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苏【抗战英雄录】

源济

中国人不该遗忘他：第一个战死沙场的抗日将军 

原创 2016-08-22 萨苏 老萨有发现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抗日名将吉鸿昌曾留下这样的诗句，激励了多少仁人志士慷慨赴国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经历了一场最漫长的抵抗，十四年，我们这片土地上多少英雄可以书写，有多少故事可以传唱？

我们从萨苏老师的文章中，摘选辑录【抗战英雄录】，展现那闪耀银河中的一串星星——他们的名字，可能你叫不上来；他们的事迹，或许鲜为人知，但他们绝对不能被遗忘！因为，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山河，都是他们曾经用鲜血守护的！

http://mmbiz.qpic.cn/mmbiz/yqVAq ... krfPw/0?wx_fmt=jpeg); background-color: rgb(241, 241, 241); max-width: 100% !important;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background-position: 1% 5px; background-repeat: no-repeat no-repeat;">

九一八之后，尽管爱国军民在白山黑水奋起抵抗，但正式在册的将级军官战死沙场，韩述彭当是首位。是为抗战开始后阵亡的第一个中国将级军官。

抗战英雄录001：韩述彭

▲ 1932年7月29日，日军随军记者的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让人看得有些茫然，若不知其主题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其内容为何。实际上，这背后有一段关东军上下均深感丢人的史实，这就是其所谓“击毙马占山”的现场照片。

1932年7月29日，在黑龙江省和义勇军作战日本关东军宣布了一个令日军上下欢欣鼓舞的消息——中国抵抗军在黑龙江最重要的灵魂人物，黑龙江省代省主席马占山，在安固的战斗中被日军击毙。

根据日军报道，关东军步兵第15联队在安固镇附近袭击了正在行军途中，前往吉林联系当地义勇军组织反攻哈尔滨的马占山总部。日军称先是马占山的战马中弹而死，而后他自己也在追击中被日军击毙于罗圈甸子。

在最后的战场，日军找到了一具着高级黄呢军服军官的遗体，此人身材瘦小，鼻下有须，与马占山平时的形象极为相似。从他身挎的皮质公文包里搜出马占山的名帖及私人印章一枚，以及溥仪送给马占山的玉质镶金名贵烟具一套。据此，日方认为这便是马占山，确认其已经死亡。这张照片就是日本记者在袭击现场拍摄的，身后的民房、树林、死马依稀可见。

▲ 马占山“阵亡”后日军缴获的其随身文件

对于这个战果，关东军感到万分高兴，连续举行庆祝活动并迅即上报，认为“北满”的平定指日可期。

之所以日军对此如此欢欣，是因为马占山这个名字已经让他们头疼了太多时间。且不论江桥抗战和其后马的“诈降”和重举义旗，马占山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号召，让黑土地上的抵抗者忘身景从，前仆后继。眼看黑龙江占领在即，却闹出一个反攻齐齐哈尔的围城大战，眼看抵抗力量日渐削弱，却忽然闹出数万义勇军。一切的源头似乎都指向这个马占山。

▲ 马占山将军（网络资料照片）

由于马占山的号召力和他“黑龙江省代省主席”的头衔，马成为日军攻占黑龙江过程中的头号对手。但是，由于马占山善于用兵，熟悉当地情况，从齐齐哈尔打到海伦，从海伦打到巴彦，一直到1932年夏天，日军始终不能奈何这个“马小个子”。现在终于毕其功于一役，日军上下都感到松了一口气。

实际上，在日伪内部，并非没有怀疑的声音。日军将“马占山”的首级割下，挂在海伦城头示众。但熟悉马占山的伪军军官有人看过后觉得不像，这种看法日军也有耳闻。然而，此后一连一个多月，再无马占山的丁点消息，连中方报纸也报道了马占山将军牺牲的消息。于是关东军上下终于把疑虑放在一边，将这一战果汇报到东京，一直送到了天皇面前。

然而，就在日军欢欣鼓舞的时候，中国方面忽然传出消息——马占山出现在龙江、讷河，再次调集兵力，和李杜合作反攻哈尔滨。

这马占山怎么又活过来了？日军上下一片声的喊叫，称这是中国人的障眼法，不过是弄个假的马占山以壮声势而已。

然而，在攻击作战中，马占山军一如既往的凶狠，围住日军松北重镇拉哈一困就是半个月！这架势在当时的义勇军中又非马占山本人不能为也。嘴硬之下，不免有些日本人也要暗中狐疑。

马占山将军当然没有死，全面抗战之后他还要指挥东北挺进军反攻大青山，驻守哈拉寨，抗战胜利后还是他促成了北平和平起义呢。

在看日方资料时，也可以感到这一战似乎扑朔迷离——一方面，日军称战斗在马占山部渡河时发生，而“击毙马占山”后，欣喜若狂的关东军立刻派出飞机航拍战场的时候，照片中却显示这批中国军人的殉难地却在深山之中。

▲ 罗圈甸子战斗发生地照片

那么，这个“击毙马占山”事件的真相又是怎么回事儿呢？

原来，所谓罗圈甸子之战，实际上是由三次战斗组成的，第一次战斗是7月26日，马占山部渡河时遭到日军袭击，部队受挫后撤；第二次战斗是28日，日军在追击中于罗圈甸子袭击了马占山的总部，由于措手不及，部队多被打散，马占山本人与主力失去联络；第三次战斗是29日，日军在罗圈甸子南的七八道林子包围马占山部残军一部，经过激烈战斗后宣布马占山死于此役。

其实，战死在罗圈甸子的，是另一名原东北军将领，马占山的重要幕僚韩述彭（家麟）将军。

▲ 韩述彭将军

韩家麟，字述彭，以字行，因此资料中多称为韩述彭。韩祖籍山东，生于吉林省梨树县。16岁开始追随当时担任骑兵连连长的马占山将军，后到沈阳东北军官养成所学习，毕业后任马占山的副官长。1930年，韩考入沈阳东北高等军官研究班深造。

“九一八”时冒死逃入关内，辗转找到黑龙江省省主席，53军军长万福麟。韩述彭欲留韩家麟在五十三军任上校副官长，韩述彭却坚持要回东北敌占区参加抗日战斗。此时，张学良虽然对抗日作战仍持消极态度，但已有所转变，开始暗中资助支持在东北的抵抗力量。

1931年10月下旬，韩受张学良，万福麟委派，经历重重风险穿越日占区，回到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从此跟随马占山将军转战黑省各地，并多次冒险往返于内地和黑龙江之间，可算是马占山和张学良之间的联络员。他还曾安排马占山等将领家属秘密转移到天津。1932年2月，韩述彭任少将参议，在马占山总部参与军机并负责保管印信、重要机密文件等。

马占山在罗圈甸子遇伏时，韩述彭正跟随在其身边，共同指挥部队突围成功。不料日军利用马蹄印追迹，三天后再次突袭马占山总部。激战中总部被冲散，韩述彭率总部部分人员向北冲出重围。因其人数较多且携带部分辎重，被日军误认为马占山的“本阵”，遭到重点追袭。

