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上，和盲艺人的十年｜长报道

源济

太行山上，和盲艺人的十年｜长报道 

原创 2016-08-23 姚璐 人物

主持人亚妮第一次见到盲艺人是在一个傍晚，她从一个农户家里出来，抬头看到山顶，数十个男人手搭着肩在山肩上行走，此时太阳还未完全地下沉，「它就是一幅画，对生命充满了一种拥抱一样的东西。你看，当一个手搭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当夕阳洒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你就感觉这种生命是跟天地连在一起的。」

文 | 姚璐 

编辑 | 赵涵漠 

牵扯

 

亚妮相信有冥冥中的感应。肉三死去的那晚，她人在北京，翻来覆去地睡不着。第二天一早5点，这种不安的感觉催促着她出发，立刻去山西左权。北京细细地飘着小雨，车开到石家庄，左权县盲人宣传队队长刘红权的电话来了，「肉三死了」。

 

亚妮说不出话，眼泪开始哗哗往下流。同伴把车开得飞快，到左权县是中午，肉三已经盖着红被子，肚子上压上了斧头，躺在门板上了。

 

那天亚妮哭得厉害，触发她汹涌悲伤的是肉三的鞋子。左权县盲宣队是一支由盲人组成的卖艺队伍，白天他们在太行山腹地走村串户，挨村表演，到了夜里，他们总是挤挤挨挨睡在一个炕上。第二天早上起来，盲人们看不见，只能摸索着穿鞋。运气好的时候，大家都穿对了，更多的时候，有人会穿错。肉三最胖，足足有280斤，因此行动迟缓，他穿最后剩下的那双鞋——总是错的。亚妮发现，躺在门板上的、死去的肉三，穿着一双对的鞋子，「我才发现我的三哥真的走了」。

 

肉三是盲宣队里最有光彩的艺人之一。他先天失明，耳音极好，是队里的「定音器」，也是鼓王。他打鼓的时候，总是微微侧着头，用耳朵对准声音的来源，一出手就是满堂彩。他总是在笑，从不抱怨命运，他的「名言」是：「咱生下来啥也不见，那叫舒坦，人活就活个舒坦，你球活不过俺。」

 

亚妮和盲宣队以及肉三的故事要追溯到13年前。当时，她还是浙江卫视的主持人，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栏目。《人物》记者今年7月在浙江横店的片场见到亚妮，58岁的她戴一顶鸭舌帽，长卷发扎起，穿民族风情的灯笼裤。但现在在路边，在餐馆，没有人认出她来——虽然十多年前，她是浙江家喻户晓的主持人，有人想联系她，信封上写「杭州亚妮收」，就可以了。

 亚妮   摄影｜才源

13年前她在山西拍摄另一题材，偶然发现当地有这样一支特殊的队伍——贫苦的盲人为了求得一条活路，自发地组织成卖艺讨钱的队伍，在山间缓缓行走。当地县志记载了盲艺人的历史，这个群体甚至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存在了，最初他们像其他地方的盲艺人一样，独自走乡卖唱，到富人家里唱段吉祥话赚碗饭吃，后来他们渐渐搭起伙来。在左权，没有人没听过他们的演出。

 

老的盲艺人走不动了，又有新的盲人加入进来。他们在树林、沟地、山岭间行走，全县两三百个村子，每年必须全部走到，挨个村庄表演，住一夜，第二天清早又再出发，带走村里给的一点微薄的报酬。大部分盲人加入之前都不懂音乐，但是为了生存，必须学习。

小憩中的盲艺人们

 

亚妮第一次见到盲艺人是在一个傍晚，她从一个农户家里出来，抬头看到山顶，数十个男人手搭着肩在山肩上行走，此时太阳还未完全地下沉，「它就是一幅画，对生命充满了一种拥抱一样的东西。你看，当一个手搭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当夕阳洒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你就感觉这种生命是跟天地连在一起的。」

 

他们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队伍，但一开嗓子，亚妮就哭了。盲艺人习惯仰着脖子表演，毫不吝惜力气地歌唱，「清清爽爽又天高地阔」，让乡野小调迸发出艺术的魅力，「你看我们开花是公园里，它那个开花是漫山遍野，山坳里面一大片」。

