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舒：因为一只猫，丰子恺先生成了反革命

源济

因为一只猫，丰子恺先生成了反革命 

原创 2016-11-09 李舒 山河小岁月

今天是丰子恺先生的冥寿，发一篇旧文。

和朋友聊丰子恺，我说，我最羡慕他的人生态度。不宠，无惊，他几乎如一个赤子，看一切事，都是好的；遇到一切挫折，仍是向善。

当然，吃素除外。

其实，他也只是吃了一段时间的素，他爱吃螃蟹，一辈子改不了。后来装了假牙，咬不动蟹钳，还是忍不住去王宝和酒家，叫女儿帮他咬开。女儿拿他的偶像弘一法师揶揄他，他笑笑说：“口腹之欲，无可奈何啊！单凭这一点，我就和弘一大师有天壤之别了。所以他能爬上三楼，而我只能待在二楼向三楼望望。”

△丰子恺（右）和梅兰芳

今天要说的，是他生命的最后十年。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上海中国画院，出现了第一张针对丰子恺的大字报。

大字报批评的是丰子恺发表在1962年《上海文学》8月号上的随笔《阿咪》的。阿咪是一只猫，丰子恺是爱猫的，他笔下的猫，有一种力透纸背的可爱，仿佛就在眼前似的：

这猫名叫“猫伯伯”。在我们故乡，伯伯不一定是尊称。我们称鬼为“鬼伯伯”，称贼为“贼伯伯”。故猫也不妨称为“猫伯伯”。大约对于特殊而引人注目的人物，都可讥讽的称之为伯伯。……

问题出在“猫伯伯”上。大字报说，“猫伯伯”影射的乃是最高领袖。

信手拈来的一个词，让老画家立刻成为了“反革命黑画家”“反共老手”——最后，一跃成为上海市十大重点批斗对象之一。

我们来看看老画家的“黑历史”吧！

《昨日豆花棚下过，忽然迎面好风吹》——此画欢迎蒋匪反攻大陆。因为“好风”者，乃是好消息也。

《炮弹作花瓶，人世无战争》——批评者认为，这幅画迎合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是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叛国行为制造舆论。

《城中好高髻》———恶毒讽刺、攻击党的领导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船里看春景》——恶毒污蔑攻击人民公社

这些都是在《打倒美术界反共老手丰子恺》专刊上看到的，孔夫子旧书网上还有的卖，我贴几篇给你们看看，简直是一朵奇葩。

很快，丰子恺被抄家，据说，仅仅是书画，就被抄走了四大箱子。存款也被冻结，他所租住的日月楼，原本用作起居室的底层被退租，另外住进了人家。（顺便说一句，丰子恺先生故居最近被关闭了，理由也是底层的邻居觉得扰民。不知道这位邻居是何时搬进来的。）

△我最爱的，就是日月楼的大窗户

又很快，丰子恺要去“牛棚”上班了。“上班”是他自己的形容，在给广洽法师的信中，他说“弟每日六时半出门办公，十二时回家午饭，下午一时半再去办公，五时半散出，路上大都步行（十七八分钟可到），每日定时运动，身体倒比前健康，可以告慰故人。”一起去上班的还有巴金。有一次，巴金在去牛棚的路上，在淮海中路陕西路路口下车，还看见商店旁边的墙上贴着批判丰子恺大会的海报。

△丰子恺和广洽法师

六天“牛棚”上班，一天休息。休息的时候，丰子恺最喜欢的游戏是连环诗词句：“廖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红豆生南国，国破山河在，在山泉水清，清泉石上流……”好像只要有了诗，日子就可以过下去。后来他去乡下劳动，最喜欢的是和唐云对对子，丰子恺对“黄梅雨”，唐云对“芭蕉雨”，玩得不亦乐乎。

漫画家张乐平当时是美协上海分会副主席，每次，“主席”丰子恺被批斗，张乐平总是和沈柔坚轮流陪斗。批斗的项目是挂牌坐“喷气式”。

“喷气式”是文革中流行的术语，就是把批斗对象的双臂强拉到身后，再把头按低低的，名曰“坐喷气式飞机”，如图所示：

有一次，张乐平陪丰子恺在闸北一个工厂被揪斗：

我们一到，匆匆被挂上牌子，慌忙推出示众。一出场，使我好生奇怪：往常批斗，总是子恺先生主角，我当配角，而这一次，我竟成了千夫所指，身价倍增。低头一看，原来张冠李戴，把丰子恺的牌子挂到我的脖子上了。我向造反派头头指指胸前，全场哄笑，闹剧变成了喜剧。有时斗完之后，我们同坐一辆三轮车回家，彼此谈笑自如。有一次他问我怎样？我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问他怎样？他笑着说“处之泰然。”后来有一次，我突然看到他那飘飘然的长白胡须被剪掉了。我很为他气愤，他却风趣地说：“文化大革命使我年轻了。”

批斗完，“反动学术权威”们要自行回家，丰子恺坐26路公交车回家，胸口挂的“牛鬼蛇神”标志牌不准摘下。车上的人都围着起哄，有人高喊“打倒他”。丰子恺也不在意，一个人扶着车栏杆，眼睛望着窗外，人站得笔直。

