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香红：“这个老者活过的八十五年”系列

源济

南香红：杨大方，和细菌战抗争到最后的老兵（上） 

原创 2017-03-17 南香红 大家

文 | 南香红

生命之叶悄然调零。心脏闹罢工，胸膛里装上了启博器；脑溢血、中风，一度失去记忆语言，慢长的，一次一次的生死关，渡过之后，嘴边多了一句话：“不死，是使命未尽。”

“好好活着就是一种最好的抗争，只要活着，我们就能把发生的一切亲口告诉更多的人。”去年10月的一个黄昏，在长期护养的病房里，他拿出一叠手稿说，要写下他的一生。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送我们出来，在电梯即将关门的一刻，他突然直起腰，啪的一下立正，给我们行了一个军礼。

电梯门关闭，我们愣在里面，现在想来，这是一个老军人的最后军礼。

2017年2月10日晚，85岁的他在最后的搏击中没有赢。作为一个细菌战的受难者，一个老兵，一名战斗机飞行员，一名日本政府的控告者，这是他一生唯一一场没有赢的战争。

▲ 80多岁的老人，回忆起当年的那场浩劫，双手挥动着，显得特别的激动。摄影/韩强

▍钟表匠的儿子，细菌战的难民　

时间拿走了他军人的身板，但却夺不走他的一双眼睛。这双眼到老不花，始终保持着飞行员达标的视力。直视这双眼睛，会感受到里面放射出来的光，有钢的硬度，有不服输的味道。

这眼神，来自于他的父亲，杨惠风。

1998年，杨大方作为日本细菌战受害者的遗属，前往日本控告日本政府，他找出了1939年父亲杨惠风的一张照片，把它放大到超过半米的尺寸，用一根绳子挂在胸前，就像是抱着父亲一样，到日本出庭。照片上的父亲的眼睛，和60年后的杨大方一模一样。

▲ 杨大方在日本讲自己父亲和家庭受害的故事

人的一生似乎要经过很多改变，走很长的路，但其实是围着最初的点在绕圈，半径大到没边，但最终还要回来。杨大方在60岁以后才明白他的圆心被固定在1940年。

杨大方保留着一张拍摄于1939年的全家福，这是杨家的唯一遗产，照片上是杨惠风和他的妻子及6个孩子。这是一张最后的全家福，自此之后，这个家再也不全了。

照片上的杨惠风坐在最中间，并不是那种正式的坐姿，而是把长衫下的一条腿翘起来，跨在高处，微侧的身体显得随意，他微笑斜视着上方的镜头，那目光像是在表明他可以接受任何挑战。他的妻子则有些胆怯地躲在他身后，穿着一身黑衣，尽管生过6个孩子，她依然显得很年轻。孩子们分两组，他的右手边是三个儿子，大儿子杨寅生背手站立，白色短袖衬衫黑长裤，已经是翩翩少年。二子千里，三子良臣站在大哥的前面，十二三岁的样子。杨惠风的左手边妻子胸前，揽着是四儿子杨大方，一个6岁的孩童，两个更小一些的女孩，静芳和春芳，穿着小旗袍，弱弱地依着母亲。

这张照片上，全家大小8口人，全穿着皮鞋。

那时候的中国人，大多数没有照过相，能够照全家一起照一张全家福的，一般需要是生活在城市里，家境好的人家。通常是家庭出现了值得纪念一下的事情，才会隆重地全家出门照像。当年的衢州是一个四省通衢的繁华之地，而杨惠风又是这个城市最繁华街市上的老板， 以现在的标准衡量，也是个中产，他们生活安定，衣食无忧，供得起孩子读书。

1939年的杨惠风正值人生盛年，方头大脸，两颊丰腴，梳着三七分的头发。最突出的是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他表情轻松，充满好奇，尽管战火此时已经燃遍浙江并烧到衢州，但战争似乎没有给杨惠风带来什么恐慌。看得出来，这个时年37岁的男人对于未来充满信心。

杨惠风在衢州南市街（现在的天宁寺前沃尔玛）开一家钟表店。他是在兰溪学习的钟表修理，在衢州生意越做越好，一连开了三个门面，以他的名字命名，惠风钟表店，出售、修理钟表、眼镜。

衢州三面城墙，一面朝向衢江，南街是衢州最繁华的地方，钟表眼镜在当时是稀罕物，是少数人用的奢侈品，修表是一个技术活，几乎没有竞争，杨惠风的生意兴隆，收入颇丰。

杨大方是他最小的儿子，深受疼爱，当时一家人分住在二处房子里，只有他可以和父亲、母亲一起住在店里。哥哥和妹妹则跟着祖母住在城里的南街棋坊巷4号。

就像当年杨惠风不相信自己强壮的身体能够染上鼠疫病一样，几乎所有看到照片的人都难以相信如此饱满的生命会突然陨落。

▲ 杨大方的父亲杨惠风，1941年感染鼠疫死亡，时年39岁

抗战开始后的第二年，另一场战争就悄然打响。在八年抗战结束之后几十年间，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这就是细菌战。

衢州位于中国浙江省的西部。如今在经济发达的浙江，它是一个“落后”的地方，经济在浙江地级市里排倒数第二。但1940年的衢县范围，有人口101万，凭借水陆运输，号称“四省通衢”，陆上有浙赣铁路贯穿全境，水上有衢江通航，连接江山、常山、兰溪、和杭州；公路可经江山、常山到江西上饶，经龙游至金华，是一个中国东南部的大城市。

衢县是1940年10月4日出现空投物的。1940年10月4日，一架日本军用飞机在衢州市（当时的衢县，以下用旧称）上空低空飞行，盘旋之后散布了夹杂在小麦和谷子中感染鼠疫的跳蚤。飞机飞走后，县城（市区）里的柴家巷、罗汉井一带的居民在房顶和地面上到处都发现了散乱的空投物。

日军空袭17天以后，在衢县县城发现了大量的死老鼠。在20天后的11月12日，柴家巷3号的居民吴士英（女，12岁）发病，第二天，罗汉井巷5号的黄廖氏（女，40岁）、柴家巷4号的郑冬弟（女，12岁）相继发病。他们都是在发病的三、四天内死亡，症状都是高烧、头疼、鼠径腺肿大、呕吐。县卫生院在20日将其诊断为腺鼠疫。后来该诊断被福建省派遣的防疫专家根据显微镜检查、细菌培养、动物接种所确认。

2013年发现的日军资料暴露出当年日军飞机向衢州空投了8公斤鼠疫跳蚤。衢州从来没有过鼠疫流行，原本不是疫源区，鼠疫就这样从天而降。当年的11月出现第一波流行，第二年的2、3月鼠疫又气势汹汹来了第二次大流行，以后总有鼠疫时不时地冒出来，直到1948年，每年都会卷土重来的鼠疫，才停歇了。

