝的奶奶啊！”

5

转眼间，我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和奶奶分开的时间就更长了。

远嫁后头一次回娘家，我想吃好多东西，当然少不了奶奶做的擂茶粥。当我跟奶奶提起我要喝擂茶粥时，奶奶佯装生气，语气又透露着高兴：“让你学你不学，我能给你做几次哦？”

“你婶教我，把米淘好，放入电饭锅，按这个按钮，不用瞧火，粥自己好了。是方便了，就是煮得太烂了，不好喝。唉，不好喝。”奶奶用微颤的手抓住量筒挖米，一筒、两筒、三筒……我站在一旁，眼睛又湿润了，如今连挖米、淘米这么简单的动作，奶奶都花了将近十分钟。那个干活麻利的她，彻底不见了。

米下锅后，奶奶勾着腰打开橱柜，缓缓蹲下，从柜里慢慢挪出一个用白色麻布盖住的牙盆，又把一旁的擂茶棍拿了出来。奶奶让我坐在小板凳上，把牙盆卡在我的大腿中间，接着往盆里撒入洗净的茶叶、芝麻，让我用擂茶棍研磨。

我看奶奶擂了二十几年的茶，拿着擂茶棍，尽力搜索着脑海中关于擂茶的动作和细节。我顺时针方向旋转着擂茶棍，可不知是怎么回事，茶叶和芝麻也随着擂茶棍旋转，没有破碎，更没有要变成粉末的样子。

“你用力啊，使劲！”奶奶在一旁干着急。

擂茶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按照奶奶的指示操作，情况也没有多大的好转。我终于失去了耐心，把擂茶棍一放，双手捧着牙盆，往奶奶面前递去：“你来吧，我不行。”

照往常，奶奶肯定二话不说，直接接过牙盆就开始擂茶。可这次，她有点生气了，坚持要我自己擂。在她的指导下，我终于把茶叶擂成了粉末。看着奶奶往牙盆里倒入适量的凉白开和花生油，我再次研磨，把它们擂成茶浆。接着，我把电饭锅里的稀饭勺出，放入食盐，再倒入茶浆搅拌，擂茶粥便做好了。

这时候，我的女儿起来了，正扶着桌沿学走路。奶奶从消毒碗柜里拿出一个碗、一根勺子，起初我没在意，直到丈夫推了推我，我才发现奶奶已经盛好了擂茶粥，准备喂我的女儿。

“粥里有盐，有茶叶，孩子不能吃吧。”丈夫暗示我提醒奶奶。此前，我们一直坚持科学养娃，对孩子的饮食很注意。

奶奶向来不是固执的人，我们跟她沟通的事情，如果不是涉及到原则，她都能接受并做出改变。这点，我深信不疑。只是有些事情变是变了，可心也伤了，奶奶为人处世，从来不伤人心，我怎能伤她的心呢？

只见奶奶吃力地把腰弯到和女儿差不多高度，微颤着手，把勺子里的粥递到她嘴边，哄着：“好吃的，吃一点，吃一点。”

“让她喂吧。”我小声说，“为什么要扫了她的兴呢？”

不知丈夫是否明白我的想法，但他没再吭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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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来，我第一次做擂茶粥，丈夫又特地尝试了一次，但依旧不能接受这个味道。

丈夫喜面食，未接触擂茶粥之前，他经常说：“我佩服你们广东人，稀饭里放肉、放鱼片、放皮蛋，还弄得咸糊糊的，这饮食真奇怪。”接触擂茶粥后，他觉着先前的都不叫事，擂茶粥在他看来，简直是饮食界的“奇葩”。光是“擂茶”两个字就能让他迷糊半天，但这不能怪他，因为擂茶粥起初并不是这么叫的。

小时候，奶奶给我讲故事，她说古时候有个将军率军南征，恰遇天气炎热，南方瘴气弥漫，几百个将士染病倒下了。当地一位老妇为感谢将士们经常帮助老百姓，主动献出秘方“三生汤”。

“三生汤”是将生茶叶、生米、生姜等物放在牙盆里，用山苍树把它们擂成糊状，再用沸水冲制成汤。将士们服用后，有病痊愈，无病强身，后来，将军为感谢老妇的救命之恩，根据“三生汤”的主要原料和制作特点，将它改名为“擂茶汤”。

“擂茶汤”经过时间的锤炼，慢慢地演变成为了我们现在的擂茶粥。随着时代向前发展，擂茶粥也在不断推陈出新，比如春夏季节，广东天气湿热，有人会往粥里加一些嫩艾叶、薄荷叶，据说可以祛火、祛湿；秋天天气干燥时，有人会往粥里放金银花、菊花；到了寒冷的冬天，往粥里添加桂皮、桂圆、胡椒等温补佐料，又成了新风尚……

擂茶粥并不起眼，在我们当地，无论贫穷、富贵的人家都能吃上。有时候，我觉得奶奶就像她做的擂茶粥一样，普通、平凡，却又治愈温暖人心。这是乡间朴素的善意，在牙盆和擂茶棍的见证下，一代又一代的流转着。

编辑 | 罗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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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雅

两个孩子的妈妈，

想用文字记录生活点滴美好。

源济

那些有瑕疵的爱，被岁月和腌姜弥合了 | 人间有味

Original 燃霜 人间theLivings  2021-04-09

她是个制作者，食物就是她表达权力的方式，因为那就是她全部值得骄傲和夸耀的东西。好吃，就是做饭的人用心。她的高兴、伤心、后悔、歉意，都藏进了食物里，不愿意说出口。

配图 | golo

人间有味丨连载102

1

六七岁的时候，我并不喜欢吃外婆做的饭菜。

那时我在湘西一个小镇里生活，家里一共有14口人。外婆和外公养育了3个子女，我的妈妈是最小的女儿。因为外公好吃懒做，在家中毫无存在感，外婆承担起了抚养3个子女的责任。她强势而能干，3个子女各自成家后也没有允许他们分家，反而还自己挑头，让一大家子人合力在镇上经营起一家卤味店。卤味店的生意经过几年的经营后稳定下来，外婆便退居后方，管理店铺开支，负责一家人的饭菜。

外婆有许多拿手菜：茄子蒸熟调酱，青椒烧熟撕成条，再加上皮蛋一起用擂钵碾碎，辣糯可口；猪肉绞成碎末，调入蛋液，一起大火快炒，每一口都有带着颗粒感的香酥；被称为“土匪猪肝”的菜肴，则是拿处理干净的猪肝猪肠加五花肉、辣椒爆炒，下重料，用鲜香辛辣调和腥膻；还有加入了血粑的炒鸭，滋味浓郁，汤汁还可用于做米粉的浇头。

饭桌是外婆的王座，她对自己的手艺十分自信，吃饭时家人们只能是王座下的臣民。她做的饭菜，每个人必须要说好吃，说咸了淡了，都会惹来她的不满。而表达好吃的唯一方式，是必须把外婆夹的菜和盛的饭都吃完。

我的两个表哥从不在吃饭上挨揍，外婆看见他们大口吞咽的样子总是满足地笑起来。只有我，大概是因为不喜欢葱姜蒜的味道，吃得慢，饭量小——我的确不是故意的，但在外婆眼中，这是种“不听话”的挑衅。

有一次午饭后需要早一点到学校，我约了一个同学来家里找我。那天外婆做了炒鸭，我吃了一碗面条后，她还要我再吃一碗鸭子汤泡的米饭。我实在吃不下去，拖拖拉拉勉强下咽了几口，手一滑，碗打翻了，外婆当即给了我一耳光：“不识抬举的东西！”

我的手上和衣服上全是汤汁，想哭却憋着不敢掉眼泪。同学也吓呆了，自己偷偷走了，后来再没有找我一起上学。

那时候妈妈几天才能回家一次。外婆打了我之后，等妈妈回来了我向她告状。于是妈妈领着我，给外婆跪下，对她说：“外婆，我知道你打我是为我好。”外婆听到后才满意地笑了起来：“大人挣钱很辛苦，我煮饭也很辛苦，你要听话。”

爸爸那时候回家的时候更少。等他回来了，我把外婆说的那句话学给爸爸听，也把盘旋在我脑海里的迷惑说给爸爸听：“不识抬举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吃不下饭就是不识抬举？是不是我不吃饭，大人们就不用辛苦了？大家都说饭好吃，但我觉得不好吃，我可以不吃吗？”

爸爸没有给我完整的回答，他只说，那句话外婆也是学来的，她都不识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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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虽不习惯吃外婆做的重口味饭菜，但我一直很喜欢外婆做的腌姜。

也是六七岁的时候，不记得为了什么事，一家人要出趟门。2000年前后，小镇还没有出租车，只有一个大巴站。我在大巴车上晕车，苦胆水都吐出来了，睡又睡不着，难受得要命。最后外婆拿了一小块家里的腌姜，撕成小条叫我含在嘴里，我才慢慢止住了眩晕，窝在座位上睡了过去。

自那以后我就很爱吃腌姜。我家的女人们都会做腌姜，妈妈会，两个舅妈也会，但还是外婆做的腌姜最好。

一般是6月底，外婆会买一批瘦长形状的嫩姜，洗干净，放在篾片上，在院子里的太阳下暴晒一天，入夜撒盐，第二天再放出去暴晒一天。随后，外婆把晒好的姜洗干净，逐个放进青花瓷坛子里，再倒入预先调好的汁水——汁水方子是外婆四处偷师综合而成的独家秘技：找一口不过油的锅，先加入热水和冰糖熬稠冷却，再放入酱油、小米椒、蒜末和五钱高度白酒，搅拌均匀。坛盖里面要垫几张粽叶，然后用油皮纸把坛子边缘的缝隙紧紧封好，扎上草绳，放在阴凉处。

我也很喜欢晒姜时的外婆。晒姜的时候，院子里铺着几扇篾片，外婆坐在阴凉处的藤椅上，一边纳着鞋底，一边和走过来的邻居、亲友拉家常。我写完了作业，蹲到她的身边，用树枝拨拉被姜汁吸引过来的蚂蚁。她高声笑着，和人得意洋洋地聊天，聊着她的手艺、她的家人，并由衷地觉得骄傲。我专心致志地玩，并不说话，我们各不干涉。

过两个星期，要打开坛子看看，如有白色的泡沫浮起来，就是“起白”了，得重新撇了白沫儿，放到更阴凉的地方去。到了年底，外婆再打开盖子，把浸透了酱汁、重新膨胀的姜夹出来，撕成小条，用来待客，没有客人说不好吃。

整个小学，因为外婆家教严格的名声，没有小朋友愿意和我一起结伴上下学，我只能和小表哥阿乔一起混着。阿乔是小舅的独生子，小舅和小舅妈也都在卤味店帮忙，白天根本抽不开身。阿乔欺负我，但也带我玩儿；他害我挨过打，但也和我一起被打过。外婆说我们两人是：“苍蝇离不开臭虫。”

阿乔和我都爱吃腌姜，但外婆怕姜吃多了伤胃，是不许我们在年节之外吃的。小学六年级的那个暑假，天气格外热，有坛腌姜起白了，外婆撇了白沫儿以后，把瓷坛存进了地下室。这下我和阿乔每日出尽百宝，轮番去地下室偷腌姜吃。常常是他在地下室口望风，我掀开瓷坛缝儿把手伸进去抓姜出来，一人一块，连抓过姜的手指头都吮得干干净净。几个月后，外婆和妈妈把瓷坛拿出来一看，里面一块腌姜都没了！

我和阿乔不肯承认，相互推卸责任，都期望对方被打一顿。外婆居然也没有打我们，和妈妈笑说：“算了，新年大吉，不打人罢。”

小时候过年真快乐，过年是种特权。

2

2006年，家里发生了许多事。

大表哥，也就是我大舅的儿子，在这一年终于进了镇里的事业单位，成了“吃公家饭”的人。紧接着他结了婚，表嫂是外婆选定的人。大表哥曾带着他的前女友上门，外婆把他前女友买的果篮直接从二楼扔了出去，放话说：“你只要敢带别人来，我就和你断绝关系！”我很可惜那些看上去还不错的水果。

大表哥的婚礼很热闹，外婆坐在最前桌，开席前对着客人发言：“家里这些人的婚姻大事，都要我做主！都要听我的！我选的人是绝对没有错的！”

她的权威原来不止在饭桌上。

我只顾着吃待客的腌姜。臭虫阿乔偷偷凑到我的耳边：“你看，外婆也太霸道了。嘿嘿，还好我出去了，看谁管得了我。”——这一年，他已经被外婆花钱送去省城一所学校读高中，而我尝试通过长郡中学的招考，没有成功，只留在了镇里最好的中学。

说是镇里最好的中学，升学率却并不高。从那一年开始，我反复在做同一个梦。梦里面我用各种方式逃开小镇，但最后梦的结局都是不了了之。于是现实中的我，开始很努力地读书，只为不像大表哥一样被外婆做主。

此后3年间，外婆的期待都逐渐落空了。大表哥婚后并不幸福，惹出许多是非来；阿乔转学退学了好几次，最后还是回了镇高中和我一起念高三。曾有亲戚开玩笑般地说：“你们家里赌宝，有两个已经算（完）了。还留着这个小的，总要扳个本（方言：回本）嘛。”

我开始在饭桌上得到最好的待遇，外婆总把菜里最好的部分夹给我，嘴里说着：“家里谁最有出息我就给谁吃。”阿乔很不服气，背地里偷偷和他妈妈说：“她成绩不也就那样，最多考个二本。我读不成书了去市里当了老板，还比她有钱呢。”

但美味的食物并不能解决我对自己成绩下降的恐慌。临近高考的二模考试，我考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低分，低到班主任甚至不敢把分数告诉我。那几天我不和人说话，心里想着：算了，就这样吧。跑什么呢，城市就是个幻觉而已。

二模前后，走读的学生也在学校吃饭了。外婆派舅妈给我送饭来，里面居然有几片腌姜。可能是腌姜太辣了，我一边吃一边哭起来，流着眼泪吃着饭。晚自习回家后，外婆叫我去房间，和我说：“妹妹（方言：对小女孩的爱称），我知道你是最好强的。”

外婆说我这一点像极了她，她说她年轻的时候很穷，丈夫又蠢又懒。有一次她怀的孩子掉了，自己一个人懵懵懂懂走到家里，家里什么吃的也没有，只剩墙角一个平时做腌菜的坛子。她打开坛子，里面只有一坛腌姜水了。她抱着坛子喝了半坛子酸水，躺回床板上，心想就这么死了算了。晚上，是隔壁邻居发现她不对劲，带着她找赤脚医生去开了药。

后来外婆撑了下去，做了很多工，想办法养大了3个孩子。57岁的时候，她挑头开了家里的卤味店，盘活了一家人。她再也没回去那个屋子，觉得伤心。

她说：“妹妹，你不要哭。人就是这样的，先苦后甜。”

当时我并没有完全听进去外婆的故事，但我还是从她的话语里得到了一些鼓舞。2010年，我居然擦着分数线，进了一所排名很后的“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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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确是个幻觉。在我终于从小镇逃开之后，我也并没有如同我想象的那样成为一个精致的城市女孩儿，能体面地行走在城市的水泥森林中。

我在一个太阳特别大、白天甚至都不敢出门的城市念完了我的大学。刚进大一军训时，我乖乖剪短了头发，像是刚从乡下来的野丫头。而同宿舍精致的小姐妹们都想尽办法保住了自己的一头长发。她们鼓励我减肥，教我化妆，带我去体验人生第一次唱K，第一次进影院，第一次玩桌游，以及分享我的第一次恋爱。

当我寒假回到小镇，外婆看着我化过妆的脸非常生气：“妖里妖气的，像什么样子！”她勒令我在家中不许再化妆，也必须要吃饭，更要像高中一样在学校认真读书。我尝试着少吃点饭菜，但外婆的脾气还是像从前那么大，“啪”地一声把筷子拍到桌上。

每年假期结束后，我都会迫不及待地回学校，带一些食物分给朋友们。其他美味都被瓜分一空，只有腌姜没有人吃得惯。她们说：“口味太重了，受不了。”于是每次只有我自己品尝腌姜。我学着小姐妹变了很多，甚至包括吃口味趋同的食物，只有对腌姜的喜爱没有变化。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直到毕业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人和人之间真的是不一样的。当我四处碰壁，每个月只能用300块钱来安排伙食的时候，我的朋友们要么在读研，要么拿到了我心仪已久的offer，要么回了省城舒舒服服地准备做全职太太。我们唯一相同的部分，可能只是在同一个学校待了4年。

毕业以后我一直在省城待着，独自做饭，独自生活，远离了小镇的一切。我在一家电视节目制作公司实习，昼夜颠倒，经常加班到凌晨四五点，薪水又很低。在我住的附近有个菜市场，晚上8点以后可以买到几乎不要钱的豆腐和白菜。我经常买一堆，然后做一大碗酸辣白菜汤，冷却后分成小份放在冰箱里，能吃好几天，既省钱又省时间。

事非经过不知难。做饭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理所当然的事。生活的间隙里，我突然能理解外婆曾经的一些举动。她为大家煮了那么多年饭，其实是很麻烦的吧？每个人的承认，对她来说也许都是坚持下去的动力之一。我吃了她做的饭，就要承受她施加的吃饭氛围；我不想吃她做的饭，就要自己承担做饭的成本。

然而，当时20多岁的我，还没有完全承担的能力。我像一只刚出洞穴的小兽，对世界的兴奋嚎叫被不知何处而来的罡风扇回了喉咙；却又僵持着，不肯折返到温暖但黑暗的原地。

那时我家的状况也不算好，阿乔在外游荡了几年后并没当成老板，我毕业那年，他也结婚了，回到自家的卤味店工作。他做事懒散，免不了和原本就在卤味店工作的大表嫂起了龃龉。外婆和妈妈经常打电话给我，在电话里不停抱怨家中的状况，对我的工作也很不满意，一再坚持要我辞掉工作回家。

她们不理解我工作的内容，觉得“疯疯癫癫不知道在干什么”，又不稳定。有时候我压力很大，不想听她们再说下去，却又不敢挂电话，只是在心里想，我才不要回去。

3

2015年底，我生了一场大病，花光了所有的钱，包括开口偷偷问妈妈要的钱，最后不得不回到小镇去休养。一家人盘算了半天，和我说要么接手家里的店，要么就去考公务员。我试图挣扎，向一些朋友们推销自己的文案，也尝试了运营淘宝店推介家里的特色菜品。挣扎的效果都不太好，经常和妈妈发生口角。有一天当我问朋友们讨回一笔文案的尾款后，妈妈问我：“你觉不觉得你自己像个叫花子？”

我不觉得，但我知道——我知道回到家以后空气里都充满了什么，我知道镇子里的人们都会说什么，我知道每当我不得不走在半个小时就可以走完的主干道上，遇到的熟人们发出的问候意味着什么。

我熟悉她们嘴角笑容里含有的每一丝讥笑、轻蔑以及对自身现状的安慰。很多年，小镇里只有成王败寇两条路，一条是留在镇里的，被称为“没出息”；一条是离开镇子的，被称为“有出息”。被称为没出息的人会在一些时刻盼望着有出息的人能回来，好证明自己的安稳是对的。

让我意外的是，问完我这句话的妈妈，被外婆批评了。外婆和妈妈说：“你不要这样说妹妹。妹妹有一天写的文章一定可以全国扬名。”她不知道我究竟在写什么，她不识字。大概所有的写作形式对她来说都叫做写文章。然后她和我说：“妹妹，你读了这么多年书，我是不忿气（意为不甘心），我怕别个说，读了这么多书，还不是回来开馆子。还是考一下公务员吧。最好是考在家里，和你大表哥一样，家里天天给你煮饭吃。”

外婆不知道，她说的这句话，重新又唤回了我童年时代的阴影。施加阴影的她浑然不觉，因为这原本就是她表达和控制的唯一方式，已经无从改变。外婆永远也理解不了，年幼的我怀着多么畏惧和讨好的心态对待每一顿晚饭。谁可以在桌上吃鸡腿，谁只能在小板凳上吃鸡屁股；谁必须要吃多少青菜，谁的饭盛少了必须添加。在一个家里，如果连食物都是一种权力分配的方式，那要从什么地方去找到温馨和爱？这是我从小在脑海里盘旋的疑惑。

她不忿气，我也同样不甘心。我开始理解她，但我还是不愿意回到曾经的日子里。因为我一旦回到她的权威领域，她不可改变，我反抗不了。

我最终沉默地开始报考，在大半年里连续报考了9次不同的岗位，其中离家最近的一个岗位笔试我故意没带身份证，在考场外晃悠了一个上午。

2016年，第十次考试我终于“上岸”了。我考上了沿海一个三线城市的公务员。外婆在我接到政审通知的那一天，特地拉着我在整个镇子里转了一圈，和遇到的每一个熟人大声地介绍我的职业。再也没有人会在我特地绕路避开后，还骑着车边追赶边大声地问我究竟在哪里工作，人们都暂时得到了一个偃旗息鼓的答案。

在几个月的漫长等待后，在人们又开始窃窃议论我为什么还不动身、是不是身份有问题时，我开始收拾行装。外婆像往常一样塞给我各种食物，最上层有一罐子用塑料瓶扣好的腌姜。从前出远门念大学时，我没有流一滴眼泪，而这次的离开我却不能遏止地哭了。外婆背对着我挥了挥手没有回头，说：“快点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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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后，我有两年是没什么假期的。但只要有假期，我就会回家看外婆。她的身体开始不太好了，曾经在深夜里拍着床和我说：“妹妹，就怕我闭眼的时候，你不在我闷前（方言：身边的意思）哩。”

我爬起来给她倒水喝，安慰她说：“不会的，不要想着死的事呀外婆。”可是到底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或者是心里已经知道答案了。

她还是很关心我吃饭的事，尽管她已经不再能进厨房操持了。她总是来回地叮嘱：“妹妹，你多吃点东西，外面的东西都有毒，家里的最干净。”

我休假结束回去的时候，她总是自言自语地安慰自己：“不要紧，妹妹是去奔前程呢！”

其实我觉得自己没什么前程可言。外面的东西虽然没有毒，但我很累，为了能逐步站稳脚跟，常常忙得忘记吃东西。每当我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外婆在我高三时给我讲过的那个故事又会悄悄在我心里闪现，我又能咬牙撑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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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外婆的病又重了，脾气也更坏了。妈妈几乎是整日地待在她身边，但她嫌妈妈给她捶腿的时候看手机，嫌妈妈出去办事太慢，她恨不得时时刻刻把妈妈绑在身边，或者至少有个人在身边，好让自己能稍微舒服一点，她的坏脾气并不利于她二次脑梗的病情。

我回家的日子里，为了减轻妈妈的负担，经常代替她陪伴在外婆的身边。外婆翻来覆去对着我讲了许多话，好像要把这一辈子的话都讲完。

她说了在她年轻时代的一个恋人：“我是讲名誉，早知道我就和他走了，是我不舍得丢下几个小孩。现在那个人不晓得去哪里了。”

她还说：“妹妹，我这辈子吃了好多的亏，最吃亏的就是没有文化。你有文化，你要好生过日子，你要比外婆过得好。”

最后又说：“妹妹，人生就是做了场梦一样。梦要醒了，我要走了。”

实际上，我们这个住在一起维持了十几年的大家庭，的确也已经在分崩离析的边缘。2010年，舅舅就过世了，大表哥也患了病。童年和我一起偷姜吃的阿乔，也早已经在市里维生；三家人相互计较，算小账，攒私房，吵架；少了外婆的弹压，妈妈独木难支，也没有精力管理家庭。

在时间面前，威权瓦解如冰雪消融，年轻时代外婆至高无上的掌控仿佛一种幻觉，只有曾经真挚存在过的爱，像冰雪下的初芽般露出来了。

我给外婆梳她的白头发，抱着她去医院。我给她讲那些在记忆的缝隙里漏出来的事。那些事当时对我来说充满了恐惧，直到我长大以后，才惊觉那些事情都还有后续：小的时候学校组织看电影时每个小孩子都去买零食，外婆不给我零花钱，但用废报纸卷成一个卷筒，在里面放满了葡萄干，我举着葡萄干，穿过了整个小镇橙黄的太阳光；三年级我写了一篇微小说被阿乔告了黑状，外婆嫌我说了不吉利的话把我狠狠打了一顿，但到了晚上，她做了个鸡汤，把鸡腿夹给了我；还有一次，我因为上课不敢举手请假拉了裤子，外婆又打了我一顿，但她洗干净了我的衣裤以后，叫我拿个板凳坐在门口，给我剥了一大把桂圆干让我吃。

在我从未经历过的那些岁月里，外婆成为了我不能改变的模样；她爱我的方式藏在那么多粗暴、控制和琐屑之下，并不温馨，也不符合我的想象。但那终究是爱。她是个制作者，食物就是她表达权力的方式，因为那就是她全部值得骄傲和夸耀的东西。好吃，就是做饭的人用心。她的高兴、伤心、后悔、歉意，都藏进了食物里，不愿意说出口。

而在漫长的时间里，我终究也长成了独自的、感受得到爱意的个体。

4

2020年5月，外婆走了。

外婆过世5个月后，家里人又再一次相聚起来。在分家时的龃龉已经冲淡了，大家终究是可以坐在饭桌上，好好地吃一顿饭。爸爸、妈妈和大舅妈通力合作，饭菜的味道没有那么完美，但每一个人都能吃上自己喜欢的饭菜。小侄女和小侄子大大方方地从腌姜坛子里拿姜吃。腌姜是妈妈做的，没有起白，但味道也的确不如挑剔的外婆做得精细。可是两个小家伙和曾经的我与阿乔一样，吃得很开心。

在饭桌上，大家开口谈论起外婆。外婆做的好吃的饭菜，外婆脾气火爆时脱口而出的脏话，外婆盘算过、叮嘱过的一切。而她曾对每一个人有过的伤害，不再有人提起了。不是人没了之后才想起她的好；而是人没了之后，只能想她的好。因为那些不好的记忆，从今往后也只能算了。

我在饭桌上适量地搭配了些食物，10年来，我减肥都没有成功，这次是最接近的一次了。10年后的我，总归要和10年前的我不一样。

是的，我得和从前不一样。随着外婆的离开，她的束缚和庇佑，她的温暖和阴影都一起离开了。这代表从此以后，在人生每一个需要抉择的时候，外婆已经不再是我做决定的阻碍；在人生每一个需要硬扛过去的时候，她也不再是我怯懦的理由。我再也不能为自己的哭泣辩白说那是她的错，也再不能后悔做出某种选择时控诉说那和她有关。

因为她已经不在了。

我想建构的那个家，吃饭可以满含快乐，得到关爱不必充满愧疚，接受馈赠无需随时提醒自己要偿还。这就是我曾想象和从今以后试图搭建的一切。

就像我们的小镇，那些冒出滚滚浓烟的工厂已经全部荒废了；那些曾在大院里生活的人们已经迁居了；那些田地长出了杂草，黄狗老了趴在屋前，烟囱里再也没有飘出来炊烟。曾经闪闪发亮的那些记忆变得黯然起来，但与此同时，河流重新变得清澈起来，小镇被民国风的霓虹灯装点起来，新的旅游商业街修葺一新。很少有年轻人会像我一样只有一种办法逃离，更多的年轻人穿着汉服，开着直播，在小镇的春日里，充满希望地笑着、走着。

在家那天，我又梦到了外婆了。我咳嗽着，外婆问我：“妹妹，你好点了吗？”我记着她病了，问她：“外婆，你好点了吗？”她微笑着没有回答，而我已经醒了过来，天已经亮了。

我的先生现在开始自己学着做腌姜。他的做法和外婆更不一样。他买来嫩姜，洗干净之后，直接放进塑料的罐子里，加酱油、水、盐、剁辣椒、糖，然后把罐子密封好放进冰箱，需要时拿出来下饭。曾经，他在我家的时候，用辣椒、蒜片、姜片混合在一起碾成糊糊用来下饭，被外婆讥笑为“乡下人的吃法”，并赌气了好几天不给他做饭吃。我尝了一口他做的腌姜，的确也不符合自己的口味。

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冰箱够大，容得下两份腌姜。

编辑 | 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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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 霜

我来人间一趟，要看看太阳，

尝尝冰雪，在书写和记录之间，

完成与自己的和解。

源济

祖宗笔记里的菜谱，藏着几世的因果 | 人间有味

Original 亢龙 人间theLivings  2021-05-21

味道，是打开家族史最好的索引，是小叩柴扉，也是开启家门的万能钥匙。

配图 | golo

人间有味丨连载

“背书包，上学堂，

学堂有个老和尚，

老师讲学他敲鼓，

老师罚站他发糖，

老师吃素他吃肉，

老师上课他发饷，

咦咦个当，学堂有个老和尚。”

我读过的玉佛寺小学、白象寺中学、戴寺第三中学，并没有见到过敲木鱼的吃肉和尚，实际上，连普通吃素和尚也没有得见。也许，年长一辈的爹妈在这些寺庙读书的时候见识过吧，不然这首儿歌也不会流传数代人，以至于潜移默化里，我总是将寺庙、和尚、美食混为一谈。

到了90年代，我参加了山城棒棒军“司令”兼诗人刘晓萧的作品讨论会，会务安排在重庆罗汉寺。

那里的全鸡、全鱼、烧白、肘子等仿样齐全的素宴，又加深了我心底里精致美食与寺庙的关联。

1

2018年初冬，民间文艺家协会领办了编撰全市佛寺文化专集的任务，我主动承接了3所寺庙的采写。

其中一所名为“半边精舍”的寺庙在民间声名远播，但它不是领证的公开佛教场所，也没有管理者的相关资料可查。既是寺庙规制，又名“精舍”，我心生好奇。去网上查，发现说法也纷纭，我大致理解为：这半边精舍可能是古时某大户人家供奉并主持的寺庙。

它藏身于沱江支流石灰溪和大青山交错的一条山谷里，更详细的位置就不知了。用手机搜索，导航定位在石灰溪附近的宁溪镇，我和协会副会长古诗人计划先去镇子里，再寻找可以指路的向导。

冬月中旬，我们驱车沿着305省道，顺着沱江旁的一路林荫，往宁溪镇赶去。当天正逢镇上赶集，集市以路为市，摊位、行人、车辆混杂一处，拥堵不堪。我们在一公里多的路面上走走停停，竟然花了半小时，我正烦躁时，偶然瞥见集市桥头有所大院子，里面院坝宽阔，就想把车子开进去暂停。

到了院门口，两只杂色柴狗吠叫着迎上来，绕着车身嗅。我不敢开车门，这时一位穿蓝布围腰的大哥擦着脏手走过来，喝住柴狗，招呼道：“兄弟下来吧，狗儿不咬人的！”

我家也养狗奉猫，因此信任大哥，开门下去向大哥敬了一支烟。两只狗儿杵着我的裤子嗅，并无妄动。即便如此，古诗人仍旧缩在车上反复询问“狗儿咬不咬人”，得到数次承诺后，还是不敢下来。

闲聊中，大哥得知我在找半边精舍，笑着说：“你找对人了。”

他解开羽绒服的衣兜扣子，掏出手机拨号：“萧总吗，在半边寺没有啊？这里有几个市里来的朋友找你——啊，你在市里呀？他们找你啥事？他们说他们是写文章的，说要了解半边寺的历史。哦，恰（吃）了少午饭就回来呀？好啊。”大哥电话未挂，偏头对我讲：“萧总说吃了午饭才回来，叫我好生招待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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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姓邵，是石灰溪的粉条制作匠人和畜禽养殖大户，因为生产的农产品质量好、规模大，十多年前就成了萧总餐饮公司的原料供应商。

他告诉我，半边精舍最早叫“半边寺”，原是萧家祖产，土改时被分给了老佃农。到了萧总这一代，他开办餐饮公司兴旺发达了，才将祖产赎回，对其进行了翻修重建，还把名字改回晚清书法家包弼臣给起的“半边精舍”。

简单介绍完，邵大哥便招呼妻子停下手里的活路预备午饭，他忙着去竹林里捉土鸡。我阻拦了一下，可邵大哥已经捉住一只，执意要杀，我再不好客气，也挽起了袖子。我一手捉鸡翅膀、一手捏鸡脚，大哥快刀往鸡脖子上一划，咕噜噜的鸡血滴入盐水碗里。接着，开水烫鸡褪毛、谷草火烧火燎，不出十分钟，一只裸鸡入了厨房。

我和邵大哥坐在高大的条粉晾架下，摘着蒜苗黄叶，喝着老鹰茶聊天。古诗人一直坐在半掩的车门内，和车窗下的两只柴狗嘀嘀咕咕。后来，他们似乎签订了“和平协议”，古诗人才小心翼翼地探出身子，等他脚一落地，两只柴狗就被古诗人近两米的身高自带的气势吓出了院子。

饭桌上，那只土公鸡做成了“一鸡三吃”：凉拌麻辣鸡、小炒鸡血杂、粉条炖鸡。石灰溪的红苕粉条果然名不虚传，我开车不敢饮酒，可着肚子吃了两碗粉条炖鸡。嫩滑的粉条，完全吸入了土鸡的甘香，不用过多咀嚼。土公鸡吸收到了田园的芬芳，与其肉身一道，风光无限，洞穿味蕾，抵达肠胃深处。

古诗人和邵大哥就着一盆麻辣鸡，喝下了两瓶“牟三爷”高度酒。这酒是镇子上的牟家烧酒坊烤制的，店主遵照未曾蒙面的萧总吩咐，在午饭前送达。

直到吃完饭，邵大哥也没有提供更多有关半边精舍的信息。

2

饭后，我们在晾架下喝茶，等待萧总。在漫长的等待中，我和古诗人尝试着帮邵大哥两口子挂晒条粉，结果挂断了两架条粉，湿漉漉的条粉如蚯蚓般爬满水泥地，沾上了泥尘。当时我就想到自己曾经吃过的硌嘴粉条，一定是如我们这般笨拙的人搞出来的劣货。

帮了倒忙，我和古诗人十分尴尬，悻悻地溜出了院子。两只柴狗也跟了出来，一起在镇子上溜达。小镇的主街是公路，公路两旁是市面，高高低低的自建砖瓦房参差不齐，外墙红白蓝绿，各色杂芜。行至桥头岔路口，一段石板老街延向江边，我们踩着青石板路，转向江边去。

