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潇：母亲说，上海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大上

源济

杨潇：母亲说，上海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大上 

原创 2017-04-24 杨潇 大家

文 | 杨潇

大概从两三年前起，我妈就陆续跟我提起，“还没去过上海呢”。作为一个去过美国日本东南亚的“见过世面”的老太太，作为一个不喜欢给儿子“添麻烦”的母亲，她很少给我提什么要求，当她提起时，我知道她是真的挺想去的。

对她们那一代人来说，北京是遥远的、政治化的，上海则是触手可及的美加净、麦乳精（“我们那会儿已经不兴这个了。”她否认道）、凤凰单车、蝴蝶缝纫机，还有各种展销会上的羊毛衫，总之，上海是唯一洋气的存在。

小时候，每到过年孩子们都要穿新衣，这时候母亲们发愁的就是如何在那个匮乏灰暗的中部小城淘到一件“洋气的”的外套，我妈说，有一年外公去青岛疗养，回来时路过上海，给我买了一件小马甲和一双小马靴，“你穿上那才叫一个洋气！厂里的人哪里见过这个啊……”我妈说起来兴致勃勃，为了避免她添油加醋让“全厂轰动”，我只好慌忙问点别的打断她的回忆。而外公去疗养这件事，大概也因为听起来洋气，不知被她提起过多少次，虽然长工出身的外公在为那个国营厂矿工作了一辈子后得到且只得到过那一次疗养，还是在他快退休时。

这个春天，我终于有时间带我妈从北京下江南，上上海。坐上高铁时她有点兴奋，在靠窗的座位上她宣布：我要好好看看外面的风景！

自然，还没到沧州她就睡着了。我坐在她旁边，一边惦记着上海的生煎，一边读埃德蒙·威尔逊的《到芬兰车站》，这是一个美国文人梳理的社会主义思想及行动史，终点是1917年列宁搭乘火车回到俄国，领导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威尔逊的文字和他描绘的事件一样宏大：“1917年的列宁，带着用辩证法包装着的维柯的上帝的残余，不用害怕罗马教皇或新教大会，也不确定控制社会是否像控制机车载他前往彼得格勒这么简单，他估算着他的机遇精确到百分之一，他正处在一个伟大时刻的前夜，人类第一次，手上握着历史哲学的钥匙，要打开历史的锁。”这是整整100年前的事儿了，那把锁后来又被试着开过若干次，每次都伴随着——借用列宁在1917的话说，“历史就像是一个凶狠的后娘，发起性子时，每一个人都要遭殃”，那是高尔基告诉他一位女伯爵企图投涅瓦河自尽的时候。列宁说完闭上了眼睛，一幅无可奈何的阴郁样子。

当晚我们去了外滩，穿过洋气的万国建筑群时我妈毫无感觉，隔着浦江看中国最华丽的天际线她也兴趣不大，“没有想象中的高大上啊。”她对我说。我说，你想象的得多高大上啊？她说，曼哈顿那样的。我说，切，你在纽约的时候想着的可是深圳。总之她有点失望。我猜那只是因为那一部分不是“她的”上海。

第二天，我俩一人骑一辆摩拜单车大街小巷溜达时这一点得到了证实，见到每一处人头攒动的菜市场和排着长队的熟食店她都要张望一番，那些半空中开满内衣裤的里弄也能勾起她的回忆，往里面走一点就褪掉了沿街的小资情调，只有砖墙、枇杷树和阴暗的单元门洞，和外公外婆的家很像。我俩不停地上车下车，闯入这个里那个弄的，那些地方像每一个人儿时的午后那样安静。

最终我们骑到了城隍庙附近，她买了一堆10元一袋的五香豆，说老家厂里的人都馋它们呢。接着又要买10元一瓶的雪花膏送人，被我劝阻了。她惦记的另一样东西是月饼，我也不知道她从哪里听说“上海的鲜肉月饼好”，反正，离中秋节还有半年的时候她咬下了平生第一口鲜肉月饼，又很快吐掉了（“一点也不好吃！”）。

我时常怀疑全中国的中老年女性有一个神秘的圈子，通过这个圈子，自酿葡萄酒（或者酵素）、抹绵羊油保湿霜、穿枣红色冲锋衣作为一种亚文化被再生产出来。难以置信现在还没有出现一款基于广场舞社交的中老年泛文化互联网产品。

城隍庙挨着豫园，我们在里面溜达了半天，黑瓦白墙上的“峰回路转”与园外红色的“火热招商”辉映，亭台楼榭则借景（反之亦然）远处耸入积雨云的世界第二高楼上海中心。那天人不算多，有不少安静的角落，我脑袋里想着中国文人在这方寸之间构筑的自然，手却在刷朋友圈，那几天的热点又是房价（但哪一天不是呢），新一波的主题是“房价是不是正在透支着北京年轻人的创造力和生活品质”。我妈也在刷手机，她关心的是315晚会曝光的那些问题产品是不是真的。

