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太太、妻弟和岳父则在政治观点上各不相同。所以有趣的是，当电视播放相关新闻时，他们一家的表情和反应是迥异的，但这不影响饭菜端上桌时，一家人的其乐融融。
文 / 谢梦遥 编辑 / 王波
那个夜晚，我很难不注意到那个女孩。她很瘦，挎着巨大的手袋，妆容精致，衣着比一般女孩更时尚，香水味道很浓。在路上遇到朋友，她竟会向朋友同行的陌生人打招呼。她的口音很独特。笑起来很好看。
我就是那个陌生人。也许是友善的举动引起了我的好奇。我决定从朋友处要来她的电话，给她发短信，做自我介绍。很久没有回复，我陷入了失落的情绪。“叮”的一声，短信来了，同样是非常有礼貌，“对不起，我才看到，刚才在洗澡，很高兴认识你。”用的是繁体字。
那是2005年，我在京郊一所大学读大二。她从香港来，进入这所大学无需高考，也不用上政治课。
后来，我们开始约会，一起上课吃饭。当周围同学知道我女友是香港人，很多时候是一种讶异的回应。其实他们并不了解她，甚至并未见过，针对的仅仅是这个身份。这并不公平。至少在当时，他们的反应，有点像社会对另一种搭配——即黑人男性与白人女性的固有偏见。
8年后，我们在香港结婚。在尖沙咀的婚姻注册处，她从小就认识的五个朋友全部在场见证。而我邀请的那位内地朋友因迟到而错过，由于他对香港缺乏了解，找错了地方。
我用蹩脚的粤语宣读了誓词。虽然大学毕业后的大多数时间里我住在香港，但工作环境很少用到粤语。我和她用普通话交流。
仪式很快结束了。我们走出那幢政府办公楼，波光粼粼的维多利亚港就在眼前。隔海望去，是中环的摩天大厦。
这些年，在我们的二人世界之外，香港经历苹果日报头版“反蝗虫”广告、奶粉限购令、反水客、占中、中港足球队交战等事件，陆港话题一度激化。
陆港婚姻则体现了内地人与香港人之间的另一种可能性。2013年，香港有5万余宗婚姻登记，陆港婚姻占37%。而一个可能打破了刻板印象的趋势是，新郎为内地人的陆港婚姻登记在逐年增加。2010年至2014年，由3259宗增加到了5345宗——这意味着每10对新人就有一对属于港女嫁给陆男。随着跨境的求学、工作机会越来越多，这种趋势也在情理之中。
直至今日，一些人仍然认为陆港婚姻附有一个明确而狭隘的动机：来自内地的一方——通常是女性，为了获得香港的福祉。这种粗暴的判断有许多值得辩驳之处，但溯其来源，确实与既往形成的刻板印象有关。
2015年初，在深圳从事金融工作的东北人王建国决定申请单程证来港，他的太太是香港人。为了解更多申请程序，也渴望建立在港的社群关系，他在QQ搜索关键词，加入了一些“单程证”群。由于没有标注性别，很自然地，有人把他当成了女人，问他：“你老公也是在内地吗？”
“我注意到你用了一个‘也’字。你老公是在内地吗？”王建国回复。“是的。”对方说。
他继而注意到，那个群里几乎都是嫁到香港的内地女性，谈论最多话题是如何在香港找工作，应聘面试问什么问题。“她们希望找的工作是餐厅服务员、地产代理或者是在像莎莎这些地方卖东西。”
“加群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我的问题，但这种尝试不是很成功。”但王建国也强调，以这段经历来观察当今的陆港婚姻并不恰当，“因为我们大部分像我们都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并不会去里面去聊天。”
“以前陆港婚姻给人的印象，就是比较低下阶层的港男，去内地包养二奶或者二婚。我们代表的是另外一种形象，有点扭转。”王建国的太太宋颖恩说。
她是我的师姐。比起其他港澳台学生，她融入内地校园生活顺利得多：她进入校学生会，最后当了副主席——与香港的大学不同，她获得这个职位并不需提交政纲与参与选举，更多是靠个人魅力与表现出积极性；她参加了学院的篮球队；大一时她即与王建国成为情侣，他是党员。毕业后，他们结婚了。
如果把爱情的角逐当做一场战争，通常而言，男性是出击者。而在内地院校里，这种感觉就像是主场作战。主场优势体现在我们对这里的文化更熟悉：如何选课、如何躲过老师点名、如何占座——我就是通过期末备考期间，每天早上去图书馆帮她占座获得了太太的好感，但更多的是体现在心理层面上。如果情境倒置，在香港就读大学的内地男孩追求香港女孩的经历我几乎从未听过。