韩率军经过连续急行军，认为已把日军甩掉，却不知日军正在其后蹑足紧随。28日晚韩述彭部行至七八道林子时，因人困马乏，疲惫不堪，乃行宿营。不意29日拂晓追兵即到。部队正在民房内宿营酣睡之际，被日寇重重包围，遭到突然袭击。

被惊醒后，韩述彭等全体官兵凭据村落房屋围墙奋起战斗，全体官兵拒不投降，经过激烈战斗，几乎悉数战死——这并非文学修饰，而是当时战场情况的写实。正是由于中国官兵几乎全部为国捐躯，日军根本无法找到活着的中国兵确认马占山是否在其中。韩述彭将军身负重伤数处，犹裹伤再战，最后面部中弹，壮烈牺牲，时年仅三十四岁。

九一八之后，尽管爱国军民在白山黑水奋起抵抗，但正式在册的将级军官战死沙场，韩述彭当是首位。是为抗战开始后阵亡的第一个中国将级军官。

▲ 日军宣传战绩的油画《北满阵亡的一肉弹勇士》，描述的就是韩述彭将军牺牲一战的一个片断

其说明翻译如下：

拼死周旋试图突出重围的马占山军遭到连续围击，已如袋中之鼠。对其最后一击是1932年七月上旬从海伦出发的步兵第十五联队发出的。该部队跋涉旷野，搜索敌军。第六中队于25日与大约八百名敌军遭遇，对其发动奇袭后，迫其退入东北方面的森林之中。继而跟踪敌之足迹，一次一次发动追袭，二十九日拂晓，对敌军占据的独立房子发起攻击。但敌军的抵抗意外顽强，如穷鼠噬猫之势。中队官兵死伤累累。

这时候，富冈鸟松上等兵愤然对左右战友道：“让我来吧，今天就当个肉弹勇士好了！”说着提起四枚手榴弹，冒着纷飞的敌弹，一步步冲向那所房子，到达投掷距离的富冈猛然投出了手榴弹。

这一弹正中独立房屋，剧烈的爆炸声中，一直令我军苦苦难制的敌机枪被炸得冲天而起。就在这一瞬间，富冈上等兵的脚部中了一弹，但他仍无惧色，继续投出第二弹，数名敌军被炸死，但自己胸部也中了敌军的第二弹。

神一样的这名上等兵全身浴血，又投出杀敌的第三弹，但勇士自己也连中三四弹，终于像大树一样倒下了，遂成光荣的战死......

尽管文中尽是对日军的溢美之词，但已经从字里行间体现出了韩述彭将军所部在此战中的英勇顽强，他们在最后一刻仍为自己的生命向日军索取了高昂的代价。

这一战，根据战后的航拍照片，可见韩述彭将军据守的房屋位置孤立，因此难以突围，可能是参战官兵大多牺牲的原因之一。

和韩述彭同时阵亡的还有中校秘书李继渊，少校参谋佟玉衡、少校副官刘景芳、连长于俊海等，其中李继渊是韩述彭介绍到马占山部队的共产党员。这支部队只有少数官兵躲过日军搜索，后归队带回了韩述彭阵亡的消息。

韩述彭向北冲杀的同时，马占山于混乱之中向东突围，因遭遇日军阻截，在最危险时马匹也被打死，身边仅剩一名卫士，并遭到4名日军的追击。马占山施展在绿林中练出的手段，在一片树林中静静等待日军搜索人员松懈，而后和卫兵突然出手，将4名日军全部击毙，夺其战马撤入深山，幸遇也突围入山的部将邰斌山、参谋处长容聿群以及随从卫队的部分人员，合兵共计42人。

他们进入深山古林，从无人区行军四十多天，千辛万苦，死里逃生，最后终于到达尚未沦陷的龙门县，收集部队，继续抗日。

当时曾有很多人因马占山在1932年春曾接受伪满的官职而怀疑他的抗战态度，尽管一个月后马即重新举旗抗日，仍难以洗清自己。但这次九死一生的血战之后，马占山依然在万分艰难中坚定不移地领导黑省抗战，为他赢得了大多数国人的重新信赖。

▲ 马占山部骑兵

马占山将军的威名如此之盛，以至于直到1942年，听说马占山指挥的东北挺进军已经杀回关外（属于讹传的消息），东北抗日联军依然派出名将王明贵率三支队西进大兴安岭接应，所到之处仍有马占山将军旧部响应。

但日军一直坚持马占山未死是中方的造谣，直到1933年4月，撤退到苏联的马占山辗转到达德国柏林，这出戏再也唱不下去了。关东军只得承认出错，并被指欺骗天皇，九一八事变中的“功臣”，日本陆军中将多门二郎为此被转入了预备役。

抗日战争爆发后，马占山将军在陕西省府谷县哈拉寨驻防，曾专门修建了一座忠烈祠，供奉部下抗日牺牲的烈士。其中放在最前面的即为韩述彭将军和刘桂五将军的牌位。傅作义将军为该祠题了“浩气长存”碑文，这座祠堂至今仍然保留在清水川的岸边山脚下。

完

中国官兵几乎全部为国捐躯，韩述彭将军身负重伤数处，犹裹伤再战，最后面部中弹，壮烈牺牲，时年仅三十四岁。

源济

国歌因他奏响：虎入笼中威不倒，文武义勇黄显声 

原创 2016-08-23 萨苏 老萨有发现

1935年，田汉、聂耳合作为电影《风云儿女》谱写了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这首脍炙人口的战歌，后来成为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然而，很少有人去细究这里所说的“义勇军”，最初指的是哪一支部队了，它代表的，是白山黑水的关东人，也是全体中国人不屈的精神……

▼ 抗战英雄录系列

001：中国人不该遗忘他：第一位战死沙场的抗日将军

抗战英雄录002：黄显声

1

▲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缔造者黄显声将军

最早知道黄显声将军的名字，是在看“小萝卜头”的故事时。

小萝卜头宋振中，其父宋绮云是杨虎城将军的秘书，随父母一同被关押在重庆红岩，直到九岁在渣滓洞大屠杀中遇难，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

根据难友记载，宋振中聪明好学，7岁以后其母徐林侠向狱方争取到让他在狱中“上学”的权利。小萝卜头的老师之一，就是同狱的原东北军五十三军副军长黄显声将军。

这位黄显声将军，不但教小萝卜头语文算数，还教他武术和俄语，每天早上小萝卜头到黄将军处上课时，都要用俄语问好。

而小说《红岩》中，还提到黄显声将军（书中称为黄以声）为难友提供奶粉、糖果和药品，在他的监室中，还悬挂有防身的军刀。

当时感到有些奇怪，觉得一位东北军的将军，怎样会被关到狱中呢？既然已经入狱，又如何可以悬挂军刀。而且，一个军人，怎么又如此多才多艺呢？

事实证明我对黄显声将军的了解，还是太少了。这位将军不但能够教俄语，而且精通诗词，擅长篆刻。在今天保留下来的一方黄显声将军自治印上，侧面还可以看到一行小字“骑富士山头展铁蹄，倭奴灭，践踏樱花归”。

