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主导的早期中美关系

源济

商人主导的早期中美关系 

2016-07-22 陈晓平 选美

这是选·美的第391篇文章

本文作者陈晓平。本文原载于《南方周末》2016年7月19日网络版，本文转载自“美国史研讨”（微信号：Americanhistory）。

东印度公司、怡和洋行这些英商，相信很多人都有所了解，但十三行时代的美国商人群体，直到《黄金圈住地——广州的美国商人群体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1784-1844》一书的出现，才全面走进读者的视野。上海开埠初期叱咤风云的美商旗昌洋行，鸦片战争前就已是美国在华的商业领袖，上海租界可以说是广州十三行的升级版；晚清民国时期的“条约口岸”文化，乃是“广州文化”的延伸；开启中美正式外交的《望厦条约》，则是广州的美国商人、传教士及其“朋友圈”合力谋划而成。《黄金圈住地》是雅克·当斯毕生精力所聚的杰作，其学术价值和影响力将逐渐显现。

中美关系从广州开始。1784年8月28日，美国机动商船“中国皇后”号抵达广州黄埔，拉开了两国交往的序幕。最初两国的接触，纯粹是商业关系。在华美资洋行生生灭灭，拆分重组，到鸦片战争前夕，形成了旗昌洋行占主导地位、同孚洋行独树一帜的格局。

旗昌洋行（Russell & Co.）和同孚洋行（Olyphant & Co.）代表了这个新兴国家的两重性。虽然同属马克斯·韦伯所称的“新教伦理”背景，前者以“利润最大化”为依归，信奉“自由贸易”，在输入鸦片方面与英商怡和洋行并驾齐驱；后者专心致志从事人畜无害的茶叶贸易，坚决反对输入鸦片，在其资助的《中国丛报》中连篇累牍地抨击毒品买卖，成为十三行各国商人的众矢之的而不顾。前者的积极进取、精明计算，代表商业资本主义的主流；后者的有所不为、敢犯众怒，代表着新教伦理的硬核。“主流”虽时时泛滥，但无法消灭“硬核”。在适当的时机，“硬核”会挺身而出，修补“主流”的缺失。

尽管“朝贡体系”这个概念如今十分盛行，该书作者却倾向于用美国学者卫思韩发明的“防御主义”来定义天朝的对外政策。为了在臣民面前显示一种“假装的天下霸权”，皇帝指定南国边陲的一城、一地，作为有限制的中外交易活动场所，在防范外来文明威胁的前提下，得到所需的税收、奢侈品。为此，官方颁布了《防夷新规八条》及种种限制，“其中最著名的一条禁令是不准中国人学习外国语言，也不准帮助外国人学习中国话。”天子对信息交流感到恐惧，用毁坏巴别塔的办法来加以阻止。但“防御主义”也让自己不断吃亏。

钦差大臣耆英与美国专使顾盛相比，政治经验高出一大截，但在《望厦条约》谈判桌上被打得满地找牙，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和对天威莫测的恐惧。美国专使卡勒布·顾盛（Caleb Cushing）是旗昌洋行前身帕金斯洋行老板约翰·帕金斯·顾盛的远房侄子，他还有很多同学、朋友从事对华贸易。顾盛得到国务卿明确的授权，在出使前和途中，通过多个途径搜集有关中国的情报，用来恐吓、制衡清廷完全够用。他深知道光皇帝害怕公使进京打破“天下霸权”的神话，抓住这个软肋不断敲打，放弃虚名谋取实利，实现了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初期，美国公使放弃驻京而留居广州，是商人精明计算的产物。广州黄埔长洲竹岗至今仍有首任美国公使义华业（Alexander Mill Everett）的坟墓，是早期中美外交的重要见证。

美国商人在十三行没有学到中国精神文化，奢华物质享受却学到了。退休以后，这些商人把红木家具、广彩陶瓷、绫罗绸缎、奇花异木以及广州美食搬回新大陆。他们不断抱怨美国仆人笨手笨脚，而从广州引进仆人，这批仆人成为最早定居美国的中国人。在美国27个州，出现了以Canton（广州）命名的数十个城镇，这大概是“一口通商”时期中华文明对外传播的重要成果。在清廷严防死守之下，中华文明的精华未能乘桴浮海，同孚洋行无偿资助的传教士却实实在在带来了西方的宗教、医学、科技、传播媒介及其他种种。

到鸦片战争前夕，十三行伍氏家族（Howqua，浩官）的财富积累到了2600万美元之巨，被人称作当时的“世界首富”。在小行商经常破产的情况下，浩官屹立不倒，靠的是与美国商人特别是旗昌洋行结盟，在全球范围分散投资，这是普通行商无法企及的高度。在《望厦条约》谈判过程中，小浩官曾将清廷的秘密文件交给他的美国朋友。这个体制的得益者也“吃饭砸锅”，是值得深思的现象。伍秉鉴家族尽管富可敌国，也拥有“道员”一类的官衔，但在天朝体制下却仍然是“容易受伤的男人”，不断受到朝廷和各级官员的敲诈，单单1842年帮朝廷支付广州赎城费就达到白银100万元。若财产权没有保障，托庇于外人就是无奈的选择。

本书复原了十三行时期来华美国商号的谱系演变、经营与生活方式、鸦片战争中的巧妙应对、《望厦条约》及治外法权的成因，遗憾的是行文还是有些沉闷。在“结语”部分，作者断定：“条约口岸的文化是旧广州文化的延伸。”作者笔下的“广州文化”，在中文语境下可称为“十三行圈住地文化”。“把广州的观念、经营手法以及注重穿着的生活模式带到北方去的，除了外国商人和传教士，还有广州本地的买办和仆役。……广府人所专门充当的职业——买办、通事、看银师等，出现在了每个条约口岸。”十三行夷馆区的文化传统，不断在上海、汉口、天津等口岸复制并“发扬光大”，作者称之为“广州文化北渐”。从这个角度看，近代中国“条约口岸”中盛行的生活方式，基因来自广州十三行。中国各个通商口岸开埠初期广府人扮演的关键角色，虽已引起关注，但相关研究仍未达到应有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