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征：一万个事实也不能证明一个人很好

源济

原创 2015-11-22 袁征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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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看完样片，大家座谈。曹禺很佩服巴金晚年的勇气，大声说：“跟巴金相比，我简直是个混蛋！我简直不是人！”

▍一

1989年，李辉出了《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以后这本书印了一版又一版。

全国大批胡风的时候，作家袁鹰在《人民日报》工作，还旁听文化部的部务会议，熟知那场政治运动的全过程。

看了李辉的书，他写道：“青年学者李辉1988年发表，次年出版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曾经为文坛、为知识界带来巨大的震动。十五年后，作者对部分史实作了修订和补充，......重读此书，不禁五内如焚，百感交集。”

▍二

那本书是李辉毕业几年以后写的。

1982年春，他在复旦念完本科。当时大学毕业生不是自己找事做，而是由学校“分配工作”。李辉被差到北京，先在《北京日报》实习一个月。中国的“日报”都是各级党委的机关报，特别严肃正经。李辉想去个随意一点的报社。实习之后，他挑了《北京晚报》。

▲2015年李辉参加南国书香节 摄影/修图：袁征 灯光：章深

李辉离开复旦的时候，贾植芳先生知道他在北京人生地不熟，主动给胡风、牛汉等老朋友写了介绍信，请他们关照那个年轻人。到北京的第三天，李辉就去看胡风，很快成了胡家的常客。初到北京那段时间，他几乎每个星期都会看看胡风，在那里吃一顿饭。李辉回忆说：“他们给我这个新来乍到者，带来家庭般的温暖。”

他还拿着贾先生的介绍信，挨个拜访路翎、黎丁等前辈，很快进入了北京的文化圈。李辉在《北京晚报》“文体组”当文艺记者和副刊编辑，不断采访文艺界的重要事件和人物。

他采访的头一件大事，是1982年6月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四届二次会议。在会上，胡风被增补为文联委员。李辉觉得这是个新闻，对胡风做专访，写了《京华访胡风》。这篇特写语调相当平和，但报社领导犹豫再三，还是不敢发表。当时通讯不发达。李辉骑摩托车到西单电报大楼。特写不长，就千把字。但一张电报纸只能写四五十字。李辉一点一点抄，足足用了二十多张电报纸，把文章发到广州的《羊城晚报》。胡风平反后，中国大陆最早讲他的特写就是这篇短文。

李辉这时的目标是搞现代文学史的论著。他还跟陈思和一起研究巴金，几乎走访了巴金在北京的全部朋友，特别注意跟巴金关系密切的冰心、沈从文、萧乾和卞之琳。1985年，陈思和跟李辉完成了《巴金论稿》。《文学评论》杂志想把李辉调过去，但《北京晚报》不让他走。

报社的一个同事去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约李辉写一本传记。当时中国大陆出版的人物传记很少，文联出版公司想乘虚而入。李辉提出两个选题，一个是路翎，另一个是萧乾。路翎被说成“胡风集团骨干”，经历特别惨。那位原来的同事担心，路翎传写出来也未必能出版。于是李辉花很多时间采访萧乾，在1987年出版了《萧乾传》。

从此李辉转向纪实文学。

▍三

1984年，李辉在《北京晚报》开了两个专栏，一个叫《作家近况》，另一个叫《居京琐记》。

前一个栏目介绍老作家，配上他们的照片，每个星期发一篇。李辉带着一个照相机，采访了沈从文、冰心、臧克家、聂绀弩、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冯至、姚雪垠和秦兆阳等名家。后一个栏目请老文化人写在北京生活的感受。这使李辉联系的范围扩大到作家以外。他跟画家吴冠中和翻译家董乐山、王佐良约稿，跟戏剧史家吴晓玲、美术史家常书鸿和其他学者、艺术家约稿。