黄显声

1896年生，辽宁岫岩人，曾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据说那时上北大的都是人中之龙，所以将军懂篆刻，会俄语实在正常），因参加五四运动被开除，转入东北讲武堂三期学习，历任东北军新一旅（一说张学良卫队旅）旅长、东北讲武堂教育长、东北军骑兵第二师师长、五十三军副军长兼一一九师师长。曾协助张学良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在1938年营救张学良失败后被秘密逮捕于武汉，辗转囚禁于息烽、白公馆等地。

因为他的威望和军中旧友的影响，也因为特务认为他一旦出狱就会再做高官，所以他在狱中享受一些特殊待遇，如读书、看报，甚至拥有防身的佩刀。

▲ 黄显声将军墓

这是一条真正的关东好汉子，在遇害的时候，依然身怀短刀，“虎入笼中威不倒”，宁持刃而死，决不引颈就戮，不失军中男儿本色。

黄显声是张学良的亲信，东北军少壮派的代表，张作霖被炸，张学良就是混在黄显声军中悄悄出关的。

奇怪的是，九一八事变时，东北讲武堂炮科出身，已经担任旅长的黄显声，1930年却被任命为辽宁省警务处处长的职务，变成了警察。

对此，我的看法是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当时东北军上下充分感到东三省和日方冲突的危险，但是又缺乏和日军正面对抗的勇气。一旦发生危机，希望避免正规军之间的冲突。这时，作为非正规军的警察力量就可能成为两军之间的缓冲。委任黄担任这个职务，是张学良希望黄的精明干练可以在中日冲突时最大限度地控制一线局面；另一种可能是，张作霖曾经对张学良讲过对付日本的办法——招集辽宁各县的警察局长开个会，动员人力，一夜之间就把南满铁路的铁轨都埋到地底下了。然后二十万东北军主动打大连的一万五千日本兵。“咱干嘛要怕小日本呢？”张老帅这样说过。

要是张学良存着用这个心思对付关东军，让自己的心腹黄显声担任这个职务也的确是有些道理。尽管形势的变化，让黄显声没有能够在这个职务上发挥更大作用，但他的干练还是表现出来了。

2

▲ 九一八事变：日军在沈阳城墙向中国军民射击

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中人称三个省只有两个明白人，就是臧式毅和黄显声。九一八事变前，臧曾多次苦苦警告张学良日军即将动手，并派黄专门跑到北平去见张报告危险。张时吸毒又患伤寒，到协和医院住院，显得思维精力都不充足，回复都是要求镇定，万一打起来不抵抗，等待“九国公约”的调停等等……

臧自知无力回天，在九一八发生时悲愤地让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赶快出去调兵遣将收复沈阳吧”，自己则以地方官守土有责留下办交涉不肯离去，后绝食未死，被日方拉入伪政府，未保晚节。

黄显声则另有主张，九一八事变前，8月底他已经通过当时的警务督察长熊飞弄到日军情报，知道事变即将发生（这也是黄到北平见张学良的直接原因）。黄不肯坐以待毙，回沈阳后当即下令各县警察队、公安队扩充成12个总队，并发放枪支弹药。

这个举动意味深长，这批枪支成了后东北各路义勇军中的主要武器来源之一。后来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原东北的警察人员占了相当高的比例，而且多位著名的义勇军指挥官，比如邓铁梅、王凤阁、高玉山等都是原东北警察出身。

而黄显声对沈阳的警察也进行了充分的部署，将2000名警察组织起来，编成一个总队并发枪，自己从9月初即昼夜不离办公室，随时准备应变。所以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他率领的警察总队（相当于武警，不包括治安警和交通警）已经离开机关，投入抗击。

后来的救国会执委朱焕阶9月19日晨曾赶到警务处打探消息，却见铁门紧闭，有几只麻雀啄食。向周围人打听，前一天夜里有人看到，黄部警察的动作极快，第一声炮弹的爆炸声刚刚响过就开始行动，离开机关，显然是早有部署。

当时沈阳主要兵力包括王以哲的第七旅、总部卫队、张学良的卫队营、讲武堂学兵和黄显声的警察部队。

事变爆发的时候，王以哲和两个团长都不在部队（王第二天下午才便衣出城，在郊外与部队汇合），第七旅苦苦等待命令，最后等来的却是——不许抵抗，任其占领营房缴械。该部靠下级军官自发组织才勉强突出重围，损失惨重。

卫队的负责人是荣臻的儿子荣子恒，因为形势紧张，当天被派率部到野外进行为期八天的拉练，所以没有加入战斗。（谁能说王、荣不是明白人呢？还有当时因为各种事情不能到任的吉林省主席张作相、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学生们听到枪声怎么也找不到的讲武堂负责人周濂中将，哪个，不是明白人？中国人里面明白人有时候不是太少，是太多啊！）

张学良卫队营营长谭海仓促中把张府各房门上锁，武器埋在院里，只带着钥匙逃回北平。张学良啼笑皆非，大骂“不是人，什么东西！”因为张一向叫谭海“叔叔”，这一次显然是气极了。

各部只有黄显声部和讲武堂学兵（五连连长张占元阵亡）主动进行了抵抗。黄显声指挥警察在二经街一带依靠简单的街垒与日军对战多时。最终，在日军坦克的攻击面前，只有轻武器的警察伤亡太重，被迫撤离。黄在撤退时嘱咐警察和公安队官兵尽量携带武器弹药撤退，连夜经过新民向锦州集中待命。但由于准备充分，沈阳警察部队撤退到锦州是动作最快，损失最小的。

黄显声到达锦州后，成为1931年秋冬实际的前敌总指挥。当时东北边防军公署和辽宁省政府公署都搬到锦州重建，但张学良和张作相都未到锦州，军政事务由黄显声代拆代行。他立即联系驻防义县的十二旅旅长张廷枢向大凌河布防，稳定了阵线。

当时，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也到锦州办公，援军也陆续到达。荣是个旧式军人，有鸦片瘾，又知道张学良信任黄显声。故此事务皆付黄显声。后国联有员来调查，与荣臻交谈时发现他未及收拾的烟具，于是对翻译说：

“这样的将军怎么能抵抗日本军队呢？”

又问荣九一八时为何不抵抗。荣回答没有上级命令。国联的人走后，荣臻悔恨交加，当即砸毁烟具，向张学良发出一封急电，要求带一个旅到前线和日军拼命。12月后荣在军事指挥上逐渐发挥正常作用。

日军土肥原则与汪精卫曾称为“智勇仁”的大汉奸凌印青（辽宁海城人，早期国民党人，与杨宇霆交厚）勾结，派出高级特务仓岗繁等十人到辽西和凌汇合，在盘山组建伪军“东北民众自治军”。

黄显声针锋相对，他利用该伪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单廷秀是熊飞的学生的关系，通过单策反该军第一师师长项青山、第二师师长张海天。10月27日，两人率军起义，东北军十九旅派兵参战，凌及仓岗皆被击毙。

日军继而鼓动张学良堂弟张学成于10月29日接手“东北民众自治军”残部，发给奉天兵工厂武器，试图作为日军前驱进占锦州。张学成一贯认为自己怀才不遇，与堂兄应该分庭抗礼，1931年初曾参加石友三的叛乱。这一次则欣然接受日军指挥，携四名日本顾问上任，号称有18个旅。

