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ic Philips 是建筑事务所 NBBJ 亚洲合伙人,他还清楚地记得,直到三年多以前,NBBJ 在中国遇到的科技公司都有相似的焦虑,“他们好奇亚马逊最新的办公室里有什么,关注 Google 把足球桌搬进了办公区,流动餐桌、咖啡吧……他们敏感于美国同行在自家办公室里的风吹草动,有的恨不能把一切原样搬过来。”
“我们相信,与自然环境更近的距离可以提高人脑的活跃度,可以激发创意产业者的思路。”Eric Philips 对《好奇心日报》说。 NBBJ 在 2014年开启的一项研究基金计划就提出了这一理论,他们与神经科学、社会及行为科学领域的学者合作,探索这些学科与建筑设计之间的交叉领域。首期项目的合作者是华盛顿大学分子生物学教授 John Medina。
因为体量够大,为阿里这样的大企业建造办公大楼可以验证不少交叉领域里有待证实的理论。比如,已故的地理学家 Jay Appleton 提出“瞭望-庇护理论”(Prospect-Refuge Theory),它通常被用来解释开放式办公给人带来的焦虑感——因为生物本能,人更倾向于在一处开阔可以观察到四周但仍然拥有保持相对独立私密的空间内工作,如同置身旷野中的洞穴——按照这个理论,一个开放的办公空间有必要添加几个“洞穴”。
BIG 和 Thomas Heatherwick 为 Google 设计了可移动的半透明玻璃帐篷群。Google 在 2015 年的一篇官方博客中做出说明,“不同于建造一个无法移动的钢筋水泥块,我们将创造一个轻质的、模块化的可移动的建筑体,半透明的帐篷内是可控的气温湿度,树木、景观、咖啡吧和自行车道穿过这些建筑体”,他们试图打破建筑与自然之间的明确分界。与之类似,NBBJ 为亚马逊在西雅图设计的总部则直接建造了三个玻璃穹顶,在巨型温室内再造自然。
剔除单纯的地标冲动,这股热潮背后还有什么?
图一为苹果新总部效果图(图片 / Archdaily),图二为 Google 新总部效果图(图片 / 纽约时报),图三图四为亚马逊总部
什么样的办公室,可以带来创造力?
Eric 多次提及一股几乎不可逆的热潮,即全球的科技巨头都坚信脑力工作者,特别是跨越不同部门拥有不同知识结构的人相遇会激发灵感。基于此,建筑设计师希望在最大程度上“制造”这种不带有明确目的性的“偶遇”,他们模拟街道生活、复制城市的功能,希望能将公司内的公共空间打造出社区感。
Eric 强调从街道到办公空间的无缝衔接(Seamless),“对于每一个在此工作的人,你无法确定街道生活在何处戛然而止,而工作时间又在哪里开启。我们可以就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混合做一系列文章”。混合这条边界并非新闻,一如人们揣测当年的创业者出于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和打造乌托邦的憧憬投身远郊的企业园区,这一次人们把赌注放在另一头,要求活力和街道复兴,或者干脆模拟一座城市。
2012 年,《纽约时报》曾引述一位苹果高管的话:“iPhone 面向世界一百多个国家销售,除了设计出更好的产品以外,我们没有义务解决美国这个国家的问题。”建筑评论人 Alexandra Lange 指出,将“国家”换成“库比蒂诺”同样成立,这些科技巨头并不必然在意与所在城市发生联系——乔布斯可能不太同意这个评论,因为他向库比蒂诺市政管理者申请建楼的时候,可没忘了强调自己和这里心心相印,他承诺说,要恢复库比蒂诺原本拥有的大量杏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