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No.531：集体主义下的村儿

源济

摄影/射小箭  编辑/王崴  2015-11-26

集体主义红色光环下的南街村

文/射小箭

在中国数万村庄中，河南南街村是最出名的村子之一。这个几乎已成集体经济代名词的名村，曾因神奇的发展速度和安逸的保障，受到追捧；也曾因为巨额债务，备受质疑。对于村外的人来说，南街村是充满神秘色彩的，它的独特显得与当今社会发展节奏格格不入。而对于村里的人来说，南街村的命运已和他们的个人命运密不可分，他们大多不愿意离开村庄，也不愿离开原来的“大方向”。

下班后，32岁的王炎明开着自己的铃木小轿车回到家。70平米的两居室里，妻子和孩子正等着，客厅宽敞。

和外界描述的南街村一致，屋子里，崭新的电视、冰箱、洗衣机，生活必需的家电、用品应有尽有。村里八百多户，三千人左右，统一配置高标准住宅楼，依照不同人口分配。大套三室一厅92平米；小套二室一厅74平方米，卫生间设施齐全，一天24小时热水不间断供应。

这个面积1.78平方公里，用城墙将自己与其余村落隔绝，时至今日依然坚持着集体主义经济的村庄里，村民享有包括住房、食品、医疗、教育在内的14项福利，统一配置花销，一切由集体“买单”。

走进南街村，一条宽阔大道直通村子的中心——东方红广场。广场中央，汉白玉质地的毛泽东雕像高高耸立，标志性地挥舞右手，指引前进方向。毛泽东雕像后面不远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画像依次环绕。

1984年，人民公社制度瓦解，整个中国都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过渡。时任南街村书记王宏斌却逆势而行，提出重走集体化经济道路，学习毛泽东思想，并将毛泽东时代一系列举动带入生产生活。

在村书记的带领下，个体工商业者陆续将自己的产业交还集体，通过回收耕地、开设村办企业，南街村全部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

这种与社会发展趋势相背的行为，却也带来超乎人们想象的进展——1990年，南街村集团总产值达14亿。“16年增长2100倍”，村书记王宏斌说，南街村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深圳的速度。

但发展的代价原来并不为人知。2008年，《南方都市报》披露：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据称，当年南街村实际负债达17亿元。几大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后，因为南街村产生的不良信用记录，将其列入黑名单。

“南街村模式”一度引发强烈质疑，虽然事实上鲜有人能说清楚，所谓的南街村模式是什么。有调查发现，过半数村民对南街村发展模式表示不了解，仅3%村民认为自己“非常了解”。

不了解发展模式并不意味着对自己原来的生活不认可。在现在的南街村，人们仍旧倾向于留在村里不出去：2013年武汉大学对南街村青年做的幸福感调查问卷中，194份有效问卷显示，只有15%的人选择或愿意外出务工。受访者更多将目光投诸眼前的温饱，更多强调自身对幸福感的获取。

前文的王炎明便是如此。毕业后，他一度在南街村电视台工作。两年后，“刚毕业嫌村里赚钱少，表哥在外面做医药招商，怂恿我出去，没经得起高工资的诱惑”，王炎明辞职，离开南街村，“以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在外面过了两年，去过邯郸，又辗转到了洛阳。因为自身履历没有竞争力，从事的药品销售时常入不敷出，王炎明的生活并不如意：“住的地方自己租，每个月几百块钱，十几平的小房子。除了吃喝，自己一分钱攒不下，有的时候还得跟家里要钱。”

蹉跎之后，王炎明回到南街村。他向村委会递交申请报告，反省自己“做法受到了外面的诱惑”，希望回到集体中工作。两个月后，村里开会决议，安排王炎明在药厂上班，负责销售。

这一回去，王炎明不再出来。

村中许多居民与王炎明想法相似。“再没有地方比这幸福了。”72岁的南街村村民李喜兰坐在自己家中说。虽然从没离开过南街村，但她坚持认为自己很幸福——老伴瘫痪六年，去郑州、北京治病，三十多万元医药费由村里全额支付。

南街村的“红色神话”就在村民的幸福感和外界的质疑中交织形成。1998年之后，南街村经济发展连续下滑，“红色亿元村”神话破灭。村支书王宏斌和村民并不否认贷款、经济下滑等问题。

而对《南方都市报》所报道的南街村村主任王金忠心脏病突发身亡，办公室的保险柜中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房产证，许多人却选择回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人说：“之前确实有过这些事情，但是现在都没了。一个集体里，多少都会有些败类，这在哪都一样，只要有班长（村支书王宏斌）在，村里大的方向就不会变。”

可“大的方向”究竟是什么方向？32岁的王炎明，72岁的李喜兰，这些长久生活在“红色亿元村”里的居民，都说不清楚。他们只知道，愿意在“大方向”的光环下，继续原来这样“幸福安逸”的生活。

