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麾出生在嘉陵江中游的南充市。四十多年来，他带着对生活的感悟，对川北老乡醇厚质朴的情感，平等地、真诚地、全身心地用镜头向他们倾注自己的激情，在影像中倾吐他们的心声。
杨麾那些平和镜头前情绪饱满的影像，高潮迭起，俨然一出中国市场经济中的平民喜剧。他这些记录庶民苦涩幽默的影像，接了地气，有了温度，有了烟火味，抒写着乡情的坚守。
很多旧时的生活痕迹，正在随着我们送别的这个时代而消失，而我则用相机为川北老乡留下了影像志、备忘录。
谷雨：你最早是如何开始摄影生涯的？
杨麾：我毕业于南充医专（现川北医学院），毕业后在南充县防疫站从事卫生宣传工作。说起我的摄影生涯，是单位的一部海鸥4B照相机让我走上摄影之路。
谷雨：当时南充县卫生防疫站的宣传工作一般都拍摄什么，和你本身的关注点有区别么？
杨麾：防疫科到田间地头灭鼠，检验科到嘉陵江分段采样，领导干部带头上街大扫除，卫士革命，计划生育先进典型等都是我的拍摄内容。
一幅为了临摹《大众摄影》月赛获奖作品《谈心》，而去拍摄的边远乡镇计划生育先进人物周玉珍给育龄妇女做思想工作的照片在《南充日报》上发表，激动得我当晚失眠，从而坚定了我在日常摄影中要做出点名堂的决心。但在我内心深处，留心的却是和我有着相濡以沫深情厚谊的普通百姓的生存状况，而这些情景只有利用节假日悄悄地去拍摄，否则就会被领导告诫：不要不务正业。
工作摄影和自我的拍摄区别在于，单位的宣传照片构图、用光均要讲究，画面要让领导满意认可；而自我的拍摄，则是带着对生活的感悟，带着对川北老乡淳厚质朴的情感，利用手中的镜头同我的老乡们朝夕相处，声息相致，苦乐相守。平等地、真诚地、全身心地与他们沟通，向他们倾注激情，在影像中倾吐他们的心声，我会在其中体会到快乐，得到更大、更多的满足。
谷雨：从1982年开始，你的作品屡获全国大奖，第一次获奖的时候是不是很“意外”？
杨麾：摄影之初，我主要目的是为着出作品、去参赛、去获奖。的确，在当时国内的一些主要摄影媒体上的月赛里和各种名目的摄影赛事中，经常都能看到我的名字。1986年秋，当我收到了浙江丽水影赛举办单位发来《勤勤恳恳又一年》得了大奖的电报时，一时自己都懵了，因为那场摄影比赛只设金、银、铜三个大奖，其中银奖就砸在了自己的头上，那可是一套勃朗尼卡120单反相机啊！后来因为奖品拒不交公还被单位领导免去了职务，这事最后还闹上了“内参”。
谷雨：这其中有哪些对你艺术追求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师长吗？
杨麾：我没有专门的摄影老师，书是我学习摄影的导师。那时，我外出每到一个地方，第一件事就是进书店，买一切与摄影有关的书刊，订购当时所有的摄影杂志、报纸。1982年，我的《甜蜜的事业》在中国摄影家协会举办的全国青年摄影艺术展览中入选。1980年代初，还没有纪实摄影的概念，在全国兴起的各种思潮中，青年人热衷于文化沙龙，我的《甜蜜的事业》也就是这类花卉小品，很唯美。1983年5月，小有成绩的我被通知去成都参加中国摄影家协会全国摄影创作会，会上对摄影的抓拍和摆拍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已有名气的侯登科在会上一直仰躺在靠椅上眯着双眼没发言，我那时人微言轻，虽然也不敢说话，但从中也听出了一些门道，觉得自己应立足于我最熟悉热爱生养我的这片热土，将照相机对准自己身边的人和事。
