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舒：愿为五陵轻薄儿，天地兴亡两不知

源济

愿为五陵轻薄儿，天地兴亡两不知 

原创 2017-04-13 李舒 山河小岁月

吴小如先生为人很骄傲，但是一提起吴兴华这个名字，他就换了一副神情，肃穆而庄严，连本来垂下的眼袋都仿佛瞬间直立了。

好多年前，吴小如先生对我说过，吴兴华是个“有学问的人”。

这句话看起来普通，但吴小如认可的“有学问的人”，这世界上大约不超过二十个，还包括他自己。

“吴兴华是谁？”

我至今后悔，当时脱口而出的那一句，结果，吴小如先生便用了一个“哼”，结束了我们的对话。

后来，一位在北大读书的朋友，有段时间，特别热爱从图书馆借冷门书，借书卡上没什么名字的那种。在一本破到小半个封面都没有了的《古希腊修辞学》的后面，借书卡上有一个名字：

吴兴华。

那朋友半是惋惜这名字的捷足先登，半是好奇地问：“吴兴华是谁？”

现在，只好靠我自己，像做猜谜游戏一样，自己回答我的问题。

一

大家对他的最大评价便是：聪明。

最神奇的例子是他可以一边打桥牌，一边看书，一边谈笑风生，一个也不耽误。

我连边听讲座边玩连连看都做不到。

他看书速度很快。去图书馆借书，开口就是十本。燕大的规定只能借三本，图书管理员说，十本不行，你先借三本回去慢慢看好了。

然后，吴兴华就坐在那里，三个小时之后，十本书看完了。他又回去打桥牌了。

据说他和别人打赌，可以随便说一首诗中的一句，如果他不能说出上下句和诗的名字，他就给别人两毛钱。说出来了，别人就买花生请他吃。

他一直吃着花生，吃到撑，也没失手。赔本的买卖，大家都不和他赌了。

难怪王世襄说：“吴兴华是一个钱锺书式的人物。”

二

1921年，杭州人吴兴华出生在北京，一个留日医生的家庭。

他很小就显露出不同寻常的记忆力，很多文章，看一遍就会背诵，老师们都纷纷感到惊讶。只有他的母亲对此忧心忡忡，因为太过早慧的孩子，之后的命运总是容易动荡。十六岁，吴兴华就考上了燕京大学，据说一进学校，中文系的老师们听到吴兴华的名字，都有意看一眼，因为他们读了吴兴华入学考试的作文，不相信这是十六岁孩子写出来的。

吴兴华的好朋友不算多，孙道临是一个，他们是崇德中学的校友，在中学时，他们成了好基友，又一起考上了燕京大学，做了室友。这友谊一直持续着，到他们生命的终点，都没有结束。

上燕大时，“孙吴”组合进入了第三个人——宋淇，知道张爱玲的人会熟悉这个名字。这三个少年互相欣赏，他们的通信和小女生之间也没什么两样，“最亲爱的你”“你知道我是最看重你的”，没想到直男也说这样的话。

在吴兴华写给宋淇的信里，他和我们身边任何一个学霸，似乎也没什么不同。

谁也看不起。

现在这些文史学家真使人哭笑不得，连李健吾也在内，读过一点外国东西，便趾高气扬。事实上他们的学问要比起古人最浅鄙寡闻的也不过是太仓一粟。岂能对他人妄加讥评？人家一句话有多少书作后盾，他们的话后面就有一本胡适，与他的“白话全好派”。

——吴兴华《风吹在水上：致宋淇书信集》

他的阅读趣味很高雅，里尔克最好（胜过歌德和海涅），乔伊斯不错，至于那时候就开始流行的简·奥斯汀（宋淇的最爱之一），吴兴华的态度是：

我知道她伟大，就是她还没伟大到使我不得不提起勇气来咬牙翻开她的书那种程度。好些作家（彼些大不相同的）都是这样，我就是看不下去，伟大的上至歌德，都使我烦，我也不知为甚么。

——吴兴华《风吹在水上：致宋淇书信集》

 