这一年12月，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大会召开。李辉已经专做编辑，不当记者，但他主动要求去采访。除了胡风，参加大会的“胡风分子”有十一个。舒芜在五十年代带头批胡风，“分子”们都不跟他来往。其余十位聚在京西宾馆贾植芳先生的房间，李辉也在那里。那些老人决定一起入场。第二天开幕式，胡家军以年龄为序，排着队走进八百多人的大会场。瘦小的贾先生被自行车撞伤骨折，刚刚好转，拄着拐杖，轻快地走在最前面。他们在搞集团，但对大会没有任何伤害。受了二十多年的冤屈，得到解脱，老作家们扬眉吐气。

很自然，《作家近况》里不会没有胡风。这个专栏的第四篇讲，八十二岁的胡风在几个月里写了十四万字的文章。他为《胡风评论集》写的后记长达四万多字，回顾了自己的一生。这篇文章的发表一定会引起海内外注意。

胡风近况登上《北京晚报》。人民文学出版社马上指责李辉报道失实，说他们并没有决定采用胡风的《后记》，要报社更正。领导叫李辉写一份说明。这是李辉当记者以后第一次惹麻烦。后来事情不了了之。第二年春，《胡风评论集》第三卷出版，还是收了他的长篇后记。这时老人突然病重入院，确诊癌症晚期，很快就去世了。

▍四

李辉觉得，五十年代全国批胡风，讨伐文章铺天盖地。胡风被关进监牢，逼到神经分裂。一大批跟他有来往的知识分子家破人亡。二十多年之后认错，只是在一些机构内部传达个文件，报刊电台还遮遮掩掩，跟以前的批判差得太远。

他想访问亲身经历者，收集材料，把那个冤案记录下来。他跟贾植芳老师讲了自己的想法。贾先生叫他趁多数亲历者还在世，马上动手。李辉写信给念书的时候就认识的“胡风分子”曾卓。曾先生建议他能采访多少过来人就采访多少，还说会尽力提供帮助。

于是李辉背上书包，行走在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敲开一个又一个老人的大门，写出《胡风集团冤案始末》。这本书提供了很多第一手材料，是研究胡风案件必读的著作，在国内已经出了四版，东京有名的岩波书店还印了日文本。

李辉承认他跟贾植芳先生和他的朋友有特别的感情，但他写书时尽一切可能守住公正的原则。李辉告诉我们，他讲胡风和他的朋友有宗派性。一些“胡风分子”对他的书不太满意。

人是社会动物，交友抱团是人的正常行为。文明国家的法律都保护公民结社自由。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决定公共事务，不管个人私事，让倾向不同的集团和派别和平共存。个人很渺小，不准搞集团，人民就没有力量。

我告诉李辉，有人讲胡风比整他的周扬还要“左”。如果他掌权，会比周扬掌权更糟糕。

李辉回答，鲁迅就很“左”。胡风是鲁迅的学生，继承了这一点。但他们没有掌权，而周扬却借政治权力打击别人。胡风这种性情的人，毛主席不喜欢，更不会重用。人们常有不同的主张，观点本身并不害人。

这讲法有道理。人们的看法往往不同。一个美好的社会是有各种各样观点的公民和平共处的社会。民主政府是全体人民的代表，按多数人的决定处理公共事务，但保护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不压制人民中任何一派的观点。

八十年代末，李辉突然觉得很灰心，不想再写东西。1989年10月，萧乾给李辉一封长信，说一个人在关键时候要能够静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飞机在上面轰炸伦敦，他就在地下室琢磨《尤利西斯》。越是不安的时候，越要冷静。

看了萧乾的信，李辉决定找点事情，接着干下去。十年前，丁玲在《诗刊》上发表文章大骂沈从文。于是李辉动手收集材料，采访了几十个当事人，两年后出版了《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

▍五

老人一个一个去世，李辉的记录变得特别宝贵。

▲李辉和他收集的史料 李辉供图

1987年秋，他离开《北京晚报》，调到《人民日报》文艺部。

我问：“你原来不是不想在机关报干吗？”

他说：“《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在报界和文学界地位很高。他们希望我去，我就去了。”

