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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叶兆言:准备打仗的气氛说没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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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4-21 12:13 PM |显示全部楼层








叶兆言:准备打仗的气氛说没就没了 

 2017-04-21 叶兆言 大家


文 | 叶兆言


1969年夏天,外婆带我去南京参加小姨婚礼。两年多乡村生活,城市对我来说,变得非常陌生。父亲母亲也变得陌生,过去的这些日子,我们之间没有一点联系,他们基本上把我给忘了。文化大革命总是在闹革命,家庭之间的亲情好像已不重要,本来打算婚礼结束,再一次把我送到乡下去,可是大约也看出儿子的几分不愿意,就把我留了下来。他们没问在乡下是否受到什么委屈,既然不多问,我也无话可说,所有的不痛快都搁心里。


那时候,父亲母亲还没有被解放,还属于阶级敌人。文化大革命中的牛棚,可以有很多解释,基本的意思都是用来关押“坏人”,怎么关押,却有细微的不同。最典型的是隔离审查,抓起来,派人看管。完全失去自由。更常见的是一种假释,就是你头上的帽子依然戴着,你还没有被解放,还不属于人民群众,还是敌我矛盾,可以回家,相当于监视居住,每周必须老老实实写一次思想汇报,交待自己罪行,我父母就属于这种情况。


家里原有的住房腾出一半来,让别人居住,年轻人要结婚,要生孩子。又回到原来的小学,还是原来的那个班,按年级应该升入初一,我在乡下莫名其妙留了一级,回来等于又稀里糊涂跳一级。明明是上初一,我们那个班还留在原来的小学,当时说法叫“戴帽子”。同学们看见一个失踪两年的人又冒了出来,都觉得奇怪,更奇怪的是此人个子一点都没长,还是两年前那么高。上学第一天,大家把班上当年最矮的那位同学“大个”押到我面前,跟我比了比身高,然后大声宣布,以后“大个”这绰号应该让给我了。


个子矮的同学也被称为“僵公”,直到快上高中,我才开始窜个子。开学后,第一件重要的大事,是准备建国二十周年大庆的游行。我们学校要组成一个方队,我因为个子太矮,差一点被淘汰。连续很多天,天天都在排练,大家都穿黄军装,腰间束皮带,肩扛红缨枪。红缨枪是自制,找一根差不多的竹竿,难题是把枪头和红缨固定住。时间隔得太久远,我已经记不清如何解决,反正各显神通。印象最深的是不知从哪找到一罐银漆,将木制的枪头漆了,银光闪闪,很威风。


国庆游行就是大阅兵,最出风头的应该是解放军,列队从鼓楼广场上经过,接受许世友将军的检阅。许当时是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当地党政军的一号人物。我们半夜就集合了,天不亮出发,在离鼓楼广场好几站路的大行宫列队等候。磨磨蹭蹭,队伍终于开始蠕动,快到鼓楼广场,口号声震天动地。接近检阅台,都把脑袋转过去,我们看见了许将军,一个黑黑矮矮的大胖子,举手向我们敬礼,我们便齐声高呼: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


那时候真的很激动,关于这个许世友,在乡间曾听过许多传说,说他枪法很准,打枪都不用看人,坐在那,谁进屋敢不报告,立刻抓起桌上的手枪,头也不回就是一枪。好几个刺客就这么被他击毙,当然,有好几个老婆也这么被打死了。作为孩子,我们坚决相信这些传说都是真的,相信他是位常胜将军,是弹无虚发的神枪手,美帝和苏修肯定不是他的对手。然而亲眼见过许将军以后,多少有些失望,这个黑胖子在外形上,与我们心目中的英雄相距甚远。


1969年秋天,到处都在挖防空洞。当时有个“一号命令”,谁也弄不清楚什么意思,只知道是林副主席发布的。要准备打仗成了主旋律,我们跟着大人一起挖防空洞,学校里挖,居委会也挖,是空地方就挖地三尺。南京这地方挖不了多深会冒出水来,防空洞还没建好,先变成了水沟。


我们这一代人读书,最幸运的是不用认真上课,没有中考,没有高考,更没有什么重点学校,学区房。挖防空洞是一种游戏,挺好玩,我们在小学里“戴帽子”读中学,自然而然地成了大哥哥大姐姐,防空洞很快挖好,在学校的东北角,非常潦草,不太深,究竟是怎么一个构造,也记不清楚,能记住的就是很小,还挤不下一个班。隔着时间长河,很多记忆都模糊了,我甚至都记不清到底有没有参与挖这个防空洞,好像参加了,又好像没有参加,反正挖好后,几乎立刻就不让进去玩。