黄显声请示张学良后，派公安骑兵第二总队进攻张学成部。由于东北地区当时抗日情绪强烈，张学成部也兵无战心，交火后不久即溃散，四名日本顾问和张学成都被乱枪打死，伪旅长荣庭被俘。

3

在锦州期间，黄显声励精图治，大力组织和扩充地方武装。而张学良由于年轻和患病，此时处于刘伯承所说“五行不定”的状态。他一面调动了一部分部队到锦州前线，似有抵抗之意，另一方面支持将锦州一带设为隔离区的方案，随时准备撤离。

在军事上，张显得十分消极。黄显声有一次建议既然锦州前线工事构筑不易，不如以攻为守，张当即拒绝。在日军进攻马占山的时候，张坐拥重兵，毫无策应（反而是日军进攻锦州时，极端困难的马占山反攻齐市，试图调动日军北上）。对于黄显声招募的部队和反正伪军，张学良也拒绝给与正规番号，他一方面希望借助这些部队抵抗日军，一方面怕因此形成中国正规军与日军交战的口实。

在这种掩耳盗铃的思维支配下，张学良甚至下令给马占山和丁超等吉黑将领，下令他们部下原来东北军的正规部队一律不得使用正规军番号，只能自称“自卫军”、“救国军”等名义。

事实证明，这种做法不但不能减少日军对中国军队的进攻，相反使其进攻更加理直气壮——既然对手不是正规军，就只能是“土匪”、“马胡子”了。堂堂正规军一夜之间竟然连自己的番号都不能使用，各路抗战部队也因此而气馁。

在这种情况下，黄显声急中生智，将新编部队改称为“辽宁抗日义勇军”，编张海天部为第一路、项青山部为第二路、陆续委任达二十余路，自己担任总司令。

这就是“抗日义勇军”的最初来历。

1931年12月15日，张学良倚为依靠的蒋介石下野，张的抵抗意志更加消沉。在日军大举进攻的压力下，张最终下令东北军主力于1931年最后一天撤离锦州。在回复记者的访谈时，东北军方面表示在锦州周围与日军进行了激烈的攻防战斗，最后不支撤退，损失五千余人。

然而，在当地的外国人和民间团体回忆，东北军的各部，除步兵十九旅、骑兵二十旅的部分部队，装甲列车队以外，基本与日军未有接触即撤离，撤离时日军还在锦州的百里之外。真正在锦州外围和日军展开了血战的，是黄显声部下的义勇军和公安队。他们与日军在白旗堡、田庄台、盘山、打虎山各地辗转血战，还曾经反攻过营口，给日军造成相当重大的打击。

▲ 辽西战场上的义勇军

东北军撤退时，黄显声率三个骑兵公安总队断后掩护。黄以第一、第二总队掩护机关人员撤退，亲自带第三总队到大凌河畔杨官屯拒敌。1932年1月2日，黄部与日军渡大凌河部队展开激战，由于敌众我寡，战斗到夜间两点三十分，黄下令炸毁女儿河铁桥阻挡日军追击，部队撤向关内。1月3日，日军占领锦州。义勇军部队，一部随黄显声入关，一部留在当地继续和日军作战。

由于“义勇军”这个名字响亮而且贴切，逐渐成为东北各地抗日军民最为常用的叫法。1935年，田汉、聂耳合作为电影《风云儿女》谱写了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这首脍炙人口的战歌，后来成为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然而，很少有人去细究这里所说的“义勇军”，最初指的是哪一支部队了，它代表的，是白山黑水的关东人，也是全体中国人不屈的精神。

4

入关后的黄显声将军，所部公安骑兵总队和一同撤退的保安队、义勇军被改编为骑兵第二师，黄任师长，参加了长城抗战，再次与日军交手。以后，为了替张学良将军控制五十三军万福麟部，又前往万部担任副军长兼一一九师师长。威震冀中的吕正操司令员，当时就是他的部下，也是他的好友。黄显声将军并协助张学良策划和实施了西安事变。

1938年，黄到武汉活动争取释放张学良将军不果，经周恩来介绍，准备以中共特别党员的身份到延安组建新东北军，不幸被国民党方面扣押，从此开始了十年的拘禁生活。

据推测，黄显声的被扣押，与东北军内部斗争也有很大关系。黄是张学良最为亲信的少壮派军官，长城抗战后，张学良深感老东北军将领各顾妻子，腐化老朽，已经不堪改造，因此大力提拔少壮派军官，黄显声就是其中的典型。

然而，这种做法明显侵犯了占据高位的老牌将领的利益。张学良被扣以后，东北军上层并非都尽全力营救，而是在蒋介石的拉打之下分裂，自相残杀，可说与此有关。失去了张学良支持的黄显声，也成为这些老牌将领的眼中钉。

正是因为看到这一点，蒋才毫不犹豫地扣留了这位著名的抗日将领，他确信这不会影响他对于东北军的使用。（蒋介石深恨黄显声，因为从事后的情报得知，西安事变中，黄显声是张学良最主要的助手之一，而且态度强硬明朗。）

在被扣押的十年时间里（最初还给会武术的将军戴着镣铐，怕他逃跑），黄显声从不屈服，坦然自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我现在虽然坐牢，但并没有犯法，是为团体、为国家、为义气而坐牢，问心无愧，将来生死存亡在所不计。”

只有在反复读一句诗时，将军常常痛哭失声。这句诗就是陆游的“报国欲死无战场”。

写到此处，忽然想起了陆游的另一首诗：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道济见收，脱帻投地曰：“乃复坏汝万里之长城！”

有一种说法，讲东北军旧部和共产党方面（例如黄的秘书刘澜波）都曾努力争取让黄显声将军越狱，看守的特务也为将军人格所感，多同情于他。但营救为将军所拒绝。

这是有一定真实性的说法，因为黄显声将军一直认为自己被抓是莫须有的罪名，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军人，要堂堂正正地走出牢房（推测他期待和张学良将军一起获释，故有“为义气”的说法。）同时，将军也知道自己逃走将连累很多难友，因此一度拒绝了营救。

但是，在1949年，看清国民党方面已经不可能给他公平的释放，将军实际上同意过接受外面的营救。只是，为了能够同时营救好友、张学良将军的副官李英毅，黄显声将军希望营救的时间推后，在重庆即将易手的时候进行，以便乘乱多救一些人。

按照刘澜波的安排，当时，渣滓洞看守宋惠宽已经成为营救的内线。他答应在时机合适时，于半夜时候把黄显声将军和李英毅副官以及一切可以带出来的人带到白公馆后面的山坡上，由负责营救的夏在汶开着汽车在那里等着，把将军等人带走。刘澜波并叮嘱一旦出现有政治犯被杀，则不顾将军的反对，将他单人救走。

但是，意料不到的是，保密局布置的对政治犯的大屠杀，第一个被杀的，就是黄显声将军。1949年11月27日，按照毛人凤的密令，黄显声将军被军统特务杨进兴执行秘密枪决，杀害于红岩步云桥，李英毅与将军同难。

▲ 黄显声将军牢房中的日历牌，永远停在1949年11月27日，在它的上方，是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的图案