1988年4月，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完成了《巴金》，搞一个小型看片会，李辉得到邀请。无理的制度毁掉了一大批作家。在很长的时间里，巴金也在做人云亦云的事。“文化大革命”闹完以后，他成为讲真话，批判文化专制的勇士。那天看完样片，大家座谈。曹禺很佩服巴金晚年的勇气，大声说：“跟巴金相比，我简直是个混蛋！我简直不是人！”

李辉记下了这条难得的史料。

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李辉的语气一直很平和。回家的路上，我太太说：“怪不得那些老作家和他们的家里人都信任他。”李辉的书也不偏激。对于有争议的事情，他往往将两方面的证据都摆出来。

周扬长期当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有“阎王”之称。他自己在“文化大革命”落难以后，有人说他大彻大悟，也有人说他只是装样子。李辉写了作家协会代表大会上人们给周扬写致敬信的热烈场面，也写了梅志和李之琏等人对周扬晚年的否定。

李之琏原来是中央宣传部的秘书长，直接负责丁玲专案。调查之后，他不同意周扬对丁玲历史问题的看法，结果自己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赶到农村做苦工。“文化大革命”后，上头承认整丁玲整错了，对李先生进行复查。

李之琏接受李辉采访，说：“平反时我到北京，等待最后结论。我住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周扬当时也住在那里。每天我们都能在散步时碰到。他的态度恶劣透了，第一次碰到我，问我：‘你来了。你现在在哪里？’我说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他又问：‘你来干什么？你将来还回去吗？’完全装蒜。以后见面，他还是问这几句，我干脆躲开他。......[后来]我和他都是中顾委委员，见面也不说一句话。他对我没有一点歉意。我看他对人道歉是应付人的，从来没有真诚。”

▍六

李辉把正面和反面的意见都写到书上，让读者自己判断。

略懂波普尔证伪理论的人都知道，在很多情况下，一万个事实也不能证明一个人很好，因为可能还有当时（甚至永远）不知道的相反证据。但在一些情况下，一条可靠的材料就能判定某人不诚实。在法庭上是这样，在日常生活里也是这样。

我看过《吴祖光日记》。那是吴先生的儿子交给李辉的。

我问：“那些日记都是你自己整理的吗？”

“是啊，”李辉回答。“有些字写得潦草，不好认。我花了两年多才搞完。”

“你不要上班吗？”

“上班呀。副刊部有二十多人，一个星期就搞八个版面。报社的工作每天用两个钟头就能干完。我的东西几乎全是在办公室里写的，周围再吵也不影响我。我中午从来不睡觉，或者看看英语，或者将吴祖光的日记敲进计算机。那也是休息。”

我太太问：“你没有助手吗？”

李辉回答：“我没有助手，我不需要助手。”

他接着说：“我五十九了，明年退休，现在已经进入倒计时。报社给我的工作也少了。”

我问：“退休以后干什么？”

“想干的事根本做不完，”李辉说。“印刷的报纸很快就不行了，但八十年代以后报纸的副刊有很多好文章。我准备搞一套《副刊文丛》。另外还有好多材料要整理，要写出来。我家里有几百个卷宗，光是萧乾给我的信就有两百多封。”

▍七

手表的指针一圈一圈地转，我不得不中断谈话，说：“照相吧。”

这酒店外表和大堂都很辉煌，但房间实在太小。我们只能在双人床和墙壁之间的窄缝里活动，有一个柔光箱要架在床铺上。来之前，我和太太在书架上用图钉摁了两排大大小小的参考照片，设计了好几个拍摄方案，现在全用不上。

透过取景器，我看到李辉相当壮实，已经到了这个年纪，身上没有一点松弛的肉，还保持着文工团男主角的强健。

我问过他业余干点什么。他说喜欢旅游，另外每星期上两次健身房。

我问：“能坚持吗？”

他回答：“能。”

这家伙如果打扮一下，会迷倒不少妇女。

可惜他就是不喜欢打扮。我不止一次想叫他换掉那件皱巴巴的短袖衬衫，但又担心：要是他其他衣服更糟怎么办？

作者：袁征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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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征：“家庭成分”该怎么填

