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元：廉价的盗版碟和狂欢的电影节

源济

原创 2015-06-22 徐元 大家

摘要ID：ipress

中国的影迷纪元，从“盗版碟”变迁到了“电影节”，凸显出的是一种两极化的景观：我们幸福的是，在“看碟”上，我们领先着全世界；但不幸的是，在“看电影”上，我们实在又贫瘠得可怜。

【一】

南北向的新街口大街沿线，是北京的“电影区”：北边的北太平庄，有北影厂、新影厂、洗印厂和电影学院；往南的小西天，是中影公司、电影资料馆和青影厂之所在。再往南，从积水潭地铁站开始，一直到护国寺，从前是音像一条街，路东一侧，交错嵌着大大小小十多家碟店。2000年前后，积水潭周边，还有几家特色店，主打牛皮纸袋包装、片名全手写的文艺片刻录版VCD，卖得不便宜，但每天顾客盈门。

音像街的终点是以小吃盛名的护国寺，拐进东边窄窄的胡同，街口不远处，夹在新疆烤串、成都小吃之间的，是一家无名碟店。特色是不卖正版和CD，只有电影和美剧。

老板是个瘦削的京城土著，不热情，但肯买十赠一，结账时偶尔会捡出某张碟夸一句，“这片儿不错”。有一次，他在我身边接电话，言谈间大略能听出来，他是北影厂或新影厂的职工。后来，快要开奥运会，小店关张了，根据未经证实的坊间传言表示，老板还被抓了。

新街口沿街的音像店，这个时候已经陆续消失了不少。京城南北的其他几处“淘碟胜地”，也都凋零了。著名的“北口文化”，位于北三环和平里影协大楼附近，常备常销相当齐全的大师作品合集，据说贾樟柯也来光顾过，还碰到了店伙计向他推荐“贾科长导的”“新出的文艺片”。不过2007年之后，“北口”开开关关，又从路南迁到路北，终归彻底停业。

（北京昔日的“淘碟胜地”已逐渐凋零）

不只北京，类似的局面在祖国各地或疾或徐地搬演着。2010年的春节假期，我在老家贵阳的市西路地下商场里，用“十块钱五盘”的价格，淘到了不少冷僻片子。坐在小板凳上的老板搓着手说，就算这批尾货清不掉，下个礼拜也不做了。等到元宵过完，老汪给我发来短信，说他去上海开包子铺，不回北京卖碟了，我于是彻底觉悟：“淘碟”时代，落幕了。

【二】

老汪是我在2002年夏天时认识的，当时他拖着两个大号拉杆箱，腼腆又麻利地钻进我们编辑部，把箱子放倒拉开，露出几百张DVD，说又进了好多好片子，老师们慢慢挑。

办公室前辈告诉我，他是定期上门到社里卖碟的，东西不错。老汪大体一个月来一回，不同的楼层，不同的科室，挨个敲门。临走时还会拿出小本，记下不同的需求，尽量补货，下回送到。后来，我们编辑部搬到木樨地，他来得更勤了。

原来，中央电视台就在附近，在台里各频道和周边关联单位工作的人，多数喜欢淘碟，所以这一带是老汪的大本营（连“毕福剑、赵宝刚都常买”）。再后来，我跳槽进了一家电影杂志，办公在东交民巷，他也跟着过来了，但很快发现电影杂志的编辑们太挑剔，而且大多数片子“都看过”、“都有”，反而没多少生意，我跟他一年见不到几面了。

其实一开始，“卖盘”并不在老汪的人生规划里。他是安徽人，因为老大老二都是女孩，“在村里有点抬不起头”，于是去上海打工，学做包子。听说北京不错，又跟着朋友过来，但包子买卖还没开张，就被新认识的老乡叫上，一起到过街天桥上卖起了DVD，而且收入不错，索性改行了。

一位央视的导演老来买，还叫他送货到办公室，从此老汪就转型为上门服务，轮流进出首都各路文化单位，既不必风餐露宿，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盘门面，而最大的风险，不过是有几次被大楼保安扣了整箱碟。不过，最后两年生意慢慢淡下来，而且拖着满箱碟也没法过地铁和火车的安检了。所以时隔9年，老汪只能又改行了。

湖北人瞿哥，是我认识的另一个有俩闺女而来北京打工的人。他从建筑小工入行，参与建设过奥运场馆，后来当上了工头。2009年的秋天，我在北京东北角在建的大商场“朝阳大悦城”的施工现场、还没完工的金逸影城里，听他仔细讲解“盖电影院”的各种工艺要点。