他被造反派用热浆糊倒在背上，贴上大字报，并且被拉到草坪上示众。回家时，家人看见狼狈痛苦的老画家，而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我不是照样回来喝酒了吗?不要去谈这些，不要管它，给我把酒斟满一点。”

他爱喝酒，不过之前并没有瘾，不过是小酌。到了今时今日，喝酒却成了救命的药，他自己在日记里说，“至于物质生活条件，我实在看得很轻，不成问题。只要有酒（威士忌也好），我就满足。”

在牛棚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大大小小几十头“牛”，被圈在棚子里，靠着四面墙脚，规规矩矩，席地而坐，每天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投降书很长，一位老先生老眼昏花背不出，被人打得死去活来。丰子恺不像别人那样高声诵读，只是微合双目，喃喃默念。

不知道他到底在读什么，居然也蒙混过关。

在牛棚，当然也要劳动。丰子恺到郊区港口曹行公社民建大队参加“三秋”劳动，丰子恺需要先乘车到徐家汇，换56路到港口，再换龙吴路汽车到曹家港，辗转一个多小时。吃酱瓜乳腐，三两饭，劳动是采棉花，睡稻草床，铺在地上的。冬天下了雪，他和朱屺瞻在一起，枕边被上都是雪。

他渴望退休，日记里写：“我问题解决后，即可求退休，大愿遂矣。”1970年，他终于退休了，但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而是，他生病了。

2月2日丰子恺全身抽筋，神经性发作，把他送到医院一查，果然很严重，是中毒性肺炎。苏醒后，他反复问的居然是：“我有了病,今后是不是可以留在家里了？”他又要医生给开病假单，这样便可以回家休息。他的女儿丰一吟后来回忆说：“他拿回来的药，后来我们才知道，在我们不看见的时候，他是不吃的，在他去世以后，我们发现剩下许多药。爸爸显然为的是希望病得更长久些，在他那已经剩下不多的晚年可以留在家里从事他喜爱的、必须做的工作。”

回到家的丰子恺睡在阳台，睡在那张连腿也不能伸直的小床上。我曾去参观过丰子恺先生故居，那床还在，是窄窄的，小得不能再小，但窗外景色实在好，满眼是嫩绿的，所以在病中，他还是说：“窗前杨柳初见鹅黄。”

△日月楼

5月，他给儿子写信说：“今年春天如此过去，多可喜，亦多可悲。喜者，不须奔走，悲者，寂寞也。”

他通常早上四、五点起来，到七点之前，临帖约一个小时，八时吃药睡觉，到九时半起来吃牛奶，在床上看书写信，直到正午，在床上吃午饭，睡觉，三时起来，再看书休息，六时吃粥，黄昏闲谈，八时半就寝。

可是他再不能画画，身体不自由，除了寂寞，还能有什么呢？

他以为自己的生活会慢慢好起来，一个已经不能画画的画家，难道还能对人民有什么妨碍吗？1973年6月时，上海市举行书法篆刻展览会，丰子恺应嘱写鲁迅的对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谁知，刚刚挂上去，就被取下，据说，下令的乃是当时上海一位当权人物。

他当然还是黑画家，1974年2月，江青等指示中国美术馆举办所谓“黑画展”，批判周恩来组织创作的二百一十五幅出口画，他的画也在其中。工厂中贴出一张大字报，说丰子恺写苏曼殊诗意的“满山红叶女郎樵”，是讽刺。红是红中国，樵取红叶，即反对红中国。不独他被批判，唐云画一只鸡，又被批评，说眼睛向上，不要看新中国……

不过为时已晚。7月，为巩固文革成果，上海又开批判会，受批判的四人，丰子恺、林凤眠、程十发、刘海粟。丰子恺受批的是这幅“满山红叶女郎樵”，起因是他画好了送人，那个人将画交出，因此受批判。

但他仍旧不绝望。一日，写龚自珍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心中顿生感叹：“可知天地好生，生意永不熄灭也。”来人求字求画，他不再画画，只给人写字，一概写“毛诗”。

1975年8月，丰子恺忽然夹不起菜，接着又气喘说不出话，到华山医院，住在内科观察室九床，8月31日做超声波检查，正常，9月1日做脑电图，还是正常，9月2日转神经内科观察室27床，做X光片检查肺部，发现右肺的叶尖有一个拳头大的肿瘤。医生分析，可能已转移到了左脑，因此使右臂不能动弹。

弥留之际，丰子恺讷讷欲言，只能打手势，女儿一吟看出他的意思，原来是担心藏在家中的《落洼物语》等3部物语的译稿，那是他的最后的日子里，做的唯一的事情。女儿告诉父亲，会把翻译稿交给弟弟新枚保藏，丰子恺连连点头，好像完成了一桩心事。

1975年9月15日，他于华山医院急诊观察室病逝。

市面上颇为流行的《护生画集》，乃是他送给恩师弘一法师的礼物。第一集是在1928年创作，第二集是在1938年弘一大师60岁。弘一大师从泉州来信说：“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

丰子恺回信说：“世寿所许，定当遵嘱。”

按照约定，最后一集应在1980年完成。那时候，丰子恺已经去世五年了。然而，人们忽然发现，丰子恺似乎早已预料到这一天，他在七年前悄悄完成了一百幅，结束了这套画集的全部创作工作。

世寿不许，他也实践了诺言，这大概就是君子之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