原创 2015-11-19 袁征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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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因为爷爷的后妻有点田，李辉低人一等。念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学生要填一张表。大家都在课室里写，表上有一栏是“家庭成分”。李辉很不情愿地填了“地主”。

▍一

听说李辉来“南国书香节”搞名家讲座，我给他打电话，说想在8月19日做个采访，拍几张照片。

放下电话，我想起在一张报纸上看到记者照的像，李辉穿得吊儿郎当，赶快补了一条短信：“19号拍照，你收拾得整齐一点。”

叮咚，马上收到他的回复：“行，19号我整容。”

我转头跟太太讲：“这家伙跟‘二流堂’分子混，整一个学坏了。”

▍二

“二流堂”是抗战时吴祖光、唐瑜、丁聪和凤子他们一伙艺术家的小圈子，一群绝顶聪明的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成了“反革命集团”，让《人民日报》点名批判。

李辉不但和“二流堂”的“分子”们很熟，还跟其他很多文化老人交朋友，收集了数不清的第一手材料。他特别勤快，写了讲胡风、沈从文、丁玲、丁聪、萧乾、黄苗子、郁风、杜高和黄永玉等人的三十多本书，翻译过《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枯季思絮》和《美国记者在中国革命中的冒险与磨难》之类小说、散文和专著，还整理出版了吴祖光和冯亦代的日记，主编过好几套记录现代中国文化的丛书，获得鲁迅文学奖和华语文学传媒奖。

他的“老朋友”一个又一个去世，他们很多事情就靠李辉及时记了下来。有的学者研究一两个现代人物，收集了大量史料，搞得很精深。但没有人像李辉写的范围那么广，收集的原始材料那么多。

他在广州呆两天，还要见一些人，我们只有两个钟头采访和拍照。

路上不太挤，出租车早了到达。我们在外商大酒店漂亮的大堂坐了一会。差十分钟九点，我给李辉打电话。他说还在吃早饭，我说不急。

他很快就从大堂另一头的餐厅冒出来，往我们这边走。李辉老了，头发稀疏了很多，原来右边额头标志性的那撮下垂卷发已经不见踪影。年近六十，这不奇怪。事实上，李辉还挺精神，走路带着一阵风。他皮肤比较暗，中等个头，消瘦结实。

但我的警告没有用：那家伙穿着一件皱皱巴巴的花格子衬衫。不知为什么保安没把他赶出酒店。

我在电话上讲了想知道些什么。他很健谈，在回房间的路上就讲开了，以后一直顺着说下去，几乎不用提问。

▍三

李辉1956年出生在湖北随县，上头有个哥哥，后来添了个妹妹。

他父亲念过两年中学，又到湖北农业学校培训了一年。李辉不到一岁，父亲就到一个乡当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乡是农村里比镇还要小的地方，有好长一段时间叫“公社”。母亲在乡下教小学，是正儿八经吃皇粮的公办教师，不过她自己也只是小学毕业。李辉家就在学校残破的院子里。

▲作者注：2015年李辉在广州摄影/修图：袁征灯光：章深

1968年，父亲调到县城郊区的农业推广站，他们全家进了城。那时“文化大革命”已经闹了好一阵。

他父亲刚出生，奶奶就死了，爷爷续弦娶了第二个妻子。父亲只有几岁的时候，爷爷也死了。1950年土改，父亲的后妈有一些地，被划成地主。其实她老人家恐怕也富不到哪里去。我太太插话问他家到底有多少田。李辉一脸茫然地说：“不知道。”

地主是头号“阶级敌人”，他们的孩子是“狗崽子”。领导有权，自然想怎么整就怎么整；百姓是“革命群众”，随便找个理由也可以收拾那样的贱民。为了生存，李辉的父亲在外头总是低声下气，把上上下下的关系搞得很好。但压力太大，他一回家就发脾气。

