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成林：我们要爱母亲，但我不知道怎样去爱她

源济

我们要爱母亲，但我不知道怎样去爱她 

原创 2016-10-08 周成林 大家

文 | 周成林

▍一

我父母中年离异，子女只有我和妹妹。父亲早已病逝，母亲多年独居。十多年前，妹妹嫁了一个开装载机的下岗工人；二十多岁时，她是“问题少女”，那些年刮宫可能刮得太多，又有一次宫外孕，医生劝告不宜生育。我父亲还有一个哥哥，早也去世，并无子女。所以，这一家的香火就靠我了。

但我十一年前离了婚，一直没遇到合适伴侣，未来也不敢乐观。很有可能，若干年过去，我们这家人，就像儿时念的一句咒语，全家死绝，虽然没做什么断子绝孙的恶事。

母亲显然着急。这几年，偶尔见面或电话，她总催我“早点把你的个人问题解决了”。将来老了还是要有个人，要有家庭和后代，她说，几乎每次，都以我一个舅舅为例，四十来岁结婚生子，“当时啥也没有，还不是把娃娃盘大了”？

我没离婚时，她屡次说要帮我带孩子。这是中国家庭的惯例。以她的精神状态和生活习惯，我和前妻哪敢接招。我的婚姻后来破灭。孩子这个话题，她偶尔还提，说得更细了：去医院检查一下，你小时候得过腮腺炎（据说影响生育）；找个能生的女人，最好年轻一点，奶水好的。我听了哭笑不得，忍着没问奶水好如何评判。

她这些话，多是四五年前我去大理之后说的。近些年，她仍然不知道我做什么，也不知道我住哪儿。去大理前，我终于给了她我的手机号。毕竟年纪大了，紧急情况，或憋得心慌，想找人诉苦，也有号码可拨，好歹是她儿子。

她的股经、吐糟和自以为是的劝诫，我当然不喜不耐，但我也不年轻，悲观深入骨髓，火气却少很多。不论大理，还是过了两年多我又回省城，她三天两头电话，十有五六我会接，要是懒得听，就把手机放一旁，等她讲。跟面对面一样，她不需要你有多少回应，讲完她会断然挂掉：“就这样子！”

我感觉自己“变好了”。还有一点也重要，只要还来电话，你至少知道，她不仅好好的，而且中气十足。她一直在乎自己的身体，年纪愈大愈在意。这些年，她的境遇有改善：转到社保的退休费加到两千多，又有医保，股市小有斩获，加之俭省，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换了老掉牙的热水器和冰箱（我妹妹婚前的闲置）；有了豆浆机电炉盘和微波炉（我因为居无定所不得不放弃的累赘）；买了一个貌似原木的立柜；冤枉花了三百块，修好她死去的妹妹（我五孃）淘汰的三人皮沙发；今年夏天热，还想将来装个空调。她渐渐舍得小把花钱，家里堆着各类食品和辅酶Q10这类保健药，这样营养那样有效。“自己吃，花不了多少钱。”听她这样说，我和妹妹暗暗松了口气。

她也自豪或骄傲：她是有文化的，看书看报掌握形势，自强不息，这把年纪炒股还能小赚，虽然没电脑，眼睛不好，老了反应慢，手机炒股，打字也要输半天。她几乎每次都说，她的兄弟姐妹比她过得好，未必有她这样的闯劲和本事；我的书读得再多，也不过读成书呆子，连个栖身之所都没有。

但她依然不平，最恨进城打工和做小生意的农民，尽管那些人可能比她还要底层或无助。楼上外地租客的下水管没装好，殃及她的阳台厨房，那是农民进了城乱来。楼下看门的乡下人好吃懒做贪得无厌，哪像她以前在街道工厂，根本不敢偷懒。

有一年，我妹妹跟妹夫吵架，跑回娘家住了几天，晚上出去跟朋友喝酒，回来晚了，依规矩要给开大门的乡下人两块钱。她不仅埋怨我妹妹给了钱，还去跟门卫理论，就差没讨回两块钱。她不是心疼那两块钱，她是忿忿不平。

▍二

她今年七十六，头发全白了。除了眼睛听力不大好，身体却比前些年好，嗓音依旧洪亮，激动起来依旧慷慨陈词震耳欲聋。她部分归功于这几年吃的国产保健药，自我调养得好，再有就是从前底子打得好，因为一九四九年以前，她父亲还是国民政府大官，家里不缺营养。

二零零八年的五·一二汶川地震前，她上街被电动单车撞到骨折，肇事者跑掉，她硬是没住院，打了石膏在家养伤，恢复得不错。地震那晚，省城警报响起，惊吓中半搀半抬，我和妹妹妹夫把她从五楼弄到楼下街边，兵荒马乱坐了一夜。她不是太好侍候。女婿冒火，当面说她娇气，他妈也摔得骨折过，人家一声不吭，哪像她。

这话对又不对。她不是吃不了苦，她吃过太多苦，解放后从没舒心过；她只是想有人在意，我们在意。

▲ 资料图：《闲人马大姐》剧照

我们不是不在意。前年从大理回省城赁屋而居，尽管不告诉她地址，我住得离她依然只有十分钟步行，潜意识觉得，她若有事，来去我也方便。这两年，我给她送了好几次钥匙；老了，出门忘带，幸好前几年给了我一把。

