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建强：日本人眼中的甲午中日战争

源济

2014-12-11 姜建强 大家

资料图：甲午战争后的旅顺港，停满了渔船，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过。1890年代，佚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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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眼中的甲午中日战争》

文/姜建强

【题记】今年是甲午年，距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已整两个甲子。120年过去，中日两国如何看甲午战争，追忆和反思甲午对现代人有何借鉴意义？中国为什么失败，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努力为什么没有成功，却是中国人必须思考的问题，也是纪念甲午战争两甲子的宗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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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忆与永远之痛】

120年前的那场战争，日本叫日清战争，中国叫甲午战争。日本人以地缘命名，用地缘来承受历史之重。中国人以年轮命名，用时间来承受历史之重。看似无甚意味的命名，但还是显露了一种心情一种姿态，一个强调永志不忘性。60年一个轮回，只要是甲午年，就必然会想起那场战争。甲午这个概念，在中国指向的是历史记忆。一个是已经发生，不值再提。因为从地缘政治来看，“清朝”早已成了历史名词，“日清”这个概念也成过去式。在这里历史记忆不再亮眼。

《朝日新闻》曾在2007年5月至2008年3月间，发表特集记事《历史还活着——东亚的150年》。记事里有一个“列举东亚近现代史十大事件”的调查。从调查结果来看日本人研究者整体上对甲午战争评价很低。如琉球大学教授比屋根照夫将甲午战争选为第5位，东京大学大教授三谷博选为第7位，京都大学教授山室信一选为第8位，东京大学准教授加藤阳子选为第9位。而另一位东大教授北冈伸一和东京学艺大学教授君岛和彦都未将其入十。而中国，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学者都将甲午战争列为十大事件的首位或二位。可见历史记忆的差异性。

确实，与甲午战争相比，日本人的记忆深层是10年后的日俄战争。但问题也在这里，既然这两场战争都是近代日本走向国民国家的一个祭奠，为什么分量的轻重与意义的有无会如此悬殊？原因很多。难逃视野的一个解释是日本人的记忆图象是清国积弱，俄国超强。与积弱的清军打仗即便胜了有何荣耀可言？与超强的俄军交手，即便死人再多，但就是了不起。这个历史记忆，日本人至今还很鲜明。所以日本人至今害怕的仍然是俄罗斯，恐俄症是无法治愈的顽疾。如北方四岛的预选方案都在俄罗斯这边，俄罗斯要怎么出牌就怎么出牌就清楚表明了这点。所以日本人虽也有时也会顾及中国的眼色，但恐中症基本没有听说过。如主动挑起钓鱼岛的争端不说，甚至宣称连“有争议”都不许列入认识域，就清楚地表明了这点。

甲午战争的失败，日本逼迫清政府割让台湾并从清朝手中接掌了朝鲜的权力，势力直达中国东北，老大帝国的形象轰然倒塌，日本则一跃而成为新兴帝国。正所谓攻守之势易转。几乎是一夜之间，中华帝国在日本积攒千年的尊敬和崇拜被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厌恶与鄙夷。

如有日本近代东洋史拓荒者之称的桑原隲藏，在1898年出版的《中等东洋史》著作中，一个亮点就是对“东洋”概念的再定义。把包括印度，中亚等地域的东洋，也纳入原本“东洋”的概念中。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亚洲再也不是中国的“东洋”，而是涵盖了整个亚洲的“东洋”。这种泛“东洋”的规范与定义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传统的中国史所关注的发生在中国境内的兴衰与流变，再也难以成为历史叙述的脉络和焦点，而只能占取其中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一旦“东洋”这个区域性的概念，代替民族国家成为历史叙事的单位，“中国”无疑会从这种历史的叙述中慢慢淡出。再形象点说，多少年来日本人集合而成的对“中国的乡愁”已悄然转换成了“乡愁的东洋”。但问题是这一显然的学术转向，并没有被当时的国人所察析。梁启超还高调评价此书“繁简得宜，论断有识”。王国维亦有同感，说该书“简而骇，博而要”。他们全然没有嗅出这是重建亚洲新秩序的“春江水暖”。表现出闭塞与迟钝，甚至有些麻木。

