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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李舒:天都快亮了,你还在炕上尿了一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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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4-24 09:28 PM |显示全部楼层








天都快亮了,你还在炕上尿了一泡 

 2015-12-14 李舒 山河小岁月

忽然想起,今年的12月4日,是冯友兰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冯友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是一个闪亮的名字,对于许多西方人来说,冯友兰就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就是冯友兰。据说,朴槿惠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觉得“找回了内心的平静”。


这几天,我读他的《三松堂自序》,甚是感慨。


我们应该如何评价他呢?晚节不保?这四个字太重,用在他身上,不大公平。然而很多时候,又忍不住。


1973年春,梁漱溟在冯友兰家吃午饭,临别,冯友兰颂了《论语》:“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没想到刚到秋后,冯友兰就发表文章批孔。梁漱溟气得要和他断交。


他也曾经给毛泽东写诗,说:“普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赖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


最唏嘘是冯友兰的夫人任载坤对他的评价:“天都快亮了,你还在炕上尿了一泡。”



1949年之后的冯友兰,真是山河宛在,物是人非。


1949年12月,从南京派来了一架专机,飞机的任务只有一个,接北京的知识分子们去台湾。


名单里,冯友兰的名字靠前,他当时的职务是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


冯友兰和妻子的决定是,哪里也不去,在北京,等着解放军来。


后来他回忆,“当时我的态度是,无论什么党派当权,只要它能把中国治理好,我都拥护。这个话我在昆明就已经说过。当时在知识分子中间,对于走不走的问题,议论纷纷。我的主意拿定以后,心里倒觉得很平静,静等着事态的发展。有一次景兰(其弟)问我说:‘走不走?’我说:‘何必走呢,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你是搞自然科学的,那就更没有问题了。’当时我心里想的,还是社会主义‘尚贤’那一套。”


但是很快,他对自己的这个决定有些迷惑了。新政权来交接,冯友兰发现自己其实很难适应,他先辞去自己的行政职务——很快,这个请辞就被批准了。然而,又有人表示,冯友兰最大的问题,是“思想与党不合”,这在当时是个非常严重的帽子,比沈从文的“桃红色作家”差不多了多少。


冯友兰似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1949年10月5日给毛泽东写信:


毛主席:


在你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你们为中国人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为中国历史开了一个新纪元。这是关系全人类四分之一人的生死荣辱的一件大事,当然(也)是全世界的一件大事。


我参加了你在天安门就职的典礼,我感受到近几日来群众的欢乐。一切的新气象以及自北京解放以来的所见所闻,使我深切相信你所说的,中国人民不但是站起来了,并且一个文化的高潮即将来临,使中国以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的姿态出现于世界。


在参加这几日的庆祝的时候,我于欢喜之中,感觉到十分愧悔,因为在过去我不但对于革命没有出过一份力量,并且在抗日战争时期与国民党发生过关系,我以前所讲的哲学,有唯心及复古的倾向。这些在客观的社会影响上讲,都于革命有阻碍。


各方面对于我的批评我都完全接受,但是我也要表示,我愿意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努力改造自己,作一个新的开始,使我能跟着你及中国共产党,于新中国的建设中,尽一份力量。


……我计划于五年之内,如政协共同纲领所指示的,以科学的历史的观点,将我在二十年前所写的《中国哲学史》,重新写过,作为一个新编。诚如你所说的,我们不但要知道中国的今天,还要知道中国的昨日。


我愿以此项工作迎接将要来临的文化高潮,并响应你的号召……



毛泽东于10月13日回信,重点只有一句:


“像你这样的人……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在这之后,冯友兰就一直在被改造中,张岱年就说过,冯先生地位特殊,不仅没有“言而当”的自由,甚至没有“默而当”的自由。


1951年,冯友兰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印度总统普拉沙德介绍冯的学术贡献时曾提及《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外交部得知后立即致电代表团,说此介绍有问题,要求冯于适当时机更正。此后,冯友兰在加尔各达访问时,在演讲中应外交部的要求说:“中国革命成功,我认识到我过去的著作都是没有价值的。”


1952年9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冯友兰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是“文革”重灾区,文革”甫一爆发,冯友兰即被揪了出来,他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共老手”的帽子进行批斗。


随后,冯友兰便陷入不断被批判、交代中。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冯友兰多次检讨交待,但是主持人就是不让过关。