空投之后，惠风钟表店没有歇业，钟表店所在的南街离鼠疫流行核心街区美俗坊还隔着一条路，相距300多米，没有出现死人的情况，没有被划入首批隔离封锁区。另外杨惠风对自己的身体非常自信，他认为自己很强壮，不会得病。没有流行病知识的民众不知道怎么防备，也不把鼠疫当回事。

第二年3月下旬的一天，杨惠风突然不思饮食，接下来就发烧，淋巴腺肿大，尤其是以大腿两侧最重。“急得我母亲到处求医，我也曾见过县卫生院的医生到店里来诊治，但没有好转，母亲听说用烟油，就是从抽大烟的烟筒里刮出的油治有效，就去找来治。”杨大方说。

发病不到一周，平时身体非常强壮的杨惠风在店内二楼的卧室里痛苦的死去，死时是攥着他最心爱的小儿子杨大方的手。此时是1941年3月28日上午，杨惠风39岁。

杨大方不能忘记父亲在病床上挣扎求生的样子。“我当时9岁了（虚岁），他临时死时一双眼睛紧盯着我母亲，却说不出话来，我明白他那眼神的意思，他不想死啊，他放心不下。”

日军空投物和鼠疫流行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在战后50多年才被找到证据、证人证实的，杨大方参与到这个调查与揭秘的过程中来，正是因为父亲的不白之死。

在衢州市及衢县档案馆里，杨大方找到了一份中华民国34年4月4日的衢州日报，上面有一份警察署统计的城区染疫死亡的人员名单，父亲杨惠风的名字赫然在列。

一夜之间，这个丰足的家庭就破亡了，杨大方失去了父亲，从一名富足的钟表匠的儿子，沦为了细菌战的小难民。

▍败落的中产家庭，仍为国家贡献两名空军战士

1940年的衢州虽然经济、战略地位高，但医疗卫生状况却并不高。1943年任衢县卫生院院长的潘振钰回忆当时的衢县：“严重地缺医少药，医疗设备除了县卫生院有一架普通低倍显微镜外，其它私立医院，诊所只有听诊器、血压计之类的简单诊断器械，所以，绝大多数医生看病者是凭病人主述及症状，误诊率很高。将伤寒误诊为鼠疫，将霍乱误诊为急性肠胃炎等。”

然而对于突然到来的疫灾，衢县政府还是进行了全力的防疫救治。1940年的世界形势是，欧洲希特勒发动了全面进攻，英法因大战而无暇东顾，日本认为其向东南亚的扩张机会来了，于是想减少在中国战场上的兵力，从中国抽身，快速向南扩张。日本陆军省、部会议决定：到昭和十五年（1940）末，在华武力大致保持现状，积极支援政略和谋略。所谓政略即为中国派遣军代表今井下武在香港和重庆政府代表宋子良的秘密谈判；谋略则是决定在华中的浙江、江西等地进行“保号”细菌战，并把细菌战作为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的一个手段。

“保号”作战在6月便开始秘密策划，由日本大本营动员了731部队等细菌生产部门、关东军、中国派遣军作战部门、航空部门等各个与细菌战有关的环节，直到10月实施，酝酿准备了整整四个月，最后选定的是浙赣线沿线城市：衢州、宁波、金华、台州、温州、丽水、玉山、及杭州—上海一线。使用的细菌不仅是鼠疫，还有伤寒、霍乱等多种。

这场正面战争之外的战争，中方毫不知晓，全无防备，直到疫病爆发。蒋介石最早得知衢州发生鼠疫的消息大约是12月6日，第三战区司令员顾祝同发给蒋的电报：

行政院长蒋均鉴：

密查敌机近在浙省境内散布毒物，业经该省卫生处检查确断为鼠疫杆菌，则以后继续散布污染堪虑，敬请转饬卫生署所属中央防疫处生物学研究所赶制大量鼠疫苗及血清，以应急需。

在“严密封锁疫区，以杜绝蔓延”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发出如此电令之前，衢县防疫委员会就成立了。衢县当即就调动了党、政、军、地方、民间各个方面的力量。成立应对鼠疫的各专业小组：总务、医务、掩埋、工程运输、警卫、筹募、宣传、给养等。

战争其间难民四起，随着日军的推进，衢州成为金华、兰溪难民的避难之地。鼠疫一起，民众的直接反映就是逃出城去，而逃散意味着鼠疫的扩散。为了防止疫病随难民扩散，衢县防疫委员会封闭了疫区，将一些病人的房屋用火烧毁，并设置了隔离区，隔离发病的人和病人家属，发现有逃走者，则出去人马去追逃。烧房，抓逃，隔离又进一步激化了官民矛盾。

绕衢城而过的衢江被选为隔离地，政府征用船只，在衢江江心排成一行行一队队，用锁链锁住，以天然水障碍形成隔离。

父亲死亡的当天，不及家人处理后事，惠风钟表店便被县防疫部门查封。杨大方和母亲被送到城西西安门外停在衢江的隔离船上，他和母亲与父亲有亲密接触，是否感染要经过15天的隔离观察，15天内不能上岸，不能和家人接触。在隔离船上每天看着岸上灯火，不知自己的家和自己的亲人身在何处，心如火焚。

当他们解除隔离回家时，发现店里所有的物品都被洗劫一空，父亲的遗体也不知所去。“后来有人告诉我们，父亲的遗体被防疫人员用白布一裹运往城西花园岗埋葬，但究竟葬在哪里，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么多年来，祭拜父亲时只能对天遥祭。”杨大方说。

惠风店的财物是如何被洗劫一空的，杨大方至今说不清楚，他自己太小，母亲又是小脚无力追查。但是鼠疫及战争带来的社会失序是可以想象的。再后来的日军大轰炸将惠风店的三间门面房全部炸飞，什么都没有剩下，从此父亲多年积累的财富烟消云散。

父亲的死引发了这个家庭巨大倾覆。老祖母因儿子的死而一病不起，不久就去世了；和杨大方的父亲一同在店里工作的叔叔逃回乡下不久也死了，他很可能是染上了鼠疫，只是没有防疫部门检查确定；杨大方的二哥杨千里患上了烂脚病（疑似细菌战炭疽感染），活活烂死。婆家连续遭难，杨大方的母亲只好拖着几个孩子回娘家。但娘家也正在死人，杨大方的四舅母和舅母家的祖母、父母都染疫死亡。