当时就连具有大视野的作家夏目漱石，也把中国人称之为“支那佬”，并且毫无顾忌。如他在1906年写《片断》一文，嘲讽孔子的另一面是“盗炻行盗，这就是支那人”。日本人这种发生在甲午战争之后的认知转向，它的背景之一就是急于对霸权易手作系谱上和心情上的修复。所以我们说甲午战争对中国来说是永远的痛，其语出的逻辑看点也就在这里。

【两个日本的影幻重叠】

近代日本第一场对外战争，就选择了曾经是先生的中国为对决对象。它表现出的象征意义在于：日本背弃了原本的“唐化日本”，步入了“欧化日本”的轨道。

原来在日本人的意识深层，一直存在着二个日本：一个是唐化的日本。一个是欧化的日本。这个唐化日本的形成，与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对外战争有关。而第一次对外战争的对象也是中国。那就是663年的海战——白村江之战。唐军与新罗军对决日军与百济军。结果是日军与百济军大败。史书记载是“烟焰灼天，海水皆赤”，日军400多艘船被大火吞噬。此役的惨败，使得日本在此后的900多年间都不敢再入侵朝鲜半岛。天智天皇在他生命的最后八年，诚惶诚恐地专注于一件事，就是如何防止唐军进攻日本本土。于是他下令修筑九州岛和四国的防御工程：水城。

这里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在这场白村江战役之前，日本已经实施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的改革。那就是646年历史上有名的大化改新。这场改革的本质就是从制度上加速唐化：官制，兵制，田制，户籍制，庸调制，甚至还仿照唐文化建立了自己的科举制度。其结果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由此诞生。这里留下的一个问题是：改革后的日本为什么没有在战场上取胜？改革为何倒反失去了原动力？日本人在反思这个问题。反思的结论就是唐化还不够全面不够深入，还必须更彻底地从上到下的唐化。于是被战争中断了的遣唐使又得以恢复。这是天智天皇的弟弟天武天皇的决定。在外交上也先后与唐、新罗媾和。在日本人的眼里，那个时候的唐是“文明”的，“有道”的，是值得学习的“理想国”。那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文明”变成了“野蛮”，“有道”变成了“无道”的呢？以至于使日本下决心再次与中国开战呢？因为甲午开战的一个口号就是文明对野蛮，有道对无道。其实往深处思考的话，原来在这个时点上并不是中国不文明了，也不是中国不有道了，而是日本人的天下观在明朝以后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的一个结果就是他们发现他们自己就是“中华”了。

【本场中国出问题了，日本怎么办？】

江户德川体制的建立，首先依靠的是幕府御用文人藤原惺窝和林罗山，是他们把中国儒学的精华引进到日本政治思想中去。当时的德川家康考虑政权的正统性问题，出台了诸如武家诸法度和公家诸法度等文件，这就与继承霸权的丰臣秀吉很不一样。这个时候日本将自己定位为：日本是中国这个大国模式的迷你模式。其方程式是：中华模式—天皇—德川幕府。用中华模式来确定自己政权的正统性，虽怎么看都有点滑稽，但这也确实表明德川日本还是认同东亚的老大是中国，自己甘做“迷你中国”。

但日本的这一模式最终没能得到实现。或者说这一模式被强制性地折断了。主要原因是就在这时候明朝灭亡了。这在当时的东亚社会是个大事件，对日本影响也甚大。明灭清出，非汉族抬头。这对用意周到的德川家康来说，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这是因为日本一直以中国为“真”，自己为“假”；中国是“真名”，自己是“假名”。现在“真”出问题了，“假”就陷入了困惑。本场中国自己的正统性都出了问题，大前提的轴也就断裂了。这是日本日后走向锁国然后又走向扩张的一个很大理由。因为在日本人眼中，中国就是华人（汉族）为其代表的（金和清的体制都是非中国体制）体制。室町幕府的第三任将军足利义满，同意日本以属国的名义对明朝进行朝贡贸易。明成祖则赐足利义满“日本国王”金印一枚，足利义满回书自称“日本国王，臣源义满”。这个行为模式揭示了当时日本人的共同心态：只认可汉族的中华帝国。所以明朝灭亡对日本打击很大的原因也在这里。

