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故事计划》第155期：当了九十九次被告后，我终于站上了原告席

源济

当了九十九次被告后，我终于站上了原告席 

原创 2017-04-25 李惟帆 真实故事计划

作为替政府辩护的公职律师，我每天坐在一桩桩行政诉讼的被告席上。直到有一天，我得到了一个成为原告的机会。

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的第 155 个故事

在原告席上发抖的人

一

我第一次坐上法院被告席，就遇到了一个强悍的对手，以及她带来的几十名职工代表。

原告请的律师来自上海一家知名大律所，30多岁，短发，戴金丝眼镜，着正装，从真皮公文包里拿出诉讼材料后，坐得笔挺。对面的我，从12块钱包邮的帆布材料袋里，掏出答辩状、证据和本子。

原告是一家企业，经营不善，发不了工资，政府部门因此没有批准它建设某大型项目。可企业负责人和律师认为，发不了工资正是因为政府没有核发许可证。

他们对职工说，他们企业是潜力股，如果政府能通过新项目审批，就有个香港的金主愿意投一大笔钱，这样企业就活了，所以都怪政府，让政府赔他们800万。

在发表意见、质证和辩论环节，对方律师咄咄逼人，说着说着还在座位上站了起来，慷慨激昂，很像《建国大业》里的闻一多。

每当她说完一段，大喊“政府怎么能这么不负责任！”或者像演讲般抛出一串感情逐渐加强的排比句时，职工代表们就会齐声呐喊：“说得好！”法官几次提醒也没用。

轮到我发言，我咽下了准备要说的答辩意见，以及临场总结的对方律师几条漏洞，用不大的声音说：“答辩要点见答辩状，我方尊重法院判决。”

回来后，领导表扬我：“你做得很对。”我问：“有没有坐原告席的机会？回头也让我爽一把。”领导笑了笑，说了句达康书记风格的话：“没有，有民告官，你听说过官告民吗？”

这就是我每天的工作——代表政府部门坐被告席，为政府做辩护打官司。人送外号：职业被告人。

十年前，我从军都山下的法学院毕业，那时就业形势还行，同班同学大多进了公检法，或是律所，我则在刑警队和检察院都待过。

就是从那时起，我和被告这两个字再也没脱开关系。在刑警队，我负责把人送上被告席，在检察院，我又负责协助检察官对被告席上的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

但对于亲自坐被告席，我缺乏经验，所以有点忐忑。人家起诉的都是厅级、省级单位，让我这个20来岁的年轻人去代表，组织未免太看得起我了。

新《行政诉讼法》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所以法官每次开庭要例行公事地问问：“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某某厅长为什么没有出庭？”

我面不改色地答：“厅长有重要公务活动。”

“什么公务活动？”

“有一个重要会议。”

其实，像我这种小公务员，怎么可能知道大领导去干嘛了。我们这里不是北京，省长、厅长就是大官，我连跟人家说话的机会都没呢。

法院也知道让大领导出庭不现实，所以“应当出庭应诉”的规定只要求至县处级单位，至于市厅级及以上的单位，不过是例行公事问问罢了。

为了方便进出法院，我申请了公职律师证，开完庭不用再在笔录上摁一堆红手印了。同事看到我在路上背个大书包，就会打招呼说：“去当被告呢吧？”回到家，家人也问我：“当被告回来了？” 

我的书包里常年装着沉重的卷宗。一起案件的卷宗，往往几斤到十几斤不等，不比国家司法考试的全套教材轻。

很多案件是积案、牵涉的部门多，所以法庭拖堂是常态。我坐被告席时间最长的一次，从早上八点坐到下午四点，中间还不能吃饭喝水。法庭也考虑到能把多方当事人召集在一起不容易，不敢休庭。

那次后，一瓶300毫升的矿泉水（大瓶水怕喝多了去厕所）、几个小面包就成了我坐被告席的必备装备。不过吃的时候也得小心翼翼，以防伤害到原告脆弱的心灵。

二

上海律师的那个官司打了两年，最终，政府赢了。

政府打赢的官司有不少，有的是企业耍赖，有的是老板疏忽，有的是企业坑了员工，就像最近热播的《人民的名义》里的大风厂那些持股员工。政府赢了，往往也意味着原告席上的那些被坑的企业员工会陷入困境。

