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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史艺丛] 齐人物论 | 解玺璋:雨疾荷残说老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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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2-9 11:4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源济 于 2016-2-9 10:48 PM 编辑

齐人物论 | 解玺璋:雨疾荷残说老莲 

 2015-03-20 解玺璋 大家


摘要ID:ipress

陈洪绶选择了不死,然而,他活得却并不轻松。他常常因触景生情而感到内心不安,经过从前做秀才时与友朋一起读书的学堂,他便觉得自己是个不忠不孝之人。


【作画之心】


几年前,买过一本陈洪绶所绘《酒牌》。书中收了他在杭州吴山火德庙西爽阁绘制的《博古叶子》。这是他晚年的作品,一年后,他就去世了。酒牌,也称叶子,与当今人们玩的纸牌略有相似之处,是明清间流行的,酒徒行令及赌徒博戏的必备之物。通常,叶子是以四十张为一副,分别为文钱十张、百子九张、万贯九张、十万贯八张,另有百万贯、千万贯、万万贯、空没文各一张。


然而,陈洪绶绘制的《博古叶子》却有很明显的不同,他以四十八张为一副,文钱、百子、万贯、十万贯各十张,再加上八张花色牌,有无量数、万万贯、千万贯、京万贯、金孔雀、玉麒麟、空汤瓶、半齾(è)钱各一张。每张牌面画一个或数个人物,讲述一段故事,其中既有王侯贵戚,权臣佞幸;也有富商巨贾,文人高士,几乎涉及到古代名人的各个层面。



(陈洪绶绘荷花鸳鸯图图片)


陈洪绶为《博古叶子》自题四言诗铭,交代了绘制这副叶子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廿口之家的生计问题。他写道:


廿口一家,不能力作,
乞食累人,身为沟壑。
刻此聊生,免人络索。
唐老借居,有田东郭,
税而学耕,必有少获。
集我酒徒,各付康爵。
嗟嗟遗民,不知愧怍。
辛卯暮秋,铭之佛阁。


辛卯年是清顺治八年(1651),为了表明不与清廷合作的态度,几年前,他已选择落发为僧,故住在庙里。以他当时的名气,用画换钱是很方便的,绝不至于让全家二十口生计无着,但他宁可向市井的酒徒、赌徒讨生活,却不肯附和新贵,为他们作画,显示出他的孤傲个性。


十几年前,为了接济朋友周孔嘉一家八口的生计,他曾画过《水浒叶子》,现在,为了自家人的生计,他又画了这副《博古叶子》。在他看来,这样做不仅可以避免为了糊口而不得不为权贵作画,而且也是他兴之所至,与酒友们推杯换盏的一件乐事。第二年春天,也就是清顺治九年(1652)二月,陈洪绶回到家乡。他的文集《宝纶堂集》卷首有孟远所作《陈洪绶传》,其中写道:


“岁壬辰忽归故里,日与昔时交友,流连不忍去。一日,趺坐床箦,瞑目欲逝,子妇环哭。急戒无哭,恐动吾罣碍心。喃喃念佛号而卒。”


时年五十四岁。


陈洪绶,字章侯,号老莲,浙江诸暨人氏。关于他的生年,有两种说法,一为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另为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总之,他活了五十三岁或五十四岁。


他这一辈子,前四十余年生活在明朝,是大明的子民,其后不足十年,清朝取代了明朝,他成为大明的遗民。所以说,他属于在明清易代、王朝更替之际经历了旷世劫难的那一代人。大明万朝到了万历皇帝坐天下的时候,已经是强弩之末,用《红楼梦》里冷子兴的话说:“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表面上还是四海升平,实际上,衰败的迹象已渐渐地显现出来。


由于万历皇帝采取不与朝臣合作的态度,长期躲在深宫之中,最终造成了朝臣结党争斗,而内廷阉宦乘机夺权的混乱局面。其中最突出的,便是东林党人与阉党魏忠贤的斗争。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明王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上台。既为新皇,他励精图治,思有作为,即位之初,就大刀阔斧,铲除了魏阉及其势力,试图以此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但积重难返,当世已无回天之人。



(陈洪绶人物作品)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明王朝陷入了内外交困之中。外部有满洲的兴起,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自立为汗,定国号为金,史称后金。至崇祯九年(1636),后金改国号为清。内部则有崇祯元年(1628)岁末陕西饥民的揭竿起义,至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国号大顺,三月十九日便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万岁山,明王朝至此被农民军推翻。宁远总兵吴三桂率兵救援不成,转向清军求助,李自成兵败,清军乘机进军关内,于十月一日定都北京,建立清朝。


