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则徐：禁忌年代的上海男女关系

源济

原创 2015-12-17 顾则徐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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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滩情侣站墙是曾经时代的一份苦涩，如果把这意象视作为上海的一种情色意象，那就是一个似乎浪漫的苦涩情色。这种苦涩不只属于上海，而是也属于整个国家。

一谈上海的历史，多是渲染其现代化、灯红酒绿的光彩，尤其上海人士如此，然而上海其实是充满着苦涩的，曾经时代的苦涩情色正是其中一个内容。

有一位金大陆教授，是专门研究文革时期历史的，他的研究认为文革时期上海存在着“地下”卖淫活动。金大陆教授作为一个上海人，能有不为本土隐的胸襟，实在不容易。不过，金大陆教授对曾经时代的卖淫活动特别冠以“地下”一词，我以为大可不必。当代中国社会泛滥着的卖淫活动，从来没有过什么合法化，即使如何地张扬，终究还是属于“地下”，本没有什么“地上”的卖淫。曾经时代上海的卖淫活动，集中的区域离外滩不远，就是外白渡桥向东右手一拐弯的东大名路上几处地方。这个今天依然人流似乎比较稀疏的区域，是国际海员的集散地。全世界都曾有这样的规则，凡国际海运大港口的海员进出区域，必然有愿意出高价购买性服务的需求，也比较容易刺激出甘冒风险、提供性服务的分子。

长三、野鸡是清末、民国时候上海地区对妓女的流行称呼。其实妓女的等级不止于这两种，行内有多种叫法，但一般市民并不能分清，大多习惯用这两个名词相称，长三泛指高级的，野鸡泛指低级的。野鸡这个词继承了下来，因为既然卖淫没有合法的，自然也就不可能有什么高级的妓女，长三需要有专门、固定的豪华服务场所，曾经时代隐秘的卖淫活动都属于打一枪换个地方的游击战，即使如何地要价高，也只能称作野鸡。

虽然野鸡这个词泛化为了人们的骂词，但毕竟本义是专指卖淫女性，所以人们也自觉地谨慎使用，口语中并不能随意称别人为野鸡，即使骂人也不能随便。

上海人曾经有一个特别发达的文化：切口。所谓切口，就是一种灰色语言，与黑道语言有密切关系，又不局限于黑道，虽然一般不上台面，大多不能成为书面语言，但却流行为人们习惯的口语。个别的语词经流行、演变后，由于“纯洁”的文化人不识其真面目，也会稀里糊涂上了台面。比如我曾经有篇短文，介绍了全国熟知的上海“捣糨糊”一语，其本来面目实际上源于黑道的“逃江湖”暗语，意为犯事逃跑为上，然后看看三四别做打算；反过来，说某弟兄“逃江湖”了，那也就意味着他犯了事，至于犯了什么事，就不用多嘴了，是忌讳询问的。

既然切口文化特别发达，而野鸡这个词又已经不方便使用，自然就会创造出新的便于流行的切口，这个切口是“垃山”。垃山的字面意思就是垃圾山，本义喻指个别女性胸部两座山，这是人人皆可爬得的山。垃山这个切口词最初特指的是包括卖淫女性在内的性关系混乱的那些人，泛滥、流行后被泛指为了人们所认为的一切不正经女性。比如，我中学读书时（“文革”结束前后），不仅男同学，而且一些自认为属于正经的女同学，会私下讨论学校里有“几只垃山”，年级里有“几只垃山”，班级里有“几只垃山”。我所在班级，被认为属于垃山的女生有两到三只，其实这两三个女同学不过就是喜欢跟一些男生跑来跑去，耸着肩膀抖抖腿，嬉闹嬉闹而已。

既然垃山泛指了不正经女性，而什么属于不正经，实在是个不同人各有见解的问题。于是，对一些老古董而言，一个喜欢时髦穿件漂亮裙子的女孩子，会被视作垃山；夏天穿衬衣胳膊袖子较短，肉暴露得比较多出那么两三寸的，也会被人议论为垃山。简言之，今天所有的中国女性，如果在四十年前的上海，都会被视作垃山，尤其会被喜欢别毛像章的中老年女性骂作垃山。

“文革”期间上海民兵是出了名的，曾经有个特别的称呼叫“文攻武卫”，最疯的时候马路上随时可以看见戴着藤帽、束着腰带、提着铁矛的这些人。公安系统恢复后，派出所又有一批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帮助工作”的庞大队伍，曾被称作“工纠队”，这个队伍后来演变为了联防队。捉垃山曾经是这些人很重要的一项工作。那么，怎么捉呢？总不能走在路上巡逻，看见哪个女性认为是垃山就把她捉起来吧？实际上，这就成了捉情侣。并不是情侣走路上就要被捉，如果情侣忍不住，躲到路边绿化地树木后面、公园小树林，即使没有更多动作，只是拥抱着接吻，那就可能被捉起来。

暂且搁下捉情侣的问题，继续谈相关的切口。垃山一词流行时间很长，从“文革”后期一直流行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直到现在一些有年龄的上海人还会使用这个词，高峰则是1985年以前。