对我影响最大的当然是法国著名摄影大师布列松“决定性瞬间”，他用博学的目光去记录人类的活动与文明，他用第三只慧眼抓拍捕捉下许许多多精彩动人的瞬间。通过对他拍摄的作品和艺术观的不断揣摩，我认为与其在摆拍与抓拍中选边站队，还不如去尝试一下“在有限干涉对象的前提下抓拍最佳的瞬间”或许更为现实。获大奖的《勤勤恳恳又一年》这幅照片，表现的是我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邻居老农在麦收时节吃午饭的一个场景，拍照时我请那个老农停下来让我拍一张照，老农说太忙了没时间，于是我将堂屋桌子上的东西稍作了一下移动，结果拍成功了，这就是典型的在摆中抓， 1992年以前，我的整个状态就是这样的。
1992年8月，我在南充主持承办了“三总故乡纪实摄影周”活动，当时一大批在中国摄影界有新观念、新思潮，对国际摄影趋势既了解又有自己实践经验的摄影家们云集南充，活动结束后，《中国摄影报》在一版头条对活动作了报道，他们提倡的纪实摄影观念极大地冲击了我的心灵。《人民摄影》报第37期用了近5个整版刊发了胡武功的《一觉醒来》、赵跃的《南充感受》和一些摄影家的对话文章，这些文章深深地影响了我，如果说我后来明确地形成了纪实摄影的风格，这次活动对我的影响十分巨大。从1992年至2000年前后，我陆续拍了《泥泞中的人们》、《嘉陵江畔的挑夫》、《嘉陵江码头》等。在这些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我已经隐约的感觉到自己正逐渐地将镜头下的社会生态抱有的一种原始情怀转变为一种文化自觉。
谷雨：你怎么看待自己在那个年代的作品？
杨麾：在嘉陵江边，很多乡村生活的痕迹，正在随着我们送别的这个时代而消失。现在的川北城镇乡村，小巷成了步行街，泥泞的土路铺上了大理石，小贩的吆喝声变成了商店里的流行歌曲……很多旧时的生活痕迹，正在随着我们送别的这个时代而消失，而我则用相机为川北老乡留下了影像志、备忘录。
谷雨：具体来说，你的成系列的专题摄影创作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杨麾：1995年秋，《人民摄影》报在成都举办影友联谊活动，我在自己的照片中选送了一组《泥泞中的人们》照片，专家在点评获奖作品时特地给予了展示和肯定。继后，《人民摄影》报又刊发了我摄影生涯的第一个专版，从那以后，我就有意识地开始了专题摄影的拍摄。
谷雨：早期很多人注重画意摄影，拍摄风光的摄影人居多，你却始终将镜头对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普通百姓，为什么这些普通人物的命运如此吸引你？
杨麾：我生在嘉陵江中游的南充市。八岁那一年，我就开始往返于城乡之间，在母亲教书的老祠堂或古寺庙里读小学。在“大跃进”年代的许多“忙假”里，我几乎都要跟着母亲到田间地头“检查”老乡挖地深度够不够，晚上搞夜战打没打磕睡。从那时起，我就感受到了母亲与老乡们的融融亲情。
1969年的秋天，我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那个极其艰苦的年代，那些曾与我有所交集、过往的乡下人一起经历过的往事时常萦怀于心，至今难忘……过去的人生经历让我与川北老乡结下了深厚情谊，生活的积累让我悟出了社会因百姓而存在，历史因百姓而发展的道理，从而使我知道了自己是从哪里来，应该向何处去。这就是我向普通人物倾注摄影激情的动力所在。
四十多年来，我之所以能对嘉陵江能够这么放肆的记录，是因为我对家乡的深情所至，我不会移情别恋。
谷雨：你的影像很多都来自于嘉陵江边，这条江对你意味着什么？
杨麾：因为你熟悉那个地方，你对它有感情，你拍出来的片子就是有体温的，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谷雨：影像关注现实、记录历史，这些年来，这条江、江边人们的生活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每年都拍它，有没有感到疲倦的时候？