“大部分人不敢追，跟他有没有钱没有关系。是因为自尊，怕被拒绝了没面子。也是因为自卑，不敢轻举妄动。”因优才计划进入香港的河北人陈瑜说，他也曾经过这个阶段，“就像在很高级的餐厅吃饭，不知道怎么拿餐具。”
但王建国不这么看，他向来充满自信。“这个感觉因人而异，跟教育水平和职业都有关系。我们去找一个香港女生可能也是很容易的事情。香港适婚女性是过剩的，统计局公布的，铁一样的数字。”撇除外籍家庭佣工，2015年香港男女比例为923:1000。
“那我们也不一定要找内地男人啊。关键是，我们不是被剩下的。”宋颖恩嘟囔着嘴说。
王建国说：“是因为你们碰到我们了，所以你们没有被剩下。”
交往原则第一条：不要用“港女”称呼香港女孩，这在当地相当于一句骂人的话。我有过教训，因为称太太“港女”，她当场不悦，差点吵架。这个词指拥有自恋、拜金、坏脾气、有公主病的香港女性。Facebook几个有着港女标签的热门视频都是发狂的女人在街头暴扇男友耳光。
正如许多刻板印象所带来的负面效果，“港女”这个词可能将小众行为放大，而忽视了另外一些可以成为共性的美好特质。比如，在香港这座高速运转的城市里，敬业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品质。
那个女孩就是个工作狂。
声乐老师陈瑜本来不知道她在家。2014年底的那个周末下午，他去学生家教课——学生是个对美声唱法充满热情的香港老太太。他被留下吃晚饭，老人的女儿从房间出来了。她一直在里面安静地工作。他们加了微信。
陈瑜不是那种气场强大、充满机灵劲儿的男人，但网络上的打字沟通，减低了语言障碍，也便于酝酿勇气。在聊了一个月后，陈瑜问女孩，能不能约她出来玩。“不行，我要去找个咖啡馆工作。”陈瑜说，“我陪你吧。”
那天没有化学反应产生。在咖啡馆的3个小时里，女孩一直在认真工作。陈瑜本还期待两人能说说话，“早知道带个电脑了。看手机一直看到快没电了，但也不知道看啥。但因为你心里是想和她有机会交流。”女孩最多就转头问问他，闷不闷啊，要不要先回去。晚上没有一起吃饭，两人各自回家了。
这本是看起来毫无可能的爱情。之前，女孩母亲问过她，想介绍男朋友给她，是内地人。“不找内地人，不知道怎么沟通。”女孩快速回绝了，此事不了了之。
但至少，咖啡馆的相处是一个开始。他继续约她，但没有看过一场电影。女孩太忙了，最多就是下班一起吃饭，街上转转。“我从没见过这么热爱工作的人。”陈瑜说。
他们均是彼此熟悉的圈子里的闯入者，女孩从未深度接触过内地同龄男性，陈瑜虽生活在香港，但他的朋友都是内地背景的人，学生不是中老年人就是儿童。陈瑜最擅长的事情，无法引起女孩的兴趣。他唱美声，女孩却只听香港流行乐。但也许更重要的是陪伴与耐心——她后来承认，和他在一起有一种家的感觉，他们慢慢来电了。女孩的母亲在很长的时间蒙在鼓里，而当她知道后，一度扮演的是反对者的角色。
认识1年后，他们结婚了。教课之外，陈瑜承接一些商业与公益演出，香港市场小，他的收入并不稳定。太太收入要远高于他。香港最被人所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是嫁入豪门，而这段感情更像是某种对俗套想象的回击。
香港发生的那些可能导致意见分歧的新闻，两人从不讨论。“她的世界，就是我的工作和我的家人。”陈瑜说。
王家欣是另一种类型的香港女孩。她曾经很贪玩，一周能去三次兰桂坊，一个月花在喝酒上的钱有七八千元。她的跨境爱情兼具着偶遇、闪婚等戏剧性元素。
2009年夏天，她在英国读硕士期间回港休假，没事跑去母亲开的东北饺子馆——父母是东北移民，她则在香港出生。一个伙计以为她是客人，用普通话问她几个人用餐，她看了他一眼，没搭话就走开了，想着这人怎么这么年轻。这是她与未来丈夫的第一场遭遇。
香港中文大学会计系的内地学生刘全有课业成绩极其糟糕，2009年他本该毕业，但因为挂科而延迟毕业一学期。他对前途也缺少规划——他的暑期工作竟然是在饺子馆里。伙计们都是四五十岁的人，老板娘的女儿是唯一同龄人。
