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听说西印度群岛上的特立尼达,是因为奈保尔。
奈保尔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特立尼达人。我很喜欢他的《米格尔大街》。
这座从没去过的异国小岛,除了奈保尔,还有两位中国名人。
一位是陈友仁。
他跟着孙中山闹革命,国父去世之后,一度和宋庆龄闹了一点儿绯闻。
另一位是戴爱莲——中国现代舞的奠基者。
昨天是她的逝世纪念日。
戴爱莲,一位真正的舞者,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民国女性。
她始终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
一
戴爱莲出生在特立尼达,十一岁时,因为父亲烂赌,母亲决定靠手艺养活全家,出外找工作。
为了学习技术,母亲一个人跑到英国,专门学习裁剪,继而又转道巴黎,特地学做毡帽。学成之后,母亲回到特立尼达,给戴爱莲带了一本杂志——《舞蹈时代》。
这本杂志让年幼的戴爱莲大开眼界,她尤其崇拜杂志里采访的芭蕾艺术家安东·道林。她按照杂志的地址,给安东·道林写了信:
从《舞蹈时代》杂志上,我看到有关您少年时代学习经历的报道,我现在准备到伦敦去您曾经求学过的那家芭蕾舞学校学习,不知那所学校现在的情形怎样,我冒昧地希望您能给我一个指导。
安东·道林给戴爱莲回了信:
那个学校你不必去了,到伦敦后,你第一件事情就是直接来找我。
写信的时候,戴爱莲并没想到,自己很快,真的能去伦敦。
三年之后。
1930年,戴爱莲跟随母亲和姐姐,先坐船,复乘火车,终于,整个伦敦呈现在14岁的戴爱莲眼前。
到达伦敦的第二天,她就去拜访了安东·道林。
从此,开始正式学习芭蕾舞。
戴爱莲说,在当时的英国,跳芭蕾舞的都是白人,“我是华人,学芭蕾比较晚,加上个子矮,进不了芭蕾舞团”。她有点沮丧,对道林说,自己这辈子肯定不能进芭蕾舞团了。老师鼓励她:
你应该做一件事——让别人看你的演出。
在老师的鼓励下,她去饭馆跳,去餐厅跳,甚至去酒吧跳。
虽然客人们都“不是欣赏我的艺术而是只为看我的腿”。
但她渴望舞蹈。
1932年,戴爱莲第一次在英国登台表演——歌剧《海华沙之歌》里,她是一个不起眼的群舞。不过,第二年,虽然还是群舞,她的位置已经可以在照片里被轻松认出来了——戴爱莲谦虚地说,这大概是因为自己比较黑,很像印第安人。
但实际上,她的老师们很早就指出,戴爱莲是一个有天分的人。
运气永远只给那些有天分而做好准备的人。
二
如果没有看到现代舞蹈家玛丽·魏格曼的演出,戴爱莲也许会永远做一个芭蕾舞群演。
她观摩了一次,便被这种“在舞台上发电”的表演震撼了。
她决定要成为一个现代舞舞者。
这个决定意味着,她将不可能再跳芭蕾舞。
因为在那时候,芭蕾舞看不起现代舞,现代舞也看不起芭蕾舞。现代舞演员与芭蕾舞演员泾渭分明,不能“共处”。
她找到魏格曼舞团中的演员莱斯莉·巴若斯·古森斯,后者在伦敦开了一个现代舞工作室。在那里学习时,戴爱莲遭遇了许多敌意。每个人都轻蔑地说:“你来干什么呀?芭蕾舞演员?”戴爱莲企图在舞蹈中加入一些芭蕾舞的动作,结果——
她被开除了。
她曾经前往德国,加入一个科隆的现代舞团。这时候,德国纳粹的气味渐渐逼近了他们。科隆舞团的团长是一对犹太夫妇,为了掩护他们,戴爱莲每天都和他们走在一起,因为大家就会注意到这个东方人,客观上削弱了犹太夫人的危险系数。戴爱莲在纳粹德国的经历是刻骨铭心的:不在人行横道过马路要坐牢;十字路口有各种废物回收桶,为了制造枪炮收集各种金属,谁要把铝桶、牙膏皮扔在垃圾桶中,也要坐牢。坐在餐馆里和走在路上的人一样左顾右盼,因为随时都有被党卫军抓走的危险。
1936年,戴爱莲的父亲正式宣告破产。他写信要求戴爱莲回特立尼达,戴爱莲拒绝了。然而,这意味着,从这一刻开始,她需要自己挣钱,养活自己。