中午我们吃了生煎，当年我们那个厂矿单位里唯一一家生煎铺就是内迁的上海子弟开的，我总记得那个老伯掀开锅盖撒芝麻时，里面油滋滋的声音和光泽，一口咬下去，也是油滋滋的香味。埋头吃米粉时要小心脖子上挂的钥匙垂到汤里，吃完了，背着书包去上学。到现在我仍然坚持认为，湖南米粉和上海生煎，是早餐的不二绝配。

下午我们出发去看阳奶奶，外婆家的老邻居，上海人，2000年前后，上海允许当年内迁子弟迁回，她就搬回了上海。我们先坐地铁到虹桥枢纽，又出来打车继续往郊外走，临近机场，的士在淞虹路行驶时，一架巨大的客机闷着声音从前方低低擦过，消失在路左侧一个板楼后面。看地图觉得阳奶奶住得真远，到了发现她们那儿也挺热闹，小区一片片的，远一点还有联排别墅，隔着一条小河就是大润发超市，河边有步道，也有行人休息椅。

进门时阳奶奶和家人正在看纪录片频道的《军工记忆：三线风云》，家里布置得简单温馨，茶几边有一大袋纸钱，是给她老伴儿的，提醒着清明将至。十几年没见，除了去年在北方不小心摔坏了腿还没完全恢复，感觉阳奶奶好像也没怎么变，毕竟我很小的时候她就老了。她让家人给我们倒茶，拿橘子拿德芙巧克力，她觉得我还是爱吃巧克力的小孩儿。

她跟我妈絮叨些家常，说起她在上海一个月能拿280块钱交通补贴，本来的政策是老年人9点以后免费乘车，据说后来城市交通不堪重负，不得不取消这优惠，改成发补贴，这下子老人们都舍不得坐车了，存起来用。说到楼下的大润发以前还是块菜地时，我问她当初怎么想到要在这里买房，她说，以前在湖南厂里时，偶尔回上海探亲，上海的亲戚把她当乡下人（我妈后来告诉我，有一次阳奶奶先去东北再去上海，被亲戚要求脱掉外衣裤才能进门，理由是怕带虱子进屋），她“自己没有房子每次也住不久”，有机会回上海后，“就下定决心要买一个。”看房时回迁的几家子弟口耳相传，结果大家就买到了一个小区，卖生煎的那家人甚至就住在一个单元里，“几个老熟人吃完饭，坐在长板凳上说说话。”

纪录片《三线往事》的导演罗尘曾在文章中提到一个数据：三线建设期间，江浙上海等吴语地区的人口数量在6000万左右，而其中的1/3在此期间迁往中西部参加三线建设。

在江南那几天，我每天傍晚和我妈散步聊天（我的微信步数终于难得地追平了她），她说起自己的一个同学，回到上海以后几十年未见，前几个月同学们回湖南聚会，他好像得了失忆症一样，一个人的名字都叫不出来。聚餐、叙旧、出游，大家在一起待了两周，他才慢慢解冻般忆起往事。听我妈说他妻子去世后，独居多年，我妈跟我模仿他说话的样子，那就是一个反应迟缓、一直走神的老人啊。我参加过我妈同学的饭局，挺欢乐的，大家嗓门儿都很大，把往事加工成段子的尺度也大，看起来都有他们那个年代的强悍，但好像也总有人随时就出离、走神了，大家嚷嚷着把他/她往“活在当下”（他们现在学会用的词之一）拽一拽，那也就是拽一拽。大多数人就这么过来了吧，接受、消化，不接受，骂骂后娘，还能怎样。比较戏剧化一点的，经过编剧的提纯，框上时代背景，就是王小帅的电影：Shanghai Dream（上海梦，《青红》）、Red Amnesia（红色失忆症，《闯入者》）。

▲ 资料图：电影《闯入者》剧照

当然有时也会莫名其妙临门一脚。阳奶奶当年买房花了6万块，均价不到800一平，如今这里每平米房价超过了4万，我把这事儿当笑谈说给朋友听，朋友笑评：都是亲戚逼的。我想起大概在2005年前后——如果没记错那年诞生了“房奴”一词——媒体热衷于讲述上海丈母娘逼女婿买房的悲情故事，熬到如今大概都成了喜剧。“当时手里没钱，”阳奶奶跟我们掰指头感叹，“那时候旁边的别墅，一套17万。”

本文原标题《上上海去》

【作者简介】 

杨潇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写作者，游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