我正专注于两只柴狗一路与街沿的狗们互相打招呼的有趣情形，走在前面的古诗人在一拐角处出了“撞车”事故——与两个抬鱼的渔夫撞在了一起。

前头的渔夫撞在古诗人厚实的胸口上，倒是无碍，竹杠杵上了古诗人的胸腹。古诗人大概被撞岔了气，蹲在石板上，脸色痛苦。后尾的渔夫是个瘦子，被“急刹车”惯倒在地。我上前时，他正翻身坐起，伸手摸了一下后脑壳，手掌上立刻洇上了猩红的血迹。

看着他们人仰马翻，鱼也跌落在地，我有些不厚道地笑了起来。围观的人群探视双方，了解到他们的身体没什么大碍，劝解时也是谈笑风生。有街坊大爷就近回家拿了碘酒，直接倒在手掌里，一把抹到瘦子头上，瘦子的后脑便濡成一片，多余的碘酒顺着毛发滴滴答答地往下滴。

既然无性命之忧，大家就不再关注跌破了头的瘦子，而开始探讨两个渔夫抬的那条巨大无比的鲶鱼。

这鲶鱼大得出奇，许多人一生难见一次。它横亘在地上，身躯漫过了三块青石板，约有五尺长，几处鱼鳍摩擦出“呜呀呜呀”的声音。因为接了地气，大鲶鱼恢复了活力，大嘴叼着穿鳃而过的塑料绳，像一个纤夫似的，在石板上砥砺而行。趁大家不注意，它已经走出了大半块青石板，濡湿的水迹便是证据。

众人见状议论纷纷，有人为这鲶鱼是否上了一百斤打赌，有人为鱼肚里有多少油脂争论，有人估算鱼的年岁，还有人辩论鱼的公母……

跌破了头的瘦子是个精明人，他看出我和古诗人是外地人，便突然站立起身，把血手摊在我们面前：“你看我的头破了洞，进城卖鱼肯定不得行了……”他唠叨许久，结论是：这条大鲶鱼只有卖给古诗人了，“买下了这条鱼，医药费我也不找你负责了。”

围观的人有的说“好”，有的说“两不相亏”，还有的说“公平合理”。古诗人抚摸着自己被撞的腹部，无奈地望向我。我内心接受了瘦子的提议，但仍说：“这么大的鱼，谁家吃得下呢？我们又不是开餐馆的。”

瘦子早就帮我们想好了，说可以拿回家分给亲戚、朋友、邻居，“一家一称（一称指10斤），十几家人就分完了”。

古诗人又望向我，见我还不吱声，就小心翼翼地问瘦子：“那，多少钱一斤呢？”

瘦子血红的巴掌散成五指，古诗人大惊：“50？”

旁人一起笑了起来，手里还拿着碘酒瓶的大爷说：“5元钱一斤，这是石灰溪鲶鱼的市价。”

------

我们领着渔夫，抬着鱼，朝邵大哥家走去。一群大人小孩，一街的土狗跟在后面，浩浩荡荡。

大家热热闹闹地进了邵大哥家的院子，上磅过秤，98斤旺一点，我向瘦子支付了500元钱，他们高兴地走了。我和古诗人对对眼，心里松了口气——这事要是发生在城里，怕是千把块钱的汤药费也解不了事，这条大鲶鱼是我们赚的了。

饕餮之贪，在我看见大鲶鱼的第一眼就已经萌生。此时我心里兴奋异常，讨来中午杀鸡的那把大菜刀准备动手。邵大哥也来帮忙，他搬来一座切猪草的大木墩，古诗人用一条长毛巾提溜着大鲶鱼的头，滑溜的鱼头晃荡于木墩之上，鲶鱼稍一挣扎，又滑落到了地上。

我衣兜里的手机颤抖起来，我放下刀，发现是萧总打来的。他说自己马上到，又喊大鲶鱼不忙杀，他要把鱼弄到半边精舍去祭祀。

挂了电话，我有些失望地放下刀，还看了邵大哥一眼。萧总这么快就知道了消息，邵大哥一定是那个“告密者”。

3

去半边精舍的路是狭窄的深山村道，道旁有许多山茶树、松树。它们斜在道路当空，荫郁蔽日，萧总的越野车一会儿在我眼前，一会儿又消失在山塆里。

大鲶鱼我买，萧总用来祭祀，半边精舍、寺庙纠结于一体……一系列的疑问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先前，我与萧总都是靠电话联系，互相都没有见着真人，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好在进山的路只有一条，紧赶慢赶半小时，我和古诗人终于撵着萧总的车影子上了半山洼。山里的黄昏阴沉如黎明，驶过一片残枝败叶的藕塘，尾随前车从青砖院墙的侧门进入，这大概就是半边精舍的后院了。

前车停下后，驾驶室钻出一个高粱秆似的瘦子，指挥院子里的人将大鲶鱼卸下放入鱼池。灯光下，鱼池里数十只杂鱼被入水的鲶鱼吓得四处逃散。我看见鲶鱼的鳃渗出殷红的血迹，担心地问：“这鱼能活不？”

萧总哈哈一笑：“这鬼东西干地上放两天，都鲜活得很呢！”

我和古诗人先后和萧总握手，手部接触时，我心里“咯噔”了一下，这只手好冰冷、好骨感。抬头望着萧总，他眼睛里透露着慈悲的光，感觉是一个温暖的人。

之后，我开始仔细打量建筑物：整体是三进四合院的设计，前院是老半边寺恢复后的古建筑，堂里奉观音；中院是新建的家庙，供萧氏上祖牌位；后院为俗世居所，面积是前两院的总和，约有六七百平方米。

据了解，萧总的餐饮公司多年前就上了规模，不需要他亲自打理。他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半边精舍，或修身，或接待游方和尚、居士朋友。逢年过节，徒子徒孙赶来相见，又是一派热闹。

萧总可能误会了“文人”的胃口，晚宴的酒依然是“牟三爷”，可菜品却十分寡淡：一钵麻婆豆腐，一盘素炒松蘑，一盘碳烤松露，一碟油酥花生，一碟烟熏猪排骨，外加一盆红苕尖叶子汤。

客居的居士当中也有两位好酒，便和萧总一起轮番和我们推杯换盏。古诗人有了中午的酒底子，很快酣醉，后来我也饮得半醉，被引到客房睡下。屋外松涛阵阵，屋内空气清新，一宿无梦。

次日醒来，红日映窗，我洗漱好打开门，见古诗人和萧总已经在鱼池旁的亭子间饮茶，互相招呼一声就过去了。过鱼池时，见水底上那只大鲶鱼一动不动，我刚想问“死了没有”，立刻觉得自己幼稚，闭了嘴。

进亭子坐定，喝一口萧总递过来的茶水，那老鹰茶的厚实味道盈满口鼻，团一下舌头慢慢咽下，吐纳一口气，不禁赞一声“好茶”。萧总又续半杯，我再饮一嘴，心里道：同是老鹰茶，与邵大哥的就不一样，原来老鹰茶也有雅俗之分啊。

接着，我们从老鹰茶切开话匣子，说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话题。比如，这与大青山交会的石灰溪，乃县域偏远之地，从古至今，红苕粉条、高粱土酒、老鹰茶就是主要物产。民清时期，乡里人依靠这几样土特产与自流井的盐商交易商贸，还成就了乡志上几个有名的坤良绅士。

“像你们萧氏萧永昇，就是以高粱土酒起家，举一人之力，重建富顺文庙以致英名传世啊。”我说。

萧总望天一揖道：“提到鼻祖萧永昇，称‘一代乡贤’着实无愧。他一生崇文弘善，县志早有定论，你们此行如写半边精舍，要挖的史实重点，可不在鼻祖萧永昇，得是太祖萧镛呀。”

萧总说话能够直入正题，我暗自高兴，鼓励他继续讲下去。他说，这里被民间称呼为“半边寺”，源于张献忠剿四川时烧剩的半间庙。而半边寺改名为“半边精舍”，又与他的太祖萧镛在石灰溪斩杀李蓝起义军七千余人有关。

我对本地的乡土文化还是比较熟悉的，插嘴道：“你这‘七千余人’之说是相当准确的。宋育仁修的《富顺县志》和胡汉生著的《李蓝起义史稿》相互应证了山脚下这条石灰溪在1862年的农历4月17日，战死、淹死的起义军多达七千余人。”

萧总说，他讲的数据是从祖传的记录里得来的。古诗人闻言脸色发青，疑神疑鬼地左右张望，萧总见状又转换话题：“你们是不是真想要这条鲶鱼？如果真想带回家，等一下我用它祭祀完包装好给你们。如果不想要，我下面的餐馆倒是可以消化。”

我与古诗人对望一眼，顺水推舟，答应把鱼给萧总。萧总也没有客气，他看了看腕表，说要带我们瞻望一下半边精舍，之后又吩咐院子里的徒弟，叫他们捞鱼待祭。

4

我们跟着萧总从小门进入了中院的家庙。

中院面积不过两百多平方米，庙堂和院坝各占一成。庙门外的石阶下二三米处，立一长石槽。进庙堂，迎面正墙倚一红木神龛，龛台上金字塔般陈列着萧氏一脉的宗祖牌位。花岗石的地面上放着十余个蒲团，同我们一起饮过酒的两位居士此时正跪在蒲团上垂眉诵经，我们进去时也没有抬一眼。

退出庙堂，见大鲶鱼正被抬到石槽上。先前看见院子里这座石槽，我还莫名其妙，这一刻立马醒悟——它是萧氏家庙专门用来杀鱼的祭台。

萧总又带我们进入前院，寺庙设正庙和左右两排厢房，院子里有两棵老桩腊梅，四棵百年紫荆，此时皆枝秃叶残。萧总上前一步打开沉重的山门，山门外是一坡慈竹。夹在慈竹林里的上百级青石阶，一梯梯通往山脚的石灰溪码头。

我站出山门，回头观望重檐下的题匾，上刻阴文颜字“半边精舍”，木纹本底，靛蓝填字。萧总在一旁介绍说，这字是号称“字妖”的大书法家包弼臣所书。

回入庙堂，庙堂靠墙伫立三座观世音像。圆光观世音居中，白衣观世音居左，鱼篮观世音居右。观世音的三十三种妙像我是知道的，可鱼篮观世音的雕像在我进过的寺庙里还是第一次得见。萧总解释说，这尊鱼篮观世音像是他的高祖萧镛依照母亲周氏的容貌雕刻的。

“鱼篮观世音的原生故事，与远祖周氏有共通之处。其他两尊真身，是2000年去缅甸请回的。”说完，他又看表，“祭祀时间差不多，你们随意，我要去主祭。”

我们哪里会放过这奇特的祭祀场面，脚跟脚去。萧总回过头问：“你们真要看？”

我笑着说如果无妨，我们就看看，毕竟还是平生第一次见杀鱼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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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鲶鱼已经被绳索固定在石槽里了，颈部处架了一柄铡刀。

萧总换上徒弟递来的中式藏青半褂，去家庙神龛前敬一炷香，三磕九拜，口里念念叨叨一阵，出来又在石槽前对着大鲶鱼祭拜一番。接着，他站起来，试了试铡刀柄，随即跳起一跃，双手下压，只听大鲶鱼“吱吱”挣扎几声，身首分离。不一会儿，长石槽里洇满了半指厚的淤血。

大家围在祭台前，隔死鱼很近，院外的竹林沙沙作响，一阵风刮进来，鼻腔里立时灌进一道极强的血腥味，让人心慌发呕。我连忙点起一支烟吞云吐雾，萧总见状笑笑。我知道他的意思，不免尴尬地回笑。

萧总三下五除二将大鲶鱼剥皮、剖腹、分段。剥下的鱼皮，一个徒弟拿走用稻草填充好，倒挂在檐角下的风口处。鱼囊像一只蹩脚的风筝，只动不飞。另一个徒弟负责清洗，将干净的鱼段用塑料袋封好，放入冰柜急冻保鲜。

石槽上留下的一溜鲶鱼的肚肠脏器，足有二三十斤，我和古诗人在一旁讨论这鱼肠鱼肚怎么爆炒才好吃，萧总听见了，头也不回地说：“这鱼皮一公分多厚，鱼龄定有上百年，这种鱼龄的内脏是不能吃的，怕有毒。”

他说着话，手里却没有停歇，把鱼肚鱼肠剖开来，在乌黑的血水里仔细翻寻着什么。“找到了！”萧总声音凝滞，又带一声叹息。我抬眼一看，他血乎乎的手里摊着一只黑乎乎的圆圈。

“竟然找到了！竟然找到了！”萧总连声呼喊，院子里的人纷纷过来围观，都莫名其妙。

萧总攥着圆圈去水阀下反复清洗，又让徒弟盛来消毒液侵泡，再盛了半碗酒精，用猪鬃刷子不断洗刷，圆圈的本像终于露出来，原来是一只碧玉环。

这只碧玉环内径一厘米左右，带宽五六毫米，带面布满细錾点，一些錾点有血沁。观其形式，应是一只玉顶针。不知徒弟啥时候递上了一块红绸子，萧总擎着红绸包裹的玉顶针满脸是泪：“从1867年周氏去世算起，我的天啊，151年，我竟然遇到了远祖的遗物，找到了祸害远祖的鱼怪！”

5

碧玉顶针，原来就是半边精舍的“前世今生”。

史料记载，1862年石灰溪一战，李蓝起义军受到致命打击。李永和鼻子受重伤，其庶母、妻子、儿子以及帅主温如玉等重要将领皆战死。清政府论功行赏，萧镛由团练荣升知县衔，是年8月28日，又逢萧镛的爷爷萧永升百岁大寿，萧家举族欢庆，和平吉祥的氛围暂时掩盖了石灰溪上流动的恐怖血色。

我们坐在后院饮茶时，萧总给我们展示了上过桐油的《平斋堂启微录》（萧永升字平斋），这本由萧永升著述、萧镛补述的古籍不仅记录了萧家修缮文庙的艰辛历程，还详细地记录了萧氏族人“保障东南”的血色杀戮，以及光荣之后的惶悚和忏悔。

自1863年起，萧氏族人多有吃斋念佛甚至出家者，其中就包括萧镛的母亲周氏。她听闻幺儿萧镛杀人七千，夜夜恶梦缠身，自觉罪孽深重，于是出家到石灰溪旁的半边寺吃斋念佛，日以继夜唱诵大悲咒等佛经，以期度化亡灵。

可是事与愿违，石灰溪周边接连发生怪事：农民的牲畜、家禽不断失踪，甚至有去河边洗澡、洗衣服的人也莫名其妙地消失。人们纷纷传言，说是死去的起义军化成了鱼怪，那些消失的人和动物就是被鱼怪吃了。

这让修行的周氏更加愧疚了，她请来十几个大和尚到石灰溪码头设坛超度。不想在一个傍晚，去水边抛撒祭品的周氏也消失了，有人说她也是被鱼怪拖下了水。那日，周氏身无它饰，唯右手中指戴了碧玉顶针一枚。众人沿石灰溪打捞十里，耗半旬，无见踪影。

“远祖周氏被鱼怪祸害是在1867年正月16日，正月15日是鼻祖萧永升去世。这正是古话说的祸不单行，福无双至。”萧总一脸悲戚。

正在此时，徒弟来亭子里请师父上灶，萧总起身换个笑脸，邀请我们去看他做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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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里，柴灶旁的案板上摆放着徒弟们整理好的食材和佐料。大鲶鱼身体中的某一段，已经被斩成拇指粗的条状盛在白瓷盆里，白里发黄的纹状肌理似乎还在颤动。

萧总依次往鱼盆里倾入料酒、食盐、鸡精及秘制香料，又打入鸡蛋清，双手抄底不停搅拌。等鱼肉起了黏液，再撒入干苕粉继续搅拌，鲶鱼条逐渐被浓稠的淀粉包裹起来。

大铁锅里的菜籽油已经起了青烟，烧柴火的徒弟，铲了两铲冷灰压入灶膛，油温略有所降。萧总左手扶盆，右手抓上一把鱼，手背离油面二三厘米，挂糊饱满的鱼条从指缝间漏入油锅中，霎时，金色的油花“哗啦啦”蹿出。灶下烧火的徒弟找准时机恢复了火焰，油温旺起来，鱼条像一只只精灵，在油锅里炙得四散奔突。

作为一个资深的“善灶君”，我也深为萧总的“五指漏鱼”技艺所折服。

不一会儿，金黄色的鱼条舀入筲箕沥油，仍在呲呲作响。萧总不停歇，往空锅锅底加入半勺子猪油，再放入剁碎的泡海椒、泡姜，块状的酸菜，以及整个的蒜瓣、干花椒、干辣椒段。眼见酸菜叶发白，他又加入郫县豆瓣翻炒，然后倾入半锅高汤。

等锅里沸水翻腾，香气扑鼻时，萧总立刻将筲箕里的鱼条兜底入锅。锅里再次见沸，盖上竹锅盖，他又叫徒弟铲一铲冷灰加入灶膛，将灰烬压实保温。

“一般的鲶鱼，半小时功夫就到味了，这鱼却得焖一小时。”萧总脱下青色短褂递给徒弟，又带我们回到亭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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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茶时，我又挑起那只碧玉顶针的话题，想用151年的漫长时间和鲶鱼的寿命对比，来否定这只大鲶鱼就是吃下周氏的“凶手”，以期消除自己饮食前的心理障碍。

可萧总并不接茬，以严肃地语气讲述起了“渔溪鲶鱼”这道菜的来历：

“两位老师，我79年高考落榜，爷爷见我闲愁苦闷，给了这本《平斋堂启微录》。爷爷当时讲‘人知来处去处，方得来处去处’，一开始我不明白，把《平斋堂启微录》当故事看，一个夏天，读过几十上百遍后我终得启示：先祖诸事经历，就是我人生的榜样啊！”

当年，萧镛重创李蓝义军后，不久升任工部营膳司员外郎。员外郎是个闲职，萧镛本是练武之人，又继承了爷爷“吃得”的基因（萧永升每顿饭吃得完一个猪肘子），便研究起“吃喝”二字来。他一任胡吃海喝，终得南肴北宴真传。

1867年2月初，萧镛因丁母忧回到老家，按清朝礼制，他得结庐守孝三年。但周氏尸骨无存，无冢可守，萧镛只好住在周氏吃斋念佛的半边寺,领着家丁渔户日日搜寻母亲的遗骸。

萧镛在《平斋堂启微录》里记录，他遍寻一月无果，倒是俘获了几十、上百斤的大鲶鱼无数。既然传说是鱼怪吃了自己的母亲，他即命人起灶架锅，烹鱼施众，起名“渔溪鲶鱼”。 

一开始，老百姓也不敢对这“渔溪鲶鱼”下口——这些鲶鱼吃没有吃掉萧母周氏不能确定，但5年前，大家的确见过河里的鱼鳖把起义军的尸首弄得血肉翻滚。可是，当亲自看见朝廷命官萧镛大快朵颐，老百姓终究架不住腹内饥饿，也跟着吃了起来。

不出半年，石灰溪里就鲜有漏网之鱼了，但始终没有找到周氏指头上的碧玉顶针。又有人说，这河岸崖腔暗洞甚多，兴许鱼怪躲进了崖洞里。于是，萧镛建起了石灰厂，把沿岸的石灰石烧炼成生石灰遍撒河中，虽然毒翻了一些漏网之鱼，但条条解剖下来，依然没有“罪魁祸首”的半点信息。

后来，萧镛在《平斋堂启微录》的续记里写下了鲶鱼的烹饪方法，以期后人代雪母恨。

听到这里，我忍不住往《平斋堂启微录》上拍了一掌，先是用力的，半道缓下来，可桐油纸仍不免被拍得“吱吱”作响。萧总皱了一下眉，我红着脸说：“这石灰溪本该叫‘鱼溪’吧，石灰溪应是后来叫出名的。”

6

1979年，高考失利的萧总得到了这本《平斋堂启微录》，也从中发现了“渔溪鲶鱼”的菜谱。18岁的他照葫芦画瓢，果然将腥味无比的鲶鱼烹饪得鲜美可口。

此后他靠这道菜起家，一书一鱼一味闯天下，独立于饕餮丛林野蛮生长，一度把连锁店开遍十三省，徒子徒孙凭此手艺立身的不止千人，解决了上万人就业。这也算是不负萧氏家风，应了“知来处去处，得来处去处”这句话。

萧总讲得口干舌燥，依然没有回答我先前的问题。等他终于歇下来，我有些尴尬地说，目前已知的亚马逊巨鲶只有80多岁，另外传说欧洲的一只鲶鱼肚子里发现了1940年的纳粹徽章和头盖骨，可都没有上百岁的鲶鱼。

“现在这条鲶鱼肚子里发现的碧玉顶针，计算下来至少有151年，这鲶鱼有这么长的寿命吗？我们是不是设想一下，会不会是第一条鲶鱼吃了周氏，而那条鲶鱼死亡之后，又被后来的鲶鱼吃掉，同时把碧玉顶针吞下了，鲶鱼们就似击鼓传花、一代一代传下的呢？”

萧总被我问得目瞪口呆，他沉思一阵，喃喃道：“也许就是这样吧，可对于萧氏后人来说，我们都希望今天的鲶鱼就是那只首恶鲶鱼。阿弥陀佛，就让我们保留各自心中的念想吧。”

我叹一口气。半边精舍，集慈悲与杀戮一体；善恶交织，是萧家家族历史的真实记忆。世上有些事，很难讲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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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气飘荡在整个饭厅里，红亮的渔溪鲶鱼盛在两只平坦的大盘中，一盘撒的是葱花，一盘撒的是碎香菜，热气氤氲在青翠之间。

萧总把筷子伸桌上做了个请式，古诗人显然被传说吓着了，不敢下箸。萧总和两位居士倒是不谦让，大口吃起来，并且咀嚼有声。在我与萧总先前的探讨里，早把此鱼排除在食人鱼之外，因此也大方地吃起来。萧总的手艺果然了得，这鱼味入口鲜浓，咀嚼时Q弹有劲，吞咽时滑顺，落入肚子的一瞬间，鲜气回荡出来，口鼻盈香，与我曾经吃过的渔溪鲶鱼的浓厚味道截然不同。

古诗人见大家吃得香，也夹了一块鲶鱼条杵在嘴边，先小心地嘬一口，然后才大方地吃起来。好酒贪杯的他，这一顿竟然没有醉。

此行结束后，我回家坐到书桌前，对半边精舍的印象，完全被渔溪鲶鱼的美味以及有关它的血腥场面所掩饰。最后勉力写成的《石灰溪旁的半边精舍》，也因不符合佛寺文化宣传的规范要求，终不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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亢 龙

不过就是一个胃的奴隶罢了。

源济

一碗螺蛳粉，我们一辈子都是彼此的侠客 | 人间有味

Original 凌凌 人间theLivings  2021-06-18

食堂就在楼下，学校门口也有螺蛳粉摊，而她竟然会冒着严寒，骑着自行车到1个半公里外的潭中菜市，给我买她最喜欢的螺蛳粉。

配图 | golo

人间有味丨连载

螺蛳粉，柳州人生活必不可少的美食，既是零食，也是主食。烫熟的新鲜米粉和蔬菜，浇上由鸡骨、猪骨、牛骨、田螺和多味香料熬制而成的红油高汤，加上金黄的油炸腐竹，朱红的油炸花生，深色的木耳榨菜炒肉丝，嫩白的酸笋，还有碧绿碧绿的香菜香葱，再浇一勺蒜醋汁，满满一碗端上来，香味扑鼻，色相上佳，还没动筷就已经让人欲罢不能。若是饿了，这一碗米粉刚刚好；若是馋了，便有人只要烫一些蔬菜，就为加上这些琳琅满目的佐料，蘸着高汤的味道，安慰一下自己的嘴巴和胃。

远游的游子，回乡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个地方吃一碗螺蛳粉。一端上来，就先忍不住深深地嗅一口白色的汤气，香喷喷的高汤，臭臭的酸笋，熟悉的味道瞬间就慰藉了游子的乡愁，心灵终于得到了柳州母亲的抚慰。

而这一碗螺蛳粉里也见证着我与Kelly短暂的青春和漫长的岁月。

1

2019年7月盛夏的一天，阳光刺得人生疼。

Kelly打电话过来时，我刚刚回到柳州，要把户口的婚姻状态改为离婚，再迁到孩子户口所在的城市。Kelly问：“你还好吧？要不要我明天过去？我今天晚上加个班可以把事情全搞好，明天飞过去陪你，怎么样？”

我说：“多大的屁事，我今天办完了明天就走，搞不好你过来了我也要走了。不用来啦，你放心吧。”

她又唠唠叨叨了一些小事，我知道她在尽可能地宽我的怀。我觉得没必要，便岔开话题：“你要我在柳州买点啥寄给你不？”

“唉。”她叹了一口气，“螺蛳粉又不能寄，酸（水果蔬菜腌制的酸甜辣零食）也不能寄，青云菜市的牛杂串啥的也不能寄，算了吧。嗳，要不然……你去潭中菜市帮我吃一碗螺蛳粉吧？”

潭中菜市的螺蛳粉？广西工学院旁边那个潭中菜市场的螺蛳粉！大学时代久远得有一点模糊的、让人微笑又流泪的青春记忆，让此刻心情灰暗的我也忍不住笑起来。

“好！”我说，“我帮你去吃。”

办完了事情，大概下午3点多，我打车到广西工学院——现在已更名为广西科技大学——看着还算熟悉的大门，我没有进去。旧地重游，没有故人，正如谈心之无美酒。

凭着记忆，我慢慢向潭中菜市场走去。沿途的路都变了样子，比我们当年在这里念书的时候更宽敞。路两旁林立着新楼，不似当年光秃秃的荒地。找到菜市场，早不是当年围墙里面那一片黄土地。市场如今整洁规范，摊档规整，完全不是我记忆中的格局，我找不到当年的那个螺蛳粉摊了，也忘了它的名字。我倒还记得店老板憨憨的样子，但围着市场走了两圈，却没有找到那个熟悉的面孔。

我忍不住向一个看起来年纪很大的摊档主打听，问她知不知道这个菜市场曾经很有名的那个螺蛳粉摊去了哪里？那个年老的阿姨一头雾水，说她在这里做了很久，不记得有哪个螺蛳粉摊这样有名，问我是什么时候来这里吃过。

我一愣，算一算，从1998年毕业到现在，居然已经有20多年了。毕业10周年的时候，大家回学校聚会，还来这里吃过一次，那个时候还在的，只不过现在又十几年过去了。

我不知道怎么和阿姨解释，笑一笑，说：“我也不记得了，那就算了吧。”于是和阿姨道谢告别。回去的路上，我打电话给Kelly，说我们以后再也吃不到潭中菜市的螺蛳粉了，它没有了。

“啊？是吗？”Kelly语气里有说不出的怅然。我理解她此刻的感受，那是我们曾经青春的印记，它离去了，是一种提醒。提醒我们，自己的“年轻”也堪堪到了末梢。原谅我还有一颗少年的心，不是这样的提醒，年过不惑的我总以为才刚刚毕业，时间大把，世界于我还是一幅未曾展开的画卷。

2

我和Kelly相识于1994年的9月，我俩和40多个来自从五湖四海的同学一同考进了广西工学院管理工程系的企业管理本科1班。虽然我们同一个班级，同一间宿舍，但最初我们两个人却并不熟悉：我个性活泼张扬，嘴皮子厉害，一进大学就名扬校园，外系的男生都叫我“小辣椒”；Kelly个性低调、迷糊，标准的隔壁家的乖小孩，和我混的不是一个圈子，她起初超级看不惯我的嚣张。

我们当年的大学宿舍是“两室一厅”，2张高低床，4个人一个小房间，Kelly睡我对角下铺，和我共一个小房间。我俩在一个房间睡了差不多3个学期，话却没多讲两句。

不过我们还是有交集：都喜欢看书。熄灯后，我和她的桌子上都会点一根蜡烛，无言相伴着熬夜看金庸、古龙，还有席娟、刘墉。我俩也都喜欢潭中菜市的螺蛳粉，常常会在同一个摊档上碰见。

我最爱吃螺蛳粉配菜里的油炸腐竹，口感酥脆，豆味儿很浓。最好要在腐竹刚刚浸到螺蛳汤里的时候马上吃，它既沾了口味浓郁的汤头，又仍带着一点儿酥脆，还能吃出豆香，让人欲罢不能。所以每次在还有余钱的情况下，我总是多加一份腐竹。

那时候和Kelly还不熟悉，我只知道她不习惯吃辣——她总是打包螺蛳粉回宿舍吃，桌上永远备上一大杯凉白开。平时斯斯文文的一个小姑娘，吃个螺蛳粉就啥偶像包袱都顾不上了，辣得嘶嘶哈哈地一边叫，一边吃，一边猛灌凉白开，有趣得很。

我们俩真正地结缘，源于我大二上学期末的一次落魄。放寒假的前两天，我发现自己被大学同班的男友劈腿了，骄傲的我接受不了这个结果，给了他一个大耳光之后，整个人都懵了，浑浑噩噩地回到寝室里躺着，不知如何应对。同寝室的同学陆陆续续都回家过年了，我躺着不想动。反正我家就在柳州，转两路公交车就到了，我不着急，我只是不想面对任何人。

Kelly本来也要回家的，看到我突然这样低落，于心不忍，悄悄留下来照顾我。寝室当时只剩下我们两个，我不想说话，不想吃饭。那个劈腿男和Kelly来自同一个城市，和Kelly私交不错，他居然还来卖好，打电话给Kelly说，他给我买了饭，让Kelly下宿舍楼来拿给我。

Kelly义愤填膺，一向笑脸迎人的她竟然直接拒绝了，在电话里对劈腿男说：“我会给她买，你自己吃吧，不要麻烦了。”她挂了电话，当即下楼，骑着自行车到潭中菜市给我打包了一碗螺蛳粉，还买了一串香蕉。

我当时挺意外的，因为我和她真的不熟——食堂就在楼下，学校门口也有螺蛳粉摊，而她竟然会冒着严寒，骑着自行车到1个半公里外的潭中菜市，给我买她最喜欢的螺蛳粉。

尽管当时的我对这一碗螺蛳粉食之无味，但我得说，这是一碗我永生都无法忘记的螺蛳粉。在我人生之初最张皇狼狈的时刻，是Kelly伸出臂膀无声地帮我遮挡。那个时候的我并没有感动得哭起来，因为整个人还是麻木的。我用仅剩的一点理智，决定收拾东西回家。我已经没有心力把行李整得利索、漂亮，拿床单把所有需要带回家的东西一裹，打成一个大包袱，往肩上一扛，就往外走。

Kelly说送我，我说：“不用，就走到公交车站，哪里用送。”说完就走，Kelly来不及穿鞋，光着脚穿了双凉拖追我出门。

走在灯光昏暗的校园小径，借着昏黄的路灯，我发现身旁的Kelly在低着头吧嗒吧嗒地掉眼泪。她抢了我肩上的包袱，挎在手上，泪水流过她的脸颊，似乎都能感觉到打在她没穿袜子的脚面上。我心想，她怎么比我还难过呢？我根本就哭不出来，满腔都是死死的挫败感。其实，我并没有怎么爱那个男生，我难过的只是背叛——那是我人生第一次遭遇背叛。

后来Kelly告诉我，我那天背着那个啥也包不全的包袱，脸色惨白，完全不复平时骄傲臭屁的模样，看起来像个逃难闯关东的难民，实在是太可怜，她才忍不住哭了。

这个柔柔弱弱的女孩，在我的人生中扮演了一次侠客。

3

再开学，我和Kelly自然而然地就熟悉起来。虽然我已经恢复了一大半，她还是时不时就护到我前面。不了解劈腿事件情况的同学讲我闲话，她会站出来为我正名，劈腿男讲我坏话，她会嗤之以鼻，悄悄拉远和他的距离。

我俩这个时候才发现，两个性格迥异的人竟然也可以这样合拍。接下来的大学时代，我们像连体婴儿，一起上课，混社会实践，熬夜看书；一起翻大学操场围墙的豁口到我外公家摘番石榴、摘青枣；一起跟着漂亮女同学蹭饭、逛街，到飞鹅市场买新衣，到市中心的青云菜市找小吃。

Kelly很快习惯了吃辣，但她的体质还是受不了螺蛳粉的热气。里面的油炸花生、油炸腐竹还有辣油都太让人上火，她常常吃完螺蛳粉不到半天就开始狂爆痘痘，深受其扰。不过学霸就是学霸，某一天她突然发现吃螺蛳粉时来一包板蓝根可以抑制痘痘，从此她吃螺蛳粉必备一包板蓝根冲剂当标配饮料来“清火”。

我俩带着板蓝根吃遍了柳州市中心和学校周边的螺蛳粉以后，Kelly得出一个结论：“还是潭中菜市的螺蛳粉最好吃。”

她心情不好，就去潭中菜市吃一碗螺蛳粉，让心情放松一下；她心情好，也要到潭中菜市吃一碗螺蛳粉，让心情飞起来。她过完假期来上学，到潭中菜市吃一碗螺蛳粉，好久没有吃到那个味道了，甚是想念；她要放假了，还要到潭中菜市吃一碗螺蛳粉，因为假期好长，要好久吃不到这个味道。

其实不光是她，几乎我们全班的同学都很爱潭中菜市那一碗螺蛳粉的味道。我俩常常会在摊档上偶遇同班同学，大家相视一笑，把碗端到一个桌上谈天说地，立刻就拉近了距离。

整个大学时代，潭中菜市的螺蛳粉贯穿着我们每一个人伤心的或是美妙的瞬间，像青春年华的一个印记，想起青春就会充满它的味道，像记忆河流中一块晶莹的石子，只要回头，它就在青春的河流里闪闪发光。

1998年7月初，大学毕业吃完散伙饭的那一个晚上，午夜唱完卡拉OK出来，大家还是不忍分开。有人提议，要不然去潭中菜市再吃一碗螺蛳粉吧。全班40多个人，轰轰烈烈向潭中菜市场开拔，结果刚走到三岔路口，前头骑自行车先赶过去的同学就返回来通知：已经过了午夜，潭中菜市场的螺蛳粉摊关门了。

大家都很遗憾，又有人提议说：就在学校门口的螺蛳粉摊再聚一聚吧。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坐在临时拼凑出来的几条长桌旁，把一家店的门前空地挤得满满当当。明亮的路灯下，热烈的哄笑中，大家七嘴八舌地点了螺蛳粉，炒田螺，还有啤酒。