陈洪绶一生的大部分时光就是在这种动荡不安中度过的,“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这还不是最悲催的,对他来说,更大的痛苦和折磨来自两个方面。首先,他把“学而优则仕”看作人生的最高理想,为此他宁肯放弃卓异的艺术天赋而去考取功名。然而,有许多事常常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尽管他胸怀经世致用之心,但在科举考场上却屡屡失败。


终其一生,只在崇祯年间做过三个月不入流的小官——从七品的中书舍人。这种失落感追随他多半生,直到经历了王朝更替的劫难,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才渐渐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从而安心于卖画糊口的生涯。


【人生抉择】


如果说画画还是做官是陈洪绶不得不面对的第一个人生选择的话,那么,在他四十五岁之后,随着他期望着有所报效的大明王朝的覆灭,又不得不面对第二个人生选择。这是一次更为严峻也更加艰难的选择。明亡之际,生死已成涉及政治伦理的大问题。


“崇祯之死即使不是此后一系列的死的直接诱因,也是其鼓舞,是道义启导、激发,是示范、垂训,是人主施之于臣子的最后命令。‘君亡与亡’,是为一时士人认可的道德律令;‘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况‘主’已死!死的必要性,几乎已是无需论证的。”所以,他的老师刘宗周选择了绝食而死;另一位老师黄道周,抗清失败,被俘不屈而慷慨就义;他的一些朋友,如王毓蓍、祁彪佳、祝渊等人也都殉节而亡。


然而,他却选择了不死,在那场极其惨烈的以生为耻的“祈死”狂潮中,他以“遗民”的方式活了下来。或许他有不死的理由,但如何平复内心的痛楚和焦灼,对他来说仍然是个致命的问题。他晚年改号悔迟、悔僧,就略微透露了国破之后忍辱偷生,不能立刻死节的复杂心境。



(陈洪绶人物作品)


【少年天才】


陈洪绶是个天才少年,很小就显露出令人惊叹的绘画才能。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发生在他四岁的时候,那时他正在来氏私塾读书。这家私塾的主人来斯行,后来成了他的岳丈。清代大文人朱彝尊在《陈洪绶传》中记述了这个故事:


(陈洪绶)年四岁,就塾妇翁家。翁家方治室,以粉垩壁。既出,诫童子曰:“毋污我壁。”洪绶入视良久,绐童子曰:“若不往晨食乎?”童子去。累案登其上,画汉前将军关侯像,长十尺余,拱而立。童子至,惶惧号哭,闻于翁。翁见侯像,惊下拜,遂以室奉侯。


这个故事的可信度不高,细节尤为夸张。《清史稿》中也有关于此事的记载,则比较简略:“幼适妇翁家,登案画关壮缪像于素壁,长八九尺,妇翁见之惊异,扃室奉之。”我们不妨想像一下,一个孩子(也许不止四岁),三尺幼童,画了一幅至少超过他身高两倍的关公像,光是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让成年人产生惊异感(也有惊喜)。何况他画得颇有些神似民间流行的关公画像,人们自然视他为神童,他也因此获得了读书之余学画的机会。


最初为他启蒙的是当地极负盛名的画家蓝瑛和孙杕,但是,这个学生的绘画才能很快就让二位老师发出了自愧不如的感叹,他们“见而奇之曰:‘使斯人画成,道子、子昂均当北面,吾辈尚敢措一笔乎”!吴道子在中国画史上被尊为“画圣”,赵孟頫(字子昂)在元朝也是一代书画宗师,他们认为,如果陈洪绶学画成功,即使是吴道子、赵孟頫这样的大师也只能俯首称臣,我们这样的画家还敢提一下画笔吗?


在绘画方面,陈洪绶成名甚早。十四岁那年,他的画就有了市场号召力,把他的画悬于市中,立刻就会有人出钱买走。但是,无论他自己,还是陈氏家族,都不认为绘画是人生正途。诸暨枫桥陈家是世代相传的诗礼簪缨之族,祖上几代都在朝廷做官,只是到了陈洪绶的父亲陈于朝(字叔达)这一辈,科场失利,仕途受阻,才造成了家道中落的局面。于是,陈氏家族就把希望寄托在陈洪绶身上。