由此，日本开始尝试建立独自的国家体制。首先建立独自的生产体制和经济体制。开始走向“实学”，开始国产化。但幕府在焦急，日本究竟应该是个怎样的国家呢？便召集文人开始议论日本的模式。没有中国模式，日本自身的模式是否可行？对此山鹿素行在《中朝事实》中提出议案：日本等于中华模式。要注意的是，这里中朝的“朝”并不是指朝鲜，而是指中国与日本（本朝）朝廷相比的话，日本反面更具有一贯性。山鹿素行认为：与经常有异民族作主导的中国王朝相比，日本王朝则保持了天皇家同一血脉。这种具有一贯性的日本，才是中华秩序的发信地。所以日本也就成了中华秩序的中心。既然日本是中华秩序的中心，“脱中国”的设想也就呼之欲出了。山麓素行这一本末颠倒的意识形态论，对日后的日本走向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如果从这一逻辑推导下去的话，就会得出日本历史的发展才是中华文化圈全体的发展结论。这与以后的“五族协和”“大东亚共荣圈”“八弘一宇”等与战争相伴的思想出台，在根性上有其惊人的一致性。或者干脆说，后者就是前者的翻版。

（资料图：在金州、旅顺陷落后，1895年2月日军在刘公岛登陆，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自杀，萨镇冰向日军投降，刘公岛上清军被遣返岸上。这张照片正是被遣返的清军在日军的监视下上岸。1895年2月16日，日本从军写真班摄）

【从盟主意识到霸主野心】

日本人开始丢弃唐化的日本，转向欧化的日本，也是发生了必须要转向欧化的事情。

1738年出身于江户的林子平，是幕臣的儿子。他在死前的1791年完成十数卷的《海国兵谈》。这本书在当时的价值所在就是敲响了这样的警钟：日本四面围海，只要在海上出现自由往来的船舰，日本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所以日本必须充实海防。“荒海怎样防止外来侵略的思考？”这在日本成了一句名言。要加强海防，就必须要有船坚炮利。而从哪里能搞来船坚炮利？只能转向欧洲。

还有一个就是当时的西洋天文学与地理学也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日本人的眼前。日本人这才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万国”的存在，而这个“万国”又可再分为“东洋”与“西洋”。德川家康的御用文人新井白石在1708年的《西洋纪闻》中，就用最新的地理学成果，区分了他眼中的西洋与东洋。而西川如在《华夷通商考》的著作中，则干脆插有“地球万国一览之图”，凸显了亚洲眼光。这种带有冲击性的世界图象，成了日本重构政治版图和文化地图的重要契机。以前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在意识层里得到了改变。而当这个天下观一旦得到改变，传统的以中华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便开始瓦解。而伊藤之雄在《日清战前的中国朝鲜认识的形成与外交论》论文中则给出了这一变化的心路历程：从明治维新到1884年，无论在藩阀还是在民间，日本都已经开始确立了自己是东亚盟主的意识。从1885年到1894年甲午战争，日本深感欧洲列强特别是英俄在东亚的渗透，产生了“过剩”的警戒之心。而日清战争的胜利，则强化了亚洲盟主的观念。到了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这种盟主的意识就膨胀成了霸主的野心。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1854年3月，美国的佩里舰队第二次来日本。在前来迎接的日本交涉团面前，佩里这样说：小笠原诸岛的70多个岛屿，都是我们美国人发现的。现在已经殖民了，就用珀尼·埃以朗的读音来命名吧。这犹如晴天霹雳，日本人集体仰天。佩里继续说：怎么样？你们贵国任意作成的纪录文献，即便再怎样详细，都没有一点国际性的价值。这个时候交涉团里的一个叫做小林的人，突然想起了林子平的《三国通览图说》这本书。这是在1785年出版的书。据佩里这次来航已经70年了。《三国通览图说》后由荷兰人传至欧洲，翻译成多国文字。这位小林对佩里说，这个岛屿是个无人岛，本名叫小笠原岛。之所以叫小笠原岛，是因为在过去有一个叫小笠原这个人发现了这个岛，并带回地图，附上自己的名字。也就是说这岛屿是日本人最初发现的。原本想蒙一把日本人的佩里，想不到日本人并不好蒙，便无语。这以后围绕小笠原岛再没有提及第二次。其实这书中所绘地图并不精确，尤其本州、四国、九州以外难以测量的地方，大都为林子平任意杜撰。但有趣的是，该书还是在与日美交涉群岛主权的关键时候发挥了作用。这件事表明当时日本人已具有国家意识，并意图性地用这种国家意识来抗衡西方列强。

