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女人为什么这么美？

源济

民国女人为什么这么美？ 

2016-11-02 朱其 新周刊

她们更多的是上海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师、公司经理家庭出身的女性，她们不一定关心历史和政治，但是从容、彬彬有礼、秉持道德感、讲情义、个性独立、喜爱城市生活，懂得现代味道的穿着打扮。

文/朱其

恭王府参加一个70后女画家的展览，主题为时下仍在发酵的民国女人。对这个女画家而言，民国女人有谜一般的魅力。在画展的研讨会上，一群男性批评家也对民国女人兴趣甚浓。其中一位讲起上世纪80年代访问陈丹青的家，对陈妈妈的民国女人遗风赞不绝口，诸如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估计有那种教会大学的做派），客人来了不停端菜，还要用上海话问“菜好吃伐”。

陈丹青写过一篇关于他妈妈的文章，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对政党的接近凭个人兴趣，参与抗战也出于朴素的动机。抗战时期，陈妈妈报名参加了战区活动，后来有机会与新四军辖区的人一起开工作会议。她对共产党的印象就是会多，因为不是很喜欢开会，就去干别的事情了，最终与解放区的未来擦肩而过。

我成长于上海的石库门，小时候住在外婆家，还能在外婆和邻里的老一辈女性身上感受到民国的魅力。外婆来自浦东川沙。外婆的父亲跟川沙同乡合伙开了一家桥梁打桩公司，是典型的乡邻合伙人企业，公司的高层人员，像老板、经理、财务等都住在浙江路桥下的一栋石库门，过了桥走十几分钟就是繁华的南京路。外婆喜欢每天下午烧一些点心，酒酿汤圆、芝麻糊、红枣莲心汤、小馄饨、百合银耳汤之类，她做完了自己不吃，最大的乐趣是让我挨家挨户送给一栋楼的邻居。之后人家碰到她，说“张家姆妈谢谢侬啊”，她心里就特别满足。

虽然年纪大了，外婆还保持民国女人的时尚习惯：比如去南京路的百货店买日用品；在南京路著名的食品商店买各种零食（她到六七十岁还喜欢吃零食）；拍照一定要去王开照相馆，做衣服一定要去培罗蒙西服店。“文革”后女性可以烫头发了，她六十多岁又去烫了头发。她每个月一定要去大光明电影院看一场电影，后来走不动了，就在家里看电视，一定要看民国出名的那些明星出演的电影、越剧、沪剧和滑稽戏。

外婆住的那栋石库门里，邻里都是当年公司的高管，大家彼此像一家人。那时乡邻友人一起开公司，用上海话讲是一种“笃悠悠”的自然状态，有钱一起挣，平时一起打打麻将、看看电影，相互送送礼物，生活彼此照顾，不像现在的老板、高级白领活得这么累，更不会要死要活地打拼。很多学者说民国的上海得益于西方化，这不一定对，其实民国的商业和人情文化更多是江浙的南宋民风的遗传。现在温州、义乌的商业文化仍是南宋传统的遗风，比如借钱、发货凭熟人之间的信用和情义，甚至都不用签严格的合同。

我成长的上世纪70年代，石库门生活开始受大时代变迁的政治影响。民国的老人仍在自然地流露他们的从容、笃定、热爱城市生活的遗风，他们的子女大都去北大荒做知青，留在上海的要么参加红卫兵、要么为了出国去远洋轮船做海员。穿蓝制服的派出所民警找外婆谈话，要她交代香港亲戚的情况。后来石库门搬进来几家外来户，新来的邻居偷电、刻意占用公用空间，开始破坏石库门原有的亲如一家的气氛。石库门的上海知青因为经济所迫，为了从西双版纳或北大荒回上海一次，开始在火车上逃票。

现在人们对民国女人的好感大都来自著名的《良友》杂志封面女性，但当时大多数女人的魅力要比这些封面女郎鲜活、有质感得多。她们更多的是上海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师、公司经理家庭出身的女性，她们不一定关心历史和政治，但是从容、彬彬有礼、秉持道德感、讲情义、个性独立、喜爱城市生活，懂得现代味道的穿着打扮。

有关民国女人（男人）的话题，在某种意义上，持续发酵成一种有关现代性的乌托邦话语。从上世纪70年代起，我这一代人经历了一个话语颠覆的进程。现在民国和新中国逐渐成为20世纪中国的两大乌托邦话语的源泉：革命代表了一个国家强大的乌托邦，而在有关现代中国人的个体魅力上，人们越来越迷恋民国那些鲜活的男人和女人。那些创建新中国的革命者，人们更多地将他们看作一个令人敬仰的英雄神话，而非城市生活中活生生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