原告王先生，农民打扮，在某偏远乡镇经营一个企业，突然被有关部门找上门，说他无证经营。他觉得诧异，自己分明有许可证啊。一查发现，许可证早在15年前就被变更到了一个姓杨的人名下，后来又转了几手，目前许可证的所有人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便将许可证变更机关告上了法庭。

在档案室翻找材料好久，我发现在15年前，他的企业由他父亲变更给了别人，并有其父签字。这场官司，政府稳赢，但联想到自己当时也遇到了买房问题，我对王先生心生同情。

有个姓张的农民工打工多年，遇上包工头跑路。这名包工头先前去政府部门押了100万元保函做保证金，申请了特殊的务工许可证。也就是说，一旦发生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又找不到“包工头”，这笔钱就能提出来。

这名农民工到有关部门拿出了那张10年前的保函，去银行提钱，却被告知保函是假的。农民工只好起诉政府部门，说政府当时审核不严。

这件事，农民工是冤，但政府部门执法人员也冤。据10年前的执法人员说，自己每天加班加点，一天审核十几卷材料，哪能看那么细，何况那时也没有条件去鉴别真假。最终，我们从别的渠道给张先生争取来了工资。他撤诉了。

还有些比较奇葩的诉讼。有位中年大叔立志为国家写一个《中华崛起之方略》，向政府部门要求公开信息和资料上千页，达不到要求就提起了行政诉讼。

还有个自诩中国法制先锋的人，擅长去饭店吃饭并索要手撕发票，只要发票上饭店忘了写时间，他就投诉，并要求领取投诉奖励。有不如意，就连带着给政府部门也告上法庭。

在法院裁判文书网上搜索这些人的名字，通常都能发现几十甚至上百个状告政府部门的案件，发改委、工商局、质监局……无一幸免。

出了法庭，我被原告视为主事官吏而背锅挨骂是常有的事。有个杨女士，因为企业变更的问题起诉政府部门，背后跟着一堆债主，其中有个70岁的老婆婆。杨女士跟这些债主们说，等我打赢了官司，就还你们钱。

最后杨女士败诉，老婆婆把矛头指向了我，认为是我捣的鬼，致使她的养老钱要不回来。出了法庭，她指着我鼻子骂“蛇蝎心肠”、“生孩子没屁眼”，甚至还有推搡的举动。

我深知原告们的艰难，不是没办法，谁会没事告政府呢？所以总是宽慰自己，职业被告对我只是工作，对于人家原告来说，可能输赢能影响半辈子。所以，骂就让人家骂吧。

三

我和妻子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在省会城市没什么人脉关系。别看我俩都是省直机关公务员，身边同事也都是一定级别的领导。但下了班，我也是一个被政府部门办事流程搞得焦头烂额的老百姓。

去窗口单位办事，复印资料几次都不合格，反复排队。去开《准生证》，被告知必须在上班时间到指定地点听课，听满30个学时，才能领申请表。面对准生证、无犯罪记录证明、户口、物业、水电燃气等一堆问题，我下班也都疲于奔命。

有一回，我这个政府的辩护人，为了买房，无奈中去市政府门口上访维权。

这几年，我和妻子准备买房。经历了看好的115万房子三天后跳涨145万的残酷现实后，我们决定买一个小两居。那套房有25年房龄，要价80万，卖家要求一次性付清。

这套房子是附近最便宜的。我们拿出全部积蓄40万，借了双方父母30万，姐姐10万，算是凑够了购房款。那天，房产交易大厅人声鼎沸，凌晨就已经排了几圈队，很多人带着暖瓶、马扎、饭盒。中介、买卖方方、代办人、吵架声、叹气声混在一起，让人心烦。

我和媳妇从凌晨三四点开始轮流排队，才能保证某一项手续当天办完，第二天再办下一项。用了两周时间，我们艰难地在房管局办完了审核房产证、房产交易、面签、缴税等手续。按照惯例，七天内就能拿到写着我们名字的房产证了。