将军之死还有一点传奇的色彩。

在息烽监狱，黄显声将军曾经凭借精湛的医术救活了一名被控参加学运被捕的福建女大学生黄彤光。随着此后的接触，黄彤光爱上了这位气宇轩昂、儒雅不屈的将军。1944年出狱后，黄彤光一面全力寻找路线营救将军出狱，一面通过看守中的内线与将军鸿雁传书，甚至寻机相会。两人终于定下终身，将军答应只要能够出狱，愿与黄彤光结为连理。两人成为极其特殊的“狱中恋人”。

在定情时，黄彤光交给将军一张红纸，请将军将来用它包结婚戒指来娶自己（因为将军是由同情他的看守带出来的，回去时不能带其他的东西）。

闻知将军遇害，黄彤光和夏在汶等人，5天后到红岩山上含泪寻找将军的遗体。但尽管随行的解放军官兵帮助百般搜索，都没有找到。

就在这时，突然，在一块新土中，露出一小片红纸，黄彤光一眼认出，这正是她给黄显声将军的那张包戒指用的红纸。黄彤光立刻跪了下来。

将军的遗体，就在这片新土的下面。

88岁的黄彤光女士，在几十年后回忆起来，用这样的词句描述将军的埋骨之地——“那片红纸在风中痛苦地摇着头，很鲜艳。”

完

在被扣押的十年时间里，黄显声从不屈服，坦然自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现在虽然坐牢，但并没有犯法，是为团体、为国家、为义气而坐牢，问心无愧，将来生死存亡在所不计。”只有在反复读一句诗时，将军常常痛哭失声。这句诗就是陆游的“报国欲死无战场”。

源济

三千将士死拼八万日寇：全军殉国决不降，虎魂中将吕公良 

原创 2016-08-24 萨苏 老萨有发现

“

以中将师长之身，打到最后一人，重伤之余，还能翻身而起，击毙杀害自己的凶手，高呼“不投降”而以身殉国，吕将军，虎魂也！

”

抗战英雄录003：吕公良

1

▲ 吕公良将军

吕公良将军，是在许昌战役中殉国的中国最高将领。然而，他的牺牲经过，却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

按照日本的一些资料，如防卫厅公刊战史《河南作战》里面记载日军12军司令官内山应太郎的说法，虽然证实了吕公良将军在此战中战死，但是没有找到他的遗骸。内山认为对吕将军这样血战不屈的英雄应该予以安葬，对这样的结果心中感到惭愧（日语用词为“耻”）。

中国方面对于吕将军的牺牲记载则不够统一，显示了史料保存和使用上的缺陷。由于抗战后局势的变幻，特别是国民党政府当时对抗日史料根本没有给与相当的重视，很多抗战殉国的将领，其记载都语焉不详，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有记载吕将军派人将在许昌督战的刘昌义军长（就是《战上海》中国民党副司令刘义的原型）送走，自己死守巷战阵亡。

新编29师中在此战幸存下来的张访朋先生，在回忆中只提到吕将军5月1日凌晨下令焚毁军旗突围，此后将军牺牲经过则不得而知。

黄埔军校同学会的纪录，讲吕将军率部突围，在苏沟附近被日军包围。将军驰马冲突，左右督战，被日军发现炮击，将军中炮牺牲。

近日，在日本翻阅原始史料，在原日军第27师团少尉军官冈野笃夫所著《进军，中国大陆三千公里》（旺史社，2000年2月第一次印刷）和日军“支那驻屯军步兵第三联队”战史（防卫厅公开战史），日本史学家伊藤正德所著《帝国陆军之最后》一书中，都发现了有关吕公良将军殉国的详细过程。读过之后，笔者忍不住拍案而起，搜集了若干背景材料来综合写成此文，以此祭奠吕将军的英灵。

许昌会战，是1944年日军发动的打通大陆交通线1号作战（中国称为豫湘桂战役）的一部分。

豫湘桂战役，由于对日军情报工作的不足，部分精锐无法撤回国内作战，以及国民党军上层普遍存在的“等胜利”思想，中国军队损失惨重，特别是河南的汤恩伯部，在和日军作战中表现相当不佳。

然而，疾风知劲草，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许昌守城之战，就是河南战役中一抹悲壮的亮色。在这次激战中，中国陆军新编第29师以全师覆没的代价，死守许昌，顽强抵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激战从4月28日开始，直打到5月1日，许昌失守，战斗中师长吕公良中将等多名将领壮烈殉国。

实际上，许昌战役开始前，其命运应该就已经注定。

守许昌城的部队，只有吕公良所部新编29师所属三个步兵团（85、86、87三个团）和一个补充团。实际上，86团在许昌战斗前于4月18日奉命在郑州投入黄河河防之战，被日军37师团击溃，基本失去了战斗力。因此，吕师长部下其实只有85、87两团还算完整。补充团由于是壮丁组成，尚未训练完毕，基本没有战斗力。而即便算上补充团，新编29师守城部队也不过三千余人，只相当于一个旅的兵力。

攻打许昌的日军部队有多少呢？按照《河南会战》的纪录，参战部队为日军第12军主力，包括第37师团、第62师团、第7混成旅团，辅以坦克第3师团一部、第27师团一部，合计八万余人。日军出动这样多的部队攻击许昌，原因是日军认为许昌是三国时代以来著名的“军都”，中国军队会重兵驻守。

那么，中国军队呢？

2

我的看法是，当时的指挥官汤恩伯并没有死守许昌的决心。

整个河南战役汤恩伯第一和蒋鼎文积极内斗，互不支援，第二保存实力不愿硬拼，真正许昌危急的时候，没有得到一兵一卒的支援。有的说法是汤在许昌附近没有部队可用。其实仔细看看当时的作战形势图，就会发现29军、87军都在许昌旁边，只是汤恩伯舍不得投入进去。

真正要求死守许昌的，是蒋介石。

蒋介石在战术问题上经常提出一些无理的要求，比如杜聿明解决龙云的时候，蒋按照历史经验，要求他必须占领碧鸡、金马两个要点。杜看了只有苦笑，这两个点一个就在杜的营中，一个离龙云所在的昆明几十里，清除龙云的战斗根本涉及不到那里。所以，死守许昌的要求，老蒋提的也许不符合实际情况。

我的看法是，汤恩伯命令新编29师死守许昌的时候，也明知这里守不住，只不过是用新编29师几千战士的生命，去敷衍蒋介石的命令罢了，而根本没有认真准备对许昌的后援。

8万对3000，装备上更存在极大的差异，但新编29师打得堪称英勇顽强。日军37师团师团副官福岛六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日军开始对许昌发动攻势，开始进攻的目标是北门，但遭遇到非常顽强的抵抗。

福岛前往前线，一路只见两侧到处是被日军重炮摧毁的中国军队工事，战死的中国士兵的尸体有的半沉在路沟的水中，显然是负伤后无力爬上来而死在沟中的。路面上，日军部队拥挤不堪，汽车、马车挤成一团，原来是前方发现中国军队在路面布雷。混乱中，有骡马跑下路面，踏响地雷。

