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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的一个早晨，袁伟时在去菜市场的路上忽然感到眩晕。倒地之前，他抱住了身边一棵大树，直到一群晨运后也去买菜的大妈发现，帮忙打120，将他送去医院。
这是袁伟时生平第一次住院。在这座不易觉察时光流逝的校园里，“九一八”事变后出生的他已经度过了63年，渐渐变得和那些最古老的树木和房屋类似。但他并未打算停下每日的脚步。住院第三天就在医院的花园中散步，8天后出院，作息复原。他开玩笑说：“8天后又是一条好汉！”
每天清晨，他的身影准时出现在校园西区的住宅楼下。2015年春节大年初二，他从西区一直走到了北门外，经过大草坪孙中山的青铜雕像和国立中山大学的牌坊，眺望珠江之后回来。苹果计步器显示：他走了9603步，消耗热量177卡路里，其中还包括上下二层楼梯。晚饭后他还要再次散步。
很难找到比他更熟悉这座校园的人了。他知道怀士堂（小礼堂）附近主干道旁那棵根须遍地流淌的细叶榕，是校园里最大的一棵，大多数高耸浑圆的大王椰超不过它的校园岁月。
他慨叹从来到这里的第一天起，大楼增加了太多，树和竹林剩下得太少。旧岭南大学被称作“百鸟林”的校舍区，在改造中失去了很多绿篱和灌木。清晨躺在床上听到的小鸟晨曲也稀疏了。静谧的草地中间，昔日岭南名师们居住的红砖小楼，好些被庞大的新式建筑取代。校园一角的墓园，也不能免于隔墙西区市场的喧嚣。
在中山大学传设学院的卓越记者驻校计划中，袁伟时在沙龙后带队游历校园，已经成了一个保留节目。他在这座校园里繁育的思想、学术和情感，已经和脚下的草地、身边的林荫道、暮色中的陈年校舍、逝去的人事融为一体，无法想象把这个人和这座校园分开。
他迈着缓慢的脚步，带领人们沿着林荫路缓行，穿过白千层和桉树的阑珊身影，指点某座亮起灯光的西式红砖小楼，以前曾是岭南大学某位名教授的旧居；一座在黑暗里沉默的洋房属于原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这位教育家“办中国最好大学”的梦想破灭，让袁伟时为之叹惋；孤立在草地中间的陈寅恪故居自不待言。
他指点林荫道旁一幢近乎黑色的小楼，“炮轰中山舰”事件中，宋庆龄在这座黑石屋里避难，留下“小产”的传闻；校园中央怀士堂前一棵繁茂的粗壮的大樟树出自当年陈炯明手植，孙中山在这座小礼堂里发表过演讲，留下了“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的警句。
对于陈炯明和孙中山的恩怨纷争，这位有独特历史观的学者，鲜明地站在陈炯明一边。在评价历史系楼前的近代中国历史人物雕塑群像时，他直率地表示，把带头巾的洪秀全和严复、梁启超列在一起，实在不伦不类。
他谈起一件当年轰动的社会新闻：如今改为社会学系楼的一幢四层红砖楼，以前是岭南大学附属中学。易代前夕，一群“富二代”的学生报复在考试时阻止作弊的蔡姓老师，把他从四楼推下楼梯，教师当场身亡，学生却没怎么受到处理。这件事震惊了社会各界。
那是1947年，袁伟时刚刚抵达广州上高中，没想到自己有天会来到这座负有盛名的校园，在复制过来的中山大学校门牌坊和孙中山塑像下求学、生活和思考。
1950年袁伟时考入中山大学，校址在石牌，“是全国最大校园，有1万多亩”。1952年院系调整，袁伟时跨越珠江，来到乔木参天、红楼掩映的岭南大学校园，继续学业，结婚生子。除了有半年到中南财经学院学习、两年去复旦大学读研，袁伟时再未长期离开这片校园了。
校园先来的主人公、岭南大学的名教授们，在半明半暗的境遇中引发袁伟时的神往。“他们人少，但是精”。这些一时之选的教授们，如今已少有人知名。
建国之后，他们被怀疑为一个“岭南反革命小集团”，陈序经是“头目”，受到内部控制。1957年，这些教授中的一些人被打成右派，次年陈序经被调离。袁伟时那天夏天从复旦大学毕业，担任研究生班党支部书记的他，努力使自己班里的同学没有一人划入另册。
运动过去后，袁伟时对“不能自己做研究，只准讲马列”的政治经济学专业感到了厌倦。他开始转向哲学与历史的交界地带。