1985年前后垃山一词逐步淡出，是因为有了新的切口。最初，由于卖淫活动比较多了起来，出现了“痰盂”或“痰盂罐”一词。实际上这不是新词，而是民国时候的旧词，特指妓女，尤其是暗娼，其本义特别猥琐、下流，我实在不好意思在这里直白解释了。也许由于特别猥琐、下流，不便于解释、理解，“痰盂”或“痰盂罐”在1985年前后有所流行，却没有很流行起来。几乎同时略晚一些，出现了“煤饼”或“煤饼模子”一词，去嫖妓叫“敲煤饼”、“敲只煤饼”。最终煤饼这个词彻底流行了起来，至今不少上海人还非常习惯使用这个词。

为什么“煤饼”这个词彻底流行起来了呢？这是因为上海家庭那时候大多数还是烧煤炉，主要是烧煤球、煤饼两种，煤球基本是买现成的，煤饼则有不少家庭自己使用很简单工具压制，所以，上海人很多都知道做煤饼大致是怎么个情况。做煤饼要有现成的铁模具，所谓压制就是使用木锤用力反复敲击，所以也称“敲煤饼”。煤饼有若干个孔，上海话一般称“洞”。煤饼是黑色的廉价燃料，做坏了，可以粉碎、搅拌后重新制作。种种的特点，都在切口中被利用来了暗示性事。刚开始遇到听不懂煤饼喻指什么的人，多数人就会使用提问句，一般是“煤饼有几只洞”、“做煤饼要敲几记（几下）”、“煤饼（洞）黑不黑”、“洞有多少深”等等，不同角度一提问，听者就恍然大悟了。

无论是垃山还是煤饼（这是两个最流行的词），都是对女性极度侮辱的切口。尽管其本义有专指卖淫女的涵义，但其泛义则令更多女性受到侮辱、伤害，而当女性被侮辱、伤害时，其实男性也一样会被侮辱、伤害。

还在拍照属于高贵消费的年代，上海一所大学有一名青年女教师，她被留学生的相机吸引了，就跟一个留学生到公园拍照。大概她幸福地忘记了身在哪里，就在那留学生的鼓动下，脱了外衣准备拍一张显示身材的穿乳罩的照片，当即被突然冒出来的一帮人抓了起来。尽管她是大学女教师，但仍然属于垃山，而且是所谓“丢了国格”的垃山，是拍“裸体照”的垃山，被送去了劳教。

1980至1981年，在大学校园等知识群体范围，有过一个推广、学习跳交谊舞的短暂热潮。但随后就是反精神污染，跳交谊舞受到限制、打击。一些人于是就转入到家庭中跳交谊舞。在家庭跳交谊舞在1980年前已经个别出现，是回避眼目的自然选择。那时候的人比较呆板，做什么事情都喜欢认真模仿，以为跳交谊舞期间需要有一段把灯光搞黯淡时间，这样才能更体现浪漫，更加正宗。这样，“家庭舞会”、“黑灯舞会”就成为了治安管理“拉网”打击的专门名词，其中的女性自然也就被视作了垃山。仅就上海而言，真不知因跳个舞被劳教的男女有多少？我当年曾跟了解一些事件情况的人聊过，他们尽管没有参与，但说起来也是一把辛酸泪。

捉垃山、捉煤饼是治安管理的一项内容，当垃山、煤饼确实是卖淫者时，自然具有一定合理性，这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警方不同程度会打击、限制的职能工作。然而，这是极其容易异化的。

曾有个朋友，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时候在某公安学校做教师，按照市公安局统一部署被抽调到某派出所，作为市局干部到基层帮助工作一年。刚开始时候，他见不少同事喜欢捉到女孩子就打她们耳光，很看不惯，然而两个月下来，见多了也就习惯了。某次捉来一个女孩子，他想尝试自己亲自办理，自己主审，他认为证据很充分，但女孩子就是不承认，于是实在恼怒起来，不知不觉中抽了她一个耳光。他后来跟我说，当时一惊，没有想到自己会动手打女人耳光，但随后又觉得格外兴奋，有一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快感，从此有了积极亲自办理的激情，自然也就有了不断寻求那种快感的欲望。又数月后，捉来一只“痰盂罐”，他十分兴奋，见她不承认，又是习惯性抡起了巴掌，女孩子“资格”很老，不哭不叫，只是听凭他反复抽耳光。等他搞清楚她的名字、住址，再做一些侧面询问，灵魂当即受到极大震动。原来，这是他小学时候很好同学的妹妹，经常一起玩，她一直跟在屁股后面叫他“哥哥、哥哥”。这件事令他非常痛苦，为自己学会打女孩子耳光反省，认为自己走在了非常危险的道路上，有了深刻的罪孽。也许，正因为这件事，他有了不再参与办案的决心，后来干脆换了单位、工作。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朋友的故事呢？垃山、煤饼之类被捉，特别地弱小，对于养成了欺凌欲望的人来说，欺凌她们是最为容易和安全的，也可能特别能够满足欲望。然而，曾经时代的苦涩不仅限于此，如果作为打击卖淫嫖娼而捉垃山、煤饼，主要办理的是民警，也即是正规军，这还是有一定限度。当其演变为捉情侣，发生泛化，不仅捉的人是工纠队、联防队、民兵之类杂牌军，而且进行处理的也可能实际主要由他们负责，更就成了社会灾难。为什么呢？这些人特别容易养成满足欺凌他人的欲望，并有需要不断满足自己这种欲望的需求。杂牌军很重要的任务是巡逻、值班，尤其是值夜班。值夜班的特点是设法消磨时间，在曾经的年代，这些人中有一些会特别喜欢捉情侣，把他们拉到派出所当猴子耍几小时，令枯燥的值班有了十分猥琐的丰富多彩，以至于乐此不疲。有一家公园一直出没有一个50来岁的工纠队员，其实这里并不是他的工作责任地，因此实际是他业余时间在这里出没。他的业余时间基本就泡在了这个公园，像幽灵一般晃荡，搜寻情侣，然后观察，见情侣正当要进入状态时，突然跳将出来大呼一声，然后一连串恐吓。他全部的人生乐趣，都沉浸在情侣们的恐惧中。