这时，远处的中国军队炮兵开始对日军开炮。虽然炮的数量显然很少，但是打得很准，福岛眼看着他前方20米处一辆辎重车被击中。拉车的骡马被炸成两段，押送的士兵则仰天摔到了道路对面，当即阵亡。日军纷纷撤下公路。

此后，日军意识到中国军队在许昌北面布防严密。于是利用人数优势，迂回攻击东、南、西各门。30日，攻城开始。许昌守军兵力太少，不敷分配，激烈的战斗持续到5月1日凌晨，南、西门都被突破。巷战中新编29师官兵大半伤亡，吕公良师长被迫下令弃城突围。

▲ 吕公良与家人的合影

应该说，许昌守军的顽强表现，和吕公良将军的镇定指挥和坚定信念有很大关系。张访朋先生曾展示了一封吕公良师长4月20日写给妻子的亲笔信，字极漂亮。信上说：

“你这次到许昌短短的两天，走后真使我心中有说不出的难受……战事稳定下去，敌人打走后，再接你到前方来，痛快地住几天。”

“今天敌人围攻郑州，恐怕敌人攻了郑州之后，一定要南下新郑、许昌的。但是我已充分准备，打仗是军人的本分，希望他来一拼。恐怕此信到手时，我已在与敌人拼命了……当军人不打仗还有何用。”

3

由于新编29师的残部突围迅猛坚决，日军的包围圈被撕开了一个口子，吕师长率部突出许昌。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正有一支凶猛的敌人，在前方等待着他。这支凶猛的敌人，就是日本陆军第27师团的支那驻屯军步兵第三联队。

第27师团，当时属于日军第12军指挥。但是，它和12军其他部队不同，这是一支装备精良的关东军！它原来驻扎在辽宁锦西，因日军进行1号作战兵力不足，3月将其调入关内，4月2日编入第12军，许昌战役后又脱离12军编制。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作为第12军军长的内山应太郎没有收到第27师团关于吕公良将军战死的报告。

由于第27师团不是自己熟悉的部队，内山担心它担任攻城任务容易和其他部队产生配合问题。所以，只保留了一部分第27师团部队作为攻城预备队，而命令冈野（时代理中队长）所属的驻屯军步兵第三联队直驱许昌东北方，强占许庄—郭庄之间，掘壕固守，一方面阻断中国军队援军，一方面断许昌守军退路。28日许昌会战打响，驻屯军步兵第三联队立即以每天40公里的速度直插许庄，30日占领计划中的许庄—郭庄一线，埋伏下来。

事实上，吕公良将军指挥的突围部队，正是选择向许昌东北方向突围。这是因为日军对许昌的攻击是迂回进攻，东、南、西三面都有重兵，只有北面还有突围的可能。张访朋先生当时担任连长，他的部队就是从北面突围成功的。

突围而出的中国军队由于激烈的战斗而队形大乱，正撞在日军的伏击圈中，混战随即开始。由于猝不及防，中国军队损失很大，纷纷被分割包围吃掉。

第三联队联队部的直属部队也发现一队中国军官兵向自己的阵地撤退而来。联队长小野修大佐当即下令直辖部队投入攻击，冈野的部队，也在直辖部队之中。

黑夜中，中国军队无望而顽强地抵抗着。

日军发动冲锋，冈野和一个小队的士兵一直冲到了中国军队的纵深。

这时，联队本部的牧野勇一军曹率先发现前方不远的灌木丛中，有中国兵在活动。仔细看来，发现是三个骑在马上的军官和几个步兵，好像正在商谈什么事情。

这几个人，正是吕公良师长和他残存的几个幕僚。

因为感觉到这几个中国人似乎是高级指挥官，冈野不想打草惊蛇，对手下一个叫做淳边定六郎的下士轻声道：“噢咿，把捷克机枪拿来，打！”

捷克机枪，就是当时中国军队普遍使用的捷克造轻机枪ZB26式。因为这种枪性能远远胜过日军11年式轻机枪（即俗称的歪把子机枪），日军缴获这种枪后，常留下使用。冈野说的捷克机枪，就是较早作战中缴获中国军队的，而淳边是队里最优秀的机枪射手。

淳边从士兵手里接过捷克式机枪，对着这群中国官兵就是一个扫射。

由于距离太近，中国官兵几乎都被撂倒。几个未死步兵用步枪抵抗，都被日军击杀。三匹马倒下了两匹，另一匹上的一个军官试图拨马撤退，淳边对准他猛烈开火，那个军官终于从马上落了下来。那匹马后来发现脖子处负了伤，被日军缴获。

这时，那几个中国士兵的抵抗已经中止。淳边带头，几个鬼子冲向那个落马的军官，用中国话高喊：“投降，投降！”

那个负伤的军官忽然坐起身来，喊道：“不投降！”

用手枪连开两枪，都打中冲在最前面的淳边，胸部一发，腹部一发，淳边立即毙命（后冈野负责火化淳边，说明他死于“胸腹贯通伤”。这次战斗冈野手下阵亡一人，就是淳边，还有数人负伤）。与此同时，后面的日军开枪，正中这个军官的头部，这个军官当即倒地。

过了半晌，日军才敢凑上来看，这一小队中国兵全部阵亡，无一幸存。在那个倒地的军官身边，发现了吕公良将军的印章、公文等，经过核对，认为这个身中四发轻机枪弹又被步枪击中致命的军官，正是新编第29师中将师长吕公良。

以中将师长之身，打到最后一人，重伤之余，还能翻身而起，击毙杀害自己的凶手，高呼“不投降”而以身殉国，吕将军，虎魂也！

虎到绝路！

4

▲ 如今，许昌烈士陵园为这一战阵亡的三千余名将士立起了烈士公墓

得知吕公良将军战死的消息，日军联队长小野修并没有感到很高兴，因为作为一名高级军官，他对于当时日本的战况是比较了解的。估计是想到今后自己的命运而有同情之感，小野修下令，在许昌南门外小村附近，为吕公良将军安葬，并让联队的联络官深谷高三郎大尉题写了墓碑。碑文曰：“勇将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之墓。”

这座墓碑建立后不久，新编29师残存被俘的中国官兵从它旁边路过。其中一个团长看清了以后，冲上来抱住墓碑号啕大哭。这个团长，我估计是86团团长姚俊义，因为新编第29师所属团长级别的军官，85团团长杨尚武、87团团长李培芹、补充团团长刘耀军都在战斗中阵亡。团级指挥官只有他一个人下落不明。随着他的哭，其他被俘官兵也大放悲声，日军亦无法禁止。

这应该就是吕将军殉国的全部过程了。这个详细的经过，可以在《进军，中国大陆三千公里》中看到。由于相关资料在国外，这一过程也许一直无人知道，数十年后写出来，希望能够告慰吕将军的英灵。

本文写作完毕后，经有关单位联系，发现有这样的史实——战斗结束后，在文中吕将军阵亡地点，有村民证明发现吕将军当时受伤倒伏草中，曾用鸡皮和土烟为吕将军敷伤止痛，之后不治身亡，村民将其土葬于野地。

之后，吕夫人携子及卫士探访殉难地点，以厚棺取出重新安葬。汤恩伯、王仲廉曾在火车站迎接，抚棺大哭。吕将军之子吕志素先生是医学教授，说父亲可能是枪伤导致腹膜炎，所以可以拖十多个钟头。

