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几乎没挨过打，偶尔一两巴掌一两脚是有的。到我稍微长大一些，我才知道这在那个年代，并不是很普遍。为此，我一直很自豪，总很响亮地告诉人家：“我家，很民主。”
但我还是见过几次家长打小孩，而且印象深刻。
第一家，是我隔壁邻居。一姐一弟，姐姐比我大，弟弟单名一个“目”字，我爸告诉我：这名字，意味着弟弟像眼睛那么珍贵。后来才听说：姐姐是收养的。
当时我父母在高校任职，宿舍楼里老师偏多，但隔壁不是，男的似乎是校办工厂的工人，女的粗身大嗓，一看也就是出苦力的人。
每天中午放学路上，必然遇见他们：出门接儿子。目淘气，是孩子王，天天带着小兄弟们在外面玩儿，不着家，最后一般都是被父母揪着耳朵一路打骂回来，然后：打。
目嚎得跟杀猪一样，全楼邻居都有义务去解劝。但次数实在太多，众人都已习惯，愉快地打骂与嚎哭声中吃中饭，等快睡午觉的时候，他们也打完了。
这几乎是每天的例行公事了，但目学习成绩还是很差。他们又发明了很多奇特的刑法。我从楼道经过时，曾看见：目站在一个小板凳上，手里握着日光灯的灯绳，一边挨打一边报数。但是灯不能亮，灯一亮就重新计数。那天，目的惨叫声似乎格外尖利，这么多年，依稀还有回响。
像眼睛那么珍贵的孩子，怎么会天天打，这不应该是后爸后妈干的事吗？
当年还小的我，不懂。
另一家，也是我邻居，住我正楼下，与我家吵过很多次架。
当时我们姐妹年纪小，在屋子里一玩疯了动静就很大，楼下必定上来敲门。最惊人的一次，楼下阿姨在我家门口泼了一盆水，堵在那里破口大骂了半小时。当时我正好从外面想回家，看到这场面，吓得不敢进也不敢退，紧紧贴在墙的阴影里，含着两泡泪也不敢哭，生怕她看到听到我。
爸妈告诉我们：楼下大哥哥在准备高考，你们轻点儿。
到暑假了，憋了这么久终于可以疯了——怎么楼下阿姨又来敲门，不是高考完了吗？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复读”这个词。楼下复读得没完没了，今年明年后年……难道他一辈子考不上，我们得一辈子提脚走路吗？两家不吵架是不可能的。
那时电表还没有分装到户，一般都是一幢楼总收，再按照面积分算到各家，住房们轮流到每家去收。收电费是个麻烦事儿，总有人要说：“我家很少开灯，不应该缴这么多钱。”所以爸妈多半让我们去跑腿。
我很怕楼下阿姨，鼓足勇气才近前，一看灯是黑的，放下一大半心。准备虚应故事敲个门，就可以回去交差：“他们不在家。”凑近了，却听见屋里乒里啪啷响作一团。
武汉是著名的火炉城市，没有空调的时代，大部分家庭夏天都是敞着门窗的，只有一道纱门纱窗挡蚊子。隔着纱门，我看见几个活动的身影，无声地扭在一起，好像有人在逃，有人在抓，有人在堵。我看傻了。
逃的人被抓住了，一堆乱扯，我看到露出白色的身体。然后，砰，砰……我突然醒悟了：有人在挨打，应该是大哥哥。挨打的，打人的，都一声不吭。
我简直是屁滚尿流地逃走了。
现在想来，复读若干年，大哥哥当时只怕有二十多岁了。
忘了楼下具体的职业，总之，他们也不是大学老师。
大学是非常势利的地方，有工厂、电影院、食堂、园林、学生宿舍……需要大量工作人员。但说到大学的时候，都是说院士、教授、博士……谁会提他们呢？他们是大学里的隐身人。
我一直很怕楼下阿姨，觉得她有一张凶神恶煞的脸。所以，另外两件小事，也记得很牢。一是我烫伤了手，她教我妈用酱油治烫伤。二是我捡到了一只小猫，她告我怎么鉴别它会不会抓老鼠。两次都很和蔼，笑眯眯的，与她堵门的样子差距太远，我想不通。
我妈说：你们现在不用那么束手束脚了。楼下大哥哥不考了，去当临时工了。
第三例，是最可怕的，因为就发生在我的课堂上。
我的英语老师是我爸妈同事的家属，为了解决就业问题，才进了附中。她和我们一样，从来没学过英语，仅仅只在暑假里培训过两个月。每次她上课，就是全班同学的噩梦：讲课文、讲单词、讲音标之后，她叫起一个同学——总是那同一个，向他提问。
那男生一言不发。
她反复地问，口气越来越严厉，越来越歇斯底里。
男生转过头去不看她。
她渐渐失控，开始拿英语书左一下右一下打他的脸，啪，啪，一边伴随着凄厉的问话；“你说呀，你说呀，你有没有听讲，你到底会不会……”有一次，我们眼看见男生的鼻血飙了出来。
才初一，同学都才十一二岁，都被吓得鸦雀无声。从没见过老师打学生，还这么狠，女生都在无声地哭——不敢出声，生怕引火上身。