当地县志记载了盲艺人的历史，这个群体甚至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存在了。  摄影｜刘凤来

亚妮后来才知道中国西部民歌中最具生命色彩的辽州小调，其最原生的状态和完整的曲牌曲目，就保存在这支队伍当中。

 

她为此拍摄了一系列电视专题片，也渐渐与盲艺人们熟识，听到了许多有关盲艺人生、老、病、死的不同寻常的故事。2006年，她决定以盲艺人为主角拍摄一部故事电影。

 

在那时没有谁能想到这部电影一拍就是10年。因为资金的缺口，她贱卖了自己在三亚的一套别墅，又把杭州的房子拿去出租，但直到今年，这部电影何时推出仍是未知数。而在十数年的时间里，盲艺人和她相互牵扯，命运的齿轮细密地嵌在了一起——肉三走了，双明病了，树伟娶亲了，她一一在场，她自己也从台前风光的主持人，变成了一个时时窘迫的幕后导演，她的父亲去世了，她失去了一段恋情，如今依然孑然一身。

 

10年间，每当她筹到钱了，或者盲宣队里有什么事情发生，亚妮就去一趟左权。但摄制组从一开始的100多人，变成70多人，再是20多人，到最后，就剩下亚妮和一个摄像师。

 

那盏灯只为我点

 

2003年，亚妮最初见到盲艺人时，这支队伍一共11个人，有微弱视力的走前面，能领着路，肉三走在中间，他得靠前面拉着、后面推着，才能走得动。每个人都背着沉重的铺盖。

 

队里有明确的规矩，每个村里给的几十上百的钱，由队长统一保管着，三成留给已经退休走不动的老艺人——他们大多是光棍，没人养老，队里每月给上五十、一百的退休金；现役队员按劳分配，唱一百句记一分，吹拉弹唱记一分，队龄每10年记一分，学习好肯帮人也记分。大小账目毫不含糊，70年来没有变过。

 

亚妮见到他们的时候，盲艺人这种生活方式正在慢慢走向衰亡。2003年末前去采访的《南方周末》记者曾经记下他们为演出费讨价还价的一幕：在一个不大的村子演出过后，盲艺人想要150元的演出费，但村长说今年收成不好，只能给100。盲艺人不同意，「我们刚刚出来，就少这么多，以后的村就没法要了。」最终双方各让一步，村长让会计拿着借据走了好几户人家，借到了130元。一个盲艺人诉苦：「很多村子说，明年别来了，农村费改税后，村上更拿不出钱了。」

 

而拍摄完电视片回到杭州的亚妮却对他们念念不忘。从业20多年，她一直操持文化社科类栏目，在以「人文立台」为宗旨的浙江卫视，亚妮是标杆性的主持人，但快节奏的电视制作流程令她感到不满足，2006年浙江卫视向娱乐化转型，《亚妮专访》停播，「正好有点空间，其实我一贯来我一直想做一个真正的纪录片，就是没有时间，正好延续下来，而且又可以进入电影」，亚妮想拍盲艺人的故事。

 

她为此写了剧本，以盲艺人宣传队队长刘红权的故事为线索，其中有真实也有虚构，串起几代盲艺人的生死故事。她给自己设立了三年的时间表，一年拍摄，两年完成后期制作就可以公映。她觉得人们能从电影中体会到自己曾经有过的强烈感动，也希望像过去自己做节目一样，唤起人们对非遗文化的保护意识。

 

这部电影的启动资金是36万——「五个一工程奖」政府奖励30万，台里给6万，亚妮当时算了一笔简单到甚至有点幼稚的帐，「36万我基本上可以做10个节目……10个节目一个电影怎么的都做完了」。

 

为了写剧本，她一个人又进了趟山。晚上，她和盲艺人一起住村里，入了夜，肉三的呼噜声山呼海啸般涌起，一屋子男人混合着各种说不清的浑浊气味，亚妮睡不着，起身走到院子里，山里已经入秋，她团在麦秸垛里，心里想着杭州，后悔了。

 

在麦秸垛里窝到了天亮，村里送水的女人来了，一进屋就咋呼上了：「咋还点着灯哩？没眼还点灯哩！」亚妮这才发现悬在炕上的灯竟然亮着。眼前是永恒黑暗的没眼人用不着灯照亮，亚妮意识到，「那盏灯只为我点」。