但他并不是凭空这样说的。

他写一篇评论现代诗选的文本的论文，真的把清华大学和北京国立图书馆的所有选本全部看过，然后再论文里逐一对比，他西语系的老师Grace Boynton看了这篇文章，感叹自己知道的也没有这位学生多。

Grace Boynton的现代诗考试，是选十节诗，让学生根据这些诗的特点猜出作者。这种考试我大学里学中国古代文学史也遇到过，老师拿出几个句子让我们猜作者，一开始王维孟浩然杜甫还不在话下，结果后面的句子全部是晚唐艳情诗，一个也猜不出来。Grace Boynton的考题更难一些，因为这些诗并不在他们的课本里，同学们都回答不出，只有吴兴华，不仅能猜出作者，还能说出诗名和上下文，因为他全都看过。

“钱锺书一样”的吴兴华，在给宋淇的信中，提到了钱锺书，两次。

第一次，他问：“钱锺书在干什么？”那时候，宋淇已经在上海，宋家客厅里，钱锺书是常客，夏志清曾经透露，钱锺书有意把杨绛的小妹妹杨必介绍给自己，第一次见面，就是在宋淇家里。

第二次提起钱锺书的时候，就充满敬佩：

前几天我又翻了一遍钱锺书先生的杂感集，里面哪管多细小的题目都是源引浩博，论断警辟，使我不胜钦佩。

——吴兴华《风吹在水上：致宋淇书信集》

何前倨而后恭？

我猜想，吴兴华是个真诚的学霸，对于任何有才华的人，他都发自真心的佩服。当然，在他的世界观里，这样的人并不多。

三

在给宋淇的信里，吴兴华基本都在讲学问，谈读书，不常说到自己，偶尔谈及一点家里的事情，都非常有节制，后来，他坦诚地说，这是因为自己性格内向，觉得在朋友面前，应该多说正能量的事情，而不要拿自己的烦心事影响别人的情绪。

看着他们“谈笑有鸿儒”，你根本想不到，吴兴华的生活，清贫而多舛。

1941年，吴兴华和宋淇大学毕业，都留在燕大做助教。学校打算保送吴兴华去国外读书，前途一片光明。宋淇说，“学校方面内定在我教书两年之后，送我去Berkeley（伯克利）深造，谢迪克的理想是西语系应有以中国教师的核心，将来以Lucy赵（赵萝蕤）、我、兴华三人为成员。如果没有珍珠港事变，说不定我仍然会走上这条路。如果从硕士读起，三四年下来，英文至少可以弄通。无奈日本人一偷袭美国，兴华同我二人的命运就此重写。”

珍珠港事件，改变了吴兴华的命运。燕大被日军占领，师生解散，宋淇前往上海，吴兴华则留在北京，父母双亡，八个弟妹都需要靠他养活。只好给人做翻译糊口。

他钟爱的妹妹病逝，内心大恸，写了《记亡妹》，发表在1946年的《大中》上，那篇散文写得感人肺腑，是诗人难得的真情流露。妹妹的去世，对吴兴华的打击是巨大的，他的朋友郭蕊曾经目睹：

    

他得了肺结核，这个病症，使得他之前考取的哈佛和牛津的全额奖学金统统作废，无法成行。在给宋淇的信里，他轻描淡写地说自己的病情，轻描淡写地汇报司徒雷登几次想要送他出国而不得，仿佛那都是别人的事。只有一次，那时已是1951年：

当初在大学的时候，年纪轻，人聪明，前途远大，把世界上的事看得轻而易举。过了这些年，被命运buffeted around之后，志气销沉了，身体都变得不大好，眼看许多庸陋之流，策骏足，登要津，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