失去家长的杨家全部的重担都落在了母亲身上。“我母亲小脚，路都走不动，而6个孩子还需要她养活，当时我家最大的孩子是我大哥，但他也只有15岁。”

日子靠姥爷接济，他在乡下种地，经点商，有一个小食品店，但日军飞机不断的轰炸让生活无法正常进行。逃飞机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生活极其艰苦，在乡下我和二哥满身生满疥疮，母亲也患上肺病，她一双小脚，为了我们能吃上饭，整天不停地忙啊忙”。

“15岁的大哥刚读完初中，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也为了给父亲报仇，和舅舅一起报名参军，他投考了民国空军，他这一走，我们谁都没有想到竟然是和母亲的永别。”

和大哥杨寅生的家书来往，都是杨大方来写的。大哥因为有文化，又从小跟父亲摆弄钟表机械，从衢州到南宁到重庆，一路成为民国空军的机械师，飞美国的C47飞机，最后升为少校空中机械师，此后大哥可以每月寄些钱来，接济母亲和弟弟妹妹的生活。

生活虽然艰苦，但母亲决不肯放弃孩子们的教育，“再难也坚持让我们上学，一直供我读到高中，我母亲太苦了，这也是她解放后不久就去世的原因”。

1949年杨大方读到高中二年级，考上了二野军政大学，参加了解放军准备解放大西南，8月学校里贴出中央军委决定组建空军招聘新中国第一批飞行员的消息，杨大方报名并入选。一个战争破亡的家庭，一个寡母，却为中国贡献了两名空军战士。杨大方的二哥考入了鲁讯文艺学院，大妹妹也参加了解放军。

▲ 杨大方（右一）和他的空军战友

（未完待续。题图为杨大方和父母的最后一张全家福）

源济

南香红：朝鲜空战中的浴血11分钟 

原创 2017-03-24 南香红 大家

文 | 南香红

杨大方参军两个月后进空军，成为中国第一批飞行员，并且他的年龄最小。这批飞行员是新中国的宝贝，8月调往哈尔滨第一航空学校，跟苏联人学习驾驶苏式飞机，高中毕业的杨大方会英语，学得又快，在学员中深受苏联教官的喜欢。1951年1月毕业，刚毕业就赶上了中美空军的一次恶战——志愿军解放朝鲜大小合岛之战，新中国空军史上的浴血11分钟。

▲ 1951年杨大方成为中国最年轻的飞行员，曾经在国庆时飞过天安门。

2015年4月18日，在衢州医院的病房区的何休息大厅里，杨大方找到他手绘的轰炸机编队图、战友的照片和他写下的回忆录，给我讲述这场生死之战，时间已经过了中午吃饭的点，家人来催促了几次，但老人还是停不下来。

“一闭上眼睛就是那场战斗，编队，飞行的姿式，速度，飞机下面的大海……”杨大方说。

大小合岛位于西朝鲜湾，距离鸭绿江口70公里，是美军和南朝鲜军的一个重要前哨据点，这里有美朝情报人员1200多，装有大功率雷达，对空指控台，是美国空军轰炸志愿军和北朝鲜的重要指控系统，1951年志愿军总部决定以空军2、3、8、10师各一部，空中配合志愿军50军所属部队攻占大小合岛各岛屿。

空军的任务是轰炸大小合岛和附近海面上的美、朝军舰，使地面部队进攻时免遭美军空袭。

这是新中国空军的第一次大战，而这支空中部队还很稚嫩。杨大方所在的航空兵第八师（驻沈阳于洪屯机场）以苏式杜-2活塞式螺旋桨飞机9架编队，作好了战斗准备。杨大方刚满19岁，作为从航校刚毕业的学生兵，飞行时间不到160个小时，而编队中最老的飞行员大队长高月明也只有24岁，他46年开始飞行，全部飞行时间也不过500小时。这只队伍中的大多数人只经过简单气象条件下的中空编队训练，没有经过跳伞训练，也没有经过海上飞行，并且还是第一次荷弹飞行。飞机是苏联在二战中用过的小座舱、三叶螺旋桨活塞式老杜-2，机内有驾驶员、领航员、通讯员、射击手四人，机枪需要手动瞄准操作。编队九架飞机里只有大队长驾驶的是新式杜-2，大座舱、四叶螺旋桨和电动机枪。

▲ 大小合岛之战轰炸机编队图

“飞机的座舱很窄小，噪音很大，就算穿了皮棉飞行服，也很冷很冷。”杨大方说。

编队里有三个学生兵，杨大方、毕武斌、张孚琰。毕武斌是和杨大方一同在二野参军，一同被选为空军，又一同学习飞行的，三人情谊深厚，虽然第一次参加实战，但都发誓要接受住生死考验，决不当歪种。11月29日，战斗来临。三人交换了脸盆和围巾，相约如果谁死了，就以此物为纪念。

杨大方部队轰炸机的航线为：于洪屯机场—奉集堡—凤城—丹东江桥—目标—铁山—浪头机场落地。轰炸机队形为三组三架品字队形，每架轰炸机携带100公斤的爆破弹7枚，100公斤的燃烧弹2枚。目标距离纵深50米，宽约100米。要求在1600米高度以时速每小时360公里进行轰炸。杨大方在这个品字编队里飞第二组左僚机，张孚琰和他在同一组是右僚机。毕武斌在第一组大队长的品型方阵中飞右僚机，在杨大方的右前方。

作战计划另外安排歼击航空兵第2师（驻风城机场）以“拉-11”16架，进行全程护航，再加上歼击航空兵第3师（驻浪头机场）以“米格-15”飞机两个团的兵力担任战场空中掩护。

出发前编队所有成员熟背了18组联络暗号，比如杨大方的飞机代号是“劳动”，指挥所代号是“三角”，护航歼击机代号是“提琴”，杨大方的飞机除担任轰炸任务外，还安装了拍摄照相仪器，以收集战场轰炸效果。

“战前的动员是要不惜牺牲生命去完成轰炸任务，出发前每个人都向党组织写了保证书，并写下了遗书。我们三个青年学生兵都表示要争取火线入党。”

11月30日命令下达，起飞时间是14点20分，准确到达目标时间是15点25分。当天辽阳天气晴，但能见度稍差。报告说目标的能见度非常好。临起飞前，全体集中在指控塔下举手宣誓：“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坚决完成战斗任务。”

牺牲这个词对于年轻的生命来说，可能不能完全理解透彻，但也可能真的完全了悟，因为年轻的生命没有更多挂碍：这是一次没有退路的战斗，人人只能以死相拼。临战准备时，学生兵被问到怕不怕死，回答当然只有一个：不怕。杨大方说，直到临行前才发了海上跳伞装备，简单介绍了一下使用方法，也就是说跳伞逃生基本不被考虑，飞行员不携带任何东西，口袋里只一纸飞行员证，上面用中、英、朝语写着姓名和编号。