-完-

源济

在中国数万村庄中，河南的南街村是最出名的村子之一。对于村外的人来说，南街村披着一层神秘色彩，它的独特显得与当今社会发展节奏格格不入。南街村的中心是东方红广场，格局仿照天安门广场而建。中间巨大的汉白玉毛泽东雕像耸立在广场中央，早年毛的雕像下由民兵二十四小时站岗守护，现已改成护栏围绕。南街村治下村民和儿童被灌输毛泽东道德标准和集体主义原则，指导他们的日常生活。





夜晚，南街村生活区的一座廊桥上，一些村民在休闲。南街村城市化建设水准已达到现代化；街道、建筑等水平甚至超过漯河等一些城市。1984年，人民公社制度瓦解，整个中国都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过渡。时任南街村书记王宏斌却逆势而行，提出重走集体化经济道路。个体工商业者陆续将自己的产业交还集体，通过回收耕地、开设村办企业，南街村全部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





南街村方便面是南街村的招牌企业，方便面厂有五百余名工人，其中三分之二来自村外，工人的月工资在两千元左右。据厂里工人称，目前方便面厂的效益非常好，工资水平在县里属于中上等。





南街村的领导认为，毛泽东思想和集体主义精神指引他们走上了富裕的道路，要饮水思源。工厂规定，班前班后，工人都要身着统一服装，整齐站在厂里唱革命歌曲。工厂里还会定期开设学习班，对新职工进行思想教育。





南街村的企业定期开集体大会，几百人聚在南街村文化园的会场里，由企业领导汇报工厂效益和企业发展方向。村里领导称，南街村在2014年的企业生产总值达到近21个亿，目前企业效益稳步攀升。然而据2008年媒体披露：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据称，当年南街村实际负债达17亿元。而这笔巨额债务后来由政府层层下令，命银行“自行消化”。





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右）是南街村的精神领袖，村民都称他为“班长”，31年前，正是他确立了南街村的发展方向。有报道称，在南街村目前“班长挂帅”、党委领导、党政经三面一体的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中，王宏斌居于毫无争议的中枢地位。1998年之后，南街村经济发展连续下滑，“红色亿元村”神话趋于破灭，王宏斌并不否认贷款、经济下滑等问题。





但无论如何，南街村目前依然维持着较高的生活水准。南街村里工业区、生活区和教育区分布有序，花园式的工厂、住宅和学校让人丝毫感觉不到内地农村贫穷落后的气息。图为南街村的生活区，傍晚在小区休闲的村民。





南街村共有村民八百多户，三千人左右。统一住在村里生活区的住宅楼里，按不同人口分配。在这里，毛泽东成为村民的信仰，每户家庭里都摆放着毛泽东像，比作“神明”一般供奉。





南街村实行了一种“共产主义”分配制度，教育和医疗全部由村里承担费用，村里还每月定量向村民发放购物卡和生活用品，村民可凭购物卡在村里的超市购买东西，每张卡目前每月存入80元。南街村在村民福利待遇上的花费为8000元每人每月。图为南街村向村民发放的购物卡、生活用品账本以及医疗证。

源济

王炎明居住的70平米两居室是结婚后村里分配给他的房子。早年他曾经离开南街村去外面跑医药，但并没有赚到钱，在外面闯荡的日子也远没有在家里安逸舒适。蹉跎之后，王炎明回到南街村，向村委会递交申请报告，反省自己“做法受到了外面的诱惑”，希望回到集体中工作。两个月后，村里开会决议，安排王炎明在药厂上班，负责销售。这一回去，王炎明不再出来。目前凭借他的人脉关系和在外面学到的东西，有着比以前高得多的收入，他对村里充满了感激。2013年武汉大学对南街村青年做的调查问卷中，只有15%的青年选择或愿意外出务工。





2013年，南街村在村后山旁建起一座大楼，计划作为南街村的第二代村民楼供村民居住生活。目前主体已经建起，但因资金不足而停滞至今。王宏斌称之为“无产阶级公寓楼”，有着“五星级的标准”，在这座公寓里，吃，穿，住，健身等设备场所应有尽有，都属于村民公有。





南街村几乎没有娱乐设施，跳舞是村民打发夜晚时间的一种方式。





有时一些老年村民会聚集在村口听戏。





每年十月一日，南街村都要举办集体婚礼，22对新人穿着统一的婚纱和西装进行一系列仪式，包括唱革命歌曲、集体宣誓、向毛泽东像鞠躬等。





“再没有地方比这儿幸福了”，72岁的李喜兰坐在家中说。虽然她从没离开过南街村生活，但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幸福感，她很坚定。李喜兰的老伴瘫痪了六年，几年前她和家人带着老伴去郑州、北京治病，三十多万的医药费都是村里支付。其实调查显示，大部分村民对南街村发展模式并不了解，但不了解并不意味着不认可。南街村的“红色神话”就在村民的幸福感和外界的质疑中交织形成。





2003年，南街村村主任王金忠心脏病突发身亡，在其办公室的保险柜中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房产证，可是对于此事，村民们却选择回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人说：“一个集体里，多少都会有些败类……只要有班长（村支书王宏斌）在，村里大的方向就不会变。”可“大的方向”究竟是什么方向？这些长久生活在“红色亿元村”中的村民却都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