我们大院也在挖防空洞,整个城市都在搞疏散,也就是轰轰烈烈的下放运动。或许还是因为年龄太小,始终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身边人都在下放,当时并不觉得是什么坏事,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四个玩得好的小兄弟必须要拆散,其中有两个同学家轮到了下放。都有些依依不舍,结果临行前,先去雨花台陵园拜谒革命烈士,然后在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四个人满脸稚气,都是军人打扮,戴着假军帽,穿着假军装,那时候,所有男孩都这身打扮。


父亲的好朋友方之叔叔家也要下放了,对于这件事,父亲很眼红,因为下放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轮到。当时流行先解放,再戴着光荣花下放,也就是先解决了敌我矛盾,恢复你的人民群众身份,然后再敲锣打鼓送你光荣下乡。父亲买了针灸针和酒精棉,买了《赤脚医生手册》,还买了很多固体酱油。结果也没有轮上,很多工人下放了,很多市民下放了,很多像方之那样的知识分子下放了,父亲感到非常沮丧。



下放没轮到,轮到的是去五七干校劳动。跟父母亲团聚没有多少日子,我们又一次被分开。他们带着“戴罪”之身去了干校,一切都还是和过去一样,还是敌我矛盾,还是阶级敌人,还得每周老老实实写认罪书。我被寄养在邻居老大爷家,与寄人篱下在江阴乡下相比,待遇要好许多,因为这种寄养是要贴生活费,有钱就好办,邻居老大爷经济困难,我的生活费对他是一种很好的贴补,他觉得这样挺划得来。


要准备打仗的气氛似乎很浓,也只是嘴上说说,孩子们一点也感到不害怕。黑板报上写着要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告诉大家如何面对原子弹爆炸,如何防范核辐射。刚开始还有人看,很快就麻木了,我们完全没意识到很多人已离开了城市,照样玩,照样做游戏。防空洞仍然在没完没了地挖,还在不断地改造升级,一些刚挖好的防空洞都已经坍塌了。印象中的挖防空洞,更像是一种仪式,是一种虚张声势的姿态,没有任何实战意义。起码我就没见到用什么钢筋水泥,更多的是用木板,是用芦席,不要说是坚固,连最起码的牢靠都谈不上。很多防空洞的上方,人不可以站上面,多站几个孩子便会出危险。


有一天放学,父亲突然出现在学校门口,样子很滑稽,脚上一双破军用球鞋,浑身都是泥土,脸上晒得黑黑的。同学们忍不住要讥笑他,说你爸怎么像个“二哥哥”,“二哥哥”是农民的特指,因为工人是老大哥。这是我印象中,父亲第一次到学校来,也是唯一一次,我读书的年代,家长会很少,父母好像从来没为儿子的事去过学校。父亲告诉我,我们大院的防空洞急需劳力,他便从干校被抽调回来。回来后,发现没地方吃饭,便到学校来找我,然后一起去邻居老大爷家蹭饭吃。


父亲胃口很好,很像个农民“二哥哥”,也不太知道客气。邻居老大爷顿时不高兴,嫌他吃得太多,说以后必须自行解决吃饭问题。文化大革命把父亲那样标准的书呆子,改造成货真价实的劳动人民,他成了强劳力,没去干校前,是单位的垃圾工,每天送满满一板车垃圾去郊区垃圾站。我陪他去过好多次,上桥时在后面帮着推车。父亲为他的好胃口感到难堪,自己不会做饭,也没时间做,接下来几天不知道怎么混的。反正几天后,发现邻近的一家工厂食堂可以搭伙,便把我一起带去吃食堂。


第一次在食堂吃饭印象非常深,父亲买了好几样菜,看着这些菜叹气,说仔细算过一笔账,父子两人吃食堂,比给邻居老大爷的生活费还便宜,既然这样,还不如一起吃食堂。于是对邻居老大爷说,儿子以后不再跟他过了。老大爷很失望,知道父亲在为上次吃多了的事赌气。其实老大爷挺厚道,对我一直还不错,可能恰恰是因为厚道,父亲作为一个阶级敌人,作为一个被打倒的对象,才敢对他说“不”。


从此以后,父子俩生活在一起,天天吃食堂,食堂的菜真是很便宜。自文革开始,这是很难得的一段亲情记忆,可惜时间不长久,要准备打仗的气氛说没就没了,防空洞挖着挖着,不了了之,“一号命令”无疾而终,父亲再次接到调令,又要去干校劳动改造。


本文原标题《六十年代的记忆——“要准备打仗”》

题图为红卫兵在南京鼓楼广场游行


【作者简介】 

叶兆言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著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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