九架飞机，大队长首先起飞，作为第二个品字的左僚机的杨大方驾07号战机第五个滑上跑道，他说当时感觉很好，升空平稳，一会就跟上了编队。

从机场起飞比预计时间早了20秒。14点41分，编队到达航线起点奉集堡上空，但此时比预定时间早到了1分钟。接着右转弯169度直飞凤城，原计划在凤城前与从凤城机场起飞的护航机会合。因为早到，轰炸机飞到凤城上空才与护航的16架拉-11会合，拉-11追着九架轰炸机身后形成混合编队，然后左向取航道148度飞向轰炸目标。

“就是这个转弯转小了，长机的时间观念不强，转弯早了，造成飞行半径小了，提前到达了3分钟。”杨大方摇着头遗憾地叹息。

“当时是顺风，我们努力放慢速度，但太慢飞机就往下掉，控制不了高度，我们早了4分钟到。那时候飞行员都没有手表，直到天津制表厂生产出国产表后我们才有了手表，而老苏式飞机上的表不准。再加上指挥者当年对空军作战时间的重要性也认识不足。早到4分钟有多致命，当时我们那知道啊！”

敌机是远远地贴着苍茫的海面出现的，先是4个黑点，接着是8个、16个……大家一开始以为是担负空中拦截任务的米格-15跟上来了，通讯联络里没有任何警告，当认出是敌机时，已经近在眼前！

这是美军36架F-86战斗机群，他们采用的是超低空飞行，从而避开了雷达，以四机或者双机从后方或侧方快速接近并发起攻击。

F-86是式喷气战斗机，其俯冲时的速度超过了音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喷气机，号称“佩刀”，它的速度几乎是拉-11的一倍。拉-11歼击机是活塞式发动机，速度只有每小时674公里，高度6000米，通常是不能用来和喷气式战斗机作战的，一般只承担为轰炸机护航和侦察任务。可以迎战“佩刀”的是米格-15，它们速度、高度相当，彼此在空战时都没有绝对的优势，但是，现在，米格-15并不知道这里提前到达了，它还在按计划起飞中。

没有了喷气式战斗机的保护，轰炸机带着沉重的炸弹，就算是有歼击机护航，也相当于祼奔。

▲杨大方接受作者采访，讲述大小合岛之战

错误往往都是连续发生，而爆发点只有一个。此次轰炸行动的暴露还缘自于第一次轰炸得利后的麻痹大意。第一次轰炸大小合岛是在11月6日下午，22团二大队韩明阳率九架杜-2轰炸机编队，在歼击机的掩护下，成功地对大小合岛进行了空袭，美国人完全没有防备。而此次的作战方法和前一次基本相同，没有了奇袭效果，而且错误地以为我方轰炸时间选为傍晚，美国F-86战机驻水源基地，不可能飞夜航来此援助。

“他们来的气势汹汹，30多架飞机黑压压一片。美军截获了我们的行动，早有准备，派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王牌飞行员，空中飞行超过2000个小时的第334中队长戴维斯来拦截。”

敌机的进攻是后面来的，所以第三个品字中队左右僚机首先中弹受伤。接着受到攻击的是杨大方所在的品字编队。

“这种情况下，我们耳机里响的还是保持队形，坚决回击，勇敢前进，决不后退的指令，你只能向前，死都要往前飞。”

“我至今清晰的记得，右侧张孚琰驾驶的06号机二个发动机和机身中段中弹，起着火向我左下方坠落。浓烟钻进座舱，张孚琰让机组人员跳伞，自己不跳，拉起来跟上编队飞，直到和飞机一起坠没入海。”

“那是和我最好的张孚琰啊，我真想打开我身旁的二门机关炮与他们干，但我的前方有编队飞机，不能贸然开枪，再说我必须保证把炸弹投下去，还要拍照，这是首要任务，我含着眼泪猛叫后舱战友用他的机枪‘狠狠地打它妈的F-86’，一边喊一边努力往目标飞。”

杨大方身后的中队失去了两驾僚机，只剩下了队长邢高科，他一机殿后，组织火力，不让敌机轻易穿过他的火力网去攻击前方的杨大方中队。邢高科的飞机多处受伤，飞机的操纵杆差点被炸断，领航员的腿被打伤，通讯座舱的玻璃被打碎，通讯员刘绍基满脸是血，仍操作机枪瞄准，对着飞得最近的敌机用长连发射击。射击中有一会机枪转不动了，原来是弹壳袋满了，卡住了机枪，赶紧甩空再打。两架F-86一起逼来，刘绍基冷静地瞄准其中一架，当近到四五百米时，突然一个长连发，敌机中弹冒烟，再接着长连发，这架F-86凌空爆炸，另一架立即拉升逃走。战后总结，说这是创造了螺旋桨飞机打下喷气式战斗机的战史纪录。

此时，对于杨大方来说，目标马上就要在机腹下了，但F-86以速度冲击着轰炸机编队，阻止其下降高度去投弹，“他们在编队里飞来窜去，有时候飞行员的徽章和脸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仍保持密集投弹队形，不能散，一散就完了，没有其它选择，只有组织火力且打且飞。有一架F-86从我左前方迎面飞来，我明白他是要逼我离开编队，从我这里撕开一道口子，我横下心决不躲闪，心想你想来撞就撞吧，结果在接触的一刹那，它转弯闪了”。

俯冲，下降。感觉大地迎面扑来。

正当投下炸弹轰炸目标时，杨大方看到前方一中队右僚机毕武斌驾驶的03号机受伤起火。耳机里大队长在叫：跳伞！跳伞！但毕武斌仍驾着熊熊燃烧的飞机，把9枚炸弹全部投向岛上目标，最后飞机烈焰满身，撞向大和岛目标。

“这是我见到的最壮烈的一幕，毕武斌的飞机成了一个大火球，他把自己也变成了一颗炸弹。我参军就认识毕武斌了，平时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在学习上特别努力勤奋。我们三个青年学生兵，就剩下我一个了，当时真是心如刀绞啊。”

“他俩的脸盆和围巾到现在我还保留着，没想到这真是成了我们生离死别的纪念物了。”

这就是中国空军战史上的生死11分钟。9架轰炸机损失4架，受伤4架，牺牲空中人员15人，出征前9架飞机36人，回来只有5架21人。追悼会上，牺牲战友的照片排了两排。

杨大方后来听说，有牺牲战友遗体漂在海上，被丹东烈士陵园收了，建了纪念碑，但15名烈士的名字错了一半，杨大方拿出一张战友的合影，仔细地在后面写上每一个人的名字，一个一个给我指出，哪一个人被搞错了。