由于记载的矛盾，我通过朋友联系了吕公良将军在深圳的亲属，很快得到了吕志素先生的答复，其内容如下：

资料转交吕先生后，他和新编29师仍健在的一位参谋进行了研究，他们觉得这份资料可信度极高。

这份资料可能解决一个历史谜团。他们认为，在日军再次击倒吕将军后，到村民救治过程中，存在一段时间。这其间将军并没有死，而是处于昏迷状态，倒在尸丛中，难以辨认。由于到处都有战斗，这股日军也没有仔细清点战场，就参加其它战斗。

而这其间，村民将吕将军带到村中救治。等日军高层得知吕将军死讯，重派人到战斗地点搜寻，已找不到吕将军尸体，于是就在吕将军中弹倒地地方建了墓，立了一块墓碑（或者其中有其它中国军人尸体？），所以导致其它被俘中国军人路过痛哭。而实际上，吕将军因为伤重，在村民救治无效情况下，死在不远的农村里，并被村民埋葬在土坟里。在日军刻碑的同时，村民也用砖头在实际安葬地给吕将军刻了一个墓碑。

这个说法解决了日军纪录中一个矛盾，既有下级军官说“建了墓，立了碑”，而日酋内山又说：“未能好好安葬，深感内疚。”

* 有关日军北面受地雷攻击受挫一事，他们认为可能指的是23日、24日和尚桥附近的前哨战斗，而不是30日凌晨的北门攻击战。30日攻击战是北、西、南门统一协调攻击战。27、28日日军正从两翼疾进，包围许昌。

完

这时，那几个中国士兵的抵抗已经中止。淳边带头，几个鬼子冲向那个落马的军官，用中国话高喊：“投降，投降！”那个负伤的军官忽然坐起身来，喊道：“不投降！”

源济

这就是中国知识份子在国破家亡时做出的选择 

原创 2016-08-25 萨苏 老萨有发现

“

东方的知识分子，永远给人一种文质彬彬、书香隽永的感觉。但当民族危亡之时，他们也毅然决然地走向战场，走到前线，把肚子里的墨水化作掀翻敌人的巨浪——这就是中国知识份子在国破家亡时做出的选择。

”

抗战英雄录004：汪德熙

1

东方的知识分子，永远给人一种文质彬彬、书香隽永的感觉。然而，中国顶尖的知识分子，中国科学院的院士里面，竟然有亲手杀过日本鬼子的人物。这估计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个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而这样的人物在历史中真实存在，比如中国著名的高分子化学家汪德熙先生。

▲ 参加抗战的北平知识分子之一，汪德熙先生

汪德熙先生何许人也？汪先生是中国核化学化工事业主要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资深院士。从他的这一系列身份看来，绝对是个大师级的知识分子，他的位置，应该在讲堂或者实验室里。但抗战中，正是汪德熙先生和他的战友们把日本鬼子气得一蹦一蹦的。

而且，还不是普通的鬼子，是日军中的精英，负责谍报和侦破工作的宪兵部队。

汪先生他们干了什么，让日军如此恼怒呢？

1938年，时任中国大学化学系讲师的汪德熙与其它数百名北平的知识分子一起，在叶企荪先生的组织下离开敌占区，到达了冀中抗日根据地。他们就此成为八路军兵工事业的重要科研力量，缔造了敌后根据地的兵工传奇。他们的功绩，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突出贡献。

抗日战争中敌后根据地的艰难是今天电视剧中难以反映的。比如，八路军的子弹从哪儿来？

• 靠“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可能吗？

缴获通常只有在歼灭战中才会比较多，而打日军的歼灭战并不容易——就算是歼灭战，鬼子也从来不会痛痛快快缴枪缴子弹。而且，鬼子出门和八路打仗也不能背着子弹箱，给伪军补给则控制森严，因此八路军的缴获是十分有限的。所以，八路军不可能完全依靠缴获武装成为一支能连续打八年仗的近代化陆军。

• 靠国际援助，比如被视为老大哥的苏联可能吗？

这种观点会让土八路欲哭无泪。从现有资料看，八路军在绥远的部队确实一度与苏军控制的外蒙打通联络，但唯一得到的支援竟然是大量马列主义书籍。马克思的《资本论》对指导打日军坦克车能贡献怎样的智慧可想而知，反正这些玩意儿不能当炮弹打。

• 靠友军也就是国民党方面支持可能吗？

国民政府在早期曾给八路相当帮助，比如平型关上林彪敢挥霍一把就是仗着刚从二战区领来了大量弹药。然而到了后期，一方面国共开始摩擦，另一方面因为国际通道被切断，国军自己家里也没有隔夜粮，这方面便无法指望了。

最关键的还是要靠自己。真正起作用的是八路军自己的兵工厂。这一点，其实大家都看得很清楚。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

“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重要问题……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

▲ 晋察冀兵工厂在加工装备

▲  八路军兵工厂的原料

到1939年，仅晋察冀根据地便有兵工厂七座，而1941年，八路军最大的兵工厂——黄崖洞兵工厂则达到了年产步枪3300支的规模。这大大缓解了敌后抗战的装备问题。兵工是要依靠科技的，这方面，敌后抗战得到了大量爱国知识分子的支持。

在北平负责清华大学校产的叶企荪先生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位，他曾想放设法为八路军发去大量经费，以至于战后盘点，发现叶先生把本来准备建清华成府小学的经费全部交到了八路那边打鬼子。而他对于抗战更重要的贡献是组织大量教授，学生前往根据地协助兵工事业的发展。冀中的地雷那么厉害，叶企荪先生等是有很大贡献的。

▲ 清华大学物理系部分师生在科学馆前合影，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参加了抗战，二排左三为叶企荪

汪先生去冀中是瞒着家里人的，自称到天津清华大学分校去教书（叶企荪先生真的每个月给他家寄讲课费，所以家人一直没有怀疑），为了能进入根据地，他化妆成了传教士，然后还学了句日语“我是基督徒”。

值得一提的是，和汪先生同行的也是一名后来的科学院资深院士，这便是当时在清华大学担任助教的葛庭燧先生。这位葛老先生的经历后来更加神奇，在冀中鼓捣地雷炸药之后于1941年去了美国，以后参加了一个神秘的工程。

这次，葛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制造了一个比地雷更响的大家伙——葛庭燧先生参加的是“曼哈顿工程”，这个工程诞生的两枚原子弹被投在广岛和长崎，大大加快了日本法西斯投降的过程。

▲ 葛庭燧先生与太太何怡贞的婚影

汪，葛两位先生的旅途有惊无险，他们收到了冀中军区吕正操司令员的欢迎。汪德熙先生本人后来担任了冀中军区供给部化工技术工作的负责人。

2

既然汪先生已经去了冀中，又怎么能把日军气得一蹦一蹦的呢？原因是他和他的战友们就在日军的眼皮子底下与留在北平的外籍教授们进行联系，解决了冀中根据地高性能炸药研制中的多个重要问题，而日军硬是拿他们没办法。

