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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 袁征:中国孩子不傻,父母却不那么机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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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8-29 04:3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袁征:中国孩子不傻,父母却不那么机灵 

 2016-08-29 袁征 大家




我一走上讲台就看到她。

朋友拉我去给小孩子的夏令营讲课。我从来没教过那么小的学生,不想去。朋友说,报名的有小学生,有初中生,还有高中生,都是超级聪明的孩子。最小的只有九岁,但她已经在家里学完了中学的数学。于是我答应来看看。

我知道那就是佟小瑜:剪着男孩一样的短发,穿橙色的套头运动衫。她的身子太小,懒懒地斜靠在深蓝色的塑料椅子上,两腿耷拉下来,够不着地。她不是坐第一排,而是在第一排前面的边上另外加了一把椅子。会场的座位原来应该不是这样摆的。是她自己要坐在前头,还是她的爸爸或者妈妈怕她个子小,被人挡了?不知道。



她后面是接近二十个大大小小的孩子,估计一半人在做笔记。有时候我解释一下,有些人会恍然大悟地张张嘴。但小瑜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讲了两个上午,每次俩钟头。她不做笔记,除了问问题,动都懒得动一下。



我的题目是《怎么讲道理——生活中的逻辑》

我告诉那帮孩子,现在流行的“辩证法”很不讲理:一方面这样,另一方面那样,把两个互相冲突的观点搁一块,硬说都是对的。早在一百多年前,学者们已经讲得清清楚楚:如果同时接受两个相互对立的看法,那就能证明任何鬼话。

我演示了两种方法,然后说:“谁想来试试?”

七八个孩子刷地举起手。

小瑜瘦瘦的小手举得老高,身子还是半躺着,够不着地的双腿前后晃了两下。

别的老师讲课都用计算机幻灯。那东西临时不好改动,我觉得是个限制,喜欢用笔在白板上随便写。小瑜的个子太小,就算踮起脚也够不着白板的顶。另外才念小学三四年级,可能好些字不认识。

我示意工作人员把无线话筒交给她,自己将油彩笔递给一个初二的女孩,对小瑜说:“你讲,让姐姐写,俩人一块做好吗?”

那小家伙轻轻点了一下头。

我问:“你想‘辩证地’提出什么观点?”

“一方面,我讲的是对的;另一方面,我讲的是错的,”她用稚嫩的声音说。

小姐姐一笔一划地将她的话写上白板。

“要是准许这么讲,我们就能证明任何观点,”我对孩子们说,然后转头问小瑜:“你想证明什么离谱的讲法?”

“爸爸喜欢做饭,”她说。

好些小朋友笑起来。他们都不相信,天底下有爸爸喜欢做饭。但小瑜没有笑,她永远不笑。

“怎么证明?”我问。

小瑜挑了我教的一个办法:“我讲的是对的,或者爸爸喜欢做饭。”

按已有的条件,这句话没错。我们讲“跟她一块玩的是她的同学,或者是她表妹”。只要其中一个说对了,整句话就是对的。前面我们已经承认“我讲的是对的”,所以用“或者”把它跟任何讲法连起来都没错。

小姐姐写完了。

小瑜又说:“我讲的是错的。”

她可以这么讲,因为我们在前面接受了她的说法“另一方面,我讲的是错的”。

接着她得出结论:“所以爸爸喜欢做饭。”

这是很清楚的推理:

跟她一块玩的是她的同学,或者是她表妹,

因为不是她的同学,

所以是她表妹。

小瑜的推导也是这样:

我讲的是对的,或者爸爸喜欢做饭。

因为我讲的是错的,

所以爸爸喜欢做饭。

如果把第一句换成“我讲的是对的,或者爸爸不喜欢做饭”,那么我们又可以证明小瑜的老爸讨厌做饭。

我问听课的小朋友:“有没有疑问或者不同意见?”

全部人都摇头。大家看到:自相矛盾的“辩证法”什么都能证明,或者说什么都证明不了。





我讲了个故事:

太太抱怨说:“你看完书不放回书架,我要用的时候怎么都找不着。”

我回应说:“上次你用完书不是也没放回书架?还好意思讲我!”

小朋友们笑起来。小瑜不笑,还是懒懒地斜靠在椅子上。

我得意地说:“我回答得挺好的吧?”

“老师讲得不对,”小瑜说。

“为什么?”

“刚才您说,”她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话筒,声音一下变大了:“一个观点符合事实就是对的。您太太的批评只要符合事实就是对的,不管她自己做得好不好。”

不尊重老师,在旧社会是要杀头的,”我瞪了那个小东西一眼,然后抬头跟孩子们讲:“小瑜说得对。反驳一个观点,就得说明那个观点本身是错的。讲别人自己做得怎么样,那跟他的观点对不对没关系。如果别人真的犯了相同的错误,那有可能两个人一样错。即使我们揭露了人家有更大的毛病,那也没有反驳别人的观点,而是讲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时我知道小瑜是真听懂了。逻辑跟数学全等。那小家伙的数学应该学得不错。底下好几个小朋友的应对都非常棒,中国有很多聪明的孩子。坐在后面的学生父母有时也会提问或者插话,相比起来却好像不那么机灵,不知为什么。



讲了两个半天,我就回学校应付自己的学生。有些研究生暑假还留在校园里用功。

过了一个礼拜,夏令营的作业来了。我留给孩子们的题目是:“批评三个不合逻辑的讲法”。小瑜写得比较简单,可能她认得的字还不多,但想法满不错。

她的作业写道:“有时我说学校的做法不对。奶奶就会讲,比过去好多了。我说的是一个做法对不对,她讲的是这个做法跟以前有多大不同。这样不能解决我的问题。”

用过去或者别人的事为一个行为辩护,那是我原来想讲的不正当的辩论手法。世界那么大,人类犯过的错误那么多,找几件比现在做法更糟糕的事情很容易。但这并不说明现在的做法正确。因为夏令营给的时间不够,我没具体讲这个问题。

一个观点对不对,就看它符不符合事实。塔尔斯基这条基本标准当然是要讲的。从这一点出发,小瑜推出:要反驳她,就要说明她对学校的批评不符合事实。过去的教育再不像样也跟这没关系。

那小姑娘的脑子好使。



面对小瑜的作业,我想起一件事。

早些时候,一个中小学老师的读书会叫我去讲讲。我的一些想法让他们争吵了几天。例如我说老师可以不爱学生,但一定要按专业标准做好教育工作。有些人一听就觉得大逆不道。

其实道理很简单:爱是个人感情。个人感情应该跟专业工作分开。有些学生就是不可爱的,但老师还是要按专业标准给他们提供服务。

2004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开膛做心脏手术。他是民主党的大官,而主刀医生却是共和党人。但谁也没担心大夫会因为政见不同收拾克林顿。专业工作就要坚持专业标准,喜不喜欢、爱不爱搁一边。

个人感情会波动,爱是不稳定的。如果把老师的爱当作工作的基础,那么,学校的教育质量就会变来变去。

这些道理绝不比我跟小瑜他们讲的复杂。老师们念书的年头比小瑜多得多,但他们当中有些人就是不理解。奇怪。



【作者简介】

袁征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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