——吴兴华《风吹在水上：致宋淇书信集》

那时候的他，已经和当年燕大校园里意气风发的少年，截然不同。

四

1948年，27岁的吴兴华担任了复校之后的燕大的西语系副教授。

1949年，他的英文班上，出现了一个美丽的女学生。

女学生的名字叫谢蔚英。

谢蔚英当时在燕大相当出名，被称为“燕京校花”。她上课并不用功，经常逃课，迟交作业，还为此吃过吴兴华的批评。然而，很快，她便被这位才华横溢的老师征服——他的课引经据典，下了课，这位老师还打得一手好牌，甚至有一副好歌喉，他唱了一首《Danny boy》——这首歌在他们后来恋爱的日子里还被常常歌唱，谢蔚英虽然暗自狐疑，为什么吴兴华爱唱这样“鬼魂为心爱的人所唱”的歌曲，但她也不否认，自己完全被迷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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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蔚英的追求者很多，她有一次对吴兴华说，周末去他家里玩，结果“人家一叫我跳舞，我就走了”，吴兴华站在车站等谢蔚英，一站就是两个小时。他们很快开始恋爱，吴兴华并不是一个只懂得读书的书呆子，在这份恋爱中，他给予谢蔚英兄长一般的宠爱。吴兴华为了谢蔚英做出很多生活上的改变，比如周末一定陪她去看电影，从来不对她发火，谢蔚英看上的衣服，过两天，吴兴华不声不响把这衣服买回来。

有趣的是，钱锺书对谢蔚英同样青眼有加，翻译家李文俊曾说，在干校时，一个年轻人向钱锺书请教英语问题，钱先生看了一下，回答：“这种问题还来问我，你去问谢蔚英就行了。”

1952年，吴兴华和谢蔚英结婚了。他给宋淇写了一封信，报告了自己的结婚情况，这封信写得情深意切：

我已于上星期结婚，附上两张随便照的照片给你，穿礼服的相片照得很滑稽，而且送像你这样的朋友也不合适（你看了准会“仰天大笑绝冠璎”的）。蔚英今夏毕业，不知组织上会分配给她什么工作或到什么地区去。她的出身是官僚资产阶级，父亲老早就死了，所以家境已经中落。不过她过去一贯表现得孩子脾气很重，奇装异服，近于招摇，而且浑身洋派，所以有许多人（特别是女人）很不赞成她。……我记得《世说新语》里记某一个人娶妻时，别人都说她判断很糟，说那女人是个傻瓜，结果表现得又聪明又贤惠，别人都差异非凡，问丈夫他如何眼光如此好。他的回答是：他曾一次看见她在井边挑水，举止很安详合度……我觉得我的爱人很天真而倔强，但绝非如其他女人所想的：浅薄而毫无心肝……可惜你不在我身旁，我深信你会跟我同意的。

——吴兴华《风吹在水上：致宋淇书信集》

这是他写给宋淇的最后一封信。那张照片，宋淇一直珍藏着，就是下面这张：

结婚时，吴兴华对谢蔚英说，自己有一个计划，40岁之前埋头苦读，奠定根基，40岁以后，他要开始兑现自己的雄心壮志。

他的雄心壮志，是想根据意大利原文，严格按照但丁诗的音韵、节拍翻译《神曲》；他也在写以柳宗元为主角的历史小说《他死在柳州》，吴兴华自己曾说，这部小说“闭上眼睛，仿佛就到了唐朝，衣着打扮，人来人往，宛如自己置身其中。”

在面对新社会的改造时，吴兴华的态度是积极的，这当然源自一种读书人的幼稚。他的弟弟吴言回忆，“当时《光明日报》上刊登过吴兴华很多发言，可见他是极力想跟上这个形势的。”关于吴兴华的“进步”，燕大校友巫宁坤在《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写道：“最后一次全校批判大会上，陆校长最赏识的学贯中西的典范、英语副教授吴兴华也登台控诉，慷慨激昂，俨然把校长当作美帝的化身。”