不多时，食物陆续上桌，大家拿起小碗分食。这些个二货们一边吃一边对着食物指指点点，有的说，汤头不如潭中菜市的螺蛳粉浓；有的说，油炸腐竹不如潭中菜市场的香脆；还有人说，那个老板看起来没有潭中菜市场的憨憨老板好看。

一阵大笑中，不知道谁点开了音乐，夏日的夜风中，大声地放着黄家驹的“喜欢你”。坐在我对面的劈腿男突然对着我号啕大哭起来。我莫名其妙，觉得无聊透顶，不想听他在全班同学面前说出什么丢人的话，站起来筷子一扔，转身离开。几个男同学追过来劝我留下，Kelly没有劝说我，而是在我身后隔开他们挽留的手，坚定地回绝了他们，和我一起回了宿舍。

我的大学时代，就这样在螺蛳粉的味道中潦潦草草地结了尾。

------

大学毕业后，Kelly被分配到广西钦州一个大制药公司，国企，工资都已经开不出来的那种。

我舍弃了国家粮食局的工作分配，应聘到东莞，一家世界前50强的集团公司，做了总公司中国大陆负责人的公关助理，主要的工作是接待集团往来高级客户还有各国来参观的要员，安排他们和老板的会面或是参观之旅。

一年的时间，我的工作风生水起，可是Kelly却有半年没有拿到工资。我开玩笑说她早已“破产”，不如另寻生路。在我的劝说下，她也来到了东莞。

Kelly很快在一家台企船务公司找到了一份行政秘书的工作，老板对她很满意，试用期还没结束就直接升为正式员工，工资也提高很多。Kelly也非常满意这份工作，做得挺开心的。

1999年底，这家公司决定把办公室搬到上海，Kelly的老板希望她跟着一起到上海工作。

Kelly很踌躇，这份工作她舍不得放弃，可是上海虽然好，却无亲无故，她不敢一个人去。她吞吞吐吐，意思是，如果我肯陪她一起去的话，她才要去的。

听说我的好朋友有机会去上海工作，我来自各国的同事和工作中接待的客人们，都异口同声告诉我，上海真的是一个很前卫、美好的城市，怂恿我跟Kelly一起去。被怂恿次数多了，我想，好吧，那就陪Kelly去吧，我也真的挺想去看一看那个众口称赞的城市到底是怎样的时髦可爱。

年轻的时候做什么决定都是一拍脑袋，我们就这样懵懂又轻率地决定换一个城市，义无反顾地收拾了所有家当，去了。我们觉得自己能力超棒，好工作都是唾手可得，不晓得评估风险，也根本不会去揣测人性的恶，不相信会有什么不测风云在上海等着我们。在我们的想象中，上海的生活和工作必定是一路繁花锦簇。

4

1999年的11月，我俩开开心心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上海。Kelly的公司还没有租好宿舍，老板让她先住小旅馆，说是公司会给报账。我们乐呵呵地入住了一家小旅馆，一天的房租要100多。

过了一个多星期，听Kelly同事说，公司的办公室和宿舍都租好了，可是老板却没有通知Kelly去上班，也没有通知她搬到宿舍，甚至，连一个电话也没有打过。 

我觉得不对劲，催促Kelly赶紧给老板打电话问问是怎么回事，她却不以为然，觉得老板既然带她来上海，不可能把她丢在上海街头流浪，怎么可能有问题？肯定是宿舍需要打扫什么的，等着就是了。

又等了四五天，小旅馆的房费已经付了2000多了，我心里警铃大作，觉得一定有问题，逼着Kelly打了一个电话给她老板。电话里，善良又没心机的Kelly很天真地问：“James，我什么时候去公司报到上班？”

那个台湾老板支支吾吾地说：“嗯……我们……现在还在打扫，还没有开始工作，你……等我消息吧。”

Kelly很安心地挂了电话，安慰我说：“看吧，我说没关系的吧。”

我还是觉得蹊跷，又逼着Kelly给一同来上海的同事打了电话。那个同事实在同情Kelly，悄悄告诉她，其实公司已经正式上班一周了，老板最近被总公司整得蛮惨，听说他在公司的政治斗争中输了……

听到这个消息，Kelly和我的心都猛地紧缩起来。

我俩再三做了心理建设，又给她老板打了一个电话。在Kelly的追问下，她老板才不得不承认，台湾总公司直接把Kelly裁员了，没有遣散费，没有补偿金，更过分的是，小旅馆的费用也不给报销了……晴天霹雳！挂了电话以后，我俩白着面孔面面相觑，完全不敢相信，两个人收拾了全部的家当千里迢迢地赶来，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丢在了上海的街头！

怎么办？

“我们还有多少钱？”残留了一丝清醒的我赶紧清点我俩的财务。

一清点，才发现我俩所有的钱加起来只有2000多了。刚到上海的时候，我们完全没有危机意识，花了很多钱，又垫付了2000多的小旅店费用，导致现在手头所剩无几。

小旅店肯定不能住了，太贵，要马上租房！

我们立刻跑到最近的房屋中介去打听租房的价格。打听一圈下来，行规“付三押一”，一次性要付4个月租金，就算房租1000块，我俩也付不起。我们相顾无言走在11月底寒风肆意的上海街头，像两个惶惶不安的小动物，被突如其来的危险吓呆了。

这是我们人生头一回碰到这样危急的时刻，孤立无援，不仅没了工作，还几乎花光了积蓄，感觉明天就要流浪街头，那种感觉实在是太恐怖了。

怎么办？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丢不起那个人！从毕业那一天起，我们两个就从来没和家人拿过一分钱，没诉过一次苦。回东莞？早没地方住了，和在上海一样都是流离失所。只能在上海赶紧找工作——可还是得马上解决住宿问题。

这就仿佛是一个无解题！

一直盘算到华灯初上，我才无奈地在街头的公共电话亭给我在上海读大学的表弟打了个call机。虽然我觉得一个穷学生能帮到我们的几率很小，可事到如今已经走投无路，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打个电话也丢不了太多的脸。

没想到，这个电话让我们绝处逢生。表弟刚刚从外地回到上海，签了工作单位，和同学一起租了一套小公寓，这几天就要入住。听说了我们的窘境，他立刻把自己的房间让出来给我们，他去挤沙发。

解决了我们在上海遇到的第一个难关，接下来我们还要找工作，要计算着手中的钱来维持生活。

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上海的工作非常难找。整整一个月过去，我只找到了一份薪水不高的普通文员工作，而Kelly跑了一个月的人才市场，却一无所获。后来找工作找出心理阴影的她说：“我觉得上海和我八字不合。”

我微薄的薪水支撑着我们两个人的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我俩一天的生活费用只有10块钱，还包括来回的公交车费。好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搭公交车都不敢上空调车，因为普通公交车只要1块钱，空调车要翻倍，2块钱，我们坐不起。

我们还吃过糖面条，因为那一天没有钱买酱油，也没有盐了，只好放了一点糖。那个滋味，实在是太难吃了，我俩一边吃一边安慰自己：这个就是潭中菜市的螺蛳粉，闻一口白面条的热气，假装是带着酸笋味儿的汤气。我假装吃到了浸满螺蛳汤还带了一点点脆的油炸腐竹，装模作样调侃自己：“鸭脚算个屁！姐姐今天不差钱，给姐来两份脆皮烧肉！不要搞错哦，是每个姐姐两份烧肉！”

Kelly大笑：“咦，你怎么忘记加油炸腐竹？老板，再给她加一份油炸腐竹！”

我点头：“丢！怎么忘记加这个！”又装模作样地问她：“哎，你板蓝根冲了没？搞不好今天得冲2包！光螺蛳粉的热气你都受不了，还要两份那么热气的脆皮烧肉，你真是不要命了！”

两个人自嘲地哈哈大笑，虽然很心酸，很想念螺蛳粉，却没有掉眼泪。

半年后，工作不如意的Kelly回了东莞，好胜的我坚持留在上海。就这样，两个从来没想过会分开的好朋友，没有预见地，被命运分隔在了两个相距几千公里的城市。

5

红尘求生，工作忙碌，我和Kelly虽不常联系，但感情仍然很好。

2002年，Kelly谈了一个男朋友，我去东莞看望她时候见了面。我极度不喜欢这个男人，觉得他油嘴滑舌不务正业，心术不端。我劝Kelly一定要慎重考虑，她沉默，不置可否。

我有点担心，但当时忙于生计奔波，又觉得Kelly是一个超级靠谱的人，就像以前做功课和考试一样，她一定会做出对的选择，所以也没有过多劝说。

一晃已是2004年春天，我回柳州看外公外婆。外公家就住在潭中菜市附近的村里，我早上陪外公去潭中菜市买菜的时候，就到那家店要了一碗螺蛳粉。还是那个熟悉的、魂牵梦绕的味道啊！一口下去，整个人都爽得要“噢”出声音来。可多年高压又吃饭不规律的外企工作，让我的肠胃有了问题，早不能要“正常辣”的螺蛳粉，只能吃微辣的，这多少失去了螺蛳粉原有的重口味，有那么一丢丢的遗憾。

粉一端上来，我兴致勃勃地给Kelly的公司打了个电话，我恶作剧地想让她听一听我吃螺蛳粉的声音，没想到替她接电话的同事说：“你找Kelly啊，她今天去医院生小孩了哦。”

我大惊失色，又非常生气和失落，她什么时候结的婚？怎么今天要生小孩了我都不知道？我到底是不是她最重要的朋友？年轻幼稚、世事磨练不多的我当时只顾着生气，满心想的都是她怎么可以瞒着我？她真的拿我当她的朋友吗？没有冷静下来仔细分析是什么原因，让她选择不告诉我。

Kelly生了一个女儿，我给她寄了一笔钱，算是红包，又给她写了一封邮件，痛斥她连生孩子都要我误打误撞才知道，说我很伤心。Kelly没有回复我，我愤愤不平地也没有联络她。

又是差不多两年过去，2005年底，表弟从柳州回上海，打电话问我要带什么，我说：“要不然你用保温桶给我带一碗潭中菜市的螺蛳粉吧。”

当我吃到心心念念的潭中菜市的螺蛳粉的时候，我想起了断联许久的Kelly。气早消了，我给她打了个电话。

电话接通，可那头的声音很疲惫，难道生活不开心吗？我说：“过两天我要去香港出差，要不然我们在深圳罗湖关见一面吧？”

一周后，我从香港坐地铁到罗湖出海关。出了关，我看了一圈围在关口的人群，没找到Kelly。正当我掏出手机准备给她打电话时，一个满面沧桑、皮肤黝黑、梳着短马尾、穿得有点过时的女人走到我的面前，轻声对我说：“你来啦。”

若不是那个熟悉的声音，我几乎不敢相认！面前这个苍老的女人是谁？那个俏皮短发、娇娇柔柔、很有书卷气质的女孩子去了哪里？

我们在关口找了一家咖啡馆，她买了咖啡回来，一坐下，我就忍不住问她：“你怎么回事？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她勉强而尴尬地笑。虽然几年没见了，其中还断联了两年，但在我的心里，我们还是最铁的伙伴，从没疏远。我直截了当问她：“是不是现在过得不开心？是不是他对你不好？”

她低头不语，有泪在眼眶将落未落。

“嘿，嘿！你是看见我喜极而泣吗？”我说，“告诉我发生了啥，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我搅拌着咖啡笑嘻嘻地望向她，等她开口。可能我嘻皮笑脸勾起了她熟悉的记忆，她含着泪对我笑起来。

这是一个很俗套的故事，遇人不淑，但因为意外怀孕而不得不结婚，婚后丈夫不事正经营生，打着创业的名义在外面借了上百万外债。债权人追着Kelly还，而男人满口谎言，对孩子和债务不闻不问，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回家。一个人养孩子的压力，还房贷的压力，还债的压力，把Kelly压得喘不过气。她想不通，这个人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想得天天抹眼泪，如鲠在喉，极度抑郁，每天晚上要靠喝两杯红酒才能入睡。

这就是为什么她结婚和生孩子都没有通知我的原因，她怕我对她失望，她自己也知道这不是一个正确的答案。

听完了，我很郁闷，我问她：“那这种男人你还留来干嘛？离婚得了！”

她无奈地笑：“孩子怎么办？我不希望她生活在破碎的家庭里。”

“你有没搞错？”我有点急，“一个正常的单亲家庭，好过一个不正常的双亲家庭。再说了，这个人连回都不回来，又能给孩子带来什么正常的感情和良好的成长助力？”

我们在这个下午，晒着冬日的暖阳，喝着咖啡，就这个问题辩论了几个小时。我说不服她，只好退而求其次：“要维系你就维系吧，但是你不可以再这样消沉下去！我绝对不允许你这样自暴自弃。有什么可难过的？又不是你的错，他不爱你，你当然要更加爱自己。”

分别时我拥抱了她：“不要怕，什么都会过去，我会陪你，这一次，换我来救你。”

曾经我无助的时候，那么柔弱的她坚定不移地对我伸出过手，那么如今她被困住，我当然也要义不容辞地去当这个侠客。她别过头，擦掉眼角的泪，对我点头笑，那笑容有倾诉后卸了一部分重担的轻松，也有彷徨中看见亲人一般的依赖。

6

我们又恢复了非常紧密的联络，一点也没有陌生和违和感。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和她通电话，聊我们大学时一起看的刘墉、席慕容，聊我们曾经的理想，聊我们耍宝的经历，也聊青云菜市的牛杂串，潭中菜市的螺蛳粉。

不过我重建她信心的过程，受到了来自她妈妈的一点阻力。Kelly的妈妈生了5个孩子，Kelly排行老四，有1个哥哥、2个姐姐和1个弟弟。生长在广西玉林乡村的Kelly妈妈非常重男轻女，常常拼命抠女儿们的钱来帮衬儿子。她对Kelly的婚姻状况很不满意，觉得Kelly没嫁给有钱人，没帮衬到她儿子，常常冷嘲热讽。但是她又不允许Kelly离婚，觉得丢人。

我在这边费尽心思调整Kelly的心态，她妈就在那边将她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心破坏殆尽。有时我挂了Kelly的电话就忍不住想拍桌子骂娘——对于从小在城市长大的我来说，非常不能理解Kelly妈妈的心态，女儿就不是她的孩子了吗？

好在Kelly有一个好爸爸。Kelly的爸爸是一个乡政干部，虽然在家里沉默寡言，但是如果Kelly需要他，他就毫不犹豫站在她这边。Kelly女儿两岁之后，他就到东莞长住，帮忙带小孩。

Kelly很想念螺蛳粉，有时会兴致勃勃地打电话告诉我：“哎哎哎，东莞XX地方有一个新的螺蛳粉店，听说好正宗，是柳州人开的，我要马上去吃一碗！”然后不出几天，又很失望地打电话来：“唉，为什么不管哪一种小吃，只要离开本土都搞不成呢？我去吃那个柳州人开的螺蛳粉了，根本味道不对，淡淡的！我还期望那么高，好心碎！”如此几番，她基本上对东莞本地的螺蛳粉不抱希望了。

我努力在电话里开解Kelly，每一次挂电话，我都会很肯定地告诉她，什么都会过去，什么都会好起来。

整个2006年，只要去香港出差，我一定会去看Kelly，有时会特地空出一两天来陪她。陪她聊天，陪她换了新发型，陪她买新衣，再帮她把每一套都搭配好，我们又好像回到了大学时代的快乐时光。

大概一年左右，我觉得她慢慢走出来了，给我打电话不再有失落和郁闷的语气，常常和我聊八卦聊得兴致勃勃——对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来说，能聊八卦就是恢复了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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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一天，Kelly要回广西办事，我突发奇想，问她：“你想不想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你渴不渴望去吃一碗香香臭臭的螺蛳粉？我们要不要一起飞去螺蛳粉触手可及的地方？”

电话两端的我们哈哈大笑，敲定了去柳州的行程。

我们去看了阔别已久的母校，回到我们当年拼命赶场的教学楼，路过我们晨读的草坪，想起来秘书系的一个狐朋狗友曾经说过，等她有了钱，一定要回母校捐款，条件是要在这片草坪上竖一块碑，上面刻：“成绩不是衡量一个人能力的唯一标准！”这个学渣，真的是让人想起来就忍不住发笑。

那一天是星期日，路上三三两两的学生，有人提着从校外打包回来的螺蛳粉，香味浓郁，仅仅是路过都让我们闻着口颊生津。我们相顾扬眉睁大了眼睛，心照不宣地一笑，不约而同说：“现在去潭中菜市吧！”

还是那个老板，没觉得岁月让他有多大改变，他热情地招呼我们。当他得知我们大学时代就是他家的粉丝，这次专程从外地赶回，特意来他家圆梦，再吃一碗多年来心心念念的螺蛳粉。他脸上的神情自豪无比，看起来就像自家的孩子考上了清华一样骄傲。

老板高兴的结果就是，给我们的配菜都是平时的两倍，每个碗都码得高高的，我俩喜笑颜开，互相丢个眼色，贼兮兮地碰头：“哗，那么多！赚了耶，赚了，都不用再加腐竹了！哈哈哈哈……”带着占了好大便宜的傻笑，我俩端着米粉像耍杂技一样小心翼翼地走向小桌子，要好小心才能不让配菜泼出来。

放下来，先深深地吸一口气，那个味道，仿佛昔日重来。起筷入口，第一个感觉就是：“妈啊，就是这个味道！”那一刻，两人都含着一口螺蛳粉，拼命地向对方点头，皱着眉毛的表情是又想哭又想笑，不用说，我们都知道对方想表达的是：“是它！是它！就是它！”

热热闹闹地吃到一半，Kelly忽然开口：“我决定了，我要跟他分开，再坚持就是拖累自己。”

那个男人最近去骗他们共同的朋友，又欠了不少外债，朋友前几天上门找Kelly要债。这样的婚姻的确已经没有留的必要，它已经不是形同虚设，而是变成了拖累人的负资产和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

我越过桌子握了握她的手，对她说：“我支持你，你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你需要我做什么，尽管开口。”

她点头，埋头继续吃米粉。很久，又突然来了一句：“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我可能走不出来。”

“客气个屁，咱俩谁跟谁！”我嘻嘻笑着转移话题，“你买板蓝根没？赶紧来一包？”煽情的话我们一般不说，所有的情，都在千里迢迢陪着她回来吃的这一碗螺蛳粉里。那一年，她34岁，我32岁。

Kelly离婚后，带着孩子住在东莞，她爸依然在帮衬她。她已经做到一家船务公司的高管，买了房，一切都在变得越来越好。我也结了婚，开了自己的国际贸易公司，公司业绩不差，就是常常要出差，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不过我不怕辛苦，工作让我快乐。

我们有时候会好遗憾没在一个城市生活，不能在周末互相串门，喝酒聊天。我开玩笑问过她要不要再移民来上海，她立马说不。她对上海有着非常深的抵触，依然认为她和上海就是八字不合——当然，这是玩笑，我们都知道，现在已经不可能再像当年那样冒冒失失随便换一个城市生活，我们早已明白，换一个地方，就意味着把现在经营的所有社会关系、行业关系全部抛弃，一切从零再来。我们已经没有这样的天真。

------

斗转星移，时光如白驹过隙，一瞬间我们就来到了毕业20多年以后的现在。

我们分隔两地，相互扶持，又一起经历过了无数人生的风风雨雨。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她会第一时间站出来，在她最需要的时候，我也会第一时间伸出手去。我们从来没有计较过彼此的得失，我们就是单纯地相信，这个朋友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会是我最后可以依靠的退路。我们成了亲人，没有血缘关系的最亲的人。

潭中菜市场的螺蛳粉摊消失了，我们还在一起，我们今生，就这样相扶着走到底吧！

（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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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 凌

人间所有的好，

我都想写给你看。

源济

父亲的浆水坛子里，曾是我读不懂的爱与固执 | 人间有味

Original 西野 人间theLivings  2021-07-02

坐在餐桌上，我摸着碗壁，指腹间传来的是小时候熟悉的温度。看着厨房系着花围裙的父亲，我笑着说：“爸你是不是插着温度计做的浆水。”

他背对着我，没看见我含着泪：“笑话，我这么聪明，温度摸一下就感觉出来了。”

配图 | golo

人间有味丨连载

1

在老家，父亲是个传奇性人物。

从小我就听他在我耳边一遍遍炫耀他的事迹：从村子里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镇里的中学；在没有经过数学竞赛培训的情况下拿了县城的数竞奖项；中考成绩全县第二名，顺利进入中专考试，最终考取了东北的一所中专学校（在80年代，中专学历比高中学历更吃香）。中专4年内专业课平均成绩90分以上，成为全校的风云人物，最终以全级第一名的成绩保送到了成都的一所大学；毕业后，直接分配去了西安的重点国企单位。

父亲总说，要是他当时有我现在的教育资源，肯定是清北状元。此外，他还总说自己年轻时风流倜傥，擅跳交际舞，很招小姑娘喜欢，人送外号“小郭富城”。

1999年，父母经人介绍相识。母亲在父亲从小生活的大山脚下的镇子里当中学老师。认识10天后，两人领了结婚证。2000年的春节，我就出生了。2001年，父亲向单位写申请把母亲调到西安工作，去了单位的子弟学校当老师。家庭安置稳妥后，从事地质工程的父亲放心地常年在野外出差，几年内就升为单位最年轻的项目经理。在我五年级时，他就不用再常年出差，可以每天回家了。

回归家庭生活后，父亲的“固执”就体现出来了。要是问我和母亲他最固执的点体现在哪里，我们绝对会异口同声地说：“浆水！”

------

浆水，指的就是酸菜发酵后泡出的酸水。

浆水的制作并不复杂，但知晓它的人基本只在西北一带。小时候我回山里老家，经常见堂屋外的地上铺着竹席，上面散着菜。“窝浆水”的菜能用油菜、芥菜和萝卜缨子自然是极好的，这些都没有，勉强可以用芹菜凑数。菜在屋外不能晾太久，叶子要发蔫但又不能失了过多水分。

烧柴，起锅，水沸，菜撂水里焯一下，立马捞出来。煮久了的菜，窝出的酸菜不会脆嫩。“浆水引子”是最重要的物料——略带点酸味的发酵液体。制作原材料很简单，面汤加些白醋，在夏天超过24小时便能发酵好。冬天山里寒冷，要等至少3天。

得到酸度适合的浆水引子要靠熟练度，也是个运气活儿，发酵失败是常有的事。次品的浆水引子窝不出正宗的浆水，所以若有人家做不出好的浆水引子，去别家借是最稳妥的。

发酵好的浆水相当于一个“汤头”，配上里面的酸菜佐料，可以百搭出各种食物。浇在面条上是浆水面，也可以凉拌魔芋做可口的下酒菜，配上干红椒炒土豆丝卷在煎饼里是一绝。此外，还有浆水鱼鱼、浆水搅团、浆水饺子。只要敢搭，几乎没有不能放浆水的家常菜。

不像父亲从周岁时就被太奶奶抱着喂浆水鱼鱼，我到小学五年级之前，家里都没有吃过浆水。母亲给我做饭很讲究营养和搭配，比如中午在学校吃的面，那晚上就要蒸米饭或煮稀饭，炒菜至少一荤一素。

当父亲可以每天回家后，我的饮食自由生涯便结束了。

父亲常提一句话：“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

父亲从老家带回来了浆水引子和大坛子。浆水虽容易做，发酵时间也短，但也易坏。夏天炎热，再加上频繁打开坛子夹酸菜和取浆水，浆水容易发臭，发霉的浆水就会生出“白花”。常年保持浆水的新鲜是个耐心活，夏天要每天用温热的面汤酘浆水，即使冬天，酘浆水的间隔也不能超过3天。

为了得到面汤，我家三天两头就要吃面。起初，父亲从不会给我做浆水面以外的面。用他的话说，浆水面比方便面还好做，不需要乱七八糟的调料包。拿长长的竹筷从浆水坛里夹出两整根浸满浆水的酸菜，菜刀一边切段，浆水汁子一边淌在案板上。父亲讲究切酸菜一定要快，撂进锅里也要快，这样可以减少浆水的损失。再另起锅煮挂面，面熟后放进大碗里，一人两三勺浆水汤头即可。煮面剩下的面汤，晾温后就可以酘浆水了。

小时候在我心中，浆水面就只含三种味道：酸味、咸味和面味——与辣条、方便面、薯片等人间美味无法比，只是规规矩矩的味道，母亲习惯做西红柿鸡蛋面，虽然也清淡，但好歹还有鸡蛋的鲜味和西红柿汤汁的酸甜味——以至于，后来我听到“浆水面”这三个字儿就嘴里反酸。

父亲却很霸道，总以领导的口吻训斥我，不允许我说浆水面不好吃，不允许家里两天内不吃浆水面。

“爸，浆水面没味道，能不能做个有酱料的面，比如炸酱面。”

“你味觉可能有问题，这么好吃的面怎么没味道？越吃越香，肯定是你汤浇少了。”

“爸，晚上吃米饭好不好？”

“上一天班好累，准备个菜就要半天，浆水面多方便，吃了还不胖。”

“我觉得我不胖，可以吃菜。”

“那是因为你一直吃我的浆水才不胖。”

“……”

像这样以“浆水面”为题的雄辩，一般都是我败下阵来。

2

父亲回归家庭后，除了终结了我丰富的饮食结构，也终结了我的童年。

我学不好奥数时他会一边骂我笨，一边叼着烟给我讲题。无论是牛吃草、追及还是放水问题，他只用方程给我解，他总提一句话，“方程是万能的！”结果就是我对着一堆三元方程发呆，他脑子里从来没有循序渐进的教学概念。

我长大后，母亲感慨那时的父亲也不过是个大孩子，根本不会跟小女孩相处。事实上直到我出生的一刻前，父亲都以为我是个男孩——这是做B超时的那个做医生的亲戚偷偷告诉母亲的。长大后父亲跟我讲这段事情时，忍不住叹息说：“你要是男孩，我就教你踢足球和怎么追漂亮姑娘了。”

正当我想用“重男轻女”驳斥他时，他又说：“现在只能教你怎么防像我当年一样风流的男生了。”

父亲并没有因为我是女孩就怜香惜玉。我穿开裆裤时总喜欢坐台阶上，有次父亲看到了，直接把我拎起来，结果力气太大导致我的胳膊脱臼了。父亲向母亲狡辩说：“这不是嫌地上脏嘛，哪个晓得小孩子胳膊这么不禁拽。”当我个子只搭到他肚子时，他喜欢用双手捧住我的下颚把我拎起来，在老家这叫“拔萝卜”，后来我才知道他小时候就是这样欺负同村的小男孩。

别人家的父亲都是手把手温柔地教女儿打羽毛球和乒乓球。他不会，他喜欢狠狠扣球，十有八九都是我屁颠屁颠去捡球。上大学后跟同学打球，他们总是惊讶我一个看上去柔弱的女生怎么那么喜欢扣狠球，这是因为小时候我只有扣球才有胜父亲的概率。

------

我六年级时，有一次母亲要外出学习一周。母亲走的那一天，我觉得世界都要崩塌了。果然知父莫若女，父亲懒得买菜，每天晚饭都是浆水面。偶尔他想换个口味，就给浆水汤里洒一把苞谷糁，给我面前端来“苞谷糁浆水面”。

事实上，我宁愿他不放苞谷糁。小孩嘴皮薄，吃汤面嫌烫。但放上十几分钟，放了苞谷糁的面更容易坨到一起，而且越吃越稠，吃到最后就是一坨“糨糊”，看着就没了食欲。

后来我一听父亲说“下一顿吃浆水”，自己就跑去超市买了一大袋方便面。父女在厨房很和谐，他在煤气灶台煮他的浆水面，我在电磁炉上煮方便面，还放了鸡蛋、火腿和青菜补充营养。

父亲配浆水面的佐料永远是豆腐乳——也是从老家拿回来的，在我闻来还是一股子怪酸味。他看我吃红烧味的方便面，总替我操心没味道，趁我不注意时挑起一小坨豆腐乳就往我碗里撂，到后来他胳膊在我眼前一晃，我就立马抬头瞪他。

母亲回来后知晓我这段时间的伙食，痛骂父亲耽误我发育。后来父母总抢夺晚饭的掌勺大权。父亲回来得早，就炒浆水调料，母亲回来得早，就从冰箱拿肉解冻。

为了降低家里吃浆水的频率，母亲偷偷叮嘱我，每天放学回家就把肉从冰箱取出来——当天解冻的肉不能再回冷，回来早的父亲一看厨房里“大摇大摆”躺在案板上的肉，就吃瘪地溜出厨房。但第二天一早，他势必要吃一碗浆水面找补回来。

3

西安最好的中学有5所，小升初、初升高的家长都知道这“五大名校”。父母让我上奥数，就是为了考名校。我家住在城乡结合部，如果按照学区划分，我要到附近村子里的初中上学，父母自然不愿意。

我上学早一年，脑子比同级的孩子开窍晚，奥数学得勉勉强强。不出意外，我没考上“五大名校”，倒是拿到了几所还算不错的二类初中通行证。对这个结果我和母亲已经很满意了，比我们小区大部分同级孩子的结果好。

六年级的三八妇女节那天，母亲去一所中学交了5000元定金。我很高兴自己的奥数生涯终于能结束了，母亲还专门给我下了水果汤圆庆祝。只有父亲神情复杂，一边如释重负，一边又不甘心。

“我这个智商，咋就没遗传给你呢？”父亲点了根烟，深深吸了几口。

那夜，我和母亲早早睡了，他一个人在房间上网。第二天起来，他在我面前摆了张纸。上面杂七杂八地写着学校名字、补习机构、联系电话等等。

“你妈昨天签的中学有点一般，你试试考这个中学的双语班，这几个班的中考成绩跟‘五大名校’的差不多。可以算是第六个‘名校’。”简短一段话，我和母亲都懵了——这所学校的名字只是模糊听过，也不知道还有个双语班。

一听说这所学校的小升初考试是全英文，我全身写满了抗拒，试都不想试。但父亲显然不是让我抱着去试的心态考。当时是3月，考试在6月。

“你别担心，不会让你裸考的，这家英语补习机构是专门培训想考双语班的学生的。”父亲说道。

那时我还没意识到父亲作为工科生的检索能力和严谨态度。他在一晚上时间查阅了西安所有二类学校的介绍、升学率以及近几年的中考成绩。

------

英语补习班离家很远，两个多小时的公交。第一次上课后我就直打退堂鼓，老师在听写初三的英语单词，错1个抄10遍，抄不完不准回家。念在我是第一次上课，老师放了我一马。

父亲在外面等了我3个小时，我一见他就哼唧说：“爸这不行，我不上了。他们都学了两年初中英语了，我什么也不会，不会语法，不会完形填空，单词只写对了十几个……”

他听完后，淡淡地说：“没什么，这不是还有3个月吗？我初二生病在家自学了两个月，期末还考了班级第一。好好学，别想着放弃。”不愧是他。

小区家长很不能理解我父亲的多此一举，我都已经签了学校，为什么还要瞎折腾？比起初中英语，我学了3年的剑桥和朗文国际英语仿佛是个笑话。3个月学完初中英语，更是个笑话。

每次上课，我都是倒数几个走的，一直在抄单词，给老师背作文。背的倒装句式我都不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倒，老师只说背就是了。我和父亲晚上坐公交回家时，车上基本没人。

到了6月快考试的前几天，英语机构大大延长补习时间，基本每天小学放学后我就要坐公交过去。3小时的英语狂轰滥炸加上长时间车程，我连晚饭都吃不下，10点多到家后肚子咕咕叫，母亲留的鸡汤和排骨泡饭一点提不起我的胃口。

这时父亲会做我很爱吃的浆水面片，虽然都是面食，但我觉得浆水面片比浆水面有滋味得多，也许是因为面片本身的味道与口感跟面条不同。炒浆水时不需要放什么油，浆水即使在冰箱放上一天也形不成什么油膜，滑溜溜的面片吃完，喝掉半碗浆水汤，立马解暑去腻。

结果，那年我走了“狗屎运”，用英语出的数学考卷突然增大难度，接近中等的奥数题难度，而且每道数学题占分都大。我两年半吊子的奥数水平还是强于两年只上英语班的同学，最终以倒数成绩进入了双语班。

从此，我成了我家第二个传奇性人物。

4

父母给我在初中附近租了房，每天上下班陪读。那3年在出租屋里，我没再吃过浆水面。浆水坛子是搬不过来的，父亲只能用醋汤面做替代品，芹菜切段当料。用芹菜是因为它立马能入味，清脆的口感最接近酸菜。

以前提起“酸”，我脑海里只会蹦出山西老陈醋，觉得正儿八经的酸味就应该是用醋调出来的。但真当用醋做酸汤面时，我又觉得它酸得不地道——酸味短暂而直接，也缺了发酵后菜的清香味，仿佛只要随便拿来一碗面，放些醋都可以模仿出这种味道。

父亲陪读一直不如母亲积极。晚上应酬后他便直接回家，第二天兴冲冲地去吃浆水鱼鱼或者浆水搅团。母亲气得只能打电话骂他道：“喝酒后还吃酸的，不要命了！”

从我记事起，菜市场旁的浆水鱼鱼店就存在了。小学时2块5一碗，中学时5块钱一碗，上大学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涨到6块钱。店只早上开，不到12点必定卖空，还有人专程开车来买他家的浆水料。几年下来，店主开上了宝马。

在浆水的领域里，我最爱吃的是浆水搅团和浆水鱼鱼，都是陕西传统风味小吃。家里是不会做的，只能去外面吃。

这两种食物本质一样，用玉米面和小麦面按一定比例熬成面糊，鱼鱼比搅团多了一个步骤，把面糊舀进专门的箩漏中，面糊呈水滴状一节一节漏进装凉水的盆里，很像大盆里挤满了“小鱼”。

玉米面多些是黄色的“鱼”，小麦面多些是米白色的“鱼”。大人们喜欢吃偏黄的“鱼鱼”，口感粗糙一些的面食更像小时候的味道。用父亲的话说，白“鱼鱼”太软，没什么嚼头。

这家小店是“苍蝇馆子”，木头门上用白油漆写着几个大字：风味搅团。10平米左右的店面只有6张四人桌，但早餐高峰时一张桌子能挤下6个人。每张桌子上放着一个装水的碗，里面是一把铁勺子。母亲严重质疑这家店的卫生水平，我们仨去吃时，她就用保鲜袋从家里装3个勺子过去。我人小面子薄，不好意思跟陌生人挤一张桌子上。每当我扭捏之时，父亲就一把把我按在座位上：“你这娃脑子锈了是不？瞅到空位还不赶紧屁股占上去！”