后来我们闲聊，他自嘲说在六七个影院工地干过了，但平生只进影院看过两次电影，头一回是《泰坦尼克号》，第二次就是《满城尽带黄金甲》了。不过他说，其实自己特别喜欢电影，下工之后，除了跟工友打扑克，剩下的最大消遣，就是放碟看片。碟片是他在工地附近地摊上买的，而在孝感老家，他另外还有几十盘珍藏。

（资料图：卖碟人）

【三】

瞿哥的碟，当然不是从老汪那里买的。然而，不管是毕福剑这样的名流，还是瞿哥那样的普通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能从老汪或老汪的同行那里，买到各种各样的影视碟，又容易又便宜。最早是录音带，然后是录像带和LD，再后来是VCD和DVD。中国大地上，或许除了食品和通讯之外，再没有其他产业，能像我们的盗版音像一样遍及城乡、覆盖全民。

这是技术进步和民营经济相遇后的一次奇迹：这个地下产业，高效、周密地建起了一整套涵盖全国的供应渠道和销售网络，而且彻底的市场化，还带来了持续不断的产量提高、质量提升，以及成本下降、价格降低。

中国的“后发优势”，在这个行当里，体现得特别淋漓尽致——人类百年娱乐工业史上的精华（甚至是糟粕），全都在短时间内，大爆炸一般地蜂拥而来。

一个典型的中国影迷的电视柜里，往往交错堆叠着卓别林、伯格曼、黑泽明、张艺谋、王家卫、冯小刚……只要有相当的精力和一定的财力，个人组建一个堪比国家级电影资料馆馆藏规模的影碟片库，并不算特别难。而有追求的“碟商”们，则会在一张DVD里，集成同一作品不同年代、不同版本的优点，例如，以“美版画质”，加上“日版DTS音轨”、“台版中字”、“法版花絮”，打造出超值的“终极发烧白金珍藏版”。

（资料图：民国时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

从民国时代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大众娱乐是属于电影的。尤其在建国后，不但乡镇一级都配备了礼堂式影院，甚至不通水电的乡村，也会定期迎来流动放映队带上门的露天电影。然而，90年代，电视机的普及，让“在家看电视”迅速取代了“出门看电影”。

不过，我们只允许官营的电视节目的供给，丝毫不比电影节目充裕（和有趣），作为近乎必须的补充，70年代诞生于西方的家庭影音技术及行业，就空前蓬勃地在中国得到了移植——尽管以非法的方式。

百多年来，吾国有识之士的终极之梦，乃是“开启民智”。但不夸张地说，直到盗版视听的普及，这个目标才第一次真正地接近实现。“盗版”“盗版”，盗来了难以计数的境外音乐和影像，而它们帮助我们“睁眼看世界”的程度，恐怕远远超过了之前种种努力的总和。

所以，三十多年来“盗版”屡禁不止，除了有电视机、影碟机、光盘厂商在“GDP最大”的主旋律下，始终能得到地方保护的经济原因之外，其实，更有一层超越知识产权法之上的道德前提——人民需要盗版盘。

【四】

不过，由于科技的进步，在今天，无论正版盗版，中国的光盘音像业几乎彻底垮掉了。其惨烈程度，甚至比已被宣判死刑的纸媒体更严重。当然，“盗版”“正版”都未消亡，只是影音节目挣脱了物理介质的束缚，以数字形式在互联网上被传播、在“多屏”上被观看。

数字取代模拟，是时代的不可逆大势。这场革命带来的，其实是一场生活方式的改变——去“街角”或“城里”的书店、报刊亭、音像店，买报纸买杂志买书买碟，本是物理的、世俗的生活的一部分，在今天却变成了虚拟的、私人的体验。

而且，从前大多数人通过实体出版物来消费资讯和影音，几乎没有年龄、收入和知识上的门槛。然而，到了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为王的时代，情况却不一样了。

作为实体的盗版碟的消亡，看起来是从“收费”转向了“免费”，然而对于小孩、老人及中低阶层来说，没了盗版碟商的“服务”，他们一度拥有的选择权却近乎丧失了。因为比起又便宜又省事的一张张光盘，用电脑和手机鼓捣音频视频，实在有非常的难度——尤其是取得节目的方式比从前复杂得多了。

