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新教来华真的只有209年吗？

源济

冉云飞：新教来华真的只有209年吗？ 

原创 2016-08-16 冉云飞 大家

文 | 冉云飞

2007年，不少与华人有关的教会及基督教学术机构都开会隆重纪念新教来华两百周年。这里有个不言而喻的事实与逻辑前提就是，不少教会、信徒与学者都把伦敦宣教会宣教士马礼逊1807年来华，视为新教来华之始。

但这样的历史叙述是否符合事实？若不合事实，那这样的历史叙述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众所周知，1624年荷兰占领台湾，是明朝政府昧于不知台湾的重要性，而做出的一种默许和妥协结果。地理大发现后诸方面方兴未艾的全球化，闭关锁国的明朝政府黯昧不知，出现这种自宫结果实属必然。

荷兰东印度公司这种以商业为主体的进逼与侵占，带有一定意义上的国家政府职能，因为该公司被荷兰政府允许订立条约、修筑城堡、拥有武装力量和设立法官的权力。在这样一个充满冒险的商业与军队群体中，心灵上的安慰和信仰上的持守也是必需的，于是有传道师随行并不奇怪。

▲ 建于1624年的热兰遮城（Zeelandia）

据林金水主编的《台湾基督史》（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称，与荷兰首任长官宋克一起到台湾的传道师是米歇尔·塞多瑞，后由于与宋长官不合，于1625年7月由罗瑞兹（其间传道师Herman Bruyning亦来）继任至1627年5月，直至第一任牧师乔治·干治士的到来。

由于没有查到更多的资料，不知为何在干治士来之前的三位都是传道师而非牧师，难道前面三位没有完成牧师按立？还是没有在台湾公开向当地人传教，只以传道师称呼之？这就是灵命浅如我者所不能回答的了。

干治士1627年5月4日到达台湾后，潜心学习台湾当地的语言，并用当地语言翻译《圣经》，编纂词典，同时于1929年写就包括自然地理、风俗习惯、宗教文化和社会经济等方面内容的《台湾略说》。

1629年另一名对荷据时期台湾传教深有影响的尤纽斯，亦到达台湾协助干治士传教。1631年3月干治士、尤纽斯经过考察，决定向符合条件的50名信徒施洗，这应该算是台湾第一批新教徒，也可谓在华第一批新教徒。综合荷据台湾38年历史所知，共有29位牧师来台，使得台湾中南部不少土著特别是平埔族信仰上帝，成果不可抹杀。

▲ 干治士、尤纽斯

对于此点，学者徐谦言《荷据时期台湾基督教史》一书引了一位外国人的评论：“在公元1800年以前，抗罗宗基督教传教运动的最后地域，包括中国版图内的，是仅限于台湾”，《台湾基督教史》一书接着上引评论道：“1807年，英国新教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到广州传教，其时已是新教在中国的第二次登陆。”（p.66）因为不论郑成功赶走荷兰统治者，还是清朝消灭了郑成功，将台湾纳入大清版图，在1865年马雅各来台宣教之前，台湾似已不见基督教的踪影。

恕我孤陋，除了像林金水主编的《台湾基督史》少数书籍外，很少有人说马礼逊来华非新教第一次来华。即便我看到的台湾学者如查时杰、林治平等人，也都说马礼逊来华为新教首次来华。后者甚至在2007年主编出版了包括前者在内的，纪念马礼逊来华两百周年的一系列纪念文集。大陆及海外的学者，凡是我能见到的，在这上面也几乎达成了高度一致的看法。

《台湾基督教史》一书的主编林金水及相关作者，在此提及马礼逊来华是新教第二次登陆中国，当然是因为这本书是大陆学人奉官方的意识形态所写的第一本关于台湾基督教历史的书，或许是政治正确管住了他们必须这样说——看来即便是官方要求的政治正确，也会偶然带来某种对历史的纠正与补充——他们在其他文章里是否如此说，我并不敢确定。因为学界乃至不少华人教会把马礼逊到华宣教，说成是新教第一次来华，几乎到了习非成是、众口一词的地步。

为何把马礼逊视为新教来华宣教的第一人呢？我尚没有看到第一手翔实的资料。但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位网友“德先生”写的一则《马礼逊并非新教最早来华宣教士》短文，说那是因为1907年基督教新教举行第三次传教士大会，英美传教士感于马礼逊的卓越贡献，且彼时台湾属日本统治，于是荷据时期干治士等传教士在台的宣教工作就被有意隐藏了，从而以便纪念马礼逊及新教来华一百年。

