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的调令】
1956年，吴仲超院长为了给故宫博物院的文物研究“充血”，决定大批引进“外援”，将包括唐兰、徐邦达、沈士远、罗福颐、孙瀛洲在内的一批文博界学术骨干调入故宫，沈从文，就在吴院长的这批调入名单中。
（沈从文先生）
关于沈从文先生与故宫的渊源，印象最深的就是陈徒手的文章《午门城下的沈从文》。此文初刊于1998年第10期《读书》杂志，影响巨大。
2000年，陈徒手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一书，收入了此文。2013年，北京三联书店又出该书修订版，该文亦在其中。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援引对多位老辈文人的采访，来描述沈从文在1949年以后的处境。其中，萧乾先生1998年3月9日在北京医院病房对作者谈到沈从文时，谈到“那个时候他在故宫处境很不好”。
加之陈徒手在文章中有意凸显“午门城下”这一语意，以表达沈从文当年的孤独与伤感，如沈从文笔下所流露的：“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的确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意象效果。
但一些不熟悉历史的读者，还是会对沈从文当时的工作单位产生误会。尽管陈徒手也援引郑振铎先生的话，说明“历史博物馆在午门前面”，但许多不知情的读者依旧会以为，沈从文当时的工作单位是在故宫博物院。
（资料图：故宫午门位于天安门与端门之北，俗称五凤楼，平面呈倒凹型，形似宫阙。北京的首家博物馆国立历史博物馆经过14年的筹备，于1926年10月10日在这里正式开馆。）
因此，在陈徒手的文章之外，需要补充一点：在当时，午门以及午门与端门间的东西朝房，自1918年起，就成为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的办公地。
1926年10月，北平历史博物馆（1949年10月改称北京历史博物馆）正式开馆，一直到1959年搬入天安门广场东侧的新馆大楼，北京历史博物馆也更名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午门一直是历史博物馆的办公和展陈场所，并不属于故宫博物院。
如此一望而知，午门城下的沈从文，是历史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而不可能是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但许多史料、传记，仍然表述含糊。
如《不列颠百科全书》，在“沈从文”条目下，可见这样的介绍：“1949年后，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做文物研究工作。”《中国大百科全书》则说：“1957年后，沈从文放弃了文学生涯，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单位工作。”
2005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兼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郑欣淼先生在《故宫学刊》发表《沈从文与故宫博物院》一文，对沈从文当时的人事关系进行寻根溯源。
他从故宫博物院保存的当年档案中，找到了1956年5月9日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发来的《调沈从文到故宫博物院工作通知》。该通知“主致”中国历史博物馆，“抄致”故宫博物院，通知说：“你馆沈从文同志业经部同意调故宫博物院工作。接通知后，请即办理调职手续为荷。”
郑欣淼先生发现，在这份通知的边上，竖写着“没有来”三个字。在所附中国作协党组致文化部党组的函件上，故宫博物院人事科注明这样一段话：“因本人不愿来院工作，现征得组织仝［同]意来我院陈列部兼研究员工作。”
郑欣淼先生的文章，终于打破了困扰多年的混沌，厘清了沈从文与故宫的关系，即：“沈从文先生并未调入故宫博物院。”
然而，沈从文与故宫的缘分，并没有因“没有来”三个字而告终结。查沈从文之子沈虎雏编《沈从文年表简编》，可知1956年5月，故宫博物院吴仲超院长请沈从文担任故宫博物院织绣研究组顾问，每周有一定时间在故宫上班。
《年表》说，他协助织绣组培训业务骨干，有些经过自己不懈努力，成为某一领域的文物专家。由于有更多机会接触故宫馆藏文物，也扩大了他的研究视野。
郑欣淼先生文章中说：“他虽未正式调入故宫博物院，但实实在在在故宫上过班，神武门内东侧大明堂原织绣组办公室有他的办公桌。他不只从事研究，还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就连故宫博物院的一些人也理所当然地以为沈先生就是故宫的工作人员。”
对沈从文在故宫博物院文物研究等方面的筚路蓝缕之功，郑欣淼先生文中做了全面的梳理，让我们时隔六十多年，依旧可以感受到他学识与人格的浸润。
我所工作的故宫学研究所，在神武门西侧的西北角楼下面，与沈从文当年工作过神武门内东侧大明堂相距不远，每次从这条路上走过，心里有时会怦然一动，想到我所热爱的沈从文先生也从这条路上走过，心底会升起说不出的温暖。
十几年前，我还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小伙子，曾经揣着一本《边城》，前后七次奔赴湘西，去感受沈从文笔下那个蓬勃充沛的世界，还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凤凰：草鞋下的故乡》。那时的我万万不会想到，很多年后，我竟然与沈从文先生成为“同事”，只不过中间隔过一个半个世纪的时光。
然而，空间的近，恰恰又衬托出时间的远。
半世纪时光，在这苍茫浩大的紫禁城里，只是俯仰之间的事，但对于个体来说，那又是一堵多么厚的墙，后人无法前去，而故人无法归来。
所以，在故宫无数有形的墙之外，我又看到众多无形的墙，把一张张曾经鲜活的面孔隔开。它们遮蔽了无数生命的细部，哪怕是一个粗疏、漫漶的轮廓，也终将幻化无形。
正是出于对“沈从文”这三个字的敏感，使我在读过郑欣淼先生文章之后还心有不甘，试图寻找出沈从文在故宫博物院留下的更多印迹。
于是，从故宫博物院的尘封档案中，我又翻检出若干与沈从文先生相关的物证，或许郑欣淼先生在撰文之前早已看过，只是没有篇幅一一引用而已，但毕竟外界学者和读者难以见到。
连撰写《午门城下的沈从文》的陈徒手先生，也在题记中感叹“没有找到沈先生的官方档案文件，在几个单位中来回寻问都无下落”，“官方文献这一主要来源实际上是缺失的”。而张新颖先生2014年出版的巨著《沈从文的后半生》，也基本是依据《沈从文全集》和其他公开出版的著作写成的。
因此，我翻找出的这批尘封半个多世纪的手稿档案，虽然微小零碎，却毕竟是未见披露，特别是一封沈从文先生书信手稿，《沈从文全集》没有收录，或许连沈虎雏先生都未曾见过，借此刊布，算是给沈从文的故宫岁月平添了一份佐证，也会对学者的研究提供某种补充。
（沈从文先生书信手稿局部，作者供图）
（未完待续）
狗仔卡
发表于 2016-3-21 01:4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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