母亲默默忍受着一切不幸，平静地照顾全家大小和她的学生，一年又一年。

李辉小时候受妈妈的影响最大。

按理每个人都是独立的生命，应该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牵连家族的风气在中国一直没有断。好像一个人红，第二代就红，第三代也红；一个人黑，第二代就黑，第三代也黑。

就因为爷爷的后妻有点田，李辉低人一等。念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学生要填一张表。大家都在课室里写，表上有一栏是“家庭成分”。李辉很不情愿地填了“地主”。

事情马上传开，好些同学骂他，挖苦他。以后班里最脏最累的活都要他干。李辉一个人做卫生，满头是汗。其他同学围在边上，像看猴一样，还说些难听的话。

谈到这里，我太太插话说，李辉可能填错了，应该写父亲的职业。他爸爸是农业技术推广站长，可以填“干部”，起码可以填“职员”。

我和太太不在一个省长大，也填过很多那种荒唐的表。我记得的情况跟太太一样。

李辉执迷不悟，说我们搞错了。

无论如何，就算前辈造了孽，那也是他们自己的事。要完全无辜的后代填“家庭成分”，往自己脸上抹黑，跟着前辈受惩罚，那是很野蛮的制度。

李辉学着妈妈的样子，没有打蔫，咬紧牙关坚持。他不说什么，就靠苦干证明自己。他的功课越来越好，做集体的事情也卖力，慢慢得到多数同学的尊重。

▍四

毛主席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全国中学从六年变成两年初中、两年高中。

1974年，李辉高中毕业。上头说“知识青年”应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要他们到农村去。那时的宣传说工人比农民更先进，如果是“接受再教育”，为啥不让“知识青年”进工厂跟最先进的阶级学习？“接受再教育”不像真话。

把中学毕业生赶到乡下，那是很不负责任的政策。一个福建的小学老师写信给毛主席，说“知识青年”在农村根本养不活自己。于是全国推广“株洲经验”，让中学毕业生父母的机构跟农村的人民公社“挂钩”，把孩子集中送到乡下一个地方，要他们父母的机构帮着照管那些“知识青年”。李辉的妈妈已经调到一家百货商店。他和县里商业系统五六十个职工的孩子一起下乡，跟农民一块建茶场。

干活很累。他们先用锄头、铁镐在山坡劈出一层一层平地，挖好水沟，然后刨坑种茶树。大家一起在食堂吃饭，伙食挺糟，还吃不饱。政府每个月给八块钱补贴，另外看个人干活多少，在生产队记工分，一个月大概有五到七块钱，自己可以勉强生存。但要结婚生子，过正常的家庭生活，那就不够了。

当局控制了整个社会，百姓完全没有选择。李辉他们根本没有去想将来怎么办。好在青年男女住一起，打打闹闹，可以麻痹一下自己。

那时各种“宣传队”、“文工团”特别多，唱红歌，跳革命舞。李辉长得帅，身材一流，很能跳舞，在流行的“革命舞剧”《白毛女》里演男主角大春。

他的哥哥下乡早。当时还没有用株洲的办法，“知识青年”分散的各条村子当农民，不能抱团取暖。李辉去看过，那生活真叫苦。

▍五

毛主席去世，“文化大革命”就不再搞了。“知识青年”陆陆续续回到城里。

1977年初，李辉进了湖北油泵油嘴厂。这个厂有两千多人，跟另一个工厂合办子弟学校。李辉的爸爸喜欢看书，还挺能写。五十年代毛主席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里就有他的文章。受父亲影响，李辉也爱写点东西，原来是知识青年写作函授班的学员，还在公社小学代过两个月课。工厂的人看了档案，叫他去子弟学校教语文。还有一个女“知青”被挑去教数学。

那一年10月，上头突然说要恢复大学的招生考试。李辉从小就想到外头看看，经常翻着一本中国地图册做白日梦。这时他觉得机会来了，准备考其他省的大学，到外面的城市念书。李辉并不特别着急当大学生，考不上也无所谓，留在工厂教中学就挺好。他只是想碰运气，看能不能出去开开眼界。