跟老板娘熟的食客会大方地喊一声“多放勺浆水，尤其多放韭菜段”。印象中有次快到中午才去吃，店里不算挤，但还是坐满了。老板娘用陕西话喊“最后一勺子浆水料了，谁要？”一时间，店里一半以上的人抻长了脖子向老板娘投去目光。

“这里！”“我要！”“来来来！”

最终，这勺料赏赐给了一个直接把碗举起来的顾客，父亲失落地把举起的手收了回来。

------

我上初中时，父亲的棱角和脾气终于肯收敛些了，认识到不能只给我做浆水面。他也跟母亲一样给我做荤菜，虽然他还是坚持浆水面是最好吃的。

初二那年，父亲突然开了窍，想把我培养出些淑女气质，给我报了形体芭蕾课。我从小就是在单双杠、蛐蛐堆和沙坑里长大的。这样高雅又程式化的运动让我觉得无聊，我经常翘课跑到附近公园遛弯儿。

父亲发现后大骂我是败家玩意儿，但初中的我已不像小学时胆怯，敢跟父亲顶嘴，跟他一样犟。不过总是以我哭结尾，他说话既快，逻辑又严密，我说不过他，就委屈地哭。第二天我还憋着气，他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见我不理他，强行逗我说话。

这也是他的规矩，他不允许家里有人冷落他。家里的战争总是他引起的，但也总是以他巴结母亲和我结束的。

5

真正开始留恋浆水是在高中，父母不陪读后，我连醋汤面也吃不上了。我在学校吃了3年的刀削面和牛肉拉面。

食堂饭菜味重，油和盐仿佛不要钱。刀削面总是不会吃完的，快到碗底时面已经被浇头泡到油腻，糊着一层红油。吃完后一个多小时嘴里都是咸味，要不停喝水。每当这时，我就特别想念浆水，它从不会带给人油腻感。

一到夏天傍晚，下课铃还没打，我的心就已经飞到了家里的浆水坛子。眼前看着圆锥曲线、导数题和英语完形填空，心里念的是小学五年级暑假的油泼辣子酸汤面片，还有奶奶用浆水煮出的“金元宝”饺子。奶奶家的饺子不是把皮紧捏在一起，而是将两边的角向下一弯按在一起，样子很像“金元宝”，筷子可以从中间形成的洞穿进去。

高中时我在学校附近租房住，原先父母还陪读，后来觉得父母早起晚归太辛苦，就让他们周末再来，反正自己在屋里学习也不会受干扰。

2017年我参加高考，高考前几个月，我开始变得依赖起父母，想放学后在家里看见个人影。因为父亲单位更近些，他扛起了陪读大旗。

4月，父亲又觅得一家浆水鱼鱼，就在高中附近的巷子里，我3年都没有去过的地方。这家的鱼鱼，小麦面掺得多，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白的鱼鱼。嚼劲自然没多少，与其说是“吃鱼鱼”，不如说是“喝鱼鱼”。

好在这家的浆水还算够味，是我在备考夏日里吃过的最爽口的食物了。就着鱼鱼酸汤吃锅贴，是我高考前几天的发明。

虽然我总跟别人抱怨父亲不靠谱，心很大，比如我提出一个人住时他丝毫不担心女孩子的安全问题，母亲倒是操心了一周，每晚叮嘱我锁门，但是我人生中每个重要时刻都有他的身影。

我的高中是省里最好的学校之一，在中考前我已经拿到了这所高中提前录取的名额。这很大程度是他的功劳——他打听到这所高中有提前批次的自主招生考试，只考3门。不知父亲通过什么方式给我报了名。我其实就是抱着重在参与的态度参加考试，觉得难题自己做不来。

这一次考试我也走了“狗屎运”，我的成绩成为这次考试的分数底线，我是这批录取人次的最后一名。

与其说高考前是相信自己，不如说是相信父亲。虽然小时候他总是以他的智商“损”我，但中学时他一直要我相信他的智商，“我的智商遗传给你没问题，你要像我一样有舍我其谁的霸气”。

现在听起来很鸡血，但当时我奉为圭臬。心里想着：“我可以不相信我，但我不能不信我爸，从小到大他觉得我能行的我都做到了。”

最终我考上了全国top2的高校，一向朋友圈不营业的他，破天荒晒了我的录取通知书。

6

大学我在外地上。前两年晚上给父母打电话闲聊，问他们吃的什么，十有八九跟浆水相关。母亲看起来妥协了，说就两个人在家做饭没什么意思，炒菜嫌麻烦，一个菜不够，两个菜会剩。

大二暑假回去时，发现父母关于浆水的吵架升级了，不再围绕着伙食营养，而是父亲的健康。单位体检，父亲查出了胃溃疡。他常年应酬喝酒，酒醒后还要吃浆水解酒，没有一点养胃的概念。

母亲托人从陕北买来上好的小米，每晚用电饭锅“预约”小米粥，还要雷打不动地放6个红枣进去。大多数情况下，父亲第二天会喝母亲准备的粥和煮鸡蛋，但他不喜欢吃煮烂的枣，嫌甜腻腻的，我一看他盯我碗的眼神，就端着碗跑了。

偶尔父亲嘴太馋，哪怕跟母亲吵架，也要自己下浆水面。有一次母亲过于愤怒，趁父亲出差时教唆我把整坛浆水倒了，打电话告诉他，由于我照顾不到位，浆水“发花”了。父亲回来看着空坛子黯然神伤——再拿浆水引子，只能是下一次回老家时。

虽然母亲总嗔怪父亲离不开浆水，但事实上她也是从小吃浆水长大的，只是不像父亲这般嗜浆水如命。两人都是陕西安康人，用母亲的话说，陕南一带，汉中、安康、商洛都是吃浆水的。在她的家乡，没有哪一户人家屋里不摆着浆水坛子。

我有时会问母亲，为什么她和父亲认识10天就闪婚。当着父亲的面，母亲一直的回答都是“瞎了眼，被骗了”。直到我上大学前，都是这样打哈哈似的回复我。

大学假期，我跟母亲分享我的恋爱故事，然后又一次问了母亲，当年看上了父亲哪点？母亲这次终于正经回答了：“你爸当年确实帅，而且在我教课的镇子里很出名。”

我表示这也没什么，她大学里的优秀男生也不少。

母亲像是突然回忆到了什么，笑着说：“他又骄傲又实在，他直言家里很穷，甚至约会吃的第一顿饭就安排在脏乱差的小馆子里。”

我正想腹诽这是什么择偶标准，母亲补了一句：“他说只会带认准的媳妇儿来吃浆水。”

那家“苍蝇馆”在镇子通往山上的最末一段路上。馆子门口没有招牌，只有经过门口时才能发现屋里是个吃饭的地方。去年寒假回老家过年，我又被父亲带进去吃饭。门还是小时候看到的那样，绿漆掉得差不多了。墙上的价目表依旧是手写的，价格那里隔几年就会重新粘上一个数字。

20多年来，这家餐馆主打“浆水两掺面”，这是我爷爷、姥爷和父亲心目中的“极品浆水面”。两掺面，顾名思义，就是两种原料掺和在一起做成的面食。小麦面和豌豆面以2：1的比例混合。豌豆面的量至关重要，多了面会发硬，少了面又缺了豆香味。这家馆子的两掺面不仅比例调和完美，面还是手擀的，够筋道。

夏天里，厨房师傅捞出两掺面，往冰凉的浆水调料里一浸，撒上葱段端到客人桌上。呼呼转头的风扇下，父亲把短袖下摆撩起来露出大肚皮，舀出一大勺油泼辣子淋到面上，淌着汗大口吸溜着面，面捞完后捡宝般捞酸菜段，都捞完了，把筷子往桌上一扣，端起搪瓷碗把浆水汤喝完。这样一气呵成的画面，深深刻在我的童年回忆里。

但我吃两掺面的次数屈指可数，大多数外地人还是吃不惯，觉得面的口感太糙，又发硬不入味。每次被父亲带到那家餐馆里，我只点浆水汤饺子吃。

不只是我，表姊妹、堂弟都吃不惯。坦白来讲，小时候我们对浆水的接受都是勉强的。西北人吃面不喜清淡，我小时候也不例外。爱吃裤带蘸水面，是因为蘸料咸香。爱吃肉汁揪面片，是因为浓郁的肉酱香味。似乎只有浆水是个例外，除去酸味便没什么可值圈点的味道，对小孩来说，没有肉，更是减分项。

7

疫情居家隔离期间，母亲发明了酸菜的新吃法。炒米饭比较油腻，她把酸菜切成丁，直接跟米饭炒。酸菜吸油，即使里面再打鸡蛋，吃起来依旧口感清爽。

在父母心中，浆水酸菜是最高贵的菜。小时候他们吃它，不是因为喜爱，只是实在没多少菜能吃。调味品和油是稀缺的，浆水发酵味道的成本只是时间。

七八十年代，母亲家总吃红薯稀饭，母亲嫌没味道，姥姥就把酸菜切碎拌到她的饭里。父亲在镇里上初中，他不舍得在食堂吃，就去姑奶奶家做饭。他从家里带来浆水菜和干面条，熬酸菜料时只放一点大油煮出的面就够香。中专和大学时父亲在外地吃不到浆水，无比想念家乡的味道。

他也像小孩子展示宝贝玩具一样向周围人推荐浆水。工作后有次他和同事回老家，一开始那个同事吃不惯浆水，父亲直说浆水有降血压的功效，那人吃了几天浆水后证实父亲没夸张。后来，他一听说父亲要回家，就自告奋勇开车送他。

上大学后在南方做社会实践时，我碰见了一款酸菜牛肉粒罐头，第一口就油腻到我喝掉半碗稀饭。跟父亲打电话说这个事，他笑着说：“酸菜是穷人的伙食，碰了油就没有它的本味儿了。”

直到今天，父亲还是不会表达什么感情。只要没什么要紧事，他从来不会主动给我打电话，经常是我给他打，他一句“还在应酬”就挂断了。家庭群里，父亲的交流内容是西安的房价分析、劝我和母亲读《曾国藩家书》。

最近，我放假坐高铁回家，跟父亲撒娇：“爸来接我呗，其他孩子都有人接。”

“不去，太远了。新地铁线路通了，你坐坐体验下，地铁里很漂亮。”

到了晚饭点我才到家，父亲给我面前端来一大碗浆水面片。我赌气他不来接我，嚷嚷自己“晕地铁”不想吃。母亲到我房间安慰我，说父亲不是不在意我，浆水是他昨天刚酘的。

“你爸知道你喜欢吃略微带点热度的凉面片。如果他去接你回来，你再吃上温度适宜的面片就要到晚上了。”

坐在餐桌上，我摸着碗壁，指腹间传来的是小时候熟悉的温度。看着厨房系着花围裙的父亲，我笑着说：“爸你是不是插着温度计做的浆水。”

他背对着我，没看见我含着泪：“笑话，我这么聪明，温度摸一下就感觉出来了。”

那晚之前，我一直没有把“父亲”和“佝偻”两个字联系在一起，在我印象里他一直是腰杆挺直的，把“骄傲”写满了脸上。

“爸，你年轻时真有郭富城那么帅吗？”

“我们不是同一种帅。”

“爸，今晚吃了浆水，明早不吃了好不好。”

“好。”

我突然伤感岁月，连父亲也不再固执如初。

“那就明晚吃浆水饺子！”他不慌不忙地加了句。

编辑 | 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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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野

在文字帝国搬砖的00后

源济

樱桃树下的奶奶教会我，心暖了日子总会好过 | 人间有味

Original 蔡寞琰 人间theLivings  2021-07-30

“樱桃一半长在树上我没摘，还有一半我还是摘了给你泡一壶酒，你要喝下去，把奶奶记在心里。奶奶让你记得，不是要你回来看我。奶奶是希望你以后难过时，一个人闷在房间不开心时，就想想奶奶，心里就会暖，心暖了日子就好过。”

配图 | golo

人间有味丨连载

我曾有一棵樱桃树，每逢春天，在袅袅微风里，我总会透过窗户，望着满树樱桃由青色变得黄里透红。便觉得自己是春风，将樱桃看熟了，它们是长在阳光下的宝石。

不像市面上的车厘子，红得太死板，甜得没个性；我的樱桃则灵气多了，皮薄剔透，嫩滑多汁，有点酸但酸得俏皮，回味无穷。

我坚持认为，自己这一生吃过的所有樱桃里，只有那棵树上的最好吃。

1

樱桃树是房东凌奶奶送给我的。第一次走进那间出租屋，我以为自己最多能住3个月。没想一住就是三四年。我自幼一直飘零，因为凌奶奶在，那几年我才终于体会到有家的感觉。

最初租房是想要养病。12岁那年我摔断了腿，因家里没人管，中断了治疗，之后一直瘸着，直到上大学，半工半读攒了钱，才能去医院继续治疗，接受康复手术。术后得休养，但我无家可归，出院后也只能住学校。宿舍在4楼，没有单独的卫生间，总会有诸多不便，万般无奈，我打算先去学校附近租个房子，安顿好了再去手术。

同学都劝我谨慎，校外不良房东很多，见学生好欺负，一天到晚总找事。损失钱财是其次，主要还是麻烦。到时候我行动不便，万一又起了纠纷，自己怎么处理？何况我租房要求多，首先得是一楼，还要安静，租金预算却又紧张，一个月最多200块钱。

果然，连续跑了四五天，我都没找到合适的房子。学校附近的安置房一楼基本都是铺面，好不容易遇到有很小的杂物间出租，租金也不便宜，至少也要400块以上，外面还摆满了流动摊位，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十分嘈杂，非常不方便轮椅进出。

同学告诉我，学校旁边的村子有平房出租，价格实惠，就是远了点，离学校有1公里左右。这倒不是问题，为了方便做兼职，我之前买了电动车，勉强也能骑。

等到了村里我才知道为何房租便宜——学校那几年大量招收自考生，但又没安排宿舍，自考生只能在外租房。因此多数平房是村民专门为出租而建的，架构简陋，墙体较薄，层高只有一层，顶上没盖瓦，不保暖不隔热，几乎都没有空调，当时是夏天，房间像蒸笼一样，风扇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不利于我伤口的愈合。

见此番情况，差不多打消了租房念头，但想着既然来了，就当散步把村子逛完吧。没想到却在村子尽头处，看见一间房。虽然也是平房，但它在一棵大树下，旁边有个菜园子，后面是一片池塘，池塘里种了很多荷花。房间虽然只有十来平，却收拾得干净整洁。

房东凌奶奶那年65岁了，虽然脸上有老年斑，但还能看得出年轻时的标致，面相和善，说话却急。当时她忙着打扫地上的树叶，抬头看了一眼门口的我，又接着扫地：“这房子只有那么好了，你看看。房租按年交，2200块一年，押金50元，未经同意房间不得转租，电费用多少算多少，自家打的井不收水费，不浪费就行。”

听说老太太一次要收取一年的房租，我有点不能接受，又没了想法。陪我一同前来的同学也不满意，当着她面说：“看来租人家的房也麻烦，你就住寝室算了，大不了我们背你上下楼。”

看着眼前瘦巴巴的同学，我既好笑又无奈。我们班本来男生就少，和我玩得好的都是他这种弱不禁风的，就算他们真有心，事到临头恐怕也是无力。

“只能先把手术做了再做打算了。”我安慰他。

就在我苦笑时，凌奶奶拿着钥匙走了进来，“既然你们不嫌弃，那就先住3个月吧，租金200块钱一个月，还是得一次性付清，我已经够‘同情’学生了。”

我签了合同，交了600块钱，付了50块押金。当我提及要押金的收条时，她却不愿意写，“我都这么大岁数的人了，人活一张脸，怎么会赖掉你们学生的押金。”

既然老人家都这样说了，我不好再勉强。但心里总归不舒服，想着到时间就搬走。

2

我去医院做手术了，住了将近两个月才出院。

正值暑假，同学们还未返校，我一个人办完出院手续，打车到出租屋门口。司机帮我放下轮椅，又扶我下了车，刚好被凌奶奶撞见，言语中满是焦急：“小蔡，屋里人呢，一个人怎么搞哟！”见我坐在轮椅上面无表情，也不做声，她便不再追问了，帮着司机一起小心地将我推进房间。

进去后，凌奶奶问我吃饭了没有，说她屋里还有点鱼汤，热一下喝了伤口愈合得快，然后又说她很“同情”学生，让我有需要跟她说。

这是凌奶奶第二次这么说了，可我从小最不愿意的就是别人同情我，当即谢绝了——“我找了家政阿姨，在我行动不便之时，每天过来给我做两顿饭。其他应该没什么事了，再过半个月就不怕摔了，自己能慢慢走。”

一周后，我就勉强能走路了，只是容易摔。为了省钱，我不再坐轮椅打车，咬着牙自己骑电动车去医院做康复，反正骑车用不着腿，只要中途别摔了就行。

当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在回村的路上过减速带时，我一个不留神翻了车，手机摔成几块，我倒在路边，晕晕乎乎的，起不来，也说不出话。偶尔见有人影经过，也没人扶我。或许是当时出过不少做好事扶人被讹的案例，到处都人心惶惶的。

我足足在地上躺了半个小时——当然，这对于自幼习惯人情冷暖的我来说，确实也不算事儿，除了躺在地上有点硌人以外。

就在我半睡半醒之间，忽然听到有人说话，“这怎么要得……”过了一会儿，来了几个人，有人摸我的额头问能不能动。我听声音有点耳熟，还没来得及喊凌奶奶，她就认出了我，“原来是小蔡啊，菩萨保佑，可不能有事啊。”

医院的检查结果显示，除了有轻微的脑震荡外其他无大碍，万幸旧伤没有磕到。尽管凌奶奶帮助了我，我铭记于心，但我不善于表达，依旧和她没有太多沟通。

------

3个月的房子很快就要到期了，一天凌奶奶来找我，“小蔡，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我要去镇上买药，平常是我大儿媳送我的，这几天她没空，我想要你骑车送我去镇上。”

我们刚准备走，便遇到了凌奶奶的大儿媳，她嘱咐我小心点，“不然本来是乐于助人，万一有个什么意外，反而要惹一身麻烦，说不清了的。”

我犹豫了，凌奶奶却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只管放心骑车就是，任何问题都找不到你身上来。”

路上凌奶奶一直劝我，“你以后要像我这么爽快，需要帮忙时就大声说出来，总有人会听到的，这次没有人听到，下次也会有……我第一眼就觉得你比其他学生好。”

说话间，有一辆摩托车从拐角处冒了出来，差点撞上直行的我。对方把车往地上一丢，冲过来朝我恶语相向，“你自己想死买不起棺材板，也不要拉上我……”当时我惊魂未定，没来得及反应，就只是愣在原地没作声。凌奶奶抢先挡在了我前面，说她要早点拿药。摩托车车主怏怏地走了，凌奶奶对我竖起大拇指，“小蔡以后可是做大事的人呢。”

我忿忿不平地回答：“我只恨自己反应慢了一拍，要不是带着您，我就追上去抽他。”

凌奶奶笑着对我说，“是该抽，不过不抽更好。奶奶没文化，但见得多，人一辈子就像一条河，你知道它最终流向哪里，途中难免干涸啊断流啊洪涝啊决堤啊，总之要经历种种，但你都要熬过去。像今天这样的口舌之争，不过就是一颗小石子丢进河里，你不要在意那么多，顺势就将很多无聊的石子冲走了，去到你的大海。”

见我不说话，凌奶奶继续夸着讲她的道理，“其实你不是反应慢，是顾及我啊。你以后开车同样会遇到这种不讲道理的人，那时你车上载的不是我，会是你的老婆和孩子。我想就算对方再怎么挑衅，你都会忍下来，先把他们安全送回家再说。”

我不爱听人说教，但确实有点喜欢凌奶奶了，我看到了她内心真正的温柔与睿智。

3

房子到期那天，我心有不舍，一床凉席反复卷了又摊开。凌奶奶一直在外面扫地，都快一个小时了，还在念叨，“哎！这棵树很烦人，叶子掉得快，刚扫了又掉。”

听到凌奶奶的声音，我竭力说服自己留下——宿舍里要好的同学差不多都搬出来了，只有一个非常不讲卫生的室友，冬天不洗澡，一周洗一次脚，盆里的水都黑乎乎的了，他总是捏住硬邦邦的袜子，往污水里蜻蜓点水似地划一圈就晾在了爬梯上。虽然多出200块钱一个月，但更方便出去打工挣钱了，做兼职回来晚了也不用翻墙、对宿管阿姨赔笑脸了。存放摆地摊的货物也方便，电动车更不用花钱寄存充电了。

想通以后，我打开门，对凌奶奶说，“您这么讨厌这棵树呀，我可喜欢着呢，还有屋后的那株樱桃树。”凌奶奶笑了，“小蔡这是不走了吗？”见我点头，凌奶奶说，“小蔡喜欢就都送给你好了，樱桃树这两年可能因倒春寒的原因，没有结果。我喜欢你住在这里，一直希望你留下来，但作为房东，留租客好像不大合适。”

我倚着门框道，“我终于是有大树可以依靠的人了。奶奶留小蔡再合适不过了，不过我可是真心舍不得奶奶，希望您也不是出于同情才留我，我不需要人同情。”

“我现在还是要‘同情’你的，可能是奶奶不会表达，我们这里说的‘同情'是理解的意思，奶奶对你不但有理解，还有心疼。你走了，我就没法子照顾到你了。”

凌奶奶确实处处为我着想，见我在折叠桌上看书写字，转身就叫人将她房间里的老式书桌抬了过来，“小蔡不像其他学生，出来租房只图快活，得有张像样的书桌配。”

凌奶奶平日在农贸市场外卖小菜补贴家用，自从知道我爱生吃黄瓜后，黄瓜就不拿去卖了，还总是拉着我去菜园子里看，“黄瓜都给你留着，只要它长出来了你就摘。其他的菜你也可以随便摘，我没打农药的。”

见我没去菜园，她就自己去摘了给我送来，“小蔡就是太客气了，我不喜欢。只要你爱吃，奶奶都有的，还有得卖。”

入秋时节，天气刚转凉，凌奶奶就忙着给我的床铺晒稻草，“你房间的那张床是老式的，得铺稻草才暖和，什么垫子都不如稻草。我挑的好的，铺上棉花被，过冬就不怕了。”

我忘性大，经常忘了带钥匙。凌奶奶是个讲究人，说房子租出去了，就是人家的私人空间，“那就不能窥探，我不会留钥匙，留了人家不放心，还得自己换锁。”每次我忘带钥匙，只能打电话让人开锁公司的人来开锁，次数多了，凌奶奶就对我说，“小蔡你相信奶奶的话，就给一片钥匙给我。我给你守着门，不让别人来偷，也不让你自己将自己关在门外干着急，只要你回家了，这扇门就能打开。”

------

凌奶奶总是借口扫地在那棵大树下等我回家，周末我在外面做事，有时两三天不回家，一回来就能看见凌奶奶在门口扫呀扫，地上总是一尘不染。见我回来了，她就会很开心地说，“呀，小蔡回来了啊。”我就亮出钥匙告诉她，“我回来了。”

有一次我回家都半夜2点了，见凌奶奶房间的灯还在亮着，当时我没多想，以为她起夜或者怎么。但当我开门亮灯以后，她那边的灯马上就熄了，我才知道她是在等我。

第二天，我去跟凌奶奶说，“您没必要熬夜等我的。”

凌奶奶故作生气，“我还没说你，那么晚才回家。万一你没带钥匙，大半夜又没开锁的人，我房间的灯不亮，以你的性格，会来找我要钥匙吗？只要你有事半夜也来敲门，以后我就不等你。”

凌奶奶总怪我太客气，“你看，我每周都让你骑车载我去镇上买药，看报纸读不懂就来问你。你却从不主动麻烦我，园子里的菜一定要我送来才肯接，自己去摘啊？”

我只得解释，“我不去是因为懒。我都欢欢喜喜接了，您看我都不给钱了。”

在遇到凌奶奶之前，我时常告诫自己，有些事，不见人心，是不能麻烦别人的。在这方面我受过太多委屈，以前我去别人家待过几天，他们说怜悯我，让我一定要去。我心怀感激，想着以后一定回报，但等不到那一天了，就在我过去时，人家就到处抱怨我不给钱，不拿米，不干活，连笑脸都没有一个。我不该信以为真。

凌奶奶说我太敏感，但多数时候我就是靠着这种敏感一次又一次地保护了自己，没什么不好，自己爱自己从来都没有什么错，不过，我也答应凌奶奶，“在奶奶面前我不设防。”

4

凌奶奶总是会兴致勃勃地来告诉我一些事情。

譬如下雪时，她很兴奋，却又装作见多了，不在意的样子：“小蔡，大雪封门呢！下雪不稀奇，你出门要系围巾啦。”

到了三月，她又开开心心地来说：“小蔡，你的樱桃挂上啦。”

我说，“是啦，我亲手挂上的。”

凌奶奶嘟囔道，“小蔡会吹牛了，是好事。这小伙子也不笑的，不知道经历了什么。”

樱桃成熟时，我终于和凌奶奶一起开怀大笑起来，说祖父也爱吃樱桃，他会念：“四月樱桃红满市，雪片鲥鱼刀魮。淮水秋清，钟山暮紫，老马耕闲地。一丘一壑，吾将终老于此。”

凌奶奶一颗樱桃还没吃完，赶紧说，“郑板桥的词喽，我还知道蒋捷的‘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原来凌奶奶的名字里有一个桃字，“儿时我嫌桃花的桃字不好听，吵着要改名，我爸爸就解释说是樱桃的桃，这样我就满意了。”

深聊之后，我才知道凌奶奶是大户人家出身，“我们家以前开厂子的，家里什么东西都有，我爸爸还会开汽车，不过我7岁时，家里就被划分为资本家了，小洋楼没了，什么都没了，爸妈很快也没了。我本来在学钢琴的，后来就不能学了。哥哥姐姐的钢琴弹得好，可是为了生活，为了带我活着，就只剩下了干活的手。”

凌奶奶讲家里的事，没有过多沉重，“时间会将一切替代的，所以叫时代。我们家以前的富贵就跟看戏一样，虽有绫罗绸缎、锦衣玉食，却不是自己想唱哪出就唱哪出。现在只要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了，便是好的时代。做人要讲究，就会辛苦。”

凌奶奶说，自己的讲究都源自于父亲，一个将“信”字看得比命还重要的实业家，“当年有人打着政府的名号说要‘赎买’我们家的厂子，价钱谈得很低，我爸爸没意见，说要不是因为之前社会动荡，经营不善欠了人家一些原材料的费用，无偿送给政府都可以。然后有些人果真就不给钱了，我爸爸当然要追讨，他答应过别人，不管厂子如何处理，一定要偿清欠款，尽管那些人再也没出现过，他依然坚持。”

只不过，等到一顶“资本家”的帽子扣了下来，说什么都不行了，“我爸爸临死前不忘告诉我们，家里是欠了别人很多东西的，让我们以后一定要讲信义去还。”

到了凌奶奶这一代，还是想着亏什么都不能亏欠人，“七八十年代我就偷着做小买卖，那时候是不允许的，但没办法，一大家子人要活。好在大家说我做人做事从不坑人，还能方便他们的生活，想举报都没迈出步子。”

凌奶奶在农贸市场连摊位都没有，却能“罩着”我。我偶尔趁凌奶奶不在去买菜，再狡猾的摊主见我来了，都会主动给我挑最好的菜，就算市场里大家心照不宣“一斤就是八两”，摊主却从来不敢给我少过秤。

凌奶奶是最不能容忍缺斤少两的，几十年前，凌奶奶就有“凌秤杆”的外号，市场里顾客对谁的秤有怀疑，都要去“凌秤杆”那里重称，摊主被诬陷了也是说，“你不信就去‘凌秤杆’那里，若连她的秤也怀疑，那你就不要相信这杆子秤了。”她虽是流动小贩，却始终有自己的“地位”，这种地位不是靠权势与金钱能得到的，是连市侩小民都发自内心的敬重。

我曾打趣过凌奶奶，“或许就是因为您死守信义，到头来才只是一个流动小摊贩，您入行早，如果多动点脑筋，在社会上计较一点，兴许早就发财了也不一定呀。”

每到这时，凌奶奶就会扯着她的大嗓门喊到，“年轻人就知道发财，我们家在80年前就发财了的，我可是正儿八经的大小姐出身，什么没见过？我从来就不稀罕那些。”

我偶尔在外上当受骗，受了委屈后就会回来跟凌奶奶抱怨，“原来‘人情忌殊异，世路多权诈’是真的，我要‘黑化’了，什么道义、什么情面都不用顾了。”

凌奶奶总是会先顺着我，“当然可以啊，社会最悲哀的事莫过于逼一个好人变坏，不过好人变坏是要勇气的，要么抛弃了一切，要么就是完全变得不认识自己了。小蔡你以后可以有心机，但一定不要去做伤天害理的事，好人伤害别人，自己会更痛。对人不要抱过高的期望是为了让自己舒心，对自己有最低要求那是为了活得体面。”

她总能说服我，正当我想着怎么夸她一番时，她又去菜园子忙碌了，又去扫地了。

5

凌奶奶是热爱生活的。

她的老伴儿是一个没有手艺的农民爷爷，不怎么认字，经常拿着一张报纸过来问我，“小蔡，这个字怎么读？”凌奶奶瞟一眼就读了出来。爷爷就赌气，是真的生气，“就你能，你那么能就不要嫁给我，就不要我保护你。”凌奶奶任由爷爷骂她，“随你说什么，我活得好好的就行，一家人也养大了，可以了。其他我才没有多想，不嫁也嫁了，不喜欢也喜欢了，我没有觉得哪里不好。”

凌奶奶和爷爷生了两个儿子，好像还有个女儿远嫁在浙江，我没细问。只知道两位叔叔人很和善，他们是做小工程的，一般在外面忙，回来都是父慈子孝的场面。

对一切看似都不怎么在乎的凌奶奶却爱张罗我的感情，有次我带了个女同学过来玩，凌奶奶见了执意要塞个小红包给我，“小蔡，来客人了，你就说奶奶看重她。”然后忙着做饭，突然又想起什么，嘴上念叨“坏了坏了”，我一问才知道，原来她是对自己的小房子不满意，转头就和女同学解释，“你不要看小蔡住得破破烂烂的，那是我的房子，你不要介意。他不是住不起好房子，是怕搬走我这个老太婆会伤心，他以后会发达的，你真有眼光。”

我忍不住打断凌奶奶，“您不是说不在乎发财什么的吗？今天怎么尽是铜臭味了。”凌奶奶假装呵斥我，“你别插嘴，奶奶是奶奶，你不在乎钱谁跟你好好过日子啊。”

女同学平日就爱开玩笑，她拉着凌奶奶的手笑嘻嘻地说，“我们是同学，我当然了解他，可他不喜欢我，要不您帮我劝劝，让他跟我在一起，我一定会对他好的。”

凌奶奶一听我不喜欢，从口袋里摸出一颗糖，“小蔡不喜欢就不要勉强，他要找自己喜欢的。不过奶奶喜欢你，你长得可好了，以后能找到更好的，说起来小蔡也只有一般般好。”

女同学又乐，“奶奶明明就是偏心。”

凌奶奶还真的点了点头，“有那么一点。”

------

我的邻居也说凌奶奶偏心，凌奶奶听了不服气，“我对你们还不好？换作别人早赶你们走了。”

邻居是一家三口，也是凌奶奶的租客。邻居家的女人身体不好，总是怀孕没几个月就流产，但为了生儿子，又总是怀孕，经常呕吐，屋子周围常年有中药味。

凌奶奶有时看不过眼，会直接过来骂人，“你不想活了，再这么糟践自己的身体，我就把你们赶走算了，眼不见心不烦，要不是看在你们女儿的份上，哼……”

那位大姐平日其实尖酸刻薄，心思比我还重，也只在凌奶奶面前才开笑脸，“奶奶就是嘴硬，自己收留了几只流浪狗，每天都骂它们讨嫌，却每天都好生喂养着。”

奶奶才骂完人，又心疼大姐的女儿，小女孩喜欢花，奶奶就对她说，“奶奶给哥哥送了大树，那就给你种花，你喜欢什么，我就给你种什么。”

有时候见女孩在郁郁寡欢地倒药罐子，凌奶奶就会走过去说，“到奶奶这里来，你和小蔡哥哥，我更喜欢你。以后他结婚我只给600块钱红包，给你至少要翻倍，奶奶保护你。”

看上去大大咧咧的凌奶奶，总能顾及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感受。平日里她做好吃的会拉着我和小女孩过去吃。但过年那晚，她没来喊我，只是让我正月初六去给她拜年。

后来我才知道，她给邻居解释过：“喊小蔡来家里过年反而不好，他在乎奶奶的爱，却不喜欢麻烦人，他会觉得自己搅扰了我们一家人的节日而感到不自在的。”

初六那天，两位叔叔们都要去外面拜年，凌奶奶家的其他亲戚也都走得差不多了，“奶奶就是你一个人的了。”

她以前就跟隔壁大姐说，“你也不要喊小蔡过年，不要老是追问小蔡的家人，他想说就会说。有些事我们从相处中就能看出一些东西来，你何必总是伤孩子的心。”直至现在我都没有告诉凌奶奶，自己一个没了爸爸、妈妈改嫁的孩子，一开始是不想她同情我，后来是怕她挂念我。挂念一个人很费心力，或许凌奶奶早知道了。

等到了阴历二月初二，奶奶会端着一碗艾叶煮蛋给我，“二月二，龙抬头，我们小蔡也抬头。去洗把脸祛除病痛和灾祸，然后喝了它，这世上的难再不要找上他了。”

6

我早把凌奶奶当成自家亲奶奶了，隔壁的小女孩亦然，我们还曾为了凌奶奶和人打过一架。

在我们租房不远处的小路上有个垃圾堆，运垃圾的人那些日子总是偷懒，直接放一把火就走了，烧得附近烟熏火燎臭气熏天，前几次凌奶奶没说什么，后来也只是在那人点火时，端一盆水把火浇灭了，“你拿钱不干活就算了，还污染环境。”