我妹妹后来去一间快捷酒店做库管，忙，脱岗要扣钱，所以有事多半找我。除了送钥匙，她偶尔小病下不了楼，我也帮她买菜买米。去医院做胃镜得打麻药，年纪大了需要亲属在场，我也陪着。或是换热水器时，替她去买厕所毛巾架，盯着工人安装，免得人家忽悠她。

去年夏天，她用一位中学同学的手机给我打电话，在别人家，很兴奋：同学搬了新居，一套三的旧房优惠出租，啥都不缺。她想把自己那套狭窄房子租出去，跟我一起住。我不敢应承。过了两天，她的同学单独给我电话，听来像是通情达理安享晚年的老太太，说你妈苦了一辈子，大家同情她，但又不敢跟她过多交往，每次同学会，就她嗓门最大。

她是子女不愿上门也没什么朋友的空巢老人。周围的人虽没坏到处处算计她欺负她，看你家中无人，多少也会恃强凌弱。但她与人争论，用四川话讲，嘴真的很臭，所以她放在院里的花盆会被“故意”砸烂，因为她骂起门卫毫不留情。

去年，我到缅甸旅行前，她那幢居民楼的院委会主任给我打电话。她去一旁某间廉价酒店的大堂闲耍，眼镜不见了。她一定要酒店赔她眼镜，因为镜片镜架怎么好。主任和酒店主管劝不住，只好打我电话。

那几天，除了天天电话跟我诉苦，她都去酒店讨说法，闹得人家焦头烂额，哄她要赔，让她先去验光，私下却给我电话，说他们绝不负责。最后，她自己去配了一副打折下来四五百块的眼镜。过了一阵，眼镜找到了：她掉在家里放冰箱的墙角。

然而她竟乐观。生命是宝贵的，生活是美好的，她说，想要活到九十开外。渐渐猜到我没社保医保也没固定收入，更不要说房子，她时常要我跟她一样乐观。“将来，国家不会不管。”这我倒不指望，只是想到，她若真的长寿，这样下去，我分分钟活不过她。

这两年，省城房价还算稳定或有回落。她不知说了多少次，想换一套大点的房子，添些钱，我和妹妹至少有个地方，她也有个照应。“靠我一个人太吃力。你们可以出些。”话是没错，但我只能说我没钱，真的没钱。“那你也混得太差了。”

她说，不完全是鄙视，更像责怪，因为她卖小百货盐茶蛋都能凑到炒股本钱：当年你从澳门挣到钱回来，为啥就不看准时机买套房子？那时房价那么低，我追着你让你买房，你根本不听！跟她解释我从澳门回来也买不起房，她绝对不信；我唯有不置可否。

以我这些年的观察体会，她并非全无爱心和同情心，但跟多数中国人一样，她的爱心和同情心很少超出血缘范畴。她在省城的姐妹，只有我的五孃和多年寡居的幺孃。前者前年病逝，后者年轻时，因为“出身不好”受打压，精神一直有问题，幸而住房宽敞，两个儿子守在身边

。她不时去看幺孃，跟我说起，庆幸自己现在比幺孃好：从前是姐妹里长相最乖的一个，多年吃药打针，胖得变形，经常乱买一堆婴儿用品，说给未来的孙子备着；两个儿子，要么离婚要么单身，哪有孙子的影子?外公过世后，外婆带着八个子女苦熬。她排行老四，很早就进街道生产组，帮着挣钱养家。

现在，落户外地的两个弟弟已经退休，过得都好。其中一位，前几年把一大笔集资款暂存四姐处。上门取钱时，她从弟弟那里扣下几千块，算是“手续费”和当年的“辛苦费”。

汶川地震后不久，我妹妹拖着妹夫还去看她，但她数落下岗女婿无能，成天窝在家里，他再也不上门了（听说去年他终于不宅，做了物业保安）。我和妹妹也是逢年过节才去，挤在凌乱逼仄的阳台厨房，灰尘油污，吃顿窝囊饭，平时尽可能不登她的门。

自从我外婆九十年代末去世，跟她来往最多的妹妹（我五孃）前年得了白血病死掉，她肯定更孤独。憋了一生的苦水，看来永远也倒不完，我们现在就是她的潲水桶，最直接最方便，因为我和妹妹已经懒得和她理论，实在听不下去，最多吼两声，吓吓她。

跟很多老太太不一样，她从不唱红歌不跳广场舞，也不诵经念佛（听她几乎句句离不开钱和一生遭遇，我倒希望她这年纪信点什么虚无缥缈的东西）。她太清楚没有钱万万不能，她“对国内外形势的掌握”出发点很实际，主要用于股市。

她的不满与怨恨，只能发泄到进城谋生的农民和过得滋润的既得利益者。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她懂得看准时机为自己捞点补偿。若不愁钱，她肯定也会投资楼市，做个小炒家；中国很多老年人并不心静。然而有意思的是，当亿万人欢呼大国崛起盛世来临，她却一直说中国人穷得很，现在只不过刚把饭吃匀净了。