作为一个舞者,戴爱莲有了另外一些身份:牛奶工(有时候因为饥饿,她也偶尔克扣过别人的牛奶,作为自己的食物);电影院里的清洁女工;服装模特儿……
对于这些挫折,她从未因此磨灭自己的自尊,甚至,当很多年之后说起那段打工经历,她显得那么兴趣勃勃。
1939年夏天,戴爱莲通过了尤斯的考试,进入了位于达亭顿庄园的尤斯·雷德学校。在这段学习中,戴爱莲将遇到一个人,这个人,将成为她一生的关键词。
这是一个奥地利人,叫威利·苏考普。
威利·苏考普是一个雕塑家,当时到达廷顿访问三个月。戴爱莲受邀参观了一次威利的工作室,两个人就成了室友。戴爱莲做了威利的模特儿,作为酬劳,她可以住在威利的工作室。
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天。白天,他们一起工作;夜晚,他们一起聊天。周末,他们一起到森林里散步,“遇到路上有水的地方,他怕我踩着水,就把我抱过去。”
有一天,走着走着,他忽然问:“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戴爱莲说,1916年5月10日。
她有点小小激动,她显然已经敏感捕捉到了埋藏在两人之间隐约的那点爱情之火。
然而,下一句,他说:
我的未婚妻,和你同一天生日,不过,比你小一岁。
继续散步的戴爱莲虽然说自己当时心中并无涟漪,但显然,她的内心犹如五雷轰顶。
她坦率地承认自己对威利简直是发狂的爱慕,虽然他们在一起才刚刚两周。
她对威利说,自己更适合他,因为他们两个人是一样的人,出身贫寒,对事业充满热情,有自己的理想。而威利的未婚妻西蒙则出身银行家庭。
但威利对她说,他已经答应了西蒙,他对她负有责任。
戴爱莲这样做当然有点不厚道,但留给的时间确实没有多久。很快,不知道是不是听到了未婚夫在异地的“异动”,西蒙很快赶到学校——她是戴爱莲的同班同学。
第一次相见,戴爱莲看见威利特地穿上了奥地利山区的民族服装,“看见他们两个衣装笔挺地并排走过,我怒火中烧,忌妒得要命!因为我已经爱上这个人了!可是我怎么办?他们有钱,我没有钱,他们又已经订了婚!哎!我知道我没有希望了,也就不跟他说什么了!当时我就只有一个想法:我要忘了他。”
我钦佩她对于自己的坦诚,也敬佩她的勇气。
当时的戴爱莲十分尴尬,为了逃避,她只好逃也似地离开了那里。
去哪里呢?她心中有了一个想法——
她一直想要看看,她的祖国。
三
在香港,戴爱莲结识了她所仰慕的宋庆龄。因为戴爱莲在伦敦时曾为“保卫中国同盟”募捐,宋庆龄便让戴爱莲以保卫中国同盟的名义,在半岛酒店音乐厅举办一次舞蹈演出音乐会,为抗日后方筹款。郁风当时任香港《星岛日报》画刊编辑,廖梦醒通知她去为戴爱莲的舞蹈排练画速写,同时去画速写的还有叶浅予。
戴爱莲和叶浅予语言不通,一个不会讲中文,一个不会讲英文。
但两个人的心情是相通的。
叶浅予刚刚失去了爱人梁白波,戴爱莲刚刚遭遇了和威利的失恋。
到了正式演出时,郁风却发现,叶浅予不见了。
原来,叶浅予在后台忙上忙下,管服装,照顾演员上下场时间,俨然一个舞台监督。
郁风这时才知道,叶浅予已经爱上了戴爱莲。
他们用了一周时间确认相爱,用了半个月时间热恋,然后就决定结婚,可谓闪婚,证婚人是宋庆龄。
结婚是叶浅予提出的。演出结束之后,戴爱莲告诉叶浅予,自己想去延安,“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献身”。叶浅予表示愿意同伴而行,但两人要先确定关系,“先结婚,后上路。爱莲高兴得像孩子似的把我抱住,连连亲我。”
对于戴爱莲来说,叶浅予的这句话,是对她的拯救。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幸福,叶浅予自己回忆:
“我在地上失去了一个梁白波,却又从天上掉下来一个戴爱莲,丢失了的艺术家庭又可以重建,怎不让人兴奋!