这就联想到日本人曾把甲午战争称之为是用“国运相赌”的一场战争。也即是说国家命运在此一举。这无疑也是一种国家意识。据《日清战争实记》记载，当时就连社会地位最卑微的日本妓女，也捐钱捐物资助国家战争。而当时的清朝就很难说有一种自主的国家意识了。一个很显然的例子是，日本吞并琉球的时候，琉球国王曾派使节向清求救。李鸿章表示同情，但私下认为不可能为几个岛屿和日本人开战。这就表明当时的李根本就没有“大中华”这个国家意识。所以胜海舟这位日本著名的维新人物，在其《冰川清话》中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日清战争的胜利，并不是战胜清国的胜利，因为那里原本并不是国家，那里有的是民众。而司马辽太郎在《坂上之云》的历史小说中这样写甲午战争：“胜利的最大要因不在日军。而是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为国家而死的观念基本没有。”多少年前中国学者李泽厚总结中国近现代历史提出了“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话题。这里“启蒙与救亡”当然是一种国家意识。但这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才凹凸的两大主题，距甲午战争已经是25年了。后来不幸的是救亡又压倒了启蒙，启蒙也就半途而止。这样来看，就国民的国家意识而言，中国比日本至少晚了半个世纪。

（资料图：被日军占领的澎湖岛炮台，日本从军写真班摄）

【欧化日本的转型成功】

用唐化日本能达成天下观吗？能担当亚洲霸主的角色吗？发生在中国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给日本人的刺激是巨大的。一个文明的泱泱大国，成了他国堂而皇之的毒品集散地，在遭到当然的抵抗后，对方竟然兵临城下，大开杀戒。现在想来这是多么的流氓，多么的无赖。但就是这场看似有一万个正当理由的战争，中国也竟然败给了英国。丸山真男和加藤周一都是日本著名的学者，两人在共著的《翻译和日本的近代》（岩波书店，1998年）一书中，有一段对话涉及鸦片战争：

加藤：在鸦片战争中败给英国的是中国，但当时幕府的日本人比中国人更热心地想知道英国那里究竟发生什么。

丸山：日本对鸦片战争的结果感到震撼。没有鸦片战争，日本将会是如何？很难设想。“这是不得了的大事”——这一意识促使日本人拼命收集资讯。但中国当时没有“这是不得了的大事”这个意识。鸦片战争和日清战争这二件事，对日本人的亚洲意识来说，都是很大的事情。

加藤：“这是不得了的大事”——日本人的这一极端反应的结果就是明治维新。所以明治维新不久，政府就派出很多学生留洋，派出考察欧美的使节团。以此想推进西方模式的近代化。这个时候，西方列强已经深入到了日本海岸边，非常危险。

可见，鸦片战争的中国败北，给日本一个直感就是这个古老帝国已自身难保。再效法它的话，自己岂不也要被西方殖民？必须抓紧变革，必须脱亚入欧。于是明治维新的帆船迅速起航。1868年4月6日，睦任天皇（即后来的明治天皇）率公卿百官，在京都御所祭祀天地众神，以神前宣誓的形成发表了著名的《五条誓文》。作为新政府的开国宣言，《五条誓文》昭示了推进公议政治，开明进取的执政纲领。新政府中的改革派大都非常年轻。史称“维新三杰”的西乡隆盛是39岁，大久保利通是37岁，木户孝允是34岁。他们充满活力，目光远大。