那人见凌奶奶不过一老太太，非但不自省，反而挥动铁锨威胁人，说点了就点了，“再拦就打死你”。那天，正好隔壁的小女孩看到了，喊我过去帮凌奶奶，等我们到了垃圾堆旁边，小女孩冲上去就打。见那人还手，我也上去动手了。我们打赢了，那人不服气，打电话说要叫人来。

他叫人，我也叫人，我和学校里几个玩得好的同学可从来都不怕打架。凌奶奶却慌了，赶紧阻止我，“谁告诉你大学生是用来打架的？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这里哪一个都赔不起！”

小女孩也不服，“那我叫人，我们班也有男生的。”奶奶更急了，“我的小姑奶奶，细妹子，花骨朵，你就更重要了，是我的心肝尖尖，那还是让小蔡哥哥去打好了，你可是要被我们打架保护的人，自个儿的心里要温温柔柔的，别来气，晓得不？！”

那天，我的朋友们都来了，正当我们挽起袖子准备打群架时，发现对方只来了一个人，那个人自称是记者，是他什么侄子，开口就说“大学生无故殴打环卫工”，见我们这边人多，还报了警。

警察到来之前，运垃圾的那个人让我们赔礼道歉，并赔偿他300块，不然就告到我们学校去，还会将此事曝光，“届时媒体施压，就连你们学校都吃不了兜着走。”凌奶奶从口袋里掏出几张，“这点钱我还是有的，但你一分都别想要。你破坏环境，殴打小女孩，还要我们赔钱？别想仗着自己形象弱，就能掩盖你的残暴。”

警察来了以后，看了一眼现场，连笔录都没做就说你们和解吧。运垃圾的那个人说，“你要是不把这些人给处理了，以后我就不干了。”民警看了一眼垃圾堆和邻居小姑娘，“你还好意思叫我来，人家没报警都算你走狗屎运了，你们报道出去嘛。”

见民警走了，他们又说要去学校闹。凌奶奶被惹恼了，“你去，你现在去，他们学校两个院士，恰巧我两个都认识。你打学生娃还有理了，学校会怕你们小瘪三！”

这是我见凌奶奶发的最大一次脾气。事后她严肃警告我，“以后可千万不能打架了，这次他是叫来警察，我们占理。若万一他喊来的是痞子，那可要我的老命了。”

我当然不认同，“就好比您上次说以后开车，老婆孩子在，不能发脾气。可万一人家都打到我老婆孩子身上来了，再不还手，那我学什么法律，做什么男人呢。”

凌奶奶拉着小女孩就回去了，“你小蔡哥哥以前可没这么会说话的，被你带坏了。”

7

日子就这么舒服地过着，有时池塘里的荷花开了，有时树上的知鸟在叫，有时艳阳天，有时风霜雨雪，有时樱桃挂满树梢。而那棵大樟树四季常青，凌奶奶的声音总回响在耳畔，我有时想着，就这样循环往复日复一日地生活，也没什么不妥。

一天下午，我上课回来，看到租房附近有一辆大货车和两台吊车。凌奶奶如往常一样，在我门前扫地，只是旁边一下围了不少人，她们在叽叽喳喳劝凌奶奶，”树是你种的，卖了吧，趁现在有人收，价钱正好，你们两口子每个月都要吃药。”

见我回来了，她们又劝我，“奶奶糊涂了，你可不能不懂事，树本来就不是你的。也不是要砍掉它，我们这个村子以后要拆了，老板们过来收购大树移摘到别处去。你劝劝奶奶，加上那棵樱桃树，人家都出到6000块了，她一年到头又能挣多少啊。”

我过去抱住凌奶奶，“您自己种下的树当然是您的，我心里的树才是我的。”凌奶奶却哭了，“树是小蔡的，花儿是细妹子的。我知道我能卖树，但是树卖了小蔡住着会热，那些花儿给拔了，细妹子就只能闻着那些中药渣子了，你们就都会走的。”

我也哭了，“我都大四了，小妹妹也要去读高中了，只要奶奶一直属于我们就好啊。”

凌奶奶却固执得像个孩子，“别的树我都卖了，钱也挣了，这两棵树我不卖，要给你遮风挡雨。你7月1号走，就给你挡到7月1号，樱桃也快红了，我们去摘。”

最后小女孩做了决定，“小蔡哥哥，我们收下奶奶的这份心意，反正你走后还能卖。”我这才听了她的。

后来听说卖树前，凌奶奶特意交代爷爷，“你不能为了卖树的事跟我吵。你一吵小蔡无论如何都要劝我卖了的，夏天要来了，不能热着他。”

其实那时候，离我离开的日子只有不到一周了。我已经结束了检察院的实习，准备去外地教书去了。临走前，我对凌奶奶说，“今年的樱桃就不要摘了，就让它们漂漂亮亮地挂在树上，替我看着奶奶。”

------

我要走的那天。小女孩一直拉着我的手，松手后又去抱行李。凌奶奶拉住了她，“小蔡哥哥是往好的地方走，这次你不能任性了，还有奶奶呢。”

我让凌奶奶把房间给我留着，她摇了，“不必了，我听到你打电话，你有好多门路，总之不会留在这里了。我还听说你想去国外，不知道那里有没有大树，可不可以种菜，不然你从我这里拿点种子过去也好，你爱吃红苋菜、茼蒿种子都备了。”

就在我把行李装车时，凌奶奶从家里抱出一瓶烧酒，“樱桃一半长在树上我没摘，还有一半我还是摘了给你泡一壶酒，你要喝下去，把奶奶记在心里。奶奶让你记得，不是要你回来看我，这里拆了以后，你也看不到我了。奶奶是希望你以后难过时，一个人闷在房间不开心时，就想想奶奶，心里就会暖，心暖了日子就好过。这个红包你拿着，我没给你钱，是你剩下的房租和押金，我说过我会记得的。”

我掏出钥匙，对凌奶奶说，“钥匙还是您给我管着，哪天我打不开门，您得在。”

“在，你门口的叶子我照样会扫着。你不能哭了，要多笑，小蔡这次出去几天呀？”

那瓶樱桃酒，我存到2020才喝，少了好多。想来自己从前总是还没打开，就醉倒在树下。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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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寞 琰

学法律的文字爱好者

源济

腊八豆撤下了桌，这个家再不由外婆了 | 人间有味

Original 老孟 人间theLivings  2021-09-17

在外婆看来，只要我们还吃着她亲手做的腊八豆，就还由她管着。虽然屋里空着，但心是满足的。如果哪一天我们都不要腊八豆了，就是抛弃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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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有味丨连载

2019年11月初，表弟在“一家亲”家庭群里发了一段小视频。视频中的外婆斜躺在小舅家的竹椅里，双颊深陷，张着嘴喘息，像一条离了水的鱼。

群里一下炸了锅，大家纷纷询问外婆怎么了、要不要紧，还有孙辈说要赶紧送医院。我心想，家里的年轻一代到底与上一代人不同，更尊老，至少没了对老人的那种漠视。

随后，表妹的一句话又浇灭了我刚刚燃起的欣慰，她说：“希望能拖到过年去，高低跑一趟，要不这一趟就白跑哒。”

1

我几乎是外婆带大的。我两岁多一点时，妈妈因病去世，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从来没有“妈妈”的身影。如今，我梦到最多的还是外婆家那几间乌漆嘛黑的老屋，还有在灶湾里忙碌的外婆。

一般来说，都是用“慈祥”来形容老人家，但我外婆不是。从我记事起，外婆就总是短发齐耳，用一把棕色的木梳子梳得顺顺的，一边别一支黑色发夹，干净利索。她眉眼周正，皮肤显黑，看起来很粗糙。手大，脚大，个头也高。爸爸说过，妈妈很像她，也那么高大。

外婆这辈子究竟生了多少崽女，我们都不知道。那时医疗条件差，家家都是放养式看管，孩子意外夭折是常有的事。外婆曾和我说，我妈前面还有个姨，养到15岁，突然喊了一夜肚子疼，第二天就没了。最后外婆剩下7个崽女，我妈排行第三，前面有两个兄长，下面两个弟，两个妹。

我养在外婆家时，二舅和大姨已经结婚生子，可40多岁的大舅还没讨亲。他是七兄妹间最聪明的一个，当过兵、教过书、做过买卖。80年代的时候，就常有湖北人、四川人来拜访大舅，和他坐在茶堂房里说说笑笑。在所有家人心里，大舅是通天彻地的能人，没有他办不到的事。

大舅会赚钱，花钱更如流水。当村里大多数烟民还在滚“喇叭筒”、吸一两毛一包的烟的时候，大舅就在吸1块3一包的“芝城”了，待客时分给大家的是2块8一包的“长沙”。

因为大舅舍得在吃上花钱，外婆家的伙食一直很好，基本餐餐有鱼有肉。外婆又炒得一手好菜，荤腥也好，时蔬也罢，到她手里总能炒得色香味齐全。

然而，我最喜欢吃的还是外婆做的腊八豆。

------

在湘北农村，家庭主妇基本都会做腊八豆，这是土地流白时的一种既下饭又经济的菜肴。它的制作流程很简单，但不是谁做的都好吃。

腊八豆本该与腊八粥一样，在腊八节这天做来吃，但在湘北地区，腊八豆却是在秋分前后制作。过早，天还热，吃不了几天，新鲜的腊八豆就酸了；太迟，又没了好的剁椒，豆子也像过了身的菜一样，少了原汁原味。因外婆每年做腊八豆的时间比较固定，我很小便知道了“秋分”，也知道了一年之中有24个节气。

秋分一到，外婆就会从谷仓里提出豆子。一般选用黄豆，也有少部分人用黑豆。外婆一般在早饭后把豆子浸在水里，晚饭后捞上来，再用清水洗两遍，倒进铝饭锅，加水，提上土灶煮。

豆子煮熟后，用筲箕滤掉水，盛到木盆里拿块木板盖着，等待发酵。发酵是最关键的环节——时间太久，豆子泡了，会长霉，不好吃也不敢吃，有毒；时间过短，豆子还硬，吃起来硌牙，没味也不香。

因为担心老鼠偷食豆子，外婆会把木盆放到床底下。那是老式的木架子床，床底下能放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别人发酵豆子，总要隔一天就揭开盖子看看，生怕过了。外婆从不看，就靠闻“豆香”。某天，她直接从床底下拖出木盆，掀开木板，就是最恰当的发酵状态。而我用心吸着鼻子，却什么也闻不到。

接着，外婆会往发酵好的豆子上倒新鲜的红剁椒和姜丝，加盐，一阵搅拌，再塞到瓦罐里腌上几天几夜。小时候，每当看着外婆盖上瓦钵，倒上一圈水封住罐口，我的喉咙里就像伸出了一只小手，恨不得马上掀开瓦钵，舀一瓢腊八豆送进嘴里。

我天天问外婆：“可以吃哒怕？可以吃哒怕？”

外婆总是说：“再等等，再等等。”

尔后的某一天，一大家子人正围着桌子等开饭，外婆突然舀了半碗腊八豆端上桌，说：“试试看。”红色的剁椒，金黄色的姜丝，点缀着粒粒饱满的大豆，映在白色的瓷碗里，看着就流口水。大人孩子都抢着夹，“我试试”“给我一点”“留几粒把我”……

不一会儿，半碗腊八豆被哄抢一空，然后大家各自赞叹：“真的好香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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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腊八豆从瓦罐里舀出来就可以当凉菜吃，但外婆总会再加工一番。

有时用小碗盛着，加一坨猪油，洒几粒味精，放在饭里蒸。腊八豆一沾油水就会紧紧地凝在一起，一揭开饭锅，那种独特香味直钻鼻孔。用勺子舀到饭碗里，也还是一簇一簇的，又香又糯。盛饭时我会盛上满满一碗，生怕去盛第二碗的时候就没了。

有时，外婆用腊八豆炒蛋。先用猪油把腊八豆煎一下，再把划混的蛋淋下去翻炒，等两者结成团，再放点韭菜。这道菜吃起来除了豆香，还有满嘴的韭香和蛋香。

在一些特殊的日子里，外婆会用腊八豆炒肉。方方正正的五花肉在大锅里煎出油汁，胡萝卜切片与肉一起翻炒，再切两三根大蒜和着腊八豆一起落进热气腾腾的锅里，炒到腊八豆在油汁里滚动时，就可以立马起锅了。

这样炒出来的腊八豆最香，也最下饭。每次做这道菜，外婆总要多煮点饭。即便胃口不好，我也要吃满满三碗。

2

外婆住的老屋，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处“大屋”。大屋有多大？在里面跑半天，天晴晒不到太阳，落雨打不湿鞋。同姓的几十户族人住在这片大屋里，房连着房，窗对着窗，打个喷嚏都能惊动满屋堂的人。

外婆家的饭菜香味时不时飘散出去，特别是摆在桌中间的那碗肉炒腊八豆，常常能引来邻舍。看到我们一大家子人围满桌子吃得津津有味，来人总会发出“啧啧啧”的称赞，那直直的目光里全是羡慕。

那时，不擅言辞的外公常年在县城某机关食堂里掌勺，拿着乡下少见的工资。但他与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次数屈指可数。所以在这个大家庭里，外婆是说一不二的“中心”，不管是舅还是姨，个个都听她的话，孙辈更不要说。彼时的外婆还不算老，她红光满面，风风火火，做什么事都是雷厉风行。

外婆很少笑，尤其在我的那几个舅和姨面前。她对崽女总板着脸，说话很大声，而且她讲话的时候不许别人插嘴。等她讲完后问到谁，谁才能开口，也必须开口。

有一年“双抢”，送禾镰的人来了——每年，外婆都要从他那里拿两把禾镰用，次年再给钱。那次外婆不落屋，小舅便替她拿了，孰料外婆回来之后大发雷霆，怪小舅没问过她就自作主张，硬要他承认错误。

可无论外婆如何威逼，倔强的小舅就是不肯服软。外婆恼了，脱了一只鞋就打，被外人扯住的时候，小舅的一边脸已经肿了，青了一大块。

此后，再有人来家里通知什么事，几个舅或姨总是回一句：“这个要问我娘老子。”

------

外婆的强势还体现在崽女们的婚事上。

二舅、我妈，还有大姨到了婚嫁的年龄，都是外婆做主给他们定的终身。二舅和我妈还好，较称心自己的另一半，大姨却总是背着外婆埋怨她。

大姨做姑娘的时候，曾被队上派到一个茶园去摘茶叶，在那里认识了一个邻村的青年，两人对上了眼。后来，那青年托媒人来提亲，可外婆说什么都不同意——她悄悄打听了，这青年的娘爷身体都不好，一年下来挣不了几个工分，他家是个大“超支户”。

这时，刚好有人想给大姨介绍对象。外婆也去暗访了，这人性格温和，根基也好，娘爷身体都健壮，还有个单身的叔叔帮着挣工分，是队上的“进钱户”。两家相较，高下立判，外婆强硬表态，大姨只好哭着嫁给了自己不喜欢的人。

三舅是七兄妹中最调皮的一个。虽说他也怕外婆，但在婚事上，他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当年他自由恋爱，把女友带了回家，提出要结婚。外婆自然不肯，在她看来，随意出来抛头露面、自己谈婚论嫁的小姑娘，必定不听娘爷的话，结了婚也不是过日子的人。可是，任凭外婆万般拦阻，三舅还是执意与三舅妈结了婚。

3

三舅婚后不久，就要与外婆分家。二舅结婚更早，分家早他一步。那时我太小，没有这部分记忆，是后来我爸告诉我的。

我爸说，当年分田到户后，好多人家都新采宅基地散居出去，像一股风。外婆不甘后，主动提出与已婚的二舅分家——当时，外婆看中了一个宅基地，二舅立了新户头，就可以名正言顺去占用那块宅基地了。

分家的时候，除一些必要的炊具外，外婆又分给二舅2担谷、4块腊肉。后来，三舅也闹着要分家，也要同样的谷和腊肉。他觉得既然宅基地给了自己的二哥，为了公平起见，就要自己的母亲出钱为自己置办房产——当时，正好有亲戚要卖掉几间老房子，说要的话，可以少几十块钱。

但外婆不肯出这笔钱。她觉得大儿子还单着，小儿子还没讨亲，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她手里的东西有限，要尽量一碗水端平。

母子俩因此闹得很僵，最后是我爸出面说和，外婆才拿出钱给三舅置了房产，又补给二舅几十块钱。她放出话来，说自己住的老房子以后就由大舅和小舅平分，再没这两个儿子的份了。

外婆的老屋有6间房，可小舅婚后要分家时，外婆并没有真的平分，只给了他一大一小的2间。大的当卧房、客厅，小的做厨房。灶就是一个煤球炉子，一张吃饭的方桌还要充当橱柜。小舅怕外婆，不敢提出异议，小舅妈还是新媳妇，更不好多说。

我至今还记得外婆安慰小舅夫妻的场景。之所以记忆犹新，是因为我从未见过外婆这样心平气和地和崽女说话。外婆说：“暂时委屈你们哈，等你大哥讨哒亲，我就把那间最大的让给你们。你大哥终究是要把屋做出去咯，到那时，还不都是你们的？”

年纪最大却未婚的大舅一直是外婆的一块心病。其实大舅也先后相处过几个女友，还有两个到家里来住过，但外婆总是对她们不满意。要人家相貌好，又要家庭成分好，还要看起来生崽溜，挑来拣去，大舅的一段段恋情都无疾而终了。

------

成家的崽女们一个个搬走，在老屋里吃饭的人便越来越少了。等小姨也出了嫁，老屋里就只剩下三天两头不着家的大舅和一脸青春痘的小舅，还有我这个没了娘的孩子陪在外婆身边。

有时大舅出去了，他常坐的地方就空着，后来小舅也跟着族人外出做副业，老屋里就只剩下我和外婆两个人吃饭。屋里再也没有先前那么热闹了，即便这样，外婆也要规规矩矩炒几个菜，腊八豆当然少不了。都说外甥多像舅，无论是长相还是神态，我都很像从小就崇拜的大舅。就连吃饭也和他一样。先吃几口菜，再扒饭，“吧唧吧唧” 的咀嚼声要比别人响亮得多。

隔三差五，大姨小姨就会带上一串孩子回娘家。每次回来，我总听到她们跟外婆讲两个姨父的不是。大姨出嫁的第二年，国家分田土到户，大姨和大姨父就带着孩子分家出来单过。大姨这才发现，慢性子的大姨父没了娘爷的约束、帮衬，什么都做不好，小日子越过越糟糕。小姨父更甚，用小姨的话说，“呆得就跟一坨茴（方言：红薯）样，踢一脚动一下”。

听着两个女儿哭诉，外婆总是安慰：“过阵会好咯，过阵会好咯。你爷老子不也老实？什么都搞不好，你外公外婆硬逼着我嫁过来，我同他还不是照样过来哒，不也把你们个个带大哒……”之后，她便给女儿们拿点油盐米，有时也塞点钱。于是，大姨小姨又抹干眼泪回去了。

每年秋分过后，大姨小姨又急急回娘家，临走时就问腊八豆可以吃了吗？外婆嘴上埋怨：“欠你们咯，欠你们咯。”但手上麻利地拿出早备好的空罐头瓶或大瓷碗，给她们每人舀上满满一瓶或尖尖一碗。除此之外，她还会拿些红薯丝或腊肉给她们带上，再给外孙们炒些豌豆、泡米子或芝麻之类的零嘴。再拿出一点钱，两家都又兴高采烈地回去了。

分家之后，二舅和三舅过得并不好，我偶尔留在他们两家吃饭，难看到荤菜，饭锅里还有红薯、南瓜或豌豆。舅舅舅妈们似乎对外婆都有意见，很少到老屋里来。他们的孩子倒是常来，外婆总会预备些好吃的，还不忘舀一碗腊八豆让他们端回去。只是两家的孩子受了大人的影响，也彼此远离。他们像商量好了似的，从不凑一起去外婆家，轮着。

------

等我到了上学的年龄，就回到了爸爸身边。这时候，外婆的饭桌上就只剩下她和退休的外公了。此时他们都已经年过花甲，外公耳背，人就更显木讷，急性子的外婆看不惯，两人就像铜罐碰铁罐，天天吵。

有时候，我会忍不住想外婆，想外婆炒的菜。一到周末，我就背着书包去见外婆。看到我来了，外婆的脸上就像醒开了一片云，对外公也和颜悦色了。走的时候，她总要给我装上满满一瓶肉炒腊八豆。

外婆把罐子提在手里，习惯性地敲下我的脑门，“咬牙切齿”地说：“你们都是我祖宗，我欠哒你们咯，欠哒你们咯。”好像我们都是讨债鬼，只等着她拿出一瓶瓶、一碗碗的腊八豆来偿还。

那时候年纪小，我并不明白话里的意思，如今想起，满心酸涩。在外婆看来，只要我们还吃着她亲手做的腊八豆，就还由她管着。虽然屋里空着，但心是满足的。如果哪一天我们都不要腊八豆了，就是抛弃了她。

4

一天，外婆喊一大家子人回老屋吃饭，她在桌上宣布：大舅将过继二舅家的细崽细女。此时的大舅依然单身，在外做生意，外婆就打算把这两个孩子接到自己身边照顾，帮他延续香火。

因为大舅有能耐、有钱，二舅和二舅妈就同意了，于是老屋里又有了小孩子的追逐嬉戏声，外婆又红光满面了。

然而，两三年过去，事情并没有按照外婆的计划发展下去。

大舅在外面迷上了赌博。在那个万元户都稀缺的年代，他在两年间输掉了做生意赚来的10多万元。他回老屋的次数越来越少，也不再往家里拿钱。没了大舅的贴补，外公外婆就只能靠往日积攒的老本生活。

那天我在外婆家，看到二舅妈冷着脸、气咻咻地登门，捡拾几件衣衫，二话不说就拽着一双小儿女走了。外婆的嘴唇动了动，几次想伸手拦阻，但终究站在一旁没吭声，默默看着他们扬长而去。

等他们走后，外婆终于没忍住，哭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外婆哭，她边哭边骂，先骂二舅不念兄弟情，要看着大哥“断了桥”。后骂大舅不成器，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

1993年的中秋节前，大舅带着一个女人回家了，他和外婆说自己要结婚，不过得入赘到女方家。女人之前结过婚，有4个崽女，大女儿都有十七八岁了。

外婆的脸顿时就垮了，不管他再说什么，她都不再应声，钻进厨房烧火做饭。她用五花肉炒了一碗腊八豆，可谁都没吃上。不知是刚出锅的菜太烫，还是被大舅气的，端菜上桌的时候，外婆手里的大瓷碗摔到了地上，成了几块。方方正正的五花肉还冒着热气，东一块，西一块，滚得到处都是。

后来，大舅还是去做了上门女婿。他是外婆的7个崽女中最早住进楼房的人。建房用的是大舅妈的钱还是大舅的钱，只有他们夫妻自己知道。新屋落成，大舅请亲友们吃酒，我们都去了，唯独外公外婆缺席，他们说“不稀罕”。

------

随着生活条件逐渐好转，孩子们渐渐长大，大家都不怎么去外婆那里蹭吃的了。只有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一大家子人才会到老屋里去聚聚，一桌坐不拢就两桌，两桌坐不拢就三桌。饭菜大多都是外婆张罗，姨妈和舅妈们只是搭把手。

每次，外婆都要炒满满一碗腊八豆，可在众多菜肴中，这腌菜显得有些突兀，甚至不合时宜。所以常常是满满一碗摆上桌，又几乎满满一碗剩下来。走的时候，大家急匆匆的，都不再拿外婆的东西了。洗得干干净净的罐头瓶只好继续放在窗台上，摆了一溜儿。

孙辈们越来越大，离家越来越远，不是特别的日子，很难把人凑齐。去老屋聚餐的人少了，三桌变两桌，两桌变一桌，每次去，我就发现外婆又老了一些——先是两鬓斑白，再是发根灰青，最后就是满头银丝了。慢慢的，外婆风风火火的气势消减了，精气神也散了。

5

2002年，我因眼疾在家养病，又可以往外婆家跑了。

妈妈过世后，我爸一直没再娶，他说自己有个好岳丈好岳母，不能辜负了老人家。所以家里打了米，菜园子出了新，谁家杀猪买了肉，他都要我给外婆送点过去。

外婆总留我吃饭，说要炒腊八豆给我吃，可我看到过去擦得锃亮的灶台沾满灰尘，蜘蛛网结住了放碗的橱柜，就会忍不住难过。外婆不是变懒了，是实在忙不过来——外公的耳朵聋了，眼睛也看不见，不能到地里干活，连生活自理都难。里里外外，都靠外婆一个人撑着。都说养儿防老，可外婆有7个崽女，也没能安享晚年。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都在因各种原因责怪外婆。

大舅说，之前家里的开支几乎都靠他一个人，外婆却什么都没给他；二舅说，因为外婆给三舅置了房产，让他少奋斗好多年，所以三舅才富在了最前头；三舅说，最得利的是小舅，他分家不分火，一直吃外婆的；小舅却说，外婆贴钱给二舅带孩子。那年他们夫妻南下打工，想出钱请外婆带孩子，她都不应允，导致他们分了心，少赚了好多钱……

大姨、小姨则说外婆重男轻女。崽分家时又是腊肉又是谷，还出钱置地置房，而她们出嫁时就打发了几床薄被、两个木箱。此外，还埋怨外婆包办婚姻，给她们选的男人不得力，只能看着人家建房置车，自己还在原地踏步。

兄弟姊妹满腹牢骚，互生嫌隙，可往日脾气火爆的外婆却装作不知情，不闻不问。两个老人像归隐山林的世外人，老屋成了他们躲避纷争的壳。

我去送菜时，曾试探着问外婆：“您何不出去说几句？”

外婆苦涩一笑，慨叹道：“如今的人不比我们那时候，外婆老哒，管不动哒，也不想管哒。”

------

2007年4月，二舅妈查出胆囊癌晚期，几个月后就过世了。我跟着我爸去奔丧，她的孩子们哭天抢地，二舅几次被人扶回里屋，哏哏地哭。

正准备送葬的时候，外公没事人一样走了过来，他摸了把椅子坐在二舅家的大门口。他听不见，也看不见，这世上的任何事情都与他无关了。外婆匆匆地跑来，拽起外公的一只胳膊就走。我站在二舅妈的灵柩旁，看着两个老人离去的背影，泪水湿了眼眶。

2009年7月，三舅因咳血到医院检查，被诊断为肺癌。尽管表妹们四处筹钱，拼命救治，三舅还是在两年后撒手人寰。

三舅家的楼房没有堂屋，他的丧事就在大屋里办。此时，除了外公外婆，那一片大屋里再没其他住户，他们早都搬到外面盖楼房了。大屋成了家族的公场，谁家有红白喜事都可以到这儿来办。

葬礼上，三舅妈哭得死去活来，3个表妹死死抱着抬棺人的脚不肯松手。外公坐在老屋东北角的一条长凳上，一边拍掌，一边哼唱着什么。此时的外公除了聋瞎之外，还患上了老年痴呆。这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连外婆也说不出个准时间。外婆一次次把外公拉进屋，他又一次次跑出来，坐回长凳上，继续拍掌，哼唱。

之后逢年过节，大家都不愿去又破又脏的老屋了，就在3个舅舅家轮着聚，我爸负责去把两位老人接过来。四代同堂，人齐时围拢来四五桌，甚是热闹。

坐上席的外婆先给外公戴上一个布兜，接他撒的饭，也擦流下来的口水。她早早盛好一碗饭，夹些外公爱吃的菜，一口一口地喂，像带个毛伢崽样。

外公说话像嘴里含了个芋头，咿咿呀呀的，可我分明听到他说：“炒腊八豆冇？”

大家的生活水准提高了，腊八豆不上档次，舅妈们不炒这道菜了。

6

不久之后，有人找到我爸，让他去劝各位舅舅舅妈，把老人从老屋里接出来。

成了公场的老屋，要统一修缮，两个老人住在里面不安全。遇上红白喜事，也不好捡扫。如果主家邀他们坐上席，没地方坐很尴尬；如果不邀，又对不住他们，为难人。我爸去了，却没能做通工作。舅舅舅妈们都有了新的憎恨——恨两位老人八字硬，折了后人的阳寿。

我爸无言以对。我妈过世时只有28岁，二舅妈59岁，三舅不到50岁。而已是耄耋之年的外公外婆身板却十分硬朗，发烧脑疼都少有，上医院打针更是从来没有的事。

2016年11月，92岁的外公与世长辞。快70岁的大舅回来披麻戴孝，但没见到大舅妈。出殡时，哭得最凶的是二舅和三舅妈，他们不是哭外公，而是想念亡妻、亡夫。

丧事结束后，大舅出来做了一回大，把90岁的外婆从老屋里接了出来。外婆再不开火，到二舅、三舅、小舅家轮着吃，一个月一转。面对众多族姓亲友，这3家都同意了，至于大舅该如何赡养老母，他没说。

我问我爸：“大舅也是崽，是不是应该分摊一份？”

我爸说：“你大舅早不是先前的大舅了，他如今自身都难保。”

外婆在3个崽家吃轮饭的那几年，我多次去看她。

外婆老了，是真的老了。她变得沉默不语，像个木头菩萨坐在那里。我去了，她也没了先前的欣喜，喊她，她“嗯”一声。给她拿钱，她接在手里，不拒，也不谢。先前，她总用双手推着钱说：“莫拿，你们都冇钱。”

看着当年雷厉风行的外婆老成这个样子，我只感觉鼻头一酸，忙背过身去。

------

看到家庭群里的视频，我知道外婆终于要走完她的一生了，于是连夜和我爸赶了回去。

小舅妈说，外婆早上起得晚，她给外婆下了碗面条，就去了菜园里。外婆端着面条去厨房舀腊八豆吃，却连人带碗摔在了地上。她请来了郎中，说是终老，“瓜熟蒂脱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以为我那些舅姑表都会回来。没有，他们都说忙，“真死了再想办法”。没来看外婆的还有大舅。我爸告诉我，大舅也病重，肺气肿，可能时日不多了，“你外婆要是死在你大舅前头，还算老人有点福气，就怕……”

外婆到底还是八字硬，躺了几天，竟慢慢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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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月，大舅因抢救不及时，在医院里去世了。大舅“五七”还未满，一天，95岁的外婆在吃饭，吃着吃着，扔了碗筷，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突闻这个消息，我爸叹息了一声：“哎！都是命数。”

我赶回去送外婆最后一程。外婆有4个崽媳妇，本来披麻戴孝的有8人，丧事该是很风光、很壮观的。末了只剩下4个——二舅、三舅妈、小舅夫妇。大舅妈从始至终都未露面。

这次，二舅和三舅妈没哭，哭的只有大姨和小姨。她们高一声，低一声，打山歌样。灵堂里，冷冷清清的。

在外婆灵柩前的祭菜里，我看到了一碗肉炒腊八豆——方方正正的五花肉放了很多，橙红色的胡萝卜油汪汪的、粒粒饱满的黄色大豆更是凝在了油汁里。我想不出这碗腊八豆是谁炒的，小舅妈？还是我爸？

是谁都不重要了，以后，腊八豆不会再有外婆的味道。

编辑 | 罗诗如     运营 | 嘉宇     实习 | 雅坤

老 孟

读书、写作、养生，

像风一样自由。

源济

我用了10年，才解锁了校外小饭馆的全版菜单 | 人间有味

Original 一团麻 人间theLivings  2021-10-29

“小姑娘，辣子鸡块你尝尝看，味道对不对，这么多年都没人点了。”老板娘看起来有些歉意。

“阿姨，这个菜我们怎么都没在菜单看到过？”边上其他学生都在问。

老板娘笑呵呵地：“没看到过？说明你们还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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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有味丨连载

1

2007年1月，我转学到上海。开学当天，室友桶子在学校附近大桥下的一家夫妻饭馆请客吃饭，庆祝她的生日，也顺便为我接风洗尘。

1月份的傍晚，河风吹得放肆，我们几乎是一路小跑冲到饭馆门口。打开店门，迎面而来的热气瞬间模糊了眼镜，只能靠鼻子一嗅究竟。还未等仔细分辨，老板娘已经吆喝：“牛腩锅已经帮你们摆好了哦，其他菜再等等。”全程只抬头瞟了我们一眼，就忙着张罗其他桌的饭菜去了。

这是一家极其低调的饭馆，门头被大桥的石栏杆遮住，店外也没有任何招牌，好像怕生意做大、食客太多似的，一张塑封的A4纸就当菜单了，正面小炒菜，背面盖浇饭。店内小而窄，装修极为朴素，绿白相间的地砖，白墙上空调和电视相对而挂。前厅中间是一张大方桌，周围局促地摆着几套快餐店里的同款桌椅。人多的时候，临近两桌的食客只能背靠背坐着吃饭，老板娘上菜也得垫一垫脚、收一收腹才能从人缝里挤过去。

“老板娘家”是食客们给这家夫妻饭馆起的名字。因为前厅的工作由精明能干的老板娘全权负责，摆台、上菜、结账、拉家常一条龙服务，毫不含糊拖拉。老板只在后厨的烟雾中若隐若现，操弄着几口锅叮叮咣咣，适时喊老板娘取菜。

能够在老板娘家点上一道隐藏菜单里的菜式，才能证明是这里的老食客。听桶子说，土豆牛腩锅是老板娘家隐藏菜单上的经典菜，想吃这道菜，需要提前一天电话预定，而能否吃上，还得看老板娘第二天是不是在菜场碰到合意的牛肉。

大块带筋的牛肉和粉面的土豆在砂锅里炖煮几小时后，浸润至有秘制红烧汤底的小锅仔中，几颗小红椒在酒精炉的催化下尽情释放辣意。几点葱花和香菜是我们到店后新撒上的，翠绿的颜色点缀出一锅生机勃勃。

一帮十五六岁的男孩女孩，正是能吃的时候，盛上一碗白米饭，拿起筷子就把肉往碗里赶。软烂的牛肉吸饱了汤汁，夹上一块在白米饭里按上一下，再送进嘴里，美味得让人直眯眼。最抢手的还是牛筋，剔透的样貌，适中的口感，既不过于软烂，也不会嚼不动，找到一块就得赶紧塞进嘴里。第一轮牛肉，第二轮土豆，没多久就只剩几根香菜和辣椒在锅里翻腾了。