 

后来她在书里选用了这张照片：一群刚起床的没眼人，头顶上一颗硕大的灯泡。亚妮说，实际上那是一个只有15瓦的昏暗小灯泡，她请美术人员后期调大了，「当时对我来讲这盏灯好大呀」。

 

很多时候，她会提到，拍摄这部电影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但面对《人物》记者，她说，最重要的坚持下来的原因是「不忍心」，「没有说我一定要把非遗的保护如何如何，没那么复杂，我一直觉得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做得好一点，对他们有一点点交代，把他们的日子再过得好一点，这样我走的也心忍一点。要不然于心不忍，就非常非常简单，真的就是这样。」

 

心思单纯的盲艺人对她毫不戒备，把生死坦然交到她手上。当时在现场协助拍摄的政府工作人员王彬说，有一场拍摄卡车飞速朝没眼人驶来的戏，亚妮要求盲人不动，听着车的声音来了也不能躲。卡车加足马力，到离他们3米远的地方才停住。司机下来就和亚妮吵了起来：「这根本就不能干，这要死人的!」王彬至今不能理解，平日里十分缺乏安全感的没眼人为什么会对亚妮产生这么强烈的信任，「盲人就不躲，盲人就听她的」。

 此图由亚妮剧组提供

另外一场戏，是拍没眼人走雪原的大景，铺天盖地的大雪把河床变成了雪原。镜头从没眼人的脚往上摇。肉三照旧穿错了鞋，脚上一只是黑色的棉鞋，一只是草绿的球鞋。亚妮喊人帮他换双棉鞋。肉三脸上冻得乌青，身上直打摆子，但就是不换。给他换鞋的女孩发现不对劲，拉过来一看，黑色的棉鞋已经成了一坨冰——之前过河的时候，肉三踩了冰窟窿。女孩吼他，你咋就不吱声？啊？肉三还是笑。

 

没眼人总是在笑。因为无法看见眼前的世界，他们保护自己的方式，就是拼命地把自己的善意捧到来人的面前。和他们聊天，总是聊到一半，他们突然没来由地关心起了来客——一个人来的？多大了？在哪里吃？在哪里住？习不习惯？好像自己的事情无关紧要似的。

 

齐刷刷的耳朵

 

盲艺人们的配合并不能抵销亚妮在资金上的窘境。「没想到拍电影是这样的。」钱成为了她的头号烦恼。

 

她开始参加饭局，向商人拉投资，走穴演出，跑堂会，这是此前自认清高的她不屑参与的。她不得不为钱的事情与摄制组周旋——当地的摄制组中途提出要加钱，她记得特别清楚，「有一个服装师或者化妆师走过来说，亚妮姐姐，你赶紧把你的磁带藏起来吧，要不他们一会儿就会偷磁带了。」这让她觉得，「最可靠的就是没眼人他们，他们不会欺骗我，他们不会尔虞我诈。」

 

10年过去，电影拍拍停停，亚妮如今已经积攒了500个小时的素材，可是她到现在仍然觉得没够，老想着再进山补一点。但有的人已经不在了，当年穿红袄的小姑娘，如今棉袄只到肚脐眼了。后期也没做完，她无力承担每天1000元的机房使用费和每秒7000元的特效制作费，最后一环天价的宣发费用更令她望而生畏。谈及电影的未来令她变得烦躁不安，她也没有信心，电影是不是能走到完成的那一天。

 

一个好朋友数落她：「你看你拍个戏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你好好找个男朋友，连个安慰都没有现在，你在那里干什么啊？」说到这里，亚妮脸上黯淡了一下，「我有个男朋友，国外的，不错，那大家都很好，你成天往山里跑……你也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进入这段情感，那你肯定要做选择对不对？」

 

10多年来一直陪着她去拍摄的摄像杨铭说，亚妮年少时在戏班待过，常把「我们当年戏班如何如何」挂在嘴边，「中国人的这种伦理是她做事情的一个依据，而不是现代社会的人所需要的计算」。戏班里重情义，年龄大的就要照顾年龄小的，「她老觉得对这帮盲艺人要负一定的责任……她越帮就越放不下。」