但很快，因为在“大鸣大放”中提出“苏联专家的英文教学方法不一定适合中国”，吴兴华被打倒，成为北大西语系第一批右派。

但他并没有停止工作。在不停的检查之余，吴兴华编撰了北大西语系的教材《英语常用词用法词典》，并承担了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的勘误校订。“全集”的主持编辑者施咸荣之子施亮曾经在《〈莎士比亚全集〉的几位译者》中回忆：“50年代出版的朱生豪译本，有其特色，可这个译本却存在不少误译和删节的缺点……吴兴华先生慨然应允承担了很大部分校订工作，一共校订朱生豪译的15个剧本，工作态度极其认真负责，对这一套《莎士比亚全集》的出版实在是功不可没。”（朱生豪的故事，可戳朱生豪君，莎士比亚和宋清如掉到水里你救谁？）

当然，这些书上，我们都看不到吴兴华的名字，因为是“集体创作”。

1966年，“文革”开始了。

北大成了批斗的样板。朱光潜被剃了头发，拎着一只破筐检西瓜皮。每来一批要斗争他的学生，他就站在反扣过来的水果筐子上，“自报罪行”。6月11日，历史系副教授汪钱在历次斗争之后，在家里锁上房门，服用敌敌畏自杀。据说，因为特别痛苦，死前用头撞墙，邻居们都听到了那些恐怖的声音。

吴兴华进入了“劳改队”，王友琴在《校园“劳改队”的建立和吴兴华之死》里说，“劳改队”中的人统统被剃了“阴阳头”，在脖子上悬挂写有罪名的大牌子，唱“我是牛鬼蛇神”。对于“劳改队”的人，红卫兵要打要斗，统统随便。

1966年8月2号，吴兴华的女儿吴同永远忘不了那一天：

那天早晨爸爸说他得去系里，让我帮他找自行车的钥匙。我把钥匙递给他的时候，他对我说，小同，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我希望你好好照顾妈妈和妹妹，我哭了，他看起来非常难过。

——吴同《怀念我的父亲吴兴华》

几个小时之后，有人来通风报信，说你快去看看，你爸爸出事了。

吴同赶到北大校医院，她那平时风趣幽默的父亲，被扔在医院走廊里，像一个破纸片。他的脸色发紫，已经呈现休克模式。

她和母亲一起把父亲送到北医三院，然而他再也没有醒过来。

更可怕的是，一度，有人说，吴兴华是自杀的。“畏罪自杀”在当时是很重的罪名，但吴同和谢蔚英都不相信，因为吴兴华反复对她们说过，自己绝对不会自杀。因为疑似自杀，吴兴华被解剖了尸体。在这之后，不停有人上门来搜查材料，吴兴华的许多文稿，都在那时丢失了。

直到文革结束，她们才得知，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先被勒令清理校园里的杂草，因为体力不支，被红卫兵殴打，被人把头摁在浆糊桶中。吴兴华对红卫兵们说，自己口渴，想要喝水。红卫兵说，好啊，这里有水，你喝吧。他们所说的水，是从北大化工工厂污水沟里排出的污水。

吴兴华被红卫兵摁着喝了几口水，很快当场昏迷——后来，医生说，这是急性病毒性痢疾。

吴同说自己永远忘不了那个晚上，她看见父亲躺在校医院的走廊里：“他这一生，一天好日子也没有过过。”

吴兴华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45岁。他曾经说过的，40岁之后要大展宏图，就像他一直担心的：“我又怕我尚未将我的工作赶完，我的笔就和我一齐在土中深深收殓，那时纵使我想向你，或一切别人，呼喊：‘听着，我已明白生命的意义’也是徒然。”

在写给宋淇的一封信里，吴兴华曾经这样说：

你知不知道王荆公的这一段诗？我觉得整个旧诗领域内很难找到如此悲哀的句子。

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当开元天宝时，斗鸡走狗过一生，天地兴亡两不知。

你是解人，一定明白我喜爱这段诗的心理。

——吴兴华《风吹在水上：致宋淇书信集》

他的梦想，停在了1966年。

文中图片来源网络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吴兴华，《风吹在水上：致宋淇书信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

唐逸，《追思吴兴华先生》，

谢蔚英，《再忆兴华》,《新文学史料》，2015年10月

温天一，《打捞吴兴华：一个被遗忘的天才》，《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