这种私下的探索不合时宜，更受到时间和生存的挤压。下乡劳动、社会调查、四清，运动连绵不断。其间的三年饥荒，更把袁伟时逼入了为一家四口谋食的死角。
他每天6点起床，匆忙咽下早餐，骑自行车跑菜市场排队，八点左右赶回家工作。周末更抽出时间到各处市场搜罗食品，“东西南北，全广州菜市场走遍了”。家里财政实行“吃光”政策。
好在1959年“搭末班车”评上讲师职称，使他的工资高出同龄人一截，有能力光顾自由市场。填饱自己和妻儿的肚子之余，还帮助一些同事。
那些晚一两年毕业的年轻教师就无此幸运了，职称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停止审批。研究历史的袁伟时看得很透，“实际是大跃进失败，没钱增发工资。”这把大批年轻教师捺在了最低生存线上，拿着四五十元一成不变的助教工资糊口，“有的教师做了一二十年助教，说自己是助教爷爷、助教奶奶。”
文革来临，反右中躲过的灾殃终究降临到头上，一次口无遮拦让他惹祸上身。有次袁伟时看到毛泽东延安初期的一张照片，裤子上打着补丁，不寻常地黑瘦，随口说了一句广州话：“鬼咁瘦”。
对于广东人袁伟时来说，“鬼咁”的本意是瘦得不成样；在革命群众听来，却是污蔑伟大领袖是鬼，自然非斗不可。戴高帽和挂牌劳动的待遇，袁伟时不愿多提及，“其实没怎么斗”。倒是对阴阳头印象较深。那届学生后来恰恰和袁伟时关系很好，“多次参加他们的聚会”。
以后在人人站队的形势下，袁伟时选择了当“保皇党”，支持广东省最大的产业工人组织“东风派”。运动高潮中，他目睹陈寅恪在草地中间的小楼里被围攻，大字报贴到门口，最终被工宣队逐出小楼，在一座偏僻房子里去世，原址现已改建为幼儿园。
对于这位他毫不犹豫称之为中大校园里“最有名的教授”，袁伟时从无交往，言语间不乏遗憾。
此时的原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也在天津黯然辞世。他当初延揽至岭南大学的教授们，正在这所校园里遭遇连番批判，“岭南反革命小集团”的帽子横飞。袁伟时的记忆中，全校有人跳楼、跳湖、服安眠药、上吊，一共死去20多人，老教授自杀的有好几位。
在这些著名教授的“大树”之下，袁伟时只是被狂风波及的小草。最遗憾的是研究生毕业后，整20年失去的时光。“不停地运动、下放。”袁伟时和同事们离开了中大校园数年，先到南岭脚下的乐昌，再去清远，林彪事件以后才回来。文革结束之时，他已经快五十岁了。“前半辈子都荒掉了。”
好在多年私下的坚持为袁伟时带来了机遇。文革结束，中国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代哲学史研究是空白，哲学系让袁伟时承担这个课题。他避开当时的主流圈子，开始了独立研究。数年后第一本书《中国现代哲学史稿》出版，打通近代和现代的分隔，攀上了学术天梯的第一级，开始赎回逝去的时光。
袁伟时的近现代史学术生涯，就像他数十年如一日的散步，与这座校园的主人公孙中山难舍难分。成败毁誉多由此而来，甚至遭到某些教授的举报。眼下，他对于历史人物孙中山和热闹一时的“辛亥革命”评价一如往昔。而对于现实，他已有了新的见解。
17世纪以后，任何国家要发展必须“自由，稳定，融入世界”。第一次在南草坪见面时，袁伟时说起他的近期心得。比起过去的反对革命、赞成改良，“稳定”无疑是一以贯之的延伸，却又增加了现实的危机感，甚至不避讳在学者立场与政府主导的“维稳”之间发生某种视觉叠合。面对年轻人的担忧，袁伟时并不多虑。
他保持着对当下的乐观，认为中国处在由列宁式国家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途中，最大的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一些严控式的反复不过是习惯性回潮，并不会走上文革的老路。他举了最近南开大学校长“不能回到反右思维”的讲话，说明社会不可能退回“最高领袖发话，全国疯狂”的状态了。