 

最让亚妮感到愧疚的是女儿，女儿在宁波外公外婆家长大，高三那年考托福，每周末去杭州上课，「我从来就没碰到过她，一年时间大概碰到过一次两次，她到我的宿舍里边、家里边给我打扫好，冰箱擦完，然后放一张纸条，妈妈，你的冰箱太脏了，我已经帮你打扫过了，我已经帮你买好了水果，把冰箱堆满，上完两天课坐大巴回宁波。」

 

「女儿在美国8年，正好这八九年时间我在山里。」老父亲一生积攒的20万稿费也被投入了电影。女儿念的是天体物理专业，亚妮记得女儿并不怎么喜欢数学，问女儿为什么选这个专业，「她说妈妈，这个专业是可以拿奖学金的，就这么一句话我完全明白了……你想想看，如果她在美国读书一年20万要不要？肯定要，我到哪里去弄这个20万。」

 

而在没眼人那里，无论如何都说不出口放弃的话，她说，没眼人有个习惯，「他把耳朵侧向谁你就知道他在关注谁，他们有的时候齐刷刷地耳朵对着我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在想听我说点什么，他们可能也在想你是不是要回去啊？你是不是要怎么样啊？……大家吃得好，穿得好，别了也就别了，扔了也就扔了，恰恰是这批人他耳朵对着你的时候，你根本就说不出口」。

 

起初，她告诉盲艺人们，拍了电影，他们就有好日子过了，就能娶上媳妇了。于是，隔上一段时间，盲艺人会给她打一个电话，问电影怎么样了。到了近两年，打电话时，谁也不提电影了。

 

但亚妮却日渐被他们影响，这些盲艺人有的是先天残疾，有的是后天所致，他们朴素地面对厄运的方式，是相信这是宿命的安排。《人物》记者见到的7个盲艺人，都提到了「命运」这个词。而亚妮也渐渐相信，「一个电影有一个电影的命」。今年6月，她讲述盲艺人故事的图书《没眼人》出版，促成她写作这本书的重要原因是她开始感到绝望，「我觉得这个电影靠我这样做下去是杯水车薪，那我就写书。」

图书《没眼人》首发式，盲宣队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演出，崔永元将自己的万元酬金赠予盲艺人  摄影｜黄天来

 

电影成为一种日渐稀薄的纽带，在不断交往中建立的感情却深厚起来。亚妮说，有时候她半夜剪片子，「我看到肉三这么高兴地在唱，我有时候心里就很难过，有的时候会落泪。」面对《人物》记者，有的盲艺人会抱怨亚妮，抱怨她当导演是那么严苛、固执，但他们又用「家长」、「家人」这样的词语来形容她。当听说亚妮的父亲去世的那天，他们摆出一排凳子，坐朝东南，为亚妮的亡父唱了一天一夜的歌。

 

消逝的世界

 

亚妮听盲艺人陈玉文讲过，过去队里有着心照不宣的约定，如果有队员在行走途中掉下悬崖，呼喊几声没有应答，其他人就接着上路，这是他们「活着唱、死了埋」的人生哲学。

 

如今，他们静静地走入传统的消逝中。《人物》记者在左权县城盲人宣传队的团部见到了队长刘红权，2009年，他们搬离了原先住的没有暖气的老戏台来到这里。这是位于县城一条巷子里的独门院落，过去是地震局的办公场所，地震局搬走后，政府部门把院子里的10间房子翻修，又新建了7间房。如今盲艺人有厨房、餐厅、浴室和排练室，8间宿舍里都配备了电视给盲人听。排练室里堆满了乐器，满墙都是盲宣队事迹的招贴。

 

刘红权有电脑，也有iPhone 5，每天，他跟着导盲犬在院子里转悠几圈。在上一只导盲犬多多病逝之后，有足足两个月，他没有出门，直到新的导盲犬黑豹来到身边。他已经不相信自己会成家，「没有那媳妇儿的命」，导盲犬就是自己的陪伴。刘红权家就在县城，除他之外，其他队员每人分得了一套廉租房，有了住房，他们有的和亲戚同住，有的收养了孩子，有的也能找个女人，渐渐都有了小家。

 