同样从清华来到冀中，建国后担任一机部重型矿山局副局长的张方回忆，在冀中的专家们因为缺少实验条件，经常用英文写信给在北平的洋教授们求助，这些信件从冀中敌占区的“关系”处以平信寄出——日军对所有信件都会进行检查，然而，次次都会放行——因为这些信件的内容，无非是回乡的学生与教授交流关于肥田粉的学术论文而已。

过了很久日军才发现，其实，这些信件探讨的，却是怎样制造对付日军火车的炸药——英文不好的日本人看不懂，实际上这是国际友人和中国专家在共同帮助八路军完成制造烈性炸药的技术攻关。

汪德熙先生等到达冀中之前，土八路发展的民兵多用黑火药装地雷和手榴弹，但这是用于袭扰和自卫的，正规部队不能靠这个。日军记载，第一次攻打井陉煤矿的时候，土八路的手榴弹曾扔得日军阵地外到处都是，却基本不响，这是因为下雨导致黑火药受潮引发的问题。后期八路炸炮楼用的炸药包，是不能指望这玩意儿的。

抗战初期，冀中的八路曾在运河里捞起阎锡山部队丢弃的三船氯酸钾，用了很长时间，可是这东西总有用完的时候，不由得人不发愁。

▲ 汪德熙先生设计用来炸日军铁路线的各式地雷

汪先生他们来了以后，很快找到了新的炸药来源。此时，日军却在河北实行着他们占领期间唯一的“德政”——为了能够征得更多的粮食，向当地农民强行配售肥田粉。河北的农民对这种“德政”响应并不积极，因为反正多收了粮食也是鬼子的，而且肥田粉的价格不菲，老百姓也很难负担。

然而，日军的肥田粉却不愁销路——都被八路买去了。

八路要肥田粉干嘛？送到南泥湾开荒？当然不是。这是因为这些北平来的专家们到了根据地，他们发现日造肥田粉的主要成分内含有大量硫酸钾，将其提炼出来，再通过化学反应，是可以变成炸药原料的。顺便说一句，今天肥田粉的成分已经大大改变，是提炼不出炸药来的，但日军当时没有这个配方。

当然，日制肥田粉里面有大量杂质，这个提纯和反应的过程并不简单，所以到了根据地的专家要与在北平的朋友交流，通过他们的实验获得更好的炸药制造方法。北平的外籍教授们一方面与汪先生等有师生之谊，另一方面大多同情中国的抗战，因此心照不宣地帮助学生们解决这些“学术问题”。这就是“肥田粉”论文的由来了。

双方只谈化学反应，不涉及一字于炸药与抗日，局外之人实在是不容易看明白。

那么用英文奇怪吗？一点儿也不奇怪，汪德熙先生英文很好，张方和胡大佛等八路兵工专家，在冀中的兵工厂里也经常用英文交流的，还曾经为此差点被当成特务呢。

前些年看网上某些倡议帖，大意是你现在买某国人一辆汽车，就等于帮助他们制造多少将来屠杀中国人民的炸弹云云。这多少有点儿不靠谱。

如果套用这一描述，那对当时的日军来说，应该是你现在卖给中国农民一袋肥田粉，就等于帮助他们制造多少未来屠杀日本皇军的地雷云云。这个是绝对靠谱滴！

这样，冀中的炸药水平在三个月内突飞猛进，让日军连吃大亏。所以，日军被汪先生和他们的战友气得一蹦一蹦的一点儿也不奇怪。

3

他们在冀中还为解决八路军子弹问题提供了方案，其中充满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特智慧。以根据地的工业水平，自制子弹十分困难，解决子弹问题主要依靠复装，即利用发射过的子弹壳重新制造子弹。弹壳可以从战场上捡，火药可以自己造，麻烦的是弹头和底火没有地方去捡。

专家们给出的方案是派出人员到敌占区去收购铜板和冥器。估计就算日本特高课的人员截获了八路军的物资，把这些东西摆在那儿告诉日本人是李向阳买的，他都得对你晃脑袋。

铜板，这东西正是八路军复装子弹弹头的原料。八路军兵工厂采用冲压的方式来制造弹头，原料就是铜板，用冲床对准铜板中心冲压一下，正好形成一个弹头状的漏斗，在里面灌上铅就可以与日本三菱兵工厂的产品媲美了。所以，一个铜板就是一发子弹——要是配上“我们都是神枪手，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的歌词，那一个日本兵也许仅值一个铜板……

至于冥器，其中包含的水银正好用来制造子弹的底火。

▲ 美国记者在敌后根据地拍摄到的八路军和民兵使用武器，五花八门，有很多是自制的

可敬的是，这些知识分子不仅在工厂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且有些成员亲自走上了战场，汪德熙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1938年9月的一个夜晚，汪德熙亲自带游击队员在保定以南第一次实验了新式炸药。他们的目标是日军控制的铁道线。这也是冀中部队第一次对日军铁道实施爆破攻击。

攻击的过程充满戏剧性。为了保障首战告捷，八路军这次攻击在保定南北同时展开，各有一个爆破组实施攻击，以保证至少有一组成功。

在保定以南这一组由汪先生负责，以北那一组由另一名出自清华大学的助教负责。参加过这次袭击的老八路朱智海开玩笑地说这一仗之后，八路军从“扒路军”转向了“炸路军”，而且两个袭击点的不同情况，反映了教授和助教的水平差别。

汪先生负责的南线爆破组一切顺利。汪德熙先生身体力行，在八路军人员的观摩下亲自指挥埋好炸药，自己一根一根接好引爆电路，然后隐蔽到铁路侧面的埋伏地点，在日军军火列车到达时启动引爆器，炸药包顺利起爆，炸断铁路，并造成日军列车出轨。在此之前，汪先生还冷静地放过了一辆日军装甲巡道车——要炸，就炸个大家伙。

而北线爆破组则出了一点问题。那位助教很认真地绘制了电路连接图，对一同出击的人员仔细讲述设置方法，确认大家都听明白了，便到一旁休息，把“简单”的接线和埋炸药工作交给了工兵。

埋炸药一切顺利，等工兵接好线路，这位慢悠悠地来检查，惊讶地发现线路全接反了！原来，那个负责接线的工兵竟是个色盲，分不清电线的颜色。急切间，这名助教只好要大家隐蔽，自己重新来接。

这时，日军的列车已经驶来，探照灯甚至直接照在了这位助教的身上——好在日军的铁路此前从未挨过炸，没有八路军在埋炸药的概念，所以并未弄清他在干什么而没有开枪。线路终于赶在日军列车到达前接好，爆炸也悬乎地成功了……

汪先生亲自引爆的炸药包当场成功炸毁日军军火列车一列，毙伤押车日军十余名。死在这次袭击的日军应该感到幸运——因为爆破军列的炸药包是汪先生亲自引爆，这可能是中科院院士亲手消灭侵略者的第一例呢。

这就是中国知识份子在国破家亡时做出的选择。

完

前些年看网上某些倡议帖，大意是你现在买某国人一辆汽车，就等于帮助他们制造多少将来屠杀中国人民的炸弹云云，这多少有点儿不靠谱；对当时的日军来说，卖给中国农民一袋肥田粉，就等于帮助他们制造多少未来屠杀日本皇军的地雷云云，这个是绝对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