▲ 2016年底，杨大方去拍的一张正装照片，这成了他最后的遗照。

仿佛神佑，杨大方的飞机奇迹般的没有什么损伤。事隔64年后，杨大方告诉我，参加那次战斗的机组，只有他这架飞机上的人全部都健康地活着，他细数着老伙伴的名字：前舱领航员陈修礼、后舱通讯员候重建、射击员邝锦章。“我真想和几个老傢伙再聚聚，但大家都太老了，离得太远了，他们有一个在美国呢。”

除了轰炸机损失，中方拉-11损失了2架飞机，美方F-86被击落3架，击伤5架。米格-15在8000米高空巡航，一直未发现敌机，也没有得到地面指挥敌情通报和战斗命令。

在战后的表彰中，杨大方编队获集体三等功，杨大方获二等功。大队长高月明和毕武斌获得二级战斗英雄，一等功臣，驾着火龙飞机撞向目标的毕武斌一度被赞誉为“空中的董存瑞”，但后来，“空中的董存瑞”并没有成为全国学习的典型，包括战斗在内渐渐不被提及了。这场有英雄可赞誉有经验教训可总结的中国空军雏鹰之战变得神秘起来，不仅没有公开宣传，即便是空军战史、教材中提及，也是匆匆带过。而这一切缘于这是一次损失惨重的战斗，尤其是那关键的四分钟早到，更是不愿被多提及的理由。

但杨大方却在用一生回放着那11分钟，他在回忆文章里总结了四条失误：早到，除了没有手表的因素外，根本是对空军作战时间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是低级的错误；错判，想当然认为敌机不飞夜航来不了，造成麻痹；轰炸航路设计过长，从起点到目标飞行需要13分钟，增加了暴露时间；战术雷同，与前次轰炸没有太大变化，指挥墨守成规，遇敌应对刻板，不顾双方实力悬殊，一味强调完成任务。

和我面谈的时候，杨大方叹息着说，一切其实是时代的错误，那个年代谁都没有选择，只能赢，不能输，地面指挥没有选择，天上的飞行员也没有，个人生命是放在最低位置的，不值什么，再说轰炸机速度慢，就算是跑也跑不了。

然而杨大方的总结并没有发出多大的声音，更不用说产生影响。这段血战就这样变得越来越含糊。

接下来到来的政治运动，杨大方更加被冷冻了。在他技术成熟，正当盛年时，突然就被停止了空中飞行，改做地面工作，这是因为他的哥哥是一名国民党空军少校机械师。然而一家人根本就没有哥哥和舅舅的音信，也不知道他们是死是活。

1980年代大陆开放之后，杨大方终于和大哥取得了联系。1983年他带着家人到台湾看望大哥，带给他的消息是他们的母亲拉扯着一家人渡过了战乱，但战时得下的肺病，拖垮了她的身体，50年代母亲就去世了，哥哥闻此消息，大哭不止。

此时杨大方才知道，哥哥也因为有他这样一位飞行员弟弟，而被国民党方面停止了飞行。

1971年杨大方复员到衢州，结束了空军飞行员生涯。当年比他级别低的人，都升了空军的高官，他所在的轰八师也发展成空军的精锐部队。

【作者简介】 

南香红|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中国财富》杂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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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香红：这三位老人，记下了日本侵华史上的黑暗一页 

原创 2017-03-29 南香红 大家

文 | 南香红

“这个老者活过的八十五年”系列完整阅读，请点击查看《杨大方，和细菌战抗争到最后的老兵(上)》《朝鲜空战中的浴血11分钟(中)》，本文为该系列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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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耀珍藏在心里。一枚飞行员的徽章，他一直保留着。那是一只展翅的金色雄鹰，鹰首上是一颗五角星。他在回忆文章中写到，是在哈尔滨航校的培训，给他插上了钢铁翅膀。

1996年7-8月，王选带着日本律师、市民调查团首次前来调查细菌战，杨大方开始知道50多年前发生在衢州的那场不为人知的隐秘战场，知道了他父亲的死亡和家庭悲剧的原由。

而更让他震惊的是，当年他第一次飞起来的地方，居然是日本731部队的机场，跑道、设施都是当年的。日军投放细菌武器的飞机正是从这里起飞到达浙江，细菌武器也是从这里运送到他的家乡的。

他感到了某种命运的招唤。

▲ 1998年杨大方首次去日本出庭，左二为杨大方，左四为薛培泽，右一为王选

同年11月王选再次带着日本律师来衢州，并开始商谈细菌战受害者到日本诉讼，杨大方由此结识了邱明轩和吴世根，三个人如当年朝鲜战场出征前结下的生死战友，开始了他持续了20年的第二场战事。

吴世根也是个退伍军人，1930年9月4日出生在衢州城郊陈家村，比杨大方大两岁。吴世根本姓陈，1940年前后，由于不堪日军整日对衢州的轰炸，父亲带着一家逃到城西汪村乡吕家村外婆家，不久，吴世根的弟弟开始发烧，母亲请医生来诊治，说治不好了，不是别的病，是染上了城里的鼠疫。弟弟死后，妹妹又开始得病，病了5天也死了。

1942年7月的一天，日本军人将吴世根的父亲陈发标和邻居吕根生抓住，让他们带着进村去抢东西。在一户人家，日军押着陈发标上了阁楼，发现一无所获后突然开始用刺刀刺陈发标，陈被刺后倒地求饶，那人并未罢手，又上来刺一刀，接着第二个军人也上来刺。楼下的吕根生撒腿就跑，是他逃回来说了陈发标被刺死的情景，陈发标死时才36岁。

而吴世根的表妹土香，一个13岁的女孩，1942年8月的一天被两个进村的日本兵强奸，表妹的妈妈求饶，被日本兵踢晕过去，可怜的小表妹，自此后发呆不语，不久后就死了。

弟弟妹妹得鼠疫而死，父亲被日军刺死，表妹被日本兵轮奸，房屋被日军烧毁，吴世根的母亲和两个孩子无以为生，就投奔到廿里镇石塘背村一个吴姓的人家，跟着母亲改嫁后的吴世根和妹妹，从此改为姓吴，失去父姓的陈姓。

吴世根参军的时候，母亲来送儿子，特别嘱咐：记着为你爹报仇。吴世根一生都没有忘记父亲的死和自己失去的姓氏，每年春节除夕，一家人吃团圆饭时，他都要讲这段往事，讲着讲着就涕泪不止，把一家人的喜日，过成了悲日。