老板娘好像见不惯锅里空着，探着身子就把一大盘乌冬面倒进锅里，边倒还边问：“老板手艺还可以伐？寿星和新来的小姑娘多吃点哦。”

“老板娘，我们没点面。”

“过生日，阿姨送你们的。长身体的时候多吃点。”

“谢谢老板娘。”

老板娘拥有令我们这群学生羡慕的记忆力。除了能迅速从一群人中间发现第一次来吃饭的客人外，结账时，她只要看看桌上的空盘，就能把饭钱算得清清楚楚。甚至，连大半客人的生日都记在心里。

老板娘精明，但她又有数不尽的“慷慨”，让温暖直抵我们心窝。

2

傍晚的“老板娘家”是住宿生的主场，3个年级的住宿生要飞奔着冲向老板娘家才能赶在第一批吃上饭。

记得一次期中考试后，全寝室的同学都考得不理想。晚饭前，大家都红着眼睛，在寝室轮番接受父母的批评，靠门床位的林文更是收到了下半学期要退宿的噩耗。在父母眼里，我们与成绩好的同学唯一区别就在于“住宿”，住宿就是成绩下滑的罪魁祸首，无论我们怎么解释，都是“狡辩”。

全寝下午6点才在老板娘家等到空位，大家索性逃了晚自修，点了一桌子菜，边吃边聊一直到晚上8点。老板也难得忙完了，在前厅抓着花生米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们聊着。后来干脆端着花生米直接坐到我们这一桌，跟我们讲起自己的求学生涯：“我们这代人的烦恼跟你们不一样，那时候我们就担心明天还有没有学上。”

老板娘看老板聊得兴致高，端出了一碟刚捞出坛的泡菜，酸辣的气味儿让有些迷糊的我们精神一振。白萝卜、胡萝卜、花菜茎、白菜梆子都没逃过老板娘的泡菜坛。最抢眼的就是白萝卜，长长一根萝卜布满了整齐的刀花，夹起一头提起来，就变成了一根“弹簧”。老板娘说这是“蓑衣萝卜”，这种切法泡出的萝卜最为入味、爽口。我们直接用手撕了一节送进嘴里，爽脆的声音、酸辣的味道让我们欲罢不能，恨不得把碟子底的一点儿泡菜卤子都喝进肚里。

老板娘见我们喜欢，又帮我们加了一碟：“泡菜吃多也不好，搭搭嘴就可以了。”然后靠在老板的椅背上，看花生米少了再加上一把，偶尔插几句嘴：“你们04届有个学长，平时考试都不灵的，最后‘一模’成绩出来，保送复旦。”

“不要看一时。在我这里吃过饭的学生这么多，我看过了，你们肯定都不会差的。”

忙碌之后的夫妻俩，少了生意人的精明干练，多了长辈对晚辈的心疼与关照，絮絮叨叨地和我们说了很多。安慰的话我们听过不少，但老板和老板娘说的，我们就特别愿意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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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老板和老板娘还讲起他们的爱情和创业故事。相识于国企车间的他们，为了给儿子好一些的生活，放弃稳定的工作下海开起了饭馆。这家不起眼的门面是老板的爸爸留给他们的，因为预算有限，饭馆草草装修就开始营业了。这么多年来，早出晚归是常态，儿子总是一个人在家等他们。

“没时间带儿子出去玩，养了一只小金毛陪他。”话到此处，老板娘还是充满了愧疚。

老板倒是打趣道：“我儿子像你们阿姨，长得很标致的，下次带过来给你们见见。”

“哎哟，老酒喝多了。”老板娘满脸笑意红着脸走到后厨去了。

老板见我们看笑话的表情，把花生往中间一推，拍拍手里的花生衣，转换话题：“下次你们这些高材生给我儿子辅导下功课嘛。”

“抵饭钱吗？”这是我们最在意的。

3

老板从不食言，之后的一个周六中午，我们真在店里见到他们的儿子了。

那天，一个男生坐在椅子上，个子很高，低着头逗桌下的金毛。见我们到店，他的眼神也只在我们身上稍作停留，就重新逗起他的狗。

“这是我儿子思齐。今朝家里停水，来店里吃中饭。”要不是老板介绍，我们只把思齐当作刚补完课来吃饭的学生。

“这是你们高中部的哥哥姐姐。”

无暇顾及老板，我们的关注点都在思齐身上。思齐的确跟老板娘长得很像，就连那不为我们停留的眼神也一模一样。我们关注他还有一个原因——他其实是我们学校初中部的学生，因为前一个月获得了全国竞赛的奖项，大家都记得这个名字。

也许是父母经商的原因，思齐性格活泼健谈，跟我们聊上几句，就没了生疏感。他毫不避讳地跟我们吐槽父母：比如老板在家从不做饭，有一阵老板娘闹情绪了，天天买苦瓜烧；比如他们每天“威逼利诱”他喝牛奶、吃鸡蛋；再比如他们每次都把《外滩画报》上的明星认错……还有很多在思齐看来十分“幼稚”的傻事，听得我们直乐。

思齐吃完中饭，挎着包就去补课了，礼貌跟我们道了别，随手拔下老板娘插在门上不知多久的钥匙，翻了个白眼丢在门口的桌上：“给我老妈。”看得出来，虽然互相陪伴的时间少，思齐和父母之间关系依然紧密，“青春期”与“更年期”十分和谐地在碰撞。

我们不赶时间，慢悠悠地吃着，跟老板聊开了。

“叔叔，儿子成绩这么好还让我们辅导？之前怎么从没见思齐来店里啊？”这是我们最好奇的问题。

老板拌着金毛的口粮跟我们说：“省得他同学知道了，说他什么。再说，这儿油烟这么大，不适合学习。当父母的嘛，不管怎么样，条件总得创造好。”眼看话题要严肃起来，也可能是怕我们这些常年回不了家的孩子想家，老板赶紧开玩笑地接上：“我是说，狗粮我们也得买好一点的。”

“叔叔，并没有安慰到我们好吗？”我们也拿老板开涮，气氛一下又活跃起来。

“思齐刚跟你们说什么？”老板娘端着盘子从后厨出来，对儿子的关心溢于言表。

“秘密。”

“看来叔叔的新菜你们是吃不到了哦。”

“夸你们来着。”

“啧。”老板娘嫌弃地看我们一眼，放下了一盘新菜，“咸草鸡，很下饭的。你们吃我就不摆香菜了啊。”

“谢谢叔叔阿姨。”我们赶紧扒着饭，不吭声了。

听老板娘说，这咸草鸡制作起来很费事，鸡的大小老幼、腌制的时间、冰镇的时间都有讲究。只有天时地利人和，这鸡才能肉质滑嫩，鸡皮不破不烂，咸淡也适口。一大份码切整齐的鸡，乍一看像是上海有名的三黄鸡，吃起来肉却更紧实，也无须蘸料，直接配饭就很满足了。

4

见过思齐后，我们和老板老板娘的关系更进一步，甚至敢偷偷调台换掉老板的体育节目了。

住宿生不比走读生，每周只有双休日才可以去学校机房刷卡上网，还有时长限制。所以我们想要看电视的渴望是远超走读生的。老板娘家的电视机一直是我们觊觎的对象，只是这个电视仿佛只有CCTV-5和五星体育两个频道。

有一回，同寝的丛丛在看了周杰伦演唱会后，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了一晚，歌曲、舞美样样都让她回味无穷。我们当即决定第二天中午到老板娘家看娱乐频道，证明丛丛说的没有夸张。

进了老板娘家，我们直奔正对电视的那张桌子，点完菜就开始搜寻电视遥控器。趁着老板在后厨忙活，浓烟四起、油声鼎沸间，丛丛抓起遥控器就调台。前厅的背景声从充满磁性的体育解说转换到流行rap，周围的食客都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们一眼。我们像恶作剧被同学发现一般，低着头憋着笑往嘴里塞饭。《迷迭香》前奏响起的时候，不止我们，周围的食客也都齐齐放下筷子盯着电视跟着哼唱起来。丛丛得意地望着我们：“在现场听，感觉更好。”

老板娘趁着上菜的功夫跟我们聊几句：“叔叔的新菜辣子鸡块要不要尝尝？”

对我们来说，这就是隐藏菜单更新了关卡：“必须啊。”

老板娘提醒我们：“大概要做一刻钟，你们可以再多看会儿电视。”

老板娘这话一说，我们都心领神会地笑了。

大约20分钟之后，辣子鸡块端上桌了。老板在川渝做法的基础上融合了本帮菜的特色，焦黄的鸡块裹着晶莹剔透的芡汁躺在盘中间，几点葱花点缀于顶端，周围有几颗炸酥的辣椒，看起来也像是端上来之前才摆上去的。看卖相，我们几乎是想象不出这道菜的味道。尝一尝便发现，这个辣子鸡块外酥里嫩、微麻微辣，很是下饭。

“小姑娘，新菜怎么样？”老板擦着手就往我们这桌走过来。

“老板，真的好吃。”我们从不吝啬对老板手艺的赞美，尤其是在偷偷换了电视频道的情况下，哪怕只有五分的口味，我们也能夸出十分。我们还没来得及藏遥控器，老板娘已经温柔地帮我们打起圆场：“反正你也看不了，给小姑娘看看。”

我们趁势而上：“是的呀，叔叔，等你休息了，我们马上给你换回来。”

老板无奈地摇摇头：“你们已经把阿姨收买了。”

我们笑而不语，拼命扒拉饭，用“光盘”来证明我们的真心。

5

2007年9月份刚开学，接连有住宿生反映房间有老鼠。没过两周，又有同学在教学楼里发现老鼠的踪迹。这个问题很快就引起校领导的重视。追根溯源后，校领导认为，是学校没吃完的外卖太多引来的老鼠。于是一纸规定贴在公示栏——即日起，学生必须在食堂用午餐。

这项新规定，会让老板娘家午市生意受到重大影响。可老板和老板娘听到这个消息时，倒是很淡定：“不光有你们学校老师学生，还有白领嘛。”但熟悉周围环境的我们都知道，周围都是老旧小区，最近的写字楼也在两公里以外，哪个白领愿意跑这么远吃中饭？

十五六岁的我们总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要保住这家小小的饭馆。我们给老板娘出主意：“阿姨，你们也可以做外卖嘛，小电驴一骑，很快的。”

老板作为主厨，总是有自己的坚持，一口拒绝：“外卖会闷到的，味道就伐好了呀。”

老板娘满不在乎：“你们这些小姑娘，先管好自己的功课哦，别下次又哭哭啼啼来我这里吃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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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最后一天晚上，我们提前返校的住宿生照例在老板娘家吃饭。老板娘难得主动迎上来跟我们聊天：“你们说说看，送外卖是点菜好还是套餐好？”

虽然不说，但是我们都知道，学校的新规定对老板娘家肯定冲击不小。

大家都是热心肠，出主意、列菜单，很快给老板娘做好计划。在团学联工作的小姑娘把老板娘家的饭菜推荐给几家小公司做团餐，隔壁班的小伙子把自己闲置在学校的小电驴也贡献出来了，说是要共渡难关。

没过几天，老板娘家的外卖风风火火开始了，没想到很快就在附近的写字楼做出了名气。因为还要兼顾店里工作，老板娘每天错峰送1小时到小公司，再急忙返回店里张罗前厅的生意，没几个礼拜，人明显消瘦了。虽然辛苦了许多，但对老板娘家的生意多少有了些帮助。

在学校吃了2个月的食堂，大家明显有点儿吃腻了。关键是晚下课的同学只能吃点剩下的饭菜。一进老板娘家就开始吐槽起来：“阿姨，今天我要吃鸭腿饭。食堂里鸭腿都得抢，还没老板做得好吃。”

“阿姨，5份鸭腿饭。”

老板娘忙着上菜，没接话。临走前，她打包了5份卤鸭腿和5份盐焗鸡给我们，嘱咐我们第二天中午热一热再吃。

“一共75块。”

精明的老板娘不会算错钱，这几份打包的菜是她和老板送给我们的。

转眼第二年寒假开学，学校换了新领导。午餐不准外食和外卖的规定也随之取消，在同学们的一片欢呼声中，老板娘家又恢复了半年前的热闹。

这时候我们再进老板娘家总是跟她抱怨：“阿姨，我们的菜快一点，赶着去上课。”老板娘也会毫不客气回我们：“自己不会动手啊。”偶尔也会和我们抱怨几句：“太忙了，太忙了。”

我们也配合她：“阿姨，那我们以后不来了，减轻你的负担。”

阿姨用鼻息“哼”一声，再怼我们：“现在就走，桌子留给其他人。”

6

老板娘家生意日渐转好，而我们，用老板娘的话说就是“得寸进尺”。在日积月累的熟悉里，我们也学会了撒娇讨好，让老板和老板娘满足我们的“无理”要求。

2008年，有一阵全国对法国抵触情绪空前严重，学校为了防止学生聚众参与非法活动，严格控制住宿生出校，哪怕周末出门补课也得去德育处批条子。学生们在学习之外，对这类国家大事都异常关注，吃饭的时候也忍不住互相交流最新情况。

老板和老板娘总是适时当起校外班主任，引经据典，讲述自己和同辈人的经历，甚至用整个人生的成功与失败“吓唬”我们，要我们挨个点头不到处跑才放我们出店。点头归点头，我们还是忍不住埋怨：“那我们周末不能来吃饭了。”

“叔叔阿姨不差你们周末几顿饭钱啊。”

“我们差这几顿饭。”

这一来一回，老板娘竟然主动提出帮我们送饭。之后的每个周末，我们变着花样给老板出难题。

6月底的一天，气温直奔32度，我们打电话给老板娘点一个小火锅。老板娘没听我们说完就拒绝了我们：“寝室不能有明火，工具太多了，一个屋子里都是火锅味儿，你们热昏头咯？”尖锐的嗓音通过话筒直击耳膜，说完就把电话挂了。我们在电话这头笑作一团，对于老板娘会给我们送来的“盲盒”充满期待。

接近7点的时候，老板娘来电话了：“找两个男生来拿东西，边门。”

十几分钟后，两个男生大包小包回到寝室楼的阅读室，从袋子里拿出几份干拌的麻辣烫，还有一砂锅冰镇绿豆汤。

“我们跟老板娘像地下党接头一样，大的砂锅从围墙间隙都塞不过来。”

“对了，这个锅要洗干净还给老板娘。”

“这麻辣烫绝了。”有几个男生边往嘴里塞着午餐肉边说。因为汤汤水水的送起来不方便，老板把每份麻辣烫的汤底滤掉了，用一份似乎有麻酱、沙茶、腐乳的拌酱浇在菜上，撒上一些芝麻和花生碎，淋了几滴香油，那香味在嘴里久久不能散去。

我最馋的还是绿豆汤，揭开锅盖，散碎的绿豆皮和一些冰块浮在汤面。用勺子捣一捣，沉底的绿豆沙起伏起来。还没入口，都能感觉到阵阵凉意，真是望汤解暑呐。趁还没人下手，我赶紧捞一碗绿豆皮。喝一口，微微的甜意，和着浓郁的“麻辣拌”，是盛夏最喜欢的味道了。

还锅的时候，老板娘隔着边门的栏杆，气愤又无奈地笑笑：“下次再瞎搞，不会睬你们了。”

我们像恶作剧成功一般强忍着笑意：“阿姨，绿豆汤和麻辣烫真好吃。拌料配方给我们一个吧，吃火锅可以用。”

“随手弄的，要不是我儿子想吃，你们今天就饿肚子了。”

“谢谢叔叔阿姨。”

“承受不起啊。”老板娘拿着锅，骑着小电驴扬长而去。

7

要说老板娘家和学生发生的故事总是热闹或者无厘头，那和老师发生的故事就总是充满了人生的唏嘘和难得的温暖。

学校有一位老师姓王，同学们都喊他旗爷。每天下班后，旗爷都会在老板娘家坐上很久才离开。就这个习惯让他没少被议论，有说他“万年光棍”，也有说他“早年丧偶”。

旗爷进店第一件事，就是取出自己存在店里的白酒，再从消毒柜里取两个小杯子，在角落的桌子前坐下。那张桌子到点了，就会放上一盘花生米，夏天的时候还会有一盘盐水毛豆。旗爷从不和别人拼桌，他对面的位置只留给老板。

“老王，你今天喝不少了，吃点饭吧。”老板娘对这位熟悉的客人从不招呼，那天也难得关心起来。旗爷看看老板娘，拿着筷子指指后厨：“让老板出来。”老板娘见他眼眶有些泛红，赶紧到后厨喊老板。

老板手也没来得及洗，在围裙上擦了擦就在旗爷对面坐下。旗爷给老板也倒上一杯酒，端起自己的杯子碰上一碰，然后一饮而尽。老板愣了一下，也仰头喝下，隔了一会儿用很小的声音问道：“离了？”

“离了！”旗爷用高了几倍的声音回答，然后就是长久的沉默。

坐在隔壁桌的我们像是知道了什么了不得的秘密一般兴奋，但也紧张地不敢吭声，竖起耳朵埋头往嘴里扒饭。

“也算是有一个了结了。拖着你们都累。”老板宽慰旗爷。

旗爷一杯接一杯地喝：“如释重负，也怅然若失。”

老板娘见这架势两个男人是要互诉衷肠了，赶忙到我们这桌来收饭钱：“你们赶紧先走，我要关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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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中午再去老板娘家，竟然大门紧闭，还没营业。我们只能去隔壁汉堡店凑合吃了中饭。吃完汉堡绕回老板娘家，正巧老板娘和思齐在开卷帘门，大包小包的菜搁在脚边。

“阿姨，老板呢？”几个男生连忙上前搭把手，“阿姨我们来，你当心。”

“你们叔叔昨天跟老王，桌子搬到外面嘎三湖（上海话，聊天的意思）到凌晨1点多钟。一会儿就来了。思齐上午运动会结束，陪我买菜去了。”阿姨赶紧给我们解释，“今天买到鳝丝了，晚上来吃哦。”

放学后我们准时拥到老板娘家，老板明显酒醒没多久，正在最角落的桌子前坐着，眯着眼看体育节目。老板娘在后厨忙个不停，看到我们进店了就大声喊：“坐那张放了鳝丝的桌子，饭自己盛。”

“好嘞。”我们挨个洗手盛饭，有几个同学跑到后厨帮老板娘端菜，仿佛在自己家一样。

没一会儿，旗爷也进门了，在柜子里取了两个红酒杯就去打杨梅酒。这杨梅酒是老板娘自己酿的，满满一玻璃罐，之前应该还没开封，每次我们都提醒老板娘开封后把杨梅分给大家吃。

“老板，敬侬，下趟请侬喝茶。”他喝完就在位子上看起了杂志。

老板直起身子回敬：“老王，这里永远有侬额位置。”

看我们目不转睛盯着那桌发生的事，老板娘敲敲我们的桌子：“看不懂？说明你们还年轻。”

究竟有什么故事，我们难以探听了解，但看这两位中年男人的碰杯，倒也生出一点浪漫。还有那罐杨梅酒，成了我们不知何时才能解锁的隐藏菜单。

8

2009年，我们毕业了，在老板娘家吃完散伙饭后就再也没聚齐过。只有林文大学毕业后回到了高中教书，时不时会去老板娘家吃饭，偶尔也把老板老板娘的问候带给我们。

2013年6月28日是林文入职的第一天，开完教工大会，几个我们以前的任课老师在老板娘家请她吃了一顿羊肉火锅。那天，林文第一次尝到了老板娘家的杨梅酒。

晚上住宿生群里林文一句“你们相信吗”，炸出了许多常年“潜水”的人。她忍不住“炫耀”喝到了当年我们都想偷尝的老板娘家的杨梅酒，只可惜我们关注的重点都在“叔叔阿姨还记我们吗”，“店里有什么变化吗”，对于杨梅酒的滋味好像并不在意了。

我悄悄私信她：“杨梅酒味道还好吗？”

她回给我一个苦笑的表情：“读书时候最馋的东西，哈哈哈，好辣、上头。还是羊肉火锅好吃。”

那天晚上我和林文聊了很久，老板和老板娘还记得我们这群住宿生，虽然叫不出名字，但当时的样貌都还能描述个大概。它还是学生们的小食堂，到饭点就得抢座。老板也还是热衷于观看体育节目，偶尔也会看一看财经节目，常常后悔没有及时卖出股票。老板娘也还是一样动作利索、记忆超群。

之后一段时间里，林文承担起了一项重要工作——重游学校及其周围，并做好照片或者视频记录，定期发在我们的小群里。老板和老板娘知道这事儿后，积极支持林文开展工作，经常邀请她去店里进行摄影，沸腾的锅仔、鲜嫩的三黄鸡、浓油赤酱的鳝丝，都是主角轮番出场，馋得我们在屏幕另一端捶桌子。

有一次，老板和老板娘出了镜，在满桌子的菜旁边对着镜头招了招手，用上海话说了一句“工作再忙也要先吃饭哦。”背景是林文还有一些学生的笑声。

短短50几秒，不少在外地工作、长期加班的同学看得热泪盈眶，相约定要回老板娘家再聚一次。

可是一晃多年，都没有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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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偶得一次去上海出差的机会，我转三四趟地铁赶去老板娘家吃饭。当我再次推开那扇布着油渍的玻璃门，欢迎我的还是扑鼻而来的油烟味儿、《足球之夜》的动情解说。虽然换了新发型，穿着打扮也与高中大不相同，但老板娘还是一眼认出了我，家长里短地关心了我好久，最关心的还是我有没有谈朋友。这样的问候仿佛上个礼拜我才去吃过饭，中间的这些年从未存在过。

老板娘那天特别开心，与记忆中的她相比，整个人柔和了许多。我也不确定是时间的浸染，还是与我这个老顾客到店里有关。就连给其他桌上菜时，跟我的聊天也没有中断。比如以前的哪个同学谈恋爱了，哪对读书时的情侣分手了，像是要把珍藏了很久的讯息一股脑都告诉我。一些熟悉又陌生的名字沿着老板娘的声线从记忆深处被挖出来。不得不承认，老板娘的讯息比我知道的要丰富及时多了，我听得一愣一愣的，丝毫没有回馈她有益讯息的余地。

“阿姨，我要辣子鸡块、草头，再来一碗饭。”聊天间隙，我抓紧点菜。阿姨给我舀了一杯几年前旗爷和老板喝的杨梅酒：“尝尝阿姨的酒。”说完就到后厨给老板报菜去了。

这才有时间仔细再看看这家饭馆。相同的摆设，日渐泛黄的墙壁，还有逐渐蔓延的油渍。最让人动心的，还是来这里吃饭学生们青春的脸庞和朝气的嬉笑打闹。

“小姑娘，辣子鸡块你尝尝看，味道对不对。”老板娘看起来有些歉意。

“阿姨，这个菜我们怎么都没在菜单看到过？”边上其他学生都在问。

老板娘笑呵呵地：“没看到过？说明你们还年轻。”

这一幕让我瞬时被拉回几年前老板与旗爷的酒桌前，猝不及防就模糊了眼睛。

“阿姨，下次我们聚齐了再来一次。”临走前我抱了抱老板娘，告诉她，“辣子鸡和以前一样下饭。”

老板娘怕弄脏我的衣服，用手臂拍了拍我的背：“想吃就常回来吃。什么菜都可以。谈男朋友了记得带过来给阿姨看看。”

我使劲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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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交环绕、高楼林立，城市的更新昭示着充满朝气的未来，但总也难免以抹去属于城市的独特魅力作为代价，欢喜或是不舍，谁都无法抵抗。

去年，听林文说，大桥下的一整排店铺因为是违章建筑都不许再经营了。老师学生都劝老板和老板娘在边上正经门店重新营业，但都被拒绝了：“这就是缘分吧。陪了你们这么多年，也该回去陪陪孩子了。”

最终我们住宿的这些同学也没能聚齐，也没能再点一次隐藏菜单上的菜，没能正正式式地跟老板和老板娘道一声别，只从其他校友和老师的朋友圈里保存了一些歇业前的照片。最近，跟男朋友在外吃饭，总是不由自主提起：“以前我们学校边上有家饭馆，他们家的……”

“那下次带我去吃啊。”

“嗯……它无限期歇业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唐糖    运营 | 嘉宇     实习 | 文宁

一 团 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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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济

吃遍大江南北，最放不下的还是母亲的红烧鱼 | 人间有味

Original 乂叶 人间theLivings  2021-11-05

母亲看着我笑了，眼角的皱纹变成了两条鱼尾。我静静地看着母亲挥动锅铲的身影，一缕熟悉的味道传来，我贪婪地吸了一口，锅里飘出的丝丝油烟遮住了我的视线，眼前有些模糊，母亲的身影也有些模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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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有味丨连载

今年过年前的一天下午，母亲来个电话：“……一定要记得快递到了就去拿啊！时间拖久了，怕坏得了！”

下班回家，我费力地打开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里面是分装成小袋的鲫鱼鱼块，摆得整整齐齐，底下的冰袋还发凉，鱼块还处于冷冻状态。

凑近鼻子，闻了闻，还是那股熟悉的味道。

1

1996年，我用粉笔在老家砖瓦房的外墙上写下了人生第一个字——“鱼”，那年我4岁。

长辈们都说这孩子将来了不得，是个读书的料子。一向严厉的父亲罕见地露出了笑容，母亲更是笑得合不拢嘴，拉着我的手说：“兵兵真棒，妈这就给你做鱼吃。”

年幼的我并不清楚他们为什么笑着夸我，但母亲说要做鱼给我吃，我知道这肯定所言非虚。

我家坐落在长江中下游的小村子。土地是生活的命脉，那时一家子都扎进黄土地里，一年到头也仅够温饱——平日里吃不起肉，逢年过节有猪肉影子就算改善伙食了。好在村子挨着长江，又枕着一条连接长江和大湖的河，还被一条支流小河贯穿而过。河湖水网密布，靠水吃水，我们餐桌上的鱼就没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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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家里的独子，确切地说，是姐姐夭折了之后才有的我。我小时候常拽着母亲，让她再给我生一个弟弟妹妹。她总是笑着摇摇头：“傻孩子，妈妈要是再生一个的话，你的好吃的、好玩的就要分他一半了。”我继续撒娇：“分一半也可以，他能陪我玩就好，我一个人不好玩。”母亲便会摸着我的脑袋，嘴角带着笑——那时的我看不出来她笑容里的那丝苦涩。

母亲性格温柔娴静，是不折不扣的江南女子，姐弟五个，她是老二。外公外婆家条件极差，我大姨没读过书，母亲入学后，每天需要早起和大姨一起做好早饭再去上学，中午还得回来打几张芦席。晚上回来得先去捡柴火做饭、锅碗洗刷好了才有时间复习功课。那时候，天早黑了，家里用不起煤油灯，母亲便捡了很多蓖麻用竹条串起来，点着了，就着微光在噼里啪啦声中读书、写字。

尽管如此，母亲考试也常常年级第一。可惜因为家里实在负担不起学费，念到初一，还是辍了学。那时外婆已经去世，辍学后的母亲便成了家里的“厨房总管”，这也练就了她一手好厨艺。

听爷爷说，年轻时脾气暴躁、桀骜不驯的父亲就是被母亲的一桌好菜给征服的，回来就跟他说非母亲不娶。这感情因吃食而起，真成家后，两人个性却意外地互补。父亲爱扯着嗓子说话，又是急性子，几句话不对味，就脸红脖子粗地怒吼起来。每当这时，母亲便会低下头干自己的事儿，她知道，父亲是典型的吃软不吃硬。果然，看着沉默的母亲，父亲没一会儿就平静了，随后讪讪地找话茬跟母亲搭腔。

父母结婚时，除了一间“三开间”的砖瓦房，就只有三亩四分田地，这些田地也成了他们大半辈子的容身之所。父亲身上也有大男子主义，除了农活之外，做得最多的也就扫扫地了，洗衣、做饭、洗碗之类的家务从来都是母亲的活儿。

于是，自打我有记忆以来，萦绕在心头的几乎都是母亲做的饭菜香，尤其是那百吃不厌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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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秋天鱼肥的季节，村里就会集体捕捞鱼，然后按户分配。

除了寻常的鲫鱼、鲤鱼、草鱼，我小时候还吃过“长江三鲜”中的两种——现如今被禁止捕捞的长江刀鱼，以及已经是濒危物种的鲥鱼。但那时大家都吃，也不知其特别与珍贵，哪种鱼到了母亲手里，都能“物尽其用”。

母亲厨艺是出了名的好，村里但凡有红白喜事的人家，都喜欢找她去帮忙做菜。我和父亲也被她养刁了嘴，向来不愿意去别人家吃饭。有时喝喜酒必须得去，那也是随便对付两口，回家后母亲必然会重新给我爷俩做饭吃。

小学一年级的那个秋天，村子里照例分鱼。放学回家，看到门前一筐鲤鱼，我就知道今天要大饱口福了。母亲挑出一条肥壮的，一刀拍晕，刮去鱼鳞，划开侧腹，取出内脏，动作一气呵成。随后，在鱼身上划出均匀的刀口，扔进小盆，撒上葱、姜，拌入盐和酱油。

我歪着脑袋问：“为什么放这些东西在鱼身上呀，炒别的菜时，不都是洗干净了就放进锅里吗？”

“那是因为鱼有腥味，需要先把这个味道去掉，才能做出你爱吃的口味啊。”母亲耐心地回答我。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虽然等得着急，但母亲说等一会儿做鱼会更好吃，我的期盼之心更胜。

热锅后，母亲便往锅里加一勺猪油，等猪油热化了把鱼放进去，小火煎至两面金黄捞出。随后，再放油，爆香葱、姜、蒜、干辣椒，然后放适量水，再加入一些酱油、醋、糖等勾成汁。随后把鱼放进去，盖上锅盖，小火焖煮一会儿。

年少的我就在锅边眼巴巴地望着，直到母亲说烧好了。揭开锅盖，一股直冲脑门的香味扑了出来，我感觉浑身被美味包裹着，只觉得香到了我心里。后来在课本里学到了一个词——沁人心脾，我当即就联想到母亲做的红烧鱼。就在我有这个联想后不久，我参加了县里组织的学科竞赛，拿了三等奖。在随后的三好学生评选中，我又被评为县级三好学生。

六一儿童节那天，我拿着双奖状站在领奖台，母亲坐在台下，对着我一个劲儿地竖大拇指，笑靥如花。回家后，母亲早就给我准备好了红烧鱼，一边看着我吃，一边看着红彤彤的奖状，嘴里念叨着：“老祖先说吃鱼变聪明，果然不假。”

2

父母常说，多亏了长江，没有它，哪有你们这些孩子的温饱。

于是我很向往长江，总想去长江边看一看。但因为周边村子偶尔传出有孩子被江水冲走的事儿，父母便严禁我去水边玩耍。尤其是母亲，连门前的河也不许我去，平时温柔的她，一旦听到我想玩水的话题，脸色立马就变了。于是，我就成了村里同龄人中唯一不会游泳的人。

然而1998年的那场洪水，让母亲恐慌不已的同时，极度后悔没让我学会游泳。尽管我到现在也没学会游泳，但母亲后来与我谈论当时的情景时，依然心有余悸。

1998年6月，我刚考完一年级的期末考，一心只盼望着下了多日的雨赶紧停，好让我出去找堂哥们玩，全然没发现父母看着天空日渐阴沉的脸。

老天终究没遂我的愿，雨连着下了快一个月。期间冒着雨去取了成绩单，面对双百分和老师的夸奖丝毫提不起兴致。别说去玩了，家里都快没一个干净的区域。那时候，我家屋顶盖的是瓦片，时间长了，总有破损的地方，父亲便在破损处铺一层塑料膜，用来抵挡雨水的侵扰。可那年的暴雨期实在太长了，父亲根本来不及修补屋顶，家里到处都在漏雨。父亲把家里的桶垫在漏洞下面，桶不够了就拿盆，后来实在没东西可接，只能任由雨水在家里横行。而家里是泥地，虽然时间长了，踩得很实，但经不住雨水的浸渍，没多久，地面就泥泞不堪，鞋上全是黄泥，每走一步都得小心。

眼看着实在没法出去玩，我只能折一只纸船，在接漏盆里放好，手在水里轻轻拨弄，纸船便随着波澜前进或者摇摆。我沉浸在另辟蹊径的欢乐中，耳边父母的担忧叹息声却日渐加重。

终于有一天，伯母跑过来大喊：“江水快到岸边了，晚上可能要破圩（被堤坝围住的水位漫过了坝体），赶紧把家里的东西往高处搬啊！”

母亲立刻收拾起家里的东西，用麻袋装起来，外面包上塑料膜，堆放到板车上。而这之前好一段时间，父亲晚上隔几天就不在家。后来我才知道，6月末开始，村子里的男劳动力晚上都轮番去江边防汛了。

从那晚开始，村里的人都去江堤上过夜。母亲也带着我去，当时条件有限，只能在冰冷、泥泞的地上铺一层塑料薄膜了事，偶尔会再铺一上层垫被。但为防止垫被被雨水打湿，只能用油纸包裹住，睡在上面自然不舒服。再加上江边冷风一吹，每晚睡觉我都哭个不停。母亲就一手撑着雨伞，一手心疼地把我连带着被子抱在怀里，轻轻地哄我说：“不阔不阔（方言，意即不哭），妈给你暖暖，等回家了就给你做鱼吃。”后来听伯母说，那些时日，母亲几乎夜夜无眠，只为调整好姿势，让我少受点风雨。

长江大堤开始来了军人，越来越多，扛着沙袋奔跑的喘息声掩盖了雨声。母亲她们也开始参与白天的防汛，好让男人们稍微休息一下。轮休的那天，母亲总是和伯母、小婶她们围着灶台做饭，晚上给防汛的父亲他们送去。我闻到厨房里的鱼香，但母亲说：“这鱼是给战士们吃的，等洪水走了，我再给你做。”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母亲看着我满脸渴望但又很听话的样子，红了眼眶。伯母心疼我，转过身偷偷给我夹了一小块鱼，在米饭上浇了一大勺鱼汤，摸了摸我的脑袋说：“兵兵乖。”

一个月后，雨逐渐停了。长江的水位逐渐下降，晚上也不用去江堤睡觉了。只听到村子里的大喇叭反复广播“感谢人民子弟兵，保我家园击退洪水”。父亲双眼通红地拎着几条鱼回来，母亲便在灶台上忙碌起来。菜香弥漫在屋子里，母亲招呼我去吃饭，我看了一眼喷香的鱼，然后自然地夹起一旁的土豆丝和毛豆。

