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舒：1949年，他们为何选择留在中老胡同？

源济

1949年，他们为何选择留在中老胡同？ 

2015-10-11 李舒 山河小岁月

今天是山河小岁月的第二十九次推送。

前几日去故宫，又忍不住往东北方向走，沙滩北街靠南口，有一条东西向的老胡同——中老胡同，胡同不宽，稍微走走就到头，32号的那座有着几座小四合院的深宅，据说原来有东院花园里有座假山，山上有个小亭子，站在亭子上用望远镜向西南望，据说可以望见故宫。一百年前，光绪的妃子瑾妃因为思念母亲，便买了这座宅子，娘儿俩定好时间，瑾妃登上御花园的亭子，老太太登上中老胡同的亭子，两人用望远镜互相观望，以解相思之苦。

今天想说说这个小院的故事。

这个院子引起我的注意，并不因为它的出身高贵。在1946年到1952年期间，这里曾经是北京大学的教工宿舍，先后住过30多户，说起那些名字，今天仍旧为人称道：美学家朱光潜，作家沈从文，诗人冯至，哲学家贺麟，数学家江泽涵，翻译家闻家驷（闻一多之子），法学教授费青（费孝通哥哥），政治学教授吴之椿，化学家孙承谔……

32号院子里的故事温馨而甜美：门房老赵敢把树上的虫子捉下来炸着吃；长得像洋娃娃陈琚理有个外号叫“baby陈”；冯至伯伯虽然严厉、却会给孩子们表演耳朵会动的“绝技”；卖萝卜的小贩削出来的萝卜花是所有小朋友的至爱；院子里的伯母们有的是江南闺秀、有的是清华校花、有的是洋派小姐，但个个有着难以言喻的魅力……

△陈琚理和母亲弟弟，拍摄于1950年

但我们最关注的，除了这些充满生活情趣的瞬间，还有在1946到1949年，这个全中国知识分子心态最为敏感的时刻，在光明与黑暗的交接点上，无数的知识分子都曾经彷徨，而大院里的教授们也必须做出选择。

△俞大缜教授在中老胡同32号

1948年，王珉源怀孕的妻子张祥保到协和医院做产前检查，大夫林巧稚告诉她：“你们北大的胡校长走了。”

但她并不是32号院里最早知道这个消息的，数学系的江泽涵教授知道的更早，胡适妻子江东秀，是他的嫡亲堂姐。胡适问江泽涵的大儿子江丕桓是否愿意跟他们走，江回答：“你们走你们的路，我们走我们的路。”

△1937年6月，江泽涵在卢森堡公园与著名数学家吴大任（右一）夫妇合影。

32号院的教授，几乎都做出了和江家一样的选择。

为什么选择留下？没有住在大院里、却同样面对这个问题的钱锺书夫妇曾经做出过解答。杨绛说：“解放前，我们是读过大量反苏小说的。但我们不愿远走他乡去当二等公民，仰洋人鼻息。我们爱祖国的语言文化，也不愿用外文创作，所以在世局嬗变之际选择留下。谣言传说共产党要‘杀四十五岁以上的知识分子’，凭常情可以否定，或只算我们‘短命死矣’，不愿离开父母之邦。这是实话实说。”

△芮沐教授的女儿芮晋洛

1949年，收音机里播放着“你你你你你真美丽”，沈从文的儿子沈虎雏还是兴致勃勃地依旧看着闻家的闻立荃“司令”拿着竹竿在北院斗剑：“阿里巴巴四十大盗，锵！锵！锵！”，孩子们因为不上课而更加玩得开心，大人们没有了往日的闲闲之色，连最爱踱步思考数学问题的数学家庄圻泰都不出来散步了。

△1949年7月，沈从文、巴金、张兆和、靳以、李健吾在中老胡同32号门前

教授们忙着在院内挖防空壕，“各家门窗玻璃上都贴了米字型的纸条，这样既可以透进些光亮，也可以防炮击时震碎玻璃。只有教育学系陈友松伯伯家的玻璃上，糊的不是米字，而是‘风雨同舟’四个大字的剪纸。”

沈虎雏回忆道，陈友松是“baby陈”的爸爸。傅作义曾经派兵给每位教授送来一袋面，冯至很恼火，不肯出去接，他写下散文《决断》，发表在同院的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上，极力劝告同仁好友们：“是作出决断的时候了”。冯至还曾经语气很重地用德语跟贺麟说：“现在是一个最后决定的关头，亲人的决定不同也要闹翻。”

△诗人、翻译家冯至

贺麟有些担心的，毕竟，他曾受到蒋介石的两次接见，蒋介石日记里，有多数次阅读贺麟文章的记录。贺麟更担心的是，自己赞成唯心论，也许共产党不能“容他”。

△哲学家贺麟

他想了一个办法，当有学生来拜访时，便故意把书“忘”在他家，打开一看，里面是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跟封皮上的书名全无关系。很快，地下党也传来话，“希望贺先生不要到南京去，我们认为贺先生对青年人的态度是好的”。

贺麟也和钱锺书夫妇一样，最终选择了留下，他三次拒绝了南京政府请他离开北平飞往南京的要求。

1948年12月北大50周年校庆时，贺麟的学生们送给他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我们的保姆”，这是他多次营救保护学生的口碑。

这面锦旗却在“文革”中给他招来大祸，因为他们说，他保释出来的学生都是“叛徒”，他营救他们的理由是“为了把他们发展成特务”。

△胡适一家，右立者为胡思杜

32号里还有一位单身住户——胡适的儿子胡思杜。和其他教授不同，胡思杜是在1949年胡适离开北平之后，搬到中老胡同来的。那年，胡思杜27岁。他不愿意随父母南行的理由是：“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

胡思杜住在32号大院的西北角，和沈从文家是邻居。沈从文的儿子沈虎雏回忆，“胡三爷”难得露面，却曾经叫过沈虎雏去家里喝枣子酒。他还问沈虎雏：“见过金元宝吗？”听说“没有”，胡思杜拿给虎雏看了，“原来那么小，比饺子还要小一号。”

胡思杜在32号只住了一年就搬走了，连他的长毛波斯猫也没带走。波斯猫很快成了野猫，1950年开春时，蹲在原主任家屋顶上怪叫，两眼都瞎了。

要求进步的胡思杜曾经写了《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和父亲划清界限。但没有什么用。1957年9月21日，36岁的胡思杜上吊自杀。他的远房堂兄胡思孟赶到他所在单位时，只见大院墙上贴满了批判胡思杜和胡适的大字报。

住在32号院内4号的化学系教授孙承谔，在那个时刻，虽然不在32号院里，却一样面临决断。12岁考上清华留美预备班、24岁美国博士毕业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孙承谔当时刚从美国归国，和许多旧友在上海不期而遇，“最关心的问题还是何去何从”。旧友们劝他带上家眷一起去台湾大学教书。孙承谔回绝了，分别时，他们彼此笑着说：“等10年以后，咱们再看谁做得对。”

△孙承谔

孙承谔在文革中被当做“走资派”打倒，当年回国的经历，被认为是“被国民党派回来的”。很多年之后，儿女们问孙教授是否后悔，他仍旧回答：“我觉得我做得对。”

要知道中老胡同32号的更多故事，推荐大家都去看看《中老胡同三十二号》。好友孙琰的母亲、北大西语系教授陈占元的女儿陈莹先生是三十二号的一份子，也参与了这本书的撰写和编辑。得知我要写这条微信，陈先生还给我发了32号胡同的房屋分布图，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