邱明轩，1931年生，衢州人。和杨大方是高中同班同学，衢州鼠疫时他9岁，虽然家里直系亲人没有人直接死亡，但看到同班同学的死，他立志长大要做医生。高中毕业时杨大方参军，他考入华东军政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在衢县和衢州卫生防疫站当医师，一直干到防疫站站长，兼任浙江省防治地方病技术指导组成员，对传染病有职业的敏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邱明轩的父亲，战争前父亲在上海发展，日军占领上海后带着家小逃回家乡衢州，并创立了《衢州日报》，自任总编辑。在衢州父亲可谓有名有地位有钱的文化士绅。

鼠疫发生后《衢州日报》成为政府防疫重要的疫情发布平台，父亲也投入到防疫之中，成为防疫委员会的成员。解放后父亲进了劳改农场，在改造中吐血而死，从此父亲和这一段解放前的历史被邱家人秘藏不宣，躲之唯恐不及。

但邱明轩从小就知道这份报纸，这成为他60年代就悄悄开始收集疫情资料的初始。1990年衢州编撰地方志，他担任医药卫生篇撰写，开始收集翻阅民国时的档案。他成为新中国最早注意到细菌战并进行研究的人。

三个人年龄相当，经历过战争，都有惨痛记忆，因为细菌战，因为王选的到来，而汇合到一起。

他们成了衢州细菌战受害调查最积极的推动者，先是从衢州城里调查，然后跑衢州所辖的开化、常山、江山、龙游等地，寻找受害者，收集资料，骑着自行车跑乡下，自带着干粮。

杨大方有热情和鼓动性，邱明轩则严谨慎密，吴世根苦大仇深，在他们的带动下，一批批受害者被找到，一个个受害地点得到确认，封尘于档案馆的报纸和档案被梳理出来，包括找到杨大方父亲死亡时民国政府登报的死亡者名录、政府的防疫报告。

在王选的印象里，邱明轩总是抱着一个大大的文件夹，里面是他收集的档案材料，从尘封的档案馆里找国民党的材料，并把它们整理出来，他不知花了多少日月，费了多少功夫。

日本律师都知道，衢州材料最多的人，只有一个，就是邱医生。他总能变魔术般的从文件夹中抽出一张，告诉他们，这里的房子烧了多少间，死了多少人，然后带他们去对应现场。

当日本律师索要他的材料时，他把它们放回文件夹，一言不发抱紧在胸前。“90年代复印机很少又贵，他知道档案材料珍贵，不肯给日本人，我说让他出书，他悠悠地说，没钱。后来是我给他拉了10万块赞助。”王选说。

杨大方和吴世根成了控告日本政府进行细菌战的原告。

1998年7月13日，日本地方法庭举行第二次开庭审理，杨大方作为原告出庭陈述自己家的受害事实。就是那一次他把父亲的相片放大挂在胸前，怀抱着父亲到日本出庭。在法庭发言中，他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这次出庭作证的，除杨大方外，还有衢州江山的薛培泽，他代表他死去的外甥和外甥女，1942年日军从江山撤走时，伪装成国民党军人到村里去发米粿，说日本人败退了，国民党军队来慰问老百姓，薛培泽姐姐的三个孩子吃了米粿，全部中毒死亡，村子里一次性毒死了83个人（村里有300多人，当时有些人还逃在外面不在家）。

当年老百姓只说是“日本人放毒”，以为放的是砒霜，要“像毒死老鼠一样毒死中国人”。经过1996、1997、1998年的调查，确定了所用的毒不是砒霜，是霍乱菌。伪装，是细菌战地面投放的一种方式，日本人称之为谋略。

杨大方从来没有出过国门，当时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出国经历，那次出国，他带的最多的是方便面，几大箱，全程都吃方便面，这就是中国的原告们的“方便面诉讼之旅”。

杨大方一生极为节俭，可能是因为战时苦日子里养成的习惯吧，尽管是老干部，有离休工资，但吃日本餐馆里的一碗面，他还是觉得太贵了，不值。杨大方去了四次日本，吴世根也于2001年3月去东京法庭出庭。1998年邱明轩元完成了他的《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一书，以他的研究，到日本出庭，以中国防疫专家的身份，为杨大方、吴世根作证。

直到2013年日本民间研究者奈须重雄发现的《金子顺一论文集》，衢州当年受到的细菌战攻击的情况才大致出现轮廓：

日军对衢州进行了多次细菌战，第一次是1940年实施的浙江细菌战。从9月18日到10月7日，日军对浙江进行了6次细菌攻击。据《井本日记》记载，这其间在宁波及附近村庄，每平方公里投撒1公斤，金华和玉山每平方公里投撒2公斤霍乱和伤寒，又在温州大面积投放低浓度弹药（菌液）和集中投放高浓度弹药（菌液）。

从国民政府遗留于大陆的档案资料来看，当时政府只是对鼠疫流行与空中撒播的关系保持了高度的警觉。但地面的攻击，当时政府以为是战争造成人口流动大，生活艰难困苦，公共卫生遭到破坏而造成的疫病流行，根本没有将大量发生的霍乱、痢疾、伤寒、烂脚等疾病和日军的细菌战联系越来。

第二次是1942年的浙赣作战中的细菌战攻击。这是精心准备的细菌战，由第十三军以六个师团在5月中旬于杭州附近，第十一军约以两个师团于5月末从南昌附近分别发起进攻，目的是摧毁衢州、玉山、丽水等地机场，打通浙赣线并将铁轨及其他军用物资没收，运往后方。

浙赣作战日军重中之重的目标是衢州。1942年4月28日，美国空军上校鲁姆斯·H.杜利特尔从太平洋的“大黄峰”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空袭东京，作为对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回应，16架B-25双引擎飞机，飞越西太平洋，完成任务降落在中国机场。

▲ 日军占领的衢州北门，此时的北门已千疮百孔，图片来源：衢州青简社

美军轰炸机空袭日本本土，给日本极大的冲击。日本看到浙江及江西的机场群有可能成为美国将来对日本空袭的理想降落地，轰炸机航油难以支撑返回航母，但浙江衢州、丽水等机场距离正合适。4月30号日本发布“大陆命[大本营陆军部作战命令]第621号”，命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尽可能地迅速展开作战，击溃浙江省方面之敌，摧毁其主要航空根据地，封杀敌人利用其基地空袭帝国本土之企图。”

衢州是国民政府空军力量的核心区，衢州机场统辖玉山、丽水等机场。是中国东南各省中最大的军用机场，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在衢县设立空军第十三总站，下辖丽水、玉山、建瓯等机场，形成为一个互相联动支持的机场群落。在这里国民政府建有永久性军事工事，驻有一个军的兵力。