这一年,叶浅予33岁,戴爱莲24岁。
△叶浅予与戴爱莲
四
他们的婚姻在最初的几年非常和谐。大家都羡慕这对夫妇,戴爱莲开舞蹈表演会,叶浅予给她打杂、当翻译、做饭、 做舞台监制,两人“就像一对跑江湖的夫妇,女的跳舞,男的击鼓”。
叶浅予饶有兴趣地记录着戴爱莲和他的生活,他把戴爱莲的一些日常话语收集整理出了一个“戴氏妙语”:
戴爱莲到菜市场去买老母鸡,开口讲的是:“给我那个鸡妈妈!”被蚊子叮了,说:“蚊子,在我腿上开饭!”马脖子上用的护套,戴爱莲说,这是“马的领带。”
在一次聚会上,戴爱莲见到了周恩来。主人介绍说,这是周恩来先生,堪为人师长。她却误以为周恩来“是一位周师长”,所以全程冷着脸,后来得知闹了笑话,于是到周恩来家里去道歉,大家都哈哈大笑。
在重庆,戴爱莲在学校教中国学生舞蹈。在给学生们上分组练习舞蹈课程时,她想让一半人出来练舞,另一半人留在原地观摩。想了很久,她说:
出来半个人。
△叶浅予在1940年代绘制的戴爱莲舞台形象
1949 年,北平解放,戴爱莲参加了华北大学文工团,叶浅予则是美协副主席。因工作原因,叶浅予要去往新疆,待他冬季回到北京之后,他发现坏事了——
戴爱莲要求离婚,理由是“她爱上别人了。”那个别人,是戴爱莲的舞伴丁宁。
叶浅予五雷轰顶,他一直洋洋得意于这段感情,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好生气地说:
我明白了,我这个高级跟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不再符合她的需要。
他们的离婚原因其实没那么简单。
戴爱莲虽然是一个华侨,但整个思维是西方的。在他们认识之后,戴爱莲很想和叶浅予沟通从前的感情创伤,而叶浅予拒绝了。
戴爱莲做了很多次努力,她觉得只有两个人心平气和地坐下来,把彼此从前残留在心里的那一层感情隔膜捅破,才能成为真正的夫妻。大男子主义的叶浅予觉得,这种事有什么可说的呢?
叶浅予也忽略了戴爱莲嫁给他之后要处理的孩子问题。叶浅予和第一任妻子有一个女儿叫叶明明。刚结婚时,叶明明非常排斥戴爱莲,经常在家里吵架。叶浅予对此完全置之不理,戴爱莲想尽方法接近叶明明,给她买玩具,为她做衣服,最后,叶明明和她的感情,比与父亲的感情还要好。
被离婚的叶浅予忽然想到了1946年9月,他带着戴爱莲去美国。在邮轮上,一个神秘的中国太太曾经给他看了手相,断言:
数年间,先生可能因情生烦恼。
在戴爱莲的自述里,她始终不承认自己爱过叶浅予,她说:
在与叶浅予共同生活的10年 中,我总感到他不理解我。虽然他非常爱我,但我却没有像最初想象的那样深深爱上他。在工作中,叶浅予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然而我们的心不能贴得很紧,直到最后,他也没有真正理解我内心深处的想法。我耐心等了10年,最终还是失望,我决定提出离婚。
五
戴爱莲与叶浅予离婚后,和丁宁结了婚,她为这段草率的感情付出了非常惨痛的代价:文化大革命中,这个男人拿走了她的所有钱款,并且要求和她“划清界限”。
但戴爱莲说,自己并不怪他,因为那时候,她受到了江青的点名:“为什么还没有揪出戴爱莲?”所受的折磨可想而知。当“文革”结束时,海外的亲人都非常惊讶,戴爱莲居然还活着。
戴爱莲与叶浅予的女儿叶明明一直以母女相称。明明想要撮合他们复婚:“你看,你和爸爸一个住花园村,一个住东单,我要照顾你们还得 两头跑。为了我省事,干脆你们搬到一块儿住算了。”叶浅予也很赞成女儿的这个想法,戴爱莲听了却总是笑笑。叶明明以为她大概同意了,就买了好多家具。这时,戴爱莲才很郑重地说:
我不能和你父亲复婚,因为我心里始终忘不了我初恋的爱人。
“文革”结束后,戴爱莲被恢复了海外通信的权利。她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威利写信,40年过去了,他们的爱情,似乎和刚刚认识时一样。
1994年,戴爱莲得到了威利中风的消息,前一年,威利的妻子西蒙去世了。戴爱莲到英国探望威利,威利问她:“你能留下来陪伴我吗?”在征询了威利儿女们的意见之后,戴爱莲留了下来,公开地和威利相处,照顾他的生活,在她的回忆录里,她骄傲地说:
到1995年威利去世时,我一直都在他的身边。“你真像天使一般好!”米歇尔(注:威利的儿子)对我说:“你们有个开始,也有个结束。”如今,米歇尔是我的干儿子,他的孩子们都叫我奶奶。
她始终还是忘不了他。
到了今天,人们都称呼戴爱莲为“中国舞蹈之母”,但我觉得,戴爱莲之所以成为戴爱莲,是因为她在任何时候,都忠实于自己的内心。
这一点,很难很难。
△戴爱莲和威利
这个故事,还有叶浅予版本,详情请戳:
为什么我总不能在对的时间遇见你?
一见欧巴误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