十八岁,新婚不久,他就拜在儒学大师刘宗周门下,成为他的入室弟子。刘宗周(1578-1645),字起东,号念台,越之山阴人(今浙江绍兴),万历辛丑(1601)进士,后因弹劾魏忠贤、客氏,削籍归里。崇祯二年己巳(1629),起用他为顺天府尹。此时的崇祯,求治太急,用人太苛,又重赋敛,严刑罚,刘宗周认为:“此刑名之术也,不可以治天下,而以仁义之说进。”具体言之即:“上天重民命,则刑罚宜剩,请除诏狱;上天厚民生,则赋敛宜缓,请除新饷。”


崇祯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反而嘲笑他的迂阔,于是请归。后召为吏部左侍郎,不久又陞左都御史,给事中姜埰、行人司副熊开元以言得罪,他直言相救,得罪了崇祯,遂被革职。清军南下,浙省降清,他恸哭曰:“此余正命之时也。”终以“与土为存亡”的理由,“绝食二十日而卒”,时年六十八岁。


刘宗周讲学大约在“削籍归里”之后,地点就设在绍兴蕺山,故人称蕺山先生。陈洪绶入学就在这个时候,他在这里读书的时间虽然并不长,但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基本上是在此时形成的。刘宗周使他对一个儒者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有了初步的了解。他学习如何砥砺节操,并开始关注社稷民生。但他毕竟是个特立独行的艺术家,习惯了恣肆放纵的生活,对于儒家那一套修身养性、静坐涵养的功夫,他几乎无法忍受,没过多久,他就离开先生,下山去了。


此后,他又有过几次读书的打算,但长则数月,短的只维持了五天,就因为文友的邀约而离开了书房。这其间,他登上了科举求仕的第一级台阶,二十一岁那年,终于经县考得名,进了秀才,官称“生员”。此后的四年之中,他大约参加了两次乡试,都没能考中,这年的除夕,他自伤怀抱,写了一首诗:


廿五年来名不成,题诗除夕莫伤情。
世间多少真男子,白发俱从此夜生。


【仕途坎坷】


作为他想像中的真男子,二十五岁还未取得功名,是要愁白了头发的。这说明,儒家传统人生目标——“立德”、“立功”、“立言”,在他内心深处,分量是很重的,尽管这个目标对他来说高不可攀,但他此时还有一点“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情怀,不然他也不会这么在意考试的结果。


转过年来的春天,他来到北京,希望能在这里找到晋身的机会。然而,在他身上,毕竟艺术家的自适任性、放浪不羁更多些,而儒家要求于读书人的克己、慎独、自我约束却相对较少。他的北京之行超过一年,而此行除了对北京的声色游戏多有领略外,其他方面的收获微乎其微。当春天再次来临的时候,他生了一场大病,待到身体康复,收拾行装南归时,已是深秋了。


虽然前途渺茫,但他相信,只要努力,希望还是有的。是什么支持他如此执着地追求功名而绝不轻言放弃呢?说到底就是作为人子的事亲之道。他认为,事亲之道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尊荣,所谓“挣来了这凤冠霞帔与娘穿”;一个是温饱,所谓“使老母饱官饭一盂,愿足矣”;这是人子应尽的职责与义务,陈洪绶固不能例外,尽管此时他的父母和发妻均已去世。


为此,他在崇祯五年(1632)和崇祯十三年(1640)又有两次北上京师之举。特别是后面这次,他选择了以“纳赀”的方式,入国子监读书。对经历了多次乡试失利而功名之心犹未断绝的他来说,这是一条捷径,也是他博取功名的最后机会。然而,正是在这里,官场的腐败龌龊,以及对时局的束手无策,让他大失所望。先是他的老师黄道周为弹劾杨嗣昌一事,直言抗辩,惹恼了崇祯,将他直降六级,贬谪江西按察司照磨,正九品。


后江西巡抚解学龙以“忠孝”的名义上疏举荐黄道周,引起崇祯的猜忌,索性将二人押解到京城,每人杖八十,打入刑部大牢,本欲治重罪,由于几位大臣力谏,改为充军广西。就在这一年,即崇祯十三年(1640)的闰月中,他的另一位老师刘宗周,又因上疏救言官姜埰、熊开元而触犯了皇帝,竟被贬斥为平民。严酷的现实终于让陈洪绶迷途知返,他“深悔当时何不弃去,半年怀负国之惭,今则弃去矣”。崇祯十六年(1643)秋,他借口家中有事,离开京城,回到故乡,至此,他才体会到不被功名束缚的喜悦。