▍三

这个月初，她所在的院委会贴出告示，总共六十户的居民楼，每家每月要收二十八元门卫费和清洁费。借口独居和收入低，她一直没交过八元的清洁费，更不要说门卫费。这一次，她依然不交。她向来看不起也看不惯守大门的乡下人，偶尔给点好处，像端午节塞几个粽子，也是居高临下。胡萝卜加大棒，因为鸡毛蒜皮，她跟他吵了好多回，这次更不例外。

打给我的电话里，她声嘶力竭，仿佛我就是那个可恶的门卫：“我负担不起！不公平！哦，搞绝对平均主义嗦？啥子叫社会？社会就是不平等的。是不是农村的都要跑到城里来吗？你看门的，一家人都来了，两间房子都给你装修了，铺了地，两台电视开着，两台电视哦，一直开着，有没有必要看两台电视嘛？我都不交有线费了，不看电视，老了，眼睛不好。加工资？我加的钱还没拿到呢。加个锤子!”

▲ 资料图：电视剧《我爱我家》剧照

过了几天就是中秋，我和妹妹照例去她那里吃午饭。大院门口，五十来岁的小个子门卫把我截住，委屈加怨恨，动作略显夸张，说她骂他骂得有多难听，说她与其相信那些骗人的老年保健药品直销，还不如先把这点门卫费给了。上了楼，我和妹妹劝她，她一下子炸开，好像儿女都不卫护她，一边做饭，一边开始长篇独白：她过去怎么苦，现在怎么底层，又怎么事事不如人。谁的儿女安排得好，谁有几套房子，谁的退休待遇好。

“你们两个，有啥？生个病都不敢去看。你有老婆房子吗？你爸又没本事，说流氓流氓不来，说权术权术不来。这个家，沉船一艘，后人也没一个。我以前好苦哦，在社会最底层打滚。凭啥子交？交个锤子。我不怕闹，难道还拉我去定个啥子罪？这么多年，我生病吃药都是靠自己，你们也过得不好，找过你政府没有嘛？我就是不舒服。”

这番发泄，未必都是瞎扯和耍赖，你甚至觉得，她骂得在理骂得解恨，然而这跟门卫费和清洁费根本两码事。看门的乡下人告诉我，上一次，也就是去年我在缅甸旅行时，她听信直销骗子，五千多块买了治眼睛的药，后来觉得不对，门卫陪她找上门去理论，死活拿回两千多块。

这一次，她又差点听信，电话里跟我说还是要交五千，又是什么保健神药，预先送你一堆东西，最奇葩的是换购净水器，市面要卖上万一台，优惠老年人，爱心大传送。

▲ 资料图：电视剧《家有儿女》剧照

中秋那天，我一边听她发泄，一边瞻仰她拎回来的“赠品”：一小把装在“珠宝盒”内的“金钥匙”，一套共产党诞辰“限量发行”的纪念“金币”，一副也是装在盒子里的劣质玉饰，据说还有羊奶粉，都是送的。“这些都不值钱。骗你的！”我说。“晓得！晓得！”听我一再告诫，她不耐烦了：以她的精明，她当然不会上当，那五千块钱，她不会交。

我却有不安，并非只因为她差点两度受骗。十多年前刚从澳门回来，我和前妻暂住她那里；受不了她的神经官能症，年少气盛，我扇过她一个耳光。这个耳光，连同从小没有跟着她长大，就像一道无形深渊，把我和她永远隔开，用她的话说，我跟她怎么也亲不起来。

这些年，我们来往很少。不管怎样，她的境遇慢慢顺遂，我的境况一直堪忧（尽管我也努力兼死撑），加之观念和生活习惯天差地别，我们无从沟通，更不要说一起生活。我对她，似乎只剩生为人子的血缘之份，或许还有同情，可怜她的一生遭遇。她对子女有爱，只是不知道怎样去爱；我和妹妹，也不知道怎样去爱她。

然而，她也不是绝对悭吝，至少对血亲。等她过得稍稍宽裕，等她不那么神经官能症，她会想到她的子女跟着父母受苦。她有一大堆姐妹家淘汰的各类衣服或工作服，款式陈旧，不时拿出来，一定要我们穿；她也会把超市优惠的加钙奶粉和各类小食品塞给我们。

这几年，逢年过节，用我妹妹的话说，她都要给妹妹和我“发钱”，两百块，三百块。不多，却是她的心意。我们从不啃老，但真的还不如她，除了衣服，每次默默或尴尬接受。去年夏天，她突然主动拿出六千块，解了我交不起房租的燃眉之急。

这个中秋，对着我们痛斥社会，坚称不交二十八元的门卫费和清洁费，她突然又说，十一要给我和妹妹一人一万块：“这个钱，你们自己拿去翻本。”她一直劝我炒股，但我既无本钱也没兴趣。这笔钱，如果真的如期拿到，我也只能用来苟延残喘。临走时，她硬塞给我几个月饼，社区发的，慰问老人。“放进包包，不要让门卫看到。”她说。（2016年9月）

【作者简介】

周成林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