母亲往我碗里夹了一大块鱼，说：“今天鱼是烧给你吃的。”我咬了一口，无比鲜美。随后母亲给父亲盛了一碗饭，我跟着来到床边，父亲微微打着呼噜，睡得正浓。

3

其实要说爱吃鱼，父亲才是家里最爱吃鱼的。我只喜欢吃鱼刺少的，大口嚼鱼肉才过瘾。父亲不一样，小时候我十分好奇他怎么会那么厉害，无论什么鱼到他嘴里，只要轻轻咀嚼几下，又小又多的鱼刺就被他清理出来，看得我目瞪口呆。比如吃张爱玲的“三恨之一”——刺多的鲥鱼，父亲就没她这般苦恼，吃得甚是开心。

有段时间，我总也想不通，吃鱼这么细腻的父亲为何脾气那么暴躁。后来跟爷爷聊天时，爷爷才说，父亲暴躁的脾气除了遗传他之外，也是“文革”造成的。

那时因为别人的恶意举报，爷爷被打成右派，整日无休无尽地开会批斗、挂牌子游街。父亲自然也成了人人喊打的“牛鬼蛇神”，总是被村子里的人指指点点，甚至口出恶言。大伯脾气好，忍下了。刚上小学的父亲受不了别人的辱骂，总是和别人打架，爷爷不知带着他上门道歉了多少回。

因为爷爷身份的问题，父亲也错过了学习的最佳时机。后来爷爷让他学木匠手艺，他倒打跑了好几个木匠师傅。最终，结婚时，爷爷便只能分几亩地给他。没想到，父亲种田却是一把好手，能吃苦、肯钻研。村子里西瓜、葡萄等都是父亲率先种起来的，赚钱之后，大家纷纷效仿。后来，电视台还来人采访，我家的几亩地被评为蔬菜示范基地，父亲甚至被乡里聘请为农业种植技术指导员。

父亲白天结束农活之后，晚上还会去河里捉青蛙、黄鳝，卖了补贴家用。后来父亲说，当时也是没办法，家里实在没钱用，只好半夜出去挣点外快。

父亲极度重视我的学习。他向来信奉的是棍棒底下出孝子，凡是我学习成绩下降，一顿“皮带炒肉”是少不了的。我性子也倔，怎么打都不出声，站那儿一动不动。母亲很是心疼，但从来不敢过来护着——父亲定的一条家规就是，他教育儿子时母亲不准来过问。

在父亲的严厉监督下，我成了村子重新划分区域之后第一批考进省重点的学生之一，父亲对我学习的期望也水涨船高。然而，农村出身的劣势很快就显现出来了，尽管我学习很努力，但底子薄，和市里的同学差距明显，加上科目一下变多，很多知识点我还没搞明白，老师已经讲完了，课后温习的时间也不够。

第一次期中考试，我排在了全班34名。开完家长会，父亲铁青着脸走在前面，我耷拉着脑袋亦步亦趋地跟着，做好迎接狂风暴雨的准备。

果不其然，绕到宿舍楼后面的空地上，父亲猛然转身，我低着头差点撞上他，只感觉小腿猛地一阵剧痛，劈头盖脸的骂声传来：“你怎么搞的？！我和你妈辛辛苦苦供你上学，你就拿这个成绩来回报我们？！一共58个人，你连前一半都考不上，你整天都在干什么？！”

“啪！”脑袋嗡的一声，我差点没站稳。

“没有人看管你，就不学习了是吗？就这个成绩你是怎么有脸背着书包坐在教室的？下次还是这个成绩，你就给我滚回家来种田！”

我强忍着痛没让眼泪流下来，沉默又沉默，直到怒吼声结束。父亲离开学校后，我蜷着身子，躺在宿舍床上，电话响了起来，是母亲。

“喂，妈。”我努力让自己声音平静一些。

“期中考试没考好啊？”她轻轻的声音传来，一如既往的温和。

“嗯，34名。”

“没考好不要紧的，下次继续努力就是了，高中有3年呢，妈相信你会进步的。你爸的话你别往心里去，他一贯来这样，你不是不晓得，对你的学习从来都很严格。他是担心你掉队后很难赶上来。”

“我知道的，妈，我会努力的。”我有些哽咽。

“妈相信你，就像以往一样，你的学习，妈一直都是放心的。身上可还疼了？下次回家妈给你做最爱的鲫鱼汤。”

我的眼泪滚落而下，狠狠对着电话点了点头：“妈，我会努力的。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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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理解父亲对我的期望。作为一个农村出身的孩子，我几乎没怎么干过农活，父亲总说：“这活儿你干得来吗，一麻袋白菜一百多斤，肩膀头子都给你压折了。你就老老实实读书，别像我跟你妈一样，一辈子跟黄土地打交道。农村里的孩子，只有读书才有出路，你爷爷不是跟你说了么，知识改变命运。”

爷爷生于旧社会，十来岁的时候跟着曾祖母一路乞讨来到这里扎下了根。据爷爷说，曾祖母十分重视他的教育，虽然很不舍得，但在他十来岁的时候就送他到外地去读书，一针一线给他缝出的学费。爷爷也很争气，寒窗苦读考上了师范，毕业后本可以分到城市，但他放心不下曾祖母，于是申请回到家乡教书。

爷爷当了一辈子教师，最希望子女能继承衣钵，可令他失望的是，子女们谁都没能考上大学，我是孙子辈里他最寄予厚望的一个，小学时，他住在学校分的房子里，我中午就在爷爷家吃。

爷爷煮的饭总是很软烂，又以为我喜欢吃鱼，饭桌上总会有一道咸鱼，吃饭时往我碗里夹，“你爱吃鱼就多吃些”。那鱼实在是太咸了，我又不敢说不要，只好把吃不完的鱼跟米饭一起倒掉，倒是便宜了校园周边的猫。

吃完饭，爷爷照例会问我的学习情况（其实，他早就在办公室了解了，但还是要听我自己讲一遍），然后是例行的说教时间：要认真读书，尊敬师长，跟同学搞好关系；做人要踏实，成绩好也不能骄傲；别人的东西再好，也不能要，手稳脚稳，到处安稳；学习要放在第一位，不懂就要问……

“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去外面看一看，不要一辈子局限在这小村子里，只有知识才能改变你的命运。”他跟我说他的得意门生们是怎么靠着学习飞上枝头当凤凰的，以此来鼓励我。

多年后，我大学录取通知书到的那一天，戒酒几十年的爷爷在酒席上破天荒喝了一杯酒。看着满屋的亲戚，红光满面的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给我竖了大拇指说：“没让爷爷失望。”

外面的鞭炮声不断，爷爷提高了嗓门，跟同桌的几个老同事说：“这孩子从小成绩就好，教过他的老师都是夸奖，他一直就爱吃鱼，小时候去我那儿吃午饭都要吃鱼的，果然鲤鱼跳龙门了。”

4

大学毕业后，因为工作原因依然在外地飘摇。母亲舍不得我离家远，每次在电话里总是千叮万嘱，父亲就在一旁附和一两句，也不多言。爷爷则说多见见世面也是好的，有空就回家看看。

这些年来，在外面吃了大江南北的菜，我对母亲做的鱼，始终还是念念不忘。尤其到了冬天，南方的湿冷侵袭全身时，就愈发想念母亲做的鱼锅。老一辈人嘴里总说“冬鲫夏鲤”，长大后才知道《本草纲目》中早说：“鲫喜偎泥，不食杂物，故能补胃。冬月肉厚子多，其味尤美。”

有时从外地回来，总守在灶台边等母亲做鱼锅。洗净切好的鱼块放进母亲熬好的老汤里，加入豆腐白菜，滚滚水汽冒上来，眼前一片白雾，锅里什么也看不见，只闻得香气满鼻。迫不及待地夹一块鱼肉放进嘴里，烫得嘴巴直哈气，总是惹得母亲在一旁嗔道，别着急，又没人跟你抢，小心嘴巴烫坏了。

顾不得回应母亲，贪婪地回味着鱼肉从舌尖经过味蕾顺着食道咽下肚子的感觉，只觉得寒意全消，通体舒泰。鱼锅里吸饱了汤汁的白菜和豆腐也是一绝，连着汤舀一勺浇在米饭上，混在一起划拉进嘴里，只觉得米饭怎么也吃不够。

前些年，长江还可以捕鱼，菜市场有专门卖江鱼的档口，父亲总会去买一些回家。他们俩在家其实吃不了多少，但母亲有妙招。她会将鱼腌制起来做成咸鱼，保存很长时间。天气好的时候就拿出来晒晒，鱼油就顺着鱼身滴下来，惹得猫狗在地上舔来舔去。还有实在馋得受不了的猫儿，还会伺机偷吃。

母亲做的咸鱼不像爷爷做的那样“难以下咽”，用它来烧肉，肉香混合着鱼香、还有腊味的那种特殊咸香，滋味浓郁醇厚，配合香喷喷的白米饭，简直欲罢不能。在外地这些年，我几乎从没见过这道菜。回家的时候，总会问问有没有咸鱼。

当然，没有也没关系，反正我最爱的红烧鱼始终可以有。

去年夏天疫情得到控制之后，我跟母亲说准备休假跟爱人回家看看。母亲在电话里笑着说：“你俩真赶巧儿，你舅妈刚送的一条鲤鱼，回来做给你吃。”

回家后，母亲已经在厨房里烧鱼了。我想进去看看，母亲说：“厨房里热，你还是在外面蹲着吧。”

“没关系，小时候就是这么看的。”

母亲看着我笑了，眼角的皱纹变成了两条鱼尾。我静静地看着母亲挥动锅铲的身影，一缕熟悉的味道传来，我贪婪地吸了一口，锅里飘出的丝丝油烟遮住了我的视线，眼前有些模糊，母亲的身影也有些模糊了。干辣椒的刺激传入鼻腔，我忍不住打了个喷嚏，转头向门外吸了一口新鲜空气，耳边传来了几声猫叫。

母亲把鱼端上桌子，父亲由于痛风的缘故，只吃了几口，母亲一个劲儿地让我俩多吃。看着爱人慢慢夹菜的样子，母亲忍不住拿起筷子把鱼肚子上最嫩的肉夹到她碗里，爱人连忙说“够了够了”。

母亲说：“我现在胃不太好吃不了许多，你爸也不敢多吃，鱼做了就是给你俩吃的，多吃一些才好。”随后她胳膊撑着桌子一边看着我们俩吃饭，一边时不时往我们碗里夹菜。

我看着熟悉无比的动作，鼻子一酸，赶忙低头扒拉饭菜。

后记

拿到鱼包裹的那天晚上，想着吃了这么多年母亲做的菜，她的手艺却是没学到半分。便给母亲打去了视频电话：“妈，干脆开视频教我做吧！”

于是，她一边和我闲聊，一边教我做红烧鱼。

“那个鱼是炸好的，你先把鱼解冻，锅里热一些油，放点儿干辣椒葱椒蒜爆香，然后把鱼放进去，加一点生抽和老抽，加入清水烧开后转中小火焖烧……”

教完我做鱼，母亲又说，春节政府管得严，村子里不让出去。江里现在禁渔，村子里的河水也不多了，父亲找了好久才弄来这条纯野生的鱼。

“妈全给你做了，够你吃一阵子。过段时间再给你寄一些炸肉丸和糯米丸子过去。有空儿给你爷爷打个电话，他今年肺气肿的老毛病发作，住了几次院了，一直不让我们告诉你，怕影响你工作。妈的胃最近好多了，倒是你爸的痛风最近反（意即发作）得厉害，你有空再去买一些上次的药寄回来。家里不用担心，我和你爸都好好的。倒是你俩，多注意身子，出门要戴口罩，过年回不了家，想吃什么就跟妈说，妈做好给你寄过去……”

我揭开锅盖，滚热的蒸汽涌上来，眼前突然模糊了。

编辑 | 唐糖    运营 | 嘉宇     实习 | 文宁

乂 叶

90初生人，

非典型“蓝天守望者”，

愿以笔端勾勒心底的城

源济

一锅猪蹄水豌豆吃完，我们再次亲如一家 | 人间

Original 老孟 人间theLivings  2021-11-26

一大锅热气腾腾的腊肉煲水豌豆摆在桌中间，几个小菜众星捧月般围着这道主菜。这时我们会相处得格外和睦，即便之前有各种小摩擦，这时都不提了。平时指名道姓，这时也按辈分喊哥哥姐姐了。

配图 | golo

人间有味丨连载

朱老师在本地一所中学教数学。他常来我店里吃粥，点菜时总要问一下：“有水豌豆冇？”

湘北人管未完全成熟的嫩豌豆叫“水豌豆”。如今，农村好少人种豌豆了，餐厅更莫说，采购时很少见这种土货了。每次朱老师问，我们总是摇头。

一次，我从乡下搜了点水豌豆，等朱老师再来店里，我就问他要怎样吃。他说：“猪蹄煲水豌豆。”

店里还有两个卤猪蹄，厨师就按他说的做了。当一锅热气腾腾的猪蹄煲水豌豆端上桌时，朱老师喊我上桌。

这一顿，我没收他酒钱，他给我讲了一个关于水豌豆的故事。

1

方伯大我父亲两岁，用槠树湾的话说，“他俩是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

因为祖父贫农出身，成分好，父亲才得以上学上到小学四年级。而方伯的祖上是地主，村里当了祠堂的那片大屋曾经就是他家的。因成分不好，方伯没进过学堂门，不是不许他上，是他不愿上，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打小，方伯的性格就很孤僻，村里的孩子没几个愿意跟他耍，他就我父亲一个玩伴。我父亲与方伯就像一对亲兄弟，除上学外，几乎形影不离。他们一起到田圳里捉鱼，捉蛤米子给家里的鸡鸭吃；也一起上山砍柴、摘茶子、扒松树叶。

那时候连饭都填不饱，他们就到山上找野果子吃，什么茶耳朵、桃米蒂、苗栗、冷花子。我父亲8岁那年，方伯为摘一个熟透的茶耳朵，爬上了冈边的一棵茶树。突然“咔啪”一声，枝丫折断了，方伯从高高的茶树上摔下冈去，眼睛耳朵里都出了血。

于是，一个8岁的孩子把一个10岁的孩子从山里背了出来。

方伯父亲战战兢兢跑来感谢我的祖父母。他家那时也穷，没好东西拿，就提了几个红薯来。那是他家的口粮，祖父母没要，还煮了个鸡蛋送给方伯补血。

第二年夏天，我父亲和方伯又趁大人们不注意，偷偷到河里去打冷水刨鳅（方言：游泳）。这次是我父亲不慎落进水巢里，手脚乱舞，11岁的方伯到底个头高些，拽着他不松手，硬是把呛了水的他拉上了岸。

因为害怕家里人责罚，这事一直瞒了下来，等到他俩都成家了才讲。讲起小时候的事，方伯和父亲总是绘声绘色，好像那些事就发生在昨天似的。末了，他俩还要得意地说：“我们可是共过生死个兄弟咯！”

------

1978年，我父母结婚了。祖父在土改时当过大队干部，靠祖父祖母勤劳善良的口碑，小学文化程度的父亲才讨到了读过高中的母亲。当时，这桩婚事让湾里的小伙子们羡慕不已。他们觉得女人书读得多，为人处世自然不一样。事实也是如此，从我记事起，我母亲就是一个温和贤良的人，家里几个姊妹能一直把书读下去，也是母亲的坚持。

当时的农村还残留着“成分”的观念，方伯早就到了适婚年龄，却迟迟没人愿意给他说媒。后来，一个亲戚看不下去，才把方伯母介绍给他。方伯母和方伯一样，大字不识一个，她是个苦命人，从小是后母带大的。

到了80年代初，村里很多人家都从族居的大屋里搬出去，新踩地基盖房，形成了一股风尚。方伯与我父亲一合计，决定也把屋做到外面去。他俩担了大半年，在村东头靠山的位置担了一个地基出来，盖了五间土坯房。一家两间，中间的堂屋一家一半，共用。

宗亲可以共一个堂屋的，因为家神榜上供奉的是同一个祖先。第一个来槠树湾拓荒的祖先叫朱和公，他有“文、武、双、全”四个崽，后人称之为“四大房”。方伯家是朱武公房里的，我家是朱全公房里的。

那时候，方伯和我父亲都刚成家不久，手头紧巴巴，五间房的房顶前檐盖的是瓦，后檐盖的还是稻草。我还隐约能记得方伯和父亲给房顶翻盖稻草的样子，他们从稻田里把新割的稻草一捆捆挑回来，用竹篾夹成“稻扇”。方伯母和母亲踩着木梯，把夹好的“稻扇”一个个送上屋顶，方伯和父亲接过去盖好。父母在屋顶上忙活时，站在房里的我能从椽皮缝里看到白云和蓝天。

后檐屋顶盖上瓦的那一年，方伯和父亲又各自新盖了两间房，次年又买来石灰粉屋。青瓦白墙，九间房排成长长一溜，像一截街。湾里人都说：“你们两家真有熬气，同心协力，好得跟一对亲兄弟样。”

2

方伯家生了两个崽，大崽跟我大姐同年，细崽跟我细妹同年。两家五个孩子在九间房里捉迷藏、跳房、动九丘田、踢毽子，玩着各种游戏。其中，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弹豌豆。

每年夏至前后，方伯母和我母亲就会从地里割回几捆豌豆回来。豌豆这时没熟老，豆苗还是绿色的，豆壳也是绿色的，里面的豆子白白嫩嫩，像刚出生的婴儿——这便是“水豌豆”了。

因为想要收集豆子，几个孩子会很勤快地帮母亲们剥豆。等大人忙去了，我们就会偷抓几把塞进兜里，躲到角落里去弹豌豆。尽管玩心重，但我们也不会多拿，因为水豌豆是要用来做菜吃的。

游戏开始之前，每人拿出三到五粒豆子，用石头剪刀布决定出场顺序。轮到出场的那个人，要把集拢的豌豆撒在桌面上——撒豌豆是很要技术的，既要撒开，又不能撒得到处都是。接着，在相邻的两粒豌豆间用指头划一下，再曲指弹向一粒豌豆。两粒豌豆相碰，就是赢了，那两粒豌豆就可以捡进自己兜里了，接着再继续弹下两粒。弹豌豆更要技术，太轻碰不着，太重会碰到其它豌豆。犯规了，就轮到下一个人。

等玩腻了，我们就把赢来的战利品用蕨秆穿成一串串，放到火上烧。嫩绿的豌豆烧成土黄色，豆皮开始裂开时，就可以吃了。谁都有份，只是赢了的人有分配的权利而已。

父母知道我们偷拿了豌豆，但会装作没看见，只会不停地提醒：“豌豆一定要熟透了才能吃。”因为邻村有小孩吃了夹生的豌豆中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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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湘北农村，水豌豆有很多种家常做法。

忙时和米一起下锅，煮作饭吃，就可以少炒菜；闲时盖上锅盖焖着吃，有时用韭菜炒，但其中最好吃莫过于用腊肉煲水豌豆。

腊肉要用带骨肉，切小块，先过一下水，洗去油脂。再加水放到高压锅里压几分钟，把盐分压出来。揭开锅盖，把洗净的水豌豆倒下去，添点八角、桂皮、手撕的干辣椒。有时还会窝几个荷包蛋进去，盖上锅盖，慢火煲。出锅时再撒点葱花，一道美味的腊肉煲水豌豆就完成了。

最会煲这道菜的人是方伯。他很挑剔，用的水豌豆要过选，个儿太小不要，嫌皮老；个儿太大也不要，不粉。腊肉也是他自留的。那时节肉是很珍贵的，农村很少有人家去买新鲜肉，要来了重要的客人才会拿出过年时熏的腊肉，方正的部分待客，差的留着自己吃。

即便这样，方伯每年都要留几坨方正的带骨腊肉在那儿。从豌豆灌满浆到完全成熟的这段时间，他会主动下厨，做几回腊肉煲水豌豆。因为有好菜，方伯和父亲会吃点谷酒。两家都提前差小孩去打酒，我家被派去打酒的总是我，细妹跟在我身后，蹦蹦跳跳，小脸上的高兴劲跟过年似的。方伯家的两个崽平时常因一点小事吵嘴、打架，这时都不争了，大崽拿钱，细崽拿瓶子。看着手里空空的细妹，我有时会分一两角钱给她拿着，她就更高兴了，“细哥细哥”喊得甜。

一切准备就绪，两家中间的堂屋里，一大锅热气腾腾的腊肉煲水豌豆摆在桌中间，再炒几个小菜，众星捧月般围着这道主菜。最开心的是我们几个孩子。这时我们会相处得格外和睦，即便之前有各种小摩擦，这时都不提了。平时指名道姓，这时也按辈分喊哥哥姐姐了。

四个大人，五个小孩，九人在堂屋里围拢，是满满的一桌。如果汤里窝了荷包蛋，方伯会给孩子们各夹一个。如果没蛋，他就会给我们各夹一块腊肉骨头。那骨头上都是瘦肉，浸润着散发豆香的汤汁，又酥又嫩，很快我们就把骨头啃得光秃，再舀上满满一碗水豌豆。

完全熟透的水豌豆成黑褐色，吸足汤汁后粒粒饱满，还能看到油亮的汤汁在表皮上流动。翠绿的葱花点缀其中，又增添一点草木原有的颜色，看着就不油腻了。水豌豆的口感是粉的，咬上去比面饼爽口，比土豆细嫩，伴随着渗透着八角桂皮香味、干辣椒辣味、腊肉甜味的汤汁，可以一直蔓延到味蕾的最深处。

香喷喷的水豌豆大多去了几个孩子的碗中；肥肉则到了方伯和父亲碗里，他们用来下酒；而干辣椒总被方伯母和母亲拈到碗里，她们说干辣椒下饭。

氤氲的热气中，大家吃得满头大汗。方伯和父亲推杯换盏，红光满面，最少要吃醉一个人。方伯母和母亲就惨了，每次聚餐之后，都要半抱半抬把他们弄到床上去躺平，努出一身汗。

3

方伯会下厨，在湾里不是秘密，谁家有红白喜事都会请他去办厨。但他少言，不爱同别个交流，遇上不畅快的事容易发狠，湾里人都喊他“方蛮子”。

我七八岁时，有个婆子怪方伯的细崽偷摘了她的黄瓜，就用竹篾打了孩子的手。看到细崽手心的红痕，方伯二话不说，跑去把那婆子的黄瓜藤都扯了。

那些年，方伯常与湾里人干架。有时为争秧田水，他把别人家的田坎直接挖了；有时别人砍了他家山上的柴，都码到灶弯里了，他硬是一点不剩地挑回家来……湾里有好几家人与方伯有过结，但我家与方伯共一个堂屋，倒相安无事。

方伯在外与人耍横时，方伯母从不劝阻，有时还会跳出来帮着骂。对方不作声还好，要是打了接应，她会跳脚拍手，骂得更起劲。污言秽语说得难听，我父母就上前去扯劝，却总是拦不住。他们回家就叹息：“人其实都是好人，但太冇读得书咯！”

没有读书的方伯，干农活也不溜。那时农村人还全靠土地过日子，收成不好，方伯母做饭总要往米里掺些红薯丝。而我父亲是作田种土的一把好手，同样的豌豆种，种出来总比方伯的好，方伯下厨常用我父亲种的豌豆，有时连腊肉都是我家的。

每每这时，方伯母和母亲就会打趣：“你们两兄弟，真个是谁也少不得谁。”

在我的印象里，方伯就像我的亲伯父。当他进了厨房时，就像变了个人，那种专著、细腻，连女人都自叹不如。长大后，我们问方伯：“你厨艺那么好，是跟谁学咯？”

大多时候，方伯总是眯着双眼，笑着说：“神仙教咯。”

只有一次，在两家聚餐时，方伯酒吃了个八开。我们再问，他大着舌头说：“跟……跟谁学，跟苦日子学咯。”

父亲告诉我们，方伯两岁多点，娘老子就饿死了。方伯很小就自己学着做饭。那时节苦，根本没米下锅，自留地里豌豆出园，方伯几乎天天吃水焖豌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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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到了90年代初，湾里有几家人要做红砖屋了。那时候，买砖要到很远的县城去，交通不便，砖根本运到不了湾里来，得自己烧。方伯和父亲看准了商机，凑钱承包了一处砖窑，走路到县城去学习制作砖坯的手艺。当时，大多砖窑还是手工做坯，叫“扮砖”。

一到放学或假日，我们就会跑到湾南边的黄泥头去。我父亲站在一个塑料膜搭的棚子里，把一坨坨稀软的黄泥用力“扮”进一个长方形木架子里。翻过来，看看四角足泥没，没足，就用指头戳一下，把泥填满。底下垫一块薄木板，用一把钢丝弓把木架上面多余的泥刮掉，翻开木架，一口方方正正的砖坯就落在木板上了。等砖坯码了六七口，码成一座塔，方伯就会端走它们，一层一层，规规矩矩地垒到修好的堤上去。

我父亲手巧，主要负责“扮砖”。方伯力大，除了端坯，还要挖泥。他牵着一头牛踩泥，再把踩熟的泥一坨坨地码到父亲身后的长凳上。有时方伯忙不过来，我父亲就会撂下木架去帮忙。就这样，他们俩加一头水牛，组成了一个配合协调的“扮砖”小团队。

彼时，父亲和方伯只在县城学到了如何制砖坯，烧砖是门技术活，还得从外面请师傅。装窑、点火，再到封窑，每一步都得小心谨慎。因为一旦烧老了，砖不好看，成了团；烧嫩了，里面还是白坯，得重烧。

等到砖坯干得差不多时，户主就请来自己信得过的烧砖师傅。这时，父亲和方伯才能拿到“扮砖”的工钱。父亲曾经告诉我，砖坯是两分钱一口，他们一天能“扮”一千口，也就是说，一天能拿到二十块钱。

方伯对我父亲说：“你干的是技术活，钱你多拿点。”

父亲不同意，觉得方伯出力多，所以两人总是平分。

他们合伙“扮砖”四年，每逢水豌豆出园的季节，都是他俩最赶工的时候。即便如此，方伯也会挤出时间亲自下厨给我们做水豌豆吃。因为收入提高，方伯再煲水豌豆，就把腊肉换成猪蹄了。做法几乎一样，只是要把猪蹄放在高压锅里多压几分钟。如此一来，汤汁更浓，水豌豆更甜、更粉，那滋味叫人回味无穷。

幸福，大概就是这种味道吧。

4

随着南方成为一片热土，到外面打工的湾里人更多了。渐渐的，没砖扮了，有着几百斤力的方伯便被湾里的几个壮劳力喊去江西伐木，我父亲去了建筑工地，因手巧爱学，后来成了地方上有点名头的砌匠师傅。

孩子们一天天长大，我从村小读到镇中学，再读到县高中，离家越来越远。方伯与父亲也长年在外，那一长溜青瓦白墙的九间屋里就只剩下方伯母和我母亲留守了。她们依然做着农活，但好少结伴，各自干着家里的事。

再到水豌豆出园的季节，放月假的我们兴冲冲往家赶，迎接我们的是冷锅白灶。我猛然发现，我们两家有好几年没在一起吃水豌豆了，聚餐也只是在逢年过节，有猪蹄，却没有豌豆。

湾里红砖屋越做越多，还有做楼房的，我们两家那曾在湾里气派一时的九间屋渐渐落伍，被人遗忘。方伯和我父亲都攒着一股劲，在外打工更拼命了，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后来，我大姐、我和细妹先后考上了大学，方伯家的两个崽却接连落榜。方伯有些恼，骂他们没出息：“住一栋屋，呷饭困觉哈一样，何理他三个能考上，你两个就要回来看牛屁眼（湘北方言，意思是放牛）？”

骂归骂，崽还是自己的，方伯背过身就跟湾里人讲：“不一定多读书就有用，我妻侄子初中冇读完，如今也当老板。”

方伯的话果真应验了，他的两个崽跟着表哥南下，很快捞到了金。方伯家的生活越过越好，他们夫妇的笑脸越来越多。而我家，父亲靠一双手送三个孩子上大学，困难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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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细妹读高三的那年，一次我回家弄户籍资料，我俩被方伯母喊去参加她家的家宴。奇怪的是，方伯母没喊我母亲，连基本的客套话都没有。

后来，母亲和我们说，方伯夫妇总是选在人多的时候问她和父亲：家里要不要用钱？“好像我家没米下锅了样，等着他家来救济”。母亲不言语，父亲却受不得气，几次要过去说他们几句，但都被拦下了。两家因此有了嫌隙，母亲不再有事没事往方伯家去。方伯母有事也不喊母亲了，和湾里几家有钱的人越走越近。

这次方伯办家宴，是为了招待大崽带回来的女朋友。大崽说，他在外面好久没吃水豌豆了，方伯母闻言立马去摘豌豆，方伯亲自下厨。

在方伯家的餐厅里，大崽老早舀了满满一碗水豌豆给女友，女孩尝了几粒就说不好吃，把碗推给了他。最后，那锅猪蹄煲水豌豆剩了大半。

方伯母一边捡拾碗筷一边说：“如今世过好哒，谁还吃么里水豌豆，莫把客得罪哒。”

自此，我就再也没吃到过方伯做的猪蹄煲水豌豆了。

5

我上大三那年，方伯家做了新屋，三层的小洋楼，四面贴瓷砖——这是湾里第一栋四面贴瓷砖的房子，其他人家为了省钱，都是牌面贴。

做屋的时候，方伯先把自家的四间老屋拆了，还要拆我们两家共用的堂屋。母亲拦了下来，因为拆堂屋必定会影响我家的四间房，而那时候，我们还拆不起房子。

直到2012年我们都参加工作了，家里的情况才慢慢好转。帮父母还清所有债务后，我家也准备做新屋。这次，父母提出把中间的堂屋拆掉，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半。方伯却不肯，他说屋做拢了不好，影响采光。

父亲没有坚持，做屋时，他在一层做了个大车库，说以后我们回来，车有地方停放——那时，我们三个都还没买车。父亲特地给车库装了电动卷闸门，车辆出入，司机只需按下遥控器，门就会自动开关。

两年后，硕博连读的大姐留在广州发展，我和细妹留在湘北继续当老师，一有时间就开车回家蹭饭。这时，父亲早预备下的车库就派上了大用场。

而方伯家房子做得早，没有预留车库。他的两个崽每次回家，只能把车停到两家共用的堂屋里，开门关门十分不便。方伯再次提出要拆掉中间的堂屋，给他的崽盖车库。他的理由是：“你家有车库，我家没有，亲戚朋友见了很没面子。”

父亲自然有些不情愿。屋前屋后，寸土寸金，谁愿意把自家的地皮让出去？就在他犹豫的时候，方伯说：“我有两个崽，他家就一个崽，女儿高低是别个的人，堂屋理当归我。”

方伯母也说：“我男子家出力大，担地基时，我家担一担，要量过他家担两担。给了他们四间地基，还是我家放让咯。”

至此，父亲说什么也不肯让出那半间老堂屋了。母亲也气，可她不愿两家反目，好说歹说做通了父亲的工作，同意方伯拆屋了。

方伯家的车库做得十分气派，本以为这件事就此打住，没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先是方伯母得了便宜不算，在湾里逢人便说：“不是理亏，他们会把堂屋让出来怕？谁不晓得，不肯让，还不是看到我家堂火（方言：生活条件）比他们好。大学生又如何，每月拿点死工资，我崽一个月量他们一年。”

这话很快传到我父母的耳朵里，父亲要去理论，又被母亲压了下来，她还是不愿两家闹崩，毕竟是要天天开门相见的。偏在这时，方伯母喂的几只鸡一夜全死了，她一口咬定，是我父母在屋前的菜园里放了药，毒死了她的鸡。

农村妇人把鸡鸭看得跟崽女一样重，方伯母好一阵哭。在她的哭诉中，性格本来就偏激的方伯将几只死鸡扔在我家门口。不解气的方伯母跳到地坪里拍着手骂：“毒我的鸡，看你们也能得好，也会像鸡一样死得脚伸伸哩。”

我父母实在压抑不住了，把死鸡丢了回去，两家大吵了一场。没过多久，方伯家的引水管被人割断了。方伯母认准是我父母报复，又是好一阵哭诉。方伯也想不出有别人，妻子一哭，他血气上脑，以前别人口中的“蛮子”终于对我家发狠了。他二话不说，提一把柴刀直奔我家，对着自来水管一阵乱斩。

我父亲怒不可遏，他扛起一把锄头，要去砸方伯家的东西。父亲作种比方伯溜，干架却不是他的对手，还没进方伯家的门，就被几拳打翻在地，锄头也到了方伯的手中……

等我接到母亲的电话，赶回去时，父亲已经进医院了。他鼻骨骨折，身上多处挫伤，在县医院治疗几天后，我又带他到市医院做了全面检查。父亲保留了所有检查报告，要做法医鉴定，起诉方伯。本家一个曾当过村主任的伯父喊来了镇司法所的人来调解，父亲才放弃了这个打算。

起先，方伯不肯出钱，司法所的人给他普法，说了一些利害，方伯终于点头了。他同意赔钱，却不愿出那么多——司法所的人要他出三万块，包括财产损失和医疗花费，方伯只肯出万把块钱。

父亲不允口，我和母亲说了“好”。两三个月过去了，不见方伯送钱来，父亲多次讨要，他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后来索性闭门谢客。我和母亲都没打算方伯会痛快给钱，他点头，就代表他是服软认错了。

然而，我们低估了父亲的执拗与决心。

那时候，母亲老咳嗽，我就带她到市医院检查，又留她在市里住了几天。一天，派出所给我打来电话，说我父亲被抓了。

原来，没了我和母亲的劝阻，父亲就带着被褥和锅碗瓢盆去了方伯家，不拿钱就不走人。这是农村人的老办法，可方伯压根不吃这套，他照旧过日子，方伯母出来骂，还会被他呵斥回去。

第三天，方伯的大崽媳妇回来，见我父亲把公婆家里弄得乌烟瘴气，便直接报警。警察来了，说这样做是私闯民宅，劝父亲离去。两边谈不拢，警察强制请人，父亲又踢又打，还咬了警察。

我和母亲赶回去时，父亲因为寻衅滋事、袭警，被关进了看守所。母亲哭得眼睛都肿了，大姐、细妹闻讯赶了回来，请律师、找关系，多方奔走，父亲才在关进去的第二十七天被保释了出来。