那段时期是王家欣的苦闷期。她突然回到香港，失去与旧日同学的日常联系，而以前香港的朋友都在工作了。她想放松一段时间，却找不到人陪。于是她想到了那个年轻的伙计。
她命令伙计利用午休时间陪她逛街，晚上陪她去酒吧喝酒。刘全有一点也不喜欢喝酒，但他老实，也不懂得拒绝别人。这期间两人还有一次马拉松式的深夜通话。“我是那种比较不拘小节的人，晚上睡不着，又没有什么朋友，”王家欣说，“我就翻看手机看看有谁可以找的。”他们聊到了早上5点。
像所有处于暧昧期的男女一样，他们也闹别扭。王家欣气他，故意找了男伴，在店里坐在一下午。母亲似乎看出了什么，催促她赶紧离开，“你跟别人在这，人都没有办法工作吧。”
那夜她又玩到了早上4点才回家，其间收到了刘全有的短信。“出去喝酒别太晚回家，小心点。”她突然很感动。他们和好了。
过了几天，一起吃饭的时候，她突然对他说，“咱俩结婚呗？”“好啊。”
但什么也没有发生。然后就是9月了，他开学，她去四川做义工。一个月后她回来，问起他，“你要不想结就不结了。”“没有不想啊。”“那我们明天就去吧。”“好。”第二天，他们真的就去了。
这件事情直到现在都想来都很神奇。王家欣说不清楚那种心态，似乎是开玩笑的，但似乎是认真的。母亲当然反对他们的婚姻。“你都不知道他家里是干什么的，万一他家是农村的呢？”从店里伙计到女婿，这个角色转换太快，严格来说他都不算她的男朋友。除了可靠、人好，王家欣甚至说不出他的其他优点。
“我不是来征求你的意见的，我就是来通知你，我要结婚了。”她任性地对母亲说。
“他要房子没有房子，要车子没有车子，要钱也没有钱。但这些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王家欣说，“我是那种爱情至上的人。”
或许从常识上来说，这种婚姻变糟糕的可能性非常大。但好在，故事没有向那个方向发展。
刘全有的家庭在沈阳属于中产，母亲是即将退休的公务员，父亲做些小生意。尽管独子还在读书，他们还是爽快地同意了这门婚事。
几个月后，刘全有毕业了。他的第一份会计行月薪只有8000元，在香港甚至不及一个夜更保安。王家欣在父母的店里帮手，没有工资。即便如此，他们也选择与同学合租房子，而不是住在家里。
他们本来可以与父母同住——就像很多香港已婚的夫妇一样，但刘全有的自尊不能接受，岳父母对他的敌意已经到了毫不掩饰的地步。王家欣父母名下的另一套房子给尚且单身的她哥哥住，但对于她呢，母亲说，“我本可给你买房的，但我不想管”。
他们决定也开个饺子馆。50万元的启动资金来自于男方家庭，女方家则提供了选址与雇人的帮助。饺子馆在铜锣湾附近，他们也曾想象过会有黑社会上门收保护费——很多年前王家欣的父母开店时也遭遇过，但什么都没有发生。
虽然学业荒废，但创业后，刘全有像变了个人，他很勤快，每天泡在店里，再也不陪王家欣去酒吧了。他临近大学毕业尚不大会讲粤语，远远落后于其他内地同学，但现在，他的店员全部是香港人，他与他们用粤语流利交流。不久前，他的店装修了，焕然一新。在接受采访的那晚间隙，他还要回店去监督品尝新研发的菜式。“有啥能力就做啥事，有人说香港经济倒退，内地发展迅速，但在这边越久，我就越不想回去。”他说，“我爸是做生意的，经历过生意场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从小耳濡目染，不太喜欢。”
但在王家欣看来，刘全有活在香港并不容易。“其实他挺孤独的，他父母不在这里，他大部分在香港念书的同学都回内地了。在香港的好朋友五个手指可以数出来。”他并没有融入王家欣的朋友圈，闲下来时，他宁可在家里打游戏。
在香港的这些年里，我只参加几次太太的朋友聚会，远远低于她参加我的。我的反应总是慢上半拍，感觉无所适从。参与不进话题当然不会愉悦，然而她们为了迁就我有意识地放慢语速，或者让我成为话题中心，更让我不舒服。再接着，一种本能的抗拒产生了，我找出各种事由避开她的聚会。
有一次，太太说，她的好朋友都会带来男伴，所以我应该参与。我去了，确实见到了不同类型的男人，文静儒雅的白领、爱开玩笑的富二代、浑身纹身肌肉发达的室内装修工——当时我有点怕他，但后来听说他求婚时哭得很厉害，女方反而没哭，才对他的印象有所改观。理论上我总能找一个类型相近的男人聊一聊，但在那次聚会里，我依然感到强烈地不自在，是话最少的那个人。