这一切改变最初来自一支文化部下乡进行非物质遗产保护的采风队伍，他们发现了盲艺人，并将其带去北京演出，盲艺人获得了大量的报道。此后当地政府给他们办理了农转非户口，每个人有了最低的生活保障金，慢慢地，吃穿住行都不用发愁了。如今他们是当地的文化名片之一，当地的新闻报道里用宏大的词汇形容他们，「一直肩负着宣传党的政策的责任，后来又承担了弘扬传统文化的任务」。他们不时会收到来自各地电视台、剧院、大学的演出邀请，从第一次在北京演出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到现在，不仅年年都去北京，更远的、他们最向往的韶山，也已经去过了。

 

刘红权说，隔壁的几个县也有盲人宣传队，但现在已经零落得不成样子，他们都羡慕左权的盲宣队。刘红权对生活已经非常满意了：「现在已经每天吃的白面大米了，那你再好能好成什么样？」

 

可在亚妮看来，「当他在北京演出……甚至在中央台演出的时候，我一般都不看，我也很高兴他们能这样，但是他们的状态，气喘吁吁地唱不上去的，或者说有一些色彩，包括形象色彩、声音色彩都被在减损，这种减损从艺术效果来讲不是特别理想的。」亚妮觉得，当他们失去生存的迫切压力时，「向天而歌的状态没有了」，她感到，「这个群体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消失了。但是这种消失它存在我的影像里，存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存在历史的轨迹里，我觉得这代人完成使命，问心无愧……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去要求他们继续流浪卖唱，继续过光棍的生活。」

 2016年，一家视频网站直播盲宣队在乡间的演出。  摄影｜邢兰富

队员们渐渐老了，有的老人已经走不动了，最年轻的也已经40岁以上，不再有新人加入进来。现在盲人也有别的出路了，去学按摩，比走村卖唱收入要高，也不那么苦。春秋两季下乡演出，他们一天出150元包一辆面包车，不再背着铺盖行走，以前两三个月的路程，现在20多天就能走完，有的村子连村支书都外出打工去了，没人派饭、派炕，不表演就走了，听曲的人也少了，电视里、手机里，什么都有。

 

刘红权有时候觉得，亚妮也老了。他不知道亚妮是什么模样，但是他能听出来，「声音也不是原来那样子了」。

 

65岁的陈玉文已经是一口假牙，一吊起嗓子，假牙就掉下来了，和十几年前一样，他还是相信吃烟灰能治疗自己的胃病，抽烟的时候用手抖抖缩缩地在下面接着，抽完烟，一仰脖子，一抿，一把烟灰进了肚里；双明得了糖尿病，20出头的闺女不能离远了，在小区门口百货店做着收银员，好照顾老爹；张林庆不仅看不见，如今听力也丧失得差不多了，他孤独地坐在家里，渴望交流却无法交流。

 

老队长王玉忠又回忆起了40年前的自己如何跟着这支队伍开始在山间行走，他21岁时不慎被炸瞎了眼睛、炸聋一只耳朵、断了半截手臂。残疾使他受尽了屈辱，他一天没吃东西，到山腰一户人家讨水喝，他还剩一点点视力的右眼明明看见人家灶台上有一锅水在冒着气，可是人家就是理直气壮地说家里没水。他说那一次他想到了死，想跳崖自尽。但后来跟着盲哥们走了3个月，先学着敲锣，后来他用橡胶把琴弓绑在自己的断臂上，吃尽苦头学会了拉二胡，就这么活了下来，活到了现在。

 

采访结束已是晚上10点，《人物》记者请王玉忠在路边小店吃错过的晚饭。他点了菜单上最便宜的豆芽炒莜面，没想到端上来却是加了辣椒的，他不会吃辣，但拒绝再点上一盘别的菜。

 

「么事么事」，几乎是为了不辜负记者的款待，他大口吃着莜面，极力压抑着被辣到的痛感，实在辣得难受了，就喝一点眼前的陈醋。桌上另外3个没加辣椒的菜，他却只是拘谨地动了几筷子。

 

「哎呀，亚妮拍这个电影受罪咧。」他不忘了感念亚妮。

 

「没眼人也受罪了吧？」记者问。

 

「呀，没眼人也受罪。没眼人习惯咧。」

 

（实习生李慕琰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