“融入世界”是他信心的真正来源，“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的警句，从未在他心目中消退，尽管这句名言出自他多有保留的孙中山。但他的言论有时仍旧不免出格之嫌，席间他不无遗憾地提到，最近在某网站发表的文章，“一万五千字删成了五千”。
心系历史和世界之余，袁伟时日复一日在中大校园里沿着寻常的路线，度着平静的生活。老伴生病之后，家务事全部落到他的头上。起初是自己料理，中风后请了钟点工，但只是中午做一顿饭，洗碗、热晚饭、煮开水、买菜的活仍旧要身体力行。
袁伟时精确地计算着这些事情在每天日程中的消耗，“晚饭热饭、煮菜半小时，吃饭半小时，收拾和洗碗25分钟，合计近一个半小时”。全天散步和做操花2个半小时，余下的时间才能用于研究，晚11点睡觉。买菜则在散步时顺带解决。
钟点工春节回家后，袁伟时的任务增加了。大年三十晚上，在广州本地工作的大儿子儿媳回家，一起张罗了年夜饭。
似乎是人生经历了太久长的时光，易于留恋。不仅是尘封的旧事，也包括褪旧的物件。和袁伟时有交往的青年教师贺碧霄，曾经受到袁伟时出乎意料的赠予：一副旧床垫。
袁伟时有块韩国的名牌床垫没用多久，倒放在床底下“珍藏”了十几年，下面用木板垫着，上面用床单包得严严实实，扔了实在可惜。他想腾出床底来放书，于是打电话给贺碧霄，问她是否需要。成家不久的贺碧霄正有需要，一个多周后，两口子来家扛走了这床垫子。
这个老资格的物件在贺碧霄家的客房用了一段，以后迁至阳台，成了蹒跚学步的小孩的蹦床。以后在广州的回南天里，天长日久，竟然有了长出蘑菇的迹象。终究只好放弃，仍旧不忍心告诉袁伟时。
另一件事则是，春节前夕学校离退休处派来三个人，拿走了整整两大堆近几个月各地寄赠的杂志。杂志翻阅以后不愿随手扔掉或当废纸卖掉，以前是转送哲学系阅览室，最近几年因为学校政策变化，各系原则上不再单独设立图书馆，只好转送离退休处阅览室和中大附属的新华学院。
舍不得丢掉的，还有书房里单人床头一堆大小公仔，占去了不少地方：企鹅、梅花鹿、樱桃小丸子。这些虚拟世界的主人公，来自各家媒体的馈赠，此刻在学者的头边和平共处，还被他赋予实用功能：“手机、手表放在枕头边不会掉下床缝。”
爱惜物力的袁伟时，并不是怀旧症患者。从1999年他开始了键盘写作，眼下用苹果手机以及附带的计步器，使用三星27寸的宽屏电脑和搜狗拼音输入法，似乎都是“融入世界”的身体力行，身位甚至领先了许多年轻人。
最难须臾舍弃的，自然还是填满了住所的书。书是这里真正的主人，主人倒似乎是配角。有两间房专门留给书籍，其他房间和饭厅也塞了不少书架，一套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几乎占据了整座书架。紧贴卧室门旁的书橱里，书由外向里平放着，书页尾部插上标签，手写书名。袁伟时解释，这样能多放几本书。
门楣上方，一套90年代出版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花掉了袁伟时3000块钱。“起初要两万多，后来降价了才买得起。”这套书籍陈列的位置和价码，都显示了袁伟时对这位“民国自由主义第一人”的服膺。
一套《袁世凯奏议》上中下三卷，则是自行复印装订。书架上像这样复印或者活页本装订的书籍装满一个大书柜，多数是难以买到的港版书，说明主人更在意的是书页里的内容，而无收藏之癖。
袁伟时说，自己现在仍然每月在当当或亚马逊网站上买书，“有需求，并且钱花得很多。”
这些不厌其详的历史资料，眼下服务的是上下卷《民国历史》的写作。书稿致力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自然也涉及孙中山的是非功过。
他要做的，仍旧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小事，还原时代雕像背后真实的人。
（图注：袁伟时先生近照，作者供图）
狗仔卡
发表于 2016-2-10 01:2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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