1889年，日本根据明治宪法组成了山县有朋内阁。1890年3月，也就是在甲午战争的4年前，山县有朋在他的对外政策的意见书中，提出“利益线”的概念。即在防守日本固有领土的“主权线”之外，还必须保卫“利益线”。为此他提出的军事观点是：为了日本的防卫，必须确保朝鲜的独立；为了阻断清韩间的宗属关系，必须将清国从半岛上排除掉。怎样排除掉？只能开战。对此，加藤阳子在《战争的日本近现代史》（讲谈社，2002年）中说，依据山县的这个理论，让朝鲜完全独立是战争的目的，但从结果来看又恰恰是否定了朝鲜的独立。朝鲜成了日本支配下的朝鲜。目的与结果是矛盾的。这样来看的话，所谓朝鲜独立只不过是战争的口实而已。从朝鲜独立到朝鲜支配，从亚洲开放到亚洲支配。这就是山县“利益线”的本质，信奉的是“丛林原则”。但这里还值得关注的是，山县在当时能提出“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概念，表明西学的国际政治在明治政府中的渗透程度，并依据西学形成了以大陆政策为主体的东亚政策，用来指导甲午战争。从这一意义上说，甲午战争就是山县“利益线”理论的战场实验。意外地旗开得胜，由此尝到甜头，便越发不可收拾。

大化改新后的17年，日本对外战争失败。明治维新后的26年，日本对外战争取胜。很显然，大化改新后的唐化，其结果是朝向自身的内面发展，日本完成了从神化到圣化的过程，但无助于战争。明治维新后的欧化，使圣化又转向神化，而一旦神化，其结果扩张与殖民就是这个国家应有的试题。一个向唐帝国学习，一个向欧帝国学习，不同的路径，不同的结果是鲜明的。当唐化不再适用，当唐化日本不足以重建亚洲新秩序的时候，日本人就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唐化日本，选择了欧化日本。甲午开战没几个月，历史学者德富苏峰就敏锐地抓住这个主题，及时写出了政论集《大日本扩张论》，并畅销全国。他在序言中就把甲午战争说成是日本开国以来“所淤积的磅礴活力的发泄”，是“与维新革命一脉相连的一次喷火”。并引出一个思路的链接：“有征清未必有扩张，有扩张才有征清。”而这个思路的登场，表明欧化日本的转型成功。自己是个岛国，唯一的出路就是大陆。这是历史的宿命，也是地缘的宿命。为此，84年前的一份“田中奏折”文件，把这个问题说得再也明白不过了：“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蒙古；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现在东亚局势陷入困境。这个困境的一个来由就是晚清以来日本一直是这个地区的强国，它对中国的崛起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和理论前瞻。看来日本在唐化的时候，并没有习得“河东河西”风水轮流转的政治学问。

【日本人的苦心辩解】

围绕甲午战争，日本人学者也仍然在发表些议论。

日本近现代史研究家大江志乃夫在《作为东亚史的日清战争》（立风书房，1998年）中论述到，在东亚的日清关系，不是旧世界帝国对近代主权国家的对抗关系，而是包含了旧世界帝国的支配秩序，围绕这个遗产继承权的对抗关系，同时也是围绕为了入伍欧洲的近代主权国家作适应性的竞争。这种对抗和竞争以朝鲜为舞台反复地进行着，终于发生了日清战争。

这里作者想要说的是19世纪的日清关系，事实上是一个对抗和竞争的关系。一个围绕着有谁来继承旧世界帝国的支配权问题。一个是在跨入近代主权国家之后如何在竞争中取胜的问题。而从结果来看，甲午战争使得古来的中华帝国世界，具体的说是在19世纪以清国为中心的宗属关系为基轴而构成的东亚世界，遭到了彻底的解体。中华帝国自身也成了被殖民的对象。这段叙说实际上将本来是侵略它国的战争，悄悄偷换成了一个支配权的问题，一个对抗与竞争关系的问题。这段话透出的一个潜规则是：自己看不惯的国家，与自己价值取向不一致的国家，或者构成威胁，阻碍自己扩张的国家，可以通过武力的行使硬将其解体。