倍受鼠疫重创的衢州又成了双方主力部队进行殊死一决的地方。配合这次作战，日军在浙赣沿线进行了大规模的细菌战。石井四郞带队的日军细菌战部队远征队（731部队120人，南京荣字1644部队36人）到达衢州，为了这次细菌战，731部队从6月中旬开始赶制细菌武器，然后航空班用飞机运往浙江。8月26日到31日的6天里，日军边撤退边撒播细菌：鼠疫、炭疽、鼻疽、伤寒、霍乱、疟疾、疥疮。细菌被投放在水井里、水塘中、麦饼、水果被注入细菌放在百姓家中的桌上……

▲ 2006年邱明轩在向前来调查的德国生化学家介绍衢州细菌战烂脚情况

1942年8月日军退却，衢州各县暴发了鼠疫、霍乱、炭疽、伤寒等近十种疫病的同时大流行。

第三次是1944年6月，日军为策应其“1”号作战进攻长沙，再度进犯衢州，以求摧毁衢州机场、打通浙赣线，威摄闽赣。

1942、1944两次战役衢州城都沦入敌手，一个城市2年间被2度攻陷，烧杀抢掠自不待说，更主要的是其背后都配合有隐密的细菌战。明地里双方枪对枪炮对炮的交战，暗地里进行的是另一场战争——细菌战恶疫的进攻。

比明处战争更险恶、死亡平民更多、损失更惨重的细菌战无论是从战时还是解放后，都被国人忽略了。日军所进攻的主要城市：金华、义乌、龙游、衢州、江山、丽水、玉山、广信、广丰等地都经过了恶疫多年的反复流行，细菌战对于社会经济、军心民心、战斗力及战后恢复重建的综合影响到底有多大，到目前为止仍然不详。

历史的黑洞开敞着，杨大方、邱明轩、吴世根等艰难地做着修补工作。其中一些关键当事人的口述历史，已经成为绝版。如担任过浙江省医疗防疫大队第二队队长和副大队长、兼任过衢县临时防疫处副处长的朱学忠说，

“据我所了解1940—1948年间，衢州地区每年各种传染病的发病总人数大约6万人到8万人，其中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痢疾、疟疾、炭疽等传染病，每年发病人数大约有3万人到5万人，当时对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炭疽等传染病没有特效药，加上医务人员少、医疗条件差，误诊现象很普遍，所以致病死率相当高，平均每年病死人数均在1万人以上”。

1948年衢州5县防疫委员会的调查统计，1940—1948年间，患上述传染病者达30万，病死者在5万人以上，和朱学忠的口述正好互相映证。

▲ 80多岁的老人，回忆起当年的那场浩劫，双手挥动着，显得特别的激动。韩强/摄

访谈时杨大方、邱明轩已经是70岁的人，朱学忠接近90岁。当两代人坐下来谈当年的时候，可以说是“最后的对话”。这些当年政府的工作人员，防疫的亲历者能活着，已经是奇迹。访问是抢救式的，和死亡赛跑，人死了，记忆就消失了。

杨大方去日本参观了靖国神社，游就馆里播放的战歌，摆放的军旗，尤其是陈列的零式战斗机，激得他热血上冲，跳着脚说恨不能开着轰炸机炸了它。冷静下来也不得不服日本人的宣传手段。一个想法萌生了出来：“我不能炸了你，但我也可以建立一座纪念馆，把历史留下来给后人看，给世界看。”

三个老伙伴一商议，发起建立了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的动议，在他们的号召下，叶赛舟等一群受害者加入了进来，调查，走访，记录，照相……他们首先要整理起来一份“细菌战死难民众名单”，并为名单竖立起一块纪念碑。

衢州市区罗汉井五号被选作了纪念馆址，过去这里曾是一座连成片的大宅院， 是衢州最高的建筑，1942年10月4日晨5时，它毫无悬念地被选中。“敌机一架低飞盘旋，掠屋而过。待敌机去后，柴家巷王学林家、罗汉井三号及五号院内均发现敌机所掷下的小麦、乌麦（较普通小麦小，而其色黑紫）、粟米等物品，并于柴家巷王学林家及罗汉井五号两处金鱼缸内及三号水池内发现跳蚤甚多。”国民政府浙江省卫生处长陈万里报告说。

罗汉井五号是一个叫黄权地主在城里置下的房产，天井中间有金鱼缸，飞机低低掠过屋顶，麦粒夹杂着跳蚤“簌簌”而下。住在三号的黄运兴老人，是当年的目击者，他说：“黄权的大、小两个老婆，把飞机投下来东西扫起来喂鸡，想试试是不是‘毒物’。不到一个月时间，大小两个老婆，还有住在他家的9个房客，全部都死了，黄权本人有事外出，幸亏未传染上。”邱明轩找到的民国衢州防疫部门的登记册上，登记着为了防疫焚毁了黄家3间平房，3间楼房，外加6间自搭建的房子，赔偿的金额是600元。

罗汉井五号已经没有了后人，房子还留下一个二层楼的四合天井的院子，那口 “罗汉井”还在，方石凿出的井台磨损得圆润光滑，井口不大，往下望，一汪静水映着天光云影。

杨大方凭着他老飞行员、老革命的面子，去和有关部门要这所院子，大概是跑了很多路，磨了不少嘴才把占用这所院子的单位请了出去，房子多年失修，已经相当破败了。老人们自己动手，保留这所房子白墙黑瓦红木柱的风格，柱子加固，用深红色漆重新作了，黑色的行书“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12个大字镶嵌在白墙上。

▲ 纪念馆，南香红摄

▲ 纪念馆里雕花木柱，这所建筑曾寄托的主人美好愿望，都被细菌战粉碎。南香红/摄

黑、白、红。这所饱受苦难的房子在失去家人管护半个多世纪后，显露出了它原本的尊严，细细看，会察觉它曾经寄托了主人很多美好的愿望，房子的十多根柱子的柱头都饰有木雕，松鹤梅，福禄寿，文房四宝，瑞兽花鸟，几十个主题精雕细刻。

2005年清明节，细菌战展览馆建成开馆，门口黑色的死亡者石碑上，排在第二位的，就是这所房子的女主人：黄廖氏。还有杨大方的父亲杨惠风。展览馆的设施相当简陋，展板都是由老人们手工制作的。展览再现了衢州这个城市在抗战中的苦难，饱受轰炸，两次失城，多次秘密细菌战，国民党在明暗两条战线上苦战，顾此失彼，这段历史曾经因为政治原因而被有意忽略。