这个由对人和事的百年纪念性活动所组成的历史叙述相当强大，主宰了此后新教在华的历史话语，奠定了此后历史叙述的基调及言说轨迹。我不否认马礼逊在新教来华宣教上的崇高地位，但我认为无论是学者的学术伦理，还是教会、信徒的信仰之诚实，都不应该不尊重既有的历史事实。

现在我们来看，1907年第三次宣教大会英美宣教士隐藏荷据台湾时期，干治士等人在台湾宣教“第一”之工作，其理由是否充足呢？恐怕没有那么理直气壮。干治士等人在台湾宣教的早期，世界各国尚不具备世界条约及法理上认可的国家主权观念，也就是说国家主权概念在世界各国逐步明确起来，是1635年威斯特法里亚条约体系建立以后的事。所以用1907年台湾被日本统治，来否认其文化及地理上属“华”，恐怕是不准确的。

更需要指出的一点是，马礼逊来华虽小部分住在广州，但大部时间住在澳门，甚至有一些时间住在马六甲。如果不是个相关的地理与文化概念，那么他“来华”就变得名不副实，因为彼时澳门被葡萄牙占领，而马六甲离中国较远。

1450年谷腾堡印刷术之发明（使更多的人拥有及阅读《圣经》等书籍变得可能）、1492年航海地理大发现（使远航变得更为安全便捷），以及1517年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使天主教与新教具有把福音传到地极的竞争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业勃兴（有论者认为商业在此时开始的全球化，与新教改革有很一定的关联），都是促成基督教（天主教、新教）来华的集合性因素。

历史地看，传教的确与西方各国对商业市场的广泛寻求几乎同步，这样的商业拓展要打开闭关锁国的中国，其中有武力的胁迫与屈辱，这使得国人在论及近代以来的传教时变得情感复杂起来。

我们自然不应美化其中的侵略及战争，乃至一些传教士在此间不荣耀神的作为，但以受虐为主线且裹挟着仇恨的近代史叙述，主宰了人们的情绪走向，使得落后与挨打之间不存在的必然之逻辑联系，变得不经思考的“强大”且充要起来。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背后诸方面庞大的全球化因素，而全球化因素之影响世界包括中国至今没有停息。

著名学者方豪不仅是天主教徒，且是研究天主教历史的著名学者，最有意思的是，他还是中西交通史的著名专家，其所著巨作《中西交通史》，至今仍是此一领域不可忽略的成就。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在理解宗教特别是包括天主教在内的基督教之东渐，要放在全球化的视野下来解读，才能看得更为清楚。这就是人类学者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在国内知识界特别火的一个原因。别的不说，就连流行病的世界性传播，也是全球化的一项“成果”，这就使得在专业医学之外，诞生了公共卫生，且在人类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上几大宗教竞争无处不在，并且使得原来在地化的民间信仰地盘在缩小，这恐怕也是“地方知识”在“世界知识”的影响下处于防守状态的原因。当然“地方知识”也不是吃素的，因为它里面有能抓住当地人的更为具体的应对方略。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及分期，人们不再满足鸦片战争作为官方引领且人所共知的分期标志，因为在很多人看来，鸦片战争的爆发与胜负，只是全球化的一个结果。所以对于中国近代史，有人认为应以利玛窦来华开始，有人认为应该从天主教因礼仪之争于18世纪初在中国被禁开始，更有朋友觉得应以马礼逊来华开始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肇端。

这些分期标志当然有时间上的差异，但其中对基督教（天主教和新教）来华或者被禁止，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事实上观念的变革，不像战争那样显眼直接，让人立马看得到或感受得到，但用法国年鉴学派长时段分析方法来看，其影响力并不比一场人所共知的战争更小。

林金水主编的《台湾基督教史》一书，里面有一些意识形态教条，对台湾长老教会、台湾本土神学特别是对黄伯和的“出头天神学”，有过于充满火药味的批评，作为学术观点可商，以学术重在说理、重在有持平之论来看，不足为训。

但他们坚持马礼逊来华系新教之第二次来华，与前述“德先生”短文中所提曹琦等著《世界三大宗教》、卓新平等主编的《基督教小辞典》二书提及荷据台湾时期新教来华（虽然他们在提及后均用了否定其意义的“但书”），共同承认了干治士应属新教来华宣教第一人的事实。

【作者简介】

冉云飞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