杨麾：嘉陵江哺育了我，我热爱嘉陵江，我为嘉陵江拍摄，我拍摄嘉陵江，我宣传嘉陵江。为此，我的网名取为“嘉陵江”，南充市摄影家协会官方网站也是“嘉陵江摄影网”，就连前不久在北京中国摄影家协会展览馆（世纪坛）展出的我的个人摄影展也取为《我的嘉陵江》。这里讲两个小故事：
故事一：码头上的大救星——王清玉。2006年11月26日听说高坪区龙门镇的河嘴街有位老人一生救过许多溺水者，我特慕名前往探访。
走进通往嘉陵江边的老街，钻入一条小巷，我便看到了坐在门前补网的王清玉，见了他我就直奔主题，要老人给我讲讲他救人的事。王清玉告诉我：“要救别人，自己先要有习水的本事。我14岁开始上船当工人，做的是从嘉陵江上游的旺昌、广元装棉花、药材等货物运往合川、重庆的事，往返一趟近2000公里。下水荡浆要轻松些，上水是脚蹬卵石手爬沙，弯腰驼背把船拉，夏天背壳晒脱皮，冬天冷得牙磕牙，钱虽没挣到几个，但练就了一身好的水性。六十多年来，我在江上救起了80多个落水人，13年前龙门沱翻了客船，就那一回我就救了30多人，里面有个叫唐幺娃的今年已经15岁了，过年还买起白糖、冰糖上门来感谢我的救命之恩。我救人从来不图回报，只是帮人打捞尸体要按当地的风俗收取1尺见方的红布‘避邪’。”
王清玉话题一转接着说：“我和老伴过去都是有组织的人，解放初期成立航运社我还是核心人员之一，过后还当过‘派工组长’。只是航运社破产后我们才以打渔为身，经常是她推船我撒网，不管天晴落雨一年四季，在船上过夜守船都是我的事，她就在岸上守老房。上个月运气好，我们在龙门沱里打到了一条6斤重的鲢鱼，上岸就被别人以120元的价买走了。但这个月已经二十几号了，打的鱼总共才卖了四十多元钱。现在有人在江中毒鱼、电鱼，我们今后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故事二：唐时亮——走出“抗税不交”的阴影。2001年9月，我作为市委农民负担问题调查小组的成员，被派往蓬安县的乡村开展暗访工作。在七天时间里，令我最难忘的是有一个乡曾把欠款农民弄来挂牌游乡的事。当时我很想见到当事人，但想尽办法都未如愿。
当我开始《老房人家》的拍摄之后，先后两次在当地干部的陪同下又去两路乡回访，但都因多种原因未达目的。2008年正月初十，我在县上全然不知的情况下又去两路乡独自寻访，终于，一位开“摩的”的老乡经过我的再三开导，帮我找来了当年“抗税不交”的唐时亮。
我旧话重提问起了唐时亮当年欠款游乡的事，他余恨未消地向我抱怨起来：“那是2001年冬月的一个上午，4个‘五保户’到家把我弄上了停在公路边上的吉普车去参加学习班。押到乡上后我被关进了大礼堂，一起被关的10多个人都是欠款户。当晚的日子好惨啰，没吃饭，衣服又穿得少，头顶上的大吊扇一直对着我们吹，把人都冻麻木了。熬过那一夜后，被关的人中有家里交清了欠款陆续被放了出去，最后只剩下我们3个人又熬了一夜。第三天上午，乡上说我们3个是顽固份子，于是用麻绳拴住每一个人的一只手串连起来，胸前挂上一个写着“抗税不交”的纸板，押上公路，把绳子的一头拴在开着的吉普车上沿公路游行，两边押阵的还是那几个‘五保户’，他们每人手里还拿着1米多长的楠竹块。行进中，我们3人前面的打锣，中间的敲盆，最后的我就喊口号：‘我们抗税不交，大家不要向我们学习。’整个过程中，我们还不时挨打和遭脚踢。搞了一上午后，我承认把自己在修村小该得的两个月工钱800多元作抵，并保证回去立即筹钱还款后他们才放了我。回到家，我卖了家里的肥猪，另外向亲戚借了一些钱才还清了那笔贷款。那一年，穷得过年全家肉都没吃成，大女儿因交不起学费还停学一年。”