作为军人对军人的致敬，他们还原了守城的国民军人21军第145师435团上校团长刘一的故事。

1944年6月25日保卫衢州的战役中，激烈的战斗就发生在老衢州机场的跑道上。刘一，1904年生，旧制中学毕业后考入四川军官学校，投笔从戎。衢州细菌战纪念馆里挂上了刘一的照片，一身戎装，方脸剑眉，眼中的目光肃穆而坚定。

▲ 衢州细菌战纪念馆里的保卫衢州英雄刘一的照片

作为衢州城外围的防线，机场四面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刘一带约一个营的兵力，利用昔年日军占领时破坏机场所挖掘出的大坑堑作掩护，阻挡日军的前进。这些大坑是1942年日军关押3000名国军俘虏挖成的，每沟深1.5米，宽约2米，第隔50米一个大坑，为的是阻止国军使用机场。

这一天从早晨敌人发起四次进攻，到了下午，在日军飞机反复扫射轰炸的配合下攻入机场，刘一身中两弹，但仍一跃出堑以白刃迎敌。当发现刘一是指挥官时，日军将他团团围住，与之车轮战刺杀格斗，刘一遍体洞穿，眼睛被头上流下的鲜血糊住，握枪的手也开始松驰。最后日军一大佐大叫一声，举起战刀劈下来。寒光闪过，战刀从刘一左肩挥过右腰。“从肩到腰斜着身体剖为两段，壮烈殉国。”146师工兵营营长黄土伟回忆道。

刘一牺牲时只有27岁。衢州城陷落，阵亡将士无人收尸，刘一尸骨不存。刘一留下一张1937年5月和妻儿的合影，刘一戎装站立，妻子怀抱幼儿，黑白照片用染色法让夫妻二人的脸颊落着桃红，平添生命的朝气。但让人唏嘘的是，刘一的妻儿日后竟都死于日军的大轰炸，刘一血脉无续，半个多世纪后去台湾忠烈祠寻找和祭奠的，是他战时收养的一个侄儿。

日本细菌战从谋划到实施也得到了完整展示，杨大方他们收集来的资料，在法庭上的诉讼材料，还有他们寻访到的烂脚老人的影像资料。为了还原这段历史，三位老人费心思，展览馆里有一枚石井四郞研制的陶瓷细菌弹，是他们按照一比一的比例仿制出来的， 30公分的直径，棕色，闪着棕色的釉彩。如果不是后面带个尾翼的话，就像是农家用的咸菜缸，但它却是细菌炸弹。用陶器是因为在炸弹投下的过程中，陶器升温慢而不至于使细菌高温死掉。正是这样的炸弹曾经大范围地毒害过这里的土地。

一个城市没有历史和记忆就会没有灵魂和精气。1940年代作为衢州政治中心的衢城并不大，它坐落在衢江之东，有6座城门，空中俯瞰　像一只卧伏的老龟。如今衢州在浙江省经济并不发达，但仍是少数有机场的地级市，只是城市的发展已经将机场包在了市里。夜航降落衢州，从繁星般的市井灯火中飞过，看到航站楼顶上鲜红的行书大字：“衢州”，会感到庄严肃穆的古城风韵。

老城当年被日军火炮轰塌并从此攻入城的大南门城墙和城门得到了修复，从此门沿衢江北上，一路便是遭受细菌战攻击染疫炽烈的街巷：美俗坊、县西街、上营街、柴家巷、罗汉井、水亭街……从文革中的拆毁到城市扩建的拆除再到旅游业兴起的复古再建，衢州老城面目全非，但细菌战展览馆就坐落在老城中间，巍然如一名老者当街挺立，任时间光影变幻而成为这座城市不变的历史基色。

20年，三位老人耗尽了他们生命中的最后时光。2009年11月先是吴世根身体出了状况，志愿军时他在工兵团里，打洞开路让他得了尘肺病，参加调查时已经喘息不止，他死的时候拉着儿子吴建平的手不放开：“父亲临死时不瞑目，我问父亲有什么事放不下，父亲说，细菌战和日本人的官司没有打完，一定要我接班继续打，我点头答应，他才松开手，之后就再也不说话了。”吴建平说。一族人都失去了本姓，这是父亲永远的痛。

2015年4月在衢州中医院的病床上，邱明轩也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因为肝癌他整个身体已经薄得像一张纸一样。他说他用尽了最后的力气，完成了衢州细菌战调查的五本书，全部都是自费出版。他交待，书中的资料，他都交给衢州细菌战展览馆。人们可以在那里查阅。而他收集的资料，交给了他的外甥，一个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年轻人，希望他能够继续研究。

第二战场的战斗，最后又只剩下杨大方一人。

2014年10月已经中过风的杨大方找到吴世根的儿子吴建平，希望把他担任多年的衢州细菌战受害者协会会长交给他。这是一个几经申请始终没有获得批准的协会，还挂着筹备会的名头，实际上没有吴建平接班，杨大方真不知道应该把它交给谁，衢州各乡都有疑似细菌战炭疽感染的“老烂脚”，这些人也是风烛残年，急需要救助，需要抚慰。

2015年6月，在中国医师协会创伤外科医师分会的专家志愿团队的技术支持下，王选联合上海王正国创伤医学发展基金会，在腾讯网公益频道发起善款公募行动，全面启动对衢州、金华、丽水地区细菌战烂脚病人的医疗救助。衢化医院副院长、烧伤科主任张元海领衔的团队，承担烂脚病人手术治疗任务，吴建平承担了志愿者的工作，跑乡间，找老人，做工作，接他们到医院，2016年底，他们一共收治了57名创面严重的烂脚病人，烂了一辈子的老人终于医好了他们脚。

2016年底，也许是冥冥中感到自己生命将尽，杨大方穿好军装，把他一生军功章満満的在左胸边排了三排，右胸边二排，到照相馆照了一张正装相，84岁的他双唇紧闭，白发苍然，但一双眼睛光华闪耀一如当年他的父亲。和他父亲不同的是，那眼睛里更有军人的坚毅，老者的睿智，也有阅尽世事的慈祥。

这成了他最后的遗照。

为他抬棺的人，是吴建平。在衢州三位老人都去世后，他接任细菌战受害者协会筹备会会长，只是这个会不知何时能获得合法身份。

“杨大方的逝去是一个象征，一代有战争记忆的人正在成为历史。但衢州细菌战死难者老杨他们整理出了2000多人的名单，留下口述历史的，不足20个人，谁去记录，谁去抢救这段历史？”王选几乎是声嘶力竭地说。

本文原标题为《老兵的第二战场，留下一座城的历史》，本系列连载完。

题图：纪念碑上被细菌战夺取生命同胞的名单。韩强/摄

【作者简介】 

南香红|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非虚构写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