此时已是大明王朝覆灭的前夜,他以大半生为代价,终于弄明白一个道理,最是当官不自由。甲申国难之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改元弘光,开科取士,有些朋友劝他不妨一试,被他严词拒绝了。他在诗中写道:


二王莫劝我为官,我若为官官必瘝。
几点落梅浮绿酒,一双醉眼看青山。


这种轻松闲适心态的背后,其实是报国无门,国事无望带来的愤懑和痛苦。很快,师友们纷纷死节殉国的消息使他陷入了更深刻的自我折磨之中。开始是情感宣泄,据清孟远《陈洪绶传》记载:“甲申之难作,栖迟越中,时而吞声哭泣,时而纵酒狂呼,时而与游侠少年椎牛埋狗,见者咸指为狂士。”不消说,陈洪绶在这里所宣泄的不仅是亡国之痛,还有与师友阴阳诀别之痛,以及内心自责、自辱、自悔、自废之痛。特别是王毓蓍的死,给予他的压力就更大,也更强烈。


王毓蓍是他少年求学蕺山的同窗,后来结成儿女亲家,关系极为密切。甲申年(1644)六月,杭州陷落,王毓蓍投柳桥河自尽。据说,他在投河之前,还曾给老师刘宗周写信,敦促其自尽。《绍兴府志》卷五六《王毓蓍传》记载了当时的情景:


“俄一友来视,毓蓍曰:‘子若何?’曰:‘有陶渊明故事在。’毓蓍曰:‘不然。吾辈声色中人,虑久则难持也。’一日,遍召故交欢饮,伶人奏乐。酒罢,携灯出门,投柳桥下,先宗周一月死。”


这里提到的“一友”,有人认为即陈洪绶。他在王毓蓍死后所作《挽王正义先生》长诗中,也提到过曾经劝阻王毓蓍不要殉节,但遭到王氏的斥责。从他们的对话中,我们似乎可以揣摩陈洪绶没有死节的内心活动,是想效仿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故事。


陶渊明曾在东晋末年做过一任小官,晋室灭亡时,他没有殉节;刘宋时再度出仕为官,做了八十一天的彭泽县令,后以“不为五斗米折腰”为由,辞官归隐。尽管陶渊明没有为晋室殉节,但他的高尚节操,仍为后世文人所推崇。这大概就是明亡后陈洪绶首先想到陶渊明的原因之一。


而且,他与一些官至高位的师友不同,如老师刘宗周、黄道周,好友倪元璐,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为明王朝殉节,但他“不是金华殿里人,又无名教责其身”,似乎可以不死。所以,他劝同为秀才的王毓蓍顾惜儿女尚幼——“弱女方窥户,雏儿怯负薪”,不妨效法陶渊明,归隐田园。


但王毓蓍却有他的担心,“吾辈声色中人,虑久则难持也”——我们都是贪恋声色之人,如果不能即刻赴死,时间长了,则很难坚守节操。有些话他也许不便说,仅就儒家对于士君子的“潜德”规范而言,是不赞成以养亲、抚孤为理由拒绝死义全节的,“徒以全躯保妻子为幸,孟子所谓小丈夫也”,“非君子之所谓贞也”。


【抑郁而终】


陈洪绶选择了不死,然而,他活得却并不轻松。他常常因触景生情而感到内心不安,经过从前做秀才时与友朋一起读书的学堂,他便觉得自己是个不忠不孝之人。


为了躲避清军的追捕及避免剃发的耻辱,他在诸暨的云门寺落发为僧。但佛门的清静并不能使他的内心平静下来,他改号悔迟、悔僧,一个“悔”字,便将他内心的纠结展露无遗。清孟远在《陈洪绶传》中是这么写的:“大兵渡江东,(陈洪绶)即披剃为僧,更名悔迟,既悔碌碌尘寰致身之不早,而又悔才艺誉名之滋累,即忠孝之思、匡济之怀、交友语言,昔日之皆非也。”


总之,他的这个“悔”字,包含着深刻的自我反省与批判,所谓“自悔曾为世俗儒”,或许是对当初追逐功名的否定,只不过这种否定的背后深藏着他的理想破灭之后的心有不甘,这使得他的晚年生活,抑郁多于舒畅,内心的煎熬始终折磨着他,唯有靠更加疯狂地酗酒来麻醉自己,他的健康因此受到严重的损害。


虽然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西湖的山光水色给了他一些抚慰,但他的人生已不可逆转,终于在顺治九年(1652)的深秋时节,走完了一个伟大艺术家五十四年的生命历程,一出人生悲剧就此落幕。



作者:解玺璋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知名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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