几乎每次，都是隔壁班的老师听到动静，过来把她拉走，安排我们上自习，这堂课就此不了了之。
有一天早上，一进校园，发现：全校学生都站在校园里无所事事，没有一个老师在场。大家都莫明其妙，乱哄哄了一阵，才有个人出来宣布：今天放假半天。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从我爸妈嘴里知道：英语老师的儿子离家出走了，全校老师都帮她出发找儿子了，所以没人上课。幸而找到了。
她儿子多大？
她儿子也在你们班上。
原来，她每天打的，是她自己的儿子。
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恢复高考没几年，大学四处纳贤，来的老师们多半拖家带口，身边有一个配不上他的黄脸婆，被安排到各种岗位。后来，许多人都离婚了，包括我的英语老师。
中国有过两个离婚高峰，一个是解放初期，另一个就是“文革”刚过、改革开放初期。
这三位，都不能算教育工作者，包括我的英语老师。回想他们跟孩子的互动，我看不出任何教育的影子。连体罚都算不上，就是彻头彻尾的暴力。
体罚是一种惩罚，以身体的方式惩罚错误。而我目睹的，是家长自己的身份焦虑：我干了一辈子粗活你不能干这个；家长欲改变命运而不得的愤怒：全家都指着你了你为什么这么没出息；婚姻生活不如意的巨大怨气：你爸是白眼狼你还不给我争气。
一下，一下，书、棍子，碰撞身体的声音，代替他们没有出口的哭喊，震耳欲聋。
用我妈的话说就是：开心了，逗孩子；烦心了，打孩子。
现在，体罚孩子的家长很少了吧？这真是文明的进步。
我们都从童年走来，又都会长成大人，有谁把童年挨打的记忆当作最美好的记忆吗？你从挨打里，感受到的是规则，抑或父母汹涌澎湃的怒火？
而如果你是打孩子的家长，有多少次，真的是因为孩子干了什么不打不足以平民愤的事儿，还是，当时你很烦，最好谁也别招你，但不懂事的孩子居然拿了张不及格的试卷让你签字？你明明知道，知识与纪律，不能沿着你的手掌与孩子身体的接触，断点续传——那上面没有USB口。但是，你被老师批评了，你很没脸；你对孩子束手无策了，你很绝望；你唇焦舌燥，想不出任何教育方式了……
聂绀弩有一篇《怎么做母亲》，值得每个人深思：
“我的母亲于不知什么时候死去了。……我听见了这消息，奇怪不，没有哭，并且没有想哭，简直像听隔壁三家的事情似的。……其实这淡漠，早在母亲的意料之中，她曾对我说：‘将来你长大了，一定什么好处都不记得，只记得打你的事情。’……
想到我的小时候，那是如何的一截黑暗的生活哟！……其实所谓‘黑暗’，也没有别的，不过常常挨打而已。打手常常是我的母亲——说常常者，是说打我的人除了母亲之外，还有父亲和我的亲爱的老师们也。”
有一次母亲丢了钱，认为是他偷的：“母亲也真是一个青天大老爷，她从来不含糊地打一顿了事，一定要打得‘水落石出’。偷钱该打，不算；撒谎该打，也不算；一直打得我承认是我偷了，并且说是买什么东西吃了，头穿底落，这才罢休。不用说，这都是完全的谎话。记得很清楚，从那次起，我知道了两件事：一，钱是可以偷的；二，人是可以撒谎的。”但是但是，那钱，真不是他偷的呀。
母亲在他做了官的时候还称功说：“不打不成人，打了成官人，要不是我从前打你，你怎会有今天？”为了证明她的话之不正确，聂绀弩有时真想自暴自弃一点才好。
挨打对他一生的影响是什么？
“我从小就很孤僻，不爱和人来往，在热闹场中过不惯。这是鸡毛帚教育的结果。我小时候总以为别人都是有母亲疼爱的孩子，他们不了解我的苦楚；我也不愿意钻进他们幸福者群的圈子里去。……
鸡毛帚教育的另一结果，是我无论对于什么人都缺乏热情，也缺乏对于热情的感受力。早年，我对人生抱着强烈的悲观，感到人与人之间，总是冷酷的，连母亲对于儿子也只有一根鸡毛帚，何况别人。……
此外，鸡毛帚教育的结果，是我的怯懦，畏缩，自我否定。”
最后，聂绀弩的结论是：“我有一个牢不可破的偏见：无论为了什么，打孩子，总是不应该的，而错误总是在大人一边。”
这是他1940年的作品，我真的不认为，七十余年后，这个问题还有讨论的必要，除非你希望你孩子“怯懦、畏缩、自我否定”。
狗仔卡
发表于 2016-4-15 10:5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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