金岳霖在运动会中过关较快,不久还被树为积极分子,组织上让他到冯家去做工作,帮助冯转变。一进门,金先生就大声说:“芝生啊,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彻底交代呀。”说着,扑上去和冯友兰抱头痛哭。 


1966年7月5日,他根据造反派要求,在哲学系作了长篇发言《自我揭发自我批判》,下旬红卫兵前来抄家,在他家门口贴上大字报,宣布他的“罪状”,封存了他的文物和书籍,冻结工资,夫妻俩每人每月发放12元生活费。


仅仅过了一个月,冯友兰再度被抄家,不仅拿走了他家几乎所有值钱物件和许多纪念品,同时只让老夫妻俩住一间房子,其余都被锁上。后来,他的居所一共住进了5家,入秋,由于御寒的衣服取不出来,他只好披着麻袋,顶着寒风去开批判会。除了批斗、写各种材料,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清扫街道。


文革中,工宣队进驻北大,很多教授被隔离审查,俗称“蹲牛棚”。教授们一切听指挥,早请示晚汇报都得排队,排队时必须报数,同时要自报自己的政治帽子,冯友兰个头较高,曾被叫排头一个,并叫他说:“报数!我叫冯友兰!是……是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说:“不行!重报!你这是避重就轻!你是反动学阀!”冯便改口:“我,我是反动学阀。”洪谦先生由于害怕,怕也说他避重就轻,就说:“我叫洪谦,反动学阀!”红卫兵说:“不对,你还不够格,你是反动学术权威!”洪吓得连忙改口。冯定自报“反动学术权威”时,红卫兵说:“你不就是写过一本《平凡的真理》么?你还想往反动学术权威里钻!你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冯友兰在牛棚里饭量倒是不减。早餐是一窝头,两大碗玉米面粥,一分钱的咸菜丝。咸菜不少,一般人都吃不完,唯冯友兰不够。经郭兰芳提醒,冯大着胆子向红卫兵要两分钱咸菜,红卫兵瞪大眼睛说:“人家一分钱咸菜都吃不完,你还吃两分钱的,你怎么吃这么多?”冯答:“我……我吃的多。”话虽受斥责,竟还满足了要求。洪谦与冯友兰个子差不多,而饭量只有冯友兰的四分之一。


他患有严重的前列腺肥大,小便不通,到医院去看病,由于“反动学术权威”的身份,医院不接收他住院治疗,他于1967年1月13日致信“北大哲学系某‘文革’小组组长”,汇报、陈述其病情。直到尿中毒,才于15日住进北京医院,但手术尚未做完,医院也被造反派夺权,他又被赶了出来,无奈之中,他只好拖着尿瓶子接受批斗。


那一年,他71岁。


在一份北大革委会作战部编印的材料上写到:“冯友兰是一个几十年来一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老手。解放前,他是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御用哲学家和谋臣策士;解放后,他仍然贼心不死,念念不忘他已经失去了的天堂,一遇机会,便兴风作浪,煽动反革命复辟。……成了解放后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界的一面反党反社会 主义的大白旗。”


出乎意料的是,1968年11月18日,冯友兰忽然与翦伯赞一道被解除劳教,释放回家。他很快得知,这是因为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


冯友兰没有死,而且是在领袖的“保护”下,他内心充满感激之情,解除劳教后,他按照工宣队指示致信毛泽东表达了感激之情,同时还以诗词表达了这 种感情,写下《蝶恋花•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红日当空耀奇彩,照遍全球,开创新时代。五洲万国祝寿恺,长领革命向前迈。辜负期望十九载,反动 路线,罪行深如海。承蒙教育今又再,追随正路永不怠。”


此后每逢事端,冯友兰都要以诗词赋颂,不论是非,如北大的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北大一周年,冯友兰表示“欢呼”:“千载文坛归正主,一年战斗树新风。白头深痛多前罪,也在工军化雨中。”


冯友兰从开始批判自己到渐渐批判别人。而和他一起被领袖保护的翦伯赞,因为“刘少奇专案组”逼迫他交代刘少奇的叛徒材料,他实在交代不出,与夫人戴淑婉服下了超剂量西德产速可眠自杀。


谁也说不清楚,活下来的冯友兰,死了的翦伯赞,究竟谁更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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