看来日本人还是比中国人较早看透国际法和国际政治。这正如时评家福田和也在《魂的昭和史》（小学馆，2002年）中谈到甲午战争时说，霸权主义是“世界史的游戏”“不会玩战争游戏的国家是不行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即便被殖民化也是没有办法的”。因此，他的结论是：“正因为日清开战了，日本才没有被殖民。”联想到战争失败后，李鸿章在日本下关的春帆楼签署《马关条约》时，对伊藤博文说，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利害攸关，应互相提携，共同进步，以防止白人入侵。这番话，说给要让你丧权辱国的谈判对手听，借用现在网络语言来表述的话，除了“脑残”之外还能说明什么？

而另一位学者佐谷真木人在《日清战争——国民的诞生》（讲谈社，2009年）中这样分析道：日本人其实对日清战争也有复杂的二重认识。战争引发的胜利狂气，引发的民族主义异样的高扬，导向了国家迅速往战争方面发展。日本对周边国家加害的同时，周边国在感受到这个加害的同时，周边国家又把日本当作理想的国民国家来效法。

这个评说，是个事实的经验陈述。但问题在于国民国家是否就意味着战争？将战争的冲动生硬地切入国家意识中，那么诞生后的国民国家首要任务是否就是为了战争？如果国民国家必须与战争挂钩，或者说必须用战争的战车绑架国民国家，那么逻辑的提问是：人们还要这个国民国家干什么？黑格尔的历史进步说虽然首提“恶”的作用，马克思的历史观虽然首提“凯旋门”与“白骨堆”的关系，但都也没直说国民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战争。而由半藤一利、秦郁彦等五人对谈成册的《彻底检证日清·日俄战争》（文艺春秋，2011年），其第一章的标题就是“作为国民战争的日清战争”。这显然是个鼓吹战争的标题，一开始就在底线上扭曲了历史进步。而另一位日本学者冈本隆司在《世界中的日清韩关系史》（讲谈社，2008年）中提出“交邻与属国”、“自主与独立”的对应概念，来展开对近代日清韩三者利害关系的论述。看似不乏新意，但其中透出的苦心不就是想摆脱来自“扩张与侵略”这个久已有之的批判吗？

竹内好，这位对中国友好的中国学研究大家，则将扩张与殖民的日本亚洲主义纳入一种心情体系：一种重建与亚洲的“连带”心情，一种又滋生了凌驾与指导亚洲的“侵略”心情。连带与侵略。这里，侵略是为了连带还是连带是为了侵略？先有连带还是先有侵略？语焉不详。如果我们真的挖不出这句话真意的话，那么这就是最高级别的为日本人侵略找口实的说法了。幸好，竹内好还说过这样的话：“在日本的霸权下”这个固定的观念如果不被清算，日本人和亚洲人就没有真正的和解。那我们就从善意的角度理解他的“连带与侵略”吧。

【简单而实用的逻辑】

甲午战争的两年后，即1897年，一位中国青年人来到了日本横滨。他就是中国革命之父孙中山。这年是31岁。他需要借助日本的力量，来完成“起共和而终二千年帝制”的重任。

为此他与宫崎滔天相识，经介绍得到了犬养毅和古岛一雄等日本人的援助。

战争刚结束血迹还未干，被日本人打败了，又死了那么多人。照现在的民族主义心情者来看，应该记住仇恨，不忘雪耻才是。怎么还能跑到日本，接受日本人的招待与援助？退一步说接受招待与援助也就罢了，怎么还发表演说与文章，说日本是“模范”是“目标”是学习的“榜样”？原来这就是一位革命家的政治视野了。实际上球是圆的，牌也有多种出法。对孙中山来说当时“终二千年帝制”是其目的，为了达成目的，手段就是个选项问题了。辛亥革命最终成功推翻帝制，日本也就成了孙中山的“基地”与“福地”。这就是历史纠缠于人的地方。这样看来孙中山之所以被誉为“中国革命之父”，不就是他比别人看的更远些更高些吗？要说爱国主义，这就是最大的爱国主义，要说民族主义，这就是最值得赞赏的民族主义。续孙中山之后，中国一批批政治家和文化人先后留学日本寻道求经。而湖广总督张之洞干脆在《劝学篇》中直接倡导留学日本：“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这句话的分量如何解释都不为过。