她的朋友对内地难免有偏见，有几个人对内地旅游毫无兴趣，时间与经费充足就去欧洲，不够的话则去东南亚。另一个人则明确地说，不想与内地人谈恋爱，因为觉得他们卫生习惯欠妥。王家欣也曾担心朋友会嫌弃刘全有，“怎么找内地人啊。”小时候的阴影始终在，她最怕开家长会，因为同学们知道她父母是讲普通话，会喊她“大陆妹”。
至少在相处中，香港太太的朋友们都是友善的。融入不进，与歧视毫无关系，主要原因在内地男人自己身上。而同样的问题，似乎很少出现在内地女孩与香港男孩的搭配里。
有些时候，我会被人当成香港人。我并无太大反应。但太太如果被当成了内地人，比如在铜锣湾购物时，突然被以普通话问答，她会有点恼怒。但她气得究竟是什么呢？她说不清楚，但她拒绝承认那是歧视。
在文化上，女性的改变似乎更多。在岳母家吃晚饭，电视永远会停留在TVB港剧8点档，而太太平时从来不看港剧。受我的影响，她喜欢看《中国好声音》、《奇葩说》与郭德纲相声。
但在给孩子起名字时，获胜方属于香港。王建国与宋颖恩的孩子名字有个“嘉”，刘全有与王家欣的孩子名字里有个“怡”，都是典型的香港用字。香港的人名多是三个字，他们的孩子也一样。
在餐馆的经营上，王家欣与刘全有产生过原则性的分歧。
在很多事项上，刘全有习惯讲人情。发工资的时候，他经常不按照合同上的数额，而是随意多发几百元。王家欣质问他，“你去香港的企业工作，人家会不会多给你？”他回答说，“添个彩头嘛。”有时候，为了避免王家欣为难，刘全有会提前抢着把工资结算。
一些提前订好的规则，他也会用灵活的态度对待。王家欣和员工说好，客人消费低于100元不可以刷卡，但员工不按规定执行。她向丈夫抱怨，丈夫不以为意，“你给人家行个方便，人家下次还能来嘛。”
按合同约定，员工每月请假达到3天将无法得到全勤奖，但刘全有仍然照发不误。王家欣尤其不能容忍这一点，她认为这种看起来的一视同仁，对那些全勤的员工不公平，“这个餐馆是没有制度的。”但丈夫回应说，“那是我们店小嘛，要多用这种温情牌。”
终于有一次，她决定要清清楚楚、不容让步地表明态度，“这个人绝对不可以发奖金，因为她这个月请了很多天假”。刘全有终于答应了。
但当她到去店里查账时，发现丈夫还是把奖金发了那位员工。她终于爆发了，“感觉特别不被人尊重，一秒钟都不能在那个店里面待下去了”。她走进厨房对丈夫说，“我走了”。
走到大街上，她就哭了起来。其实家和餐馆距离不远，步行可至，她打车回去。车上她也止不住地哭。
如果不了解香港与香港人，你不会理解王家欣为什么会如此委屈。她真正在乎的并不是钱，而是原则，尊重并保护规则，这座城市的商业观念与职场文化更多是西方式的。
回到家里，她很激动地向婆婆说起这件事，“内地人就喜欢这样”。婆婆淡淡地说，“那谁让你嫁给内地人呢？我们做事就是这样的。”
在这件事情之后，刘全有的处理态度也做了一些调整。香港规则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有次，一位喝多了的内地客人在结账时看到开瓶费一项，要求抹去，自称是刘全有某个同学的干爹，王家欣不同意。那人威胁说，信不信我打电话就让你饭店开不下去。以往而言，刘全有对于开瓶费收取无所谓，但这次他站在了太太一方。那人最终交了钱。
报复在次日到来。食环署上门调查，说有人对该店的卫生状况做出投诉。他们调出监控录像解释，听取情况后，食环署没有为难他们。
在谈到分歧这个话题，他们讲得最多的是关于饺子店。
我太太、妻弟和岳父则在政治观点上各不相同。所以有趣的是，当电视播放相关新闻时，他们一家的表情和反应是迥异的，但这不影响饭菜端上桌时，一家人的其乐融融。
也许这才回到婚姻的本质，生活理想是大于其他理想的。
（王建国、宋颖恩、刘全有、王家欣为化名）
狗仔卡
发表于 2016-7-3 12:1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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