父亲不服，又要去找方伯闹。母亲一边死死抱着父亲，一边哭着说：“你还不长记性啊？为了弄你出来，我同崽女劳好大个神。”说着，她又回头对我们三姊弟说：“我本不愿与人结仇，但从今天开始，我要告诉你们三个，我们与那家人以后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老死不相往来。记住！”

母亲说到做到，从此以后，她不再踏入方伯家范围半步，也不许我们越雷池。湾里不管谁家有事，喊了方伯夫妇，我父母就不去。有非去不可的集体活动，他们就离方伯夫妇远远的。

每次回去，我总是习惯性地往方伯家的方向走。可走几步，就突然记起母亲的话，立马顿止。我以为，我们两家不会再有瓜葛了，殊不知一次意外，再次把我们的生活搅在了一起。

6

2020年4月28日，母亲私信让我看湾里的微信大群，有人在群里说方伯出车祸了，已经被送往医院。底下有几个小视频，点开看，一辆三轮车仰翻在一座石桥下，桥的护坡上还有一滩血。

用湾里人的话说，方伯是个不怕钱多的人，两个崽都当老板了，60多岁的他还要出去搞副业。他买了个二手三轮车，天天去市里守建材市场，专门给人送货。

那天早上，方伯骑车往市里去。为了省油，他不走新修的柏油路，还走先前的那条老路，要近几公里。老路的路况不好，在拐弯时，方伯的三轮车煞车失灵了，把一座石桥的栏杆撞断，车子冲下桥去。方伯反应快，迅速跳车，不料被放在脚边的水杯绊了一下，后脑着地，摔在了护坡上。

老路好少人有走了，不知方伯在护坡上躺了多久，才被路过的司机发现。大家都不知道是谁救了方伯，只知道那人也是赶时间才走老路的。

一个月后，康复出院的方伯带着一家人突然登了我家的门。那天刚好是我母亲的生日，除大姐外，我和妻儿，还有细妹一家都回到老家。母亲开门见是方伯一家便要关门，方伯喊了一声“老弟老弟嫂”就“咚”的一声跪了下去。方伯母犹豫了下，也跪下了。

我们这时才知道，那天救方伯的人是我细妹。

后来细妹告诉我们，出事的头天晚上，她回老家参加同学的开业庆典，因为吃了点酒，就在家里留宿一晚。第二天醒来，已快到上班时间，她早餐都顾不上吃，就急匆匆地往市里赶。为了节省时间，她选择走老路。

当她看到那辆三轮车，就知道是方伯出了事。她下车，心里还很纠结，我们两家已是水火不容，但不救人又不可能，毕竟自己是方伯看着长大的。如果就这么走了，也许一天都没人车再路过这里。

细妹说，那时候方伯还有意识，认出了她的车，还向她招了手。细妹拨打了120，直到方伯被抬上救护车，她才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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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伯登门，自顾自地说了很多话。

他说，他们其实很早就知道鸡不是被毒死的，而是发了鸡瘟。后来村里又有几家死了鸡，是一样的症状。他家的引水管是湾里的高聋子割牛草没注意割断的。我们两家发生冲突后，高聋子主动向他说明了情况。

方伯早就想过来赔礼道歉了，又垮不下面子。这次细妹救了他，他不想再逃避了。讲到后面，方伯涕泪横流：“老弟老弟嫂，不是妹崽，我已经见阎王哒。前头都怪哥嫂糊涂，一错再错，硬要请你们原谅哈。”

方伯的大崽媳妇也主动向我父亲道歉，说自己鲁莽报了警，要父亲原谅她。方伯还带来了三万块钱，是先前司法所判定的赔偿。可我父亲没有接，母亲不开口，我和细妹也不敢接。

最后，方伯把信封放在茶几上，领着一家人走了。父母看向细妹，细妹的头低下去，不敢再看他们。可是，父亲并没有想象中的大发雷霆，他进了里屋，母亲拿起信封塞在细妹手里，“你惹的事，你自己去解决”。

细妹送钱过去，人刚进屋，方伯的两个崽又把钱送了过来。几翻几覆，信封磨起了毛边，像一个烫手的山芋，谁也不肯收。夜里，方伯夫妇拿着信封又过来了，他们又要跪，我和妻子去拦，没拦住。方伯的强劲又上来了，他说：“老弟老弟嫂，今天你们不收钱，我两公婆就不起来哒。”

父母坐着没动，我的妻子见这样下去没完没了，就做主收了一万块钱——这也是先前方伯答应出的数字。父母没说什么，他们太疼这个崽媳妇了。

方伯夫妇下了台阶，回家去了。妻子把钱给母亲，母亲收了，却撇着嘴说：“不是见老骨子跪得造孽，我才不会要他的钱。”

她嘴上这样说，又拿出四百块钱给我，朝方伯家那边努努嘴。我顿时明白了母亲的意思——先前方伯出院，湾里的人都去看望了，就我家没去。

第二天，方伯母提了一袋刚晒好的干腌笋过来，她知道我母亲喜欢吃腌笋。她家有个大竹园，往年，她都要送好多给我家。

母亲推托着，装着不领情的样子，可等方伯母一走，她又欢欢喜喜把干腌笋放到冰箱里去了，嘴上揶揄：“晓得哪个要她家个东西，肯定是吃不完哒。年纪那么大，又不好太丢她个面子。先放一哈，吃是肯定不吃咯。”

一旁的我和细妹捂着嘴，想笑却不敢笑。

又隔了一阵回去，我发觉父母与方伯家又有了来往，虽没先前那般热情，但出门会互相打声招呼，闲暇时会讲些湾里的事。一次，我还看到父亲坐在方伯家的厅堂里与人打纸牌，地坪里，母亲在帮方伯母晒腌菜……

 后记

朱老师在我店里吃猪蹄煲水豌豆是在去年夏至，那时方伯因车祸还在医院治疗。说起方伯，朱老师有怨恨，又有疼惜。他没想到是自己的细妹救了方伯，更没料到后面的事。

那时的他好想吃一碗猪蹄煲水豌豆，又怕提起会令父母不快，于是便总来问我。后来，他每次来店里就餐，就会给我讲两家人的事，我便一点点记录下来。

朱老师告诉我，今年“五一”，他大姐休年假回家，他与细妹也跟着回了。见三个孩子齐齐回到槠树湾，方伯便将自己的崽和崽媳妇都喊回了家。方伯亲自下厨，做了满满一锅猪蹄煲水豌豆。

间隔多年，两家又聚餐了。方伯不顾劝阻，与朱父一杯接一杯地吃酒。酒吃得多，话也多了。

方伯说，一直以来，他都因为没有文化而自卑，总感觉湾里人瞧不起他。朱父待他如亲兄弟，他很感激，可在心里，又觉得是朱父在怜悯自己。当朱父的三个儿女都考上了大学，而他的两个崽却落榜时，他内心的天平终于失衡了。后来两个崽在外面赚了钱，他就想以“堂火”来压朱父一头……

说完这番心里话，方伯就醉了，痛痛快快地醉了。

（文中人物、地名皆为化名）

编辑 | 罗诗如    运营 | 嘉宇     实习 | 雅坤

老 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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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济

疯癫伯母的水牛花粑粑，给过我最难忘的春天 | 人间有味

Original 蔡寞琰 人间theLivings  2021-12-03 21:05

越到后来，我越发觉得，伯母不是“疯癫”，她只是不愿意面对自己，早早地把自己的人生给封死了。

有些槛，她跨不过去，也不想跨过去。

配图 | golo

人间有味丨连载

水牛花学名叫鼠曲草，长在三月，与满山的杜鹃交相辉映，一丛丛嫩绿的叶子上开着金黄的小花，藏着露珠，向着暖阳。

每逢春天，我总会想起伯母说过的：“水牛花又开了，摇曳四方。野孩子就算流浪在外，也能行万里路……饿不死你的身躯，无法囚禁你的心灵。”

伯母总是这样说话，让人一知半解。直到多年后我才懂得它们的含义，仿佛水牛花粑粑散发出的香甜犹在。

1

初次得知我爱吃水牛花粑粑，浑身酸臭的伯母将自己收拾干净，领我去山上摘水牛花。

她说自己丈量过故乡方圆几十里的山水，真正是一个“以天为盖，以地为舆，四时为马，阴阳为御”的人，闭上眼睛便能清楚地说出哪儿的叶初发芽，哪儿的花晚开。

三月的风吹绿了满山的水牛花，它们的清香直抵舌尖。伯母怕我忌惮自己寄人篱下，便像往常一样喋喋不休：“放肆地摘吧，这是大地赐予你的美食，你勿用看人的脸色，你摘一篮子我就给你做一篮子。”

在山上，伯母也会望着眼前的苍翠感慨不止——“人有时真不如草木，都说命如草芥，草芥有枯荣，人枯了就完了。”

“做水牛花粑粑麻烦，需要耐心。活着也麻烦，得耐心地走一程，心急就出岔子。”

她说水牛花要大清早去摘，沾着风露，不染尘埃，“最好是摘上头的尖尖，它的存在就是为了能让人们吃饱肚子，像痴爱的善男信女，美得粉身碎骨，甘心情愿。”

做水牛花粑粑时，伯母将花叶上的细毛去掉，将水牛花从沸水中过一遍去涩，再碾碎成团，放糯米粉，揉的时间越长韧性就越足。捏成青团后，再像包饺子一样，加入花生粉、芝麻、白糖，最后裹上粽叶，放入蒸屉。

即便是在灶前帮伯母烧着火，也烤不干、咽不完我满嘴的口水——当然，可能是小时候我总是饥肠辘辘的。

伯母见状，就在一旁轻声叮咛：“火大了，要小一点，不要急于求成……当然也不能太小了，抠抠缩缩同样求之不得。‘治大国若烹小鲜’，你听过没有，不折腾也不能破碎……”

水牛花粑粑大火蒸15分钟，闻到清香后，退火冷却10分钟，开锅后，香味扑鼻而来，待氤氲的蒸汽散开，一团青翠引入眼帘，像是把春天搬上了灶台。

水牛花粑粑不但颜色鲜美，吃起来更是软糯滑爽。吃不完的水牛花粑粑会慢慢变硬，能保存很久，想吃的时候放米饭上面蒸一会儿，便又恢复了之前的柔软。

清代诗人袁子才也吃过水牛花粑粑，并在《随园食单》中有过记载，“捣青草为汁，和粉作粉团，色如碧玉。”而伯母做的水牛花粑粑，更是完美无瑕，没有一点污渍，揉团时，还会哼唱自创旋律的《越人歌》。

村里的人都说：“癫婆唱这种软绵绵的歌子时，还蛮好听的。”有时会聚拢一群人给她打拍子，久而久之，连小孩都会唱了。

当年，伯母在院子里算是文化人，读过高中，学过音乐。可惜她是一个“癫婆”，一个癫了几十年、被人嫌弃了几十年的可怜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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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我也对伯母没有好印象，每次碰见她都发怵。

记忆中，我曾莫名其妙地挨过她一耳光，只因当时我拿着镜子在自家门口“放电影”——就是反射太阳光。从那以后，我就认定她是一个“癫婆”了。何况她头发乱蓬蓬的，打着结，身上常年有股令人犯恶心的酸臭味。面相更是凶神恶煞，眉毛丛生、眼珠凸出。

伯母的精力似乎特别旺盛，她白天做家务、砍柴、放牛，做各种重体力活，到了晚上也只睡三四个小时。经常半夜喊口号、唱红歌，满嘴“打倒、肃清”，搅得四邻不安。

起初大家还因顾及邻里关系而忍耐，后来连伯父也开始咬牙切齿地骂，“他妈的，死癫婆。”长到叛逆期的堂哥也觉得丢脸，一样骂自己母亲“癫婆”。自家人都是这个态度，其他人自然就不客气了。

善良一点的人家，只是爱拿伯母吓唬自家不听话的小孩，“再哭就让癫婆来把你抓走，跟着她一起住猪圈里。”那些不怀好意的人，便将伯母当成了出气筒——上手打骂自不必说，闲得无聊甚至当街拿伯母当猴耍，我多次见到伯母被人用绳子牵着，像狗一样在地上爬。还有几个大男人摁住伯母的头，逼她吃污秽物。棍子往喉咙里捅完了还嫌不够，又让伯母三跪九叩，还有人骑在她背上，扯头发，蹬她脑袋。

伯母的病情时好时坏，严重时身上只穿很少的布片就满街走，一些光棍便用树枝抽打她的身子。小孩们则追在伯母后面，拍手叫喊：“癫婆，羞脸的癫婆。”

还有人只要家里丢了东西，就算在伯母头上，“人都癫了，还有什么做不出来，迟早要把她弄死丢臭水沟。”

那时我年纪还小，却已然发现，“癫婆” 看着很凶，却是尽遭人欺负，是村里最低下的人。

后来我细看伯母，发现她脸上疤痕交错，下颚凹进去一个很大的洞，那里面曾插入过一根竹棍，人为还是意外，伯母说不清，也不肯细说。那一次，大家都以为她活不成了，伯父甚至没有给伯母请郎中，任由她自生自灭。没成想伯母突然半夜失踪，一个月后，我们听到歌声，才发现她又活生生地站在面前，跟以前一样，衣不蔽体。

村里人说：“癫婆生命力强，骂不死，打不死，饿不死。不管遭受怎样的凌辱，多少次只剩下一口气了，只要抽根烟，很快就能恢复元气，从没见她进过医院。”

因而，他们又一次达成了共识，“只要不把癫婆打死，其他都没事，什么花样都可以。”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那种说不出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了——伯母虽然可怕，却是能看在眼里的。或许村里凌冽的风、狂吠的恶犬，以及人们拿来吓唬小孩的山中禽兽，令我更为寒颤。但对人，对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从未有过这种感觉。不知为何，有时看到伯母受辱，我会悄悄落泪。

8岁那年，我在村里小卖部买零食，又撞见伯母被人拖到马路上，用绳子勒住脖子“游街”——原因是有人大清早见她裤子上有大片血渍，影响了他们“时运”。

小卖部的李奶奶小声感叹：“真没把癫婆当人，就算一条母狗，都得准它出血啊……”

我被这句话吓到了，头皮发麻，问李奶奶：“我能为可怜的癫婆做点什么？”

正在拿零食的李奶奶双手僵在那里，好一会儿才转过身来，半蹲着拉我的手：“我敢肯定，你们家以后败不了。你愿不愿意把这些零花钱给你伯母买些东西呢？”

我把身上的口袋翻了出来，又找到五毛钱，一并交给了李奶奶，“不够的话，我再跑回去找爷爷要，他比我有钱。”

李奶奶双手接了，熟练地从货架上抽出一沓草纸，拎起杆秤的提绳，“高高的两斤，快点给你伯母送去，她到底是个女人啊。”

我抱起那沓草纸，挤进人群，将它塞到伯母手里，然后踢了一脚拉绳子的人，飞快地跑了。我不敢回头，只听到后面一阵骚动，“快放开，癫婆要杀人了。”

我终于忍不住停下来喘息，双手蒙住眼睛，从指缝间偷看，只见草纸散的满地都是，伯母不要命了似的抢过绳子，正往拉绳子的人脖子上套，吓得其他人作鸟兽散。然后丢掉绳子，将地上的草纸一张一张地拾起，瞪着双眼一瘸一拐朝我走来。

我被伯母流血的嘴角，以及印有深红勒印的脖子给吓到了，撒腿就跑，再不敢停歇，一路跑回家。关上门，躲进被窝，当外面没了声音，我才放松警惕，睡着了。 

醒来后，我担心伯母还在外面堵我，趴着身子从门缝里往外看，发现门口放着几个鸡蛋，还有一张写了字的纸条。待祖父回来后，我拿给他看。祖父说字有虞世南的底子，上面写道：“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握握手。”

我知道这肯定是伯母写的，但我不愿意有她这样的朋友。祖父有洁癖，我的衣服再破旧却干净，我闻不得伯母身上的那股怪味。还有，如果和癫婆做朋友，我肯定也会被小伙伴们嫌弃。

我最多不再心里觉得她是个癫婆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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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后，面对伯母的“示好”，我总是敬而远之。而伯母也没有强人所难，只是远远地看着我。

有时她正在手舞足蹈地喊口号、骂人，见我从她面前飞快地经过，她会突然安静下来叮嘱我：“你慢一点，不要摔着了。”

穿着破裤子时，只要看见我，伯母会下意识地用手遮挡一下：“这样面对朋友，很不体面。”

时间久了，虽然我不敢与她亲近，却也不怕她了。有次和小伙伴捉迷藏，我跑慢了没地方躲，还是伯母给我解的围——她用几个草垛子盖住我的身子，在旁边唱歌。

有段日子，我将自己藏了好久的秘密告诉了大人：“我觉得伯母不是癫婆，她不讲卫生是没新衣服穿。像只鸟儿一样叽叽喳喳，却不会飞，才挨很多人的打。”

他们都说我幼稚，不明真相：“癫婆被人打，你爷爷为什么不出面制止？就是因为癫婆心狠手辣，连自己亲生儿子都杀。死的可是你爷爷的头孙，他恨死癫婆了，只是嘴上不说，你活着的这个堂哥，比大的差远了，不讨你爷爷喜欢。”

3

关于伯母的过往，我是了解的。因为就算我不想听，也总有人会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

院子里经常有人说，祖父最大的悲哀不是娶了祖母，而是选错了儿媳，“就没一个能够帮着操持家里的，大儿媳是个癫婆，二儿媳（我的母亲）华而不实，满儿媳（婶婶）人蠢如山倒，好好的日子不过，要寻死。”

伯母无疑是祖父的几个儿媳中学识最高的那个。

她生于50年代，上过高中，这一点无人怀疑。“癫婆当然是会读书的，她说的那些话一般人听不懂。不过读书人不会转弯，尤其是女人，念了几个字，想法多，绕来绕去，就把自己给套进去了。她是聪明，殊不知傻人才有傻福。”

在嫁给伯父之前，伯母有过一段婚姻，听说是不愿意过早生小孩，被夫家赶了出来。我伯父比伯母大4岁，少年时因家庭成分不好，被迫辍学，后又因属于“黑五类子女”受到歧视，只能去当木匠学徒。即便能挣到钱，依旧无人敢上门说媒，在29岁那年才经人介绍娶了二婚的伯母。因此，伯父一生都对祖父颇有怨恨。

单从长相来看，伯父是祖父的三个儿子中最像他的人。我父亲因祖母怀孕时营养不良，矮小瘦弱；叔叔愚钝贪玩。而伯父一表人才，会读书，“按理说，怎么都不会娶‘癫婆’。可造化弄人，那时的境遇，癫婆愿意改嫁过来，算是看得起他。”

伯父心里憋屈，自然对伯母不怎么满意。唯一还算说得过去的，就是伯母给他生了四个儿女，头胎是个女儿，二胎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婴，几年后，又生下小女儿。

伯母能吃苦，月子只坐三天，就去地里干活了。伯父是个木匠，经常被人请去外面干活，做完事回家从不管家务，见伯母忙里忙外，非但不帮忙，若是手脚稍微慢些，还会大声呵斥。

在大家眼里，伯父总有撒不尽的气，吹不完的牛。他总说自己如果不是娶了伯母，早发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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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一对双胞胎里，伯父最宠大儿子，祖父也最爱头孙，虽然两个男孩只差着几个小时，大的却比小的聪明多了。

后来有人提起这件事，还跟我打趣，“若你大堂哥还在，爷爷的独宠可轮不到你了。那孩子继承了父母的聪明基因，三岁能背部分《声律启蒙》，说话跟个大人似的，聪明劲都在他身上。其他三个就不尽人意了，没一个会读书的。”

那时候，农村人生病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找医生，小孩生病也多用土办法。一次半夜，大堂哥突然发烧，口渴，喊着要喝水。伯母迷迷糊糊，随手拿了桌上的一个瓶子给大堂哥，堂哥一口气喝完，第二天就死在了伯母怀里。

那天伯母一直在惨叫，以至于后来咯了血，伯父没了理智，一想起大儿子没了，就殴打伯母，让她滚。伯母跑到后山躲了十来天，还是祖父出面说人在外面是死是活要弄清楚，活着就接回来，死了也得给个交代。

村里人都说，这样一个人见人爱的孩子，“却被自己的‘癫婆’娘给弄死了，换谁都有杀人的心，还想有好日子过？你祖父也算仁至义尽了，最爱的头孙死了，还劝着儿子不要赶走儿媳。”

从那以后，发疯成了伯母的常态，至少她自己，从没安宁过，别人骂她“癫婆”她从不反驳。起初，满婶婶和母亲还会过去帮她收拾房间，但很快就会被弄得不堪入目。再往后，就没人管得了她了。

4

越到后来，我越发觉得，伯母不是“疯癫”。她只是不愿意面对自己，早早地把自己的人生给封死了。有些槛，她跨不过去，也不想跨过去。

有时，伯母比谁都明理。很多年了，伯父总是喜欢把自己的各种不如意迁怒于家人，对祖父的抱怨甚于伯母。有次，伯父公开指责祖父，直呼其名，说祖父不配为人父，枉上过大学，却一事无成，害了子女一生，“别人的父母都给小孩置业，只有你无能。”

祖父被气瘫在地，而第一时间冲过去扶起祖父的竟是“癫婆”伯母，她转头说伯父：“自己要做爷爷的人了，还搞不懂逻辑。时代的悲哀，你怪爹爹，爹爹怪谁去？打老婆算你有本事，以下犯上却是懦夫。你将爹爹气死，我就不要你了。”

在场有人说，“若不是有‘癫婆’在，这两父子今天收不了场，她保全了那个家的脸面。”

大是大非面前，伯母从来都是清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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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完全对伯母不设防，是在我12岁那年。在这之前的好几年，尽管伯母多次向我示好，我都是能躲就躲，但这次，是我自己主动奔她怀里。

那年，祖父已经卧病瘫痪在床，伯父他们四兄妹商量，每人负责照看半月。伯父虽然应着，却几乎不管，只是让伯母去送饭，以至于祖父的大小便都在身上，卧室里臭气熏天。轮到叔叔时，他借口自己要做生意，花钱请小姑帮着照顾，而小姑晚上却扔下祖父，跑别人家里睡觉，说自己怕。四个孩子当中，只有大姑尽了自己的本分，却也只是尽本分而已。

那时候，我已经上中学了，在学校寄宿，每次回家就抱着祖父痛哭。

他是一个有严重洁癖的人，就连看过的书，都跟新的一样，却没想到有子有孙，到了晚年却屎尿都没人管。

我对祖父说，我想退学照顾他，祖父愤怒地推开我。这一幕，被伯母瞧见了，她伸出手，做出要打我的样子，却最终接过我手里的毛巾，“这个家我还在，你是读书先生，我是癫婆，爹爹是病人。”

于是，我第一次主动抱了伯母。

在祖父弥留之际，伯母照顾祖父的举动令村里人刮目相看。打那以后，除了家人，院子里再没人喊她“癫婆”了。

5

祖父去世后，我才发现，自己和从前的伯母一样，成了众人避之不及的累赘。家族里最有威望的姑奶奶曾当面交代众亲戚，“要妥当安置好孩子，他父亲早逝，母亲改嫁，大腿骨折，如今祖父也不在了，你们要扶持他成人。”

亲戚们满口答应：“就算是别人家的孤儿，我们都要尽力而为，放心，一定不会让他成为流浪儿的。”

可祖父坟茔上的黄土未干，姑奶奶的车子刚开出没多远，亲戚们立马变脸——“天高皇帝远，嫁出去的老姑妈，回来一次只有一次，动嘴皮谁都会，一头担子不好挑。”

名义上，他们在商讨我的安置问题，实则各怀心思。我祖父有一些存款，按当时的物价，足以让我读到大学，祖父也是这么打算的。其中还有5000块是我父亲的抚恤金。事实上，在祖父去世那天，当我赶到灵堂时，祖父的房间已被一扫而空。

闹得最凶的是后来改嫁过来的婶婶，之前满婶婶因产后抑郁症喝农药自杀，新婶婶嫁过来，就连邻居们都说她不简单。

在四方桌前，我刚开口，“我想要爷爷的……”话还没说完，婶婶就扯着嗓子喊——“你爷爷还有什么？什么都没有。你吃的、用的、拿的还不够吗，凭什么分东西？”

小姑妈也立刻给我扣上一顶帽子：“爷爷是替你死的，算命先生说你走天罗运，恐怕保不住，爷爷听了，和算命先生说，一定要保你一世，没多久就莫名其妙中风了。”

叔叔随声附和：“要知足，这家人没哪里对不住你，怎么分都轮不到你做小辈的。”

伯父说自己最讲道理：“这样说吧，你还欠着我们几个人的钱，当然现在不逼你还，但是得记账。你大腿骨折时，爷爷托我给你往医院送了1000块钱，他明确说了是借给你的。既然是借，有借有还，爷爷去了，钱就归我们，道理你该明白。”

当时我出院没几个月，走路、上学都是靠拐杖，每逢变天，腿胀痛得彻夜难眠。那天也是，我忍住疼痛回答他们：“爷爷的东西我一定要分，那1000块钱我认，会还，不过得落纸笔，分成5份。伯父、叔叔，两个姑妈，还得加上我。我的父亲是早死了，但他尽了孝，留下的抚恤金里爷爷拿了5000块，你们却没给过钱。”

说着，我拿出了作业本和钢笔摆在桌上，他们几个面面相觑，都不愿意伸手去拿。

又是婶婶率先出头：“你不要整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搞幺蛾子，谁给你签字。”

小姑妈把作业本往我面前推：“就直说你到底想要想什么，我们不是不让你说话。”

“我要爷爷所有的照片……”

我话音还没落，小姑抢先答道：“你自己选的，我们说了，你想读书，我们不干涉，既然拿了照片，天公地道，你就不能要别的了。”

我点头。

大伯和叔叔一声不吭，婶婶松了一口气，“那就只剩下那1000块钱……”

就在这时，伯母来了，她不废话，直接掀翻桌子，骂道：“畜生，现在谁都想分一杯羹，自家一亩三分地都没种好，贪心不足，生死都不安宁。”

这话听着像是在骂我，婶婶斜眼看我，“连癫婆伯母都清醒了，骂你得寸进尺，你自己好好想想。”

我突然就笑了。见到伯母后，随便他们说，反正安心，至少今天相安无事了。果然，伯父他们自知没法和癫婆计较，各自散去。

伯母扶起桌子，打扫堂屋，用抹布给我擦眼泪，虽然越擦越脏，我却觉得油烟味很香。伯母语重心长地说：“爷爷的东西现在已经变成他们的了，男子汉以后自己去挣，不食嗟来之食，不怨天尤人。”

祖父的遗产我一分都没拿到，那些照片最终也不见了踪影，我的祖父真的不在了。

6

很快，伯父开始劝我退学，不断地给我灌输“读书无用论”：“你爷爷进过大学的门，还不如一个农民；你堂叔毕业于清华大学，一事无成；我的小孩都是14岁就出门闯荡，你读什么书？”

很少和伯父顶嘴的伯母再次与他针锋相对：“读书有没有用，不用你来评判的，要让孩子自己选择。他打心眼里觉得有用，即便你们都觉得没用，都有用的。”

伯母突然就不再闹腾了，只在别人欺负我时，才会凶神恶煞地出现：“还轮不到你们这些牛鬼蛇神来上身，他死了爹，至少还有个癫婆伯母看着大门的。”

有邻居大妈自以为同情我，将馊了的冬瓜给我吃。我出于礼貌，尝了几口，说了句又苦又酸，她便说我不知感恩，“人家一片好心施舍东西，你却嫌东嫌西。”

伯母听见了，当着大妈的面，将碗扣在地上：“我们家的孩子不论现在还是以后，都不会吃你的馊东西。你这种伪善又有心计的人，比那些冷漠自私的人更可恶。”

我上高中时，学校放月假期间，食堂不开餐，寝室停电，我只得回家。因长期没人住，家里到处都是灰，锅生锈、米发霉、被褥潮湿，伯母知道了，多次喊我去她家里吃饭。见我不愿意，伯母每到月底就提前过去帮我打扫卫生。

后来，我家被小偷洗劫一空，连锅碗瓢盆都被偷了，我再无能力单独开火。这时，伯母也不再好言相劝，只要见我一进院子就拖我进屋，我不去她就狂躁骂人、砸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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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月底我过来吃饭，伯父不反对，却不如伯母大度，每次吃饭时就爱在桌上碎碎念：“多一个人吃，就多一份负担，米仓又空了；一家子人吃饭，怎么能不坐吃山空；虽然你吃得多，伯父不怕你吃了的，但人不能懒，吃完饭你去外面割鱼草。”

外面下着雨，我背着篮子一瘸一拐地出了门，没有斗笠，没有蓑衣。我承认，这种寄人篱下的感觉真难受。从此，我宁愿挨饿，都不再去伯父家了，而伯母却依旧三番五次地喊。

见我无动于衷，伯母干脆砸开门，把剩下的饭菜打包送来。然后再用工具，边修门边讲道理：“你能过来吃伯母的饭，是把伯母当人看。”

听到伯母这么说，伯父又不乐意了，“吃饭都要三请四请，摆什么架子，难道我们真会饿死你？懒当然是没得饭吃的，你伯母要喂猪、做饭、砍柴，临了还要伺候你，你受得起吗？”

伯父不但当我面说，还四处抱怨我清高。有人看不下去了，悄悄告诉我：“孩子，吃别人的饭，总要受些委屈的。以后你就不要再让伯母三请四请了，主动过去。”

而当我主动过去吃饭时，伯父又说：“这人啊，真现实，每次吃饭就知道过来了。”

于是，我便提前过去帮伯母煮饭、洗菜，伯母却不让我管，让我看电视。电视刚打开，伯父就大发脾气，“白吃白喝，还要享受，果真坐着就能捡现成的。”

7

这么一来二去，再往后放月假的时候，我就不再回去了。偶尔想起伯母，我也不愿回去，宁愿自己泡一包方便面，在寝室里点着蜡烛发呆，这样至少没有心理负担。寝室逼仄狭窄却自由，外面下雨，就听雨声。

有一回，我在学校外面的集市上瞎逛，好像看到了伯母的身影，以为是幻觉，过了一会儿，背后传来一股熟悉的臭味。转过身，就看见伯母拿着一个苹果，不停地往身上揩，越揩越脏，递给我时油油的。我双手接过去，大口吃了。

伯母没有多说话，试探性地问我：“家里其实没有阶级敌人，没人赶你走，那些砖块垒着是你的，拆掉还是你的。你不回去看看吗？春天来了，到处都是吃的。”

我一声不吭地跟在伯母后面，她偶尔回头看我有没有跟丢，不时问我，是否还记得回家的路。我追上她，她便往前跑，与我保持距离，“我在前头给你引路呢。”

回到家，院子里的人过来对我说，“癫婆现在不可怕了，安静，友善，只是脏。”

伯母听见了，指着我家堂屋说，“家运来了，燕子在你家垒窠。我不闹，不能惊醒燕子妈妈和它的孩子们。二月春风的剪刀，还长在燕子尾巴上，那时飞的翅膀。”

也是从那个春天开始，我吃了很多很多香甜的水牛花粑粑。都是伯母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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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日子又过了几年，我到底还是走出了山里。

上大学前一天，伯母让我扶着她去河边走走。此时的伯母不过50来岁，身子却佝偻得不像样了，不像从前，只要抽根烟就能恢复元气。

到了河边，伯母点了一根烟，吸了几口递给我：“你赶上了好时代，尝尝，伯母没什么给你的，水牛花要明年才开，我怕是不能给你做了，以后只有梦想给你护航了，你要尽情地飞，遇到合适的人家，要像燕子一样给自己垒一个窠，很暖的。” 

看着我笨拙地拿着烟不知放哪里，伯母又将它接了过去，翘起兰花指，嘴里吐出好看的烟圈。

“告诉你哦，我当年不是小将。其实算是小资产阶级，穿旗袍，跳交谊舞。我的‘快三’跳得好，不过是双人舞，我的老师毕业于燕京大学，多才多艺。”

“我真不是受不了秩序恢复的落寞，便继续制造着噪音与混乱，以此获得满足。”

说着，伯母缓慢地摆了摆身子，抬左脚，以右脚为轴，不让我扶，喘气旋转；一节过后，休息了将近半个小时，又站起来，左脚前进，跳三步。这场断断续续的独舞令我感动，尽管面前是一个虚弱的老人，我看到却是她曾经招摇绚丽的青春。

那天伯母在河边唱歌，“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啊。洪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啊。清早船儿去呀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仓啊……”她说这首歌是自己真心想唱的。

歇了一会后，伯母又站了起来，朝着对面的大山喊口号：“历史的足迹在田埂上，在大河里，还在我们卑微的生命里。侄儿，你还在生长，要耐心地过好这一生。”

尾声

我的伯母终于还是在鲜花盛开的时节里走了。

我连夜买车票赶回去，当我出现在院子门口时，我听见有人大喊：“这个侄儿回来送伯母，她就圆满了，这家人没有看轻这个女人，有人在乎她，一直都有的。”

有人说，伯母脏兮兮地活了一辈子。我在给她的祭文里写道：“伯母，一身尘土飞扬；一生纤尘不染。” 

照片里的伯母还是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像是与世界为敌，实际上却是“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成了院子里最坦荡最温和的人。

大概只有我知道伯母的名字，她曾很认真地对我说，“除了我死去的父亲，他们都把我的名字喊错了。我叫‘乐潋’，登记造册的人不知道，给写成了‘乐莲'。不过没事，反正是恼人的癫婆了。”

上祭前，我特地去了一趟伯母的娘家，从几个还记得当年事的老人嘴里得知，伯母年轻时也曾娉娉袅袅，细语含羞。

“乐莲以前不难看，人聪明，不随波逐流，后来变成那样，可能是受高中老师的影响太深。那个先生毕业于燕京大学，很有才华，却活活被打死在乐莲面前。”

伯母走了，我没有伤心，她该歇下，做回真正的自己了。山上的水牛花照旧还会开，再没人给我做水牛花粑粑了。她说得对，人真不如花，一旦凋零就不再开了。

编辑 | 沈燕妮    运营 | 嘉宇     实习 | 刘畅

蔡 寞 琰

学法律的文字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