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 用花来形容男子美是反传统的

源济

维舟： 用花来形容男子美是反传统的 

原创 2016-03-30 维舟 大家

摘要ID：ipress  

中国文化中之所以在传统上不把花与美男联系起来，这倒未必是因为中国人秉持某种直男式审美，倒不如说我们的文化历来更重视精神性联系，而非视觉享受。

在当下这个视觉导向的时代，中国人可能比自己的任何祖先都更能欣赏和注重外表之美，所谓“花样美男”（flower boys）也大行其道。虽然这一说法未必是将那些柔美的少年与具体的某一种花联系在一起，但用花来比拟和形容男子之美，的确本身就是反传统的。

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是由于早春时家里的一盆漳州水仙绽放。在馥郁的香气中，自不免想起古希腊神话中，它是美少年那喀索斯的化身，然而自唐代传入中国之后，这种植物在栽种过程中逐渐被赋予了中国式的文化象征。无论是传说中的水仙花神宓妃（《洛神赋》中说“凌波微步，罗袜生尘”说的就是她），还是它的雅号“凌波仙子”（北宋黄庭坚在《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会心为之作咏》一诗中已有“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的诗句），都无一例外地与女性相连。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何一种在西方原产地与美少年联系在一起的花，到中国后，其形象就变得女性化了？中国人的传统思维里，似乎极少将花朵与美少年相联系，这又是为什么？

更有甚者，在西方文化中，与花朵相联系的美少年并不止那喀索斯一人，更著名的是阿多尼斯。在希腊-罗马神话中，阿多尼斯是植物之神，每年死而复生，因而容颜永葆青春，是极具吸引力的美男子，连爱与美之神阿佛洛狄忒（维纳斯）也对他倾心不已。虽然古希腊也有诸如月桂女神达芙妮这样女性花神，但毫无疑问地，花木的最高主宰神却是一个男性。

这在中国文化中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在流行的十二月花神屏风中，中国民间的十二个花神无一例外都是女性：正月梅花神江采蘋、二月杏花神绛妃、三月桃花神麻姑、四月牡丹花神葛巾、五月石榴花神吴彩鸾、六月荷花神西施、七月凤仙花神弄玉、八月桂花神嫦娥、九月菊花神貂蝉、十月芙蓉花神杨贵妃、十一月茶花神王昭君、十二月水仙花神宓妃。这些月份的花名、花神，常各有不一（例如一些地方的藕花神是李清照而非西施，而杨贵妃有时又被视为杏花神），因为用历史人物来代表各种花，在中国是直到明清时期才出现的现象，通常各自取自诗文典故而非有固定意象联系的神话。不过，这些花神一般来说都是女性，在清代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中，所封的花神多达百位，其中也没有男性。

▲ 后人根据想象创作的“十二月花神”图，源自网络

清代中期开始出现的杨柳青年画中，倒是有男性花神，画家王宝铭曾根据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重新构图创作了“十二月花神”图，其中单数月份的花神都是男性：梅花神柳梦梅、桃花神杨延昭、石榴花神钟馗、凤仙花神石崇、菊花神陶渊明、山茶花神白乐天。还有一些民间故事中，将以“梅妻鹤子”著称的北宋诗人林逋视为梅花神。但无论如何，这些男性花神也无一例外都是因为诗文典故而与某一种花联系，有时是因神力护佑（如石榴多子，而钟馗能保佑小儿），有时是因其风骨高洁，可谓“主要看气质”，却不是因为其外貌俊美如这种花（钟馗甚至极丑）。

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并不是没有美男子。早期的文学中对此尤为坦率，《诗经》中屡次赞美男性容貌俊美，如《国风·齐风·卢令》赞美猎人英俊，《国风·鄘风·柏舟》则以女子口吻直率地吐露自己如何心仪一位美少年；在屈原的《离骚》中，则以“香草美人”自比。不过，这其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即历史上以貌美著称的男子，大多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如子都、龙阳、宋文公、宋玉、邹忌）或魏晋南北朝（如吕布、嵇康、潘安、卫玠、兰陵王），而那都是在礼法松弛的乱世。或许在这样的时代，社会更能容忍人们去公然赞美男性的外貌之美，换作一个较为端庄严谨（尤其是宋代理学兴起之后）的时期，大概就很难说不出口了。实际上，即便在西方文化，“外表俊美”与“德性”之间也未必总是正相关的，有时甚至相反，会与“邪恶”、“不长命”联系在一起，植物之神阿多尼斯如此俊美，但却出身罪恶——他是乱伦所生。

▲ 植物之神阿多尼斯

相比起西方文化对人外貌、身体的直接赞美，中国传统文化更重视的是“衣冠”，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体现在植物的象征和隐喻中，便是它们往往与高洁的君子（如兰花号称“花中君子”）、隐士（最明显与隐逸文化相关联的是菊花）、谦逊文人（竹子中空）、老人（长寿之松）相联系，这都是精神层面的联系，这种拟人化形象常常富于道德和伦理色彩（典型的便是“梅兰竹菊四君子”），但不重视视觉上的感官享受，不会将花木与肉体的美感挂钩，更不要说是男性的容貌了。

在任何一种文化中，植物的象征毫无疑问都是文化所赋予的。在中东和内陆亚洲的文化中喜欢用玫瑰、石榴来形容女性之美，往往色泽明艳；但在日本文化中却偏爱那些幼小可爱、淡雅朴素的花朵，《万叶集》中被歌咏的最多的竟是看起来不甚起眼的胡枝子，日本式审美至今推崇自然本真，这样想来也就并非偶然了。在中国，关于国花是选牡丹还是梅花的争论也由来已久，这当然不是因为哪种花更美，而是因为它们象征着两种不同的文化气质，那都是人所赋予的意义——举例说，中国文学中一向称赞梅花是“岁寒三友”之一、是所谓“傲霜枝”，但梅花真的耐寒吗？不见得。梅花的绝大多数品种只能承受零下10度的低温，因而在华北的一些地区都无法在室外存活，其实它更喜欢温暖气候。这种文化中的拟人化形象有时会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反而会阻碍人们将之作为客体来研究和重新认识。

一种植物、一种花，在不同的文化或视角下，也常常会被赋予不同的象征。莲花在印度佛教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往往意味着隐秘之源和再生（试想，哪吒就是在莲花中重生的）；但在中国，周敦颐的《爱莲说》一出，莲花便因“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而与君子形象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也不妨碍其他文人墨客继续将莲花比拟为美女。水仙花在西方让人联想到美男，在中国却是仙子的形象，大体也与之相似。同一种事物可有双重乃至多重意义，这便是钱钟书在《管锥编》所提出的“喻之二柄/多柄”，只不过在这种意义和象征的取舍上，正可以体现出不同文化的差异。

回头前面的问题，中国文化中之所以在传统上不把花与美男联系起来，这倒未必是因为中国人秉持某种直男式审美，倒不如说我们的文化历来更重视精神性联系，而非视觉享受。如今发明“花样美男”一词的这个时代刚好是一个视觉主导的时代，这样说来又岂是偶然？

作者：维舟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少时沉迷于古典文学与历史，长而旁及社会学、人类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