“我哪是有钱不交嘛！都是因为家里穷。我虽然有泥水匠手艺平常能挣点外水钱，但父亲早早地就患上了肺气肿病拖了几年去世。紧接着母亲又瘫痪在床，两个老人去世后我们4兄弟每人只分到了一间土坯房。我1986年结婚，老婆连生3胎都因无钱请医生而夭折了。到了生第五、六胎时家境好一些进了医院，才把后生的两个养活。那些年我们这里的农税一年比一年高，年人均提留款在二至三百元，年底我没钱交，只好到信用社贷。2001年村上修学校，人均提留款增加到330元，加上往年欠的，累计下来就欠2000多元了，所以我就当上了全乡的欠款典型。”
“2004年中央来了新政策免了农业税，我天天提心吊胆的日子才结束。2006年我花钱买了辆摩托车，既方便外出务工行路，有时还可以载客，现在的政府看得起农民，我想今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过！”
谷雨：你的乡土题材作品有一个特点，突出的都是人，而不单单是场景，而且大多是黑白照片。
杨麾：一直以来，我拍摄的都是普通百姓的的原生态场景，假如把这些人和这些景都用赤橙黄绿青蓝紫来呈现，影像势必在在缤纷色彩中杂乱无章，甚至土老破旧。我觉得，在平面造型艺术中，黑与白是最单纯、最朴素、最含蓄，最有生命力的语言，在视觉传播中有其独特优势。当你把一个现实的彩色世界转换成一个黑白灰的单色影像后，便可以更准确地体现自己的拍摄意图和思想内涵，从而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观察体验。
谷雨：回顾你的摄影生涯，你的摄影创作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这几个阶段都有哪些特质？
杨麾：我的摄影经历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摄影为我。
时间：1992年前。
特点：年青思维活跃，具有80年代文艺青年的气质和追求。改变生存环境的强烈愿望给了我克服一切困难的动力。
艺术观：艺为我用，不拘技法、不论题材，有用即行。倾向于沙龙的唯美风格，认为殿堂才是艺术的至高境界。
第二阶段：我为摄影。
时间：1992年——2002年前后，
特点：年龄增长，思想成熟，生存环境的改变也使我淡化了功利，用更沉稳的心态去思考人生，用更成熟的思维去感受生活的变化、社会的发展。
艺术观：表现地域人文特色是主线，追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艺术血脉与灵魂。摄影的理由是以摄影者的态度为前提；遵循摄影者的态度才是决定摄影实践的纯粹性。
第三阶段：为人而摄影。
时间：2002年至今。
特点：现场对人物姿态和事件进程的把握与技艺运用更加成熟精到，从挖掘照片背后的故事到运用照相机做文章的文化自觉，使自己的作品更具内涵，表达更加丰富。
艺术观：摄影是摄影家世界观的表达，因此摄影的客观性其实是摄影家自己对事物的客观理解，做一个有良知、诚实的摄影者，去真实记录。
谷雨：四十多年来，你拍了几万张照片，你认为你对故乡的感情在这些照片里都表现出来了么，有没有想过跳出现在的生活，去“远方”拍摄？
杨麾：有过去远方旅游的打算，但从没有去远方拍摄的计划，对自己不熟悉、没感觉、没感情的东西，自己从不涉猎。四十多年来，我之所以能对嘉陵江能够这么放肆的记录，是因为我对家乡的深情所至，我不会移情别恋，还是会一如既往地坚持传统的纪实摄影手法，永远跟随时代的步伐，在家乡记录，记录，记录。
杨麾说，“我的摄影是对家乡的感恩，是责任感。也有一份内心的忏悔。”
狗仔卡
发表于 2016-9-29 02:04 PM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