正当的情侣为什么会被当作猴子耍呢？一些情侣忍耐不住，躲到绿化地、小树林拥抱接吻，他们往往不会注意到有人盯了上来，客气的可能突然以训斥的口吻大喝，把情侣吓得屁滚尿流，而这屁滚尿流正是一些工纠队员、联防队员需要的一种欲望满足效果。不客气的就拉进去，命令他们立正、稍息，然后质问为什么要鬼头鬼脑钻树林，为什么要在“公共场所”做“下流事”，为什么生活腐化、作风败坏，都是什么单位工作的，出身是什么，政治身份是什么，等等。进行威胁的办法，无非就是声称要移交给正规军办拘留、送劳教，或者是通知单位、里弄、家属之类来领人，让情侣有名声败坏的恐惧。那时候的人们在情色问题上基本都面皮很薄，一当被捉进去，即使明知道根本不会被拘留、劳教，但只要害怕被同事、同学、邻居、朋友知道，除了忍受被当猴耍，还能怎样？更何况，反抗是不切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的人实际的，这个国家绝不容许反抗。

有个做中学教师的朋友，从来没有跟女性拥抱过。已经是1985年了，谈了一个自认为彼此很喜欢的女朋友，数了一年左右电线杆（那时候恋爱没有太多节目，最平常就是傻傻地在马路上走，上海人称为“数电线木头”），试图拉女孩子手，她也由于害羞要甩开他。一次朋友似乎无意地跟她逛到公园，大概实在忍不住，看四处无人，就强行拉她到小树林，试图拥抱住她实现人生初吻。正当此时，忽然有几声大喝，不知从哪里窜出来几个联防队员，就把他拉派出所去了。幸好，那女孩子这时候倒是很不害羞，坚持远远跟着，在派出所外面等了几个小时，见他没有放出来，就勇敢走进去，说明跟他是谈恋爱。几小时中这朋友在里面是怎么被耍的，他后来怎么都不愿意说，以我的经验，我想，仅仅让他低头立墙角，就够他一生一世的侮辱记忆了。这件事情，当时联防队答应不告诉他单位，但终于还是被单位知道了，令他在同事中灰头灰脸，成为取笑对象，最终不得不设法调出了教育系统，而那女孩子则恼怒惹出是非，担心所谓的“社会影响”，不愿意跟他继续恋爱下去，离开派出所后就明确分手了。

大致来说，捉情侣这种肮脏事情在上海到了1985年以后就逐步减少了，很快就基本不发生了。不过，直到1990年，我还是经历了这样一件事情。那时候我在反贪部门工作，也正是反贪高峰期间，我所在部门基本一直是连夜工作的。一日我们正在办案，半夜里忽然跑来公安局分管案件的副局长，跟我们几个熟人唉声叹气。原来，一个派出所值班的联防队夜里巡逻，把在路边绿化地一对正拥抱接吻的情侣给拉进去了，不想进去后，男子大拍桌子要他们叫局长马上来，那情态、气势立即吓住了刚才还狐假虎威的联防队员，值班民警感觉不妙，马上报告所长，让所长赶到所里。原来，这是附近某军队单位的两名军官，男子是中校，女子是上尉，都是高龄单身，彼此恋爱，今天是数了电线杆后送女子回去，女子还要转一辆公交车，等夜车时候两人见附近正好有点灌木可以遮一下，就去吻别，不想却被拉进了派出所。男子愤怒地告诉所长，局长不到派出所解释清楚，他们就绝不离开。这位副局长怎么敢去派出所，想到我们一定在连夜办案，就跑来问是否认识有关部队的人，设法寻求安抚、通融那两位军人的渠道。我们当即就责备这位老兄，在局里太缺乏教育，“这个年头了，怎么还做这种狗屁事情？”他叹气说：“我们底下民警怎么会吃饱饭做这种戆事？都是联防队，有些人就是骨头贱，欢喜寻人开心。惹出这种事，真是伤脑筋。”

【注】本文原标题为《苦涩的上海情色》

作者：顾则徐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独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