他爸爸马上反对，说1950年以后政治运动没停过，几乎都是整读书人，念大学有什么好？

儿子不听他的话。

父亲又说，要上学也不能念文科，念文科是自己找死。

李辉还是不听。那时考生是奔自己的兴趣上大学的，先报志愿后考试。李辉喜欢文学，报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山大学中文系和南京大学中文系。三个学校都在南方。他怕北方冷，还怕饭菜吃不惯。

10月开始复习，12月就考试。机会很少，全国平均一百人争五个位子。好在李辉过去念小学和中学憋了一股气，功课不赖。在学校做事，好些老师可以帮他复习。李辉的数学搞不通，就问一起进子弟学校的女教师。她复习语文有困难，就来找李辉。

结果李辉上了复旦，那女孩考进东北的一家名校。

▲李辉在家中书房李辉供图

▍六

李辉开始没有特别在乎这个机会。

一到复旦，他马上参加了学校文工团的舞蹈队。

“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高校就停了招生考试。1970年以后有过一些“工农兵学员”，但那是上头挑的，一般人不能指望。李辉那一级和半年后入学的1978级多数是“文化大革命”时积攒下来的好学青年，能人挺多。

李辉班上好几个同学进复旦以前就发表过小说、诗歌和文章，小有名气。“文大化革命”不闹了，高校重新打开大门，大家都很兴奋，觉得中国的经济文化一下就会世界领先。班里搞了诗歌组、散文组和小说组，作品贴在宿舍走廊的墙报《百花》。

开学才两个多月，同学互相还不大熟，卢新华控诉“文化大革命”的小说《伤痕》就上了《百花》。以后一连几天，墙报前挤满了人，好些学生边看边抄，边看边流眼泪。《文汇报》知道了，要拿去发表。中文系里有不同意见，开了辩论会。有人为那小说叫好；也有人批评主人公太软弱，不是典型的正面人物。一些同学写支持那篇小说的公开信，李辉在上面签了名。

《伤痕》登上《文汇报》，马上引起轰动，得了那一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还激起“伤痕文学”的浪潮，各地轰地冒出无数回忆“文化大革命”的小说。这件事对李辉后来搞纪实文学有影响。但在那个时候，他还是在文工团里跳个不停。

快活不知时候过，一年级眼看就要完了。同班的陈思和比李辉大两岁，念大学之前就发表过文章，好学稳重。一次下课，他跟李辉讲：“咱们一块研究巴金吧。”现代文学史的课刚讲过巴金，巴金的儿子又跟他们同班。李辉马上答应。

▍七

他们去系资料室借《巴金文集》。

资料员是个瘦小的老头。他听说两个小年轻想研究巴金，就把他们领到另一个书架，指着一排发黄的书说：“研究一个作家，得先看他小说最早的版本，再看后来修改过的本子，对比前后变化。”

这是认真做学问的办法，但当时上课没讲过。相反，课堂里的说法变来变去。党史老师头一个星期还骂彭德怀搞“反党集团”，下一个星期就夸他是忠诚的革命家。听了资料室里老先生的话，李辉突然觉得，文科也有真学问，也有真正的学问家。

原来这位老人是贾植芳先生，有名的小说家、翻译家和现代文学史专家。贾先生在1955年被说成是“胡风集团骨干”，四次关进大牢，1966年放出来，在复旦印刷厂和建筑队做工，李辉见到他的时候刚去掉“反革命”罪名，还不让上课，在资料室里打杂。

李辉不再参加文工团的活动，认认真真研究巴金，不停地往资料室，往贾先生家里跑，向老人家请教，听老人家讲现代作家的旧事。

李辉成了另一个人。

1979年贾先生恢复了教授职务。上头承认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完全搞错了，是个大冤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请贾先生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的《巴金专集》。他叫李辉、陈思和参加，跟几个老师一块搞。这使李辉养成了收集资料的习惯。

贾先生还介绍李辉认识被说成“胡风集团分子”的老文学家。胡风的太太梅志到贾先生家吃饭，贾先生也叫上李辉。

（未完待续）

作者：袁征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