鲁迅是在1902年东渡日本的，这是甲午战争后的第7年。在时间上不能算捷足先登了，但鲁迅从未骂过日本人。这是李敖说过的一句话。大家熟悉的《藤野先生》散文，有一段是这样写的：“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你看，使鲁迅勇气倍增与良心发现的不是中国人而恰恰是日本人。这要在今天，会令多少人愤怒？网上潮水般的谩骂肯定会淹没任何声音。但当时的人则显得心平气和。是当时的人愤青不够还是今天的人太过纠结？

日本这位昔日的“学生”，何以能在“先生”面前“兴之暴也”？一个“蕞尔岛夷”，何来能量？向先进国学习，向强盛者学习，回来为我所用，有何不为？就这么简单这么实用的逻辑支配着当时的国人。文明与强盛固然不能替代民族主义，但民族主义本身也不能简单地转换为文明与强盛。记住仇恨就能带来文明与强盛？毛泽东不这样看。为此毛泽东将孙中山定位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是相当准确与妥帖的。而毛泽东自己则在1972年的北京握住田中角荣的手，更是表现了一位政治家“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气度与胸怀，堪称中日交往史上的大手笔。

当然作为革命家的孙中山，自然有他自己的视野，对日本也不是照单全收，他也曾警告过日本不要乱来。如1924年他在神户高等女子学校作题为《大亚细亚主义》最后一次演讲中，就警告日本是要做“西洋霸道的狗”呢？还是要做“东洋王道的干城”（即军人或武士）？说明他对日本的野心还是有所警觉。《朝日新闻》至今还不忘他的这两句话。如在2011年10月10日的社论中说：“辛亥革命成功的20年后，即发生了满洲事变。日本最终没走上孙中山所期望的王道，而是选择了以侵略为手段占据中国的霸道。”当然这就是历史了。但不幸是被孙中山言中了的历史。

不忘国耻不忘痛，所以甲午战争进入了我们的历史记忆深层。但如何才能不忘国耻不忘痛？这里，实力主义仍然扮演着最终话语权的角色。说得绝对点，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就是检验文明与野蛮的尺度。胜者就是文明的，败者就是野蛮的。这个模式就是十八九世纪以来强国制定的现在还未失效的国际政治间的游戏规则。所以睁眼看世界的话，古代文明强国都毫无例外地陷入了被迫的文明转型的痛苦之中。中国是这样，印度、埃及等文明古国都未能幸免。如伊拉克这一古老文明国，就是被后工业文明的美国硬生生地灭掉了。无可想象的是这是发生在21世纪的事情，还根本不需要用历史的记忆去挖掘。可见在强权政治面前，古老文明一钱不值。对这个问题想通了，你就会明白：向你学习，然后用你的东西敲打你最后战胜你，这一并不难理解且很实用的交往方程式，在当今的国际政治中不但有效，而且相当权宜。这就是用你的钱用你的技术建造宝钢建造金山石化，然后制造出有朝一日打击你的锐器，这一手法我们在过去的30多年前不就玩得很转，玩得很有成效吗？

因为所谓历史总是在“呵，这就是历史”的叹息声中轻巧地转换身姿的。这就像日本人虽然在停泊于东京湾上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签署了投降协议，但是令美国人连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建造这首战舰的曼哈顿造船厂，30年后在日本的经济打压下倒闭了。你看，究竟谁应该得意呢？谁是笑到了最后呢？

附，相关书籍推荐：

书名：《甲午两甲子：忆与思》
姜鸣 主编 / 贾葭 执行主编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 2014年10月
页数: 249
定价: 42.00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09765029

关于作者

姜建强，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客员研究员，致力于日本哲学和文化的研究，积极书写、介绍日本及其文化，已出版有《另类日本史》《另类日本天皇史》《另类日本文化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