那时刚推行不动产登记制度，房产证退出了历史舞台，房产登记的主管部门从房管局移交到了国土局。

我们拿着房管部门的交易确认单到国土局登记，工作人员告诉我不能受理，因为这套房产25年前的土地手续有瑕疵。可既然有瑕疵，为啥原来有房产证，且一直能买卖过户呢？

当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他时，他言简意赅地说了一句：“那是房管局的事，和我们无关，总之我们这里不能过户登记。”

奔波了两周的我们，被泼了盆冷水。

小区有上千户居民，其中约100户正在交易，和我一样，都被吊在了空中。卖房的拿不到钱，买房的住不上房。有的卖房者，等着拿到这边的钱去另一处买房。有的买房者，孩子刚出生，急着住房。

我和妻子整夜睡不好觉。在购房微信群，有人提议要起诉市政府，说他们前任和现任打架，部门和部门打架，让老百姓遭殃。

做了几年为政府辩护的行政诉讼律师，听到“起诉市政府”这几个字时，我内心一惊，预感到自己终于可以做原告了，有种翻身做主把歌唱的感觉。可很快，意识到我的身份，我不能去当这个原告。根据我的司法实践经验，起诉市政府也解决不了问题。

我内心犹豫的时候，微信群已经炸开锅了。很多购房者说要去市政府维权，我一开始还劝阻几句，立马遭到围攻，后来就不吭声了。之后几天，有购房者去市政府上访了，大概的经过是维权条幅挂出来、保安出来清场、国土局领导来见面、市政府领导来见民意代表……

居民们自发上访几次后，没什么结果，我心里有点慌。任何事情要是摊在自个头上，感觉真不一样。

四

等到小区居民再次上访，我决定参加，充个人数。

我坐公交车到达市政府门口，那里已经有三四十个人，大多是老人，有人举牌子、有人挂条幅、有人搬个小马扎坐在路边。我在他们后面找了个隐秘的地方站着。

尽管人去的不少，大概一百多人，但站得分散，三五成群地聊天说话，远没有我想象中有力量。那时正是隆冬，天气寒冷，有人早上八点就来，耐不住寒冷提前走了，有人送完孩子上学，十点才匆匆赶来。市政府的保安出来了五六个人，挡在我们面前，以防我们影响政府门口的车辆出入。

眼见没人搭理，又那么冷，大家渐渐地失去了士气。这时，一个国土局的小科长过来，叫大家去一个地方谈谈。有几个人跟着他走了，可也有人说，别信他的，他老来这一套，跟他走到他们局里，他只是拿个本子记录一下，不解决问题。“我们一定要在这里等到领导接见，领导不见我们不走！”

人越来越少，沉默地站着，看着政府门口出出进进，期望能出来一个大领导，看一眼我们挂的条幅。门口来往的人里，有个别领导我是认识的，我怕他们认出我，故意往后躲一躲。

后来发现我是杞人忧天。市政府门口一群维权的人，还不是常有的事儿？自然有信访、公安或是职能部门处理，谁又会多看一眼？更不会看到人群最后的我了。

到上午11点多，就在大家快要退缩的时候，突然从市政府门内冲出几十个统一制服的保安，从前到后把我们所有条幅撕下来拿走了，简直是摧枯拉朽。

人群骚动起来，我站在最后方，也赶紧往后退了退，装作路过的样子，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不过，那些保安既没有抓人也没有伤人，或许是不屑于和我们计较，知道也搞不成啥大事。

没了条幅、人数又少的我们，看起来就像散步的吃瓜群众。大家没了脾气，只好各自回家。后来，街道办事处的一个小领导（副科级）和社区的主任（正股级）约谈居民，我也去了。

轮到我说诉求的时候，天啊，我竟然结巴了！

没错，我这个法庭上侃侃而谈的律师，此刻难以清晰地将诉求表达出来，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原因。

如今，买房的事正在解决中。也是自那天后，坐到被告席上的我更能理解原告了，仿佛原告席上坐着的是那天说话结巴的自己。

 

作者李惟帆，现为律师

编辑 | 王大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