尽管在这个阶段里，还伴生着国产电影、电视剧、综艺节目的繁荣，“供给总量”或许并没有下降，但“看什么节目”却比以往更甚地变成了一种划分人群的方法。

这种划分在“年轻人”里也出现了，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社交网站、搜索引擎对“用户行为习惯”的收集，能做到的往往只是对既有的个人趣味的深入挖掘，却很难开拓广度。

也就是说，字幕组取代盗版商，新一代观众中诞生了愈发专业的美剧迷、英剧迷、泰剧迷、欧洲文艺片控……可是，他们彼此之间也愈发地“人以群分”了。

然而，曾几何时，比他们年长的那些热衷“淘碟”的前辈们，在口味上却驳杂且博爱：碟友们往往同时热爱好莱坞、欧洲大师、重口味怪鸡电影、日剧韩剧美剧纪录片……尽管这其实只是饿久了之后觉得什么都好吃什么都想吃的结果，但也的确带来了一种朴素的集体主义、平等主义——不管是身处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还是汾阳思茅这样的小地方，一张张廉价的塑料盘片，代表着我们一起拥有了昆汀、杨德昌、安哲洛普洛斯。

【五】

到了高清时代，电视剧迷们无论以何种渠道取得“资源”，在平板电视上所播出的音画质量，和海外同道享受到的已经毫无二致。然而，对于乐迷和影迷来说，情况不同，“家用规格”的CD和蓝光，终究无法和现场及影院体验相提并论。

到了如今，大多数人已经同意，“看碟”和“看电影”确实是两回事，黑屋子、大银幕、多声道和“集体观看”，混合而出的滋味，终究是客厅里的小荧屏无法比拟的。所以电影票房年年攀升，电影行当火得无以复加。

也正在此时，中国电影界开始狂热地追逐起了电影节，境外电影节变成了国产片出口转内销的秀场和卖场，而本土的北京、上海的电影节，除了是业内人士自己的大市集，更因其规模巨大的展映单元，而被视为所谓的“影迷的狂欢”。——不过，仔细想想，这些集中了中外新旧佳作的放映，真正服务的，其实只是京沪两市的市民们（媒体热衷报道的外地影迷如何请着假、打着“飞的”去看片，但无疑只是极少数）。

（2015年6月21日，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闭幕。《烈日灼心》揽下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两项大奖，其中三位主演邓超、段奕宏、郭涛同时摘得影帝，图片源自腾讯娱乐。）

北影节和上影节面目相近，展映单元都包括影史经典和中外新作，尤其前者是主菜。这些耳熟能详、“看碟看了十多遍”的名作，对于很多影迷而言，能在大银幕上领教一次，实在难得，甚至很可能真是三十年一遇。

可是，尴尬在于，这些影片的绝大多数，在很多国家，既是电视台常播的节目，更在艺术影院里长期循环排映着。总之这本来就是影迷、乃至普通观众的生活常态的一部分。由于可以无限制拷贝，所以比起戏剧、音乐会、美术展，电影更能摆脱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然而，众所周知，在“我们这里”，电影受到的管辖，远比其他门类的艺术严厉得多。电影节放映，也就成了合法途径里，仅有的小小的例外。

欧美一城一地常有各色名目的影展，极端者如法国，更是恨不得一年有三四百个电影节，再不用说他们另有分布广泛的艺术影院和作为日常供应的老片重映。可是，出于种种原因，红火的中国电影业时至今日却依然缺乏这些东西。京沪电影节的热闹，其底色实际是国家对电影节牌照的严格管控（至今官方只批准了5个）。

家庭影院时代，琳琅满目的盗版碟为中国影迷提供了无比丰富的观影菜单，而在“重回影院”的今天，大多数的观众却没有多少点餐余地，只有北京上海的少数人，能在每年的三月、六月吃到特供。

当所有人都只能通过看碟来“礼拜经典”之时，大城市和小县城的差距被弭平了，但到了“4K修复”和“1080P”变成区别的时候，这个差距又悄悄出现了。

中国的影迷纪元，从“盗版碟”变迁到了“电影节”，凸显出的是一种两极化的景观：我们幸福的是，在“看碟”上，我们领先着全世界；但不幸的是，在“看电影”上，我们实在又贫瘠得可怜。

（本文原标题为《中国影迷的幸福与不幸：盗版碟和电影节》）

作者：徐元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曾任《电影世界》杂志主编、时光网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